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層面，任何事物過度依賴單一來源都可能催生一個故障點。故障點的激增與全球經濟的設計和各項激勵機制有關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四分之一的化肥運輸都需經過荷姆茲海峽，而伊朗對這條水道的實質性封鎖，則凸顯了我們這個複雜互聯的全球經濟中一個眾所周知的脆弱性：只要某單一節點出現故障，便可能引發大規模且代價高昂的中斷。然而此類故障點在過去數十年間卻有增無減。全球貿易流經的許多其他關鍵通道，同樣可能演變為破壞性的瓶頸。位於馬來西亞與印尼蘇門答臘島之間的馬六甲海峽，向來是戰爭模擬推演中的關注焦點。當巨型集裝箱船“長賜號”在2021年致使蘇伊士運河被堵塞六天時，由此引發的中斷在供應鏈中迴蕩了數月之久。市場過度集中同樣會產生類似的脆弱性。少數幾家日本微控製器和發動機進氣流量感測器生產商佔據著市場主導地位，而這意味著全球汽車產業在2011年日本遭遇大地震和海嘯後立馬急劇萎縮。與荷姆茲海峽等地理因素造成的脆弱性相比，此類風險相對更容易應對。自2011年以來，汽車製造商已實現供應商多元化，建立了緩衝庫存並建立了大型資料系統以提高複雜供應鏈的透明度，從而更容易識別那些隱藏的單一來源風險。但多元化也伴隨著取捨，先進半導體行業可能最能體會到這一點。荷蘭企業ASML壟斷了生產最先進半導體所需的全部極紫外光刻裝置，而僅有兩家公司（台灣的台積電和韓國的三星）具備生產2奈米半導體元件的能力。鑑於由此帶來的明顯脆弱性，各國政府正積極推動產業多元化。美國和歐盟已推出激勵措施鼓勵台積電和三星在多地分散生產，美國政府也在支援英特爾發展先進半導體能力。同時中國正投入巨資以減少在半導體設計和製造方面對外部來源的依賴。儘管這種做法可能增強韌性，該行業卻難以承受效率下降。稀土是技術供應鏈中的另一個顯著脆弱性。包括電動汽車、消費電子產品、醫療技術和先進軍事技術在內的一系列關鍵戰略產品都依賴於這些關鍵原料，但開採和加工較集中。金融領域同樣存在大量故障點。由美國控制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支付系統（SWIFT）便是顯而易見的例子。在經濟層面，任何事物過度依賴單一來源都可能催生一個故障點。故障點的激增與全球經濟的設計和各項激勵機制有關。在一個高度分散且競爭激烈的網路中，投資者更傾向於最佳化效率，而非韌性。在存在大量投資者的時候，沒有那一方有動力將平衡效率與韌性的成本內部化。而所有權集中度更高的網路則更傾向於最佳化韌性。三家企業（阿爾卡特海底網路、SubCom和NEC）供應並維護著87%的全球海底光纜網路，這些光纜承載著超過95%的國際資料流量，包括支付及其他金融交易。這些“架構師”擁有強大的動力將韌性融入系統，例如增加光纜數量、分散登陸點、確保廣泛地理分佈、採用環路設計、利用網際網路協議在阻塞處實現無縫重路由以及預留冗餘容量。畢竟韌性就是它們所售產品的一部分。汽車行業亦是如此，豐田等大型企業掌控著供應鏈中足夠大的份額，因此能同時從成本最佳化和韌性最佳化中獲益。對於網際網路而言，美國政府曾是主要的架構設計者，因此能確保各類嵌入式協議能自動繞過阻塞點重路由流量。事實上，大型國民經濟體是極為重要的參與者，因為它們在某種程度上將散落於眾多小型私營參與者的韌性收益內部化並進行聚合。當市場無法充分提供韌性時，國家便成為提供韌性的重要參與者。為此它們有幾個選項：它們可以單打獨鬥，例如將半導體等關鍵商品的生產回流至本國；可以加強國際合作，比如組建聯盟以最大限度地開發稀土的替代來源；又或是採取這兩者的某種組合。無論各國選擇何種途徑，消除或緩解脆弱性都將耗資不菲。但在全球日益碎片化且合作關係不斷惡化的當下，這是它們必須承擔的成本。 (財經雜誌)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將於4月11日至15日開啟自2023年以來的第四次訪華行程。西班牙媒體普遍認為，這種頻率在歐洲國家領導人中並不常見，並將此行解讀為馬德里對華政策延續和深化的重要一步。西班牙首相府8日對媒體表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將於4月11日至15日訪問中國的行程旨在加強與中國的政治聯絡，鞏固互信，強化中西全面戰略夥伴關係，促進歐洲一體化，推動中國與歐盟在戰略夥伴關係框架內建立更緊密的聯絡。此行將圍繞經濟貿易議題展開，包括吸引中國投資、推動可再生能源合作以及擴大西班牙農產品出口等領域。這次訪問的另一個目標是加強兩國在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領域的雙邊合作，桑切斯還將就全球治理、氣候變化以及多邊主義等議題與中方交換意見。桑切斯夫人戈麥斯以及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雷斯將陪同桑切斯訪華。西班牙媒體對桑切斯的訪華行程普遍關注。《先鋒報》強調，這將是桑切斯在四年內的第四次訪華，顯示西班牙政府對中國市場及雙邊合作的高度重視。《世界報》指出，西班牙企業正尋求在中國市場獲得更大機會，西班牙政府希望借此行，強化雙邊經貿聯絡。《國家報》分析指出，在歐盟內部對華立場分化的情況下，西班牙正試圖走一條務實而自主的路線，在維持跨大西洋關係的同時，加強與中國的經濟合作。 (鳳凰衛視)

聯合國發佈的《2026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指出，儘管全球經濟在高通膨緩解和貨幣環境趨松的背景下表現出一定韌性，但全球增長仍持續低迷，低於疫情前水平，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和結構性制約因素依然存在。報告預測，2026年全球經濟產出將增長2.7%，略低於2025年估計的2.8%，也明顯低於疫情前3.2%的平均增速。✦增長韌性仍在，但不確定性上升✦報告指出，2025年期間，在穩健消費支出和通膨壓力緩解的支撐下，全球經濟對美國大幅上調關稅展現出超出預期的韌性。然而，低迷的投資活動和有限的財政空間持續抑制經濟動能，全球經濟可能步入比疫情前更持久的低速增長軌道。報告警告，儘管部分貿易緊張局勢有所緩和，但關稅上調與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加劇的疊加效應預計將在2026年更加明顯。與此同時，儘管貨幣寬鬆和市場情緒改善推動金融環境趨緩，但部分領域估值過高，風險仍然突出，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的相關行業。✦高債務限制政策空間✦報告指出，高負債水平和較高的借貸成本正嚴重限制政策空間，發展中經濟體尤為明顯。多數最不發達國家、內陸開發中國家和小島嶼開發中國家仍深受債務負擔、有限的政策空間及外部衝擊影響，亟需國際社會支援。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援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話指出：“經濟、地緣政治和技術領域的多重緊張局勢正在重塑全球格局，催生新的經濟不確定性和社會脆弱性。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仍在艱難掙扎，因此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對全球大部分地區而言依然遙不可及。”✦區域增長總體平穩但差異明顯✦報告顯示，美國在貨幣和財政寬鬆政策支撐下，2026年經濟增速預計為2.0%，略高於2025年的1.9%，但勞動力市場趨緩可能削弱增長動能。歐盟經濟增長率預計將從2025年的1.5%降至2026年的1.3%，主要受關稅上調和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影響。日本2026年經濟增速預計為0.9%，低於2025年的1.2%。東亞地區2026年增長率預計為4.4%，低於2025年的4.9%；中國經濟在定向政策支援下預計增長4.6%。南亞地區2026年增長率預計為5.6%，其中印度預計增長6.6%。非洲地區2026年經濟增速預計為4.0%，但高債務水平和氣候衝擊構成重大風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2026年增長率預計為2.3%，略低於2025年水平。✦國際貿易放緩，投資持續低迷✦報告指出，2025年全球貿易在政策不確定性和關稅上升背景下仍實現3.8%的增長，但這一勢頭預計難以持續，2026年貿易增速可能放緩至2.2%。與此同時，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財政緊縮持續抑制投資增長。人工智慧的快速發展在部分大型經濟體推動了資本支出，但報告警告，其潛在收益可能分佈不均，從而加劇結構性不平等。✦通膨回落但生活成本壓力未解✦報告顯示，全球通膨率從2024年的4.0%降至2025年預計的3.4%，並有望在2026年進一步回落至3.1%。然而，即便通膨持續放緩，高企的物價仍在侵蝕家庭實際收入，並加劇不平等。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副秘書長李軍華表示：“即便通膨有所回落，居高不下且持續攀升的價格仍在持續侵蝕最脆弱群體的購買力。要確保通膨回落切實轉化為家庭生活改善，必須保障基本支出安全、強化市場競爭，並解決反覆出現的價格衝擊的結構性根源。”✦加強集體行動✦報告強調，增長乏力、財政空間受限以及多邊合作動力減弱，正阻礙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推進。在貿易、氣候、發展融資和社會包容領域，應採取新的集體行動，應對持續存在及新出現的挑戰。報告指出，《塞維利亞承諾》為加強多邊合作、改革國際金融架構和擴大發展融資提供了重要指引。落實明確債務重組機制、擴大全球優惠融資和氣候融資，對降低系統性風險、推動更加穩定和公平的全球經濟至關重要。 (聯合國貿易網路)

川普新政府「美國優先」政策在經貿領域的標誌性演繹，就是向全球發動關稅戰。其交易式外交的核心是經濟利益至上，各領域國際事務可簡化成可量化的財富交易。以商業的算計與政治的操弄，為解決財政拮据、貿易失衡、產業空虛等國內問題暴斂天下財富，同時拆解「讓美國吃虧」的「超級全球化」架構，重塑「美國中心」和「美國標準」的國際經貿體系。美國最大的底氣是霸權餘威，最大的籌碼是“全球最大消費市場”，川普最鍾愛的工具是關稅策略。2.0版的美關稅戰戰術，從第一任的「精準打擊」升級為全要素組合拳。這套組合拳主要由五個部分構成：無中生有的基準關稅、平衡貿易的對等關稅、打擊避稅的轉口關稅、產業保護的行業壁壘、特定緣由的懲罰關稅。據此為所有貿易夥伴劃定不同的關稅邊界，形成以美國為軸心的新國際貿易同心圓。 10%的基線稅率區，以英國等貿易順差國為主；15%的次優稅率區，含日本、韓國、歐盟等付出高昂代價國家，以及對美有獨特戰略價值的礦產資源國和地緣戰略夥伴；19-20%的中等稅率區，以越南、馬來西亞等東盟括國家為主；25%以上的高低稅率上述關稅大致落地後，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將從3%提高到18.6%以上，年關稅收入至少增加5,000多億美元，並迫使部分產供鏈轉移到美國本土及低關稅區。世界貿易組織估計，2025年國際商品貿易量將比「低關稅」基線下的預期降低2.7%，該組織條款下的全球貿易佔比將降至72%以下。前期的關稅談判和框架性成果只是“開胃菜”，真正的“主菜”是高爭議性和懲罰性關稅。美國對不同國家採取「高度定向化」施壓策略，用關稅脅迫對方在主權讓渡、地緣政治、軍事安全、能源礦產和滿足美戰略需求領域作出妥協。關稅已超越單純經濟功能，成為川普政府多領域政策工具，甚至是美全球治理和處理國際關係的首選武器。需要透過經濟視角和關稅談判，看清「利益交換+精準打擊」背後的戰略殺機。例如：在雙邊層面，將遏制歐洲戰略自主措施精準嵌入關稅框架協議，打壓其優勢產業和工業體系，逼迫其讓渡數字主權、技術和工業標準以及供應鏈路徑等自主權；強迫盟友大量購買美傳統能源和武器等指定產品，重塑能源和軍工供需結構與全球佈局，強化對美能源依賴和戰略捆綁；對亞洲國家戰略捆綁；供應鏈安全」審查、“轉口”關稅和“原產地規則”，切割地區產供鏈關鍵神經，分化弱化區域合作網鍊及對中國的依賴；對巴基斯坦以低稅率懷柔政策，換取開放瓜達爾港51%股權、巴美合作開採油田等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對巴西的高關稅打壓，有分化金塊國家分裂硬幣。在製度層面，強制重構國際經貿規則和全球價值鏈，將與美對手交易、「不服從美戰略秩序」的國家納入「次級關稅」懲罰機制，形成具有篩選功能的戰略施壓和封鎖工具，購買俄羅斯石油的印度成為首個目標，並可能擴大到其他國家和其他事由；利用「差異化」關稅重構全球政治經濟等級結構與識別體系，將新能源革命與新科技革命關鍵性資源列入高關稅清單，重塑關乎長遠競爭力的戰略性礦產全球分佈權與結算主導權，對全球能源市場、戰略性資源供應鏈、關鍵原材料流向、物流網絡安全性等帶來結構性衝擊。中美處於全球貿易平衡和供應鏈兩端，美國關稅戰要解決的核心挑戰是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粗略計算，2024年中美兩國對外貿易總額佔全球43.7%；中國出口占全球14.64%，進口占10.6%；美國出口占8.45%，進口占13.57 %；中國順差9,920億美元，佔全球40%，占美國逆差9,184億美元的32%；中國處於中間品貿易樞紐地位，製造業佔全球31.6%，美國祇佔15%。美國重塑國內經濟結構與全球經貿體系，特別是產供鏈重構，中美貿易關係都是關鍵變數。迄今高關稅未能阻擋中國對外出口（上半年出口成長5.9%，貿易順差成長34.52%），制裁圍堵沒有擊穿中國製造業防線，中美雙向依賴仍在加深。中國對美出口依賴雖然降低，占我總出口比重從2018年的19.2%降到2025年上半年的9.5%；但中國40%的產品需要對外銷售，美國60%的消費品，以及大型零售和高科技企業等依賴中國供應鏈；中國控制全球70%的稀土、95%的稀土精煉產能等美尖端武器和半導體產業命脈，幾輪壓力測試後美國對中國製造的「結構性依賴」更具剛性。中美關稅談判的意義不限於最終稅率高低，還在於兩國作為「共生體」如何在新的全球經濟天平上找到平衡點，這將成為全球經貿體系重塑的定盤星。川普經濟團隊稱，關稅戰對華有“四大終極目標”：減少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阻止中國“非法傾銷”，終止中國“竊取知識產權”，防止中國“操縱匯率”。另外，不可言說的還有遏止中國發展和減少對華依賴意圖。此輪關稅戰中“去中國化”的組合拳包括：第一，通過對專項商品和生產性服務的高徵稅與高收費，開徵40%“轉口關稅”和“原產地規則”，建立三級供應鏈溯源機制及“審核+懲罰+清關”的威懾與監管體系，對華設置“關稅長城”，“封堵美長城”，“封堵入中國第二，透過「安全供應鏈」標準和「關鍵零件原產地限制條款」等，建構「區域層級供應鏈壁壘”，將「經濟脫鉤」深化為全球和區域排華性產供鏈重構。第三，透過「稅收抵免+成本倒逼+政策誘因」組合策略，促使美資與中外資企業從中國轉到美國。第四，在美國與各國達成的框架協議中，嵌入設置前提條件、打擊轉運、利誘脫鉤、標準強制、限制合作對像等排華“毒丸條款”，並可能在後續協議細化中移植擴散，將涉華特殊條款固化為標準化多邊規制。「美國優先」的新關稅體系、「美國標準」的經貿規則、「美國中心」的產供鍊網絡，加上背離國際貿易組織非歧視原則，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打亂基於自由貿易和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與合作機制，這一切對冷戰後形成的全球經貿體系造成系統性衝擊。各國正重新評估貿易政策的風險和自主安全，以自身和本區域為節點調整政策佈局，擺脫多邊貿易規則束縛，尋求對美以及對外經貿關係再平衡。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擴散，多角化和區域化貿易安排增多，全球經濟整合出現整體撕裂、局部整合態勢，全球化路徑可能出現裂變式網路化結構。主要經濟體面臨的關鍵挑戰在於，如何在美國關稅政策衝擊、多邊貿易體系削弱、國際經貿格局重組中，透過完善發展格局和提升制度韌性，成為連結更多貿易圈層、捆綁更多貿易夥伴的核心樞紐。(和平發展研究所CASS)

6月10日，世界銀行官網發佈了主題為“全球經濟面臨貿易相關的阻力”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全球經濟正遭遇強勁逆風，主要源於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政策不確定性上升。對於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來說，前景暗淡抑制了它們促進創造就業和減少極端貧困的能力。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低迷，使得這種充滿挑戰的環境因進一步複雜化。需要開展全球合作，以恢復更加穩定的全球貿易環境，並擴大對脆弱國家的支援，包括對處於脆弱和衝突局勢中的國家的支援。各國內部政策措施對於遏制通脹風險和增強財政韌性也至關重要。為了釋放就業創造和長期增長的潛力，改革的重點應放在提升制度質量、吸引私人投資和加強人力資本及勞動力市場上。”概要：全球展望隨著貿易壁壘大幅上升和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全球增長正在放慢速度。預計 2025 年增速將降至 2.3%，較之前的預測大幅下調，預計 2026-2027 年僅會出現不溫不火的復甦。如果貿易限制升級或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存在，增速可能會更低。其他下行風險包括主要經濟體的增速低於預期、衝突惡化和極端天氣事件。需要採取多邊政策努力，為解決貿易緊張局勢營造一個更具可預測性和透明度的環境。政策制定者需要控制通脹並加強財政狀況，同時還要進行改革，以提升制度質量，刺激私人投資，改善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運作。區域預測在貿易緊張局勢加劇和全球不確定性升高的情況下，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地區都面臨著充滿挑戰的前景，相對於 1 月份的預測，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 地區 2025 年的增速預測都有所下調。預計東亞與太平洋地區以及歐洲與中亞地區（這兩個地區都高度依賴全球貿易）的增速將放緩，南亞增速也將在較小程度上放緩。在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由於貿易壁壘高企和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弱點阻礙了經濟活動，預計該地區在預測期內的經濟增速將在所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中處於最低。在大宗商品出口國集中的地區，包括中東與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預計外部大宗商品需求前景疲軟將拖累增長。報告總結：《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由世界銀行集團發佈，分析了全球經濟的現狀、挑戰與前景，重點關注貿易政策、通脹、金融發展等方面。1. 報告基本資訊發佈機構：世界銀行發佈時間：2025年6月資料截止日期：2025年6月3日2. 全球經濟概況增長放緩預計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將放緩至2.3%，為2008年以來最慢增速（除全球衰退外），主要受貿易壁壘增加和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發展中經濟體在縮小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差距、減少極端貧困方面進展不足。通脹與金融狀況全球通脹仍高於央行目標，部分發達經濟體通脹上升，服務業價格壓力持續。全球金融條件較2024年底收緊，股市波動，債券收益率上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資本外流和貨幣貶值風險。3. 各區域經濟展望東亞和太平洋地區2025年增長預計放緩，受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影響，中國經濟增長也將減速。歐洲和中亞地區增長同樣面臨放緩壓力，受全球貿易不確定性和高能源價格等因素影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預計增長最低，受高貿易壁壘和結構性弱點制約。中東和北非地區增長受外部商品需求減弱拖累，但部分能源出口國因國內因素有增長動力。南亞地區增長預計放緩，印度等國面臨通脹和財政挑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增長預計先升後降，受全球貿易環境、政治不穩定和債務問題影響。4. 主要經濟體情況美國經濟增長預期下調，受貿易政策變化、金融市場波動和信心下降影響，2025年預計增長1.4%。歐元區經濟增長乏力，受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高能源價格和競爭力下降影響，2025年預計增長0.7%。日本經濟增長預計從2024年的0.2%回升至2025年的0.7%，但面臨外部需求疲軟等挑戰。中國貿易政策變化對經濟活動有影響，2025年經濟增長預計放緩，政府採取財政和貨幣政策支援內需。5. 風險與挑戰下行風險貿易壁壘進一步升級、政策不確定性持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極端氣候事件增多等。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面臨資本外流、債務風險上升等問題。上行風險貿易緊張局勢緩和、主要經濟體達成貿易協議、技術進步推動投資增長等。6. 政策建議全球層面加強多邊合作，解決貿易不平衡，恢復可預測、透明的貿易環境。應對脆弱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困境，提供援助和支援。推動全球氣候變化適應和減緩措施。國家層面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需控制通脹，加強財政管理，提高稅收收入，優先支出。進行結構性改革，提高制度質量，吸引私人投資，發展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衝突國家需實現持久和平與穩定，以促進就業和經濟發展。重要圖表解讀：A sharp increase in trade tensions and policy uncertainty is set to drive global growth this year to its slowest pace since 2008, outside of outright global recessions. These headwinds have led to growth forecasts being cut in nearly 70 percent of all economies—across all regions and income groups.由於貿易緊張局勢和政策不確定性的急劇增加，今年全球增長預計將降至自2008年以來（不包括全球衰退年份）的最慢速度。這些不利因素已導致近70%的所有經濟體（涵蓋所有地區和收入群體）的增長預測被下調。Global growth is projected to slow to 2.3 percent in 2025, nearly half a percentage point lower than the rate that had been expected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Over 2026-27, a tepid recovery is anticipated, with growth averaging only 2.5 percent and leaving global output materially below January projections. While the outlook is far from a global recession, the forecasts imply that average global growth in the first seven years of the 2020s will be the slowest of any decade since the 1960s.全球增長預計將在2025年放緩至2.3%，比年初預期的水平低近0.5個百分點。在2026-27年期間，預計將出現緩慢復甦，平均增長僅為2.5%，全球產出將顯著低於1月的預測水平。儘管前景並非全球衰退，但預測顯示，2020年代的前七年全球平均增長將是自1960年代以來任何十年中最慢的。圖1 全球產出的增長變化圖1展示了從2005年到2027年全球產出增長的變化情況，其中紅色柱代表預測資料。可以明顯看出，2025年及之後的全球增長預期相較於前幾年有明顯下滑趨勢，這與上文描述的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分析相符合。The expected deterioration in growth is broad-based, with most of the world’s economies slowing relative to last year.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weaker external environment, progress by 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EMDEs) in spurring job creation and reducing extreme poverty rates, is anticipated to remain insufficient, leaving poverty rates above pre-pandemic levels in many low-income and fragile EMDEs.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的惡化將具有廣泛的全球性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速將低於去年。在外部環境疲軟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促進就業創造和降低極端貧困率方面取得的進展預計將不足，許多低收入和脆弱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貧困率將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圖2. 2025 年經濟增長放緩或被下調的經濟體佔比情況圖2顯示, 預計 2025 年約有 50% 的經濟體將出現增長放緩。同時，約有 70% 的經濟體的增長前景相較於 2025 年 1 月的預測已被下調。黑色橫線表示 50% 的比例，可以看到無論是增長放緩還是預測下調，其佔比均超過了 50%。與 2025 年 1 月的預測相比，增長前景的惡化主要是由於政策不確定性大幅增加，這在最近幾個月達到了創紀錄的高點。一般來說，政策不確定性的激增可能會使全球的消費者和企業陷入癱瘓。因此，全球投資和貿易（長期發展的兩個重要驅動因素）的預期復甦已受到干擾。特別是全球貿易增長，預計 2025 年將急劇放緩至 1.8%。Worsening growth prospects relative to January projections are driven primarily by a surge in policy uncertainty, which reached record highs in recent months. More generally, spikes in policy uncertainty can be paralyzing for consumers and businesses globally. As a result, a prospective recovery in two important driver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global investment and trade—has been disrupted. Global trade growth, in particular, is expected to slow sharply in 2025, to 1.8 percent.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的惡化將具有廣泛的全球性影響，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速將低於去年。在外部環境疲軟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在促進就業創造和降低極端貧困率方面取得的進展預計將不足，許多低收入和脆弱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貧困率將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之上。圖3 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變化情況圖 3 顯示了從 2000 年到 2025 年全球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指數的變化情況，數值越高表示不確定性越高。可以看到，自 2025 年初以來，該指數急劇上升，已經達到遠超 1960 - 2024 年間最高值的水平，這表明全球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在 2025 年大幅增加。這種高不確定性可能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貿易政策的變化、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升級等。高不確定性通常會使企業和投資者陷入困境，導致投資和貿易活動的減少，從而抑制全球經濟增長。The subdued outlook is subject to further downside risks, including more persistent or higher policy uncertainty, a further escalation of trade tensions, heightened volatility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creased conflict and geopolitical stress. In particular, a sudden escalation in trade tensions in the near term could result in global trade seizing up , accompanied by a widespread collapse in confidence, surging uncertainty, and stress in financial markets.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shocks would reduce global growth by 0.5 and 0.4 percentage point in 2025 and 2026, relative to the baseline, tipping the world economy into an extended period of anemic growth.當前的低迷前景仍面臨進一步的下行風險，包括政策不確定性更持久或更高、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金融市場波動性加劇以及衝突和地緣政治壓力增加。特別是，短期內貿易緊張局勢的突然升級可能導致全球貿易陷入停滯，伴隨信心的廣泛崩潰、不確定性激增以及金融市場的壓力。這些衝擊的疊加將使 2025 年和 2026 年的全球增長分別比基準預測降低 0.5 和 0.4 個百分點，使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增長乏力的時期。圖4 全球增長在不同情景下的變化趨勢圖 4 直觀地展示了全球增長在不同情景下的變化趨勢，強調了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下行風險較大，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受衝擊最為顯著。政策制定者需要關注這些風險因素，採取措施以減輕潛在的負面影響，並努力創造有利條件以推動經濟增長。Over the longer run, a major challenge confronts many EMDEs—ensuring the creation of sufficien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rapidly growing working-age populations—including in the poorest two regions—Sub-Saharan Africa (SSA) and South Asia (SAR)—and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NA). Taken together, SSA, SAR, and MNA are anticipated to add about 1 billion people to their working-age populations between 2025 and 2050. This increase is historically large relative to previous episodes of rapid working-age population expansion, in both numerical and percentage terms. Absent sufficient new job creation, variou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pressures could rise in countries with fast-growing populations.從長遠來看，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面臨一個重大挑戰，即為迅速增長的勞動年齡人口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南亞（SAR）和中東及北非（MNA）地區尤為突出。預計從 2025 年到 2050 年，這三個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約 10 億人。無論從絕對數字還是從百分比來看，這一增長相對於以往的快速勞動年齡人口擴張期都是歷史性的。如果缺乏足夠的新就業機會，人口增長迅速的國家可能會面臨各種經濟、社會和政治壓力的上升。圖5 不同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變化圖5展示了從2025年到2030年不同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變化情況，包括絕對變化（深藍色柱）和相對變化（橙色柱）。從圖中可以看出，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和南亞（SAR）地區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極為顯著，這為當地經濟帶來了巨大的就業壓力。如果不能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這些地區可能會面臨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壓力。相對而言，東亞和太平洋地區（EAP）以及歐洲和中亞地區（ECA）的勞動年齡人口則呈現減少趨勢，這可能會帶來不同類型的經濟和社會挑戰，如人口老齡化等。補充筆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EMDE）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區域可參考下圖：定義與範圍新興市場通常是指那些正在經歷快速增長和工業化的經濟體，它們通常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如較高的增長率、快速的城市化處理程序、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以及對外國投資和技術轉讓的開放態度等。發展中經濟體則是指那些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人均收入較低、產業結構相對單一、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相對薄弱的國家或地區。分類低收入開發中國家 ：包括一些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面臨高貧困率、有限的基礎設施和較低的人類發展水平等挑戰。中等收入國家 ：中等收入國家又可以進一步分為上中等收入國家和下中等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如不平等加劇、環境可持續性挑戰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等。快速工業化經濟體 ：主要集中在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國家擁有龐大、相對年輕的勞動年齡人口，華盛頓共識的政策改革促進了其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顯著增長。主要經濟體亞洲 ：亞洲是 EMDE 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俄羅斯、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發展上表現出色。其中，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國家在全球貿易和投資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拉丁美洲 ：巴西、墨西哥等國家在經濟規模和影響力方面也較為突出。中東歐 ：包括波蘭、匈牙利等國，這些國家在經濟轉型和增長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特點經濟增長潛力大 ：許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龐大的勞動力人口和不斷擴大的消費市場，這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潛力和機遇。市場開放程度逐步提高 ：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推動經濟發展，許多 EMDE 不斷開放市場，放寬貿易和投資限制，加強與全球經濟的融合。經濟結構轉型 ：從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結構逐步向工業和服務業轉型，一些國家在製造業、資訊技術、金融服務業等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 ：由於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後，因此對基礎設施的投資需求較大，如交通、能源、通訊等領域。全球經濟意義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隨著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上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全球貿易格局的重塑 ：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其貿易規模和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促使全球貿易格局向多極化方向發展。全球投資與金融市場的變化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市場不斷開放和發展，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流入，對全球投資和金融市場產生了深遠影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塑 ：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製造業和服務業領域的發展，使其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促使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向多元化和分散化方向發展。 (晚筀筆記)

日本的經歷提醒我們，增長不能建立在消費者貧困化的基礎上。疫情和貿易戰帶來的價格失衡和供應衝擊只是擾動，挑戰在於如何重振需求、提高工資、恢復消費者信心。日本經濟再次陷入衰退的陰霾，也令人不禁對全球經濟的未來感到擔憂。根據日本政府最新公佈的資料，2025年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0.2%，按年率計算下降 0.7%，而所有跡象表明，第二季度的表現可能更為糟糕，甚至可能進一步惡化。這一現象不僅揭示了日本經濟復甦的脆弱性，也為全球經濟敲響了警鐘。在過去一年中，日本銀行試圖通過樂觀的敘事塑造一個強勁經濟的假象，聲稱日本正在擺脫長期的通縮泥潭，迎來通膨驅動的增長。然而，事實無情地證明，這一敘事不過試圖以虛妄的樂觀掩蓋真實的經濟困境。如果第二季度GDP如預期般繼續下滑，日本在過去八個季度中將有五個季度錄得負增長，僅三個季度實現正增長。這種表現無疑符合經濟衰退的定義，儘管其形勢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連續下滑，而是斷續起伏的低迷狀態。日本經濟的衰退現實日本經濟的現狀可以被描述為 “忘記如何增長” 的典型案例。自20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以來，日本長期陷入低增長和通縮的困境，始終以舊有的政策框架應對新的經濟困局，卻不知時移世易，改革需破舊立新。疫情後的短暫復甦曾讓人們看到一絲希望，但如今的現實表明，這不過是又一個的虛假曙光。自2020年疫情席捲全球以來，全球經濟陷入了一種持續的衰退動態，日本也不例外。儘管日本一度被認為是可能擺脫這一困境的國家，但其經濟表現最終與其他國家的所謂 “復甦” 一樣，未能持續。2024年第四季度，日本GDP 環比增長0.6%（初值為0.7%），按年率計算增幅為2.2%（初值為2.8%），表面上看似經濟有所回暖，但仔細分析資料，這一 “增長” 主要得益於汽車行業為應對潛在關稅而提前增加出口的短期刺激，以透支未來需求的方式換取短期資料的粉飾，而非基於內需的強勁復甦。更令人擔憂的是，日本的消費支出在過去兩個季度幾乎停滯，如一潭死水。2024年第四季度個人消費環比增長僅為0.0%（初值0.1%），2025年第一季度個人消費環比增幅接近零，僅增長0.04%，未能為經濟增長提供支撐。日本銀行曾宣稱，加息是為了應對消費者被壓抑的需求可能引發的通膨壓力，但現實情況恰恰相反：消費者並未如預期般蜂擁前往商場購物。相反，他們因高物價的持續壓力而變得更加謹慎，對未來經濟風險的擔憂使其消費行為趨於保守。2024財年（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去除生鮮食品後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比上一財年上升2.7%，包含生鮮食品在內的2024財年CPI 比上一財年上漲3.0% 。這種消費疲軟直接挑戰了日本銀行的樂觀敘事，也暴露了日本經濟復甦的脆弱性。疫情與關稅戰的雙重衝擊日本經濟的困境並非孤立現象，而是全球經濟放緩的一部分。疫情帶來的供應衝擊和價格失衡對全球經濟造成了深遠影響，日本也不例外。與許多國家不同的是，日本的疫情應對措施持續時間更長，直到2022年中才完全解除緊急狀態，導致其供應衝擊和價格上漲滯後於其他國家，但其本質與全球其他經濟體並無二致：這不是真正的通膨復興，而是疫情引發的價格失衡和供應短缺，全球供應鏈的動盪讓各國經濟均受波及。消費者因物價上漲而貧困化，工資增長遠遠跟不上通膨速度，導致購買力下降，2024年日本實際工資水平已連續3年下降 ，這種現像在日本尤為明顯，消費者不僅未能從疫情後的經濟活動中受益，反而因價格上漲而進一步陷入困境。貿易戰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2024年，全球貿易環境因關稅和保護主義政策而變得更加複雜，日本汽車行業為規避潛在的關稅壁壘，提前向美國等市場增加出口，這在短期內推高了GDP資料，卻僅是暫時緩解表面矛盾，卻未解決需求不足的根本問題。2025年第一季度，日本的貨物和服務出口環比下降0.6%，為四個季度以來首次轉為負增長，日本經濟新聞網指出，此前出口的提前增長影響了當下資料 。一旦這一短暫的出口熱潮消退，經濟的真實面貌便暴露無遺：消費疲軟、需求不足、企業利潤受擠壓。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出口驅動的增長並未惠及普通消費者，反而讓他們在高物價的壓力下更加舉步維艱。全球經濟的共振效應美國近期的資料同樣令人擔憂，2025年4月美國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指數初值為50.8，低於市場預期的54.5，除了2022年6月的50之外，這是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調查中最低的資料 ，消費者對失業十分擔憂，預計未來一年失業率將上升的消費者比例升至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收入預期也惡化了。這種悲觀情緒與日本的情況如出一轍：消費者因工資增長不足以應對物價上漲而減少支出，企業因無法轉嫁成本而面臨利潤壓縮的壓力，全球經濟體系的緊密關聯讓各國經濟風險相互傳導。美國生產者價格指數（PPI）近期大幅下跌，服務業PPI更是創下歷史最大降幅，這表明企業無法通過提價來應對成本上升，只能選擇壓縮利潤或降低價格以維持銷量，而陷入困局。以零售巨頭沃爾瑪為例，其管理層明確表示，提價將導致銷量下滑，但成本上升迫使他們別無選擇，這種兩難處境在全球範圍內普遍存在：企業若提價，則銷量下降；若不提價，則利潤受損，堪稱進退維谷。最終，這種壓力將傳導至勞動力市場，企業可能通過削減職位空缺、減少員工工時甚至裁員來應對成本壓力。消費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的反應是進一步削減支出，增加儲蓄，以應對可能的失業風險，形成惡性循環。政策失誤與經濟現實的脫節日本銀行的政策失誤是導致當前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過去一年中，日本銀行試圖通過加息來應對所謂的 “通膨壓力”，但這一決策顯然與經濟現實脫節。在消費疲軟、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加息，不僅未能刺激經濟增長，反而進一步抑制了消費和投資活動。與此同時，全球其他中央銀行也面臨類似的問題：他們試圖通過收緊貨幣政策來遏制通膨，但這並未解決根本問題——需求不足和工資增長乏力，未能觸及經濟結構性矛盾的核心。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全球經濟似乎已經 “忘記如何增長”。疫情和貿易戰只是暴露了這一問題，而非其根源。在疫情之前，全球經濟就已顯現出放緩的跡象，低增長和高債務成為常態，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難以通過短期政策調整解決。疫情帶來的供應衝擊和價格失衡暫時掩蓋了這一問題，但隨著經濟活動逐漸恢復，需求的疲軟和增長的乏力重新浮出水面。日本的例子尤為典型：即使在短暫的正增長期間，消費者的實際購買力並未改善，經濟增長的果實未能惠及普通民眾，外表的增長資料下實則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勞動力市場的隱憂勞動力市場是當前經濟困境的核心。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消費者對失業風險的擔憂都在加劇，日本消費者早在去年就對勞動力市場的穩定性表示懷疑，選擇減少支出、增加儲蓄以應對可能的經濟衝擊。美國的情況更為嚴峻，密歇根大學消費者信心調查顯示，2025年消費者對未來五年失業的機率預期處於2020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甚至超過2009年金融危機時期的水平，消費者的焦慮情緒如同瘟疫般蔓延。這種對勞動力市場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企業已經在採取行動，以應對成本壓力和需求下降，美國JOLTS就業機會調查顯示，職位空缺正在減少，企業通過削減工時和職位來控製成本，這種策略在短期內可能緩解壓力，但長期來看，裁員風險正在上升，恰似厝火積薪—— 潛在的失業危機正在積累。消費者對此的反應是進一步削減支出，這種行為進一步抑制了需求，形成惡性循環。未來的挑戰與警示日本經濟的衰退為全球經濟敲響了警鐘，即使貿易協定有所改善，關稅壓力仍將持續存在，消費者和企業難以應對當前的經濟困境，在未知的風險中艱難前行。日本家庭支出的急劇下降和美國消費者信心的持續下滑表明，全球經濟正面臨一場深層次的危機，航空業需求下降、零售業銷量下滑等現象預示著更廣泛的消費疲軟，即使關稅問題立即解決，經濟損害已成定局，消費者信心和經濟資料表明，全球經濟難以迅速扭轉頹勢。更令人擔憂的是，當前的政策似乎無法有效應對這一危機，中央銀行的傳統工具 —— 利率調整和量化寬鬆 —— 在當前環境下效果有限，降息可能刺激短期需求，但無法解決工資增長乏力和需求不足的根本問題；加息則可能進一步抑制消費和投資，導致經濟進一步放緩，陷入兩難抉擇。全球經濟需要新的增長動力，但當前的政策框架顯然未能提供有效的解決方案，不過是隔靴搔癢，難以觸及痛點。日本的經歷提醒世人，經濟增長不能建立在消費者貧困化的基礎上，疫情和貿易戰帶來的價格失衡和供應衝擊只是暫時的擾動，而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重振需求、提高工資、恢復消費者信心，這需要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調和結構性改革，但目前看來，各國仍深陷各自的困境，難以形成合力，恰似一盤散沙。日本經濟的再次衰退不僅是其自身的危機，也是全球經濟困境的縮影。消費者信心的下滑、企業利潤的壓縮、勞動力市場的隱憂，共同構成了當前經濟的脆弱圖景，無論是日本的 GDP資料，還是美國的消費者信心調查，都指向一個殘酷的現實：全球經濟未能從疫情和貿易戰的衝擊中真正復甦，所謂的 “增長” 不過是曇花一現的幻象。未來，經濟資料的進一步惡化可能揭示這一危機的深度，而消費者和企業的謹慎行為將進一步加劇這一趨勢。全球經濟需要新的方向和動力，但目前看來，這條道路仍道阻且長。 (FT中文網)

高盛發布的這份報告對全球多個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市場現狀及未來趨勢進行了分析。當前全球經濟處於複雜多變的時期，貿易政策、經濟數據、貨​​幣政策等因素交織，影響市場走向，投資人需要謹慎決策。下面我們來詳細瞭解報告內容。一、貿易政策調整：關稅可望降低川普政府持續軟化部分激進關稅政策，如暫停徵收補充「互惠」關稅、豁免資訊通訊科技產品關稅、修改汽車零件關稅。預計美中關稅稅率都將下降，美國對中國的關稅稅率預計將從約160% 降至60% ，中國也可能相應降低對美國的關稅。二、美國經濟數據：喜憂參半經濟數據的正面：美國部分經濟硬數據表現出韌性，儘管4 月就業報告資料收集時間較早，但更及時的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數據顯示就業市場在裁員方面較為穩定。受此影響，金融狀況大幅寬鬆，金融狀況指數對美國GDP 成長的拖累預計在第三季降至0.2 個百分點，低於4 月8 日預期的1.0 個百分點。經濟數據的隱憂：然而，美國12 個月內經濟衰退的風險仍有45%。除中美貿易外，其他領域可能加徵關稅，如製藥、半導體和電影業等，部分暫停的「互惠」關稅也可能生效。而硬數據在事件驅動的經濟衰退中往往滯後，預購潮可能進一步延長這種滯後，而軟數據已大幅下降，消費者和企業預期尤其明顯。三、聯準會政策：不確定性增加聯準會政策前景充滿不確定性，高盛將先前預計的三次連續25 個基點的預防性降息首次時間從6 月推遲至7 月。川普的批評不會直接影響聯準會政策，但聯準會貨幣政策獨立性面臨更根本的威脅。若白宮能隨意罷免聯準會主席和其他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成員，聯準會在獨立性方面將落後於其他已開發經濟體央行，可能導致更差的通膨結果。四、歐洲貨幣政策：維持鴿派立場歐元區：儘管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有所改善，4 月核心調和消費者物價指數（HICP）初值意外上升，但通膨趨勢仍呈下降態勢，部分原因是中國商品供應的重新分配。預計歐洲央行將再進行三次連續25 個基點的降息，利率降至1.5%，且有更大幅度或更深層降息的風險。英國：英國通膨較為頑固，但就業空缺、薪資結算和天然氣期貨等領先指標顯示今年稍後通膨將明顯放緩。鑑於經濟成長前景惡化，4 月PMI 大幅下降，高盛堅持對英​​國央行的鴿派預期，預計英國央行將連續降息，到2026 年2 月銀行利率降至2.75%，低於市場預期。五、日本貨幣政策：升息時間延後日本央行總裁上田和夫在最新貨幣政策會議後的記者會後，高盛將日本央行下次升息預測延後6 個月至2026 年1 月。日本央行對潛在通膨回歸2% 目標的時間風險較為敏感，在貿易政策不確定性降低前，近期升息可能性不大。不過，高盛維持1.5% 的終端政策利率預測，因為薪資成長和通膨預期等指標仍較為樂觀，儘管東京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上漲部分受免費學費政策的臨時性影響。六、中國經濟現況：成長與通膨並存中國4 月PMI 數據不如預期，宏觀政策進一步寬鬆的程度尚不明朗。高盛將2025 年中國經濟成長預期從4.5% 下調至4.0% 。不過，貿易相關數據顯示，中國生產商透過將出口貨物經第三國轉運至美國及開拓其他市場等方式，使出口表現出一定韌性，使得政府目前在政策寬鬆方面較為謹慎。但貿易戰對中國經濟仍有通貨緊縮壓力，通膨持續低於預期、目標水平，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更是低於零。七、投資建議：謹慎看待市場目前對投資人來說是個棘手的時期，經濟表現雖好於預期，但風險資產市場已對這一溫和的驚喜做出較多反應。未來雖可能有進一步的政策放鬆，尤其是在未來幾周達成貿易協議的情況下，但高盛的策略師們對在價格大幅上漲、供應鏈中斷和失業可能增加上前追漲持謹慎態度。高盛較明確的觀點是看跌美元、看漲黃金，此外，看好英國利率、銅和美國天然氣，看跌石油。 （資訊量有點大）

■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接受了芒格書院部分會員的提問，問題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 AI 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2024年12月7日，李錄先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價值投資”課程十周年沙龍上曾作題為《全球價值投資與時代》的演講。在演講中，他談及國內、國際兩個方面的“時代的困惑”，以及他對於這些困惑的思考。李錄（2024.12.07）李錄先生4月6號的談話可以看作是他對於這個“時代的困惑”及其如何走出困惑的進一步思考。尤其是，他提出的“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是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值得我們思考。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問：你在去年12月7號的演講中，對中國經濟過去幾年出現的問題稱為“時代的困惑”。你對如何解決這些困惑有進一步的想法嗎？李錄：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 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就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 WTO 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問：美國提高關稅後，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李錄：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問：在國際關係方面，中國如何破這個“時代的困惑”呢？李錄：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 WTO 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 減美國，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 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問：很多人認為中美之間的問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老大老二必有一戰，一定要去爭，你怎麼理解這個問題？李錄：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確實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 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 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修昔底德陷阱其實還有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創新井噴的時代問：今年以來，在人工智慧領域，中國出現了一批走在世界前沿的科技創新企業和人才，這個現象會持續下去嗎？李錄：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 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AI 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問：你怎麼看 AI 發展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李錄：AI 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 AI 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 AI 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 AI 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i財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