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AI 已向約 35 所美國公立大學銷售超過 70 萬份 ChatGPT 許可，在高等教育領域建立了顯著影響力。根據 Bloomberg 審閱的採購訂單，這些學校以每位使用者每月僅幾美元的價格獲取批次存取權，相比個人使用者 每月 20 美元 的標準費用有大幅折扣。教育管理者的態度也從最初對學術作弊的擔憂轉向將 AI 素養視為未來職場必備技能。高校部署體現 AI 技能認知轉變OpenAI 在大學市場的廣泛部署標誌著教育機構對 AI 的態度發生了顯著變化：從謹慎甚至擔憂學術不端，到認識到 AI 是未來勞動力訓練的必要組成部分。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本科教育副教務長 Anne Jones 表示：“未來不會有人選擇不使用 AI。僱主需要具備 AI 操作能力的員工。”該校已為全體師生購買了 ChatGPT 訂閱服務。競爭性定價策略推動快速採用學校購買批次訂閱服務每位使用者每月僅需幾美元，相比個人教育使用者 20 美元/月 和企業使用者 60 美元/月 的價格，具有顯著優惠。這種策略類似於科技行業長期慣例，即向學生提供折扣產品，將其培養為長期使用者，使 ChatGPT 在學生 AI 助手市場上具有顯著優勢。相比之下，微軟的 Copilot 在高校市場的滲透較為有限，教師使用比例高於學生。Microsoft 通常將 Copilot 與現有軟體捆綁銷售，但這種方式並未帶來 OpenAI 許可證模式的快速增長。從抵制到技能發展的必然性高等教育機構態度的轉變反映出對 AI 素養作為職場核心能力的認可。邁阿密戴德學院校長 Madeline Pumariega 表示：“我們感受到勞動力的迫切需求，因此制定了 AI 項目，以快速響應產業和勞動力需求。”研究顯示，AI 正以超過企業重組速度的方式改變工作崗位：48% 的製造企業主要用 AI 提升產出和效率，30% 的服務型企業用 AI 改善決策和客戶體驗。教育機構快速部署 AI 教育，旨在讓學生獲得實際操作技能而非單純理論知識，為 OpenAI 在新一代職場使用者中建立長期影響奠定基礎。 (AI Evangelist)

據路透社報導，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輝達已告知中國客戶，計畫於明年2月中旬，即中國農曆春節前向中國客戶交付其性能排名第二的人工智慧（AI）晶片H200。其中兩位消息人士稱，輝達計畫動用庫存履行首批訂單，預計發貨總量為5000至10000套晶片模組，相當於約4萬至8萬顆H200晶片。H200晶片是輝達僅次於Blackwell系列的次頂級晶片，在拜登政府時期被禁止對華出口。美國總統川普12月8日宣佈，允許輝達向“經批准的客戶”出口H200晶片，但不包括其更先進的Blackwell和即將發佈的Rubin晶片。路透社此前報導稱，美國政府已啟動跨部門審查程序，評估對中國出口H200晶片的相關許可證申請，兌現了其允許該類晶片對華銷售的承諾。不過路透社稱，能否順利交付H200晶片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中方尚未批准任何一筆H200晶片的採購訂單。輝達發言人23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我們正在持續管理供應鏈。向中國授權客戶合規銷售 H200晶片不會影響我們向全球客戶供貨的能力。”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對於是否解禁輝達對華出口H200晶片，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在內的一些白宮官員持支援態度，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折中方案，既能讓輝達與中國華為公司競爭，又不會讓中國在AI領域超越美國。不過，美國民主黨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和眾議員格雷戈裡·米克斯公開要求美國商務部公開更多許可證資訊，以評估“獲准出口的輝達晶片是否會被用於軍事領域”，並觀察美國盟友及夥伴對此的反應…… (環球時報)

導語:《商報》專訪寶馬新任採購董事尼古拉·馬丁（Nicolai Martin）。馬丁計畫更多使用中國產品，尤其看重其成本優勢，儘管這與地緣政治風險加劇的趨勢相悖。他透露德國汽車供應商面臨嚴峻的財務危機，寶馬正積極應對供應鏈中的挑戰，並大力引入人工智慧進行風險管理。圖:馬丁《商報》：尼古拉·馬丁，您成為寶馬採購主管還不到半年，第一場危機就爆發了。過去兩個月，荷蘭晶片製造商安世半導體（Nexperia）的事件主導了局面。目前情況如何？情況每天依然充滿變數。在荷蘭將安世半導體置於國家控制之下後，該公司在中國的部門繼續生產。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再次獲得這部分庫存。同時，這兩個組成部分（荷蘭和中國）運作起來就像兩家獨立的公司。它們尚未就統一的解決方案達成一致。《商報》：如何應對這種情況？從一開始，我們就每天都在更多地瞭解供應鏈的能力：我們必須盡快採用不同的方法，並與我們的供應商保持密切溝通。目前局勢略有緩和。儘管如此，我們仍在加緊尋找替代元件，並批准用於我們的生產。這與來自中國的供貨同步進行。每個合適的元件都必須到達正確的位置。這有點像電腦上的俄羅斯方塊遊戲。《商報》：您能及時完成嗎？是的。我們工廠目前運行穩定。《商報》：您從中吸取了那些教訓？我們從疫情期間的第一次晶片危機中吸取了很多教訓。例如，從那時起，我們與供應商在合同中約定，他們必須持有一定數量的半導體作為庫存。但顯然並非所有地方都做到了這一點。因此，我們的一些供應商很快就陷入了危急境地。此外，對於關鍵元件，供應商未來不僅要準備替代的供貨途徑，還要積極使用這些途徑。《商報》：您和其他人是不是太天真了？這個行業顯然非常依賴安世半導體。我們早就清楚，單憑安世半導體，就因為晶片的大量供應，我們可能會遇到問題。我們只是以為自己還有更多時間。我們此前已經與合作夥伴討論過如何減少這種依賴性。就在這種考慮過程中，局勢升級了。《商報》：如果您已經開始關注依賴性問題，那麼在其他半導體領域情況如何？對於汽車行業而言，從中國採購更密集的半導體正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因為中國的晶片市場才剛剛開始強勁增長。那裡正在建立近100個不同性能等級的生產基地。中國可以提供非常大量的半導體，我們可以從中受益。不利用這些廉價晶片將是很困難的。《商報》：你們利用了低價供應，但也意識到了依賴性。安世半導體當時也是最便宜的供應商，我們的供應商必須在經濟上進行最佳化。這種情況可能在其他晶片上重演。雖然其他製造商也能提供這些元件，但價格嚴重影響了選擇。我們必須仔細權衡低成本帶來的機遇和隨之而來的風險。《商報》：考慮到荷蘭和中國之間的政治緊張關係，柏林可能會對這種做法持批評態度。我們當然也與全球其他合作夥伴保持著密切交流。其中也包括如何確保我們的競爭力。然而，答案絕不能是完全排除在中國的機會。我們也非常樂意見到歐洲供應商的競爭力得到支援。《商報》：那麼是否應該將歐洲市場封閉起來？這不是封閉。如果只是一味地提高針對中國的韌性，將導致我們相對於中國製造商的競爭力進一步下降。作為一家全球性公司，我們無法完全消除風險，而且尋求與中國完全脫鉤是沒有意義的。恰恰相反。《商報》：總體而言，除了晶片和軟體之外，中國供應商對你們來說有多大吸引力？來自中國的供應商對我們來說很有吸引力已經很久了，我們從中國採購的量一直很大。不僅是為當地市場，也是為全世界供貨。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電池電芯。但在內飾和外飾方面，中國也是一個重要的供應商市場。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本地生產的一切對我們都有吸引力，同時也是因為其非常穩定的質量。《商報》：一個供應商需要滿足那些標準才能成為寶馬的合作夥伴？技術能力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成本結構和創新能力。為了確保我們的寶馬、迷你和勞斯萊斯品牌擁有最好的產品，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大量創新，還需要在正確的時間、以正確的質量和合適的成本實現創新。《商報》：汽車製造商向供應商下訂單、角色明確的傳統模式是否已經過時了？為了保持長期的競爭力，我們必須建立額外的合作形式。我們不能再過多地以客戶和供應商的關係來思考，而應該更多地朝著真正的戰略夥伴關係方向發展。《商報》：您能具體說明一下嗎？我們必須更全面地考慮價值創造，更好地利用跨越公司界限的行業智慧。這樣我們才能對未來形成共同的戰略願景。我們正以日本模式為導向：長期、戰略性的夥伴關係在那裡早已受到重視。《商報》：在過去的幾個月裡，你們已經達成了這樣的夥伴關係嗎？我們正在一些具體的採購項目中落實這一點。我們必須對供應商的專業知識和知識更加開放。《商報》：迄今為止，你們主要與德國和歐洲供應商合作。在行業中，我們看到裁員和供應鏈困難。情況有多嚴重？非常嚴重。我們定期審查供應商的財務穩定性。發現存在嚴重困難的案例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商報》：有多少這樣的案例？這無法用具體的數字來表達，但趨勢是明確的。《商報》：我們已經觸底了嗎？我希望我們已經達到了最低點。《商報》：這聽起來像是一場漫長的危機。我們經常在進行危機管理。我們有2700個直接供應商，他們又連接著65000個二級供應商，而在第三級則達到了六位數的範圍。這對我們產生了影響。我們必須提供支援，以確保供應。而且我們必須轉移訂單——不是因為我們想尋找其他供應商，而是因為我們必須尋找其他供應商。《商報》：寶馬如何將這些負擔降到最低？未來，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決定與那些合作夥伴合作。我們必須在問題發生之前識別它們。這涉及到我們合作夥伴的財務穩定性、產品質量、他們自己的供應鏈以及地緣政治的韌性。《商報》：你們可以深入到供應鏈的那個層面？風險管理是一個日益重要的話題。你可以將其想像成一個再保險公司。我們必須為自己抵禦各種風險。但我們無法完全避免它們。我們必須評估它們發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它們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同時，我們也在考慮可以採取那些措施，以及這些措施會帶來那些成本。《商報》：您如何為自己規避風險？我們對最大的風險進行排序，並針對它們進行規避。對於其他風險，我們必須承受並進行觀察。如果情況發生變化，我們會做出反應。但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風險。《商報》：風險管理是資料密集型的。保險公司會使用龐大的模型。寶馬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持續使用人工智慧和人工智慧代理在這裡是一個巨大的機會。我們可以更高效、更快速地處理資料，並獲得有關風險管理的重要見解。《商報》：您讓人工智慧來評估你們的風險嗎？我們正在努力為這些問題實施人工智慧代理，在這種情況下，就是針對韌性的人工智慧代理。它將使用我們收集的資料進行訓練。這樣它就能幫助我們掌握複雜的局面。無論是關乎成本還是地緣政治的關聯。尤其是在當前這樣的時期，能夠快速獲得應對行動的初步建議是非常有幫助的。當然，你不是按一個按鈕就能決定一切。但你必須擁有這樣的槓桿。這能讓我們的領導力更出色。《商報》：除此之外，人工智慧對一個大型公司的新任董事會成員還有什麼建議？這份工作意味著我需要對戰略進行深入思考。通過人工智慧助手，我可以獲取全球知識。這些助手通過一個獨立的雲環境與我個人的寶馬知識庫相連。例如，如果我在去參加中國戰略研討會的路上，向人工智慧提問是很有價值的：華北與華南有什麼不同？那些品牌在那裡很受歡迎？那個地區對那種車漆顏色需求更大？人工智慧可能會建議我針對不同地區定製不同的車型：華北地區可能是黑色汽車，而華南地區可能是配有深藍色皮革的白色車型。這些資訊極大地提升了討論的水平，並帶來了更多的考量維度。《商報》：您在公司內部如何推動人工智慧的使用？我已經把它列為我部門的首要任務。我每周一都會和我的領導團隊開一個半小時的會。我們正在研究在那些地方使用人工智慧是合理的。寶馬每年的採購額約為900億歐元。如果我們對供應商的產能利用過多或過少，就會產生靈活性的成本。因此，我們正在開發另一個人工智慧代理：靈活先生或靈活女士（Mr. oder Mrs. Flexibility）。他們將幫助我們降低這類成本。《商報》：通過“靈活女士”和用於韌性的人工智慧代理，你們能節省多少員工？人工智慧的使用更多地意味著員工可以將他們的能力更多地應用到其他領域。這創造了以前不存在的自由空間。而且我們可以發掘以前未被利用的潛力。《商報》：馬丁先生，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德國派)

[編者按] 據媒體報導，近日，美國國防部啟動了一項新計畫，將在未來兩年內斥資10億美元，為軍方“快速、低成本”採購34萬架自殺式無人機。分析人士指出，五角大樓的這次豪賭，遠不止是一次簡單的裝備採購，它深刻反映了美國高層的戰略焦慮。無人機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現代戰爭的作戰方式和戰略思維。其低成本、高效率和廣泛適應性使其成為各國軍事力量爭奪的焦點。在無人機蜂群戰術面前，即便是美國，其傳統防空系統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反無人機防禦體系的建構，不僅涉及傳統防空系統的更新換代，還需要整合感測器、主動防禦、非動能打擊等多層次手段，以應對小型、低速、難以探測的無人機攻擊。這一領域的技術發展和戰術創新，正成為全球軍事力量佈局的新焦點。對此，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發佈的《對抗蜂群：無人機時代聯合體系的軍事防禦》報告，嘗試從美國的視角切入，圍繞反無人機戰爭中的的軍事防禦體系展開介紹，一方面評估美國國防部在反無人機技術領域的投資和裝備採購情況，另一方面討論美軍在中東、紅海等地區應對無人機攻擊的實戰案例，並在此基礎上，圍繞印太地區無人機戰爭進行軍事推演。文章最終強調，無人機已重塑現代戰場，但美軍反制能力仍滯後，“即使擁有最先進的系統，若無法防禦無人機群，一切都將失效”。為便於國內各界把握形勢之變，知己知彼，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批判性閱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對抗蜂群：無人機時代聯合部隊的軍事防禦▲ 圖源：報告原文1   無人機重塑現代戰爭形態在現代戰爭的歷史上，可能從未出現過像無人機這樣的武器，可以憑藉極低的部署成本，打破軍事強國對空中打擊力量的完全壟斷，深刻改變戰爭過程中的攻防邏輯。實際上，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在空戰力量和精確打擊能力方面一直保持著幾代人的領先地位；然後，隨著廉價的軍事無人機在戰場上的大規模應用，這一壟斷格局可能將被徹底打破。無論是非國家行為體或是大國軍隊，均能通過批次部署無人機，將精確打擊能力轉化為普遍戰力，使現代戰爭進入“全民精確打擊”的新紀元。無人機的實戰威力已在多場戰爭和衝突中得到有效驗證，這些實戰案例充分揭示了無人機戰爭參與的核心特徵：其一，無人機的成本優勢顛覆傳統戰爭經濟邏輯。例如，伊朗“沙赫德-136”無人機單價僅2萬至5萬美元，大疆Mavic3商用無人機更是低至2000美元，而美軍攔截此類目標常動用單價數十萬美元的“郊狼”攔截器，甚至百萬美元級的防空導彈，這種“低成本攻擊-高成本防禦”的失衡，迫使防禦方重新審視戰爭資源配置。其二，無人機批次部署與戰術多樣性形成飽和威脅。敵方可通過“蜂群戰術”或“脈衝式攻擊”，耗盡防禦方攔截彈儲備、撕裂防空體系；同時，無人機可搭載手榴彈、反坦克彈藥等不同載荷，執行偵察、誘騙、自殺攻擊等多元任務，適配從城市巷戰到遠洋對抗的各類場景。其三，無人機自身的物理特性可規避傳統防空盲區。1至3類小型無人機體積小、飛行速度慢、雷達反射截面低，傳統針對高速高空戰機設計的防空雷達難以探測；部分無人機還採用慣性導航、超低空飛行或光纖操控技術，規避電磁干擾與雷達探測，進一步削弱傳統防空系統效能。其四，無人機的威脅範圍全域化延伸。無人機不僅在海外戰場構成直接威脅，更滲透至美國本土——美國國內軍事基地遭遇無人機入侵事件顯著增加，使“本土防禦”與“海外作戰”的界限逐漸模糊。因此，無人機的軍事化徹底打破了傳統戰爭的攻防平衡，其帶來的不僅是武器裝備的革新，更是作戰理念的重構。傳統依賴“高端裝備壟斷”的軍事優勢不再穩固，“數量優勢”與“技術創新”的結合成為新的制勝關鍵；防空體系從“重點防禦高端目標”轉向“全域應對多元威脅”，而單一軍種的防空責任擴展為所有作戰單位的自衛需求。這種變革對美軍長期依賴的空中優勢和精確打擊主導地位構成嚴峻挑戰，也使無人機防禦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核心議題。2   美國如何構造反無人機體系？反無人機體系的軍事部署需建構出一套專門針對無人機攻擊特點的完整的防禦體系；而這一過程需要依賴多類型感測器、分層主動防禦系統與被動防護措施的整合化協同整合，才能最大限度覆蓋小型低速無人機、大型遠端無人機及叢集攻擊等多元場景，形成“感測器探測-主動防禦攔截-被動防禦兜底”的完整軍事防禦鏈條。（一）探測系統：主動感測器與被動感測器探測是反無人機作戰體系中的首要環節，也是最困難的一環。其需通過主動與被動兩類感測器的協同，實現對無人機的遠距離發現、精準定位與敵我識別。因此，感測器的性能高低直接決定了防禦方是否有充足時間啟動反制措施，其核心價值在於填補傳統防空雷達對小型低速目標的探測盲區，為後續攔截創造有利的窗口。在實戰中，探測器主要分為主動感測器和被動感測器兩大類。主動感測器通過發射能量並接收反射訊號實現探測，優勢是定位精度高、可提供即時軌跡資料，能直接引導火力系統實施攔截，但缺點是發射訊號易暴露自身位置，且受電磁干擾、地形遮擋影響較大。其中，作為主動感測器的核心，雷達是傳統防空體系的基礎，也是反無人機作戰中遠距離探測的關鍵裝備。根據功能不同，反無人機雷達可分為早期預警雷達與火控雷達：早期預警雷達以被動式工作模式為主，能實現遠距離探測與火控引導，需依賴預先電磁頻譜勘測和充足背景輻射環境，可在廣闊區域識別潛在目標，且難以被敵方定位，但對低空低速小型無人機的探測精度有限；火控雷達為主動式工作，具備精確多目標跟蹤能力，抗干擾性強且可全天候24小時運行，能為攔截武器提供精準火控資料，但受尺寸、重量和功耗限制，機動性較弱，對低空、低速、小型無人機的探測距離短，且易受雜波干擾產生誤報。被動感測器無需發射能量，僅通過捕捉無人機自然釋放的能量實現探測，優勢是隱蔽性強、不易被敵方發現，成本低且部署靈活，可彌補主動感測器易暴露的缺陷，但缺點是解析度較低、定位精度有限，需依賴多裝置協同才能實現精準追蹤。其中，聲學感測器主要通過麥克風捕捉無人機發動機產生的特有聲波實現探測。這類感測器成本低廉、功耗需求低，可通過多靜態三角測量實現二維方位跟蹤，適合部署於基地、哨所等固定區域，但探測距離短，易受聲學污染影響，且需建立無人機聲學特徵庫才能精準識別目標。而射頻感測器：通過天線識別無人機與操作員之間的無線電控制訊號，可同時追蹤多個目標並測算無人機及操作員位置。射頻感測器無需發射訊號，隱蔽性強，且對商用改裝無人機的探測效果顯著，可快速察覺臨近的無人機威脅，且不會因發射訊號暴露自身位置。但這類感測器對預程式設計自主無人機無效，且需接入包含無人機射頻特徵的最新資料庫，才能實現精準定位與識別。總體而言，在實戰中對於無人機的探測，無論是採用主動還是被動感測器，單一使用均存在嚴重缺陷，其中主動感測器中的雷達易暴露，而被動感測器精度不足。因此，在實戰過程中需通過多感測器融合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探測。（二）主動防禦：動能防禦系統和非動能防禦系統在探測到敵方的無人機攻擊後，需立即採取防禦措施，包括主動防禦和被動防禦。其中，主動防禦是反無人機作戰的核心環節，是指通過動能打擊或非動能干擾，直接摧毀地方無人機或阻止其完成任務。此時需要需根據無人機類型、攻擊規模選擇適配的反制手段，核心目標是在無人機抵達目標前終止其威脅。在這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控制攔截成本，避免出現“用百萬美元導彈打千美元無人機”的資源浪費。一方面，主動防禦可通過動能防禦系統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打擊。動能防禦通過發射炮彈、火箭彈、導彈等直接撞擊或引爆無人機，具備技術成熟、實戰驗證充分的優勢，可覆蓋短中長不同射程，但缺點也十分明顯，即需消耗實體彈藥，成本隨射程增加而顯著上升，且面對蜂群攻擊時易因彈藥耗盡失效。火炮系統以高射速、低成本為核心優勢，適合應對短程小型無人機，是近程防空的基礎裝備。火炮通過密集彈幕形成攔螢幕擷圖障，若搭配雷射測距儀或火控雷達鎖定目標，再使用增強型近炸破片彈藥，可大幅提升對小型機動性無人機的殺傷機率。但火炮的射程有限，對高速或高機動性無人機的攔截效果較差，且需持續補給彈藥，難以應對長時間蜂群攻擊。火箭彈系統的射程優於火炮，成本低於導彈，適合作為中短程動能攔截手段，可通過托盤式發射裝置安裝於車輛、艦船等平台，具備一定機動性。但火箭彈系統的缺點是精度依賴制導技術，無制導火箭彈對遠距離目標的命中機率低，且需配套發射平台，機動性受限於載具。而導彈系統的射程最遠、精度最高，適合應對中大型無人機、巡航導彈等高端威脅，但成本極高，難以大規模使用。反無人機無人機則是通過自主或遙控方式撞擊敵方無人機，具備預先部署、持續巡邏的優勢，成本介於火箭彈與導彈之間，適合應對中短程單機或小規模無人機群。這類系統需具備超越目標無人機的速度與續航能力，反無人機無人機的缺點是速度低於導彈，面對高速無人機時攔截難度大，且續航能力有限，需頻繁更換電池或燃料，難以應對長時間作戰。另一方面，非動能防禦也能實現對無人機的主動防禦。非動能防禦通過電子干擾、定向能等技術，無需實體彈藥即可癱瘓無人機，具備“無限彈匣”、“單次成本低”的優勢，適合應對蜂群攻擊和大規模威脅，但技術成熟度較低，部分系統仍處於原型測試階段，受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包括電子戰系統，這是通過干擾或欺騙無人機的通訊、導航訊號，迫使其中斷任務或偏離航線，是應對商用改裝無人機的核心手段，主要包括無線電訊號干擾與GPS欺騙兩類。無線電干擾器可破壞無人機與操作員之間的控制訊號，迫使無人機返航或墜毀。此外還有定向能武器，其包括高能雷射與高功率微波，是指通過能量束摧毀無人機電子元件或機身結構，是應對蜂群攻擊的最具潛力手段。高能雷射武器通過聚焦雷射束灼燒無人機，單次成本僅數美元，且無需彈藥儲備；但該系統射程僅數公里，屬於末端防禦手段，且可能誤傷友方電子裝置，需謹慎部署。（三）被動防禦：降低無人機攻擊影響與主動防禦不同，被動防禦是指不直接攔截或摧毀無人機，而是通過隱蔽目標、減輕損傷、消耗敵方資源，提升作戰韌性，確保即便部分無人機突破主動防禦，也無法造成重大損失。被動防護被視為是反無人機作戰的“最後一道防線”，尤其適合應對無人機群的小規模滲透攻擊，與主動防禦形成互補。首先是偽裝與隱蔽，通過掩蓋目標的視覺、熱訊號、雷達特徵，使無人機難以識別定位，包括煙霧彈、多光譜偽裝網、塗料等手段。煙霧彈可暫時干擾無人機的光學感測器，為部隊轉移爭取時間；多光譜偽裝網能遮蔽視覺、熱能及雷達訊號。基礎偽裝技術成本低廉、部署靈活，對配備基礎光學感測器的無人機效果顯著，但面對具備人工智慧電腦視覺演算法的先進無人機，易被識別突破，需搭配其他防護手段。其次，防禦工事與防護裝備是指通過物理屏障抵禦無人機攻擊，減輕爆炸、彈片造成的損傷，包括掩體、防爆牆、籠式結構、裝甲等。掩體可提供頂部防護，抵禦無人機攜帶的小型炸彈；籠式結構與網狀防護輕便且用途廣泛，可安裝於車輛、建築頂部，攔截低空飛行的無人機；車輛加裝額外裝甲可抵禦小型爆炸物，但會增加重量、降低機動性，且仍存在脆弱點。最後是誘餌與欺騙，通過部署假目標消耗敵方無人機與彈藥，誤導敵方攻擊決策，分為低保真誘餌與高保真誘餌。低保真誘餌成本低廉、可批次生產。高保真誘餌具備熱訊號、雷達訊號和無線電訊號特徵，可模擬真實裝備，但成本較高，數量有限。誘餌系統的核心價值是打亂敵方目標鎖定流程，降低真實裝備被攻擊的機率，尤其適合應對無人機偵察與精確打擊結合的戰術。3   美國反無人機體系建設預算上限（一）反無人機軍事體系建設的資金投入和分配情況近十年來，美國國防部圍繞反無人機體系建設持續投入資源，支出規模呈增長態勢，但整體投入呈現出一種“應變性驅動”特徵，尤其是缺乏長期穩定的戰略規劃，且資金分配存在“重傳統裝備、輕新興技術轉化”、“重短期需求、輕長期儲備”的失衡問題。首先，從投入規模來看，2015至2025年間，美軍反無人機相關支出實現倍數增長。2015年，聯合部隊在反無人機能力採購上投入約48億美元，主要用於採購“愛國者”等成熟防空導彈系統及傳統火控雷達；到2025財年，五角大樓計畫再投入約74億美元，重點轉向短程防空系統、定向能武器及人工智慧指揮控制技術。這十年間，美國軍事支出經歷了兩次顯著激增：第一次是在2018年，受“堅定決心行動”中伊斯蘭國大規模使用商用無人機襲擊美軍的刺激；第二次是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無人機在戰場的主導性作用促使美軍加大對烏克蘭傳統防空系統及反無人機技術研發的間接投入。其次，從資金分配結構來看，美軍投入呈現三大特點：一是優先保障傳統防空系統採購，專用反無人機裝備佔比偏低。儘管反無人機任務被列為最高優先順序，但五角大樓長期依賴改進型傳統防空系統應對無人機威脅，這些系統設計初衷並非針對無人機，效能有限。二是新興技術研發投入高，但轉化為實戰能力慢。過去十年，美軍在定向能武器領域投入巨資，截至2025年，尚無任何一款定向能系統實現全面作戰部署。三是美國針對反無人機軍事體系建設的費用支出，存在應急性傾斜，長期儲備不足。美軍反無人機投入多受短期作戰需求驅動，缺乏對攔截器庫存、機動防禦系統等長期能力的規劃。（二）美軍採購反無人機裝備的進展美軍各軍種根據自身作戰需求，形成了差異化的反無人機投入重點，但均面臨“裝備適配性不足、部署規模有限、技術整合難”的共性問題，尚未形成全域協同的反無人機防禦作戰體系。其中，陸軍作為反無人機任務的執行機構，投入重點集中在地面部隊防護與短程防空系統建設，是反無人機裝備採購的主力，但存在“固定系統多、機動系統少”、“原型測試多、實戰部署少”的問題。在定向能系統建設領域，陸軍重點推進IFPC-HEL和IFPC-HPM項目，前者計畫開發300千瓦雷射武器，但2025財年預算中陸軍削減了該項目48億美元撥款；後者雖在2025年菲律賓巴利卡坦演習中成功測試，卻因投入時間晚，尚未形成量產能力。此外，陸軍反無人機系統採購量波動顯著，2021年“郊狼”攔截器採購量充足，2022年卻驟降至172架，2024年計畫組建的九支反無人機連隊，配備的“郊狼”發射裝置幾乎全部為固定式，無法為機動步兵部隊提供防護，難以適配分散作戰需求。海軍的投入聚焦於水面艦隊防空與電子戰能力，依託宙斯盾系統建構多層防禦體系，技術整合度較高，但缺乏專用反無人機動能攔截器，依賴傳統導彈導致成本過高。海軍在反無人機領域的核心優勢是其成熟的分層防空系統，驅逐艦和巡洋艦配備SM-2、SM-3、SM-6等遠端防空導彈，ESSM、RAM等短程導彈，以及5英吋艦炮、20毫米近防武器系統，形成從數百英里到數公里的攔截覆蓋。然而，海軍反無人機投入存在兩大短板：一是缺乏專用低成本攔截器，長期依賴昂貴的防空導彈應對無人機，導致成本失衡；二是艦載定向能系統進展緩慢。整體來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的投入相對滯後，空軍側重基地固定防護，海軍陸戰隊聚焦機動防空，但兩者均面臨裝備部署不足、能力覆蓋有限的問題。最為關鍵的是，美軍各軍種反無人機投入呈現“各自為戰”的特點，缺乏統一的協同規劃，導致裝備互操作性不足、資源重複建設。這種“碎片化”的建設模式，極大地削弱了美軍應對大規模、跨域無人機威脅的能力，也成為其反無人機體系建設中的核心短板。4   美國陸、海軍反無人機能力弱嗎？（一）中東行動中美國陸軍反無人機的實戰案例2023年10月哈馬斯與以色列戰爭爆發後，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地面部隊成為伊朗支援民兵組織的主要襲擊目標。武裝分子的攻擊武器涵蓋迫擊炮、火箭彈及短程導彈，但自殺式無人機是其首選，這類固定翼單程攻擊無人機具備數百英里自主飛行能力，精準鑽了美軍防空體系的漏洞。在此背景下，美國陸軍第10山地師第2旅戰鬥隊承擔了防禦該地區超半數美軍基地的任務，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展開了系統性的反無人機行動，成為陸軍反無人機實戰經驗的核心來源。行動初期，美軍陸軍的反無人機應對暴露出明顯短板。2023年10月，伊拉克西部阿薩德空軍基地首次遭遇無人機襲擊時，防禦體系反應遲緩且混亂：基地防禦作戰中心對首架來襲無人機的處置遲緩且猶豫不決，因標準操作規程要求必須通過目視確認威脅目標才能交戰，而攻擊過程中耗時過長未能完成確認，導致該無人機雖受損仍撞毀飛機庫；同日，敘利亞南部坦夫駐軍基地遭遇兩架單向攻擊無人機襲擊，雖最終擊毀第二架，但首架無人機的突破已暴露防禦流程的僵化。彼時，陸軍部隊普遍缺乏針對無人機威脅的專項訓練，多數負責攔截的士兵並非防空專業人員，且各基地配備的反無人機系統呈非標準化且種類繁雜的狀態，八座基地的防禦裝備組合各不相同，涵蓋固定式低空慢速小型無人機綜合防禦系統、高能雷射器、低功率武器系統及英國研發的兩款動能攔截器，這些裝備處於不同開發階段，性能差異顯著，部分原型機甚至未經過充分實戰驗證，難以形成統一高效的防禦合力。為扭轉被動局面，該旅在指揮官斯科特·溫斯上校的主導下，推行了一系列針對性改進措施，成為其後續取得高攔截率的關鍵。首先，賦予基層軍官決策權並強化專項訓練。溫斯上校打破傳統指揮層級限制，讓一線軍官直接負責來襲無人機的應對決策，同時額外安排反無人機系統操作訓練，確保士兵熟悉不同裝備的使用場景。其次，開展“中央司令部融合計畫”。在阿薩德空軍基地進行反無人機裝備與戰術的實測實驗，即時根據戰場反饋調整方案。最後，最佳化敵我識別流程以縮短決策時間。鑑於原“探測識別標準”耗時過長，部隊將識別標準調整為基於“位置、方位角、高度、距離和速度”的程序化判斷；所以，若某空中目標出現在美軍飛機不該出現的區域，且以已知敵方無人機的速度和高度朝基地方向飛行，即判定為敵對目標並可實施攔截，這種被稱為“鴨子測試”的簡化流程，為防禦部隊爭取了關鍵的攔截時間，大幅降低了無人機突破機率。在裝備與戰術的適配下，該旅的反無人機行動取得顯著成效。在無人機襲擊最密集的四個月內，他們成功擊落了防衛的八座基地所遭遇的115架無人機中的93架，攔截成功率高達80%，成為防禦效果最佳的基地。不過，此次行動的成功也依賴於“威脅規模有限”的客觀條件：武裝分子的攻擊雖頻繁但強度較低，每次僅1-2架無人機來襲，最大規模的一次也僅為五架“沙赫德-136”在15分鐘內分批攻擊，且未出現無人機與巡航導彈、彈道導彈混合編隊的複雜齊射，這使得陸軍有足夠精力應對單一類型威脅。當然，此次實戰也暴露了陸軍反無人機體系的深層短板，為後續改進提供了方向。一是早期預警能力不足。多數雷達探測距離僅4英里，導致防禦方需在不到一分鐘內完成“探測-識別-攔截”全流程，容錯空間極小。二是自動化水平低下。從探測無人機、判定敵意到實施攔截的全過程完全依賴人工操作，需在30秒至2分鐘內完成，面對大規模蜂群攻擊時極易因操作員疲勞或誤判失效。三是分散部署導致後勤保障壓力大。美軍需幾乎每天調動稀缺的“郊狼”攔截器，才能確保八座基地的防護覆蓋。（二）紅海行動中美國海軍反無人機的實戰案例2023年11月至2025年5月的紅海之戰，是美國海軍應對大規模無人機威脅的標誌性實戰場景。為回應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行動，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裝以打擊以色列關聯船隻為名，對紅海這條連接歐洲、中東和亞洲的關鍵海上貿易通道發起襲擊，據國際戰略研究所資料，胡塞武裝共發動315次針對船舶的攻擊，其中無人機與導彈協同作戰成為主要手段。美國海軍以阿利·伯克級驅逐艦為核心，聯合空軍戰機建構多層防禦體系，在18個月的行動中擊落約480架胡塞武裝無人機，這一戰績的核心源於海軍建構的“分層防禦體系+多域協同”作戰模式。首先，美國海軍的分層防禦體系以宙斯盾作戰系統為核心，整合了遠中近程多類型武器，形成覆蓋數百英里至數公里的攔截網路。遠端防禦層面，驅逐艦和巡洋艦配備SM-3、SM-2、SM-6等防空導彈，其中SM-6可在數百英里外攔截無人機與彈道導彈，而中程防禦依賴進化型海麻雀導彈和RIM-116滾動式導彈，主要應對突破遠端防線的無人機與巡航導彈；近程防禦則由5英吋艦炮和20毫米近防武器系統構成，成為艦艇的最後一道屏障。此外，海軍還靈活運用電子戰系統，多艘艦艇通過干擾無人機指揮訊號或導航系統，挫敗了胡塞武裝的攻擊，避免了動能武器的消耗。其次，多域協同是海軍反無人機行動的另一核心優勢，海軍艦艇與空軍戰機、預警機形成高效聯動，拓展了防禦覆蓋範圍與響應速度。這種“艦艇探測+預警機引導+戰機攔截”的協同模式，不僅彌補了單艘艦艇的探測盲區，還能將防禦線外推至數百英里，為艦艇爭取更多反應時間。此外，2024年1月起，美國與英國啟動“發射前打擊”行動，通過空襲摧毀胡塞武裝尚未發射的無人機和導彈發射裝置，從源頭減少威脅。此外，海軍在行動中還展現出快速學習與戰術迭代的能力，宙斯盾系統收集的數位化雷達資料成為關鍵支撐。行動初期，海軍對交戰過程的分析需耗時近40天，但通過最佳化資料傳輸與分析流程，到行動後期已能常規性地在48小時內完成復盤，提煉最佳戰術並調整裝備參數——例如針對胡塞無人機的飛行軌跡特點，調整SM-6導彈的攔截參數，提升命中精度；根據無人機低空飛行的習慣，最佳化艦載雷達的低空探測模式，減少雜波干擾。同時，海軍還針對成本失衡問題進行戰術探索，而空軍也配合調整戰術。不過，紅海之戰也暴露了海軍反無人機體系的顯著短板，其中成本與彈藥儲備問題最為突出。行動期間海軍總耗資逾十億美元，導致防空導彈庫存處於危險低位。而胡塞武裝顯然採取了“費邊戰略”，試圖通過持續消耗美軍彈藥，最終利用庫存不足或兵力優勢突破防禦——這種低成本無人機消耗高價值導彈的困境，成為海軍後續需解決的核心問題。總體來看，紅海之戰中的海軍反無人機行動，既驗證了分層防禦與多域協同的有效性，也凸顯了成本控制、彈藥儲備、戰術迭代的重要性。5   印太地區無人機戰爭預測對於美國而言，伊朗製造的無人機雖在中東造成嚴重威脅，但其技術水平與中國先進的進攻性無人機系統相比，仍存在明顯差距。中國部隊將無人機視為建設“世界一流軍隊”的核心要素，高度重視無人機的生產與部隊整合。因此，在可能爆發的台海衝突中，如果美軍強行介入，其面臨的不僅是中國的導彈和有人駕駛戰機，更需應對規模急劇擴張的無人機編隊對美軍基地及分散作戰行動的威脅。儘管部分無人機的效能或許不及先進導彈，但中國龐大的無人機儲備，足以在印太地區的持久戰中對美軍力量形成壓制與摧毀之勢。面對中國在無人機領域的快速發展，美國新安全中心（CNAS）防務團隊開展了一次軍事推演。此次推演設定在軍事衝突爆發的第42天，假設美軍（藍方）與中國（紅方）均已耗儘先進遠端導彈及遠端防空攔截彈儲備。在此情境下，紅方計畫動用無人機壓制並摧毀在第一島鏈內作戰的美軍部隊。由於研究重點聚焦美國反無人機能力，推演被設計為單方面規劃演練。紅方針對三支代表美國軍事規劃者的藍方團隊發起攻擊，藍方團隊需完成兵力部署與防空計畫制定任務。推演的核心目標是探究這些防禦系統在印太地區特定戰術場景中的協同效能，識別美軍反無人機行動中的短板與挑戰。藍隊需應對兩個獨立的戰術場景。第一個場景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近岸團在南琉球群島與那國島執行遠征前沿基地作戰。在此場景中，假設紅方發起了三次不同類型的攻擊：首輪為3輪齊射，每輪6架遠端螺旋槳驅動自殺式無人機，按預設飛行路徑飛行，間隔2分鐘，目標為固定燃料補給點及運輸發射車（TEL）的隱蔽部署位置；第二輪攻擊由1艘無人水面艇（USV）搭載小型空中無人機，包括軍用級巡弋武器（第二類無人機）及第一人稱視角（FPV）自殺式無人機，目標為配備軍用無人機的雷達與TEL，且FPV無人機會追獵美軍部隊；第三輪攻擊是約220架FPV無人機組成的自主、自癒、異構群集，包含5架可各搭載4架FPV無人機的大型“母艦”多旋翼飛行器，以及200架配備3磅炸彈的高速FPV無人機，由無人機艇部署武裝FPV無人機及搭載FPV的母艦級多旋翼機發射，目標為雷達與移動發射裝置。第二個場景是美軍戰鬥機在陸軍防空部隊支援下，於菲律賓棉蘭老島分散部署的空軍基地實施敏捷作戰部署（ACE）。紅方在該場景中同樣發起三輪攻擊：首輪為4輪齊射，每輪5架噴氣無人機，間隔1分鐘，從海南島由卡車發射，目標為燃料庫或跑道；第二輪是35架渦輪風扇自殺式無人機實施復合攻擊，同時配合4枚巡航導彈和1枚空射彈道導彈，卡車從海南島發射無人機，H-6戰機投射彈道導彈，艦載發射的CJ-10巡航導彈在中國受控空域發射，CJ-10巡航導彈瞄準燃料儲存或解除安裝點，優先攻擊目標為F-35部署點；第三輪為30架配備自癒式網狀結構、可同時發射的自主渦輪風扇自殺式無人機，由海南島發射卡車發射，目標為F-35戰機。此次桌面推演清晰揭示了未來無人機對美國的挑戰與當前中東及烏克蘭戰場所見的挑戰的顯著差異。這種差異不僅源於紅方無人機在規模與精度上的提升，更因印太地區的群島特性及島嶼間的廣闊距離，對美軍反無人機行動構成了嚴峻考驗。紅方的無人機具備破壞美軍行動、壓垮防禦體系並擾亂後勤保障的能力。憑藉廉價無人機，紅方可持續打擊第一島鏈內的美軍，軍用級遠端自殺式無人機能執行遠端打擊任務，小型無人機可由遠端飛機或無人水面艇投送，且由“母艦”無人機系統或無人水面艇（USV）部署的FPV無人機和自殺式無人機，其機動性可形成360度全方位威脅。第一類和第二類無人機的普遍性與龐大數量，意味著突破美國防空系統的無人機是不可避免的。這就要求美軍建立強大的被動防禦體系，尤其在空軍基地等固定據點，以應對包括無人機在內的各類空中威脅。通過協同運用主動與被動防禦體系，美軍能夠吸收並減輕無人機攻擊造成的部分影響，同時繼續開展進攻性作戰行動。在印太地區，美軍需分散部署於相距數百乃至數千英里的多個群島國家。分散部署雖能提升部隊生存能力，但駐地間距過大會導致對短程防禦系統的需求大幅增加。多數專用反無人機系統屬於短程類型，因此美軍希望防禦無人機攻擊的每個據點，都需配備獨立的分層整合式感測器與效應器系統。由此可合理推斷，印太地區衝突中對短程反無人機系統的需求將顯著增長。保護分散部署部隊免受無人機攻擊的關鍵，在於儲備大量短程動能攔截器，並制定完善的補給計畫，這也是美國爭議性後勤計畫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分散部署部隊提供足夠攔截器以持續開展反無人機作戰面臨諸多挑戰，而紅方擁有足夠數量的無人機可發動數百次攻擊。在推演設想的各類攻擊浪潮中，美軍面臨嚴峻考驗。當然，分散部署的部隊並不等同於機動部隊。在上述兩個推演場景中，藍軍部隊均配備了機動性各異的反無人機系統。然而，當前系統在管理反無人機系統的電磁輻射方面仍面臨挑戰。即便實施既定的改進計畫，若缺乏高功率微波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的支撐，美軍仍將難以應對大規模脈衝式齊射、複雜攻擊及自主蜂群作戰。當防禦系統逐個攔截來襲無人機時，終將面臨飽和狀態——要麼因耗盡攔截器而無法繼續攔截，要麼因無法快速重新瞄準而失效，最終導致無人機在撞擊目標前無法被有效攔截。為應對大規模複雜攻擊，美國的感測器與攔截器必須無縫整合到自動化的人工智慧指揮控制系統中。隨著無人機攻擊規模從數架擴大到數十架乃至數百架，美軍防禦者必須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內對多重威脅作出快速反應。鑑於攔截無人機時對決策速度的極高要求，美軍需要人工智慧系統最佳化射擊選擇，並在不同防禦平台間協調響應。但即便配備了人工智慧增強的指揮控制系統，當防禦系統逐個應對來襲無人機時，在某個臨界點仍會陷入飽和狀態。防禦系統可能耗盡攔截器，或因無法快速重新瞄準而無法在無人機撞擊前完成攔截。高功率微波是目前唯一能有效應對小型無人機群大規模攻擊的手段，但該技術僅適用於極短距離作戰，不宜單獨部署，而應作為末端防禦層。因此，美國應持續投資於高解析度被動感測器，這將使美軍能夠在更遠距離上探測並鎖定來襲無人機，且無需主動發射訊號，降低了自身暴露的風險。在戰術訓練演習中，參與者探討了利用蜂窩基站網路作為被動感測器，並通過先進電腦處理生成高解析度軌跡的方案。儘管該方案在現實中可能面臨諸多實施難題，但具備足夠探測距離和精度的被動感測器，對於實現對無人機的精準打擊仍將具有重要價值。6   美軍實力無法支撐美國的擴張戰略回顧美軍反無人機體系的建設歷程，其雖在中東、紅海等戰場取得局部成效，但整體仍滯後於威脅演進速度。過去十年，五角大樓在反無人機領域投入持續增長，卻受限於三大瓶頸：一是投資優先順序搖擺，專用系統量產不足；二是成本效益失衡，耗盡高端彈藥儲備；三是技術轉化緩慢，高能雷射、高功率微波等新興技術投入巨大卻未實現全面部署，傳統短程防空系統對電動無人機的攔截效能也日益衰減。從實戰案例看，美軍在中東和紅海地區的反無人機行動中，面對的僅是等低複雜度的無人機機型；而如今，隨著中國無人機技術的快速發展，美國需要慎重考慮其是否還有能力武力干預台印太地區，尤其是美軍分散式作戰戰略極有可能被中國的無人機叢集壓垮。 (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

歐盟執委會周三宣佈計畫，擬透過改進現有貿易措施並採用新防禦手段來增強經濟安全，以提升歐盟應對稀土供應緊缺等威脅的韌性。歐盟執委會提出所謂“經濟安全綱領”，旨在幫助這個由27個成員國組成的集團應對美國關稅和中國限制措施，這些措施已導致關鍵稀土和晶片供應受阻。歐盟希望繼續保持全球製造業領先地位，但在電池和人工智慧等新技術領域，面臨被中國和美國甩在後面的風險。執委會計畫與成員國和企業更緊密協調，審查歐盟供應鏈、外來投資規則、國防和航太產業，以及在新技術和關鍵基礎設施方面的實力。圖路透/Yves Herman「我們希望從被動應對轉向重塑政策，」歐盟貿易執委謝夫喬維奇表示。 「我們正在啟動這一處理程序……因為今年我們面臨了很多考驗，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在1月1日就停止。”謝夫喬維奇稱，執委會將在2026年第三季前研究如何加快現有貿易措施的實施，例如反傾銷和反補貼關稅，目前這些措施只能在歷時一年的調查後使用。新措施可能旨在應對不公平貿易和市場扭曲，包括產能過剩，鼓勵高風險行業企業擁有多個供應商，並在戰略行業的公開招標中優先使用歐盟企業。歐盟也將優先支援在關鍵產業或技術領域減少對外依賴的歐盟企業，防止「高風險實體」受益於歐盟資金，並加強對外來投資的審查。謝夫喬維奇表示，歐盟可能藉鏡日本的經驗。日本在2010年因領土爭端遭中國暫停稀土出口後，透過多元化、提高回收、建立儲備和建立夥伴關係應對。歐盟執委會副主席塞居爾內表示，歐盟可能會強制實施一些多元化措施。「出於經濟安全原因，歐洲企業——就像日本、美國甚至印度企業一樣——必須停止100%採購中國產品，」他說。歐盟執委會還計畫自2026年初起限制可回收的稀土廢料和電池廢料出口，以推動確保電動車、風力渦輪機和半導體所需的關鍵原料供應。該提案是歐盟對中國限制稀土磁體出口的首批回應措施之一。歐盟執委會的「REsourceEU」計畫旨在加速2023年通過的《關鍵原物料法》的實施。歐盟希望加速自身供應鏈的發展，以避免「超過65%的需求依賴單一國家」。根據該計畫，歐盟將在未來一年投資30億歐元（約35億美元），以加快項目進展，到2029年將對單一國家的依賴減少多達50%。 （掌鏈）

據美國“戰區”網站12月2日報導，美國國防部啟動了一項新計畫，將在未來兩年內斥資10億美元，為軍方“快速、低成本”採購超過30萬架自殺式無人機。這是美國為加快採用價格低廉的無人裝備進行現代戰爭行動而採取的最新舉措。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3日說，五角大樓將為軍方採購數十萬架小型攻擊型無人機。據報導，這項計畫名為“無人機優勢計畫”，將於2026年初啟動，五角大樓將在兩年內分四個階段向業界提供10億美元，用於生產大量能夠執行單向攻擊任務的小型無人機。第一階段稱為“挑戰階段”，從2026年2月持續至2026年7月。在此期間，12家供應商將共同生產無人機，每架成本為5000美元。在接下來的三個階段中，供應商數量將從12家減少至5家，單機成本則從5000美元降至2300美元。通過該計畫，供應商將在兩年內為美軍製造約34萬架小型無人機。美國國防部表示，上述計畫是對美國防長赫格塞思今年7月份簽署備忘錄的落實。該備忘錄授權對國防部採購和使用無人機的方式進行重大改革，通過簡化軍方採購流程和提升美國無人機製造業，迅速擴充五角大樓廉價小型攻擊無人機的庫存。今年6月，美國總統川普簽署了“釋放美國無人機優勢”行政令，明確提出將在商業和軍事領域全面提升美國無人機實力，包括向美軍提供大量低成本、美國製造的攻擊型無人機以增強作戰能力。據《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報導，美國中央司令部12月3日宣佈，已正式在中東組建首支單程攻擊無人機中隊。這是美軍首個自殺式無人機單位。 (環球時報)

今天我們聊聊AI。我們都知道AI正在一步步嵌入人類社會，但你可能想不到，這種嵌入，居然已經深到這個程度。這件事發生在阿爾巴尼亞。前不久，阿爾巴尼亞總理任命了一名新的“公共採購部”部長。這個職位主要負責政府的各項採購。這位新的公共採購部部長，叫迪埃拉，迪埃拉不是真人，而是AI。沒錯，這是全球的第一位“AI部長”。為什麼要讓AI當部長呢？AI部長能靠譜嗎？我們一起來看看。01 全球第一個“AI部長”是怎麼誕生的？迪埃拉的核心演算法，由微軟和OpenAI聯合開發，運行在阿爾巴尼亞政府的電子政務平台上。實際上，迪埃拉早在2025年1月就作為AI助手在這個平台上線了。截至2025年9月初，它出任採購部部長時，迪埃拉已經在平台上處理了3.6萬多份數字檔案，協助提供了近1000項政府服務。阿爾巴尼亞官方生成的“迪埃拉”形象照讓AI當部長，難道當地政府就那麼信得過AI？這背後其實多少有點無奈。讓AI當部長，主要是因為阿爾巴尼亞政府存在一個棘手的問題，腐敗。這個國家的腐敗一度相當嚴重。在2016年的評估報告中，有91%的受訪者認為國家存在腐敗，有一半的受訪者表示政府官員收受賄賂，還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說，曾經被迫行賄。2023年，在一個國際組織的調查中，阿爾巴尼亞的廉潔程度在全球排名第98，在歐洲幾乎墊底。據說阿爾巴尼亞的公共採購裡，充滿了關係戶、走後門、行賄受賄、中飽私囊。甚至還有人說，這個國家的公共採購招投標體系，就是“國際軍火走私和毒品販運的洗錢管道”。這種情況不僅造成了內憂，也極大程度地阻礙了阿爾巴尼亞的對外發展。比如，它想在2030年加入歐盟，但由於歐盟對反腐敗的要求很嚴格，它不達標就進不去。怎麼辦？傳統的人工監管都試過，根本不管用，涉及錢和權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總有各種利益糾葛。於是阿爾巴尼亞政府想了個辦法，乾脆讓AI來管這事兒。迪埃拉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被推到台前的。迪埃拉這個詞，在阿爾巴尼亞語中是“太陽”的意思，象徵著透明和公正。迪埃拉的目標是，公正地組建團隊，稽核項目，排除政府採購中可能發生的腐敗。就這樣，全球第一個“AI部長”誕生了。02 AI已經開始在責任維度上演化接下來迪埃拉的表現怎麼樣，現在還是未知數。不過，這件事確實帶來一個訊號，這就是，AI在人類活動中的參與，越來越深入了。首先，使用AI的人群基數在不斷擴大。根據最新的AI應用報告，咱們國內有將近6.45億人使用AI應用，這相當於將近一半的中國人都在跟AI打交道。再看國外的資料，根據OpenAI最新發佈的資料，到2025年的7月，它的周活躍使用者超過7億，這個數字相當於全球1/10的成年人。同時，AI和人類的協作關係也在發生變化。最開始，AI只是一個工具，用來娛樂或者處理簡單任務。這個階段裡，AI貢獻的能力不多，並且不承擔任何責任。比如，用AI做個頭像，讓它陪你聊聊天，讓它寫首小詩，或者在遊戲裡跟NPC對話，等等。在這些場景裡，就算AI出了問題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反正就是娛樂嘛。現在，AI的娛樂屬性依然很強，並且已經發展出一個不小的市場。2025年上半年，全球AI陪伴應用下載量達到6000萬次，同比增長64%。再比如，虛擬偶像也是一類很熱門的應用，2024年中國虛擬偶像市場規模為27億元，全球市場預計2029年能達到40.44億美元。當然，AI能做的事情遠不止娛樂。它也可以進入工作流程，成為人類的助手。這時，AI貢獻了比較高的能力，可以替代一部分人類工作，但責任邊界很清楚，最終決策權還在人類手裡。比如，程式設計領域，GitHub程式設計社區推出了官方的程式設計助手，現在有46%的新程式碼都是由AI編寫的，開發人員整體工作效率提高了55%。再比如，在創意設計領域，根據Adobe的調研，設計師使用AI工具後創意產出能快10倍。當然，到這兒，AI承擔的功能還只是執行層面上的，它並不真正為一件事的結果“負責”。但現在，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史丹佛大學的社會與語言技術實驗室，2025年6月份發表了一項新研究，專門考察了人們對“人機協作”的看法。他們發現，差不多一半的人，最喜歡的人機協作方式是“平等合作”，也就是說，大部分人既不想被AI完全替代，也不想徹底拒絕AI，而是希望和AI平等地“共事”。還有不少人表示，既想讓AI幹活，也希望它能對某個環節完全“負責”。而不是AI只負責執行，最後的責任都由人來承擔。你看，我們開頭說的阿爾巴尼亞那個AI部長，它不只是提供建議，而是直接負責公共採購項目的稽核和決策。這意味著什麼？也許，AI已經開始在責任這個維度上演化了。03 AI的優勢可能是“不近人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變化？就拿阿爾巴尼亞來說，表面上看，是因為阿爾巴尼亞的腐敗太嚴重，傳統的人工監管根本管不住。但往深了想，問題的核心在於：涉及錢和權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太複雜了。有利益糾葛，有人情往來，有各種算計。你讓一個人去監管另一個人，他能做到完全公正嗎？很難。這時候，AI的優勢就顯現出來了。不是因為AI比人更聰明，而是因為AI“不近人情”。它不會算計利害關係，不怕得罪人，不會因為某個官員是自己的老同學就網開一面，也不會因為擔心影響仕途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AI理論上可以做到只看資料，只看規則，只看結果。這種“不近人情”，在很多需要中立決策的場景中，反而成了最大的價值。萬維鋼老師曾經講過一個美國換水管的例子。密歇根州的一座城市要改造含鉛的舊水管，但問題是，你得先把水管挖出來才知道是不是含鉛。那先挖誰家的呢？2017年，密歇根大學的兩個教授開發了一個AI，能以80%的精準率預測那家水管含鉛。當地政府用了這個AI，一開始效果不錯，精準定位，節省成本。但工程開展一段時間後，居民開始抱怨了。為什麼鄰居換了，我家沒換？富人區的居民還會質疑，怎麼不優先換我們的？市長一看受到這麼多抱怨，開始擔心自己的政績要受損。他決定不聽AI的了，改成挨家挨戶慢慢換，這樣誰也不得罪。結果呢？決策精準率從80%直接降到了15%。大量資源被浪費，真正需要換水管的家庭反而被耽誤了。後來當地強制規定，換水管必須先聽AI預測，精準率才又提高回來。你看，這個案例說明了什麼？不是AI比市長更懂水管，而是市長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他必須考慮民意、考慮選票、考慮自己的政治前途。這些考量都很正常，但它們會干擾決策的科學性。AI不需要考慮這些。它不用競選連任，不怕被罵，只要資料和演算法告訴它應該先挖那家，它就會給出這個答案。再看一個例子。自媒體半佛仙人曾經提過一個觀點：公關行業最主流的流派，是老闆拍腦袋。怎麼寫會被誇，怎麼寫會被罵，其實從事公關工作的人大差不差都明白。但問題不在於誰更懂，而在於誰說了算。很多“災難性公關”，比如道歉信開頭先誇自己一大段，比如公開發佈的內容充滿低級錯誤，都不是因為公關團隊不專業，而是因為老闆堅持要這麼寫。為什麼？因為老闆有自己的考量。他可能覺得認錯就是示弱，他可能擔心股價下跌，他可能想維護個人形象。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老闆的判斷會讓公關決策偏離專業判斷。退一步講，公關團隊的本質也依然是僱員，僱員會主動跟老闆對著幹嗎？老闆要“開戰”，他們就不能“示弱”，即使明知道示弱是有利的，他們也得把想法咽進肚子裡。而且要知道，但凡一個企業到了需要危機公關的階段，老闆往往都正在氣頭上。公關團隊更不會跟氣頭上的老闆對著幹。但是，假如引入AI呢？AI不會有個人利益考量，不怕得罪老闆，可以基於資料和輿情分析給出相對客觀的建議。當然，最終決策權還是在人類手裡，但至少，AI能提供一個不受“個人算計”干擾的參考答案。所以你看，AI開始承擔責任，不是因為它取代了人類的智慧，而是因為它補上了人類決策中最容易出問題的那一環——人的因素。在很多場景中，人既是決策者，也是干擾源。我們有情緒，有利益，有關係網，有各種顧慮。這些都是人性，但它們會讓決策偏離最優解。AI的“不近人情”，恰恰讓它能做出那些“應該做但人類不敢做”的決策。當然，這不意味著AI就能完全替代人類。畢竟，責任這個東西，從來都不只是做決策那麼簡單，它還包括承擔後果、接受問責、做出調整。這些，目前的AI還做不到。但至少，AI在責任維度上的演化也許已經開始了。從只提供能力到開始承擔責任，這可能是AI融入人類社會的下一個關鍵節點。(羅輯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