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到：2026年，全球經濟的總量預計將達到一個驚人的數字——124兆美元。圖片 | 來自網路在這個冰冷的經濟資料背後，是一幅宏大的世界權力棋盤，每一兆美元的增減，都標記著國家命運的起伏、區域力量的消長，以及全球產業鏈中無聲的權力轉移。然而，在這幅看似增長的畫卷背後，潛藏著深刻的結構性矛盾與前所未有的挑戰——全球經濟增速正在放緩，地緣政治的裂痕不斷加深，保護主義的壁壘日益高聳。這篇文章，我們希望從資料方法論與歷史坐標出發，剖析棋盤上各個玩家強弱項，希望為大家提供一份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框架。01 資料背後在深入探討之前，我們必須明確衡量標準。IMF此次排名採用的是名義GDP（Nominal GDP），即按當前市場匯率計算的美元價值。與經過購買力平價（PPP）調整後的GDP不同，名義GDP更能直接反映一個國家在全球貿易、金融和地緣政治中的實際“購買力”和經濟影響力。例如，一個國家需要用多少以美元計價的本國產品，才能換取國際市場上的石油、晶片或技術服務。因此，雖然在我們之前的文章中反覆強調，名義GDP是part of the story，但不可否認，名義GDP是最直接的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權力榜”。榜單排位的陞遷就幾乎是一部濃縮的世界近代史：20世紀初：英國的霸權旁落，美國憑藉其龐大的工業產能和兩次世界大戰後的領導地位，穩坐頭把交椅超過一個世紀。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一度被認為將超越美國，但隨後的“失去的三十年”使其光環褪去。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啟了人類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經濟增長敘事。其GDP從2000年的約1.2兆美元（世界第11位），飆升至2026年預測的20.7兆美元，增長超過17倍。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美“G2”格局初現。2025-2026年：印度預計將超越日本和德國，躍居世界第三（根據不同預測口徑，時間點略有差異，但趨勢明確），標誌著南亞次大陸力量的崛起。這條時間線清晰地揭示了全球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再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區轉移的宏大趨勢。2026年的排名，正是這一歷史處理程序中的一個關鍵快照。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02 世界經濟的頂級玩家1. 美國（$31.8T）：霸權的韌性與裂痕美國以31.8兆美元的體量遙遙領先，其規模幾乎相當於中國、德國和印度的總和。這份霸權的底氣源自其無可比擬的幾大支柱：科技領導力：在人工智慧、雲端運算、半導體設計等前沿領域，美國依然掌握著核心技術和生態系統的主導權。強大的消費市場：消費支出佔其GDP近70%，構成了經濟的穩定壓艙石。美元霸權：作為全球首要儲備貨幣，美元賦予了美國“囂張的特權”，使其能夠通過印鈔來轉嫁國內危機。然而，在這份韌性之下，裂痕也日益明顯：債務炸彈：超過38兆美元的國家債務如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全球金融體系之上。每次關於債務上限的政治博弈，都在消耗其國家信用。產業空心化與社會撕裂：儘管近年來力推“再工業化”和製造業回流，但長期的產業外移已造成了深遠的社會問題和政治極化。增長的代價：聯準會的激進加息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通膨，但也極大地增加了全球，特別是開發中國家的債務負擔，並對其自身金融穩定構成威脅。2. 中國（$20.7T）：增速換擋與“新質生產力”的突圍中國經濟正經歷一場深刻的轉型，從過去依賴投資和出口的高速增長，轉向更為複雜和可持續的模式。其面臨的挑戰是結構性的：1, “三座大山”：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地方政府的債務壓力以及人口老齡化加速到來，這些都對長期增長構成了嚴峻考驗。2, 外部環境惡化：以中美科技戰為核心的地緣政治博弈，尤其是在高端晶片等領域的“卡脖子”，迫使中國必須加速技術自主的步伐。面對挑戰，中國提出了“新質生產力”作為破局之道，其核心在於：擺脫要素驅動：不再依賴廉價勞動力和大規模投資，而是轉向以資料為新生產要素，以人工智慧、生物製造、商業航天等未來產業為引領。全產業鏈升級：不僅要培育新興產業，更要利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確保產業鏈的安全與韌性。“新質生產力”能否成功，將直接決定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在2035年左右實現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的目標。點選圖片，閱讀舊文：我們從二十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提煉了十大亮點、四大核心問題……3. 德國（5.3T）與日本（5.3T）傳統強國的“中年危機”作為老牌工業強國，德國和日本正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德國的“去工業化”風險：曾引以為傲的“德國製造”模式正受到三重衝擊：一是俄烏衝突後廉價能源時代的終結，導致其工業成本急劇上升；二是對中國市場的過度依賴使其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中處境尷尬；三是汽車產業在向電動化轉型中反應遲緩，面臨來自中國和美國的雙重競爭。日本的長期停滯：人口結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是其最根本的枷鎖，導致內需不足和創新活力下降。儘管在機器人、新材料等領域仍有優勢，但整體經濟缺乏增長的想像空間。這兩個國家的未來，取決於它們能否成功進行內部的結構性改革，並找到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的新位置。4. 印度（$4.5T）呼之慾出的“下一個中國”？印度無疑是這份榜單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憑藉強勁的內需和改革紅利，其經濟增速在全球大型經濟體中一騎絕塵。長期來看，高盛等機構甚至預測印度將在2075年左右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優勢顯而易見：人口紅利：擁有世界上最年輕的人口結構，龐大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潛力巨大。服務業優勢：作為“世界辦公室”，其資訊技術和軟體外包行業具有全球競爭力。地緣政治機遇：在“中國+1”的全球供應鏈轉移趨勢中，印度成為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積極拉攏的對象。然而，印度的崛起之路也充滿挑戰：一方面，其基礎設施落後、官僚主義、製造業基礎薄弱以及勞動力技能不足等問題，嚴重制約了其潛力的完全釋放。另外一方面，印度社會不平等：“K型復甦”現象顯著，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大部分人口未能從經濟增長中充分受益，這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所以，印度能否將人口數量優勢轉化為真正的人力資本優勢，將是其能否實現“大國夢”的關鍵。03 區域類股重構與全球新洞察1. 亞洲的世紀：內部驅動力增強到2026年，亞洲的經濟總量（約39.1兆美元）將超越北美和歐洲，成為全球經濟的絕對重心。這一轉變的意義在於，亞洲的增長越來越依賴於區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而不僅僅是作為西方的製造工廠。除了中印日，印度尼西亞、越南、孟加拉國等“亞洲小虎”正在憑藉其勞動力優勢和不斷改善的營商環境，承接新一輪的產業轉移，形成多層次的區域供應鏈網路。2. “全球南方”的集體發聲：去美元化與多極化趨勢榜單上，巴西、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印尼等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共同構成了“全球南方”力量的壯大。這一趨勢最顯著的體現，就是對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的挑戰。以金磚國家（BRICS）擴員為代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探索在雙邊貿易中使用本幣結算，並推動建立替代性的支付系統，以減少對美元和SWIFT系統的依賴，規避美國金融制裁的風險。儘管“去美元化”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但其趨勢已經不可逆轉，預示著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金融格局正在形成。3. 不平等的新維度：人均GDP的巨大鴻溝總量的排名容易掩蓋發展的質量。榜單顯示，盧森堡（154,115）、愛爾蘭（154,115）、愛爾蘭（154,115）、愛爾蘭（135,247）和瑞士（$118,173）等小型發達經濟體的人均GDP遙遙領先，而許多非洲國家則仍在貧困線掙扎。即使在中國和印度這樣總量巨大的國家內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階層之間的不平等也在加劇。這種不平等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社會和政治問題，是未來全球不穩定的重要根源。04 2026之後的關鍵變數展望未來，有幾個關鍵變數將深刻影響這份榜單的演變：首先是人工智慧（AI）革命：生成式AI被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驅動力，它對生產力的提升可能是指數級的。那個國家能在這場革命中佔據領導地位，就能在未來的經濟競爭中獲得巨大優勢。這不僅是技術之爭，也是資料、算力和人才之爭。其二是能源轉型：向綠色能源的過渡是一場成本巨大但勢在必行的全球性變革。它將重塑能源地緣政治，對依賴化石燃料出口的國家（如俄羅斯、沙烏地阿拉伯）構成挑戰，同時為掌握綠色技術的國家（如在太陽能和電動汽車領域領先的中國）創造巨大機遇。其三是全球化3.0：舊的全球化模式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種“集團化”或“區域化”的全球化。供應鏈將更注重“安全”和“韌性”，而非單純的“效率”，這導致了“友岸外包”和“近岸外包”的興起，將對全球貿易格局產生深遠影響。2026年的全球經濟版圖，清晰地展示了一個權力正在重構、規則正在改寫、秩序正在重組的世界，對我們來說，是時候告別單一敘事了。無論是“美國衰落論”還是“中國見頂論”，都過於簡單化。現實是，所有主要經濟體都面臨著各自的深刻挑戰和轉型壓力。理解這種複雜性和多面性，是做出正確決策的前提。此外要關注結構性力量，是，短期經濟資料固然重要，但人口結構、技術變革、能源轉型和債務周期等長期結構性力量，才是決定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期國家競爭力的根本因素。在這個背景下，我們需要看到“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亞洲內部市場的整合以及技術和綠色革命，是未來幾十年全球經濟中最確定的增長機遇所在。識別並佈局這些領域，將是穿越周期、贏得未來的關鍵。 (TOP創新區研究院)

康波經濟周期：長達五、六十年的大周期。前文《五次康波周期：分析與展望》一、80-90年代：舊神已死，新神召喚80-90年代大轉型、大下崗，但面臨1990s第五次康波+蘇聯解體後全球化發展的機會。舊有的集體信仰破滅，全民衰頹，河殤自貶文化氾濫。美國學界提出歷史終結論：資本主義贏得最終的勝利。但全民走向新的市場經濟，新的信仰。一年年的春晚見證風氣的變化：「咱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改革春風吹滿地中國人民真爭氣」。二、2000-2018年：鍍金時代2000-2018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升浪，帶來階級躍升的主升浪。人類歷史最大規模的都市化與工業化，數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生活、鑄造新城，農民變無產、小微資，小微資變老闆。全民、全階級投入經濟大潮。都市農村面貌日新月異。這是中國的鍍金時代（美國鍍金時代是1870s-1900）。 2001加入WTO，2008年北京奧運是標誌性的拐點，「自信時代」。中國版的「新教倫理與新自由主義精神」：成功者崇拜、個人努力+市場經濟、菁英主義、社達主義、奮鬥論、努力決定論達到最高潮。三、經濟周期的陰影2008年已現，2009年四兆刺激，2012年，學界提出：2008年危機並未過去。 2015年，歐盟央行量化寬鬆，2016年中國供給面改革，去產能。 2018年，經濟感受涼風。中美衝突逐年加劇。而房價在2015-2021年持續飆漲。 2020-2023年疫情三年，全球央行再瘋狂放水。 2022年，周期之王，世界三大泡沫之一中房開始下行之路。四、從黃金時代到內卷時代、躺平時代2003-2017黃金時代，2003年到2013年，中國銀行業“黃金十年”，2018-2022，大內捲時代，2023至今，大躺平時代。2013-2017年，短短5年時間移動互聯網的狂飆年代，成就了大量新巨頭和上市公司，成就了大量互聯網新貴，改變了從社交、支付、出行、金融、娛樂、影音圖文的方方面面。中國人在5年間經歷了炫目的巨變。所有的階級、省市、家族都捲入漩渦中，微信朋友圈的照片、座標千差萬別，每個人都在時代的浪潮中目眩神迷。舞會似乎永不停歇。五、曲終人散：民族重挫隨著康波周期冬天到來，大環境徹底不行，「奮鬥論」信仰破滅了。未來20年，對於每年數百萬新畢業大學生，小學、中學、大學，學習的、信念的、堅信的東西破滅了。一個大民族經歷經濟寒冬+嚴重的存在主義危機，這事在1818年馬克思出生至今200年資本主義發展史上並不罕見。馬克思恩格斯在無數著作中分析過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和必然的經濟周期。美國1970s康波冬天+越戰，嬉皮士搖滾樂大頹廢時代。日本90年代泡沫爆炸後，“昭和一代男孩”，變成“平城一代廢物”。蘇聯解體後，東歐和俄境，到處是酗酒、極右沙文。德國1930s，經濟破產，小微資、小店主，變極右、納粹。德國的猶太心理學家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就是講這類情況：虛弱破碎的靈魂要逃避，尋求新神和宏大敘事的庇護。這事中國人也不陌生，80年代，各類迷信、氣功、宗/教，席捲大地，吸收迷失的靈魂。曼德爾《長波》：兩次世界大戰間歇期間是典型的滯脹氣候，再加上一戰和俄國革命的衝擊，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歐洲大陸和日本的知識分子紛紛轉向非理性信仰和神秘主義。這與流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候的對理性主義、自然科學、人類進步充滿信心的樂觀氣氛形成鮮明的對照。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及在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或近似法蘭西主義的教條早在法西斯主義攫取政治權力之前就在大學學生中甚至在大學教授中取得統治地位。六、個人：向左走、向右走在前文《大學生迷惘的一類常見情況：存在主義危機》、《一般人心理成長：心理邊界與自體客體關係理論、客體關係理論》寫過：人們有兩個大的發展方向，左翼的方向是以馬主義、莊子哲學，從異化、貧瘠的外界環境中篩選汲取和連結樸實真善美，滋養心靈，讓本自具足的心發展完全。右翼的方向則是相反，被有毒的能量污染。常見的情況，用自體客體關係的」自體客體發展失敗「解釋的更清楚，三大功能發展失敗，尋求病態的自體客體功能：1.病態鏡映：渴求外在認同。尋求廉價病態認可、讚美。極端的情況，當槓精、博眼球。2.病態理想化：理想化他人（男神女神），又容易破滅。崇拜偶像，崇拜宏大敘事，從中尋找力量感與歸屬感。極端的情況，右翼、民粹、na粹，推薦閱讀弗洛姆《逃避自由》。在馬主義愛好者圈中這種問題也很嚴重，前文《兩種學習marxism的態度：於連、拿破崙英雄夢VS覺醒的平凡人》3.病態孿生/另我：追求孿生嬰兒、無限縱容、不尊重他人邊界，極端的情況，黨同伐異。這是常規的情況，在康波冬天，只會更惡化。七、《馬克思、莊子是普通人、躺平人的哲學》馬克思、莊子，不是藉以逃避的宗教，而是心靈和生存的哲學。八、無產階級與小微資不同當然本文不只描述絕望。絕望是對小微資而言，他們絕望的墮入無產階級的境遇，是質變。而無產階級已經習慣這種境遇，只是l量變。在冬天，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依然會展現他們的樸實真善美、先進性，展現他們的先進文化。九、整體會怎麼樣？1.犯罪：不會比80-90年代更糟工業化畢竟大幅降低了餓死的威脅，馬斯洛底層需求滿足。治安形態也完全不同。農民階級也徹底退場，主體轉為無產階ji。《我們這代人或許看到了小資產階級的最高點》：小微資整體向下滑落，但其階級認同不會變成無產者，不會左轉，反而更大比例右轉。2. 熱戰：不會有很多人幻想的三戰熱戰畢竟過時了。3.大規模凱因斯新式低保，保證底線生存。4. 大混亂、大迷失、大沉默、大壓抑相對於大爆炸，更多的是大混亂、大迷失、大沉默、大壓抑。比日本失落的三十年更多扭曲。5.左翼文化會大興嗎？大概率不會。托洛斯基複盤總結過，經濟周期低谷常常是左翼低谷。6.右翼文化會大興民粹、極端、沙文、強人崇拜、宏大敘事(蘇霍壹)

2025年以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為世界經濟投下了濃重陰霾，不僅嚴重衝擊了全球貿易原本向好的環境，弱化了各國經濟增長預期，也導致美國自身通脹壓力出現反彈。美聯儲降息舉棋不定，美元受到反噬，全球金融和商品市場震盪加劇。展望下半年，各種“灰犀牛”“黑天鵝”事件仍將交織疊加，具體可概括為“三個確定”和“三個不確定”。確定1：世界經濟復甦壓力顯著增大2025年上半年，全球地緣政治衝突不斷、貿易保護主義快速抬頭、各國消費者信心不足、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等，影響了全球和區域經濟復甦處理程序，尤其是川普政府掀起關稅戰，對中國、日韓、東盟、歐盟等美國主要貿易夥伴的經濟帶來一定衝擊。發達經濟體總體增長偏弱。一季度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折年率萎縮0.2%，相較於2024年第四季度2.4%的GDP增速下滑明顯；同比增速雖仍上漲1.9%，但經濟動能明顯減弱。凸顯美國政府關稅政策引發的不確定性持續上升，導致企業與消費者信心下滑。受個人消費和外需低迷影響，一季度日本經濟環比折年率下降0.7%，時隔一年再次出現負增長。5月出口下滑和消費疲軟，加劇了市場對日本經濟第二季度可能再次萎縮，從而陷入技術性衰退的擔憂。歐元區表現略好於預期。受德國、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家經濟表現超預期拉動，一季度歐元區GDP環比增長0.4%，同比增長1.2%，暫時擺脫了年初的衰退陰影。資料來源：世界銀行，聯合國，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新興經濟體復甦相對較快。部分新興經濟體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製造業出口競爭力較強，儘管也受到外需低迷和關稅加征的衝擊，但在國內寬鬆財政、貨幣政策和外部自貿協定的推動下，有望持續從全球產業鏈重新整合的過程中受益。從地區分佈來看，亞洲新興經濟體依然保持較強增長韌性，如越南、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一季度增速分別為6.93%、4.87%、4.4%，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中亞國家一季度增速為13.1%和6.8%。拉美新興經濟體增速相對滯後，如一季度巴西經濟同比增長2.9%，智利增長2.3%，墨西哥增長0.6%。展望下半年，全球地緣政治衝突猶存、貿易保護主義肆虐、消費者信心下滑、國際金融市場動盪等抑制經濟增長的因素短期內很難逆轉或消失，無論是發達經濟體還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復甦仍將面臨較大壓力和挑戰。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年中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值為2.4%和2.3%，分別比年初的預測值下降了0.5和0.4個百分點。世界銀行同時指出，今年全球經濟增長將創下2008年以來的最慢速度，近70%的經濟體增速面臨下調。確定2：關稅驅動美國通脹反彈上半年，美國通脹水平呈現先降後升態勢。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速從年初的3.0%降至4月的2.3%，但5月又回升至2.4%；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價格，核心CPI同比增速從年初的3.3%降至3月的2.8%後，已連續兩個月停留在2.8%未動，顯示下行剛性明顯。除美國外，英國和日本通脹水平也處於相對高位。日本受進口成本和大米價格上漲等短期因素推動，消費者通脹率目前維持在3%左右波動；英國5月食品價格飆升至4.4%，導致CPI仍處於3.4%的較高水平。相比之下，歐元區通脹水平回落較快。5月通脹率按年率計算為1.9%，不僅低於4月的2.2%，也低於歐洲央行設定的2%的目標，為進一步實施降息創造了條件。資料來源：美聯儲，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下半年美國通脹反彈壓力將持續顯現。從歷史經驗看，工資、房租等服務價格具備較強的粘性，使得各國通脹水平、尤其是核心通脹水平呈現“易漲難跌”的特徵。與此同時，中東地緣政治風險抬頭也可能造成國際能源價格階段性上漲。但對於美國而言，加征進口關稅無疑是最重要、最直接的驅動因素。2025年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提高了對美國通脹的預期。相較於2025年3月的預測值，2025-2027年核心PCE預測中位數分別上調0.3、0.2、0.1個百分點至3.1%、2.4%、2.1%；對2025-2027年PCE預測的中位數也分別上調0.3、0.2、0.1個百分點至3.0%、2.4%、2.1%。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承認，川普政府的關稅措施已開始傳導至終端消費，預計未來數月通脹壓力將顯著上升。此外，6月美國Markit製造業PMI指數的分項指標中，也有兩項重要的先行指標反映了關稅對價格的影響：製造業材料採購價格指數大幅上升5.4點至70，為四年來最大漲幅；銷售價格指數上升至64.5，兩項指數均達到2022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顯示美國製造商正在將成本上漲壓力傳導至下游。確定3：多重因素推動美元繼續走弱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數整體起伏較大，呈現出“先揚後抑、波動下行”的特徵。截至6月下旬，美元指數為98.6。美元走弱有其內在規律和趨勢，不應簡單理解為外匯市場的偶發波動。從大的背景來看，美國正遭遇“三期疊加”挑戰，這是美元走弱的根本驅動因素。一是美國經濟正處於強弱換檔期。長期高利率環境、高關稅政策等對美國實體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不斷顯性化，包括侵蝕居民購買力、抑制企業投資意願等。二是美國財政面臨空前的困境期。隨著美國財政狀況持續惡化，財政支出遠超收入，以美國國債為代表的美元資產信用正在快速下降。三是美元步入週期性下行階段。一般認為，完整的美元週期大致為16-18年，其中上行階段為10年左右，下行階段大概6-8年。本輪美元週期從2011年開始，理論上應在2020年前後觸頂回落。但受新冠疫情、俄烏衝突等連續衝擊，美元的避險需求被不斷放大，疊加美聯儲激進加息影響，直到2022年9月才開始緩慢步入下行階段。2023年開始，由於美聯儲一再推遲降息和放慢降息節奏，美元指數又得以繼續在高位長時間波動。但美元上行的動能已被過度透支，到了“強弩之末”的地步，掉頭向下將是大勢所趨。資料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除上述週期性和趨勢性因素外，川普上台後，為實現“美國優先”目標，出台了一系列充滿爭議的對內和對外政策，進一步弱化了美元信用，導致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地位加速動搖。一是施壓美聯儲將弱化美元信用。為刺激經濟增長，緩解政府債務壓力，川普持續施壓美聯儲降息，多次指責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犧牲美國就業”，威脅若鮑威爾不配合將考慮替換其職位，試圖通過輿論對美聯儲形成壓力。二是“關稅疲勞”反噬美元。全球經濟正面臨多重結構性矛盾交織的複雜局面，發達國家和部分開發中國家深陷債務、地緣衝突與通脹困局。作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美國非但沒有承擔推動國際協調合作的積極作用，反而採取關稅高壓政策轉移國內矛盾，很容易引起各方的強烈不滿和群起抵制，削弱了國際社會對美元作為穩定結算貨幣的信任，迫使市場重新評估美元資產的安全性。今年以來，黃金、穩定幣相繼崛起或走強，某種程度上正是全球市場對美元投下的不信任票。綜合來看，下半年美元指數繼續在100以下低位運行的機率較大，人民幣、歐元、日元等非美貨幣表現相對較強。不過，如果美國能夠作出一定妥協，與各國就關稅達成一致，不排除下半年美元指數得到部分修復，重新站上100。不確定1：對等關稅談判懸念猶存上半年全球貿易環境迅速惡化。2024年底，國際權威機構和金融市場曾經普遍認為，在世界經濟溫和復甦、補庫存需求增長、各國競相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積極因素推動下，2025年全球貿易需求有望得到鞏固和增強。從川普上一任期的經驗看，即便新一屆美國政府有意推動貿易保護主義，也很有可能要等到下半年甚至2026年。在此背景下，世貿組織（WTO）預測，2025年全球貿易額增速將從2024年的2.7%進一步升至3.0%。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川普甫一上台，即對各國加征多項關稅，尤其是4月2日出台的“對等關稅”打擊面廣泛，導致全球貿易環境急劇惡化。儘管此後在國內外各方抨擊和遊說下，美國不得不給予貿易夥伴90天的談判寬限期，並與首批18個關鍵貿易夥伴開展關稅談判，但美國強調，如果90天緩衝期內不能達成協議，這些關鍵貿易夥伴將重新被加征高額對等關稅。從實際談判進展來看，除傳統盟友英國外，美國與多數關鍵貿易夥伴之間的談判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資料來源：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根據公開資料整理除中國外，多數關鍵貿易夥伴與美國的談判截止日均為7月8日。在此期間，如果雙方無法達成協議或共識，可能導致兩個結果：一是自7月9日起，美國對這些關鍵貿易夥伴重新加征高額對等關稅；二是美國迫於形勢，同意延長談判寬限期。由於關稅談判結果關係國家重大利益，各國普遍承受了國內鋼鐵業、汽車業、農業等產業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同時急需出口為低迷的經濟提供助力，並不會輕易讓步。以素有“全球貿易金絲雀”之稱的韓國為例，據韓國產業研究院預測，下半年韓國13個產業中預計有8個將出現出口同比下滑。其中，汽車、煉油、充電電池、通用機械等產業出口降幅預計接近10%。因此，除少數國家外，歐盟、日本、韓國等多數關鍵貿易夥伴仍將採取觀望和拖延的策略，在討價還價中獲取更多的豁免，將關稅的短期影響降至最低。儘管美國釋放了不排除對“誠意談判國家和貿易集團”延長期限的訊息，但如何界定“誠意談判”，以及相關貿易夥伴能否都得到延期，尚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資料來源：WTO，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不確定2：美聯儲降息何時重啟仍存變數去年9至12月，美聯儲曾連續三次降息，累計降幅達100個基點。然而，自今年初川普上任以來，美聯儲在長達半年的時間內一直按兵不動，這折射出美聯儲在降息問題上正面臨“兩難”處境：一方面，為前瞻性地預防經濟衰退出現，聯邦基金利率有必要向中性利率水平靠攏。目前利率區間已較長時間停留在4.25%-4.50%，距離短期內相對合理的中性利率區間3.0%-3.25%仍有相當距離。長期高利率環境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將逐步加大。從近期一系列關鍵資料的疲軟表現來看，消費、就業、投資等領域的負面影響已不斷顯現。另一方面，面對川普政府積極推動加征關稅等貿易保護措施，美聯儲又不得不高度警惕通脹反彈的風險。2025年6月，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指出，關稅的總體影響有多大、會持續多久、什麼時候完全體現出來，都非常不確定，這將影響美聯儲的政策思考。由此反映出美聯儲對於川普上台後改採取的關稅等政策較為擔心，認為其很可能導致後續美國通脹顯著反彈。總的來看，上半年美聯儲在防衰退和防通脹之間，略偏向後者，即傾向於“不急降息”。2025年6月，美聯儲貨幣政策委員會（FOMC）最新決議再次強調，儘管淨出口波動對美國經濟資料產生了影響，但經濟指標顯示美國經濟活動仍在持續穩健增長，失業率維持在低位，勞動力市場狀況保持良好，而通脹水平仍然略高。儘管6月“點陣圖”揭示，19位政策制定者對2025年末的利率預期中位數介於3.75%-4.0%之間，意味著下半年利率將在現有基礎上累計下調50個基點，這與3月會議的結果基本一致。但詳加推敲的話，不難發現有兩個細節：一是支援降息的“鴿派”人數在減少。預計今年不會降息的官員數量增加了3人，預計降息兩次的官員減少了1人，預計降息一次的官員也減少了2人。二是降息處理程序有所縮短。3月點陣圖預示2026年將降息50個基點，而6月這一預期已調整為降息25個基點。不過，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6月24日美國國會聽證會上又強調，各種降息路徑均有可能，不排除提前降息可能，但6月和7月的資料很重要。綜合分析，下半年美聯儲在降息的時間、節奏和力度等方面仍存在較大變數，如果要提前降息，9月議息會議作出決定的可能性相對較大。資料來源：美聯儲，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不確定3：地緣政治風險多點共振前景難料上半年，全球範圍內地緣政治風險呈現多點爆發、快速升級的特徵，俄烏戰爭、紅海封鎖、印巴衝突與伊朗-以色列對抗等熱點交織共振，推動國際秩序向更複雜、更危險的方向演變，導致全球避險情緒不斷升高，進一步拖累了世界經濟復甦步伐。首先，俄烏戰爭烈度持續升級。2025年，俄烏雙方高精度武器與無人機大量使用，跨境遠端襲擊明顯增加，戰場空間向本土縱深與能源命脈延伸，西方對烏軍援從“防禦性裝備”轉向“進攻性系統”。俄烏衝突持續升級，疊加美國急欲從歐洲事務抽身，要求歐洲各國獨自承擔防衛責任、大幅提高國防開支佔比，限制了歐洲將更多的財政資源用於刺激經濟復甦。其次，胡塞武裝非對稱作戰挑戰傳統海權霸權。胡塞武裝綜合使用高超音速導彈、磁性水雷、無人機蜂群飽和攻擊等手段，將封鎖範圍從紅海擴展至地中海沿岸的以色列海法港，並通過對美國航母的頻繁攻擊實現低成本高威懾。這種非對稱消耗戰術導致蘇伊士運河通行量驟降40%，尤其是75%懸掛美國國旗的商船被迫放棄紅海航線，繞行非洲好望角，導致單船運輸成本激增近百萬美元，航程時間延長一倍。這無疑嚴重衝擊了美西方供應鏈的穩定，對全球能源價格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再次，印巴衝突重挫印度的“大國夢”。儘管印巴衝突持續時間較短，但對南亞次大陸乃至於中東、亞太和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都產生了重大衝擊，其影響通過貿易中斷、金融市場震盪、農業與水資源危機等多重路徑擴散。同時，由於印巴之間並未真正解決邊境衝突的根源，尤其是印度在衝突中以水資源為武器將為下一次地區衝突爆發埋下伏筆。再其次，伊朗-以色列對抗引爆中東火藥桶。6月13日，以色列出動戰機對伊朗核設施、軍政要員實施先發制人的打擊，引發伊朗的猛烈報復，多輪導彈攻擊重創了以色列重要港口和城市基礎設施。6月22日，美國為支援以色列，出動戰機摧毀了伊朗重要核設施。衝突外溢導致中東地區的石油生產、運輸設施遭到破壞，進而影響到全球石油供應的穩定性。資料來源：wind，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展望下半年，上述地緣政治風險短時間內還看不到全面和平解決的可能，甚至不排除會爆發更大範圍和更高烈度衝突的可能，從而推動全球原油、糧食等商品價格急劇走高。以伊朗-以色列對抗為例，儘管6月24日美國宣佈伊朗和以色列將全面停火，由於伊朗的關鍵核設施和濃縮鈾原料並未遭到毀滅性打擊，這是否是美、以的權宜之計尚有待觀察，從歷史經驗來看，以色列在得到喘息之機後，再次對伊朗發動打擊的可能性不低。一旦雙方對抗重啟甚至進一步升級，將對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帶來重大負面影響。霍爾木茲海峽承載著全球37%的海運石油和25%的液化天然氣貿易，如果伊朗為報復美、以攻擊而封鎖海峽，以及美、以對伊朗能源設施實施打擊，將引發全球能源市場的劇烈動盪。對於美國而言，如果捲入中東地緣衝突過深，則可能被迫增加國防預算以支援其在中東較長時間內開展軍事行動，同時還要承擔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和經濟支援，這將進一步加大美國本已沉重的財政負擔。總的來看，2025年下半年外部環境確定性因素和不確定性因素複雜交織，有可能影響全球資本流動、匯率變化和外貿格局，從不同側面給中國經濟帶來結構性機遇和挑戰。但無論外部風雲如何變幻，中國只要堅持“以我為主”、強化戰略定力，憑藉自身強大的經濟韌性、高水平對外開放戰略、充足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及不斷迸發的創新動能，疊加更加多元化的出口市場，針對性和有力度地施策，就有望在外部複雜環境中保持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朝著高品質發展的方向穩步邁進。 (國際金融報)

霍爾木茲的蝴蝶效應引發的斷鏈危機。前言當以色列F-35戰機掠過波斯灣上空，它們的陰影正投射在浙江化工廠的帳本、中歐班列的貨櫃，以及內華達沙漠深處的鋰礦上。01石油武器再現：霍爾木茲海峽的40小時驚魂2025年6月13日凌晨，以色列對伊朗核設施的精準打擊引爆了全球能源市場。布倫特原油單日暴漲13%，創俄烏衝突以來最高漲幅。市場恐慌的焦點並非伊朗損失的日均335萬桶原油產量，而是那條寬僅21英里的水道——霍爾木茲海峽。全球20%石油海運必經此地，一旦被伊朗封鎖，油價將飆升至130美元/桶。2025年2月伊朗警告“若無法出口石油，將關閉海峽”。真正的輸家是能源密集型製造業。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24小時內宣佈削減30%產能——天然氣價格每漲1美元/百萬英熱單位，其毛利率就被吞噬2.4%。而在中國長三角，一家太陽能玻璃廠緊急暫停新訂單接收：伊朗佔全球甲醇產能18%，衝突導致港口儲罐爆炸後，甲醇期貨價格跳漲至三個月高位，玻璃生產線正面臨斷供風險。這場“石油閃電戰”暴露了現代工業的脆弱性：當一條海峽決定全球30%能源動脈的通斷，所謂“全球化供應鏈”不過是地緣政治的抵押品。02霍爾木茲海峽為何如此重要相信很多朋友的都知道紅海的重要性，其中的蘇伊士運河舉世聞名，而這一切，在阿拉伯半島的西面。而在阿拉伯島的東面，波斯灣連接阿拉伯海的唯一通道就是，霍爾木茲海峽。霍爾木茲海峽最窄處僅38.9公里。這種地理特性使其成為物理封鎖的天然靶點——伊朗在北岸部署的反艦導彈（射程360公里）和快速佈雷艇可輕易控制航道。而更為關鍵的是，全球能源和工業重度依賴霍爾木茲海峽：全球21%的石油消耗量（約2100萬桶/日）經此運輸，佔海灣國家出口量的90%以上；全球25%的液化天然氣（LNG）貿易依賴該海峽，卡達每年3100萬噸LNG出口必經此地。中國45%的石油進口、歐盟60%的能源供給依賴此通道。因為霍爾木茲海峽是波斯灣唯一出海口 —— 沙烏地阿拉伯、阿聯等產油國若無法通過該海峽出口，需斥巨資改造陸上輸油管道，這將對全球能源貿易體系造成結構性衝擊。不僅是能源，全球一些工業產業的供應鏈也依賴這個海峽運輸。當遠方的以色列-伊朗發生衝突，浙江磁性材料企業的車間或受影響。伊朗供應中國60%的天青石礦，這些品位85%的高純度礦石是生產永磁電機的核心原料。儘管企業庫存能支撐一定時間，也有中國大風山鍶礦作為備選，但因為品位不足，勢必影響礦業公司出品的成本。這裡科普一下什麼是天青石？天青石（ SrSO₄）是一種硫酸鹽礦物，為最主要的含鍶（Sr）礦物，用於製備碳酸鍶。天青石礦分佈高度集中，主要包括中國、伊朗、墨西哥、西班牙：中國天青石儲量約佔全球25%，但礦石品位較低（35-60%），目前進口依賴度約50%；伊朗天青石礦品位普遍在85%以上，為中國最大進口來源國，佔比60%以上。天青石礦經過手選、水洗或浮選工藝後得到鍶精礦，再通過冶煉後製備成碳酸鍶。碳酸鍶是一種無機化合物，可進一步反應生成鍶鹽產品，下游應用包括：磁性材料、鍶鹽、金屬冶煉、煙花焰火、電子陶瓷、玻璃基板。永磁直流電機廣泛應用於各種可攜式的電子裝置或器具中，如錄音機、VCD機、電唱機、電動按摩器及各種玩具，也廣泛應用於汽車、摩托車、干手器、電動自行車、蓄電池車、船舶、航空、機械等行業，在一些高精尖產品中也有廣泛應用，如錄影機、複印機、照相機、手機、精密機床、銀行點鈔機、捆鈔機等。牽一髮而動全身，永磁電機如果成本上升，勢必會帶動各類電器的製造成本上升。此外，伊朗甲醇產能佔全球18%，2023年對華出口300萬噸，佔中國進口量30%。國內硫磺進口依存度48%，伊朗佔進口量7%。當前港口庫存雖增至207.7萬噸，但中東局勢動盪可能影響後續供應。硫磺作為磷肥和硫酸生產原料，價格波動將傳導至農業和化工產業鏈。還有，國內溴素進口依存度56.8%，其中49%來自以色列。以色列化工集團因氯氣故障減產50%，已導致4月國內進口缺口3000噸，此次衝突可能進一步延遲到貨。溴素價格從4月的3.6萬元/噸漲至當前高位。這場衝突，充分揭露了霍爾木茲海峽對於全球產業鏈的蝴蝶效應。03危機套利者：戰火淬煉的生存法則有人擔心損失，而有人正利用危機盈利。當全球資本湧向黃金和美元時，真正的贏家正在三個隱秘戰場佈局：1. 能源自主、基建隆基綠能研發的Hi-MO 7元件在沙漠環境下衰減率＜0.3%/年，適配中東高溫高輻照場景，2025年中標沙烏地阿拉伯紅海新城1.2GW太陽能項目，金額達85億元，同時配套建設200MWh儲能系統。伊朗衝突後，中東國家能源安全意識增強，計畫2030年太陽能裝機佔比提升至20%，公司已與阿聯簽訂5GW框架協議。陽光電源的光儲逆變器+微電網解決方案，振華重工的裝置出口，海上風電建設都在中東市場受到歡迎。此外，伊朗衝突後，中東國家肯定會加速建設替代能源通道，原油管道肯定會擴建，以降低霍爾木茲海峽海運的佔比。中國交建作為海外基建+油氣管道綜合服務商，也肯定將抓住機會。2. 避險資產需求暴漲黃金作為避險資產受到市場追捧，現貨黃金價格觸及近兩個月高位。投資者在避險情緒驅動下紛紛湧向美元、美國國債和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美元指數雖然在6月13日錄得上漲，但整體仍面臨周線下跌的壓力。美國國債與黃金齊漲，體現了市場強烈的避險需求。3. 軍工裝備航天彩虹的隱身無人機已完成阿聯空軍測試，洪都航空的空對空導彈已收到埃及意向採購訂單，L-15教練機獲得阿聯12架訂單（6億美元），同時新增巴基斯坦空軍16架意向訂單。04中國製造尋求防禦的進化第一，能源血管的“雙回路設計”：有文章提到中俄北極航道合作：液化天然氣經北極航道抵青島比蘇伊士運河航線縮短40%，且不受霍爾木茲局勢影響，但短期實現替代顯然還不可能，新的航道也存在一定風險，對於成本計算目前還無參考資料。近期內可能還需要建立溝通機制，以保證對中國市場的能源供應。中長期可以幫助更多中東國家建造石油輸送管道，特別是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通過管道可將石油運送至紅海，或者直接進入阿曼灣，也就是印度洋，從而避開霍爾木茲海峽。第二，技術替代的加速突圍：如果伊朗天青石斷供，可能會倒逼金瑞礦業啟動大風山鍶礦技改，降低品味下降帶來的成本上漲壓力，也可增加德國/墨西哥等其他進口國的進口量。而軍工領域的技術溢出更為顯著：洪都航空的“翼龍-3”無人機在沙塵暴環境下命中率超以色列“蒼鷺”無人機，受到更多中東國家青睞。第三：海外產品研發/供應鏈本地化這裡以海爾為例。2000年，海爾在義大利布魯吉里奧設立了在歐洲的第一個研發中心，這也是海爾最早在海外設立的研發中心之一；2011年，德國紐倫堡研發中心成立。這兩個研發中心擁有先進的研發裝置和測試設施，跟當地科研機構、實驗室、研究院合作，有效吸納了當地的技術資源。2001年起，海爾在義大利、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等國家都設立了製造工廠，不僅縮短了響應時間、節約了成本，還因此擁有了參與當地製造商組織並獲取資訊的條件，為在歐洲市場的品牌發展進一步鋪路。總之，這場衝突無疑引導著全球商業的新秩序：效率優先與安全冗餘並駕齊驅，以及能源主權成為生存底線。在全球化的葬禮上，存活下來的不一定是最先進的企業，而是具備三種資本的公司——能源自主的物理資本、地緣避險的金融資本、跨聯盟協作的政治資本。 (首席商業評論)

《中美關係》專欄筆記君說：當美國貿易壁壘高築、世界經濟格局動盪變化，中國經濟的突圍密碼藏在那裡？隨著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全球秩序加快重構，中國又該如何抓住戰略機遇期？4月6日，李錄先生在其59歲生日之際，在西雅圖進行了一場談話分享，涉及中國如何推動內需與充分利用現代金融市場，貿易戰的影響與世界秩序的轉移，中國的戰略選擇，中國的科技創新浪潮與AI對國際關係的影響等。在談話中，李錄先生提出了“疏通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的想法，以觀念的更新取得制度紅利，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正向循環發展的重要洞見，尤其值得所有人去思考。以下為訪談全文，希望對你所有啟發。一、中國經濟的兩個堵點中國經濟要進入正向的循環，發展內需中間要疏通一些主要的堵點，這裡我舉兩個例子。首先是保障體系。中國目前的保障體系現在相當一部分還是主要依賴個人和家庭自我保障，而個人保障方式與市場化保險機制之間存在巨大的效率差異。過去保障體系不完善的一個重要考量，是國家還太窮、負擔不起，覺得福利國家都是在有很多資源或已經很富有的情況下才做保障體系，而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政府擔心一旦建立起保障體系就會成為無底洞。而且傳統思維認為，節儉是好的，應該勤勞工作，不要養懶。但是，保障需求是人性的基本安全需求。政府不提供，不代表需求不存在，民眾只是以家庭為單位低效地自我保障。舉例來說，面對100萬的大病治療費，個人必須實打實存夠100萬現金；而商業保險通過風險分攤，可能只需每年1萬或更少保費就能獲得同等保障。再比如火災保險，為了防範100萬的火災風險，如果靠每個家庭自身，就需要實打實存夠100萬，且這筆錢長期被閒置，效率低下。而如果採用商業保險機制，每人每年只需繳納幾千元。彙集所有人的保費建立共同的基金，那家失火就賠付那家，這就是商業保險的本質。現在中國不是沒有做，只是思路、行為方式和規模都還不夠。有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納入這樣一種以市場機製為基礎的全面人民保障範圍之內。這裡觀念是關鍵堵點。過去不是認為人民不應該被保障，而是認為這是一種福利。所以實際上要解決觀念上的問題，現在的個人保障方式十分低效，且極大地阻礙了消費能力。保障不足是一個現象、一個結果，而不是原因。所以我稱它為堵點，意思是說，它是有通暢的可能的。一旦變通了，就能釋放巨大的消費潛力。以商業保險方式去思考全民保障問題的時候，就可以以較低成本撬動很多的閒置資金釋放到消費和商業的流通裡面去。在市場經濟中，交換的次數越多，產生的效能越多。市場經濟就是競爭下的自由交換。自由交換就是我花了一塊錢買一件東西，我覺得值了，你賣給我，你也覺得值了。這就是精要所在，當自由地交換的時候，交易雙方都覺得賺了，雙贏。而且市場機制下進行的交換越多，流通越多，賺得就越多，效率越高，GDP將不斷增長。所以把這個循環的堵點疏通了以後，經濟本身的效能、GDP、市場都將有很大的增長。現在中國的儲蓄率很高，但沒有變成消費，沒有讓GDP充分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沒有用市場機制來解決保障問題，還有很多人依然依靠原始的農業社會時代個人家庭儲蓄的方式做保障。用福利觀念談保障是不夠的，解決不了根本。過去核心的擔心在於國家有沒有發達到一定程度去做這件事。但這個觀念的改變，堵點的疏通，其實沒那麼困難。通過市場機制，全民交保費，全民獲得保障，保障的效率得以提升，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得益。過去的歷史保障可以通過適當劃撥部分國有資產的方式啟動。只要觀念上有些改變，這件事就可以迅速地做好，而且能夠積累很大的成效。這就是改革，在一些關鍵制度上的那怕細微變革，就會釋放制度紅利。消費不足的第二個堵點就在於資本市場沒有發揮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只有當充分消費轉變成財富的時候，更多消費才會循環起來。在一個市場經濟體中，消費是可以轉化成企業利潤的，而企業利潤可以變成股東的收益，股東的收益又可以變成消費者投資的財富，消費者的財富可以讓他消費更多。如此的循環就是從消費到財富的循環，資本市場將消費、產品與服務、創業與創新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紐帶的一邊連接的是消費、儲蓄和投資，另一邊連接的是產品與服務、企業、創新、市值與財富。兩邊連在一起，整個市場經濟就活了。現在中國的資本市場存在著巨大的堵點，所以大規模的儲蓄不能通過消費變成居民財富。目前，外需市場把中國的生產變成別人的消費，回來又變成中國的儲蓄。對外部市場是賺了，但是到了內部就堵住了。結果就是中國的儲蓄佔整個收入的比例很高，過去的三四年裡基本是直線升高，從40%往50%的方向走。另一方面，個人消費佔GDP的比例，一度上升到48%-49%，加上政府主導的消費，可能在55%左右。過去幾年，這個比例一直在下降，去年到了一個低點，往40%的方向走。在發達經濟體中，一般消費佔比要到百分之七八十，而且政府主導消費佔比的也少。這兩個關鍵堵點，如果疏通的話，釋放的體量將會很大。對於第一個堵點，主要是觀念改變，釋放活力。對於第二個堵點，要進行一定的制度上的變革，具體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大陸資金和香港資本市場的連接。目前大的港股通框架是搭出來了，循環也有了，但中間還有一系列堵的地方。比如內陸資金不能夠投香港IPO，比如公募基金個人資金投資香港還有些特殊的要求等。還需要無縫地把大陸的儲蓄和基金與香港的整體資本市場接上。第二個方面就是監管。香港市場雖然擁有獨立的監管體系，證監會目前對於香港市場的監管干預還比較多。若要讓內地資金和企業在香港市場發揮作用，就必須處理好兩地監管連接的程度——既不能完全割裂，也不宜過度捆綁。就像放風箏的線，現在這條“風箏線”太粗了，風箏飛不高、飛不遠。但最基本的核心要義就是確實要堅持一國兩制，讓兩套監管、兩套體系能夠平行，發揮出香港市場的優勢。香港是外資雲集的地方。外資在香港不在於總量，而在於制度上的安排。外資的存在實際上是為“同權”給了一個參考，包括監管同權、資金同權、投資人保護同權，讓香港市場始終處在全球最有效的資本市場的前列，所以極其重要。如果能夠保護好外資，並讓內資與外資同權，因為體量的原因，外資最終會丟掉定價權，最終的定價權會回到中國資金。這些制度性的變化，觀念的變化，是可以疏通的。不需要真的動大規模的真金白銀，就能產生改革紅利。香港作為一個獨立的市場，具備了現代資本市場全部的要素：完備的制度、法律、歷史傳統，糾紛解決機制，信用中介機構和傳統上國際投資人和國際社會對它的信任，但是這些優勢尚未被真正利用起來。1688年通過光榮革命，英國獲得了誕生於荷蘭的現代資本市場，從此開啟了英國成為第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征程。如果說荷蘭與英國是一種對等的合併（merger of equals），中國對香港的關係則更像是收購（acquisition），而收購所得往往未必足夠珍惜，這是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香港的優勢能被真正地利用起來，它可以作為中國資本市場重新運作起來的一個重要胚胎。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資本市場可以分別單獨運行。這就像早期的深圳特區，完全實行不同的體制，兩種體制平行，最終促成了改革的浪潮。道理是一樣的。港滬通是一個重要的創舉，但也僅僅是一個開始，我們如果能充分利用起通過收購得來的這一套香港市場體系，是可以建立起現代的、具備信用功能的資本市場體系的。今天的實際狀態和這一目標的差距還比較遠，對於它的理解和重視程度還遠遠不夠。用深化改革疏通兩個堵點，通過觀念革新、制度安排，就能夠用很小的力量撬動巨大的經濟增長潛力。這正是中國前40年改革開放的核心要義，實際上改變的都是一些政策上的制度安排，但是這麼做符合了人性，符合了市場經濟本身的邏輯。結果就釋放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人們都說改革進入到了深水區，比較容易改的地方已經很少了，都是硬骨頭，都覺得制度紅利、改革紅利沒有了，可能也不完全對。所謂的硬骨頭我理解就是要硬啃，硬啃的意思是，要有100塊錢產出，就得放100塊錢或更多投入。一談到社會保障問題，就必須要真金白銀，陷入到“我們有沒有這個錢？”“這個時候應不應該做這件事？”這些問題裡去。談到香港，又可能引入國家安全的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以上兩個堵點其實都不涉及這些問題。全民保障制度的改革實際上是用市場機制的保障來取代個人家庭的保障，還遠沒有到福利國家的保障階段。解決的是保障有沒有、能不能更有效，是不是全面的問題。而福利國家的保障制度解決的是充分不充分、社會分配公平不公平的問題。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到這一步。同樣地，利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並不是要重新建立這樣一個市場，而是真正用好已經存在的一個市場。這些都是在制度上四兩撥千斤。小小的改變，會撬動巨大的變化。這其實都是觀念的問題，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些機制都存在著，保險的商業模式已經有了，香港市場已經存在了，不過是在上面做點小小的手術而已。就好像改革開放初期，包產到戶一個制度，在短短兩年時間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的問題。我們看到，近些年來，尤其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政府整體的治理經濟的思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核心就是，從中國今天的體量和內外界變化來看，中國長期增長的源泉只能來自於內需，這是一個重大的觀念改變。在經濟起飛的時候，確實需要外部市場、外資、外部的管理經驗，需要去追趕已經有的產品。但是到了一定體量的時候就難以為繼了。今天中國生產的產品一半需要外銷，這是不可持續的。但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已經開始了，思路也變了，也在開始提速。這一輪川普的全球關稅戰，會讓整個速度快起來。這時就需要一些抓手，需要四兩撥千斤，才能加速轉變。消費佔比目前只有一半，這個過程沒那麼快，要快起來就需要有一些像包產到戶、雙軌制、價格闖關、加入WTO這樣的制度性變革撬動。既然中國已經有了這個觀念上的改變，是可以找到能加速撬動的做法的。有些做法，比如刺激消費和大量發錢，是一次性的。因為有堵點，所以水放進去之後依然不通暢，加上水管就這麼寬，再怎麼注水也還是流不快。一個體系運行的總流量實際上是由它最窄的地方決定的，不是由它最寬的地方決定的。按照最寬的地方放水沒什麼用，是最窄的地方決定能夠流多少，所以現在要找到那些最窄的地方，放大之後，不需要加多少水，水自然就會流起來。我談的兩點都是觀念上和政策上的變化。把堵點，也就是最窄的地方放寬，產生的效果比注水可能還要好，而且沒什麼後果。其他很多所謂的硬骨頭，都是在兩害中間取其輕，都是次優解，都有副作用。我想說的是，中國還有好多比較容易的改革紅利，是因為觀念上的堵塞沒有被疏通起來。疏通以後就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加速，把經濟迅速地從依賴外需和內需結合，變成主要由內需驅動。二、貿易戰與世界秩序轉移貿易戰的直接後果就是美國對全部進口產品直接增加消費稅。同時全球的反應和反制又對美國全部出口產品加征消費稅，加上貿易保護趨勢下各國之間的加征，全球貿易品消費都同時增加消費稅，對消費和整體經濟都會產生一股通縮壓力。貿易戰的次生後果就是世界秩序的變化和轉移。目前的世界格局中，支撐美國秩序的三大核心支柱是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意識形態，以規則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和全球市場，以及美國自身的硬實力。川普的俄烏政策、全球貿易戰不僅動搖了前兩大支柱的基礎，也同時暴露了自身實力的一些弱點。就自由貿易體系而言，美國對全球單方面徵稅給全球貿易體繫帶來了很深的疑慮，違反了WTO的規則，使得WTO這個組織看起來形同虛設。而任何組織的規則，只有當有力量保證其可以被執行的時候，才有意義。之前美國願意、也有力量去執行，但美國一撤，這些重要的組織就開始變得沒有一個中心的錨定，規則好像頃刻之間也變得沒那麼重要了，大船就開始飄搖。又比如，就實力而言，美元及美元資產一直是世界金融市場的錨定資產，但是今天美國聯邦債務已經超過了GDP100%，近幾年更是每年增加兩兆美元，且多以短債方式完成，僅今年一年需要續債和新債額度就達到10-11兆美元。其中相當一部分需要通過外國資本的購入。對所有國家同時進行貿易戰也讓外國資本對美元資產的購買意願降低。支撐世界秩序的三大支柱都出現裂痕，雖然其它國家還沒把它視為“危房”，但都已經看出來現有的秩序不太可靠，都在尋找新的世界秩序。所以世界秩序的變化已經不可逆轉，它會演進到一種新的秩序上。新的秩序是什麼？現在還沒有人確切知道。但是舊秩序的結束及其向新秩序的轉移，已經不可逆轉地開始了。對中國而言，首先作為大的經濟體，中國必然要反制，然後談判，不管最後的結果如何，中美雙方的進出口都會提高消費稅，總量減少。市場會有很大一部分的滯銷，那麼其中一部分就要增加國內的需求，一部分就浪費了。這是最直接的第一層次的影響。從更長期的影響來看，這次的貿易戰可能加速中國經濟從投資與出口驅動轉向由內需驅動。這種轉型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去年九月以來更加深入，今後可能會提速。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中國完全可以啟動以內需為主的經濟增長。相對於美國現在消費大於生產、花費大於儲蓄的狀況，中國的生產大於消費，儲蓄大於投資，問題反而更容易解決。我前面提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紅利沒有完全釋放出來。比如說，用市場機制完善好社會保障體系，善用好香港的資本市場，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可以變成消費的，變成消費後再進入經濟實體，濃縮成公司的盈利，再通過股權的持有變成個人的財富，繼續下一輪的消費。由此，儲蓄佔比越來越小，財富越來越多；消費越來越大，公司越來越強，經濟體進入一個正向循環。三、建立以文化、歷史、地緣、商貿為紐帶的新型國際關係世界秩序轉移，中國也會有改變自己外部環境的機會。用不同的方式應對，產生的結果會很不一樣。這時就是真正的外交思維、戰略與戰術最重要的時期。今天我們談到中國還有很多改革的潛力，在國際間也存在這樣的改革的可能性。因為川普的做法撼動了原來的國際秩序的基礎，這個時候中國就可以決定自己在正在演進的世界格局裡處在什麼樣的位置。比如說全球關稅和由此引發的全球反制可能會引發全球通縮性的競爭。中國過去幾年用的詞叫內卷，內卷本質上就是在通縮情況下的競爭。這一次提高關稅的本質就是無論主動還是被動，全球同時增加消費稅，全球的經濟消費總量縮減。所以會帶來一股強大的通縮力量，可能會形成全球性的內卷，國家之間互相傾銷，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我想像你們會這樣做，那麼我也得這麼做。國家之間也這麼做，互相之間競爭的增加就是螺旋通縮，如果沒有外力強力干預就是這樣一個情況。在通縮下，競爭自然的結果就是你不做，別人會做。只要有人做，你就得跟進。所以這個時候的選擇很重要，中國有機會在國際秩序重塑中佔據對自己有利的位置。比如，中國可能至少有這樣幾種選擇。第一種，隨著各國都開始互相加關稅，一輪一輪地惡性循環。第二種，一方面它和美國對等談判，達成協議，儘管還是很高；另一方面對於像WTO除美國以外的國家，都遵守現存規則，都單方面執行——那怕其他的國家不執行，它也執行。第三種，首先聲明遵守所有的關稅協議，包括WTO，加上和美國的新協議。然後，在此基礎上把原來已經開始的地區性自由貿易進行得更深入。比如說最重要的是東盟加上中日韓，10+3，要在這個區域之內形成一個在WTO基礎之上的自由貿易區，從而形成一個以傳統文化、歷史、倫理觀為根基的東亞和東南亞國家間的貿易聯合體。當然，這些國家都是出口國。所以這件事要跟內需的增長聯合起來。因為內需的增長實際上是增量。中國可以單方面去遵守“WTO減美國”，對美國的反制還是在，但是其他的都繼續，同時開始形成以文化為基礎的新的東亞東南亞同盟。儘管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量減少，但它釋放內需之後，內需增量比貿易減量大很多。然後把增量的一部分和這個地區來分享，以此為基礎建立一個比WTO更進一步的規範性組織。區域性經濟組織將會逐步產生全球輻射效應，將吸引歐洲國家加入該同盟。實際上，中國與周邊國家在文化傳統、經濟安排、道德觀念、行為方式等軟性紐帶方面的聯絡，遠比制度性紐帶更為深厚。這些非政治領域的聯絡與政治紐帶同等重要，只是在原有國際體系下被相對弱化。又由於中日的傳統歷史遺留問題，它往往無法放下。所以這個時候需要轉變思維，重建以中日韓加東盟為核心的區域經濟體系。這種新的“WTO減美國”，隨著歐洲的加入，將具有強大的力量。國際體系正從單極向多極轉型的過程中，需要逐步重建以文化紐帶、貿易紐帶和商業紐帶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係架構，最終形成具有規則執行力的合作機制——這種機制不同於傳統軍事同盟，而是為維護共同商業利益服務的特殊聯結。在這一轉型過程中，中國既可能陷入“囚徒困境”，導致僵局，也可能實現雙重突破：既擺脫長期困擾的地緣政治噩夢，又成功建構以自身為核心的多極中的新一極——這時不再以意識形態和社會治理制度為劃分標準，而是建立在區域性文化認同、經濟利益和自由貿易基礎上。這種格局演進將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外部制度紅利。最關鍵的是，中國可以通過選擇應對的方式來達成目標。新經濟秩序建立起來以後，大家關心的“卡脖子”和供應鏈斷裂風險可能將不再成為很大的問題。四、修昔底德陷阱的漏洞在現代核武器出現之前，西方的歷史就是這個敘事。但是核武器出來之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國崛起以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中國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是獨立發展出來的，各自的思考方式不太一樣，中國並不這樣思考問題。即使在今天的世界，中國真的並沒有想要主動和美國一戰，爭做世界老大。在核武器時代，兩大核武器國家和兩大經濟體，也不能打。這在冷戰時代就已經成為基本的共識了。在冷戰的高峰期，雙方只能是分治，在中間地帶通過代理人。但邊界還是很清楚的，不直接去接觸。核武器的出現以及不同經濟體系的建立就使得中美之間的和平相處不是一個選擇，而是一種生存的狀態，大家只能在這個前設條件下存在。不論以什麼方式，只能和平，而且共存。一方消滅不了另一方。中國已經具備二波打擊能力，那就是消滅了中國，美國也沒了，基本上沒有什麼人可以從之後形成的核冬天中活下來。這種情況下，兩個經濟體如果不用核武器，只用常規武器，可以打很長很長時間，消耗是無窮無盡的，沒有盡頭。AI可以讓美國或中國佔有優勢，但在核武器面前仍然不行。比如說，AI真的讓美國在戰略上一下子壓倒對方，一下子造成中國幾百萬的人喪生，那中國就只能去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用戰術核武器，美國也要用戰術核武器。然後再發展成戰略核武器，一次打擊幾千萬、上億人，那就是打一兩輪就結束了，一次進攻、二波反擊，再形成核冬天，最終是人都沒了。這就是今天的狀況。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歷史的慣性思維。用它來思考今天的中美關係，其中有兩點漏洞。第一個漏洞，是它沒有考慮到中國非常獨特的思維及其慣常的做法。中國自從在黃河長江流域開始建立起文明，從夏商周開始，農業文明與北方的遊牧文明就持續不斷地有衝突，這個過程持續了幾千年。中國漢文明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是中國傳統外交思想、政策、思維方式形成的基礎。中國在此期間也採用過各種各樣的應對政策，比如防禦（萬里長城就是為此建成的）、和親、貿易，還有文化的融合即漢化。漢武帝短暫地用過決戰的方法，他一鼓作氣，以舉國之力把匈奴人幹掉了，幾乎全趕到了歐洲，但同時也把整個國家搞破產了，人員死傷慘重。決戰後把漢人遷過去，漢人無法也不願意在那裡生存；把遊牧民族引進來，北方又有新的族群開始崛起，很快新的族群一輪接一輪地崛起，因為那塊地方就是適合遊牧的生活方式。漢人不能通過決一死戰從此結束衝突，所以中國人最終發現漢人和遊牧民族的長期競爭共存是一種生存狀態，選擇不了，所以只能採用防禦、和親、貿易、文化融合的方式，實際上是接受了這種生存狀態。中國人在這些問題上掙紮了幾千年，最終採取了另外一套思維辦法。所以中國對美國、對歐洲其實也是一樣的態度，中國改變不了美國、西方的長期存在，改變不了它的價值觀、社會治理方式。反過來，美國、西方也很難改變中國。所以接受這樣一種狀態。中國思維真的是不太一樣，確實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方式。中國把與美國、西方的長期共存當作一種生存狀態接受，而不是一種選擇，誰也消滅不了誰。幾十年後大家還在，和平比戰爭更好。解決好台灣問題，中美並非終有一戰，各自優劣勢使中美長期的合作對雙方有利。當然這不是今天的主流敘事。第二個漏洞，它研究的案例都發生在現代國際社會沒有完全成型之前。在那時候，經濟總的體現是在一個區間範圍之內的起伏，從低谷到頂峰，又重回到谷底，高峰都差不多，並不高，沒有持續累進性的增長。因為前現代社會永遠有個馬爾薩斯陷阱，面臨著領土擴張、人口增加的問題。戰爭、瘟疫、屠殺又導致人口減少，一部分人的成功總是要以另一部分人的失敗為代價。中國作為一個大的帝國，王朝更替的時候人口可能會減少50%，甚至更多，然後再重新開始。地中海北部歐洲因為地理原因，在羅馬之後很難形成一個大帝國，國家間的邊界很難被真正徹底突破。如果你去過瑞士，就會對這一點特別有感觸。陡峭的群山把土地分割成了一個個很小的區域，有四種不同的語言，它們的文化、語言、風俗都不太一樣，沒法也不值得去統一。廣義上的歐洲也是這樣，瑞士更極端。所以在這樣的地方，誰做老大誰做老二就很關鍵。當人口必須要減少的時候，誰的人口將被限制？一個民族能有主導其他民族的機會，它一定會去主導，因為這樣做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到了現代社會之後，總體經濟步入了持續累進增長的階段。因為蛋糕不斷做大，從英國開始，地盤的意義就不是那麼大了。所以它不像羅馬帝國或中華帝國，佔了土地，但不給公民權，只要經濟的市場，採取的是殖民的方式。美國進一步發展到了更極致的地步，反對殖民帝國，就是市場逐漸取代了土地，成為判斷經濟是不是強盛的更大要素。但不是說地盤就完全不重要了，而是相對於市場變得沒那麼重要了。所以這時老大跟老二的關係就不是生死攸關，而是誰過得更好一點。兩者之間不見得非要通過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可以通過利益的分享來解決很多矛盾。這是現代社會經濟上的現實，要反映到觀念上的現實，中間又有一些進化的過程。觀念不會馬上變化，所以修昔底德陷阱的敘事能得到廣泛的反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這個敘事並不能比較真實地描述中美的關係和未來世界的發展。五、創新井噴的時代談到科技發展，我發現不同的經濟體在高速發展的時候都會出現一個創新密集性爆發的階段。這個階段通常發生在經濟體已經持續高速發展了相當一段時間，然後就出現了一代際的人。在這代人的有生之涯中，生活水平不僅實際越來越好，期望也越來越好，他們沒有了生存的基本壓力，但明顯還有更高的追求。這時就會出現密集的創新，並連續幾代人有所成就。真實的生活就是半瓶水。當生存壓力大的時候，看未來時你只會看到空的一半。當你沒有生存壓力但也還沒有特別富足的時候，就會全方位地看，既看到回報，也看到風險，繼續拉關係找生意，同時也很享受生活。而沒有生存的壓力，對未來充滿希望時，生活會變得更好就成了一個自然的假設。但是富足的時間並不長，奮鬥的習慣仍然在，這時人其實就處在一個很獨特的心理階段，會出現密集的創造力爆發。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出現過這樣的井噴時代，所有重要的發明創造、新的公司都會密集出現。1776年，以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為標誌開啟了工業革命。英國又過了幾十年，在1820-1830年和1850-1860年出現了幾波密集的創新。德國在1871年統一之後二十年，1890-1910年前後出現了空前的科學、技術、工業的密集創新階段。美國一次是在內戰之後二十年的1880-1910年，一次是在二戰之後的1940-1960年，兩次出現連續幾十年的輪番創新，湧現出一大批人敢想敢幹的人。美國的特殊之處在於，除了本土的人才以外，它還吸引了大量別的國家的人才一波一波地到來。一波中一般到第二代，會開始出現創新的井噴。它跟別的國家還真是不太一樣。其實到今天仍是如此，如網際網路、雲端運算、AI等方面的創新仍在進行。中國有可能也已經開始步入這樣一個時期。工業革命的基礎已經有了，基礎設施也很完整，新一代受到完好教育、又不為基本生存壓力所迫的年輕人出現。這群人基本集中在20歲到40歲之間，30歲上下。在他們的一生中，每年的生活都比以前更好一點，沒怎麼經受挫折。他們對世界更瞭解，對未來更有信心，希望用不同的方式生活、創造和思考。中國一代一代的人在往這個方向走，這一輪的改革紅利，表面上是制度引起的，更核心的其實是時代的變化。背後還是人性，還是人的變化。每一代人中都會有優秀的企業家，任正非時代就出了獨特的任正非，王傳福時代也有一批了不起的創業家。當再到下幾代時，你會發現創新越來越密集，而且也沒那麼苦哈哈的了。你會發現天公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能看到很多運氣，看到許多事情變得更容易，而且互相之間會產生影響。這個時候如果把國內的消費打開，把最窄的管道打通，可能都不需要灌什麼水，水流就嘩嘩開始噴湧了。一切的前提是要把環境放鬆，把最窄的地方打通，讓水流動，自然會形成奔湧之勢。六、AI發展讓國家間的合作變得更重要AI發展面臨的根本挑戰源自三股推動力的共同作用。第一是市場經濟本身的競爭規律。任何能替代人類工作的技術都會自然進入競爭序列，這種規律持續推動技術向前發展。第二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壓力。軍事技術優勢和經濟競爭需求，促使各國將AI視為戰略必爭領域，形成國家層面的發展推力。第三是人對於知識本身的永久性好奇。對知識探索的本能追求，構成了突破技術邊界的精神驅動。這三重力量交織，使得AI發展呈現出單一方向——無論最終能否實現通用智能（AGI）或超級智能（ASI），技術演進始終朝著接近、超越人類智能的方向推進。這一方向非常令人激動，會大大推動生產力，同時可能對就業、工作、資訊傳播方式、教育方式等等造成短期難以消化的衝擊波，挑戰各國的社會組織方式及國際間的關係。更重要的是，當技術接近AGI/ASI臨界點時，其影響將發生本質改變。此時的衝擊不再侷限於商業競爭或國際博弈，而是直接威脅人類作為獨立智能體的存在基礎。這種根本性轉變將創造歷史性轉折點，迫使全人類共同面對技術帶來的生存挑戰。需要說明的是，當前技術尚未達到這個階段，也無人能確切預測能否達到，有多大可能性。但三重動力——經濟競爭收益、地緣政治壓力、好奇心驅動——已使技術演進形成不可逆轉的慣性。這種挑戰出現的時候，這樣一個彷彿外星人到來的挑戰時刻就會出現，突然之間人們就發現新的智能已經開始全方位地挑戰人在地球上作為主宰動物的地位，所有人都會清醒過來。這個時候國家之間、民族之間、文化之間、歷史之間、貧富之間所有的區別，都變得不是那麼重要。當遠超人類能力的外星人突然到來的時候，所有的應對都是一樣的，就是我們該怎麼生存下去。人類的國家、種族、地緣、宗教都不再重要，這時政府仍然是組織人類反應的最重要的基本結構。而且大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就變成是唯一的選擇。所以當人們不斷地往前走，又發現停不住也阻擋不了的時候，在某些時刻合作的意願會愈發強烈。今天各國仍然在AI研究應用上大規模投入發展，但是應對上述風險，無論是經濟、社會強烈衝擊波造成的風險，還是更根本性的AI由工具轉向靈性物種帶來的人類生存風險，都需要各國，尤其是美中這樣的AI大國緊密合作，共同應對。面對如此強大且快速迭代的技術，中美之間的合作也日益變成一種生存狀態，而不再是一種選擇。 (筆記俠)

在貿易形勢緊張、政策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下，未來的道路將取決於如何面對挑戰和如何迎接機遇當前的全球經濟體系（大多數國家在過去80年裡都在其下運作）正在經歷一個重設過程，世界正進入一個新的時期。現有規則受到挑戰，而新規則尚未形成。今年1月下旬以來，美國宣佈了一連串的關稅措施，首先是針對加拿大、中國、墨西哥以及若干關鍵行業，最終在4月2日宣佈對幾乎所有進口徵收關稅。美國的有效關稅稅率飆升至超過了「大蕭條」時期的水平，而主要貿易夥伴採取的反制措施大大推高了全球關稅稅率。由此產生的認知不確定性和政策不可預見性是影響經濟前景的一個主要因素。關稅的突然上調以及隨之而來的不確定性如果持續下去，將導致全球成長顯著放緩。鑑於當前情況的複雜性和易變性，我們的報告對全球經濟提出了一系列預測。我們的《世界經濟展望》的參考預測考慮了美國在今年2月1日至4月4日期間宣佈的關稅措施以及其他國家採取的反制措施。因此，我們將今明兩年全球成長率預測值分別下調至2.8%和3%，相較於我們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的預測，累計下調了約0.8個百分點。我們也提供了不包括4月關稅措施的全球預測（4月2日之前的預測）。在不考慮關稅的路徑下，全球成長率預測值的累計下調幅度僅為0.2個百分點，2025年和2026年成長率預計均為3.2%。最後，我們提供了基於模型的預測，其考慮到4月4日之後宣佈的措施。在此期間，美國暫停了大部分關稅，同時將對中國的關稅提高到極高水準。關稅措施即使無限期暫停，也不會使全球前景相對於參考預測呈現顯著變化。這是因為，雖然一些最初被征以高關稅的國家目前因暫停關稅而受益，但是美國和中國的總體有效關稅稅率仍然很高，同時，政策引起的不確定性並沒有下降。全球經濟成長雖然放緩，但仍遠高於經濟衰退期間的水平。今明兩年的全球通膨率預測值均上調了約0.1個百分點，但通膨下行趨勢仍在持續。到目前為止，全球貿易呈現了相當強的韌性，部分原因是企業在需要時成功調整了貿易路線。這一次，困難可能會更大。我們預計，全球貿易成長將比產出成長下降得更快，2025年將降至1.7%，相較於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的預測大幅下調。然而，全球估計值掩蓋了各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對於施加關稅的國家來說，關稅是一種負面的供給衝擊，因為資源被重新組態到競爭力較弱的產品的生產中，導致總體生產率下降和生產價格上漲。從中期來看，關稅會削弱競爭，減少創新，並增加尋租行為，進一步拖累經濟前景。美國的需求在最近的政策宣佈之前已經在減弱，反映了政策不確定性的增加。根據我們4月2日的參考預測，美國今年的成長率預測值已下調至1.8%，比1月的預測低0.9個百分點，其中關稅的影響佔到0.4個百分點。我們也將美國通膨預測值從2%上調了約1個百分點。對於貿易夥伴來說，關稅主要是一種負面的需求衝擊，導致外國客戶減少購買其產品，儘管一些國家可以從貿易轉向中受益。與這種通縮性影響一致的是，我們已將中國今年的經濟成長預測值下調至4%，降幅為0.6個百分點，同時將通膨預測值下調了約0.8個百分點。歐元區面臨的有效關稅稅率相對較低，其經濟成長預測值下調了0.2個百分點，降至0.8% 。無論是在歐元區還是中國，加強財政刺激將為今明兩年的經濟成長提供一些支援。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可能會經歷顯著的成長放緩，具體程度將取決於最終確定的關稅稅率。我們將這組經濟體的成長預測值下調了0.5個百分點，至3.7% 。密集的全球供應鏈會放大關稅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大多數貿易商品是中間投入品，在成為最終產品之前會在國家之間多次流轉。正如我們在疫情期間看到的那樣，擾動因素會在全球投入產出網路內向上游和下游擴散，可能產生相當大的乘數效應。面對進入市場管道的不確定性，企業可能會在短期內暫停業務、減少投資和削減支出。同樣，金融機構將重新評估借款人的風險敞口。不確定性的增加和金融環境的收緊很可能主導短期前景，對經濟活動造成拖累，油價的大幅下跌就反映了這一點。關稅對匯率的影響很複雜。美國作為徵收關稅的國家，其貨幣可能會升值，正如前幾次經歷的情況。然而，政策不確定性增加、美國增長前景減弱以及全球對美元資產需求的調整（這種調整到目前為止尚屬有序）可能會對美元造成壓力，正如我們在美國宣佈加稅措施後看到的那樣。從中期來看，如果關稅導致美國可貿易品部門的生產率相對於其貿易夥伴降低，美元的實際匯率可能會貶值。全球經濟面臨的風險已經增加，而貿易緊張局勢的惡化可能會進一步抑制經濟成長。如果市場對成長前景的減弱和不確定性的增加作出負面反應，那麼金融環境可能會進一步收緊。雖然銀行總體上仍資本充足，但金融市場可能面臨更嚴峻的考驗。然而，如果各國放鬆當前的貿易政策立場並達成新的貿易協定，成長前景可能立即得到改善。今後若干年內，解決國內失衡問題能夠緩解經濟風險並提高全球產出，同時對消除外部失衡起到顯著作用。對歐洲來說，這意味著在基礎設施上投入更多資金，以加快生產率成長。這也意味著中國應加強對內需的支援，美國應加強財政整頓力度。我們的政策建議呼籲各方保持審慎並加強合作。首要任務應為恢復貿易政策穩定並建立互惠互利的安排。全球經濟需要一個清晰、可預見的貿易體系，彌補國際貿易規則中長期存在的缺口，包括解決普遍使用非關稅壁壘或其他扭曲貿易的措施等問題。為此，需要加強合作。貨幣政策也需要保持靈活。有些國家在通膨與產出之間可能面臨更艱難的權衡取捨。另一些國家由於通膨衝擊接踵而至，通膨預期可能會脫錨。面臨價格壓力反彈的國家需要大力收緊貨幣政策。其他一些國家在面對不利的需求衝擊時，需要降低政策利率。無論如何，貨幣政策的信譽都非常重要，而央行獨立性仍然發揮著基石作用。關稅調整導致外部波動加劇，避險環境可能長期存在，這種局面對新興市場來說可能難以應對。我們的綜合政策框架強調，必須讓貨幣在基本面力量的驅動下作出調整——目前就是這種情況，並闡明了各國在那些具體條件下應當進行干預。在高債務、低成長、融資成本上升的環境下，財政當局面臨更嚴峻的權衡取捨。大多數國家的財政空間仍然太小，需要實施漸進和可信的整頓計畫，而一些最貧窮的國家還受到官方援助減少的衝擊，可能面臨債務困境。此外，新的支出需求也進一步增大了財政脆弱性。對於有可能受到衝擊嚴重影響的群體，向其提供支援的呼聲將會增大。這種支援應終保持高度的針對性，並納入自動的「日落條款」。過去四年的經驗表明，打開財政支援的“水龍頭”，比擰上它更容易。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國防相關支出面臨新的、永久性的成長。這些支出的資金應來自何處？對於財政空間充足的國家來說，新增支出中只有臨時性的部分——為幫助適應新環境而提供的臨時性支援，或為重建國防能力而在初始時增加的支出——可以通過舉債提供資金。對於所有其他國家，新的支出需求應透過削減其他支出或籌集新的收入來抵消。我們不應忽視加強經濟成長的必要性。政府應繼續進行財政和結構性改革，以幫助調動私人資源並減少資源錯配。它們還應投資於必要的數字基礎設施和培訓，以便從人工智慧等新技術中受益。最後，我們應當問問自己，全球體係為什麼需要改革。我們還應該認識到，幾十年來不斷深化的貿易關係促進了快速但不均衡的經濟成長。在許多發達經濟體，人們強烈認為全球化不公平地導致了許多國內製造業工作崗位喪失。這種不滿是有一定道理的，即使發達經濟體的製造業就業比重長期以來一直在下降——包括在貿易順差國（如德國）和貿易逆差國（如美國）。這種下降背後的更深層力量是技術進步和自動化，而不是全球化：在上述兩個國家，製造業的產出比重一直保持了穩定。這兩種力量最終都是有益的，但可能對個人和社會造成嚴重擾動。確保在全球化步伐與應對相關影響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是我們共同的責任。為此，無論是在技術革命還是全球化方面，政策制定者都不應侷限於在「贏家」與「輸家」之間作出補償性轉移支付這個簡單視角。可惜的是，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使許多人接受了一種「零和」世界觀，即，有些人得到好處，有些人勢必受到損害。相反，我們必須更瞭解問題的根源，這樣才能建立一個更完善、能夠提供更多機會的貿易體系。這個目標已被莊多載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中。根據此協定，我們應「促進國際貿易的擴大和平衡發展，從而幫助提高和維持高水準的就業和實際收入」。全球一體化本身並不是目標，而是達到目標的手段。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助於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當地時間4月2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佈最新一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從年初的3.3%下調至2.8%，2026年預計為3%。而美國關稅措施的衝擊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將在短期內導致全球經濟顯著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資料圖）報告指出，全球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是美國關稅政策的急劇變化及由此帶來的高度政策不確定性。自2025年年初以來，美國對主要貿易夥伴和關鍵行業宣佈了多輪關稅措施，最終在4月2日實施了幾乎全面的關稅。儘管目前部分原定加征的關稅已被暫停，但這些措施與反制措施疊加，使美國及全球的關稅水平升至近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調，這一輪關稅措施不僅直接推高了商品成本、降低了整體生產率，還導致全球供應鏈中斷和企業投資意願下降。貿易緊張局勢的迅速升級，以及極高水平的政策不確定性，預計將對全球經濟活動造成重大衝擊。受此影響，全球貿易增長預計將在2025年下降1.5個百分點，預計2026年將出現小幅回升。據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5年發達經濟體整體增長率預計為1.4%。其中，美國由於政策不確定性上升、貿易緊張局勢加劇以及需求動能減弱，經濟增長預計將放緩至1.8%，比年初預測下調了0.9個百分點。歐元區增長預計為0.8%，比之前下調了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預計將在2025年放緩至3.7%，2026年回升至3.9%。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全球通膨回落速度將略低於此前預期。全球整體通膨率預計在2025年降至4.3%，2026年降至3.6%。發達經濟體的通膨預期有所上調，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略有下調。報告還警告稱，在財政赤字高企、債務水平上升和利率走高的背景下，全球經濟體的政策緩衝空間已顯著收縮，使各國在未來衝擊面前更為脆弱。若貿易緊張局勢進一步升級，全球增長可能面臨更深層次的放緩，並引發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呼籲，各國應通過加強對話、穩定貿易政策和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來提升全球經濟韌性，並防止失控風險累積。 (北京青年報)

4月10日，美國商務部宣佈進口自中國商品總的加征145%關稅，創歷史新高！同日，美國海關對來自中國的小額包裹（800美元以下）將徵收其貨值的120%或每件100美元的關稅。4月11日，中國商務部宣佈對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加征125%關稅措施。在此高關稅下，雙方不可能再進行直接貿易。至此，中美兩國直接貿易脆斷了硬脫鉤。世界上前兩大經濟體，經貿以脆斷方式直接硬脫鉤，是絕無僅有的。顯然這個劇本走到這一步，超越所有人預判也包括當事人。支援川普的人，稱他英明神武運籌帷幄神機妙算，十面埋伏陣等等，純屬肉麻吹捧自嗨。常言道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對於世界兩個大國進行關稅大戰，其準備不亞於一場戰爭。川普上任僅不到100天，沒有任何可能準備好與第二大經濟國打一場硬脫鉤關稅戰。估計這也是看準了，才硬剛川普。時隔四年川普能再次當選美國總統，最有智慧的盎克魯撒克遜人，不會在國家方向抉擇時刻選一個笨蛋。川普看到白左政治造成歐美文明衰退問題。更看到美國經濟從以製造業為基礎，二戰後佔全球60%，到今天經濟四化狀態，即製造空洞化、消費化、金融化、科技化。而脫離了製造業基礎必將衰敗事實，造成兩極化、社會動盪甚至分裂。川普在第一任內敢於解決問題的決心與恆心。這是保守派人士堅定支援他；也是他能整合共和黨，吸引馬斯克等菁英支援根本原因，再次當選的關鍵。白左政治讓美國等死，川普上台美國還有希望。但是霸道總裁的作風以及美國選舉時間的要求，他在解決問題時必然追求直接效果和短期見效，不可能慢工出細活。時間不在川普手中，也決定了川普團隊必須用掄大錘方式，全世界都與超級大國一起坐上過車。反川派批評他治理國家如兒戲；政策如翻大餅，初一十五不一樣。也就是當今美國寫照，他成功了是再造美國，失敗了是沒落羅馬帝國。在4月2日宣佈的對世界徵收10%基礎關稅，和對70多個國家加征對等關稅，造成的股市暴跌、經濟動盪如果還在川普團隊預料之中。中國強硬的宣佈反制措施，進一步惡化了資本市場、世界經濟及美國經濟環境。美國的投資、生產、保險、退休、信譽等等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建立在華爾街資本市場。兩大經濟體一旦硬脫鉤，世界經濟必將步上衰退。從石油、礦產等大宗資源期貨價格暴跌就不難預測。川普突然延後75國「對等關稅」90天，但10%的基礎關稅已經生效，等於美國增加3,000多億美元（去年進口額4兆），預測對等關稅至少增加1,000億美元（去年逆差1.2兆）。因發生與中國硬脫鉤，中國生產與美國市場必然發生混亂，造成經濟大衰退，川普憑空增加4000多億關稅還剩多少？美國眾議院剛通過減稅預算，如果發生中美硬脫鉤，美國減少國債增加也成為空話。大國競爭，必然是以削弱而非直接硬碰硬對撞。歷史上美國「只是要錢，而不是要命」。在川普總統及團隊發起這場對內精兵簡政、提升社會效率、扭轉美國債務失控、吸引製造業回流從而防止美國衰弱，對外重建世貿秩序、遏制對手大變革時，不發生直接對抗應該是基本常識。但是，世界上最大兩個經濟體竟然直接脆斷脫鉤，這在世界歷史上是頭一次，事態向那一個方向轉變都有可能。川普打電話還是等電話。川普不變的是變化，對商人來講裡子最重要。否則世界經濟進入衰退是必然的，沒有國家可以倖免。（嘉慶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