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7月22日，川普對著鏡頭笑得滿臉褶皺：“這是美日歷史上最大的交易，在我的領導下，我們讓日本低頭了！”這份被川普稱為“大贏特贏”的協議，規定美國對日本商品徵收15%的“對等關稅”，日本則需向美國砸下5500億美元投資，還得敞開國門接納美國汽車、大米等長期被保護的商品。這個消息讓大洋彼岸的日本輿論瞬間炸開了鍋。日本網民在推特上刷爆“#石破茂辭職”的話題，有人怒摔鍵盤：“40年前的廣場協議還沒讓我們緩過來，現在又被美國扒層皮，這屆政府是要把日本賣光嗎？”熟悉川普的人都知道，“極限施壓”是他的招牌動作。早在2018年，他就對我們發動貿易戰，動輒加征關稅；對歐盟，則威脅要對汽車加稅，逼得歐洲不得不開放農產品市場。這次對日本，他的套路如出一轍——先放狠話，再擺架子，最後逼著對方簽下“城下之盟”。據美國商務部透露，談判從今年3月就已開始，但始終卡在兩個核心問題上：一是關稅對等，二是日本對美投資規模。川普多次在公開場合嘲諷日本“佔盡美國便宜”，甚至暗示要“重審美日安保條約”，用軍事同盟關係施壓。日本首相石破茂起初還嘴硬，稱“絕不會做損害國民利益的讓步”，但隨著川普團隊放出“要對日本汽車加征25%關稅”的狠話（日本汽車佔美國進口車的30%，每年出口額超500億美元），石破茂政府終於扛不住了。“5500億美元不是小數目，相當於日本全年GDP的10%。”日本有位經濟評論家算了筆帳，“更狠的是美國要抽走90%的利潤——這意味著日本企業投錢、擔風險，最後錢卻大多進了美國口袋。”而15%的關稅，覆蓋了日本的電子元件、精密儀器等優勢產業，僅電子元件一項，每年就會讓日本企業多繳至少80億美元稅費。日本網民之所以反應激烈，是因為這段新協議太像1985年的“廣場協議”了——同樣是美國施壓，同樣是日本被迫讓步，同樣可能讓經濟“大出血”。1985年的日本，正處在“巔峰時刻”：GDP佔全球15%，汽車、家電橫掃美國市場，東京房價甚至能買下整個美國。但美國看著眼紅了——當時美日貿易逆差突破400億美元，美國製造業哀鴻遍野。於是，美國拉著英、法、德，在紐約廣場飯店逼日本簽協議，核心只有一條：讓日元升值。日本當時的首相中曾根康弘起初抵死不從，但在美國“不簽就加稅”的威脅下，最終低頭。協議簽訂後，日元對美元在短短3年內升值50%：1美元從兌換240日元變成120日元。這對依賴出口的日本來說，簡直是釜底抽薪——豐田汽車出口成本飆升，被迫漲價，在美國的銷量暴跌30%；索尼等電子企業利潤腰斬，只能裁員自保。更可怕的是後續連鎖反應：為了對衝出口下滑，日本央行瘋狂放水，利率降到0.5%。錢太多了，大家就去炒房、炒股——東京一套公寓的價格能買下美國加州一棟別墅，日經指數從1985年的1.3萬點漲到1989年的3.9萬點。但泡沫終究會破，1990年股市崩盤，房價暴跌60%，無數家庭一夜返貧。從此，日本進入“失去的30年”：GDP增速從年均5%跌到1%，年輕人找不到工作，老年人不敢退休。“廣場協議是美國給日本下的毒，現在川普又來灌第二碗。”日本歷史學者山崎正和在採訪中直言，“40年前我們丟了經濟主動權，40年後連僅剩的產業保護都保不住了。”這次協議中，日本最痛的讓步，莫過於向美國汽車、大米等商品開放市場。這兩個領域，恰恰是日本經濟的“命根子”和“紅線”。日本汽車產業貢獻了全國8%的GDP，養活了500萬從業者。長期以來，日本對進口汽車徵收10%的關稅，而美國對日本汽車的關稅僅2.5%，這讓日本車企在本土市場幾乎壟斷——豐田、本田、日產的市佔率加起來超過90%。但根據新協議，日本要在3年內將美國汽車關稅降到0，同時取消“技術壁壘”（比如放寬美國車的安全認證標準）。美國商務部預估，這將讓福特、通用等車企在日本的銷量翻3倍，直接衝擊日本車企的本土利潤。農業更是日本的“禁區”。日本大米自給率高達95%，但價格是國際市場的5倍——這背後是政府對農民的高額補貼和嚴格的進口限制（關稅曾高達778%）。如今協議要求日本每年進口美國大米100萬噸，相當於日本年產量的15%。“美國大米價格只有我們的三分之一，一旦進來，日本農民全得破產。”北海道稻農松本健太急得直跺腳，“政府這是把我們往絕路上逼！”消息傳到日本當晚，推特上的“#石破茂賣國”話題閱讀量突破5億。有網民貼出1985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簽字的照片，配文：“歷史重演，但這一次更丟人——中曾根至少還保住了部分產業，石破茂是雙手奉上！”還有人曬出日本國旗被塗鴉的圖片，寫著“美國的第51個州”。川普之所以吹噓“大贏特贏”，是因為這筆協議恰好戳中了美國的“痛點”。當前美國經濟正處在“高通膨、低增長”的泥潭：6月CPI同比上漲3.2%，製造業PMI連續5個月萎縮，失業率雖低，但多集中在低收入行業。5500億美元的投資，將主要流向美國的半導體、新能源、基建等領域。美國商務部稱，這能創造50萬個就業崗位，其中半導體工廠就佔20萬——而半導體正是美國想和中國“脫鉤”的關鍵領域。至於“90%利潤歸美國”，則源於協議中的“優先採購條款”：日本企業在美投資的工廠，必須優先採購美國原材料，利潤需先用於在美國的再投資，剩餘部分才能匯回日本。從二戰後到現在，美日同盟一直是“經濟依附+軍事保護”的模式：日本靠美國市場發展經濟，美國靠日本駐軍維持亞太霸權。但這次協議，讓這種平衡出現了裂痕。日本輿論開始反思：“我們每年給美國交50億美元軍費（駐日美軍經費的70%由日本承擔），現在還要再送5500億，換來的卻是關稅和市場被搶，這同盟還有意義嗎？”甚至有右翼媒體呼籲“重新考慮安保條約”，認為“與其被美國吸血，不如尋求自主”。但短期內，日本似乎別無選擇。軍事上，日本的導彈防禦系統依賴美國，海軍艦艇的核心技術（如宙斯盾雷達）掌握在美國手裡；經濟上，美國仍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正如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所說：“對美國說‘不’，需要實力，但現在的日本還沒這個底氣。”40年前的廣場協議，讓日本從“經濟巨人”淪為“停滯的優等生”；40年後的這份新協議，會不會成為壓垮日本經濟的又一根稻草？至少從日本網民的憤怒裡，我們能看到一個事實：被美國“薅羊毛”的日子，日本人已經忍夠了。而川普的“勝利”，或許只是暫時的——當盟友的信任被耗盡，美國的霸權根基，也終將動搖。 (戎評)

據環球時報消息報導，日本美國計畫在G7財長與央行行長會議後的5月23日舉行第三輪日美關稅談判。然而5月20日，日本20年期國債拍賣遭遇史詩級崩盤，讓全球市場倒吸一口冷氣。投標倍數暴跌至2.5倍，創2012年以來最低，尾差飆至1.14，打破1987年“黑色星期一”股災紀錄。在過去幾年中，日本一直努力阻止日元貶值，如今日元崩盤：20年期收益率沖上2.611%（2000年以來最高），40年期國債更是以3.591%的收益率刷新歷史峰值。這場危機不僅暴露了日本央行政策的兩難，更可能成為全球債市“車諾比時刻”的導火索。“全球最大泡沫”市場崩盤日本國債這次崩盤並非偶然，自日本2024年啟動量化緊縮（QT）以來，其央行每月購債規模從5.7萬億日元降至5萬億，但市場早已嗅到危險訊號——央行持有的國債佔比仍高達52%，而國內壽險公司等傳統買家卻在拋售長債避險。日本央行此刻如同被架在炭火上的秋刀魚。 若堅持QT計畫（目標2026年購債規模降至2.9萬億/月），國債收益率可能繼續飆升。在這個情況下，日債收益率每上漲0.5%，持有者的賬面損失將達58萬億日元，足以擊穿銀行資本充足率防線。更加致命的是，即使轉向重啟QE（量化寬鬆），後果同樣不堪設想。首相石破茂在危機爆發前夜公開承認：“日本財政狀況比希臘還要糟糕。 ”政府債務與GDP比率超250%，收益率每上升1%，利息支出將暴增50萬億日元——相當於日本全年國防預算的5倍。石破茂的擔心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目前市場恐慌的邏輯非常清晰，現在日本國債規模達約8.3萬億美元，一旦出現大規模拋售，持有日債的全球機構將被迫減持其他資產補倉。現在這場匯率危機也絕非日本的獨舞，這其中的連鎖反應最早要追溯於5月19日穆迪將美債評級從Aaa下調至Aa1。市場恐慌的邏輯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美債評級也一直被視為全球金融市場的風向標，穆迪此次下調評級，背後反映的是對美國財政狀況和債務可持續性的擔憂。消息一出，美國國債市場率先受到衝擊，30年期美債收益率迅速突破 5%，10年期收益率也升至4.44%，美國政府、企業和個人的融資成本都會因美債收益的提高受到負面影響。美國國債市場的動盪，很快就波及到了全球其他金融市場，日本首當其衝，而在日債崩盤之下，德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單日暴漲31個基點，美債30年期收益率在5%關口反覆橫跳。過去20年，國際資本以0.1%利率借入日元，轉手買入5%收益的美債來賺取利差，現在這種套利交易的成本隨著日債收益率的飆升而上升。根據華爾街預測，若日債收益率再漲0.5%，國際機構的平倉規模將超過2008年雷曼危機。38年前的廣場協議，讓日元三年升值116%，直接刺破日本房地產泡沫。 如今，川普政府被曝推動“海湖莊園協議”，意圖通過關稅威脅迫使日元升值，複製當年收割邏輯。日本若再度屈服，製造業出口競爭力將遭重創；若反抗，則面臨美國“匯率操縱國”關稅打擊。耐人尋味的是， 2025年中美關稅和解協議中，中國首次寫入“對等反制權”，這或許解釋了為何日本成為危機第一張骨牌——當中美博弈進入新階段，夾縫中的日本正淪為大國角力的犧牲品。雖然現在中國持有美債規模已降至第三位，但日本的前車之鑑已經表明，單純減持美債還是不足以抵禦系統性風險，因此我們並不能完全放鬆警惕。5月20日的東京債市崩盤，或許會被歷史標記為全球債務危機的起點。 當美聯儲降息預期與日本央行政策困境碰撞，當美債信用裂痕遭遇日債流動性枯竭，這場醞釀多年的風暴正從太平洋西岸席捲全球。 唯一確定的是，在央行印鈔機與市場規律的終極對決中，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 (中華元智庫)

要建構、強化自己的現代產業體系，這是我們的經濟韌性所在。▲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圖/受訪者供圖川普關稅戰掀起的風暴，依然餘波未了。川普反覆調整的關稅政策，對國際貿易和地緣政治帶來的衝擊，各方尚在觀察。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呂大良4月14日表示，近年來，中國積極建構多元化市場，深化與各方的產業鏈供應鏈合作，這不僅賦能了對方發展，也增強了我們自身的韌性。同時，中國內需市場廣闊，是重要的大後方。我們將堅定不移辦好自己的事，以自身的確定性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4月16日，中國一季度經濟資料出爐。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4%，增速高於去年全國5%的增速，也高於去年一季度5.3%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延續了去年以來持續穩中向好、穩中回升的態勢。從歷史角度，如何看待川普這次的“對等關稅”？面對關稅戰，中國該如何鍛造自己的經濟韌性？就此，新京報對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教授。川普關稅戰衝擊比1930年代更嚴重新京報：從大歷史角度，如何看待川普這次的“對等關稅”？美國1930年代的《關稅法》導致了大蕭條，那麼此次川普“對等關稅”會導向何處？鄭永年：現在川普這個“對等關稅”，受到很多批評，包括美國國內的各個群體也在批評他。川普的“對等關稅”，包括前幾年發動的貿易戰，目的都是要解決美國內部的問題。那麼，我們首先要理解美國出現的問題怎麼來的。簡單地說，美國當下出現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川普發動關稅戰想來解決這些問題，但是他解決問題的方式，會不會導致出現類似1930年代的大蕭條，甚至走向戰爭，這也是人們所擔心的。因為很多事情一旦發生了，並不是川普本人或者美國一個國家所能控制的。1930年代，美國的《關稅法》導致了各個國家的反制，最後出現了更糟糕的局面。今天，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會導致大蕭條甚至世界大戰，我們還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這是非常危險的傾向，因為今天世界經濟的關聯度、互相依賴度，已經遠超1930年代。在1930年代之前，由於長時間都處於戰爭狀態，世界經濟沒有很大的關聯度。今天就不一樣了，今天世界各個經濟體之間的關聯度更高，互相依賴度更深，川普發動關稅戰的惡果，衝擊力可能遠比1930年代要高得多。而且，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美國對亞洲的影響並不是那麼大，那時亞洲還處於世界經濟的邊緣地帶。但是現在，亞太地區是世界經濟的中心地帶，那麼川普關稅戰不僅正在對歐洲產生很大影響，也對包括中國、東盟等亞太地區經濟體產生著更大的影響。總體而言，川普的關稅戰，對世界經濟的衝擊會比1930年代更嚴重、更深刻。人們回溯歷史，由此產生擔心是非常有道理的。川普的關稅戰，更有可能是一種地緣政治戰爭，只是他通過經濟的方式來達到其目標。中國的經濟韌性要好於美國新京報：你曾提到，中美拼的是經濟韌性。今天剛公佈的資料顯示，2025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5.4%，呈現持續穩中向好、穩中回升的態勢。那麼，在關稅戰背景下，中國該如何鍛造、提升自己的經濟韌性？鄭永年：一季度的經濟資料可以說明很多問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一季度貨物貿易出口增長達6.9%。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8304.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5.6%。中美一直在打貿易戰，但為什麼從去年到今年一季度中國的對美出口還有那麼多呢？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在我看來，至少說明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中美兩國經濟上的互相依賴度很高，甚至美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更高，很難在短時間內脫鉤；如果要強硬脫鉤，對兩國的影響都會很大，尤其對美國的影響。第二個問題是，儘管川普從第一個總統任期就在執行美國的“再工業化”，但是從美國的進口資料來看，“再工業化”實際上是失敗的，至少前八年是失敗的。第三個問題是，川普想把工業轉移到越南或者其他國家，實現近岸外包或者遠岸外包。現在看來，這個策略也是失敗的。因為，如果這個策略成功的話，那麼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不會有那麼多。川普現在力推“再工業化”，比他的上個任期甚至過去八年都更激烈、更厲害，但是基本上也不會成功，或者說失敗是大機率。過去八年，中國對美國的生意還在進行，但同時中國對其他地區的出口也在增加。這也體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中國不打無準備之仗。川普發動關稅戰，我們是有準備的。不僅國家有準備，企業也有準備，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企業，大家心裡早就有預期的。所以，我個人認為，從經濟韌性角度來說，中國現在的狀況遠遠好於美國。中國目前主要是面臨出口美國的幾千億貨物往那裡去的問題，但對美國來說，情況更糟糕，因為中國出口美國的都是民生經濟用品，對美國來說這些是中等技術以下的產品，而這些產品美國已經不生產了，不僅不生產了，而且是不會生產了，因為它沒有條件來生產。所以，川普想在國內生產這些商品，大機率會是失敗的。對美國來說，這是一種變相的“短缺經濟”。高通膨就是其表現形式。而中國，無論通過自己內部消費也好，或者是尋找海外市場也好，都可以解決“產品銷往那裡”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自己本身的市場就很大。中國不但是第二大經濟體，這些年還不斷向其他國家單邊開放，那麼其他國家也會向中國開放，中國跟其他國家、經濟體的貿易量就會增加。美國對中國的誤判是非常嚴重的。美國的經濟學家，以及政策制定者，還是用種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中國，看不起中國，但是這樣就會導致誤判。中國其實已經不是他們所想像的那個中國了。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經濟高度依賴美國，以為美國跟中國脫鉤，打壓中國，中國經濟肯定會崩潰解體，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八年來的中美貿易戰，不是說對中國沒有影響，但實際上我們所看到的是中國經濟更具韌性，更強大了。關鍵要從經濟發展上做文章新京報：你剛才一再提到經濟韌性的重要性，那麼具體需要怎麼做？鄭永年：中國已經進入了技術引領經濟的時代。有兩點非常重要。一點是，國內市場的拓展非常重要。國內市場需要趕緊拓展起來。另一點，最緊迫的還是要發展，通過發展壯大中等收入群體。經濟發展需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而這通過基於技術進步的產業升級才能實現。經濟科技領域的內部改革和外部開放的必然結果，是促成一個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必須具備“全”“大”“多”“密”“強”五個特徵。中美之間的競爭，現在實際上是在現代產業體系的較量。這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較量過程。在此過程中，經濟是基礎，地緣政治是次要的。所以，我們關鍵還是要從經濟發展上來做文章。我們一定要建構、強化自己的現代產業體系，這是我們的經濟韌性所在。關稅戰走向取決於美國國內態勢新京報：接下來，預計關稅戰會有怎樣的走向？對這一歷史性事件的觀察需要注意那些方面？鄭永年：大家已經做了很多的預測。川普關稅戰就是美國內部矛盾引起的，來自於美國內部的階層矛盾。前面幾十年的超級全球化，為美國帶來了巨量的財富，但是內部的分配不公平，導致社會出現分化，社會群體之間的財富差異越來越大，中產階級萎縮。所以，川普選擇關稅來解決問題，因為這是作為總統所能有的幾個工具之一。實際上，他有很多事情幹不了，例如，他想要聯準會改變政策，但聯準會不屬於白宮管。所以，他只能用關稅。川普的矛頭指向還是國內問題，關稅戰的目標就是對國內進行利益的重新分配。所以，他第一個目標就是要真正掌控美國，大家可以看到他正在使美國以前的“三權分立”逐漸走向“三權合一”。關稅戰未來怎麼走，關鍵還是要看美國國內的情況。美國國內的情況如果變好了，那結果還好，但如果像1930年代一樣，越來越惡化，那大機率就會發生國際衝突。因為美國自己好不起來，其他國家也受到牽連。這就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導向衝突，甚至是地緣政治的衝突。當然，也有人猜測，中美會不會像1980年代一樣形成一個“廣場協議”呢？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比較小，因為中國不是當年的日本。當年日本的安全完全是由美國掌控的，美國可以輕易打壓日本，但中國並不是這樣。所以，對這次關稅戰，我們要看得遠，想得深一些，要繼續觀察美國的一舉一動，同時也要相信我們是有力量來反制美國的。 (新京報評論)

最近，外匯市場開始警惕一個風險場景：廣場協議2.0。這一場景來源於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於2024年11月撰寫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的使用者指南》：由於存在外匯儲備需求，美元長期被高估；為了加強本國貨幣，持有美元外匯的國家必定大量拋出美元。為此，美國必須提高關稅作為懲罰手段，歐洲和亞洲的貿易夥伴或許會接受某種貨幣協議，換取關稅下調。這兩句話的前一句已經成為現實。僅今年1月，日本增持195億美元美債，總額突破兆，打到10793億美元；英國新增175億美元，持倉額為7402億美元；中國大陸+香港新增27億美元……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是上面說的原因。怎麼才能大量消耗美元？最優選當然是購買黃金，但黃金不是想買多少就能買的，不僅量少、而且各國都在搶。至於換其他貨幣外匯，還不如增持美債，至少有穩定的收益。更何況，目前美國利率確實處於高位水平。……但這對想要重振美國製造業的川普而言，非常不利。所以在3月3日，他公開發表擔憂：無論是日元還是人民幣，如果使之兌美元貶值，會給美國帶來非常不公平的局面。到底有多不公平？目前，美元的名義匯率約比廣場協議前的最高點低24%左右。但按照BIS評估的實際匯率，從購買力而言，美元匯率實際上已經達到廣場協議前的高位。當時是怎麼解決美元過熱問題的？現在大家都能脫口而出，美日英德法簽訂協議：日元、德國馬克“有秩序”地大幅升值，人為讓美元貶值。而現在，似乎又到了相似情節。米蘭對未來的預測，前半段即將實現，高關稅確實成了懸在各國頭上的利劍。後半段，是否會真的如其所料，各國為了換取關稅下調，將簽署協議提高本幣、成全美元貶值？如果確實如此，那是不是翻版的廣場協議？只不過這一次，參與交易者將遠不止美日英德法五國，規模必然遠比30年的那一次大。01彼時彼刻，此時此刻？早在上個月，市場就傳聞川普政府正在策劃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具體措施。大體方向是：重塑全球金融、貿易和安全體系，維持美元的地位。外界稱之為“海湖莊園協議”，並附會為廣場協議2.0。構想源於“特裡芬兩難”的擔憂，其實也是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說法。美元要維持世界貨幣的地位，就必須要不斷往外輸出美元。怎麼流通？當然是鼓勵進口，讓各國把商品賣給美國，賺到足夠多的美元。所以在經常項目上，就必然要保持逆差。但長期的貿易逆差會影響美元幣值穩定，維持世界貨幣地位又必須維持逆差……信心與清償力陷入兩難。但也並非完全無解，最著名的一次便是80年代的廣場協議。70-80年代初，美軍先是在越南戰場被坑得死去活來，中東火藥桶又接著連環爆，石油危機引發慘烈的滯脹危機，失業率一度飆到10%。在此背景中，背鍋實行供給學派政策：1.減稅刺激經濟；2.加息壓制通膨。即“緊貨幣、松財政”的組合策略，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滯漲。但後遺症也是顯而易見的：1.高額的財政赤字；2.美元大幅升值，導致持續貿易逆差。1980年，美國財政赤字還僅佔GDP比重的2.9%；到1985年，就飆升至5.2%。1980-1985年，美元強得不合常理，升值73%；後果則是，到1985年，經常項目逆差擴大至1245億美元，佔GDP比重達到3%。之所以如此誇張，並非只是政策的原因，還有另一個因素：日本和西德崛起。尤其是日本。整個80年代，美國貿易赤字的三分之一都來自日本，存在巨大的逆差。1983年，卡特皮勒時任總裁李·摩根發佈《美元與日元不匹配問題原因及解決方案》，指責日本利用匯率優勢佔美國便宜，導致美國人收入降低。此觀點，與如今川普常說的美國被佔便宜，有相通之處。客觀來說，日本商品彼時能席捲世界，確實得益於重工業崛起，但也離不開美元升值的大環境……該報告經由各方媒體發酵，迅速引起全美反日高潮。大量因失業而無所事事的美國工人湧上街頭，爆錘日本車。甚至，還有官員帶頭，在白宮前當中砸日本進口收音機。經過多番“友好”磋商，1985年9月22日，美日德英法在紐約廣場大廈簽訂《廣場協議》。主要內容是扭轉當時的形式，讓美元貶值，日元、德國人為干預匯市、大幅升值，增加出口，減少貿易赤字。為了實現這一目標，1985年9月-1986年8月，聯準會連續4次降息，將聯邦基金利率從7.5%降至5.5%。而同期的日本利率，也是5.5%，雙方的利差幾乎消失。以當時的眼光看，取得的效果很不錯。還是以日元為例，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為1:237；1985年底，貶至1:200；到1986年夏天，就已經達到1:150。短短半年，貶值幅度高達36.7%。更關鍵的是，看下圖，80年代末-90年代初，貿易逆差也確實持續縮小。時間再回到現在。川普要重振美國製造業，本質上也是要扭轉逆差加速擴大的局面。大家雖然猜測可能會有第二次“廣場協議”出現，但今時今日的情況明顯與過去不同。首先，截至2024年底的資料，對美順差最大的三大經濟體分別是中國、墨西哥、越南，早就不是日本。也就是說，要實現類似廣場協議的手段，必須要新興的經濟體配合美國主導的貨幣政策，尤其是排在首位的中國。得益於近幾十年的全球化，遠不再是拉幾個盟友協商就能擺明的。其次，1985年，全球進入浮動匯率制不到10年，政府干預匯市比現在簡單得多。同時，過去幾十年，全球外匯市場整體的交易額急劇膨脹，個人交易者也遠比曾經自由，不論在規模上還是調控難度上，都大大增加。……但即便有這麼多不同，大的方向走勢，或許依然能猜測一二。02兩種選擇，兩種未來現在大多數人都習慣於一個說法：日本是廣場協議的受害者，代價是失去了二十年。但是當時參與的還有英法德三國，其中德國馬克的升值幅度並不亞於日元。為什麼只有日本失去了20年？一定程度上，還是自己的問題。不必以現在的眼光去評判當時的形勢。至少在當時，達成協議是你情我願的事。首先，和美元成為世界貨幣的邏輯一樣：日元升值雖然會損害出口，但也能促進日元國際化。其次，日本民眾和全球投資者都很爽。人為拉動日元升值，就等於昭告全世界：速來，撿錢！所有人只需要買入日元，坐等升值後拋掉，即可躺賺。還炒什麼股，炒匯不香嗎？更關鍵的是，全世界的熱錢湧進日本，等著升值的這段時間，總不能幹放著吧？買房！買股票！所有人一起推高日本市場！其餘的英法德三國，雖然不如日本市場那麼火熱，不過形式大同小異。但凡事都有個度。隨著扎堆來的熱錢越來越多，日元蹭蹭蹭上漲，1年內升了80%，很快就超出了20%的預計幅度。為了避免日元過熱，1986年1月-1987年初，日本央行連續5次降息，將利率從5%遽降到2.5%。與之相對應的，美元貶值的幅度也超過了預計。若繼續下去，弊大於利，不僅會使得市場對美元信心下降，還會導致資金加速外流。怎麼解決？最直接的方法，當然是美元進入加息周期，吸引資金回流；同時，日英法德降息，刺激出口。但美國當時並不願意這麼做。因為貨幣貶值存在“J曲線”效應，對改善貿易逆差存在滯後性。彼時，貿易逆差並沒有明顯改善，貿然加息極可能引發國內經濟蕭條。所以1987年2月，G7在巴黎簽署盧浮宮協議，聯手干預匯市，確保美元兌日元、馬克的波動不超過5%。美國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都應聲而降。而此時，日本和西德的選擇卻出現了差異。盧浮宮會議之前，德國與日本一樣，為了避免馬克過熱，多次降息。但1987年2月後，德意志聯邦銀行立刻將基礎利率從3%開始上調，到1989年達到6%。等於是主動給過熱的經濟潑冷水。而日本，選擇了繼續貪，將盧浮宮會議之前2.5%的低利率，一直保持到1989年5月，維持了27個月之久。導致1987—1989三年日本貨幣供應量增速都是雙位數，達到了驚人的10.8%、10.2%和12%。而同期，日本經濟增速只有6%、4.4%、5.5%，三年平均貨幣供應量超過經濟平均增速的兩倍！大量過剩資金湧進了社會，使得資產價格暴漲。兩種選擇，造就了兩種完全不同的後果。以土地價格指數為例，1985-1989年，西德的住宅用土地價格上漲了29%。反觀日本，僅1987－1989年，城市土地價格就平均上漲103%。而同期，日本股票價格平均上漲94%，日本消費物價指數平均僅上漲3.1%。你完全能想像到當時的日本人是什麼心情。自己手中的錢不僅莫名其妙更值錢了，名下的資產也被炒到天上，突然變得空前富裕。舉國上下，都在享受這種財富大幅增長，而基本物價很穩定的泡沫狀態。那怕在聯準會在1988年3月-1989年5月連續加息，將利率從6.5%調高到了9.8%，日本依然將利率死死壓在2.5%的低水平。直接導致1989年，日本進入全面泡沫狀態。1989年5月-1990年8月，日本央行連續5次加息，將利率從2.5%直接拉倒了6%。主動刺破泡沫的時間，比德國晚2年；所用的時間，大大縮短。極端的冷熱變化導致更多事態失控，股市最多下跌了80%，樓市下跌了60%……再之後，就不必贅述了。以後，日本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越來越少，進入漫長的自我修復，直到2010年後才重拾升勢。03尾聲回顧完日德曾經的經歷，再回到現在。歷史當然不會簡單的復刻。正如上文所述，經過幾十年全球化合作，此時的國際環境與80年代有很大不同。但這些不同，並不能否定川普追求美元貶值或其他貨幣升值的可能性。假定開頭米蘭的預測真的實現。在關稅的威脅下，各大經濟體可能會在貨幣政策上做出妥協，幫助美元安全貶值，本幣升值。作為回報，曾經在日本和西德上演的經濟過熱期，將再度上演。此時，所有人都將變得更富裕，外資大量湧入也使得生意更好做。但等到多方再度達成協議，選擇權又回到自己手上。是學日本再貪兩年？還是走西德的路子？亦或者還有更好的辦法？若是前者，這一代人可能將在短時間內變得空前富裕，但代價也有前者之鑑，不可能完全復刻。還是寄希望於第三者吧。 ( 格隆 )

日本“失去的20年”表現為經濟下行且嚴重通縮，主要原因在於需求不足，日本的破局方式也是刺激需求。事後來看，學者往往在政策層面著重批評兩點：一是經濟困難時期的刺激政策力度不夠，二是經濟尚未充分恢復時就開始緊縮。 “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衰退，這或是一種小眾觀點，而“盧浮宮協議”與日本經濟泡沫的放大有一定關係。從日本處理貿易衝突的經驗教訓中可以得到啟發：不要因為國際壓力而“綁架”國內政策，國內政策目標應該處於優先地位。 無論是日本還是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快速赶超國家，都在經濟赶超的初期階段採取產業政策，通過政府“有形的手”把資源優先配置給工業部門；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需要重新調整產業政策，讓市場發揮更多力量。 日本“失去的20年”和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面臨的問題，都是居民儲蓄過高、投資意願過低，導致需求不足、增長停滯，此時最應該首先響應的是政策利率，可把政策利率盡可能地下降。現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復甦也面臨類似問題。

長期通縮的日本竟然開始通脹了，準確來說是“滯脹”，這恐怕不是什麼好事！ 數據顯示，以美元計價的日本GDP已經回到了30年前，首次低於4萬億美元，而日本的核心CPI卻漲到了2.8%，創下31年來的新高。 經濟下滑疊加通貨膨脹，就是典型的滯脹，這個階段在經濟周期裡是最難熬的，不僅民生困難，而且央行的貨幣政策對這一現像是無能為力，放鬆會加劇通脹，收緊會導致經濟下滑，滯脹會更趨嚴重。 不僅如此，以美元計價的日經平均指數今年下跌20%，日本工資也退回30年前，令日本的購買力和人才吸引力下降。

據日本NHK報導，6月13日，日元對美匯率跌破135，創下1998年10月以來的最低水平，日本股市也出現較大跌幅，日經225指數下跌3.01%，東證指數下跌2.16%。 分析人士預計，日元或將持續貶值。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表示，準備必要時對匯市波動採取適當行動，對當局干預日元貶值發出的強烈警告。 我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為抑制惡性的高位通貨膨脹，美國等大部分國家致力於提高利率，這與日本的貨幣政策截然相反，日本仍然持續保持超寬鬆的貨幣政策，投資者明顯感覺到日元與外幣的利差將繼續擴大，紛紛拋售，這是造成日元貶值的主要原因。 由於美國加息預期升溫，美國國債收益率創下2011年以來的最高值，這也刺激越來越多的日本投資機構加碼日元利差交易規模，借入日元兌換美元再投資美債，導致日元承受更大的貶值壓力。

回顧過去所有全球性的通膨，幾乎沒有出現過像是目前這種美中貿易、科技、軍事與經濟、金融對抗情勢；也沒有像COVID-19疫情，造成這次產業供應鏈斷裂，更沒有這次隱形但必然的廠商屯積行為。這跟過去中東戰爭、能源危機、顯然有很大差異。如果再把中國大陸的青山綠水，工業產品減產所推動的供給減少、輸出通膨的一箭三雕「陽謀政策」考慮進去，事實上目前通膨內部構成因素，是千絲萬縷、非常複雜。 美中對峙持續態勢，美國政策是否持續與習近平政權之穩定，對各自的利益相當重要；當時美日「廣場協議」之後，日本政經陷入混亂，每一任日本首相、面對美國市場開放、攸關汽車、農產品准入時，多幾乎束手無策。而每任首相在面對國內消費稅討論時，就又引發政黨惡鬥、最後政權更替，執政團隊換手，使得企業無所適從。但是這次美中貿易鬥爭，籌碼似乎不完全在美國手上；因為中國政權，是握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手裡。如果習近平所主導的領導團隊，多不必有四年一次的政黨輪替，那它的意志力將比日本，當時對付美國貿易報復還有力。最大的比較差異可以從、美中軍事對立與互相叫囂的互動之中僅見，當時日本根本沒以軍力與美國秀肌肉。 因此美中貿易談判要和諧收場,此次通膨就能迅速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