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港交所有望突破募資3600億港元。並且自2026年1月1日起，港交所實施持續公眾持股量新規，對中概股（含A+H股）上市與後續合規形成關鍵影響。關心港交所上市的企業家朋友，您清楚嗎？ 下面，我就將港交所自2026年1月1日生效的新規介紹一下:一、核心新規概覽（2026年1月1日生效）1. 替代持續公眾持股量門檻（適用主機板發行人）可選標準：公眾持股≥10%，且公眾持股市值≥10億港元（替代原單一比例要求）。適用場景：上市滿125個交易日的發行人，為股份回購等資本管理提供更大靈活性，兼顧流通性與合規性。案例：千億市值中概股回流，公眾持股10%即滿足合規，無需維持25%，減少股份稀釋壓力。2. A+H股發行人定製化持續要求（中概股重點）H股公眾持股需滿足：≥該類別股份5%，或H股市值≥10億港元（二選一）。核心目標：保障H股流通性，適配A+H兩地上市結構，降低中概股回流後的合規成本。對比舊規：更貼合中概股A+H架構，避免兩地監管衝突，提升H股交易活躍度。3. 公眾持股不足的監管機制（合規關鍵）定期匯報：發行人需按新規定期披露公眾持股資料，增強透明度。不足處置：額外披露+限制部分公司行動（如增發、併購），不單純停牌。嚴重不足：股份加**-PF標記**，18個月（GEM為12個月）整改期，逾期未達標將除牌。邏輯轉變：從“停牌威懾”轉向“披露+約束+限期整改”，穩定市場預期。二、對中概股的實際影響回流吸引力提升：替代門檻降低大市值中概股合規壓力，回購、分紅等資本操作更靈活。A+H股更具優勢：定製化H股要求適配中概股兩地上市需求，降低跨境監管成本。合規重點轉移：需強化公眾持股資料管理，建立定期披露與不足預警機制，避免標記與除牌風險。三、合規操作要點1. 上市前：評估是否適用替代門檻，制定資本管理與公眾持股平衡方案。2. 上市後：定期測算公眾持股比例與市值，確保符合替代門檻或原始要求。3. 不足應對：及時披露+制定整改計畫（如引入公眾投資者、調整回購節奏），避免觸發標記與除牌。 (才說資本)

此前，因擔憂被視為唱衰市場，故在相關論述中有所保留，然而實際情況卻不容忽視。過往，我們曾預測房地產市場波動的影響範圍大致會波及強二線城市，但近三年的市場走勢表明，超一線城市的調整幅度遠超預期，其深度與廣度均超出了此前的預判。自2020年末起，在與讀者交流房地產市場動態時，我基於市場分析，建議他們處理冗餘房產，持有現金，並定期投資實物黃金。不少讀者採納了這一建議，並付諸實踐，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的財務狀況相對穩健。當前市場的真實狀況如何呢？大體上，這與王石在接受採訪時所提及的兩個方面不謀而合。個人認為，我們此前可能低估了房地產行業對中國經濟穩定的支撐作用。房價的下跌，實際上等同於中國民眾多年積累的財富大幅縮水。僅房地產一項，就對中國消費和投資產生了顯著的拖累效應。要知道，消費的提振並非單純依靠政策刺激，當民眾手頭寬裕時，消費自然會水到渠成。根據個人對市場的深入研判，至少在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若無重大不可預見事件（如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發生，預計到2026年，房地產市場將趨於走穩並止跌。以北京為例，我談談我所觀察到的房地產現狀：1. 限購政策調整：北京此次放鬆限購政策，實際效果有限，但其象徵意義重大，為未來的政策調整打開了空間。可以預見，未來北京房地產市場將有更多針對限購政策的放鬆措施出台。然而，在經濟形勢全面好轉之前，完全放開限購的可能性不大。北京的房地產政策，更多體現的是更高層級的戰略考量，而非北京市自身的決策。因為一旦北京放開限購，不僅可能對其他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造成衝擊，還容易引發市場炒作。在北方地區，能夠支撐房地產價格的，唯有北京。北京房地產市場的開放，不僅對北方地區，甚至對全國都將產生深遠影響。更何況，北京未來的定位，是對標國際大都市，如華盛頓，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北京可能面向全球市場。因此，北京在房地產政策上的謹慎態度，是必然且合理的，其考慮的是長遠利益和不可控因素。2.市場趨勢：房地產市場將趨於止跌回穩，並緩慢回升，但暴漲的情況將不再出現。市場將呈現分化態勢，而非全面上漲或下跌。未來，我們無法再籠統地談論房價走勢。即便是在北京，不同區域、不同樓盤之間的差異也將愈發顯著。豪宅、改善型住房和剛需住房，各自的市場表現將大相逕庭。不同命運的房產軌跡3. 區位變遷的軌跡分析從近期兩次針對城市“五環”區域的調整策略來看，房產區位呈現出由外至內、逐步最佳化的明顯趨勢——即從五環外圍區域逐步向五環、三環乃至ZW核心區聚焦。這一變化不僅對應出城市規劃的穩步推進，也預示著不同區位房產將面臨截然不同的發展前景。4. 老舊房產的價值評估對於位於核心地段的老舊住宅，筆者並不認同部分專家提出的“價值歸零、應立即拋售”的觀點。在限購政策持續、購房需求受限的背景下，加上未來社會不婚不育趨勢的加劇，核心區域的小戶型住宅，憑藉其潛在的拆遷重建價值，仍不失為一種穩健的投資選擇。然而，對於非核心區域的老舊房產，則建議儘早進行資產置換，以獲取更為優質的居住資源。5. 學區房的未來展望儘管未來人口結構可能發生變化，但優質教育資源的稀缺性將長期存在。因此，學區房作為教育與圈層資源交匯的特殊產物，其市場價值不會輕易消失。若學區房真的退出歷史舞台，那麼“孟母三遷”的典故也將失去其現實意義。6. 第四代住宅的展望關於第四代住宅，筆者認為其真正意義上的普及尚需時日，目前更多仍停留在概念層面。近期，尤其是來自一線城市的提問者，紛紛諮詢是否應拋售房產、持有現金，以應對房價可能繼續下跌的擔憂。對此，筆者認為，除部分區位不佳、品質低劣的房產需及時處理外，對於那些區位尚可、已大幅下跌（甚至腰斬）的房產，當前拋售實非明智之舉。若真有出售打算，那也應在四年前市場高位時操作。當前的最佳策略，或是置換為更優質的房產，或是保持現狀不動。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導向下，投資者應避免盲目購房（豪宅、四合院等特殊資產除外）。對於剛需及改善型購房者而言，現在或許是開始看房的好時機，但務必遵循“先賣後買”的原則，並嚴格控制債務比例。畢竟，沒有那種資產能夠永遠上漲或永遠下跌。以日韓為例，儘管人口結構出現下滑，但房價依然保持高位運行。在當前美元加息、政治因素導致資本撤離的複雜背景下，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整雖仍將持續，但一線城市的調整已基本到位。回顧過去幾年的市場變化，不難發現，若普通人能提升對世界的認知，借鑑華爾街投行的投資策略——在繁榮時期保留充足現金，在蕭條時期抄底優質資產，那麼人生中只需把握一兩次這樣的機遇，便足以實現財富的穩健增長。僅憑藉特定的契機或條件，便足以對個人命運產生顯著的改變效應。房產，作為極為關鍵的人民幣資產類別，在未來的市場格局中，勢必將面臨新一輪的價值重估與定價調整。在此情境之下，公眾無需陷入無謂的恐慌情緒之中，切勿盲目跟從大眾的普遍行為模式，而應秉持堅定的信心，並具備獨立分析、審慎判斷的能力。 (房地產那些事兒)

12月24日，優酷宣佈升級劇集合作模式，旗下劇集項目將逐步接入EPI（有效播放指數）評級體系，平台將根據劇集播出後的系統評分和實際效果為製片方發放激勵獎金。優酷方面表示，全新的合作模式旨在建構更加開放、互利、共生的內容生態，助推更多精品內容問世。EPI是優酷針對劇集內容的價值評估指標，與站內評級、播放熱度，站內收入等相關，可直觀地反映劇集在平台的播放表現。新規則下，優酷將根據劇集熱播期結束後90天的EPI數值計算對應激勵金額，並在7個工作日內完成發放審批。長期以來，影視行業的商業模式多以“固定承製費”為主，內容生產與回報機制缺乏長期激勵，“EPI模式”則有望改變這一現狀。優酷相關負責人表示，新模式下，片方收入不再侷限於固定成本收益，劇集播得越好獎金就越高，且上不封頂，這將極大程度地刺激精品內容的創作。“EPI模式的核心在於以優質內容為驅動，通過科學的資料能力與播後效果評估機制，實現對創作者更公平、更高效的激勵。”該負責人說，這不僅是大體量的長劇，更是一部體量精煉的劇集，只要使用者認可、資料表現優異，就能觸發高額甚至上不封頂的獎勵。對於創作者而言，“EPI模式”也是一套可量化的創作指南。依託優酷的大資料和AI分析能力，合作方可在EPI整體評估後，綜合研判項目的播放表現、受眾反饋與市場潛力，進而最佳化後續作品的內容策略和製作方向。值得一提的是，“EPI模式”所依託的資料模型與演算法邏輯，均由權威第三方機構完成公正驗證。這也有效回應了行業長期以來對平台“演算法黑盒”的擔憂，可追溯、可驗證的評估流程將確保新模式的公正透明。業內人士指出，全新的合作模式也是一種“良幣驅逐劣幣”的有效手段，其階梯式的超額激勵機制，不僅能提升優質創作者的合作意願，更有助於平台持續最佳化內容供給結構，加強“好內容—高使用者活躍—強商業價值”的正向循環。 (時代周報)

比特幣巨頭Strategy首席執行官Phong Le首次公開承認，若在特定危機條件下，公司可能出售其持有的649,870枚比特幣。這一表態標誌著全球最大企業比特幣持有者在策略上的重要轉變，也意味著董事會對公司財務壓力的重新評估。這一立場的轉變與Strategy董事長Michael Saylor長期以來堅持的“絕不出售比特幣”理念形成鮮明對比，標誌著公司比特幣戰略進入了新的階段。在播客節目《What Bitcoin Did》中，Phong Le首次詳細闡述了可能觸發比特幣出售的具體條件。他表示，公司在以下兩種情況下可能考慮出售比特幣：首先，當公司股票的市值跌破其比特幣持有資產淨值（mNAV）的1倍，即市值低於公司所持比特幣的價值。其次，當MicroStrategy無法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務融資籌集新資本時，這意味著資本市場關閉或融資成本過高。儘管Phong Le明確表示，董事會目前沒有短期出售比特幣的計畫，但他承認，如果財務狀況惡化，這一選項“已經列入工具箱”。這是Strategy高層首次明確承認公司存在“出售比特幣”的可能性，打破了Michael Saylor過去“我們永遠不會出售比特幣”的絕對立場，也顯示出公司已將流動性壓力納入策略考量。mNAV是衡量MicroStrategy市場價值與其比特幣資產價值的比率。當這一比率跌破1倍時，意味著公司市值低於其持有的比特幣價值。分析師指出，這一比率的下滑對MicroStrategy構成了新的壓力。截至11月30日，mNAV已降至0.95倍，距離0.9倍的“危險區”僅一步之遙。如果突破這一門檻，公司可能不得不出售部分比特幣儲備，以履行股東分紅義務。Strategy每年需支付7.5億至8億美元的優先股分紅，而過去這些支出主要依靠新股發行來覆蓋。然而，隨著公司股價較高點下跌超過60%，市場對其策略的信心逐漸減弱，這一融資管道正變得愈發狹窄。Strategy的比特幣策略一直是機構投資者信心的重要基石。其“永遠持有”的立場不僅象徵著對比特幣的長期看漲信念，也為其他企業提供了參考。然而，承認可能出售比特幣的條件，表明流動性壓力可能迫使公司調整策略，這無疑為比特幣市場增添了新的不確定性。 (區塊網)

比特幣的下跌，不僅是一次價格波動。它正在揭示全球資金重新定價風險、貨幣體系試圖吸納加密機制、以及新一輪資產結構遷徙的序幕。過去一年由 AI 與加密共同點燃的財富遷徙，也許正進入“冷靜的下半場”。一｜宏觀背景：資金在重新評估風險截至 10 月 18 日，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升至 4.81%，創下近四個月新高。美元指數突破 107，資本流向明顯轉向避險。摩根士丹利的最新報告指出：“全球資金正重新定價風險資產，特別是對流動性敏感的科技與加密類股。”亞洲避險基金削減高 Beta 倉位，轉而增配短期美債與黃金 ETF；歐洲養老金則減持高成長股，增配防禦性貨幣基金。比特幣作為“流動性晴雨表”，自然首當其衝。從 12 萬美元高位回呼至 10.7 萬美元，市場重新審視它在高利率環境下的彈性。分析師普遍認為，若跌破 10.2 萬美元關鍵支撐，可能會引發 9 萬美元區域的技術回測。不過，這次回呼並未引發恐慌性拋售。鏈上資料顯示，長期持有者（HODLer）數量創歷史新高，ETF資金流出也極為有限。這意味著，市場從“逃離”轉向“再配置”，資金正在尋找結構性平衡點。二｜制度化訊號：薩爾瓦多的“比特幣銀行”當市場波動之時，制度化的處理程序卻在加速。薩爾瓦多本月宣佈成立全球首家 比特幣銀行（Bitcoin Bank），允許企業與個人以 BTC 進行儲蓄、貸款與跨境支付。這一舉措被認為是加密資產“去投機化”的關鍵一步。它讓比特幣首次被納入主權金融體系，並為未來更多拉美國家的跟進鋪平道路。彭博社評論指出：“薩爾瓦多的嘗試並非孤例，而是一個訊號——數字貨幣正被從‘資產’向‘制度’的方向吸納。”這意味著比特幣的價值邏輯正在發生結構轉變：從“風險押注”變為“主權實驗”，從“價格遊戲”走向“貨幣功能”。三｜資本流向：從單一押注到結構性避險在高利率與波動性並存的環境中，資金開始在加密生態內部重組。部分投資者在規避比特幣短期風險的同時，正轉向具備實際支付與 DeFi 功能的項目——例如 Remittix（RTX）。Remittix 被視為“跨境支付 + DeFi” 的新代表，可在 30 多個國家實現加密資產到銀行帳戶的轉帳，並計畫在年底前登陸主流交易所。分析師認為，這類具有 高應用性與強合規性 的項目，可能成為下一階段流動性接力的載體。“當比特幣代表穩健，Remittix 代表增速。”——這是許多機構對新周期的基本判斷。四｜風險與周期：美債、通膨與AI溢出效應當前市場的情緒回落，根源仍在宏觀資金環境。美國核心通膨率連續三個月高於預期，AI行業估值再度推高科技類股槓桿，資金被迫在“創新紅利”與“避險收益”之間搖擺。高利率周期尚未結束，這意味著比特幣作為風險資產的“估值底”仍將受壓。但與傳統市場不同，加密市場的流動性調整更快、情緒修復周期更短。過去四輪周期都表明：比特幣在深度回呼之後往往迎來下一輪結構性上升。五｜下半場的關鍵詞：結構、耐心與方向比特幣的波動，是金融體系再平衡的前奏。薩爾瓦多的制度化嘗試、Remittix 的新型支付軌道、以及AI與加密的耦合創新，共同構成了新周期的三重支點。在這場轉變中，財富的流向，比價格更重要。當資本從情緒轉向結構，從短線轉向體系，下半場的贏家，不是交易者，而是構築者。 (方到)

How Teacher Evaluations Broke the University“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作者：羅斯·霍羅威奇（Rose Horowitch）Illustration by Ben Kothe / The Atlantic. Sources: csa-archives / Getty; Nitas / Getty.秋季學期末，全美各地的教授都會為學生打分。從近期趨勢來看，這些分數將達到歷史新高。幾乎在同一時間，學生也會以“教師評估”的形式反過來為教授打分——這些分數同樣可能創下新高。這兩個現象之間存在密切關聯。美國高校，尤其是那些錄取門檻極高的頂尖院校，正面臨“分數膨脹氾濫”與“學術要求降低”的雙重問題。正如我此前所寫，在哈佛大學，過去40年間得A的學生比例翻了不止一倍，但學生的學習投入卻比以往更少。教師評估是高等教育陷入這一困境的重要推手。評估分數會影響學者的薪資水平、招聘錄用乃至終身教職申請機會。然而，“最大化教師評分”與“提供高品質教學”完全是兩回事——事實上，這兩個目標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對立。教師會受到“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提高學生分數”的激勵，只因擔心自己因此受到懲罰。“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怕學生。”一位哈佛曆史系教授這樣告訴我。教師評估的初衷本無可厚非：教授應通過反饋改進教學。但高校學者，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的學者，受聘的核心依據是其發表的研究成果，而非教學能力。這意味著他們幾乎得不到關於“如何成為更優秀教師”的直接指導。20世紀60至70年代，學生與部分教師對引入評估制度充滿熱情，認為這是實現“大學民主化”的一種方式。到21世紀10年代，教師評估已普及至所有高校。學校讓學生以1至5分的量表為教授評分，評估問題通常涵蓋“評分是否公平”“課堂是否有趣”等多個維度。問題在於，學生根本不擅長判斷“誰是好老師”。由於學習過程並非總能帶來愉悅感，最終的結果是：教得越多、要求越嚴的教師會被“懲罰”，而對學生挑戰性最低的教師反而會被“獎勵”。大量研究表明，學生在“客觀學習評估”中的表現，與他們給教授的評分之間“無相關性”，甚至存在“負相關性”。一項實驗發現，哈佛物理系學生通過“主動學習”模式學到的知識更多，但他們卻認為“被動聽講座”時收穫更大。另一項研究顯示，在美國空軍學院，由“高評分教授”授課的學生，在後續課程中的表現往往更差。教師評估還極易受到各類偏見的影響。課程評估分數與學生“預期獲得的成績”高度相關。多項研究發現，除其他因素外，學生給男教授的評分高於女教授，對長相出眾的教師評分更高，還會因教師帶餅乾進課堂而給出更高評價。“我們尚不清楚評估到底在衡量什麼，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衡量‘性別’或‘分數預期’的效果，比衡量‘教師實際教學價值’要好得多。”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統計學教授菲利普·斯塔克（Philip Stark）研究過教師評估的有效性，他這樣對我說道。儘管教師評估的缺陷已有充分記錄，但它對學者的職業生涯影響極大。“我曾參與過多個晉陞與終身教職評審委員會，在評審過程中，教師評估即便不是衡量教學水平的‘主要方式’，也是‘主要方式之一’。”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教授丹尼爾·威林厄姆（Daniel Willingham）告訴我。德克薩斯A&M大學統計學教授、前院長瓦倫·約翰遜（Valen Johnson）則表示，評估是終身教職評審中的“關鍵因素”。對研究生助教與兼職教師而言，評估的重要性尤為突出——在許多高校，這類群體承擔了大部分本科課程的教學工作。評估分數甚至能直接決定他們能否獲得聘用。“作為兼職教師，你的工作居然要取決於19歲學生對你課堂表現的評價，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喬治城大學兼職英語教師納撒尼爾·邦普（Nathaniel Bump）這樣說。即便是擁有終身教職的教授，也不得不關注自己的評估分數——除非他們願意面對“課堂空無一人”的局面。部分高校會將評估結果提供給學生，供其選課參考。例如，耶魯大學允許學生根據“課程難度評分”篩選課程：若某門課的難度評分超過特定標準，學生便可將其排除在選課列表之外。評估分數差的教授，其課程選課人數會不斷減少，這不僅會影響其指導的研究生獲得教學機會，還可能導致所在院系的經費與教職名額被削減。最終結果必然是：教師為提高自身評估分數，不得不承受“減輕課業負擔、抬高學生分數”的壓力。瓦倫·約翰遜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杜克大學，教授若給學生打A而非B或C，獲得“高評估分數”的機率會翻倍。哈佛大學國際事務教授梅拉尼·卡梅特（Melani Cammett）從布朗大學轉至哈佛任教後，評估分數大幅下滑。她推斷部分學生因“閱讀任務過重”而給她打低分，於是從教學大綱中刪掉了幾篇學術論文，並提高了學生的分數。（她事後告訴我，現在覺得當時“迎合學生”的做法有些過頭，後來又把部分論文加回了大綱。）“教師基本上可以調整自己的教學風格與方法，以在學期末獲得更高評分。”杜克大學商學院行政人員理查德·弗賴施塔特（Richard Freishtat）與斯塔克曾合作研究，他表示，“尤其是當他們知道，這些評分會被用來評判自己的工作表現，並直接關係到薪資、晉陞與留任時——我們談論的可是人們的生計。”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金·萊恩·謝佩勒（Kim Lane Scheppele）回憶，她在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任職時，曾有一位同事會在學生填寫評估表前夕舉辦派對。對許多教授而言，這種“討好式操作”確實能奏效。在哈佛大學，隨著多個學科的教授普遍抬高分數，學生給出的評估分數也隨之上漲。哈佛大學本科教育院長阿曼達·克萊博（Amanda Claybaugh）回憶，一位同事曾對她說：“這裡的平衡狀態就是：我們給他們全A，他們就給我們全五分。”有些教授告訴我，他們會無視評估結果；另一些教授則表示，只要意識到評估形式的侷限性，就能從反饋中獲得有用資訊。弗吉尼亞大學的威林厄姆說，他學會了忽略那些極端情緒化的評論，同時樂於通過評估瞭解學生對課程的感受。此外，部分“要求嚴格但能讓學生收穫頗豐”的課程，依然能獲得較高評分。但幾乎沒人認為，評估真的能“提升教學質量”——而“提升教學質量”本是推行評估制度的核心初衷。正因如此，部分高校正試圖降低對教師評估的依賴。俄勒岡大學與南加利福尼亞大學近期均調整了評估流程：在學生評估的基礎上，增加“教師互評課程”與“教授自我反思”環節。達特茅斯學院的工程系也在試點類似制度。哈佛大學過去會向“評估分數最高的教師”頒發獎項，而兩年前，該校改為獎勵“教學大綱質量高”且“學生在後續課程中表現好”的教師。然而，儘管缺陷重重，教師評估制度卻難以被徹底廢除。馬薩諸塞州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教育學教授斯科特·格爾伯（Scott Gelber）告訴我，那些有權推動廢除該制度的“資深終身教授”，往往並不那麼反感評估——因為現有體系對他們是有利的。此外，替代方案也存在諸多不足：同行評審比“讓學生填寫問卷”耗時得多，而且教師也不願被同事評判。喬治城大學英語系前主任丹尼爾·肖爾（Daniel Shore）總結了這一困境：“我們都知道，評估是個糟糕的衡量工具，但我們也需要對‘提供高品質教學’負責。”保留教師評估還有另一個原因：若高校徹底取消“學生為教授打分”的權利，大學生及其“支付學費的家長”可能會發起抗議。家庭為大學教育支付數萬美元甚至數十萬美元，自然希望有機會對“所享受的服務”提出批評——畢竟，他們是消費者。但問題在於，在教育領域，“消費者並不總是對的”。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