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發起軍事打擊。多位來自大西洋理事會、具有美國政府中東事務背景的高級研究員及前駐外大使，從戰略目標、地區反應、經濟後果以及伊朗國內局勢等維度，對此次“史詩之怒”行動展開分析，並探討後哈米尼時代美國在伊朗可能的戰略動向。本文作者：內特·斯旺森（Nate Swanson），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常駐高級研究員和伊朗戰略項目負責人。他在拜登政府時期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伊朗項目主管。喬納森·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主任，曾任美國政府中東地區情報官員。馬修·克羅尼格（Matthew Kroenig），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的副總裁及高級主任。詹妮弗·加維托（Jennifer Gavito），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擔任美國國務院負責伊拉克和伊朗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夏皮羅（Daniel B. Shapiro），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傑出研究員，曾擔任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丹尼·錫特裡諾維茨（Danny Citrinowicz），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的非駐職研究員，同時也是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員。托馬斯·S·沃瑞克（Thomas S. Warrick）是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任美國國土安全部負責反恐政策的副助理國務卿。塞萊斯特·基米奧特（Celeste Kmiotek），大西洋理事會戰略訴訟項目的高級律師。羅布·麥凱爾（Rob Macaire），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任英國駐伊朗大使。亞歷克斯·普利茨薩斯（Alex Plitsas），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大西洋理事會反恐項目的負責人，曾在美國國防部擔任特種作戰與反恐敏感行動負責人。哈加爾·哈賈爾·切馬利（Hagar Hajjar Chemali），大西洋理事會地緣經濟中心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在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美國駐聯合國使團任職。C·安東尼·法夫（C. Anthony Pfaff），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伊拉克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邁克爾·羅森布拉特（Michael Rozenblat），大西洋理事會中東項目的訪問研究員，來自以色列安全機構。尼克·亞當斯（Nic Adams），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在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任職。安德魯·皮克（Andrew Peek），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的Adrienne Arsht國家安全韌性倡議的主任。喬·科斯塔（Joe Costa），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戰略與安全中心的“前沿防禦”項目主任。科林·布魯克斯（Colin Brooks）是大西洋理事會斯科克羅夫特中東安全倡議的非駐職高級研究員，曾在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擔任高級專業工作人員。內特·斯旺森（Nate Swanson）：我們對川普的目標知之甚少通過與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起大規模攻擊，川普冒險賭注，認為他可以對伊斯蘭共和國的核心安全和政治機構造成足夠的損害，從而導致政權垮台。選擇發起這場戰爭，川普偏離了他過去採取果斷行動並後備一條無痛退路的慣例。這是一次巨大的賭博，且法律正當性存疑。川普沒有概述來自伊朗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也沒有詳細說明如果美國成功推翻政權後伊朗的未來規劃。川普還承認，這一行動對駐地區美軍構成重大風險。隨著行動的推進，我關注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伊朗能否讓美國付出代價？面對自伊朗-伊拉克戰爭以來首次真正的生存威脅，伊朗政權可能會傾盡全力回應，包括動用全部導彈和代理人。伊朗對美國和以色列造成的損害，可能會決定政權的命運。民調一貫顯示，美國人強烈反對介入伊朗。如果出現美軍重大傷亡或對全球能源價格產生影響，川普是否仍會堅持這場行動？川普已將成功的行動定義為伊朗人民起來推翻伊斯蘭共和國。沒有地面部隊或武裝反對派，這需要伊朗安全機構出現叛亂。對此川普政府有任何具體的計畫嗎？與一個擁有9300萬人民、2500年歷史、強大報復能力且國內沒有明確反對的國家發起一場重大戰爭，是一項巨大的風險。喬納森·帕尼科夫（Jonathan Panikoff）：伊朗政權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但要警惕“IRGCistan”川普決定對伊朗政權目標發起重大打擊，這是一次旨在摧毀領導層的廣泛行動，而非定點打擊。然而，單靠抗議和空襲不太可能結束政權對權力的控制。歷史表明，這將需要伊朗的不同安全力量像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那樣袖手旁觀，或者至少需要安全機構的一部分倒向反對派。現階段這種結果比過去更加可能。伊朗全國範圍內的經濟痛苦、水資源危機以及政權對抗議的殘酷鎮壓，導致數千人甚至可能數萬人死亡。事實上，伊朗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即便政權沒有立即崩潰。1979年的革命花費了一年時間才得以展開。因此這次的抗議應該視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而非再次失敗的變革嘗試。但這個新時代的具體形態仍不明確。政權的終結不太可能帶來民主，反而可能誕生一些人所稱的“IRGCistan”——一個由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控制的國家，可能會為數百萬保守派伊朗人提供一個新的最高領導人作為象徵，但權力將牢牢掌握在革命衛隊手中。這樣的結果可能會為未來提供三種發展路徑。首先，由IRGC控制的伊朗可能最初成為更大的地區和國內威脅，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試圖鞏固權力並確保沒有其他內部人士能夠超越它。第二，它可能通過向美國提出更靈活的談判方案，以換取經濟刺激和解除制裁，從而迅速獲得伊朗人民的支援。第三，它可能導致一段時期的混亂和權力爭奪，在此過程中，西方國家將不得不決定是否介入並影響局勢走向。詹妮弗·加維托（Jennifer Gavito）：伊朗的報覆信號表明它不打算降級伊朗對美國和以色列聯合發起的政權更替行動的初步反應，進一步加強了該政權認為這是一場生存危機的看法。因此，我們在以往衝突中習慣的降級反應，尤其是去年夏天的為期十二天的戰爭中所見的反應，至少在目前已不再適用。伊朗初步報復的範圍、速度和規模，包括對海灣國家（不包括阿曼）的打擊，進一步加強了這一沖突迅速升級為更廣泛衝突和大規模混亂的可能性。目前，該地區的空中交通已經停滯，荷姆茲海峽的航運流量也在減緩。在這個初期階段，美國及其盟友正在適應潛在的不穩定和經濟衝擊，塑造這一局勢走向的關鍵問題仍待解答。首要問題是伊朗的代理軍是否有意願並做好準備加入衝突。在伊拉克，卡塔伊布·真主（Kataib Hezbollah）已表示，將在“美國侵略”後對美軍設施發動攻擊，而葉門胡塞武裝預計將恢復對紅海航道的襲擊。黎巴嫩政府已警告真主黨不要將黎巴嫩拖入衝突，但該恐怖組織也已有所行動，後續仍待觀察。與此同時，從另一方面來看，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已譴責伊朗對多個中東國家的襲擊，至少造成阿布扎比一名平民死亡。一個關鍵因素是，中東國家是否會解除對美國使用其領空進行伊朗打擊行動的限制，或更直接地支援這場行動。丹尼爾·夏皮羅（Daniel B. Shapiro）：川普的命令給美國人民留下了疑問川普在他簡短的聲明中，像他最近在國情咨文中所做的那樣，列出了伊朗政權眾所周知的罪行：追求核武器，擴展的彈道導彈計畫，支援恐怖代理人，及對伊朗人民的殘酷鎮壓。然而，他並未解釋為何現在需要開戰，也未說明這種威脅的緊迫性或迫在眉睫。通常，在發起如此重大行動之前，總統及其高級顧問會向美國人民解釋為何需要進行軍事行動，並闡明這些行動的戰略目標。他們還通常會向國會簡報，以便人民的代表能夠表達他們的看法——甚至授權或支援這一行動——並尋求盟友和夥伴加入（或至少支援）行動。但除了向八名國會領導人作過一次簡報，以及以色列的參與外，川普並未做任何此類工作。總統第一次在聲明中描述了戰略目標——推翻伊朗政權，對於一個曾批評過去政權更替戰爭的總統來說，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聲明，他幾天前還表示願意與伊朗達成一項核協議（儘管該協議幾乎不可能達成）。但他也將美國與實現政權更替的責任脫鉤，呼籲伊朗人民去完成這一任務。他現在可以聲稱，他可能是為了履行1月對伊朗抗議者的承諾，即“援助即將到來”。而許多抗議者可能確實歡迎對鎮壓抗議的政權領導人和安全機構進行打擊。然而，他聲明中所暗示的線性處理程序——美國和以色列對核設施、導彈和政權目標的打擊，導致抗議復發，最終推翻政權——遠非必然。伊朗的空防系統在6月的為期12天的戰爭中已嚴重削弱，根本無法與美以聯軍的強大軍事力量抗衡。伊朗將遭受嚴重損失，這很可能削弱政權。但伊朗也將做出反擊，正如它在第一天所做的那樣，向美軍基地發射導彈，並向以色列發射了數十枚導彈。如果伊朗繼續發射彈道導彈，並繼續鎮壓國內的異見，美國和以色列的空防系統可能很快會陷入困境，美軍的彈藥庫存也可能耗盡至危險水平。因此，未來可能會面臨艱難的決策，並且如果政權經受住空襲，依然屹立不倒，川普改採取的手段可能無法實現政權更替的戰略目標。丹尼·錫特裡諾維茨（Danny Citrinowicz）：一個目標模糊、缺乏明確結局的行動美國和以色列發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行動，旨在通過針對高層官員、政權機構和伊朗戰略軍事基礎設施的打擊，創造推翻伊朗政權的條件。這不是典型的預防性打擊。沒有任何直接的伊朗威脅觸發了這次行動。相反，行動的邏輯似乎是利用外界對伊朗政權脆弱的認知，來促使伊朗內部發生深刻的政治變革。此次行動建立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情報與操作優勢之上，並且採用了前所未有的火力，旨在通過對政權的極大壓力，迫使內部行動者——或者更廣泛的公眾——最終反對它。儘管初期取得了戰術上的成就，但核心問題依然沒有解答：最終的目標是什麼？外部軍事壓力能否促使缺乏凝聚力的伊朗民眾，推翻一個在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嚴格控制下運作了47年的政權？問題更加複雜的是，伊朗顯然已為這場對抗做好了準備，並決心保留報復能力。地區擴張的風險巨大——尤其是在伊朗對海灣地區美國基地的打擊後，伊朗在葉門和伊拉克的盟軍也可能更直接地捲入衝突。最大危險可能是一次長期的戰爭，這場戰爭未能在伊朗內部產生劇烈變化，且缺乏明確的結束機制，最終將導致一場沒有明顯結局的無休止衝突。托馬斯·S·沃瑞克（Thomas S. Warrick）：這場戰爭將在美國國內展開川普只在行動開始後才宣佈此次行動的目標：持續打擊伊朗的安全和戰略目標，包括伊朗的領導層，直到伊朗人民推翻政權。這不僅是一次在伊朗的天空和街頭進行的賭博，也是在美國國內的賭博。美國人民在很大程度上希望川普將其第二任期集中於國內事務，尤其是經濟。由於他未事先尋求國會和美國人民的支援，他將對結果負責。如果成功，川普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國內支援，但如果失敗，他將面臨國內議程的重大挫折。川普針對伊朗的戰後計畫顯然建立在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設上：即使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被削弱，他們依然能夠推翻這個根深蒂固的政權。但另一個未經驗證的假設是：美國能否抵禦伊朗政權可能在美國本土採取的任何非對稱行動。鑑於伊朗特有的對稱觀念，川普對伊朗領導層的打擊幾乎肯定會導致伊朗試圖針對川普和其他美國高級官員。美國特勤局、聯邦調查局和美國國會警察將在接下來的幾周面臨考驗，他們不能有任何失誤。伊朗將動用所有可能的網路手段，測試國土安全部、私營部門和美國的網路防禦。伊朗曾在過去嘗試干預美國選舉，儘管未能成功，這次幾乎肯定也無法產生任何影響。即便美國從中東進口的石油極少，能源價格可能仍會飆升，給美國經濟帶來壓力。這場戰爭將在美國國內展開，川普需要找到擴大國內支援的方式。塞萊斯特·基米奧特（Celeste Kmiotek）：這場行動對國際法有嚴重影響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RI）對國內外人權侵犯和國際法嚴重違反負有不可計數的責任，包括對2022年“女人、生命、自由”抗議者（2022年9月以來，因伊朗女性遭遇不公對待和壓迫而爆發的大規模抗議運動。）的危害行為。事實上，在川普承諾“拯救”發起今年1月最新一輪大規模反政權抗議的伊朗人之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回應是屠殺、逮捕和處決抗議者，人數達數萬——這是伊朗歷史上和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規模。然而，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違反了國際法。根據《聯合國憲章》，對一個國家使用武力是被禁止的，只有自衛和安理會授權的例外情況。自衛必須是在應對迫在眉睫的威脅時進行——目前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或以色列面臨這樣的威脅。同樣，也沒有安理會的授權。因此，這不僅似乎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而且構成了聯合國大會定義的侵略罪，並根據國際習慣法被禁止。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打擊引發了國際武裝衝突，國際人道法（IHL）現已適用。國際人道法要求打擊僅針對戰鬥人員和合法軍事目標，同時採取預防措施以減少對平民的附帶傷害。目前仍在收集有關美國和以色列打擊伊朗的具體情況，以及伊朗打擊海灣國家的情況。報告稱，在美國或以色列的打擊中，數十人在一所女童小學遇難，值得調查，同樣，關於伊斯蘭革命衛隊（IRI）對迪拜一座酒店的打擊的報告也需要進一步核實。如果這些目標是故意打擊的，或因未能採取足夠的預防措施保護平民，那麼它們幾乎可以肯定是國際法的嚴重違反。所有衝突各方必須確保其行為符合國際人道法。可以說的事情很多，必須約束並追究像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樣的行為體的責任，這些行為體對國內外民眾實施暴行罪。然而，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公然違反國際法只會繼續侵蝕國際規範，並進一步危及全球平民的安全。羅布·麥凱爾（Rob Macaire）：通向穩定伊朗的道路變得更加狹窄從歐洲的角度來看，是否違反國際法的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但這似乎並沒有成為決策過程中的主導考慮。關於合法性的爭論必須聚焦於軍事行動的意圖，但這一意圖仍然有些模糊。在打擊開始時，川普和以色列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的聲明中提到，攻擊的目標包括核能力、導彈和海軍力量，同時也鼓勵伊朗人民推翻政權。“這是行動的時刻，不要錯過，”川普對伊朗人民說。他還威脅說，如果革命衛隊（IRGC）及其他安全力量不放下武器，他們將面臨“必死無疑”。然而，僅革命衛隊就有約190,000名現役成員：總統似乎不可能消滅所有這些人，或者在他們背叛崗位時，保證他們的安全。如果伊朗政權雖然遭到重創、血染仍然掌握權力，其領導人將宣稱生存即為勝利。但如果這些打擊足夠毀滅性，能夠推翻政權，儘管伊朗已有準備且表現出強大韌性，那麼整個國家的權威可能隨之崩潰。無論那種結果，結束伊朗對鄰國的威脅和對人民的壓迫的穩定解決路徑可能變得更加狹窄。亞歷克斯·普利茨薩斯（Alex Plitsas）：伊朗可能故意保留部分導彈儲備美以聯合打擊伊朗標誌著一次決定性的升級，旨在不僅僅是懲罰，而是重新塑造戰略格局。川普表示，此次行動的目標是通過持續的美國空中和海上行動推動政權更替，旨在削弱德黑蘭的脅迫能力，同時賦予地面抗議力量更多支援。開局階段的打擊似乎有意削弱伊朗的報復能力和安全機構：包括彈道導彈基礎設施、無人機生產和發射場、政府及軍事領導人，以及與可能關閉荷姆茲海峽有關的關鍵海軍設施。還出現了針對伊朗高層領導人的斬首打擊的跡象，但戰損評估仍不完整，高層傷亡的確認尚未到位。戰略邏輯十分簡單。核談判因不可談判的紅線而停滯。華盛頓和耶路撒冷似乎得出結論，改變遊戲規則中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改變談判條款是必要的。在這種框架下，使用武力是為了削弱能力，並改變德黑蘭的計算方式。迄今為止，伊朗的反應是謹慎和理性的。它已對該地區的美軍重要設施進行了打擊：美軍第五艦隊指揮部（巴林）、烏代德空軍基地（卡達）、阿爾達弗拉基地（阿聯）和阿里·阿爾薩勒姆空軍基地（科威特）。據評估，伊朗大約擁有2000-3000枚中程彈道導彈、6000-8000枚短程導彈以及數千架無人機。我們尚未看到旨在壓垮分層防空系統的飽和攻擊。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由於美以打擊了導彈庫存，伊朗故意保留導彈儲備，還是伊朗正在測試防禦，或三者的結合。伊朗是否故意保留儲備導彈，測試防禦反應，還是遭遇了比公開所知更大的削弱，目前尚不清楚。最可能的解釋可能是三者的結合。哈加爾·哈賈爾·切馬利（Hagar Hajjar Chemali）：這場衝突只會加速伊朗政權的經濟崩潰儘管許多人在討論針對伊朗的打擊策略時主要聚焦於政權更替，但一個重要的事實卻被忽視：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本身並沒有經濟支撐。無論是否發動打擊，這個政權本已在財政上崩潰的過程中。它正走向一場可能迫使政權自行崩潰的經濟爆炸。2025年10月，伊朗最大的銀行之一——阿揚德銀行（Ayandeh Bank）倒閉。這家銀行由政權精英掌控，為他們的腐敗提供資金，並在奢華項目上過度支出，最終失敗。伊朗政權迅速吸收了阿揚德的債務，並將其與最大國有銀行——米利銀行（Bank Melli）合併。政權還大量印製里亞爾，導致已經貶值的貨幣暴跌，通貨膨脹一夜之間飆升，商人們紛紛走上街頭，伊朗民眾也隨之加入。阿揚德的倒閉促發了抗議。至少還有五家伊朗最大銀行，包括塞帕銀行、薩爾邁赫銀行、德伊銀行、伊朗扎敏銀行和梅拉特銀行，面臨同樣的命運。根據經濟學家和伊朗央行的預測，2025年早些時候，伊朗央行曾警告，八家未透露名稱的銀行面臨解體風險。由於多年的制裁和經濟管理不善，政權無法提供數十億資金進行救助，也不指望國際盟友會來拯救它。在這種情況下，接下來不僅是加劇的經濟危機，還有重大違約以及政府支付服務和薪資的崩潰。這意味著政權的安全部隊可能無法按時領取薪水，獨裁者的強大往往依賴於軍隊的忠誠，這使得政權的持續性面臨重大脆弱性。我無法保證這種情況的發生——這是對伊朗如何發展的評估，無論是否發生打擊。但理解政權的經濟狀況以及自去年6月的十二天戰爭以來的其他弱點，可以為美國和以色列現在為何選擇行動提供線索。政權早已站在懸崖邊緣，這場行動很可能將它推向懸崖。C·安東尼·法夫（C. Anthony Pfaff）：先前的打擊已形成降級模式這場與伊朗的衝突升級有兩種可能的結果：衝突升級為與伊朗的非對稱戰爭，或者在一系列針鋒相對的打擊之後，像過去一樣降級。關於第一種可能性，任何升級的範圍都受到雙方無法解決分歧的限制。對華盛頓來說，這意味著推翻現有政權，建立一個更親美、親以色列和親西方的政權；對德黑蘭來說，這意味著將美國軍事存在趕出該地區。對雙方來說，這需要比雙方都不願意或無法提供的更大的軍事投入。儘管美國可能希望當前這一輪打擊能調動抗議並推翻政權，但考慮到德黑蘭打擊抗議者的能力未見減弱，儘管這一結果值得努力，但依然不太可能實現。沒有辦法消除另一方的抵抗能力時，剩下的只有非對稱的手段，如空襲和恐怖襲擊。如果上述情況屬實，那麼第二種結果更為可能。例如，2024年10月，伊朗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彈道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作為對以色列襲擊黎巴嫩真主黨的回應，其中包括殺害其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以色列回應伊朗襲擊，打擊了伊朗的導彈生產設施，凸顯了打擊的有限性。作為回應，伊朗低調處理了這次損害，因此不再需要進一步反擊。這一模式已持續了一段時間，至少可以追溯到2020年美國擊殺卡西姆·蘇萊曼尼時的伊朗回應和美國對其在伊拉克的人員進行代理攻擊的回應。是否這一模式會繼續下去，取決於回應的範圍。只要雙方繼續攻擊軍事目標，降級的可能性較大。然而，如果德黑蘭進行恐怖襲擊，目標是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如果它感到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這種情況可能更為常見——那麼衝突升級為更大規模的地區戰爭將成為雙方唯一的選擇。邁克爾·羅森布拉特（Michael Rozenblat）：伊斯蘭革命的實驗已經結束美以聯合行動已經展開。在塵埃落定之前，很難評估誰和那些目標被成功打擊，以及在初步打擊後伊朗將剩下什麼。關於最高領袖哈米尼在行動初期被瞄準的報告是一個好的開端，希望同時能夠打擊那些對政權生存至關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助手。那些支撐政權數十年的主要人物，積累了數百年的經驗，需要被移除，為伊朗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騰出空間。因此，行動的目標已經明確：打擊政權的支柱，直到其戰後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生存變得不可能。經過多年的暴行、腐敗和對伊朗人民應有權利的踐踏，他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政權已經淪落至何種地步。伊斯蘭革命的實驗已經結束。未來，政權的壓力將會增加，反對勢力的基礎將會被鋪設。真正的問題是：誰將抓住機會，團結人民，提出一個替代這個神職政權的方案——並且何時能夠做到？現在是伊朗反對派，無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的，認識到這個時刻的時刻。如果政權能夠在這場戰爭中存活下來，那麼很難再看到另一個變革的機會。然而，如果反對派能夠圍繞一個被公認的領導人或領導團隊團結起來，並聲稱自己是唯一合法的領導，那麼伊朗人民可能有機會迎來更好的未來。尼克·亞當斯（Nic Adams）：多個因素促使美國和以色列打擊伊朗——他們正在追求多個目標美以聯合打擊伊朗的行動發生在上周在日內瓦舉行的核談判未能達成美國可接受的結果之後。此外，打擊發生在美國和以色列認為伊朗政權自1979年成立以來處於最弱狀態的時候，經濟狀況停滯不前，政權日益增加的殘暴行為表明該國為了保持控制已被迫訴諸極端暴力。在2023年10月以色列遭受攻擊並隨後的軍事行動後，伊朗失去了其在該地區最重要的代理力量，以及在敘利亞的客戶國。戰略深度的喪失，以及以色列日益積極的防禦姿態，可能促使耶路撒冷抓住這一歷史時刻，結束它認為在該地區的最後一個存在威脅。對於美國來說，這次行動很可能旨在實現多個戰略目標，包括摧毀伊朗的核計畫，並結束伊朗使用代理人和導彈力量威脅其鄰國的做法。美國可能還看到了一個機會，可以以某種方式重塑伊朗和該地區，或許看到神職政權被其他政權所替代，儘管後續會是什麼仍然不清楚。沙烏地阿拉伯、卡達和阿聯等地區國家可能在未來幾天繼續呼籲降級，因為地區不穩定威脅到它們依賴能源出口、旅遊業和吸引富裕外籍人士的經濟發展模式。目前已有報導稱，阿聯在一枚伊朗導彈被攔截時，因碎片落地而導致至少一名平民死亡。但到目前為止，伊朗政權已表現出對海灣國家美國目標進行打擊的意圖，如果它認為美國和以色列的行動旨在推翻政權，它可能會加大攻擊的強度。安德魯·皮克（Andrew Peek）：現在行動的關鍵在於外交、後勤和伊朗的反對力量這是一次決定性的戰鬥。川普對伊朗的戰爭的維持因素將是外交、後勤和政治。外交方面，到目前為止進展順利。儘管美國的夥伴，如阿聯，已經受到攻擊，但立即的後果是沙烏地阿拉伯這一地區曾經疏遠的盟友對美國行動表示積極支援，而不是與美國行動保持距離。相比之下，2022年對阿布扎比的導彈襲擊曾導致阿聯在對伊朗的政策上有所軟化。後勤方面外界無法知曉。愛國者導彈和戰斧導彈在各地需求巨大，而生產基地的效率較慢。然而，川普政府通過停止向烏克蘭進一步提供總統撥款授權以及在該地區進行為期六周的滾動部署，已經得到了幫助。政治方面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不可預測的。這是一場政權更替戰爭，試圖重建基本上已經休眠的抗議力量。最重要的初步因素是擁有一個相對自由的地區，反對力量可以在其中休整和重新武裝。他們還需要一些武器，以避免重演1月的局面，或者與美國空中支援建立某些戰術聯絡。他們還需要反對派包括支援政權的上層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任何政權更替的鬥爭，都是一場爭奪合法性的鬥爭，這場鬥爭將由象徵和武器決定勝負。喬·科斯塔（Joe Costa）：持續進行這場行動可能會影響其他優先事務的準備情況儘管美國在常規軍事力量上保持壓倒性優勢，但伊朗及其代理人可以通過導彈、海軍水雷、無人機、快艇、網路攻擊和其他非對稱工具對美國施加重大成本——這增加了更廣泛地區不穩定的風險。報告表明，伊朗軍隊已對美國及其盟友在海灣地區的資產進行了打擊，包括巴林、卡達、阿聯、科威特和約旦。一些經過荷姆茲海峽的石油運輸也已被暫停。應對持續的地區升級將需要大量美國軍事資源，並可能影響其他優先事務的準備情況，包括中國。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國是否擁有足夠的高端彈藥，並確保獲得足夠的盟友支援——如使用權、駐軍、飛行權、情報共享和後勤支援——以便在必要時維持一場長期的戰役，而不會對其他全球優先事務帶來巨大成本。另一個核心問題是“勝利理論”——軍事行動如何轉化為持久的政治成果。是否會結束伊朗的核計畫？以往的案例，如在伊拉克和利比亞推翻薩達姆·侯賽因和穆阿邁爾·卡扎菲的政權，雖然通過軍事手段實現了政權更替，但隨之而來的後果證明是代價高昂且不穩定的。目前尚不清楚誰將填補這一權力空白，以及他們對核計畫的看法是否會與現政權截然不同。美國將如何應對伊朗政府不穩定甚至崩潰的後果？這些風險必須與遏制伊朗獲得核武器這一核心國家安全利益進行權衡。因此，未來幾天瞭解政府在這些及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將至關重要。科林·布魯克斯（Colin Brooks）：美國對接下來局勢的關鍵利益接下來將發生的事情，對地區局勢和美國利益具有重大影響。伊朗一直是中東地區不穩定的推動者。同時，政權顯然在核計畫、彈道導彈或支援恐怖分子方面繼續以不誠實的態度進行談判，不願做出讓步。執行“史詩憤怒”行動是一個值得歡迎的發展。然而，美國及其夥伴在接下來發生的事上有著關鍵利益。無論是人民聖戰組織（MeK，伊朗的反對派組織，曾參與推翻伊朗的沙阿政權，並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還是帕哈維家族（帕哈維家族是伊朗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的統治家族，其創始人禮薩·沙阿之子穆罕默德·禮薩·帕哈維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中被推翻，導致伊朗建立了伊斯蘭共和國。）都不是靈丹妙藥。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期間以及伊拉克戰爭中的政權更替經驗常常面臨不穩定且不可預測的結果。假設神職政權被推翻，後哈米尼時代的美國角色將是什麼？美國應採取什麼政策？顯然，以往美國對伊朗的政策——包括遏制、孤立、接觸，或單獨看待核問題——都未能有效應對挑戰。同樣，除馬歇爾計畫外，美國主導的戰後重建計畫失敗率相當高。從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經歷中汲取教訓，對美國政策制定者來說至關重要。儘管美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伊朗民兵、核計畫殘餘或另一位強硬派接管政權所帶來的持續威脅，但美國不必承擔伊朗戰後局勢的主導責任。美國不應考慮在遠離衝突中心的地區投資解除武裝、復員和再整合工作，不應考慮美國軍隊駐紮，或將自己所選的伊朗領導人安置在總統府上。相反，美國應與地區夥伴達成共識，支援任何新興的政治領導，控制不穩定局勢的蔓延，並利用經濟槓桿影響結果。畢竟，美國擁有強大的非軍事工具，可以激勵新伊朗政府做出正確的行為。如同我們在敘利亞看到的那樣，現有的制裁框架是一個強大的槓桿，可以促使任何新政府調整政策並激勵變革。伊朗正是全球制裁最多的國家之一。這個框架為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來塑造接下來將出現的局勢。特蕾莎·吉諾夫（Tressa Guenov）：伊朗的代理網路已經受挫，但並未完全瓦解根據媒體報導，全球安全服務部門已在密切關注伊朗通過“潛伏細胞”或其他代理人進行非對稱報復的可能性，無論是在今天對伊朗的打擊之前，還是在回應這次打擊時。伊朗複雜的代理網路已經受挫，但並未完全瓦解。即使政權高層領導人被擊殺，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和其他情報部門很可能已經為這一時刻做好了準備。伊朗可能會進行暗殺、恐怖襲擊、網路攻擊、綁架或破壞行動，目標包括民用或軍事目標——這些行為自1980年代以來就與伊朗有關，且發生在阿爾巴尼亞、阿根廷、巴林、黎巴嫩、瑞典等多個國家。例如，伊朗可能仍會啟動胡塞或真主黨代理人，或者通過在歐洲、美國等地招募的人員進行更多遠征攻擊。伊朗政權記性極好，已知多年來追蹤目標，包括針對海外異見人士和美國官員的陰謀和未遂襲擊。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在去年6月的美以聯合打擊後似乎沒有啟用其最極端的破壞工具，儘管它確實採取了網路、無人機等手段進行反擊。但現在政權面臨對其領導層最嚴重的物理打擊，尚不清楚這種打擊是否以及如何改變伊朗長期以來的混亂輸出能力。凱利·J·香農（Kelly J. Shannon）：真正的政權更替需要的不僅僅是空襲過去幾年，伊朗人民一直明確表示，伊斯蘭共和國必須垮台。美國——無論是拜登政府還是川普政府——本可以自2022-2023年的“女人、生命、自由”運動以來，採取切實措施為伊朗的反政權運動提供支援，但選擇了不這樣做。相反，兩個政府都試圖與伊朗重啟核協議，卻沒有討論人權問題，這使政權合法化，並在談判成功時為其提供了生機。伊朗人民孤軍奮戰，冒著生命危險，在去年12月和1月的全國抗議中呼籲結束政權的壓迫。政權切斷了他們與外界的聯絡，屠殺了成千上萬的人，逮捕了數萬人，並展開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恐怖運動。川普在1月承諾“援助即將到來”，但在政權肆意屠殺數千人時卻無所作為，這是道德上的恥辱。這也損害了伊朗人民對美國的信任。川普政府最近幾周重新與伊朗進行的談判沒有將伊朗人民作為談判的議題，這無疑是對那些為自由冒著一切風險的伊朗人民的又一次侮辱。伊朗人民不是棋子。川普和納坦雅胡呼籲他們推翻政府，但美國和以色列提供的只是空中的轟炸。伊朗人民已經在上周再次奮起，悲痛的家庭在墓地表達了對政權的蔑視，大學生與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戰爭的爆發迫使這些抗議停止，伊朗人民必須尋求安全。因此，空襲使得組織一場民眾起義更加困難。如果美國和以色列真心要進行政權更替，他們必須做的不僅僅是空襲伊朗。成功的政權更替將需要對伊朗人民提供重要的物質援助，協調與地面上的異見者的合作，並制定經過深思熟慮的戰後計畫。如果政權垮台——這是理應發生的——那麼讓伊朗人民成功建立一個以人權和法治為基礎的世俗民主，符合美國的利益。但也有其他力量可能推動伊朗未來朝著一個不那麼民主的方向發展。問題是，美國是否會幫助伊朗人民走出這條積極的道路，還是在轟炸停止後將他們留給狼群？ (IPP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