1月31日，香港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在出席警察學院結業禮後會見記者，就30日上環5800萬日元劫案作出通報。他表示，警方至今已拘捕5男1女，包括3名日本人、2名內地人及1名本地人。其中1名被捕的日本人是30日的報案人，警方初步判斷他是劫匪的內應，負責提供資料給另外2名日籍男子協助行劫。警方目前已追回部分被劫日元，部分款項已被轉為其他貨幣。周一鳴指出，近期警方將加強巡邏，特別是風險較高的地點，如找換店、金店及珠寶店等，並會安裝閉路電視以加強監察。上環劫案發生前，30日凌晨東京羽田機場也曾發生一起搶劫未遂案，警方表示，行李中攜帶有1.9億日元（約合124萬美元）現金的一名男子在機場一處停車場遭辣椒噴霧襲擊，但他未丟失任何財物（相關報導）。日本警方懷疑兩宗案件有所關聯。周一鳴表示，如有需要，警方會按一般協助模式，向日本警方瞭解案件是否有關聯。至於被捕人士是否涉及跨國犯罪集團或有黑社會背景，警方正進行調查，稍後會向公眾交代。 (紅星新聞)

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近期的暴力“執法行動”在全美多個城市激起連續抗議示威活動。綜合美國《國會山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突然暫停表演，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她譴責ICE人員對明尼阿波利斯市“無情且有針對性”的佔領行動，該行動因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被槍殺而引發全球關注。報導稱，Lady Gaga在現場對觀眾說：“我想花點時間談談對我來說極其重要的事，這對全世界、尤其是當下的美國人來說都非常重要。”她接著說：“再過幾天我就要回家了，但想到全美各地的民眾、兒童和家庭正被ICE無情攻擊，我的心就隱隱作痛。我想到他們所遭受的痛苦，想到他們的生活正在我們眼前被摧毀。”Lady Gaga說，她特別關注明尼蘇達州的情況，以及“所有身處家鄉、生活在恐懼之中、苦苦尋找答案、不知該如何是好的人們”。在演唱《Come to Mama》前，她將這首歌獻給“所有正在遭受痛苦、感到孤獨無助的人，所有失去摯愛、艱難度日、望不到盡頭的人”。當地時間1月29日，美國歌手Lady Gaga在東京巨蛋體育館舉行的巡迴演唱會上就ICE在美國國內的執法行動發表講話。圖源：美媒視訊截圖美媒稱，Lady Gaga在結束日本站的巡演後將返回美國，並計畫出席2月1日的格萊美頒獎典禮。報導稱，她是繼歌手比莉·艾利什、凱蒂·佩裡等之後，又一位公開譴責ICE移民執法行動的美國歌手。古德和普雷蒂兩名美國公民分別在1月7日和1月24日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遭聯邦移民執法人員槍擊身亡，兩起事件在當地以及全美多個城市激起了連續抗議示威活動。1月30日，美國明尼蘇達州、馬薩諸塞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等多地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抗議暴力“移民執法”。 (紅星新聞)

2025年東京23區的二手住宅的平均期望出售價格為每70平方米1億39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56.2萬元），34.6%的漲幅創歷史新高。但有觀點預測2026年很難再像2025年一樣漲價……1月22日，日本不動產調查公司東京KANTEI發表的資料顯示，2025年東京23區的二手住宅的平均期望出售價格為每70平方米1億39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456.2萬元）。自有可比資料的1997年以來首次超過1億日元。與2024年（7720萬日元）相比上漲了34.6%，漲幅創歷史新高。調查對象為專有面積在30平方米以上的家庭住宅,不包括辦公室和商舖。二手房佔據整個住宅市場的大部分。與需要追加建築成本和開發商銷售管理費等的新房不同，二手房更能反映市場的供需現狀。購買二手房的人群正在增加。新房的供應量減少，材料和用地費用上漲等導致價格上漲。二手房吸引了放棄購買新房的人群，資金方面有餘力的人群正在流入。容易高價交易的優質地段次新房正在增加供應量，推高了行情。此外，10億日元以上的超高端住宅開盤增加也產生了影響。在港區和澀谷區等地，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大戶型高層住宅正在進入市場。市中心帶動了整體房市的上漲。從2025年的平均價格同比漲幅來看，都心6區（千代田、中央、港、新宿、文京、澀谷）上漲32.9%，城北、城東地區（台東和江東等）上漲21.9%。2026年，23區二手房的價格上漲或將放緩。市中心6區的流通套數已開始增加。東京KANTEI的高級主任研究員高橋雅之表示，“市中心的掛牌價和成交價也出現了偏離，很難再像2025年一樣漲價”。 (日經GO)

漲價範圍包括東京23區以及武藏野市和三鷹市。起步價（500日元）的乘車距離將從1.096公里縮短至1公里，按距離加收的運費將從（100日元）255米縮短至232米，時間加價……東京的計程車將漲價東京23區及周邊營運的計程車的車費2026年春季前後將上漲。漲價幅度為10.14%，起步價的乘車距離等將縮短。日本國土交通省1月14日在內閣府消費者委員會上提交了漲價方案，該委員會負責審議公共收費的合理性。漲價將用於提高司機工資，預計經過日本內閣會議等程序後將正式實施漲價。漲價範圍包括東京23區以及武藏野市和三鷹市。起步價（500日元）的乘車距離將從1.096公里縮短至1公里，按距離加收的運費（100日元）將從255米縮短至232米。時速10公里以下時的時間加價（100日元）也將從1分35秒縮短至1分25秒。這是自2022年10月以來的首次漲價。新冠疫情結束後，日本的出行需求正在恢復。據東京高級計程車協會統計，計程車司機平均年收入為502萬日元，與所有產業的平均年收入（644萬日元）相比工資改善滯後。此次漲價除用於提高司機工資外，還將用於應對燃料價格上漲帶來的成本增加，並用於投資提升乘客便利性。 (日經中文網)

最近日媒的一則報導，把日本留學圈的“潛規則”給扒了個底朝天——日本現在接收的外國留學生都突破33.6萬人了，而作為日本頂尖學府的東京大學，國際生裡竟然有6成來自中國！這比例高得實在反常，日媒直言，這根本不是單純的“國際化成果”，而是中國學生們精心規劃的一條“曲線移民路徑”，東京大學不過是這條路上最高效的“跳板”。可能有人會問，東京大學可是日本的“清華北大”，國際排名常年名列前茅，能考上的不都是學霸嗎？怎麼就成“跳板”了？這就得從日本對留學生的特殊政策說起，尤其是那套和日本本土學生完全不同的入學體系，簡直是為中國學生量身定做的“綠色通道”。日本的留學生考大學，不用和日本學生擠“共通測驗”的獨木橋，像東京大學這樣的名校，都允許留學生用EJU（日本留學試驗）加面試的方式報考。關鍵是這個EJU考試，難度真的不算高，大部分題目都沒超出高中基礎知識範圍，就連數學都能選相當於高一到高二程度的科目，對咱們中國學生來說，簡直是“降維打擊”。更別說日語科目了，咱們本身就處於漢字文化圈，理解日語裡的漢字含義、語法邏輯都比歐美學生有天然優勢，所以EJU考生裡中國人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完全是情理之中。就算是東京大學的文科學部，也允許考生選難度較低的數學科目。雖然東大對EJU成績要求接近滿分，但和日本學生要在共通測驗裡拼得頭破血流比起來，整體門檻還是“相對容易”的，這個差距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就導致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些在國內可能考不上頂尖985、211的學生，通過EJU這條路徑，反而能敲開東京大學的大門，拿到這塊含金量超高的“名校敲門磚”。但考上東大隻是第一步，日媒真正關注的，是中國留學生背後的“終極盤算”——留學不是為了學知識，而是為了拿身份。根據外國人議題作家久野山正信的說法，日本的國際學生裡，53%都能在當地找到工作，而這其中82%的人，拿到的都是“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技人國”）這種白領型居留資格。這種資格是專門給高技能專業人士設立的，只要能持續就業、不失業，長期在日本居留幾乎沒什麼障礙，相當於拿到了“准綠卡”。更讓人意外的是，近年日本的移民政策還在一個勁地放寬。現在部分留學生畢業後，最短一年就能轉換成“高度專門職”簽證，朝著永住（也就是日本“綠卡”）或歸化（加入日本國籍）邁進。這個“高度專門職”採用的是點數制，年齡、學歷、工作年資這些硬指標本身就能加分，就算你不是行業頂尖人才，沒有什麼突出成果，也有可能被認定為“高度人才”。這一下，留學就從單純的教育行為，徹底變成了一條制度化、風險極低的移民路徑，簡直是“留學=就業=永住”的無縫銜接。根據日本的永住許可制度，原則上只要在日本居住滿10年、遵守法律、有穩定工作和交稅證明，就能申請永住，拿到永住資格後，除了沒有選舉權和參政權，和日本國民的待遇幾乎沒差別。而有了“高度專門職”身份，這個年限還能大幅縮短，這對想長期留在日本的留學生來說，吸引力實在太大了。再加上2025年日本還更新了“特別高度人才”簽證，針對年薪達標的碩士以上人員，允許僅停留一年就轉為長期居留，比之前的三年要求縮短了兩倍，政策紅利一波接一波。為什麼日本會這麼“放水”？核心原因還是日本社會的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太嚴重了。2025年的資料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逼近30%，製造業、服務業甚至醫療養老領域，都面臨著嚴重的用人缺口。日本政府沒辦法，只能通過放寬移民政策來填補空白，而中國學生既懂中日兩國語言，又有紮實的專業基礎，還容易融入日本社會（畢竟文化、文字有諸多相通之處），自然就成了日本重點“爭搶”的對象。而且對東京大學來說，招收大量中國留學生也是“雙贏”的選擇。近十年，東京大學的留學生人數已經增長到約5000人，是過去的1.7倍。而與此同時，日本學生升讀研究所的意願一直在下降，很多研究科都面臨招生壓力，只能靠國際學生來補位。更重要的是，中國留學生中不乏富裕家庭的孩子，校方也私下對這些學生未來可能帶來的捐款和人脈資源抱有很高期待，這對大學的長遠發展來說，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多方受益”的閉環：日本政府通過招收中國留學生填補勞動力缺口，緩解老齡化壓力；東京大學通過招收中國留學生解決招生難題，收穫潛在資源；日本企業招到了既懂專業又懂中日市場的人才；而中國留學生則通過這條路徑，低成本拿到名校學歷和日本永住資格，簡直是“皆大歡喜”。但這個閉環背後，也藏著日本社會的隱憂。隨著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他們在東京大學校內外已經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東大中國人網路”。現在東京大學的研究生中，留學生約有5200人，其中中國留學生就佔了3500人左右，這個規模相當可觀。這些畢業生進入日本各行各業後，會互相推薦人才、共享資源，很多人會進入日本大企業，或者加入中國人經營的貿易公司、零部件商社，在日本社會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中國力量”。日媒直言不諱地提出疑問：日本投入了大量公共資源在東京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培養出的人才、產出的頂尖研究成果，未來到底會更多回饋日本社會，還是會通過“東大中國人網路”流向海外？畢竟這些中國留學生雖然拿到了日本身份，但很多人依然和中國保持著緊密的聯絡，他們的家人、朋友、商業資源可能都在國內，一旦有合適的機會，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很可能會反哺中國市場，這恐怕是日本政府當初沒想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移民政策其實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對中國專業人員，他們不僅逐步放寬通道，還在積分體系中額外認可中國頂尖大學學歷，2025年甚至新增了8所大陸高校進入加分名單，簽證審批時效也從數月縮短至數周；但對歐美等其他國家的申請者，卻設定了層層障礙，比如嚴格的文化適應審查、就業配額限制，甚至對30歲以上的歐美申請者從嚴稽核，拒絕續簽都是常有的事。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搶人”策略，本質上是日本根據自身需求做出的功利選擇，但也在悄悄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現在日本的外籍居民已經達到376萬，其中中國人佔比23%，超過87萬，2025年上半年還在持續增長，眼看就要逼近90萬，佔日本外籍人口的四分之一。這些中國人中，很多都是通過“留學-就業-永住”這條路徑留下來的，他們大多是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分佈在日本的科技、製造、金融等關鍵領域，對日本的經濟發展、社會文化都在產生越來越深的影響。說到底，東京大學6成中國留學生的“跳板盤算”，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制度誘因層層堆疊的必然結果。當留學、就業、永住被無縫串接，當大學經營、企業用人與中介組織都能從中受益，“國際學生增加”就早已不只是教育議題，而是一場被精密設計、正在悄悄改變日本社會結構的長期工程。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或許是一條性價比很高的發展路徑，但對日本而言，這場“有選擇的移民開放”到底是福是禍，還很難說。畢竟大量中國人才的湧入，既可能為日本注入新的發展活力，也可能讓日本的頂尖技術、研究成果面臨“外流”的風險。而這場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才流動暗戰”，未來還會如何演變，恐怕值得兩國都好好琢磨琢磨。 (外事匯)

今年歲末，一則來自東京的消息在全球電信行業激起波瀾：曾經雄心勃勃宣稱要在2030年奪取全球20%市場份額的日本電氣（NEC），正式宣佈退出4G和5G公共基站開發市場。這家百年老店的黯然離場，標誌著日本通訊裝置產業的全面潰敗。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持續引領技術創新的背景下，曾經在3G時代與歐美企業分庭抗禮的日本廠商，何以淪落至今日的邊緣化境地？帝國的黃昏：NEC的戰略撤退NEC社長森田隆之在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的表態頗為耐人尋味：“原則上，今後我們將不再對該領域進行開發投資。”回溯至2020年6月，NEC與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高調宣佈資本業務合作，NTT出資約644億日元收購NEC股份，彼時的新野隆社長信心滿滿地表示要“到2030年力爭使全球份額達到20%”。然而，僅僅四年之後，這一雄心壯志便化為泡影。表面上看，NEC的撤退源於市場份額的持續萎縮。根據國際市場調研機構Omdia的資料，中國華為、瑞典愛立信以及芬蘭諾基亞三家巨頭合計掌控了全球近80%的基站市場份額，而日本企業NEC和富士通所佔份額合計不足2%。這意味著，在一個贏家通吃的市場中，日本廠商幾乎已經被邊緣化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5G時代的競爭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與3G、4G時代相比，5G網路的建設對裝置商提出了更高的技術門檻和更大的規模效應要求。從Massive MIMO大規模天線陣列到毫米波技術，從網路切片到邊緣計算，每一項核心技術的突破都需要持續的巨額研發投入。而研發投入的回報周期又與市場規模直接掛鉤——只有在足夠大的出貨量基礎上，前期的研發成本才能被有效攤薄。這就形成了一個殘酷的正反饋循環：市場份額越大的企業越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又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對於NEC這樣市場份額不足1%的企業而言，這一循環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死亡螺旋。雪上加霜的是，全球5G電信營運商的資本投資速度遠低於預期。《日經亞洲》指出，NEC曾將5G基站事業作為從2022年3月開始的五年計畫的增長支柱，然而實際的市場增長卻令人失望。5G基站業務的持續虧損，迫使NEC不得不採取包括海外裁員在內的多項重組措施。一個業務既無法實現盈利，又看不到扭轉市場格局的希望時，戰略性放棄便成為理性的選擇。集體潰敗：日本電信裝置產業的結構性危機NEC的退場並非孤例，而是日本電信裝置產業集體潰敗的縮影。2024年7月，另一家日本通訊巨頭富士通剝離了包括基站在內的通訊相關業務，成立了一家新的子公司，實質上是將這塊前景黯淡的業務進行隔離處理。原本計畫在2027年進入5G基站市場的京瓷，也在評估市場形勢後選擇了放棄。曾經在全球通訊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日本廠商，如今幾乎全面退出了這一核心領域。這一集體潰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日本電信產業的歷史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日本的電信裝置市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封閉生態：以NTT Docomo為代表的營運商與NEC、富士通等本土裝置商形成了緊密的供應關係，本土廠商在相對封閉的市場中獲得了穩定的訂單和利潤。然而，這種“溫室效應”也削弱了日本廠商參與全球競爭的動力和能力。5G時代的全球化競爭浪潮襲來時，習慣了本土市場的日本企業發現，它們的產品在性能、成本和服務等方面都難以與華為、愛立信等國際巨頭相抗衡。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連日本本土市場也開始向海外廠商敞開大門。《日經亞洲》報導稱，隸屬於NTT的日本最大移動通訊營運商NTT Docomo此前一直優先從NEC、富士通等日本廠商採購裝置，但在2024年改變了方針，加大了從愛立信等海外企業的採購力度。如果連“自己人”都不再力挺本土品牌，日本電信裝置產業的處境可想而知。戰略轉型：從公共網路到企業專網的艱難突圍在公共基站市場節節敗退的同時，NEC並未完全放棄5G領域，而是試圖通過戰略轉型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與美國思科的合作便是這一轉型的重要一步。根據NEC發佈的消息，雙方將聯手為企業客戶提供私有5G網路解決方案，主要面向歐洲和中東市場，應用場景涵蓋物流、倉儲、活動場館和機場管理等領域。這一戰略選擇反映了NEC對市場現實的清醒認知。在公共電信基站市場，規模效應決定了只有少數幾家巨頭能夠生存；而在企業級私有網路市場，競爭格局相對分散，對定製化服務和系統整合能力的要求更高，這恰恰是NEC相對擅長的領域。正如NEC全球網路部門高級執行專家小形秀行所言，“思科在核心網路方面的專業知識與NEC在無線網路方面的經驗和知識相結合，將是實施和維護企業客戶私有5G網路的關鍵。”然而，這一轉型之路同樣充滿挑戰。企業級私有5G市場雖然增長迅速，但整體規模遠小於公共電信市場。更重要的是，在這一細分領域，NEC同樣面臨著來自華為、愛立信、諾基亞等傳統裝置商的激烈競爭，以及來自思科、HPE等IT巨頭的跨界挑戰。能否在這一領域站穩腳跟，仍是一個未知數。Open RAN的幻滅：技術理想主義的現實困境在分析NEC的戰略撤退時，不能不提到Open RAN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技術路線。作為O-RAN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NEC曾是開放無線接入網路技術最積極的推動者。2021年，NEC在O-RAN全球PlugFest活動中展示了業界首款商用massive MIMO開放無線單元，其O-RU與更多供應商的O-CU、O-DU實現了整合，被視為Open RAN生態系統成熟的重要標誌。心智觀察所去年曾撰文《Open RAN之死——華為中興不戰而勝》，指出Open RAN的核心理念是通過開放介面和軟硬體解耦，打破傳統電信裝置市場由少數巨頭壟斷的格局，為中小型供應商和新進入者創造機會。對於NEC這樣在傳統市場份額有限的企業而言，Open RAN曾被視為彎道超車的絕佳機會。西方國家出於地緣政治考量排擠華為，更是為Open RAN的推廣提供了政策動力。然而，現實遠比理想骨感。根據GSMA Intelligence的調查，儘管營運商對Open RAN的興趣持續存在，但實際部署卻遠遠落後於最初的預期。2024年的資料顯示，Open RAN在營運商網路轉型優先順序中的戰略重要性有所下降，雖然仍高於邊緣網路和專網等熱門話題，但距離大規模商用部署仍有相當距離。Open RAN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技術成熟度問題。多供應商環境下的互操作性測試極其複雜，不同廠商的裝置之間可能存在細微的標準理解差異，導致整合困難和性能損失。其次是總體擁有成本（TCO）的不確定性。雖然Open RAN理論上可以通過引入更多競爭來降低成本，但多供應商整合帶來的額外複雜性可能抵消甚至超過這些節省。第三是系統整合和維運的挑戰。在傳統的單一供應商模式下，網路問題的定位和解決相對簡單；而在Open RAN的多供應商環境中，一旦出現問題，責任界定和協調解決都變得更加複雜。Light Reading的分析指出，Open RAN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案例主要來自綠地（greenfield）部署，即從零開始建設的新網路，如日本樂天移動和美國Dish。而對於已有大量存量裝置的傳統營運商（brownfield）而言，向Open RAN的遷移面臨著更大的技術和經濟挑戰。這意味著Open RAN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只能作為傳統架構的補充，而非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華為採用的是單一供應商模式，能夠提供端到端的最佳化解決方案，在性能和成本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而西方陣營試圖通過Open RAN建設所謂安全電信網路的努力，目前看來收效甚微。由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組成的全球電信聯盟（GCOT）雖然在2024年12月首次舉行了面對面會議，商討6G標準以對抗中國在全球電信領域的影響力，但這種基於地緣政治而非市場邏輯的聯盟，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的技術競爭力，仍然存疑。中國廠商的技術碾壓與日本廠商的全面潰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企業在全球5G市場的持續崛起。根據Statista的資料，在中國國內5G基站市場，華為佔據58%的份額，中興佔據31%的份額，兩家中國企業合計控制了近90%的市場。在全球市場，華為和中興與愛立信、諾基亞形成了穩定的頭部格局，而日本廠商已經幾乎完全出局。中國廠商的競爭優勢並非僅僅來自價格。在技術創新方面，華為和中興同樣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以華為為例，其MetaAAU Pro大規模MIMO天線能夠將容量提升30%，同時降低25%的能耗；其端到端的解決方案覆蓋從核心網到接入網的全部環節，能夠為營運商提供一站式服務。這種全端能力在多供應商整合困難的行業環境下尤為珍貴。更關鍵的是，中國廠商在5G演進技術上的持續投入，已經拉開了與競爭對手的代際差距。以5G-A（5G-Advanced，也稱5.5G）為例，中國移動已經在全球率先實現了5G-A網路的規模商用，覆蓋超過250個城市和縣區，計畫在2024年底前擴展至全國超過300個城市。根據中國移動2024年年報，截至2024年底，該公司已建成超過240萬個5G基站，建構了全球首個大規模商用5G-A網路，RedCap覆蓋全國所有城市，千兆寬頻覆蓋4.8億家庭。在物聯網領域具有重要意義的5G RedCap（Reduced Capability）技術上，中國同樣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國移動聯合十余家合作夥伴完成了全球最大規模5G RedCap現網測試，驗證了首批5G RedCap晶片和終端的商用成熟度。目前，中國移動已有超過10萬個支援5G RedCap的基站投入使用，覆蓋全國52個城市。測試結果顯示，使用2.6GHz頻段的終端裝置上下行速度分別可達20Mbps和145Mbps，使用700MHz頻段時上下行速度更可達112Mbps和210Mbps。這一技術的商用將大大降低中高速物聯網裝置接入5G網路的成本，為智能電網、智能製造、可穿戴裝置等應用場景提供經濟可行的連接方案。2024年8月，中國聯通北京與華為更是完成了超大規模5.5G 3CC商用網路部署，覆蓋北京四環內超過70%的區域，涵蓋體育場館、地鐵站和隧道、住宅區、景區、商圈和高校等關鍵場景。這一部署標誌著5G網路向下一代演進的實質性推進，展示了中國在網路建設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代際躍遷：從5G-A到6G的創新競賽當日本企業還在為退出還是堅守的戰略選擇而糾結時，中國的通訊產業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未來。在5G-A向6G演進的道路上，中國正在加速建構系統性的技術優勢。5G-A是5G向6G演進的關鍵過渡階段，其核心特徵包括：下行峰值速率從1Gbps提升至10Gbps，上行峰值速率從500Mbps提升至1Gbps，時延從20-30毫秒降低至5-10毫秒，連接密度從100萬裝置/平方公里提升至1000萬裝置/平方公里。這些性能指標的大幅提升，將使能一系列此前難以實現的應用場景，包括沉浸式XR、全息通訊、工業級確定性網路等。中國三大營運商在5G-A部署上展現出高度一致的戰略決心。中國移動計畫要實現5G-A技術在全國300多個城市的部署，並預計在2026年實現全面商用化。中國聯通已經在北京完成了大規模5G-A 3CC網路部署，同時在工業製造領域展示了確定性網路能力，可提供4毫秒時延和99.999%的可靠性。中國電信則預計5G-A應用在新興領域的滲透將帶來每年數個百分點的營收增長。華為作為裝置供應商，在5G-A生態建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2024年6月，華為聯合全球領先的5G-A營運商在上海發起了“5G-A先鋒計畫”，旨在推動下一代行動網路的發展。華為執行董事、ICT基礎設施業務管理委員會主席汪濤強調，“展望2030年，全行業需要持續提升5G-A技術，推動5G產業可持續發展，充分實現5G改變社會的願景。”這一表態顯示，中國企業正在以十年為周期進行前瞻性的技術佈局。相比之下，日本雖然仍表示將繼續開發用於國防及其他用途的裝置，同時推進6G相關研發，但在產業基礎已經嚴重削弱的情況下，這種努力更像是聊勝於無的姿態。沒有5G時代的規模化部署經驗和持續的技術積累，日本在6G競爭中的起點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結語NEC的戰略撤退，不僅是一家企業的商業決策，更是全球通訊產業格局深刻變革的標誌性事件。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規模效應的門檻正在不斷提高。5G網路建設所需的研發投入、製造能力和服務體系，已經超出了中小型廠商的承受範圍。那些無法實現全球化規模營運的企業，即便在技術上有所專長，也難以在成本和服務上與巨頭競爭。地緣政治因素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改變市場格局，但無法替代技術競爭力。美國及其盟友對華為的打壓，確實為其他廠商創造了市場機會；但四年過去，受益的主要是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廠商，而非日本企業。Open RAN作為對抗華為的技術路線，其商用進展同樣不及預期。市場最終選擇的，仍然是性價比最優的解決方案。技術創新的持續性比單點突破更為重要。中國企業在5G領域的領先，建立在4G時代的積累之上；而5G-A和RedCap等技術的率先商用，又為6G時代的競爭奠定了基礎。日本企業在3G向4G轉型期錯失了全球化機遇，在5G時代的落後便難以逆轉。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通訊基礎設施競爭的意義已經遠超產業本身。5G和未來的6G網路，是數字經濟、智能製造、智慧城市的底座，是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發展的基石。在這場關乎國家競爭力的賽跑中，中國已經跑在了前面。而NEC的退場，不過是這場大變局中一個並不意外的註腳。 (心智觀察所)

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本月發佈的《2025年世界城市化展望》報告，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已取代東京，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雅加達據悉，聯合國這項最新研究採用了全新的人口統計標準，更準確地反映了城市化對大城市增長的推動作用。聯合國人口司負責人帕特里克·格蘭德表示，“新的評估採用了統一的人口與地理空間標準，對城市範圍的界定更具國際可比性。”報告表明，雅加達居住著約4200萬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緊隨其後的是孟加拉國首都達卡，人口約為3700萬；日本首都東京則跌至第三位，人口為3300萬。第四名和第五名分別為印度新德里和中國上海。▲五大城市的人口統計預測圖在聯合國2018年發佈的《世界城市化展望》報告中，東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而雅加達則排名第33位。研究人員指出，在過去25年中，東京的人口增速顯著低於雅加達和達卡等新巨型城市，導致其排名持續下滑。這一趨勢預計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延續。雖然雅加達目前位居榜首，但專家預測到2050年，達卡將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人口預計將達到5210萬。而屆時，東京的人口預計將減少約270萬。報告顯示，自1975年以來，全球人口超過1000萬的巨型城市已從8個激增至2025年的33個。當今全球人口最多的十大城市依次為雅加達、達卡、東京、新德里、上海、廣州、開羅、馬尼拉、加爾各答和首爾，其中有9個位於亞洲。這份報告也詳細揭示了全世界範圍內城市化處理程序的迅猛加速：農村人口持續減少，越來越多人口突破千萬的超級大都市出現。自1950年以來，全球城市居民數量已增長超過兩倍。報告顯示，1950年，全球人口僅為25億，城市居民佔比約30%；如今，在82億的總人口中，城市人口已接近一半，佔比約為45%。而到2050年，全球人口增長的三分之二預計都將集中在大城市。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李軍華表示，“要實現城鄉區域協調與平衡發展，各國必須制定綜合性的國家政策，確保住房、土地使用、交通體系和公共服務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保持一致。” (大河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