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安世半導體的爭端與危機，瞬間成為了全球汽車產業的焦點。作為全球最大的基礎半導體器件供應商，安世半導體的產品線集中在分立元件領域，包括二極體、電晶體、功率MOSFET和基礎邏輯器件，在全球汽車分立器件市場中佔據約40%的份額。其供應波動帶來的產能擾動，直接導致了本田、福特、大眾、日產等多家車企部分生產線被迫減產或臨時關停，Tier供應商博世也因此縮短了工廠的工作時間。據某家汽車製造商透露，由於安世的晶片價格低廉且供應充足，公司通常不會準備替代供應商。甚至博世每年訂購價值2億歐元的安世產品，但也並沒有準備好足夠的替代產品。這場風波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汽車晶片產業鏈的深層變革。那些單價僅幾分錢到幾元的基礎晶片，如同汽車的神經系統，遍佈車身控制、電源管理等核心環節，其供應穩定性直接決定著全球車企的生產節奏。更值得關注的是，隨著新能源汽車滲透率持續攀升，單車晶片用量已從燃油車的600-800顆激增至電動車的1000顆以上，基礎晶片的戰略價值被空前放大，產業鏈的脆弱性也隨之暴露。缺芯危機下，汽車產業鏈邏輯生變實際上，這已是過去五年裡，汽車行業經歷的第二次大規模晶片短缺。上一次疫情時期的晶片短缺主要是由供需失衡引起。疫情初期，晶片廠商被迫減產，而隨後消費電子和汽車需求同時回升，甚至當時汽車行業對晶片的需求被利潤率更高的消費電子行業“截胡”，造成全球範圍內的供應緊張。回望數年前疫情引發的汽車晶片短缺危機，兩次事件雖誘因不同，卻共同指向一個核心命題：一系列的供應鏈中斷，暴露出了汽車晶片產業鏈的結構性風險。安全與可控，已成為業界不可逆轉的行業訴求。與此同時，幾次缺芯危機也揭示了車規晶片的獨特屬性，即業界對汽車晶片的安全和可靠性要求極高，開發、驗證和上車周期長。供應商、主機廠與監管機構間複雜的認證鏈條讓快速替代幾乎不可能，這意味著即使技術上存在替代方案，也難以在短期內完成認證並實現批次上車，自然也就無法在短期內消化突發的訂單空缺。儘管安世主營的二極體、MOSFET、邏輯IC等成熟製程產品的技術門檻雖不算高，但其數量龐大、認證周期長、供應鏈集中。一旦單點斷裂，整個系統即告癱瘓。更關鍵的是，全球汽車晶片庫存周轉天數普遍低於40天，遠低於60天的安全水平，“低庫存”甚至“零庫存”的效率導向模式在供應波動面前不堪一擊。這讓全行業深刻認識到，汽車晶片產業鏈的穩定，比短期效率更重要。歷經上一輪疫情缺芯之後，有業界廠商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會再受到供應鏈中斷的影響。Pelham Smithers Associates的汽車分析師Julie Boote對此表示：“按理說，他們應該有足夠幾個月的晶片庫存。上次危機過後，他們也是這麼說的。”但顯然，汽車製造商並沒有吸取上次缺芯衝擊的教訓。日產首席績效官Guillaume Cartier認為，替換脆弱的供應鏈需要時間。“我知道大家會怎麼說，‘啊，你們沒有從過去吸取教訓，’”Guillaume Cartier直言，“是啊，好吧。但你認為主機廠能在三年內徹底改變供應鏈嗎？”有行業人士表示，在需要關鍵零部件的地區儲備額外庫存，對於一個依賴“準時制”庫存管理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的汽車行業來說，代價高昂。儘管當前汽車行業尚未完全擺脫供應鏈中斷的風險，但從產業鏈廠商的動態來看，在缺芯危機中，汽車晶片產業鏈的根本邏輯已發生深刻變化。產業鏈重構，國際晶片大廠“佈局”一方面，面對供應鏈不確定性，國際汽車晶片巨頭紛紛加速中國本土化佈局。英飛凌、意法半導體、恩智浦、德州儀器等公司近年來持續推進“在中國，為中國”戰略，通過在中國建廠、設立研發中心、與本土企業合作等諸多方式，貼近中國市場，強化在中國本土的製造供應鏈。2025年6月，英飛凌正式發佈“在中國，為中國”本土化戰略。英飛凌科技全球高級副總裁及大中華區總裁潘大偉表示：“過去30年，英飛凌不僅見證了中國半導體產業及相關應用市場的發展和蛻變，更通過技術創新、本土化合作和生態建構，深度融入產業各環節。”英飛凌推出的本土化戰略圍繞四大支柱展開——本土化創新、本土化營運、本土化生產和本土化生態。在本土化生產方面，英飛凌汽車業務目前已有多種產品完成本土化量產，並計畫於2027年覆蓋主要產品的本土化，將涵蓋微控製器、高低壓功率器件、模擬混合訊號、感測器及儲存器件等產品。其中，為更好地服務中國汽車市場以及中國客戶對MCU不斷提升的需求，下一代28nm TC4x產品將實現前道與後道的國內生產合作。國內生產的TC4x將本土生產合作與中國市場產品定製緊密結合，保證本土產品的性能與功能最大化地適用於中國客戶的發展需求。英飛凌在最佳化本地供應鏈方面也在不斷加碼。作為英飛凌在大中華區唯一的自有生產基地，英飛凌無錫致力於成為全球卓越營運標竿，以中國速度、精進創新和德國質量為客戶持續提升價值。今年7月，恩智浦也全面升級了中國戰略，即“在中國為中國，在中國為全球”。早在今年1月1日，恩智浦還正式成立了“中國事業部”，旨在適配中國汽車產業特點，整合研發、營運、銷售等資源，通過本土研發、供應鏈本地化（與台積電、中芯國際等合作）及生態合作，為中國市場提供定製化產品，同時反哺全球市場。目前，本地工程團隊已為客戶定義、設計和開發了200種產品。恩智浦指出，目前約有1/3的中國企業採用“中國製造”戰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比重還會提升。對恩智浦服務中國市場而言，計畫將公司產品從前段到後段，全部在中國市場打造。並通過本地化營運平衡創新速度與成本效益，呼應外資“local for local”的供應鏈策略。目前，恩智浦在中國14個城市設有辦事處、擁有6個研發中心、以及在中國天津擁有一座領先的裝配和測試工廠，提升響應速度與服務能力。恩智浦還深化與本土車企及供應鏈合作，助力中國車企出海。意法半導體同樣在全力推進“在中國，為中國”本地化戰略。為確保這一策略的落地，意法半導體圍繞“中國設計、中國創新、中國製造”三條主線，以本地化思維打造真正適配中國市場的半導體解決方案：中國設計：組建本地研發團隊，精準把握中國市場脈搏；中國創新：在中國建立7個技術創新中心和1個封測創新中心；中國製造：為碳化矽和STM32微控製器等關鍵產品提供完全本地化的供應鏈，包括中國本地落地的前端晶圓和後端封裝測試的生產製造環節。與此同時，意法半導體還正在著力打造一條兼具成本效益和供應鏈韌性的中國本地化供應鏈，目前已取得了諸多進展：例如，2023年6月，意法半導體與三安光電在重慶成立8英吋碳化矽晶圓合資製造工廠，成為率先將完整的本地化部署落地中國的國際半導體公司。並與天岳先進、天科合達等兩家領先的本土碳化矽襯底廠商簽訂長期供貨協議；2024年11月，委託華虹宏力代工40奈米節點的STM32微控製器（MCU）等產品，旨在實現STM32供應鏈完全本地化，並成為唯一一家能夠提供雙供應鏈模式的MCU大廠，既能為在中國開展業務的全球OEM廠商提供完全本地化的供應鏈支援，也能為開展國際業務的中國OEM廠商提供供應鏈選擇權。同時，意法半導體投資擴建深圳後端封測廠，該工廠是意法半導體全球最大的封裝和測試基地之一，貢獻公司超過50%的後端產能；宣佈與8英吋矽基氮化鎵製造全球領軍企業英諾賽科簽署氮化鎵技術開發與製造協議，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合作推進氮化鎵功率技術的聯合開發計畫。2024年12月，英飛凌CEO Jochen Hanebeck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曾透露，英飛凌正在將部分產品的生產本土化，包括將部分產品交由中國的晶圓代工廠代工，以解決中國客戶在供應安全方面的擔憂。此外，為了更好地滿足中國市場乃至全球新能源汽車市場的需求，意法半導體擴建升級的上海新能源汽車創新中心新址於今年8月正式落成，進一步深化其“在中國，為中國”戰略。這些海外晶片巨頭在華佈局提速背後，原因不難分析：首先，中國市場成為全球逆勢中的增長極，對跨國晶片廠商的重要性空前提升。尤其是在全球需求普遍放緩的背景下，中國尤其是新能源汽車及相關電子市場展現出強勁增長態勢，甚至在汽車、電力、工業控制等領域實現逆勢擴張，成為許多晶片公司業績增長的主要引擎。從各大晶片公司的財報中也能看到，中國市場營收佔比節節攀升。可以說，中國市場已從重要的海外市場躍升為這些巨頭全球版圖的中心之一，其戰略地位和優先順序隨之水漲船高。其次，產業鏈安全與穩定性的考量，正在推動本地製造需求大增。近年來，地緣政治和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使跨國晶片企業更加重視供應鏈的安全性和可控性。一方面，政府出台政策，要求關鍵晶片生產本地化，以降低對外部的依賴。ST、英飛凌、NXP、瑞薩等主要車用晶片供應商近年都在積極探索與中國晶圓代工廠和封測廠的合作，以加快本地供貨能力的建立。另一方面，企業自身也出於風險管理需要，主動建構多供應鏈策略。如果缺乏本地生產，當貿易摩擦或出口管制發生時，企業可能失去中國市場甚至被競爭者迅速替代。此外，本地化生產還能帶來成本和響應速度上的優勢，可以降低部分成本的同時縮短交付周期，在“中國速度”的產品迭代中搶佔先機。另外，汽車半導體已成為多家晶片廠商營收與增長的核心類股，而中國無可爭議地是全球最大的汽車電子市場。近年來，汽車產業變革浪潮使傳統晶片廠商紛紛將戰略重心轉向汽車領域。NXP、英飛凌等公司的汽車業務營收佔比超過一半（如汽車業務在意法半導體整體營收中的佔比達到46%；英飛凌汽車電子業務佔其營收50%；NXP汽車業務佔比更是接近60%)。可以說，抓住汽車市場就抓住了公司業績命脈。而當下，中國已成為全球汽車產業的中心，新能源汽車、智能駕駛等新趨勢均由中國率先引領。同時，中國車企的崛起也在改變全球競爭格局——國內廠商依託龐大內需迅速壯大，並向海外拓展。海外晶片公司只有深入參與中國汽車電子生態，與國內汽車整機客戶共同創新，才能在這一浪潮中佔據一席之地。這意味著，任何一家從事汽車半導體領域的公司，都不能忽視中國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中國作為電動汽車最龐大且最具創新力的市場，對於晶片廠商來說不可或缺，如果放棄中國，等於拱手將未來讓予他人。顯然，上述晶片巨頭這些實質性的戰略動作表明，國際大廠正在從服務中國市場轉向以中國為基地。在汽車智能化與電動化的全球競賽中，中國既是最大的應用市場，也是技術創新的主要陣地。對晶片巨頭而言，加碼“中國戰場”已非選擇題，而是關乎長遠生存與領先地位的必修課。總而言之，“在中國，為中國”正從企業的口號，演變為全球半導體業界的集體行動。面對中國市場這一全球增長高地和創新熱土，晶片巨頭們選擇用更深入的本土化來擁抱機遇、分擔風險。其核心不僅在於貼近客戶、縮短交付，更是對中國本土技術能力、供應鏈協同能力與產業政策環境的系統性認可，也體現了地緣政治壓力與供應鏈安全博弈下的戰略考量。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趨勢還將持續並深化。一方面，隨著這些佈局的逐步落地，海外廠商與中國產業的融合將更加緊密;另一方面，也可以預見中國市場的競爭將更加白熱化，本土玩家與外資巨頭將在技術和供應鏈上展開新一輪角力。但無論如何，對行業從業者來說，這都是一個值得關注和參與的時代，一個見證全球汽車晶片產業鏈深刻重構與變革的時代。本土汽車晶片廠商的替代窗口與突圍挑戰對於本土汽車晶片廠商而言，汽車產業鏈邏輯的重構則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替代窗口。尤其是在數次缺芯危機下，全球晶片供應波動為本土廠商創造了“試錯機會”。 一些中國車企開始更積極地考慮本土晶片供應商，以降低供應鏈風險。據相關資料顯示，2020年汽車晶片國產化率不到5%，到2024年底，這一數字已提升至20%。可見，國產車規晶片的行業地位已今非昔比。主機廠的態度也從幾年前的疑慮觀望轉變為主動擁抱，積極尋求本土方案合作。據瞭解，中國晶片企業在功率半導體、MCU等基礎晶片領域已有一定積累，部分企業已實現量產，並逐步通過車規認證。但也有車企人士透露，儘管中國能生產算力大的晶片，但那些用於方向盤轉向、空調開關等基礎功能的小晶片，國產化才起步不久。而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基礎晶片，正是本次安世危機的核心，不過國內也已有多家企業具備技術替代能力。這些企業原本只是全球車規認證的“候選供應商”，如今藉機進入主流供應體系，預計將迎來一輪汽車分立器件國產化加速潮。同時也將帶動其他汽車晶片的國產化進度，更加緊密地跟頭部主機廠形成一些合作，能夠消化他們的一些差異化需求。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應急替代”正在轉化為長期合作，越來越多本土廠商從“備選供應商”升級為核心供應商。本土車企對供應鏈自主可控的訴求，推動“整車廠-本土晶片廠”深度繫結，進一步打破了國際巨頭在高端座艙晶片領域的壟斷。與此同時，華虹半導體、中芯國際等代工廠也在迅速聯動下游企業，加速車規級基礎晶片的代工驗證，部分產品通過快速認證進入車企備用供應鏈。在近年來頗受矚目的第三代半導體賽道，本土廠商也正在抓住新能源汽車高壓化趨勢實現彎道超車。據預測，2025年國內SiC廠商市佔率將同比提升10-15個百分點，年底國產化率最高可達20%，未來3-5年有望突破50%。但機遇背後，本土晶片廠商仍面臨諸多挑戰。一方面，車規認證壁壘高，本土企業車規認證周期平均24-36個月，部分高端器件甚至更長。且良率較國際大廠低10-15%，整車企業對新供應商的匯入整體持謹慎態度；另一方面，生態制約明顯，全球超過90%的EDA工具被海外企業壟斷，在IP核、PDK工藝庫等核心環節，本土企業也面臨授權限制，導致高端晶片研發周期延長、成本高企。此外，晶片與整車系統的適配需要長期資料積累，本土廠商在軟體生態、故障診斷演算法等方面仍落後於國際大廠。此外，國際晶片巨頭的“在中國為中國”戰略加劇市場競爭。國際大廠本土化產能釋放後，本土企業在成熟製程領域的價格優勢被部分抵消。這意味著，本土廠商的突圍不能僅靠“替代紅利”，更需要在技術迭代、生態協同上建立核心競爭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晶片製造的產能與成本壓力也在考驗本土企業的戰略定力。8英吋晶圓是車規晶片的主流產能載體，但全球8英吋晶圓產能緊張，本土晶圓廠的產能爬坡速度難以匹配市場需求。同時，晶片研發投入巨大，一款高端車規晶片的研發費用超億元，而本土企業在規模效應不足的情況下，面臨研發投入高、單品成本高的兩難境地。整體來看，汽車晶片產業鏈的重構為本土廠商打開了歷史性窗口，政策支援、市場需求與技術突破形成合力，推動國產晶片從基礎器件向核心器件、從輔助供應向主力供應跨越。但認證壁壘、生態依賴、國際競爭等挑戰客觀存在，本土突圍不可能一蹴而就。未來，本土廠商需要在“差異化競爭”與“技術深耕”中尋找平衡，通過聚焦SiC/GaN等特色賽道、深化與車企的聯合研發、參與國產EDA生態共建，逐步建構核心競爭力。隨著產業鏈邏輯的持續重構，本土汽車晶片廠商唯有直面挑戰、久久為功，才能在全球化與區域化的平衡中，真正實現從“替代”到“引領”的跨越，為汽車產業高品質發展築牢晶片根基。寫在最後汽車晶片產業鏈的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從疫情期間的供需錯配，到此次基礎晶片供應波動，這種震盪本質上是一場從“效率優先”到“安全與可控優先”的邏輯重構，從過去單純追求效率的Just-in-Time模式，轉向兼顧安全與可控的Just-in-Case策略。過去，全球化分工下的“零庫存”模式追求成本最優。如今，多區域供應、多源備份、深度本土化成為產業鏈韌性的核心訴求。未來，汽車晶片產業鏈不會走向完全的“去全球化”，而是在全球化與區域化之間尋找新平衡：國際大廠通過本土化研發生產繫結區域市場，本土企業借助替代窗口實現技術突圍，車企則通過“晶片廠商直連+Tier1協同”的模式縮短開發周期、保障供應穩定。在這種重構中，各環節正在共同建構更具韌性的生態。汽車晶片產業鏈不再是純粹的商業考量，而是成為技術主權的體現。未來，我們或將看到更多區域化、多元化的供應鏈格局，晶片產業也將從全球化走向類股化。 (半導體行業觀察)

本周末，我驚訝地發現，唐納德·川普看待自己的方式，竟與我如出一轍：儼然一位妄圖稱王的君主，正向全體公民噴灑糞便。周六，或許因全美大規模“No Kings”（不要國王）抗議活動而感到刺痛，川普在Truth Social平台上發佈了一段由人工智慧生成的視訊，無意中精準捕捉到了他的執政邏輯。視訊中，這位總統頭戴王冠，駕駛一架標有“King Trump”（川普國王）字樣的《壯志凌雲》風格戰鬥機，飛越擠滿示威者的美國城市，向下方傾瀉巨量糞便。白宮通訊主任史蒂文·張在社交媒體上推波助瀾，興高采烈地寫道，總統正在“把這些‘不要國王’的失敗者們徹底噴個遍！”川普蔑視半個美國民眾，或將城市美國視為亟待武力鎮壓的不安分殖民地，如今已不足為奇。此人曾指示軍方將美國城市用作“海外行動的訓練場”，並派遣軍隊與聯邦特工恐嚇洛杉磯等城市。總統試圖將“藍州”居民從公民降格為臣民的做法，如今已司空見慣，甚至難以登上新聞頭條。真正令人費解的，並非川普急於羞辱我們，而是他無法抑制地玷污自身及其總統職位的衝動。畢竟，絕大多數國家領導人絕不會主動將自己與腹瀉聯絡在一起。排泄物攻擊通常屬於局外人用以貶低權貴的手段（例如，法國農民曾因憤怒向政府大樓前傾倒大量糞肥以抗議當局）。相比之下，統治者往往竭力維護自身尊嚴——但川普例外。把玷污當作快感的反常趣味，一直在“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中湧動不息。漢娜·阿倫特在描述二十世紀極權運動得以紮根的那種極端犬儒、已經變質的氛圍時寫道：“承認殘酷、無視人類價值以及普遍的非道德，反倒像是一種‘革命’，因為至少它摧毀了現存社會賴以維繫的虛偽。”一種類似的、亢奮的虛無主義長期環繞著這位總統唐納德·川普及其擁躉，他們常把他那出人意料的上位，當作一場足以寫入世界史的“挑釁性作秀”壯舉。然而，當掌權者採取這種對抗姿態時，內部就會出現張力。表面上，川普渴望宏偉；但在某種潛意識層面，他與其身邊的人對貶抑與敗壞有著根深的本能。這個政府自稱尊崇傳統審美；八月發佈的一道關於聯邦建築的行政令否定現代主義，主張採用能傳達“美國自我治理體系之尊嚴、進取、活力與穩定”的古典設計。與此同時，川普將白宮玫瑰園）的草坪加鋪硬質鋪裝，使其看起來像海湖莊園的露台。《華盛頓郵報》在周一報導，他的施工團隊已開始拆除白宮東翼的外立面，以興建一座舞廳。這個政府的主導審美，並非來自古典，而是來自“AI劣質內容”的糟粕，越粗俗越幼稚越好。想想白宮發佈的那張“以日本吉卜力工作室風格繪製的、哭泣的移民”圖像。上周，《赫芬頓郵報》詢問白宮，誰選擇匈牙利作為川普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即將會面的地點時，白宮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答道：“你媽媽選的。”她顯然意在侮辱並否定一位所謂“自由派媒體”的代表，可其結果只是把自己暴露為對專業新聞秘書的粗俗拙劣模仿。政府還計畫在白宮南草坪以一場終極格鬥冠軍賽（UFC）籠鬥來紀念美國建國250周年，這主意像是直接剪自那部刻薄辛辣的2006年諷刺片《蠢蛋進化論》。川普團隊對一切所觸之物進行貶抑和低俗化的執念，遠不止是風格問題。也許第二任川普政府最令人費解的一點，是它對美國實力支柱的攻擊，即便這些支柱對其意識形態並不構成威脅。白宮要削減人文學科資助是可預見的，可它竟然還砍掉兒科癌症研究的經費。我預料它會試圖撤銷教育部，卻沒想到它會刻意摧毀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而後者恰恰是在紅州與藍州遭遇災害時都提供援助的機構。其中一部分“刀砍火燒”，可以用政府內部人士的老派“小政府”狂熱來解釋，比如白宮管理和預算辦公室主任羅素·沃特。但這似乎也反映了川普那種施虐式的不安。其內在的一部分，想要把國家誇大成與他膨脹的自我相匹配的樣子；另一部分，則似乎想在憤懣於自身支配力的有限時，把它糟蹋毀壞。在將於下月出版的寓言體小說《緊急狀態》（The Emergency）中，作家喬治·帕克捕捉到一些驅動川普主義右翼的褻瀆衝動。全書以一場對立為核心展開：生活在城市、自以為正義的“市民”，對壘被稱為“自耕農”的鄉村人群，他們怨懟而多疑。就川普那段視訊而論，這一情節轉折頗具先見性；“自耕農”一方策劃以“糞便火炮”轟擊市民的城市。彷彿帕克在那一瞬間與總統同頻。“這件事大膽到驚人，富於新意而又野蠻，而且卑下。”他寫道，又補充說：“它會衝破最後一道約束，從此再也回不到從前。”圍繞資源與信念的爭執尚可解決，但要與那些把“玷污我們”當作首要目標的人言歸於好，幾乎不可想像。 (一半杯 )

每一次來美國都是一種深刻的巨大的龐雜的文化衝擊亂彈。今天有一個朋友批判我說：劉思毅，是時候想想，你能否給世界沉澱一些深度的東西，而不是喧囂的東西。這次來美國，感受頗深。一、中國人在美國生活非常艱難。不建議普通中國人再來，美國已經不再是一個人人誇耀，人人都能夠賺 100 萬的社會了。美國是一個非常去中心化，非常艱難生存的一個公司，而不是一個人人都可以賺錢的溫柔鄉和自由的國家。中美脫鉤，在微觀世界毫無感覺，在宏觀世界巨大感覺。你自己在美國走的時候沒有任何人在意，無論你是美國人還是墨西哥人還是華人，你純種的美國人是白人，但現在有黑人了，有墨子了，有華子了，還有很多亞洲人了。我當時讀大學的時候，我修了一門課，叫美國政治經濟文化，朱文麗老師讓我們讀亨廷頓，就是盎格魯撒克遜文化。我現在真的是走在 LA 街頭，我是真的能感受到亨廷頓作為傳統的右翼保守政治家那種遺憾。那本書是在 30 年前， 40 年前寫的，就在說世界有幾大文化圈，有阿拉伯穆斯林文化圈，有東亞大中華文化圈，有美國這種和歐洲白人、英國白人結合的這種新教的盎格魯撒克遜的文化圈。美國有黑人文化圈，美國的南方還有墨西哥人、西班牙裔文化圈，美國人應該保守一個非常核心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為主流，去讓他們以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來遵循美國的主流文化。我當時完全不能理解，我說扯什麼犢子，不是說美國是自由的燈塔嗎？人人都能去嗎？他說，美國的自由燈塔本身也是一個胡蘿蔔，加大棒的一個胡蘿蔔。原先我根本不能理解為什麼亨廷頓要這麼保守，為什麼他就說如果說美國那一天主體文化消失，就是美國精神滅亡，就是美國走向衰落的一天，這是保守派幾十年來半個世紀的威脅，其實在現在為止， LA 還有整個美國的微觀世界，為什麼我就感覺真的就是東昇西落成為一種必然，儘管中國和美國可能在整個世紀都是宏觀上，太平洋兩端的兩個國家都會爭端，但是美國越來越像公司了。二、美國越來越像一個公司，而不是一個國家。就是美國沒有主體文化，你看在 LA 這邊是白人的中產社區，也有華人，完全不用說英語，也可以在 LA 、在美國生活一輩子的華人聚居區，也有一群老墨，就是老墨瘋狂生娃，老墨也從美墨的邊境偷渡，瘋狂生娃，瘋狂偷渡。老墨也有自己的媽祖，他們的媽祖就是家族帶領。墨西哥裔、西班牙語，華人還有亞裔，還有整個白人，還有黑人，還有整個 AI 的，還有整個科技網際網路的，還有整個各個種族，他們以種族為核心邏輯的房地產、移民、教育、文化、各種產業，他其實在拆解整個美國，這個美國本身就沒有所謂的主體性，只有一個非常以明確的自由主義跑路的國家，一個法無禁止皆可為的國家，一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個以英語為核心溝通語言的國家，一個以LA，以舊金山，以紐約、亞特蘭大各大城市的各種產業文化塑造為一個旗艦的去中心化的美國。三、現在所謂的美國是什麼？我就覺得無論中國人還是白人，還是亞洲人，還是黑人，還是西班牙裔還是墨西哥裔，而每一個種族回答下的美國都不一樣，華人的美國是什麼？是老婆孩子熱炕頭，在灣區的華人自己一代一代的傳承，第一代工程師培養了華二代，華二代自己黃皮白心，自己有 social network，自己也可以尊重矽谷的文化，自己也非常深刻地知道矽谷的職場文化，於是他繼承了祖輩的衣缽，他又成為了一個華人的工程師，成為了一個華人中產的工程師家族。這是灣區的華人，紐約的華人可能是在法拉盛偷渡的洗盤子的，他之後又蹭到了紐約的公立醫院，蹭到了紐約的公立福利，他就成為了美國東海岸一個攀爬於美國的福利的一個華人燒杯，白人中產的福利是拚命雞娃，和猶太，還有和各種白人的古老的家族們，以及新錢們，西岸是科技公司，東岸就是金融鐵子，墨西哥人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攀爬，從一個勞動，再到更大的勞動超級個體戶。黑人是在移民貧民窟，自己攀爬了之後成為學霸，成為商業學子，又加入創造了一個黑人中產的社區。每個種族在美國沒有主流敘事，沒有所謂的真正絕對正確的文化之下，他都創造了一個自己理解的美國。你要問什麼是美國，我就覺得沒有任何人能有正確的答案了。我就回想起 15 年前我在北大讀的美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亨廷頓的《我們是誰》，他終於一語成讖了，美國已經沒有典型的美國人，也沒有典型的美國精神。美國是世界的特區，美國是世界的工具，任何一個想要跑路，任何一個想要賺美元的人，都把這個美元當工具，把美國的這種處處是鐮刀，人人收小費，人人都可以賺錢，零售發達，服務發達，人人都很貴，人人都跑路，人人都極端個人主義，把這種文化當做一種公司的宗旨。美國是一種公司，它不是一個國家，而美國的認同不再是一個民族認同，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認同。作為一個中國大陸體制的寶寶，在這裡生存是非常困難的，我還是只能背靠大陸賺錢，但是要時常來美國感受一下這種公司文化，因為在這種公司文化的原始叢林之中，它模擬的是像三體一樣的風格，它這種三體的風格特別鍛鍊人的主體性，你要為自己負責，你要絕對地拎起自己的主體性，你要保護好自己的家庭，你要保護好自己的權益，你要真正地回答你是誰，你要做什麼？這是我們經常要來美國采風的意義。未來一定是一個中國不斷崛起，美國持續衰落的世紀，因為中國還有太漫長的主體性的路要走了，我們華人這一代一旦創造了我們自己的主體性，我們將開創更廣闊、更龐大的中國故事，和大家一起！！！ (群響劉老闆)

●摘要在全球科技革命重構競爭格局背景下，科技體制改革成為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引擎。本研究系統解析科技體制改革賦能新質生產力的內在邏輯，揭示其通過制度創新邏輯、生產關係邏輯、要素配置邏輯、技術創新邏輯和動態協同邏輯五維機制，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研究指出，當前科技體制改革面臨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未充分釋放、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未真正確立、科技創新資源統籌配置碎片化、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深度不足、開放化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滯後5個方面的現實挑戰。基於此，提出“五位一體”實踐路徑，即建構戰略型舉國體制強化核心技術攻關、完善市場導向型要素配置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建立全國統一技術市場最佳化資源統籌效能、打造“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轉化”垂直創新體系、實施高水平開放戰略深度參與全球創新協作。●正文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深度演進、國際競爭格局加速重構背景下，科技體制改革作為國家創新體系現代化的核心動力，已成為驅動新質生產力躍升和實現高品質發展的重要制度引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變革創新是推動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根本動力。這一論斷不僅揭示了科技創新的歷史必然性，更彰顯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戰略緊迫性。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以系統性思維推進科技體制機制創新，建構起涵蓋創新主體培育、資源配置最佳化、成果轉化激勵的全鏈條制度框架，通過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激發市場活力與社會創造力，推動科技創新從要素驅動向制度驅動轉型。這一歷史性跨越既源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舉國體制的效能釋放，也得益於政府與市場協同創新機制的持續完善，標誌著中國科技創新體系正邁向更高水平的制度性突破和系統性重塑。當前，全球科技競爭已演化為制度競爭的高級形態，科技體制改革面臨多重戰略挑戰。破解這些困境亟需以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為指引，在制度創新、要素協同與治理最佳化的互動作用下，建構適配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新型制度體系。這不僅是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瓶頸的現實需求，更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和參與全球科技治理變革的戰略抉擇。01科技體制改革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時代脈絡1.1 市場化改革破局期(1978—1992年)：從理論和意識形態上掃清科技發展的思想障礙1978年，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科學大會上確立“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馬克思主義論斷，奠定改革思想基礎。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科學技術面向經濟建設，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改革指導思想，明確“從實際出發，對科學技術體制進行堅決有步驟的改革”的任務，標誌著科技體制從計畫管理向市場導向轉型。1987年，《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強化成果轉化導向。1988年，《國務院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推動科研院所向科研生產經營實體轉型，實現從理論突破到實踐轉軌的雙重跨越。1.2 創新體系建制期(1992—2012年)：推動市場機制在新型科技體制中的應用199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速科學技術進步的決定》首提“科教興國”戰略，推動改革重心轉向創新體系建構。199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技術創新發展高科技實現產業化的決定》確立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推動應用型科研機構企業化轉制，建構產學研協同創新雛形。2006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系統部署創新體系建設，提出建立現代科研院所制度等改革任務。2012年全國科技創新大會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強化自主創新能力建設，標誌著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基本框架成型。1.3 戰略賦能深化期(2012—2024年)：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國家創新體系建設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2015年，《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建構“源頭創新—成果轉化—產業培育”全鏈條改革體系。2016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將創新驅動上升為國家優先戰略。2021年，《科技體制改革三年攻堅方案(2021—2023年)》著力破解科技自立自強制度瓶頸。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進科技評價改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2023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對科技管理體制進行系統性重構。2024年，《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形成“戰略規劃—制度供給—治理創新”三位一體的改革格局。02科技體制改革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內在邏輯2.1 制度創新邏輯：破除體制機制梗阻環節， 夯實新質生產力制度根基（1）創新聯合體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載體邏輯。創新聯合體作為國家科技體制改革的戰略載體，通過“技術—市場—產品”轉化機制實現戰略需求與市場動能的協同耦合。該模式建構了“企業主導—院所支撐—政府引導”的三元架構：企業依託市場導向整合產業鏈資源，科研院所聚焦基礎研究突破技術瓶頸，政府通過政策工具最佳化資源配置。這一組織協同機制通過價值鏈重構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要素支撐。（2）制度性結構調適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傳導邏輯。Mowery等的“技術—市場”二元理論揭示了制度結構在技術供給與需求之間具有動態中介作用。科技體制改革通過財稅激勵、平台建設等政策工具啟動創新主體動能，同時借助市場機制篩選有效技術路徑，建構“政策驅動—市場反饋”雙向傳導鏈條。當制度創新突破觀念桎梏與體制藩籬時，其釋放的勢能加速技術代際躍遷。（3）包容性制度環境是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可持續邏輯。馬克思指出技術創新具有重塑生產關係的革命性力量，而吳敬璉強調製度安排是連結技術與市場的關鍵樞紐。科技體制改革通過重構研發投入機制、最佳化要素配置模式，既保障技術創新的持續投入，又強化成果轉化的市場滲透力。尼爾森的多樣性創新理論進一步提出，包容性制度環境需支援多技術路徑探索，政府通過差異化政策平衡短期效益與長期佈局，以柔性資源配置機制維持創新生態多樣性。2.2生產關係邏輯：突破傳統生產力外邊界，釋放新質生產力增長潛能（1）生產關係調適是制度適配的內生邏輯。生產力發展必然要求生產關係動態適配，科技體制改革通過重構要素配置網路、最佳化科研管理機制，破解傳統體制對創新要素流動的束縛，本質上是將行政主導型生產關係轉型為創新驅動型生產關係，通過“市場導向—政策牽引”雙向激勵，疏通科技工作者、創新主體與市場的互動通道。（2）制度創新是要素配置的變革邏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建構起適應技術迭代的制度框架：一方面破除高技術產業的行政性壁壘，另一方面通過成果轉化收益分配、智慧財產權保護等制度設計，激發“創新鏈—產業鏈—價值鏈”的閉環效應。（3）技術—制度協同是創新驅動的互動邏輯。恩格斯強調技術進步通過“機械輔助手段”引發生產革命，馬克思則指出上層建築需隨經濟基礎革新而調整。科技體制改革通過雙重路徑賦能生產力躍升：技術層面，打破科研體制阻礙釋放人工智慧、量子資訊等顛覆性技術的擴散勢能；制度層面，重構“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轉化”的銜接機制。這種“技術創新倒逼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反哺技術創新”的螺旋演進，既驗證了馬克思關於“生產力重塑生產關係”的論斷，又通過動態適配機制突破“索洛悖論”。2.3要素配置邏輯：最佳化生產要素最優組合，啟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動能（1）要素重組是創新資源配置的核心邏輯。生產力躍升源於生產要素的最佳化組合，科技體制改革通過破除行政壁壘與強化市場引導，驅動技術、資金、人才等要素以市場化手段打破“低效鎖定”困境，推動要素資源向高潛力領域集聚。這一過程不僅驗證馬克思關於“要素協調推動生產力”的論斷，更在數字經濟、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形成“技術迭代—要素重組”的正向循環。（2）制度創新是激發主體活力的實踐邏輯。熊彼特強調創新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科技體制改革通過最佳化體制機制釋放多元主體動能：一方面建構寬鬆創新環境，啟動科研機構與企業研發潛能；另一方面通過政策激勵與資金引導，吸引外部資源嵌入創新網路。這種制度設計貫通“基礎研究—應用開發—產業升級”鏈條，為技術革命與產業質變提供持續動力。（3）系統演進是生產力質變的內在邏輯。生產力質變本質上是生產要素組合創新引發的系統性變革。科技體制改革通過數字經濟、綠色科技等領域的資源配置最佳化，催生智能製造、平台經濟等新生產方式，推動生產關係向網路化、柔性化轉型。在此過程中，市場通過供求機制篩選有效技術路徑，政府則以制度創新建構包容性生態，二者協同形成“技術突破—制度適配—社會轉型”的傳導鏈條。2.4技術創新邏輯：攻克關鍵核心技術壁壘，鍛造新質生產力核心引擎（1）科技與生產力的辯證互動是驅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基礎邏輯。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通過改造生產方式和提升效率實現現代化轉型。其理論框架強調科技發展與生產力升級的辯證統一：技術創新推動生產力躍遷，而生產力提升為技術迭代創造物質條件。科技體制改革通過最佳化資源配置、疏通技術轉化通道，將科技創新理論潛能轉化為現實動能，並通過制度創新加速技術向生產力滲透。（2）創新驅動與產業重構是變革新質生產力的動態邏輯。熊彼特提出的“創造性毀滅”理論揭示，創新並非單純的技術發明，而是通過技術應用與模式重構引發產業生態的系統性變革。在科技體制改革背景下，破除舊體制壁壘可啟動企業創新活力，推動技術成果從實驗室向市場端延伸。改革通過建構“技術研發—市場驗證—產業迭代”完整鏈條，使“創造性毀滅”從理論概念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徑。（3）自主創新與技術擴散是提升新質生產力的系統邏輯。Aghion等的縱向創新理論強調，自主創新是技術追趕與生產力躍升的核心動力。Myers等將創新定義為“技術創新變革—經濟價值創造”的多維過程，Mansfield則聚焦技術創新的全周期管理，而Mueser強調技術變革的斷代式突破特性。改革通過跨學科協作機制、柔性資源配置及激勵機制重構，既保障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性，又通過技術擴散機制形成“核心突破—外溢輻射”的擴散效應。2.5動態協同邏輯：打通雙鏈融合堵點斷點，築牢新質生產力協同底座（1）主體協同是創新系統重構的核心邏輯。Etzkowitz等的三螺旋理論指出，政府、產業與高校的協同構成技術創新的動力源泉。科技體制是由企業、院校、政府和個人等多元主體構成的相互依存的創新系統，任何單一主體難以主導這一體制。科技體制改革通過制度設計強化三方互動，即政府以政策引導資源流向戰略性領域，高校依託基礎研究孵化原創技術，企業則聚焦技術產業化與市場轉化。（2）系統協同是創新效能提升的結構邏輯。弗裡曼與MUESER的國家創新系統理論強調，公私部門的協同是技術進步的關鍵。創新整合理論強調，在創新過程中，通過整合手段和整合機制，整合多方資源和力量，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協同性的創新系統。科技體制改革通過重構“政府—市場—科研機構”的互動網路，最佳化創新系統的結構功能，即政府以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企業通過需求端牽引技術迭代，科研機構則提供知識供給。（3）價值共創是創新生態演進的功能邏輯。動態協調理論與融通創新理論指出，跨領域協同本質在於價值共創。科技體制改革通過建構多元主體參與的創新網路，推動整合資源、知識與技術：一方面打破“國有—民營”“大—中—小”企業的體制區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啟動創新活力；另一方面通過技術聯盟、開放實驗室等載體，通過制度創新將“創造性破壞”轉化為“協同性建構”，促進跨學科技術融合與商業模式創新。03科技體制改革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現實挑戰3.1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未充分釋放，協同創新機制亟待完善（1）國家戰略與政策執行存在脫節。在“自上而下”的治理體系中，部門利益藩籬導致政策執行碎片化，地方保護主義形成行政壁壘，造成中央與地方科技創新佈局的“溫差效應”；橫向統籌層面，區域間資源配置呈現“蜂窩狀”割裂，削弱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整體效能；政策執行中“最後一公里”問題突出，科技創新資源跨區域流動受阻。（2）跨部門協作機制存在結構性缺陷。財政、科技、教育系統間政策銜接存在制度性斷點，創新要素流動管道不暢；跨領域資源統籌機制缺位，導致重複配置與關鍵領域投入不足；重大科技任務組織呈現“多龍治水”困局，部門本位主義與技術壁壘交織，造成科技創新資源處於低效配置狀態，嚴重制約創新體系整體效能。（3）多元主體協同面臨雙重困境。政產學研金要素整合存在“三明治”效應，利益共享與風險共擔機制亟待完善；共性技術攻關遭遇“雙失靈”困境，市場機制難以突破技術代際壁壘，行政手段無法精準匹配產業動態需求。3.2企業創新主體地位未真正確立，創新力存在結構性失衡（1）民營企業戰略地位傳導受阻。在重大科技工程實施中，政策保障體系存在結構性缺失，地方性融資支援、稅收優惠等配套措施執行存在區域性差別；市場公平競爭制度有待完善，智慧財產權保護與反壟斷規制存在實踐真空，制約民營企業技術溢出效應的有效發揮；創新要素配置存在“玻璃門”現象，民營企業難以突破傳統創新體系中的身份壁壘。（2）企業家精神激發機制亟待最佳化。創新激勵政策呈現“點狀分佈”特徵，中小企業難以突破創新資源獲取的制度性瓶頸；風險共擔機制缺位導致創新試錯成本社會化程度不足，高風險技術探索面臨“市場失靈”與“保障真空”雙重擠壓；創新文化培育面臨制度性滯後，短期績效導向與長期創新投入的矛盾尚未有效化解，限制企業家戰略創新能力的有效發揮。（3）領軍企業創新引領效能存在落差。領軍企業的產業鏈整合功能尚未突破傳統供應鏈管理模式，中小企業技術適配能力與協同創新機制存在代際差；基礎研究投入呈現“結構性失衡”，企業研發投入過度集中於應用端，限制原創技術策源能力提升；領軍企業的國際技術標準話語權與產業生態主導力仍顯不足，制約中國在全球創新版圖中的位勢提升。3.3科技創新資源統籌配置碎片化，國家創新體系效能受限（1）戰略資源配置存在雙維梗阻。國家創新體系效能提升面臨系統性制約，在區域創新樞紐建設中，政策傳導存在結構性偏差，地方政府執行標準不一導致資源投入呈現“梯度差”；協同機制存在制度性缺陷，產學研主體功能定位模糊，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資源配置邊界有待釐清，導致科研攻關重複投入與成果轉化斷層並存。（2）人才發展生態面臨結構性矛盾。產教融合面臨制度性梗阻，高校知識供給與企業技術需求存在代際差，高層次人才跨體制流動的“旋轉門”機制尚未健全；激勵機制呈現“短視化”傾向，基礎研究人才評價過度聚焦短期產出；創新文化培育滯後，容錯機制缺失加劇科研人員風險規避傾向，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原始創新能力的提高。（3）資本供給體系存在雙重失衡。資本配置呈現“馬太效應”，初創企業融資管道狹窄與傳統金融機構風險厭惡形成疊加效應；基礎研究投入存在制度性缺口，社會資本參與機制尚未突破收益周期與風險承受的雙重約束；產融協同機制缺位，產業鏈協同創新項目面臨“融資斷點”，技術成熟度與資本偏好存在階段性錯配。3.4創新鏈與產業鏈融合深度不足，現代產業體系支撐薄弱（1）產業鏈與創新鏈協同機制不暢。產學研協同存在主體目標差異，企業追求市場化快速落地的訴求與科研機構側重基礎研究深度探索的學術導向形成價值矛盾，導致技術供需匹配效率降低；協作過程中，各方因管理機制、評價體系和文化認知差異，普遍存在溝通成本高、資源整合難等問題；協同機製麵臨制度性缺位，缺乏統一的技術標準對接體系和利益分配規則，制約創新要素跨主體高效配置。（2）創新資源配置精準度不足。基礎研究過度集中於學術機構，應用端創新主體面臨持續性投入不足，初創企業融資管道有限；風險資本短期逐利傾向明顯，對共性技術攻關支援薄弱；重點實驗室與地方經濟需求匹配度不足，存在功能重疊和服務模糊問題；區域平台同質化嚴重，差異化服務能力欠缺；要素配置市場化機制不健全，技術供給體系與產業需求存在代際差異，創新鏈各環節缺乏動態協調機制。（3）科技產業價值傳導存在系統性斷點。科研成果成熟度與產業化需求存在脫節，部分前沿技術脫離應用場景；中試環節支撐體系薄弱，技術驗證與工程化服務能力不足，導致大量成果滯留實驗室階段；技術交易服務專業化程度低，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滯後，造成科研成果轉化“最後一公里”梗阻；基礎與應用研究銜接機制缺失，長期學術探索與即時產業需求未有效平衡。3.5開放化創新生態系統建設滯後，全球科技治理參與不足（1）區域協同發展存在雙重失衡。在空間佈局上，沿海與內陸地區呈現顯著的開放梯度差，內陸省份在創新基礎設施、政策配套和國際化資源獲取能力等方面存在系統性短板，制約全球創新要素資源匯聚；在制度銜接上，智慧財產權保護、技術標準互認等關鍵領域與國際規則對接存在時滯性，科技成果跨境流動面臨法律適配障礙。（2）國際科技合作面臨結構性制約。在競爭維度，發達國家對高技術領域合作設定非關稅壁壘，核心技術創新要素跨境流動受阻，國際大科學計畫和大科學工程參與深度不足；在機制建設層面，現有合作平台存在功能碎片化問題，“一帶一路”科技園區協同缺乏統一的技術轉移標準體系，聯合實驗室建設尚未形成可持續的成果共享機制。（3）創新生態國際化水平亟待提升。在要素整合層面，產學研協同機制與國際創新鏈銜接不暢，跨國技術轉移服務機構專業化能力不足，導致技術供需匹配效率低下；在成果轉化維度，核心共性技術的國際合作研發深度有限，外資研發機構技術溢出效應尚未充分釋放，高技術領域成果跨境產業化管道狹窄；在創新生態建構方面，國際化服務支撐體系不健全，跨境資料流動、科研裝置共享等基礎性制度尚未完善，制約全球創新網路的深度融入。04科技體制改革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實踐路徑4.1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佈局優勢，在深化改革中最佳化科技創新體制（1）建構戰略引領型科技創新制度體系。加強黨中央對科技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聚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個面向”戰略導向，建構科技創新與國家重大需求深度對接的決策指揮體系。推進科研評價機制改革，建立以原始創新貢獻度、關鍵核心技術突破性為導向的績效考核體系，賦予科研團隊技術路線決策權、經費使用自主權和成果轉化收益權。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制度環境，形成基礎研究“十年磨一劍”、應用研究“揭榜掛帥”、成果轉化“沿途下蛋”的梯次推進格局。（2）健全協同高效型政策供給機制。建構覆蓋創新全鏈條的政策支援體系，統籌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工具，強化政策體系對國家重大科技戰略的支撐效能。突破部門壁壘，建構科技、教育、產業、金融四維協同的政策銜接機制。最佳化財政科技投入結構，建立基礎研究穩定支援機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賽馬制”資金配置機制。（3）打造使命驅動型創新聯合體。圍繞國家科技戰略需求建構新型攻關組織體系，在空天科技、量子資訊、人工智慧等戰略領域組建政、產、學、研、金、服、用“七位一體”的創新聯合體。強化領軍企業的系統整合功能，推動建立“大企業開放創新中心+中小微企業協同創新網路”的融通發展模式。通過創新聯合體實現3個貫通，即貫通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建立“沿途下蛋”的成果溢出機制；貫通產業鏈與創新鏈，形成“研發—工程化—產業化”無縫銜接體系；貫通國內國際創新資源，建構開放式協同創新網路。4.2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在深化改革中實現科技自立自強（1）健全戰略型民營企業參與制度保障。在政策端，實施差異化稅收抵免、專項融資擔保和創新風險補償機制，建立民營企業重大科技項目申報“直通車”制度；在組織端，打造國家重大工程政企研協同創新平台，實行產業創新聯盟“揭榜制”和政府服務專員“伴隨制”；在法治端，推進創新基本法立法處理程序，明確民企創新主體地位與產業化權益，建構覆蓋技術研發、成果轉化和產業應用的法治保障鏈。（2）培育全球領先型創新示範標竿。聚焦產業底層技術突破，支援建立行業級基礎研究創新中心，試點企業承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定向聯合資助項目；聚焦前沿技術攻關，在量子資訊、空天科技等領域組建國家戰略科技聯合體，實施跨周期連續資助機制；聚焦產業生態建構，推廣“鏈主+隱形冠軍”協同計畫，打造細分領域技術創新“微生態”。（3）打造價值導向型創新制度環境。最佳化創新治理結構，建立重大新政企業家諮詢制度和創新政策影響評估機制；最佳化要素供給體系，在雙創示範基地試點開展技術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智慧財產權跨境交易樞紐；最佳化創新服務網路，建構國家科技成果轉化數字平台，打造技術經理人培養體系；最佳化文化培育機制，設立民營企業科技創新功勛獎，實施企業家創新領導力提升計畫；深化職務科技成果權屬改革，探索科技人員跟投機制，建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產業轉化”全鏈條風險共擔機制。4.3最佳化科技創新資源統籌配置，在深化改革中建設國家創新體系（1）建構戰略引領型要素配置體系。聚焦世界科學前沿和新興產業主戰場，實施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雙高地”建設工程：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全球原始創新策源地，在成渝、武漢等區域創新中心培育新興技術轉化樞紐。建立“需求牽引—能力供給”雙向匹配機制，繪製重點領域技術路線圖，實施重大科技項目“揭榜制”和“賽馬制”平行管理模式。聚焦人工智慧大模型等戰略領域，建設國家級行業大模型創新中心，建構“基礎研究—技術攻關—產業應用”垂直創新鏈。（2）健全人才強基型培養機制。在學科交叉維度，設立前沿交叉學科特區，推進“雙導師制”聯合培養項目；在產教融合維度，建立國家級產教融合創新平台，實施校企“雙聘研究員”制度；在能力提升維度，建構“科研訓練—工程實踐—產業轉化”三階段培養路徑，建立基礎研究人才“長周期”評價機制，設定原創性成果“綠色通道”。（3）完善資本賦能型金融支援體系。強化戰略資本牽引作用，設立國家戰略科技投資基金，引導長期資本佈局前沿技術領域；最佳化金融供給側服務能力，建立科技企業“白名單”制度，開發“研發貸”“專利質押貸”等專屬金融產品；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功能，推進科創板“技術屬性”評價體系改革，建立硬科技企業上市“快車道”；創新產融結合機制，在積體電路、生物醫藥等戰略性產業組建產業基礎研究聯合基金，推行“龍頭企業出資+政府配資+社會跟投”的募資模式。4.4推動創新鏈產業鏈深度融合，在深化改革中建設現代產業體系（1）建構戰略協同型雙鏈融合體系。聚焦積體電路、高端裝備等戰略領域，組建國家級創新聯合體，推行“揭榜掛帥”和“賽馬制”平行攻關模式；依託國家製造業創新中心，建設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平台，形成“基礎研究—技術開發—工程轉化”垂直創新鏈；在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創新樞紐打造產業創新走廊，建構“研發總部+中試基地+產業園區”空間佈局。（2）健全需求導向型精準對接機制。在重點產業領域佈局國家級製造業創新中心，打造產業技術策源地；依託龍頭企業建設行業級中試基地，建構“技術驗證—工藝最佳化—量產匯入”全鏈條服務支撐體系；組建國家技術轉移中心網路，建立科技成果轉化“高速公路”；創新資源配置方式，設立產業鏈協同創新專項基金，推行“企業出題、院所答題、政府助題”的聯合攻關模式。（3）打造互驅共進型雙鏈融合生態。實施產業創新能級躍升工程，建立技術預見委員會制度，編制重點領域技術成熟度路線圖；建設國家產業創新數字基座，運用AI大模型實現技術需求智能挖掘和成果精準匹配；在生物製造、量子資訊等前沿領域建設未來產業創新中心。完善成果轉化“催化”體系，推行職務科技成果“先賦權後轉化”改革，建立中試熟化“風險共擔”機制；在國家級高新區試點建設概念驗證中心，建構“實驗室樣品—中試產品—市場商品”三級轉化體系；設立產業鏈協同創新獎，將技術擴散效益納入科研績效評價體系。4.5打造科技開放創新生態系統，在深化改革中融入全球創新網路（1）建構全域開放型制度體系。在空間維度，實施“陸海聯動”開放工程，打造沿海自貿試驗區與內陸自貿試驗區協同區政策聯動機制，建立沿邊開發開放“負面清單+梯度開放”制度；在產業維度，推行“雙輪驅動”開放策略，在鞏固製造業開放優勢基礎上，率先在數字經濟、綠色技術等新興領域建構國際通行的服務貿易規則體系；在治理維度，實施“多邊+區域”協同戰略，主導制定人工智慧倫理、資料跨境流動等國際技術標準，建設國際科技爭端解決中心；在制度接軌維度，深化“規則對標”行動，系統推進智慧財產權互認、科研倫理審查等制度與國際先進體系銜接，打造國際科技創新“制度示範高地“。（2）實施立體化國際協同戰略。在基礎研究領域，聯合歐盟、東盟等建立國際大科學計畫和大科學工程，牽頭組織量子計算、清潔能源、人工智慧等全球科研攻關聯盟；在技術轉化領域，推進“一帶一路”科技園區協同計畫，建設跨境技術轉移樞紐站；在產業應用領域，打造RCEP數位技術創新走廊，共建亞太區域技術標準互認體系；在全球科技治理領域，實施國際組織“築巢引鳳”工程，推動國際技術轉移組織亞太總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區域中心等國際科技機構落戶中國。（3）打造全球資源配置創新樞紐。建設國際科研“超級介面”，依託國家實驗室組建國際聯合研究中心，實施“百千萬”引智計畫，引進百家國際頂尖實驗室分支機構、千項跨國聯合研發項目、萬名海外高端科研人才；打造產業創新“全球節點”，在長三角、京津冀等區域建設國際研發總部集聚區，吸引全球500強企業設立區域研發中心；深化國際技術轉移市場化改革，建設國際技術交易中心，建構“離岸研發—在岸轉化”的全球價值鏈整合體系。 (人大重陽)

在加密貨幣領域，一個名為RWA（Real World Asset，真實世界資產）的概念正引發新一輪關注。從傳統金融機構到頭部DeFi協議，各方紛紛佈局這一賽道。但RWA究竟是什麼？為何在此時再度走紅？其背後的邏輯與挑戰又是什麼？本文將為您深度解析這一現象。01 RWA的本質與市場規模RWA指通過區塊鏈技術將傳統現實世界的資產進行代幣化，包括但不限於現金、黃金、房地產、債券、保險等。根據波士頓諮詢集團預測，到2030年RWA市場規模可能達到16兆美元，遠超當前加密原生資產（Crypto Native Asset）約1.1兆美元的市值。以具體資產類別為例：全球房地產總價值約362兆美元，固定收益債券市場規模約127兆美元，黃金市值約11兆美元。這些傳統資產一旦實現部分代幣化並接入DeFi，將顯著提升加密市場的流動性和資本效率。例如，若將1%的全球房地產資產代幣化並融入DeFi，其規模將遠超當前DeFi總鎖定價值（TVL）。02 RWA再升溫的驅動因素1.DeFi收益困境與美債吸引力DeFi領域正面臨收益率持續低迷的挑戰。據Rootdata統計，DeFi協議TVL自2021年12月高點已縮水超70%，主要協議如Curve、Aave的收益率從峰值超10%降至0.1%-2%。相比之下，聯準會加息周期下美債收益率已升至5%左右，且安全性更高。這種收益差距直接催生了“鏈上美債”的熱潮，Ondo Finance、TProtocol等項目紛紛推出相關產品。2.傳統機構加速佈局高盛、Hamilton Lane、西門子等傳統金融巨頭，以及MakerDAO、Aave等頭部DeFi協議均在RWA賽道積極佈局。咖啡交易所成為機構級區塊鏈Polymesh節點營運商的消息，更引發市場對RWA的廣泛關注。Polymesh作為專為證券型代幣設計的區塊鏈，其代幣POLYX在消息公佈後上漲超10%。3.監管試點與基礎設施進展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的“守護者計畫”（Project Guardian）已啟動債券和存款代幣化試點，合作方包括摩根大通、星展銀行。此外，專為RWA設計的垂直應用鏈不斷湧現，如Polymesh解決了以太坊等無許可公鏈在合規性方面的不足，為RWA交易提供了更適配的基礎設施。03 RWA面臨的挑戰與質疑儘管前景廣闊，RWA的發展仍面臨多重挑戰：監管合規難題代幣化資產需要全球交易流動性，但現實資產受地域監管限制。建立國際通用的法案並確保強制執行力是關鍵。目前，各國對證券型代幣的監管框架尚未完全統一，這增加了跨境交易的複雜性。資產清算與信用機制部分RWA項目如MAPLE、TrueFi已出現私人信貸壞帳情況。由於抵押品並非標準化ERC-20代幣，清算過程比加密抵押貸款更為複雜，增加了資本回收的難度。技術與安全風險雖然專有區塊鏈如Polymesh提升了合規性，但如何平衡去中心化與監管要求仍是技術難點。此外，智能合約漏洞、駭客攻擊等安全問題也可能影響投資者信心。04 RWA的未來展望RWA的真正價值在於連接傳統金融與加密金融，創造更大的流動性、資本效率和投資機會。DeFi的設計理念可解決傳統金融的部分痛點，如結算效率低、跨境支付成本高等問題。同時，RWA也可能吸引更多傳統使用者進入DeFi和Web3領域，重塑加密市場格局。然而，這一過程需要監管框架的逐步完善、基礎設施的持續創新以及市場參與者的共同努力。波士頓諮詢集團報告指出，RWA市場的發展將取決於技術成熟度、監管明確度和市場接受度的共同作用。總結RWA正處於早期發展階段，既蘊含巨大潛力，也面臨現實挑戰。作為觀察者，我們應保持理性態度，關注其技術進展、監管動態和市場反饋。未來，隨著基礎設施的完善和監管的明確，RWA有望成為連接傳統金融與加密世界的重要橋樑，但這一過程需要時間與耐心。 (RWA現實世界資產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