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
【十五五】規劃中,有那些企業必須關注的關鍵經濟趨勢?
01前不久,新的“十五五”規劃出台,為未來五年的發展制定了藍圖,很多企業也很關心未來的發展趨勢、政策走向是什麼?所以,這幾天我們也查了很多資料,跟相關學者做了交流,今天的單仁行我們就來聊一聊“十五五”規劃中,我們的企業必須關注的關鍵經濟趨勢。02首先,跟“十四五”規劃相比,“十五五”規劃的頂層設計發生了很多變化。最關鍵的變化就是“高品質發展”成為壓倒一切的核心原則,“統籌發展與安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一方面是因為2035年要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承諾,所以,未來五年,我們需要在關鍵技術領域取得比較大的突破。而另一方面就是外部環境壓力,官方措辭是“中國發展正處於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簡單來理解,就是美國的技術管制,對中國的產業升級構成了直接威脅。所以,“十五五”不再是過往規劃的線性延伸,而是要進入到一個衝刺期。那在衝刺期,“新質生產力”就成為了貫穿全程的靈魂和核心主線。新質生產力大家應該聽的比較多了,簡單來說就是“創新起主導作用”的生產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品質”這三大特徵。但是,我們對新質生產力的解讀不要只侷限於技術層面,因為在今天的AI時代,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也在發生轉變。比如說勞動對象的變化,資料成為新的關鍵生產要素;勞動資料也在變化,演算法和智能化系統成為新的生產工具,勞動者也在變化,對高水平科技人才的需求在空前提升。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重構,過去,市場更看重企業的資產規模和市場份額,那未來在“十五五”期間,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專利質量、資料資產以及高水平人才密度,將成為衡量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標準。03當然,在規劃當中,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一句“未來10年新增規模相當於再造一個中國高技術產業”。什麼叫再造一個中國高技術產業?怎麼造呢?它其實就是未來5年的產業政策方向,當然,它不是簡單地另起爐灶,我們可以概括為“喜新不厭舊”。不厭舊,就是說的傳統產業的數智化與綠色化升級,這是“十五五”期間推動傳統產業升級的主要政策抓手。這兩大抓手會共同催生了一個由政策驅動的龐大B2B市場,我們把它叫做轉型升級市場,涵蓋智能裝備、工業軟體、數位化服務商、節能環保技術等等領域,專門給傳統企業提供轉型升級的產品裝置和服務,這塊市場的需求一定會非常大。那“喜新”又是什麼呢?一個就是我們目前的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太陽能產品。這是我們在“十四五”期間取得的重大產業成就,像在2023年,“新三樣”產品合計出口首次突破兆大關,我們的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10年全球第一、太陽能元件產量全球佔比超過80%,動力電池出貨量全球第一,已經建立了強大的規模優勢。但是,進入“十五五”時期,新三樣的發展焦點就不一樣了。比如說汽車產業的競爭會從“三電系統”轉向“自動駕駛演算法、智能座艙作業系統和AI晶片”;太陽能產業的競爭會從“元件製造效率”轉向“光儲充一體化”和“智能電網”的協同。也就說產業之間的競爭會從“規模跟成本的比拚”轉向“科技附加值的深度”。所以,我們也判斷在在“十五五”期間,新三樣產業一定會成為AI、半導體、網際網路這些新質生產力技術的核心載體和最大的應用市場。另一個新,就是新的“新三樣”和未來產業了。如果說過去的新三樣是再造高技術產業的基石,那麼,新的新三樣就是未來的核心增量,也就是機器人、AI和創新藥。就像在機器人領域,我們一查才發現中國已經連續12年保持全球最大工業機器人市場;AI方面,中國AI專利申請數佔到了全球的60%,算力總規模僅次於美國;創新藥方面,2025年上半年,中國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金額超過2024年全年總和。當然,我們特別關注機器人和AI,因為它們之間有一個技術閉環,AI可以輔助決策,創造智能化場景,機器人可以24小時進行生產,二者會共同賦能企業,特別是製造企業。總的來說,未來五年的產業政策,就是把過去以硬體為核心的中國智造,升級為以軟體與智能為核心的中國創造。那對於我們的企業來說,在“十五五”期間,資源一定會高度集中在新質生產力的相關領域,特別是專精特新、小巨人和單項冠軍企業。我們就要思考怎麼去跟上面說的一舊兩新的產業產生聯絡,把業務轉軸到這些政策集中的產業,同時,借助於今天的AI、網際網路在細分領域建立護城河,爭取專精特新地位。04另外,我們還講三個跟企業有關的經濟趨勢。1、擴大內需的轉變。過去,擴大內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而“十五五”期間的擴大內需,核心會轉向C端,也就是居民消費端。像發佈會就講了一句“只有解決了老百姓在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後顧之憂,才能真正地提振消費。“那麼,未來的擴大內需一定不會是通過短期發錢來刺激,而是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降低居民對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從而降低中國家庭的預防性儲蓄,把儲蓄轉化為當期消費。當然,多久能實現,我不知道。但是,對於企業來說,這就意味著未來的消費市場會從“消費升級”轉向“消費保障”,怎麼給消費者提供安全、確定性的產品服務,要大於給消費者提供更好的產品,也就是我們所講的,做對的產品,而不是做好的產品。同時,像醫療、大健康、養老、普惠性托育和教育、商業保險這些“抗焦慮”型行業,就可能會被巨大的政策紅利砸中。2、耐心資本登場。什麼叫耐心資本?就是政策正在引導國家級產業投資基金、保險資金、養老金以及國有資本出資,成為耐心資本的主力軍。他們的方向就是去投資賦能新質生產力,為科技創新的企業提供長期資金,同時,支援傳統製造業的技術改造。那麼,對我們很多企業,特別是專精特新企業跟需要轉型的傳統企業來說,過去要融資很麻煩,現在就可以尋求這些耐心資本的投資,借助他們來助力企業發展。3、制度型開放。過去我們對外開放主要是集中在降低關稅、擴大市場准入,而“十五五”規劃會轉向推進制度型開放。也就是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比如說CPTPP、DEPA,在更大範圍推動資料跨境流動、智慧財產權保護、政府採購、勞工標準、環保標準跟國際標準相通相容。這一方面是在反制“脫鉤斷鏈”的逆全球化做法,讓跨國公司沒有動力把自己的供應鏈完全遷出中國。另一方面也是在鼓勵我們的企業走出去,跟外資加強合作,在海外去建設自己的研發中心和生產基地。我也判斷,在“十五五”期間,我們會有很多過去不開放的行業,比如說金融服務、資料服務、醫療健康會逐步放開市場准入,讓外資走進來,特別是在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領域。當然,“十五五”規劃是一個龐大的藍圖,我們只是講了其中一小部分,未來伴隨著眾多具體的配套措施出台,我們在後面的單仁行再給大家繼續分享。 (單仁行)
“經濟大省挑大樑”,未來五年的重要佈局正對外公佈
經濟大省未來五年之路正在逐漸清晰。今年10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為“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擘畫了宏偉藍圖。之後,多個省份審議通過了地方“十五五”規劃建議,並對外公佈了地方“十五五”規劃建議。最新的一例是江蘇。12月11日,《新華日報》發佈了“中共江蘇省委關於制定江蘇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中,經濟大省是穩住全國經濟基本盤的“壓艙石”,要為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2022年7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經濟大省要勇挑大樑”。202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到,“支援經濟大省挑大樑”。《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到,“支援經濟大省挑大樑”。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湖南是中國的經濟十強省份。2024年,這十個省份GDP均超5兆元,累計實現GDP超過82兆元,佔全國經濟總量的比重升至61%。2025年前三季度,十個經濟大省表現突出,9個省份增速全部高於或比肩全國平均水平,展現出強勁的發展動能。《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包括:高品質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升、人民生活品質不斷提高、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國家安全螢幕障更加鞏固。到二〇三五年實現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多個經濟大省,已經明確了本省份的未來目標。廣東提出,從黨的二十大到2035年,用13年時間實現經濟總量倍增,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江蘇提到,在高品質發展上繼續走在前列;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上打頭陣;在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上勇爭先;在落實國家重大發展戰略上走在前;在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上作示範。浙江明確,通過五年的不懈奮鬥,高品質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取得決定性進展,率先呈現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生動圖景;到2030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競爭力大幅躍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接近發達經濟體水平,經濟大省帶動和支柱作用全面增強。四川提到,建設現代化經濟強省取得重要進展。經濟增速保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河南提出,高品質發展取得重大進展,經濟大省挑大樑作用更加彰顯;高效能治理取得重大進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和農業強省取得顯著成效。到二〇三五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接近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湖北提出,確保到二〇三〇年加快建成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取得決定性進展。到二〇三五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實力進入全國前列,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全面建成中部地區崛起的重要戰略支點,在中部地區率先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政知君注意到,在談到經濟增速時,各個省份的表述不盡相同。比如,廣東、江蘇、河南、福建提到“經濟增長保持在合理區間”;四川提到“經濟增速保持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湖北提到“經濟增長保持適當速度”。值得一提的是,在提到今後五年本省份的發展目標時,各經濟大省都結合了自身實際。廣東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到,“百縣千鎮萬村高品質發展工程”取得重大進展,鄉村全面振興大步向前,縣域發展潛力有效激發,湧現一大批經濟強縣、特色名鎮、和美鄉村,海洋強省建設取得顯著突破,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得到實質性改善。山東提出,區域協同帶動作用“顯著提升”。山東半島城市群龍頭作用更好發揮,與沿黃省份戰略協同進一步加強,濟南、青島都市圈在全國的影響力持續提升,城鄉融合、陸海聯動發展格局不斷最佳化,與國家重大區域戰略省份對接合作更加緊密,對北方地區經濟輻射帶動效應穩步增強。四川明確,“打造西部地區創新高地取得重要進展”。創新體系整體效能持續提升,科技創新策源功能顯著增強,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取得突破,科技成果轉化效率大幅提升,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發展格局基本形成。福建提出,兩岸融合發展取得新成果。兩岸融合發展示範區建設成果更加豐碩,台胞台企同等待遇政策體系更加健全,閩台人員往來、貿易投資便利度明顯提高,閩台交流合作向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拓展,推動打造兩岸共同家園、建設兩岸共同市場、弘揚兩岸共同文化邁出新的更大步伐,全域融合格局基本形成。 (政知見)
《東海教授黃兆璽:演算法時代更需「善意框架」抵抗仇恨循環》在演算法主宰注意力、危機被設計成權力工具的時代,東海大學EMBA助理教授黃兆璽近日於「青年永續領導力發展協會」主辦的危機管理專題演講中,提出「善意應作為危機管理第一道防線」的核心觀點,引發各界重視。黃兆璽曾任聯合報記者與主管,現任東海大學公共事務暨校友服務處處長,擁有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著有《風暴思維》等專書,並兩度榮獲永續新聞獎肯定。他在演講中指出,當代世界已進入「危機被設計、衝突被放大、情緒被演算法操控」的時代,危機不再只是偶發事故,而是可被操控的權力機制。他以川普為例說明,政治人物如何透過持續製造高度衝突、簡化敵我對立來主導議題節奏,讓危機成為權力擴張的燃料。相對地,他也回顧甘迺迪當年以「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一句話,成功召喚公共責任,扭轉世代集體想像。黃兆璽強調:「一句話可以撕裂世界,也可以照亮時代。」黃兆璽進一步指出,在仇恨成為流量、恐懼成為動員工具的時代,「善意框架」正是抵抗極端化、情緒政治與仇恨循環的最後防線。善意不是天真,而是高度自覺的選擇;不是逃避衝突,而是在衝突中仍願為對方保留理解、為制度保留信任。協會理事長周學鏵表示,本次演講旨在為世代與組織注入更具深度的風險思維與善意視角。禾康消防總經理陳淞屏也認同,唯有深化策略傳播與善意框架的理解,才能以智慧控制危機變化,讓影響力回到價值引導與責任承擔。
瑰麗賣身,太古裁員,香港酒店業大撤退
香港開發商也扛不住了。首圖 | 廣州瑰麗酒店/旅界實拍01前兩天,一則瑰麗酒店擬出售消息在酒店圈炸開了鍋。據彭博社等多家財經媒體報導,新世界發展集團背後的香港鄭氏家族正在考慮出售旗下58家瑰麗酒店裡的部分資產。這次出售範圍之廣令人咋舌,連同那個剛剛拿下全球最佳酒店桂冠,估值高達159億港元的香港瑰麗,也可能被擺上貨架。看到這條新聞,我的記憶瞬間被拉回到了十餘年前。那時候,香港四大家族排名第三的鄭裕彤剛剛決定由孫女鄭志雯接手家族酒店業務。哈佛畢業的鄭志雯做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她不僅通過新世界集團豪擲2.29億美元買下了瑰麗酒店,更做出一個驚人舉動,直接把全球總部從德克薩斯搬到了香港。那時候的瑰麗,偏安於北美一隅,在全球奢華酒店版圖中,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甚至有不少業內人士斷言,這不過是又一個即將被萬豪、希爾頓吞併的過氣名字。但鄭志雯賭贏了。她不打算只做一個收租的房東,她想打造一個屬於華人的頂級奢華酒店品牌。2014年,她的第一張王牌打在了北京,這也是瑰麗在全亞洲第一家酒店。為了這張王牌,鄭家拿出了自己在北京CBD最核心的資產京廣中心,這棟曾經的北京第一高樓,屬於新世界中國自有物業。為了讓瑰麗一戰成名,鄭志雯做了一個極其任性的決定,把原本賺錢的京廣新世界酒店關停,整整閉關改造了三年。她把原本400多間房硬生生砍到了200多間,只為了讓每個住客在寸土寸金的國貿CBD,能擁有奢侈的空間感。這種不計成本的打法,只有業主和品牌方是同一個老闆才玩得起。後來如她所願,瑰麗亞太地區首秀確實一炮而紅,一度成了京城奢華酒店難以踰越的標竿。而那種對細節近乎偏執的追求,不計成本的投入,讓每個走入瑰麗酒店的人都能清晰地感知到掌舵者野心,更被外界公認為全球最懂女人的酒店品牌。瑰麗酒店也由此新生,迎來了一場徹頭徹尾的大換血,酒店版圖擴展到全球多個角落。上個月,我帶孩子前往墨西哥參加亡靈節,住在聖米格爾德阿連德的瑰麗酒店,依然是熟悉的配方,無可挑剔的服務。夜幕降臨,酒店裡點亮萬千燭火,工作人員畫著精修的骷髏妝容,微笑著遞來一杯特調龍舌蘭。墨西哥聖米格爾瑰麗酒店/旅界實拍那一刻你會覺得,這個品牌正處於它的巔峰時刻,生命力旺盛得如同墨西哥高原上的仙人掌。只是資本市場從不看情懷,前線的歌舞昇平,終究掩蓋不住後方報表上的滿目瘡痍。02為什麼全球排名第一的香港瑰麗酒店也擺上了貨架?事實上,眼下的香港酒店業,正經歷著一場比波動更殘酷的徹底清洗,而站在瑰麗身後的那個龐大帝國,已經搖搖欲墜。新世界發展,這個曾經代表香港地產界最高榮耀的名字,如今成了這輪危機中最顯眼的傷員。過去十年,在第三代掌門人鄭志剛的帶領下,新世界講了一個極迷人的故事。他們把藝術裝進商場,用K11刷新了商業地產的審美天花板,在全香港大興土木,建起了無數地標,這是靠瘋狂加槓桿堆出來的繁榮。但這個故事和國內無數倒下的民營開發商有著同樣的前提,那就是永遠寬鬆的信貸環境。當美聯儲開始暴力加息,廉價資金潮水退去,2024年,這家香港地產巨頭交出了二十年來第一份虧損的成績單。到了2025年中,情況變得更加驚悚,據彭博行業研究的資料,新世界淨債務已經飆升到了股東權益98%。為了活下去,新世界在今年6月拼了命地找銀行借錢,簽下了一筆創紀錄的882億港元再融資協議。本以為這筆巨款能止血,結果到了11月,他們又不得不向債主們低頭,提議把部分美元債券進行置換,甚至要求債券持有人接受高達50%的本金減記。在信用大過天的香港資本市場,這幾乎等同於公開承認自己口袋裡沒錢了。相比2019年峰值,新世界股價已經跌去了87%。當母公司新世界發展深陷千億債務泥潭,瑰麗這顆被鄭家捧在手心裡的明珠成了豪門斷臂求生時,不得不交出的籌碼。凜冬已至,無人倖免。就在新世界斷臂求生的同一時間,另一家香港老牌洋行也傳來了震動。太古集團,這個向來以穩健著稱的巨頭,被曝出在香港總部進行了罕見的大裁員。據消息稱,這次裁員涉及人數約佔總部員工的10%,連集團可持續發展主管這樣的核心高管職位,也在這場風暴中被最佳化掉了。如果我們把時間軸拉長一點,你會發現這是一場蓄謀已久的撤退。就在去年,太古地產關閉了它在北京三里屯的旗艦酒店,瑜舍。那同樣是一家承載了無數人記憶的地標酒店。為了追求更高的坪效,太古毫不猶豫地將這棟充滿設計感的建築推平,只為了把它改造成更能賺錢的零售商舖。與此同時,太古在香港的大本營也寒意陣陣,旗下東隅酒店在商務客流銳減的衝擊下苦苦支撐,曾經傲視群雄的奕居酒店,也不得不在價格戰泥潭中放下身段。香港奕居酒店/旅界實拍一邊是因激進擴張而崩盤、被迫賣身的新世界,另一邊是因嗅覺敏銳而主動收縮、關店裁員的太古。這兩家代表了香港商業地產最高水準的豪門,在同一個時間節點,做出了驚人一致的選擇。這讓很多人意識到,我們過去所熟悉的那個香港酒店業突飛猛進時代結束了。03如果剝開那些宏大敘事,你會發現支撐香港酒店業繁榮的底層商業邏輯早就變天了。過去幾十年,香港地產商願意持有酒店,甚至不惜虧本營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資金便宜,或者是為了資產升值。但在如今的高息環境下,這筆賬怎麼算都是虧的。經營一家頂奢酒店,需要維持龐大的服務團隊和不斷翻新昂貴的硬體,辛辛苦苦一年下來的資產回報率,往往只有2%到3%。而在現在的美元加息週期裡,你把賣酒店的錢存在銀行,或者去買美債,可能都能獲得5%甚至更高的無風險收益。當躺著賺錢比站著賺錢還多時,繼續持有重資產酒店,就成了一種甚至需要向股東謝罪的財務浪費。除了這筆算不過來的賬,更讓豪門絕望的是,買單的人不見了。香港高端酒店過去賴以生存的兩個大金主,如今都在捂緊錢袋子。曾經揮金如土的內地豪客減少了,那些不看賬單只看心情的日子一去不復返。而跨國公司的高管們,也在縮減差旅預算。我身邊不少以前飛香港必須住中環五星級酒店的國企、投行高管們,現在被公司勒令改住更加經濟的四星商務旅館,甚至要求減少出差頻率。當最不差錢的那撥人開始精打細算,在這個生態位頂端的奢華酒店自然最先感到寒意。值得一提的是,一河之隔的深圳,也正在成為香港酒店業噩夢。同樣的五星級體驗,深圳瑞吉、文華東方的價格往往只有香港的一半,服務甚至更卷更細緻。這就導致了一個極度尷尬的局面,香港酒店業失去了護城河,卻還要背負著全球最高的營運成本。無論是激進如新世界,還是穩健如太古,香港地產商都對重資產營運酒店失去了耐心。說到這,我又想起了2023年夏天,香港地產圈發生的那件怪事。當大多數開發商還在硬撐價格,試圖維持最後的體面時,李嘉誠的長實突然向市場扔下了一顆深水炸彈,旗下親海駅項目直接七折甩賣,價格一夜回到了七年前。彼時,業內罵聲一片,說李嘉誠在惡意做空香港,擾亂軍心。但如今回過頭看,你不得不佩服超人的嗅覺。當別人還在貪戀桌上最後一個銅板,這叔已經果斷清空籌碼,把真金白銀揣進了口袋。而在李嘉誠轉身離場的背影裡,未來香港酒店業,情懷也將徹底讓位於報表。那個願意為了品牌格調一擲千金的時代,正在離我們遠去。 (旅界)
《劉建國奔走促成四大體系簽MOU 虎尾毛巾攻入1600家長照機構開新局》「2025雲林巾彩耕地藝術節」今(3)日在台北ATT4FUN舉辦展前記者會,宣布12月13至14日將在虎尾同心公園登場。記者會以FOCASA馬戲團熱力開場,搭配Show Girl毛巾跨界時尚走秀,展現「產業×藝術×生活」跨界能量全面升級。最大亮點是立委劉建國長期奔走媒合,促成雲林縣毛巾產業科技發展協會與四大體系簽署合作意向書,包括台灣長期照顧發展協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護理之家協會、台灣老人福利機構協會,以及World Gym世界健身俱樂部。劉建國強調:「虎尾毛巾要走得長遠,不能只靠一次性買氣,而是要讓國產好巾真正回到人民日常。長照、護理、安養機構及運動健身場域每天大量使用毛巾,只要把國產好巾媒合進這些高頻場景,就能為產業打開穩定、可持續的路。」三大長照安養體系理事長在現場共同表達支持,全台共1600家機構未來將優先採用虎尾毛巾,肯定其在安全性、親膚性、耐洗度與產地透明度上的高標準。World Gym也表示虎尾毛巾在吸水性與耐用度表現穩定,未來會員贈品可優先採用。今年巾彩節以《巾彩大地秀WONDERFIELD》為主題,推出「永續巾彩禮盒」跨界共創產品,結合雲林植物染、書藝創作、金牌農村選品與虎尾毛巾,打造可收藏、可送禮的「巾彩生活提案」。活動將有健走啟動、市集展售、馬戲演出、親子DIY、氣墊樂園及裝置藝術等六大主軸,邀全國民眾用行動支持虎尾毛巾產業。
“大交易”:一場遲到的美國AI戰略自救
前不久,前白宮人工智慧特別顧問本·布坎南(Ben Buchanan)在《外交事務》雜誌上拋出了他的“大交易”設想,華盛頓的政策圈似乎又找到了一個新的敘事框架。這位在2021至2025年間負責協調拜登政府AI政策的核心人物,試圖為美國AI發展勾勒一幅宏大藍圖:科技行業必須要與政府達成戰略協議,前者獲得能源基礎設施、人才管道和國家安全保護,後者則將AI整合進國防體系並確保其不破壞所謂的民主價值。這個提議聽起來既務實又理想主義——問題恰恰在於,它可能過於理想主義了。更令人玩味的是,就在布坎南構想這份“大交易”之後不久,DeepSeek正在以一種近乎諷刺的方式,拆解著他所依賴的核心假設。這家被美國晶片出口管制嚴密封鎖的公司發佈了DeepSeek V3.2,實測在開源模型中達到全球最高水平,與海外頂級閉源模型的差距縮小至約一個季度。該模型分為普通版和特別版:普通版性能對標 GPT-5,特別版則媲美 Gemini 3.0 Pro,尤其在數學與推理能力上表現突出。這不僅是一次技術突破,更是對美國“晶片遏制”戰略的一記響亮耳光。晶片政策的分歧:遏制還是“上癮”?在理解布坎南“大交易”的困境之前,我們必須先釐清美國AI戰略界內部一個長期存在但鮮被公開討論的根本分歧——關於對華晶片政策,決策圈內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本·布坎南(Ben Buchanan)第一派可稱為“技術依賴派”或“上癮派”。這派觀點認為,應當允許中國大陸在一定程度上獲取美國的先進AI晶片,使其AI生態系統建立在美國技術基礎之上,形成一種戰略性依賴。這種策略的邏輯類似於毒品販子的手法:先讓對方上癮,然後控制供應鏈就能控制對方的技術發展節奏。輝達最初對中國大陸市場的態度——不斷推出降級版晶片如H800、H20來規避出口管制——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思路。這一派相信,只要中國大陸市場的AI產業離不開美國晶片,華盛頓就永遠掌握著關閘的權力。第二派則是布坎南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派”。在他們看來,任何對中國大陸的技術滲透都是危險的,必須在製造端實施最嚴格的封鎖,不給中國大陸任何獲取先進算力的機會。這種觀點在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大幅擴展晶片管制時達到高峰,不僅限制先進晶片出口,還限制晶片製造裝置,甚至禁止美國公民為中國大陸半導體公司提供技術支援。布坎南在文中對中國大陸“軍民融合”戰略的惡毒指控,都清晰地顯示出他屬於這一陣營。然而諷刺的是,DeepSeek的成功恰恰證明了兩種策略可能都已失效。“上癮派”的夢想破滅了——中國大陸AI企業並沒有因為依賴美國晶片而束手就擒,反而在被斷供後激發出了驚人的技術創新能力。而“遏制派”的策略同樣遭遇挫敗——即便在最嚴格的出口管制下,中國大陸企業仍通過演算法最佳化、架構創新和可能的走私管道,實現了技術突破。正如智庫Stimson Center的分析所言,出口管制的“卡脖子”假設本身就是一個謬誤——每一次限制都會留下縫隙和漏洞,而目標國家的適應和創新能力往往被嚴重低估。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封鎖正在催生一個危險的結果:“設計出去”(designing out)。當美國技術被完全排除在外時,中國大陸企業別無選擇,只能開發完全繞過美國技術的替代方案。華為用麒麟9000s晶片替代高通,導致高通2024年損失6000萬套晶片銷售,就是一個典型案例。長期來看,這種“設計出去”將永久性地侵蝕美國在全球半導體生態系統中的地位——當中國大陸建立起完整的國產替代體系後,即便美國日後放鬆管制,市場份額也難以奪回。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全面遏制戰略能夠成功的假設之上,但現實已經在反覆證明,這個假設正在崩塌。能源幻覺與基礎設施的政治死結“大交易”的第一個支柱是政府為AI產業提供充足的能源基礎設施。布坎南在文中引用的資料令人震撼:到2028年,美國AI產業僅新增電力需求就將達到500億瓦,相當於整個阿根廷的用電量,資料中心可能消耗美國電力產量的12%。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大陸每年新增電力容量達12%,而美國在2005至2020年間幾乎沒有新增淨電力。這個對比看似有力,實則掩蓋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為什麼美國在過去二十年間幾乎沒有新增電力?答案並非技術能力不足,而是美國社會在能源政策上陷入了一個幾乎無解的政治死結。一方面,任何大規模的新建電廠項目——無論是傳統化石能源還是核電——都會面臨環保團體、地方社區和監管機構的多重阻撓。美國的環境影響評估流程可以讓一個電廠項目耗費十年以上時間仍無法開工。另一方面,即便是清潔能源項目,也面臨著“不要建在我家後院”(NIMBY)效應的困擾。加州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走在全美前列,但其電網卻經常因為峰值負荷而陷入危機,而新建輸電線路的項目同樣被環保和土地糾紛困住。布坎南樂觀地認為,AI驅動的能源繁榮將創造就業、加速清潔能源開發,實現“無碳化營運”。但這種敘事忽略了一個殘酷現實:在美國當前的政治生態下,任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都會遭遇曠日持久的黨派爭鬥、司法訴訟和監管審批。川普政府宣佈的5000億美元Stargate項目看起來宏大,但如果我們回顧川普第一任期內承諾的基礎設施投資有多少真正落地,就不難理解這些承諾的可信度。美國電力短缺狀況(@華盛頓大學)更諷刺的是,當前美國政治氛圍下,對AI的態度本身就充滿分裂。一部分人將AI視為新的經濟引擎和國家安全工具,另一部分人則擔心AI導致失業、隱私侵犯和社會不平等。在這種背景下,要求政府為AI產業大規模投資能源基礎設施,本身就可能引發激烈的政治反彈。那些在鏽帶州失去工作的選民,那些被高房價和生活成本壓得喘不過氣的中產階級,憑什麼要為矽谷科技巨頭買單,幫助他們獲得更多電力來訓練AI模型?中國大陸的優勢恰恰在於其政治體制能夠快速調動資源實施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當決策者確定AI是戰略重點時,電廠、資料中心和配套設施能夠以驚人的速度上馬。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治理模式的差異。布坎南的“大交易”假設美國政府能夠提供類似的支援,但這個假設本身就忽視了美國政治體制的結構性制約。人才政策的內在矛盾“大交易”的第二個支柱是維持國際人才管道。布坎南正確地指出,70%的頂級在美AI研究人員出生在國外,65%的領先美國AI公司至少有一位移民聯合創始人。但他對人才政策面臨的困境卻語焉不詳。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場與布坎南的設想存在根本衝突。將H-1B簽證費用提高到10萬美元,大幅收緊國際學生入學政策(2025年可能導致國際學生入學率下降30%-40%),這些措施的政治邏輯與“保持AI人才流入”完全相悖。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這些移民政策並非出於無知或短視,而是回應了美國社會中一股強大的民粹主義情緒。對許多美國選民而言,保護美國就業、防止移民搶走機會是比維持AI領先地位更直觀、更緊迫的關切。當布坎南談論引進更多外國AI人才時,政治現實是,這種政策會被解讀為“讓外國人來搶美國人的工作”。技術精英和政策制定者可以用國家安全和經濟競爭力來論證開放移民的必要性,但這套話語在政治市場上的說服力遠不如美國優先來得有力。更深層的矛盾在於,布坎南一方面希望政府幫助AI產業獲得更多國際人才,另一方面又主張將AI深度整合進國家安全體系。但任何有過安全審查經驗的人都知道,涉及國防和情報的項目對人員背景有極其嚴格的要求。當AI越來越多地被用於軍事和情報用途時,如何平衡人才開放性和安全審查的嚴格性?那些來自對手國家的研究人員——包括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AI專家——是否還能參與最前沿的AI研發?布坎南似乎希望魚與熊掌兼得:既要保持美國作為全球AI人才磁石的地位,又要加強對AI技術的國家安全管控。但這兩個目標存在內在張力。中國大陸正在積極招募AI專家回國,而美國日益收緊的移民政策和日益政治化的科研環境,可能會加速這種人才回流。當美國大學裡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發現自己無論多麼優秀都難以獲得工作簽證,當他們的研究因為敏感性而受到限制時,選擇回國就成了理性選擇。而這正是布坎南所擔心的人才外流。政府-產業合作的結構性障礙“大交易”設想的核心是政府與科技行業建立深度合作關係。但這個設想面臨一個尷尬的現實:雙方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互不信任。從科技行業的角度看,政府意味著繁瑣的監管、緩慢的決策流程和對商業創新的束縛。矽谷文化崇尚“快速行動,打破陳規”(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而政府系統的特點恰恰是謹慎、官僚和風險規避。更重要的是,科技公司擔心與政府深度合作會限制它們的商業自由。如果將AI系統深度整合進國家安全體系,這意味著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更多的安全審查、更少的國際市場機會。對那些在全球營運的科技巨頭而言,這是一個巨大的代價。從政府的角度看,科技公司則是一群難以管束、唯利是圖、不考慮國家安全的商業實體。OpenAI、Google、Meta這些公司都曾因為與軍方和情報機構的合作項目引發內部員工抗議。2018年,Google員工成功迫使公司退出了與國防部的Maven項目。這種企業內部對軍事合作的牴觸,讓政府對科技公司的可靠性深表懷疑。布坎南在白宮任職期間主導的一些政策,恰恰體現了這種張力。拜登的AI行政命令要求科技公司自願做出安全承諾,但這些承諾大多停留在原則層面,缺乏強制約束力。而當政府試圖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時,科技公司又會動用強大的遊說力量來阻撓。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很難想像能夠昇華為布坎南所設想的“大交易”式的戰略夥伴關係。更根本的問題在於,“大交易”假設政府和產業能夠就AI的發展方向達成一致。但實際上,雙方對許多核心問題存在嚴重分歧:AI應該多大程度上開放?誰應該控制最強大的AI系統?AI帶來的經濟收益應該如何分配?AI技術應該向那些國家和實體出口?在這些問題上,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利益遠非完全一致,而且內部也存在嚴重分歧。要在這樣的基礎上達成一個覆蓋能源、人才、國家安全等多個維度的“大交易”,難度之大可想而知。時間的殘酷性與政策的惰性布坎南正確地指出,AI進步速度極快,政策制定者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重大決策。但他的“大交易”卻要求完成一系列在美國政治體制下通常需要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實現的任務:大規模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移民政策根本性改革、政府-產業關係的深刻重構、國家安全體系的全面AI化。這裡存在一個根本性的時間錯配:AI技術的演進以月為單位,而美國政治體制的變革以年甚至十年為單位。在拜登任期內,布坎南主導的AI行政命令確實取得了一些進展,建立了AI安全研究所等機構,推動了一些自願承諾。但這些成就與“大交易”設想的宏大目標相比,幾乎微不足道。而現在,川普政府正在系統性地拆除拜登時期建立的許多AI治理框架,包括放鬆晶片出口管制——這正是布坎南最擔心的事情。政治周期的不穩定性使得任何長期戰略都難以為繼。一個政府費盡心力建立的政策框架,可能在下一個政府上台後被全盤推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政府和產業就一個需要十年、二十年才能見效的“大交易”達成共識,無異於痴人說夢。中國大陸的體制優勢恰恰在於其政策的連續性和長期性——當中國大陸將AI確定為戰略重點時,這個戰略可以持續數十年不變,資源投入也能夠保持穩定。美國的民主制度有其獨特價值,但在需要長期戰略規劃的技術競爭中,這種制度的弱點暴露無遺。布坎南的“大交易”本質上是一個防禦性戰略,它的出發點是“防止失去領先地位”而非“創造新的突破”。這種心態本身就反映了一種焦慮和不自信。當一個國家的AI戰略主要由防止對手超越而非創造革命性創新驅動時,它實際上已經喪失了先機。中國大陸的AI戰略雖然也包含趕超美國的目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自主創新能力和獨立的技術生態。DeepSeek的成功正是這種戰略思維的體現——與其被動等待美國放鬆封鎖,不如主動探索新的技術路徑。難以癒合的裂痕最終,“大交易”之所以難以實現,根源在於它試圖彌合的那些裂痕可能本就無法癒合。美國社會在AI問題上的分裂是深層次的。技術精英認為AI是下一個增長引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領先;普通民眾擔心AI導致失業和不平等;環保主義者反對為AI建設消耗巨量資源的資料中心;民族主義者要求限制移民和技術出口;國際主義者強調開放合作的重要性。這些立場之間的矛盾,不是一個“大交易”就能調和的。政府和科技公司之間的不信任是結構性的。科技公司希望政府提供支援但不要干預,政府希望科技公司服從國家利益但又不完全信任它們。這種關係更像是一種脆弱的共生而非穩固的夥伴關係。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競爭是長期的、全方位的,不可能通過單一的技術封鎖或單一的政策框架來解決。中國大陸的制度優勢在於能夠集中資源和長期規劃,美國的制度優勢在於創新活力和市場機制。但當競爭進入到需要國家動員和長期規劃的階段時,美國的制度優勢可能反而成為劣勢。布坎南的“大交易”建立在一個過於樂觀的假設之上:只要政府和產業達成正確的協議,美國就能夠延續其在AI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現實可能更加殘酷——不是美國不夠努力,不是政策不夠好,而是歷史的鐘擺正在擺向另一邊。技術霸權從來不是永恆的,曾經的領先者往往會在新的技術範式轉換中失去優勢。AI可能正是這樣一次範式轉換,而“大交易”式的修補方案,或許只是延緩衰落而非逆轉趨勢。在DeepSeek證明封鎖無效、川普政府拆除拜登時期的AI治理框架、美國社會在移民和能源政策上陷入僵局的當下,布坎南的“大交易”更像是一個精緻的政策幻想,而非可行的戰略方案。這並非說布坎南的診斷不對——美國在AI領域確實面臨能源、人才、安全整合等多重挑戰。問題在於,他開出的藥方需要一個在當前美國政治現實中幾乎不存在的條件:高度共識、長期承諾、政府效率和超黨派合作。當這些前提條件都不具備時,“大交易”就只能停留在紙面上,成為又一個華盛頓政策圈裡的美好願景,而非能夠真正塑造現實的戰略行動。 (心智觀察所)
從經濟學看日美韓近期舉動,製造業退化下,為何他們都在大力發展軍工?
我今天聊的話題,可能和過去的經濟學理論角度都不一樣,我查了下,似乎當下經濟學對戰爭風險的解釋都是集中在產能過剩、供需矛盾,導致市場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但是,現在的世界經濟局勢,似乎和工業革命後的任何時期都不一樣(主要原因是工業絕對優勢在我方),在西方堅持古典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理論下,全世界的製造業實際上都進行了國際分工,這也就給了一些新興經濟體製造力提升的時代機遇,隨著購買力差異、生產成本差異等因素的持續分化,全球漸漸變成了消費驅動型金融主導經濟體,和生產驅動型貿易主導經濟體兩種大類!而這種模型下,前者實際上是進行了工業去勢,陷入了債務驅動福利的社會不可持續經濟模式中,而後者則進行了工會去勢,很可能也陷入了內部成本壓縮的價格不經濟增長模式中。因此,要想過上好日子,勢必要進行平衡,前者恢復生產和市場,後者恢復消費和福利,這樣的話,兩邊的流動性都得到了實體的釋放,市場也就會開始復甦!但話說起來簡單,難的是如何才能撐過這一過渡時期,而這個難,其實就是當下!今天我就想從經濟學一個全新的視角去審視:日美韓近期在軍事領域的密集動作,也許並非孤立的安全政策調整,而是其傳統製造業競爭力持續衰退後,通過軍工複合體維繫工業基礎、緩解經濟壓力的戰略選擇。這種 “以軍工補製造” 的路徑,會導致產能位置從充滿競爭的民用領域轉向特定市場的軍事領域,這不僅會重塑了三國產業結構,保護原本失去競爭力的傳統行業,還能通過 “武器供給增加 — 地區軍備競賽 — 政策立場激進” 的傳導鏈條,加劇了全球尤其是亞太地區的戰爭風險。所以,我這次的邏輯不同於傳統“工業過剩轉嫁危機”理論,而是呈現出 “製造業衰退——轉軍工依賴——製造安全衝突” 的新特徵,但因為我主要的理論還在最佳化,今天就簡單說說!順便說下,朝鮮的“先軍主義”或許也是這種經濟學下的異化選擇!一、日美韓傳統製造業競爭力衰退的現狀與動因日美韓曾憑藉技術優勢和產業叢集效應,在全球製造業版圖中佔據核心地位,但近年來均面臨競爭力下滑、產業空心化或增長乏力的困境,且與中國等新興製造業大國的差距逐漸擴大,或其轉向軍工領域的底層動因。(1)日本:產業空心化與製造業佔比持續萎縮日本製造業的衰退始於安倍經濟學時期,2020後進一步加劇。據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料,2022 年日本製造業佔 GDP 比重已降至 20.1%,較 2012 年下降 3.4 %,為戰後以來的歷史低位,2025年更是已經降到了19.23%左右。其傳統優勢產業如汽車、電子元器件面臨雙重壓力:一方面,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低價策略在全球市場的份額快速擴張,擠壓日本汽車產業空間;另一方面,半導體材料、精密機械等領域的技術優勢被韓國、中國TW地區稀釋,導致日本製造業 “技術護城河” 縮小。而這種產業空心化還體現在企業外遷與投資收縮上。為降低成本,日本豐田等車企將生產線向東南亞、墨西哥轉移,國內僅剩研發和高端部件生產環節,導致本土製造業就業崗位減少、產業鏈完整性受損,久而久之技術工人也就進一步減少。在此背景下,防衛產業成為日本少數仍保留技術優勢的領域 ,比如: 三菱重工的潛艇技術、川崎重工的戰機發動機製造能力,已經被日本政府視為 “維繫高端製造基礎” 的核心抓手,這也解釋了為何日本會在 2025 年啟動 “防衛產業戰略”,試圖通過軍工拉動製造業復甦。(2)韓國:增長失速與傳統產業承壓韓國在製造業方面也面臨 “高端突破受阻、中低端被替代” 的雙重擠壓。2025 年一季度,韓國開發研究院(KDI)將全年經濟增長預期從 1.2% 下調至 0.8%,創下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核心原因是製造業增長乏力。韓國經濟人協會剛對從事十大出口產業的200家企業進行了“關於韓美中日的競爭力現狀和展望”調查,結果顯示受訪韓國企業認為中國企業在鋼鐵、通用機械、蓄電池、顯示器、汽車和零部件五個領域領先於韓企,而在半導體、電子和電機、船舶、石油化學和石油產品、生物健康領域仍短暫小幅落後於韓企,但據業界預測,韓國十大出口產業競爭力將在未來五年內全部被趕超。更嚴峻的是,韓國製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度極高(出口占 GDP 比重超 50%),而美國的關稅壓力與中國製造業的崛起進一步加劇了其困境,這就迫使韓國尋找新的產業增長點,而其軍工產業因 俄烏衝突和“產能規模大、政府訂單穩定、技術附加值高、出口潛力大”的特點,成為了韓國政府的優先選項。(3)美國:製造業外流與經濟金融化反噬美國製造業的衰退是長期 “去工業化” 的結果,主要是因為蘇聯沒了。冷戰結束後,美國推動製造業向低成本地區轉移,國內經濟重心轉向金融、科技服務業,製造業佔 GDP 比重從 1965 年的 28% 降至 2023 年的 8.4%,僅保留航空航天、高端裝備等少數高端製造領域。這種 “金融化優先” 的發展模式導致美國製造業產業鏈脆弱化,當下,美國軍工產業所需的 35 種關鍵礦物中,19 種依賴中國進口,稀土元素進口依賴度更是高達 80%,原本技術發明人,先在連基本加工能力都沒了,就暴露了 “軍事優勢與製造基礎脫節” 的矛盾。而俄烏衝突的爆發,才是真正讓美國意識到製造業空心化的風險 !美國軍工企業初期因炮彈產能不足,不得不從韓國、以色列採購彈藥補充庫存。為此,美國政府開始推動 “軍工製造業回流”,2024 財年軍費預算高達 8420 億美元,同比增長 3.2%,其中 35% 用於裝備採購,直接拉動洛克希德・馬丁、雷神等軍工巨頭重啟生產線。但這種 “以軍費刺激軍工” 的模式,本質上是用財政資源維繫製造業片段化優勢,而非重建完整的民用製造體系,只會讓經濟進一步強化了對軍工複合體的依賴,但也維繫住了鋼鐵等一些列配套行業的基礎產能!二、製造業衰退驅動軍工複合體生長的內在邏輯日美韓選擇軍工複合體作為製造業衰退的 “替代方案”,並非偶然。從經濟特性、政策工具和產業協同三個維度看,軍工產業恰好契合了三國 “維繫工業基礎、緩解增長壓力” 的需求,形成了 “製造業衰退 — 軍工擴張 — 複合體壯大” 的閉環。(1)經濟替代:軍工產業具有抗周期屬性相較於民用製造業,軍工產業具有 “政府主導、需求穩定、技術密集” 的特點,能在經濟下行期提供穩定的增長動能。具體而言:首先,軍工的訂單確定性高,軍工產品的採購主體是政府或軍方,不受市場周期波動影響。其次,軍工能帶動的產業鏈非常廣工產業涵蓋機械、電子、材料、軟體等多個領域,對上下游的拉動效應顯著。最後,軍工是特許高附加值貿易,通常出口收益可觀!(2)政策推動:政府開始宏觀調控日美韓政府正通過政策工具將資源向軍工領域傾斜,並開始重塑生態體系!比如:日本已經修訂《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將 “非戰鬥地區” 概念彈性化,準備為武器出口鬆綁!同時設立 “戰略技術開發基金”,其中 45% 的預算用於防衛相關研究,要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國立科研機構與軍工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打破了戰後 “學術與軍事隔離” 的傳統。而韓國的模式則是政府與企業 “共生式發展”:韓國政府與韓華集團、現代重工等軍工企業形成緊密協作關係,甚至允許企業 “推遲國內訂單、優先滿足出口需求”,確保出口訂單按時完成。同時,韓國政府為軍售提供擔保,2023 年為埃及 K9 火炮訂單提供 12 億美元出口信貸,降低了企業的海外風險,這種市場行為的國家化,實際上就是典型的支柱產業扶持特徵!至於美國,就是進一步對“金融 — 軍工複合體”進行強化,旋轉門大家想必都知道,軍工企業通過遊說推動軍費上漲,國會則通過批准軍費預算獲得地方就業支援,政府則借助軍工出口強化全球影響力,這種利益繫結導致美國軍工複合體規模持續擴大,穩佔全球市場份額的 35%~45%。(3)技術協同:民轉軍穩產能製造業衰退導致日美韓的高端民用技術面臨 “無用武之地”,而軍工領域成為這些技術的 “承接池”,形成 “民用技術軍事化” 的異化趨勢。例如:日本防衛省重點發展的量子計算、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技術,原本用於民用通訊、自動駕駛等領域,但在 “防衛產業戰略” 推動下,這些技術被優先應用於軍事場景,若不加以限制,5 年內日本民用技術軍事化轉化率可能突破 40%,實質會架空和平憲法對戰爭權的限制。而韓國的造船業的銲接技術、汽車產業的精密機械製造能力,被直接應用於潛艇、坦克生產 ,KSS-3 型潛艇的耐壓殼體製造技術,源自現代重工的大型集裝箱船建造經驗。K2 坦克的發動機技術,則基於現代汽車的高端發動機研發平台。這種 “民用技術軍工化” 的路徑,降低了軍工研發成本,也讓韓國軍工產品在性價比上具備優勢。此外,美國也已經提出機器人軍隊概念,其希望用矽谷的人工智慧、無人機技術,快速轉化為軍事裝備,比如用Google的深度學習演算法用於美軍無人機的目標識別,特斯拉的電池技術被改造為軍用車輛動力系統。這種 “科技 — 軍工” 聯動,可以讓美國軍工產品始終保持技術領先!三、產能位置異化加劇戰爭風險的傳導路徑我們看到,日美韓將製造業產能向軍工領域轉移的 “異化” 過程,並非單純的產業結構調整,其通過武器供給增加推動軍備競賽、又用軍工利益集團影響政策立場、甚至不惜製造安全失衡引發衝突隱患!從供給端看,軍工產能的快速擴張,直接導致地區武器存量增加,很容易引發周邊國家的 “安全焦慮”,進而陷入 “你擴軍我也擴軍” 的螺旋式競爭。而從政策端看,軍工複合體的壯大,會影響政府決策,使政策立場更趨激進,增加軍事手段解決問題的機率。最後從結構端看,軍隊永遠不是擺設,日美韓的軍工擴張,會打破原本相對平衡的地區力量格局,導致一些敏感議題更容易升級為衝突。所以,日美韓選擇 “以軍工複合體維繫工業基礎” 的路徑,本質上是一種 “飲鴆止渴” 的策略。從經濟角度看,軍工產業的 “低帶動性” 決定了其無法替代民用製造業!德國基爾研究所的研究顯示,軍工產業每創造 1 個崗位,僅能帶動 1.5 個上下游崗位,而汽車產業能帶動 4.5 個崗位;同時,軍工產業依賴政府預算,長期大規模投入會擠佔教育、醫療等民生支出,影響經濟可持續增長,說到底,軍工沒有“勝利的戰爭”永遠都是成本,我們不得不防!(聞號說經濟
臺灣企業以解決方案加上在地服務 以多元整合拓銷模式搶攻亞太新興市場
圖說: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邀請日韓馬泰四國五位買家來台,與台灣企業代表面對面,親授三大台灣出口領航新戰略。(照片來源:CDRI)由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主辦、商業發展研究院(CDRI)執行的「2025 新興市場領航計畫—出口領航論壇暨成果發表會」圓滿落幕。國際貿易署副署長胡啟娟表示,爭取東協及東北亞國家的經貿商機,向來是我國重點推動的政策方向。透過「新興市場領航計畫」等協助,能有效建立雙邊貿易往來的合作機制。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指出,由於每個國家產業環境與需求不同,必須採取多元整合及因地制宜的方式,除聚焦雙邊產業合作、多元創新拓銷、即時市場商情等整合面向,更搭配導入AI等數位科技提升拓銷效率,以期建構出口輔導生態系。商業發展研究院行銷與新媒體研究所所長曾志成分析,「新興市場領航計畫」的帶動,讓國內業者從以往的單一(產品)出口型式,升級為「解決方案+在地服務」的模式,共輔導414家次國內業者,開發超過230家海外買家,並透過約1,000場次的媒合會,促成60個合作案,採購訂單逾新臺幣10億元。圖說: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許添財則指出「新興市場領航計畫」搭配導入AI等數位科技提升拓銷效率,達到建構出口輔導生態系、促進深度合作的效果。(照片來源:CDRI)五大主題深度市場解析與成功經驗分享為能確實連結國內業者特色與海外市場需求,「新興市場領航計畫」特別邀請日韓馬泰四國五位買家來台,設定智慧醫療、智慧社區、循環再生、醫美保健、運動健康為五大拓銷主題,並分別對應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日本、韓國等市場分享合作經驗。圖說:聚焦智慧醫療、智慧社區、循環再生、醫美保健、運動健康五大主題,五位來自日、韓、馬、泰四國的海外買家代表,於論壇上深度解析在地市場痛點與最新採購需求。(照片來源:CDRI)智慧醫療(Health Tech)亞太新興市場買主的核心驅動力來自於解決臨床痛點的需求,並提升照護效率 。在地需求:在越南,買主重視產品是否取得醫療器材的註冊認證,並要能協助減輕基層醫療人員負擔;在泰國,則關注軟硬體的整合串接,並需提出臨床數據佐證。智慧社區(Smart Community)推動智慧社區的核心驅動力來自基礎設施升級與提升營運效率 。在地需求:馬來西亞市場以ESG為導向,買主高度關注ESG帶來的投資報酬率(ROI),並要求客製化平台和在地認證;安全導向的菲律賓則更注重能提高應用效能的邊緣運算,並信任MIT的品質。循環再生(Circular Renewable)在EPR(生產者延伸責任)與ESG等法規推動下,廠商承受不小壓力 。在地需求:泰國塑膠製造商迫切需要EPR應對方案,要求解決方案具備全球回收標準認證(GRS);馬來西亞工程集團尋求廢棄物高值化技術,並強調能在地化生產 。醫美保健(Beauty & Personal Care)市場多要求產品需通過科學臨床實證及法規認證。在地需求:韓國會希望產品具有專利技術和特色原料等差異化;越南則強調產品的效果與天然成分,並要能提供在地教育訓練 。運動健康(Sports & Health)此產業在各國均受重視,但市場成熟度不同。在地需求:較成熟的日本市場,除了需恪遵法規、具備完整的在地化準備外,市場對產品的品質及效能也相當注重;新興的菲律賓市場,需要更多創新且具彈性設計的解決方案,在地化支援與具競爭力的價格也相當重要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透過精準的市場對應和主題式的拓銷規劃,臺灣企業正以創新價值與系統整合為關鍵策略,成功掌握亞太新興市場的增長動能,帶領臺灣經貿在全球市場上「超前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