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智元導讀】哈佛史上最年輕教授、弦論天才尹希，被曝加盟OpenAI。他曾直言，AI能把科研效率拉高100倍。大學實驗室主導的舊時代，正在加速終結。 哈佛最年輕教授，去OpenAI了！ 一位爆料人稱，哈佛物理學教授尹希，已離開學術界，跨界加盟OpenAI。 消息一出，理論物理圈瞬間炸鍋！尹希，是誰？

圖片 | 來自網路 十年前，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及發展學院的理查德·鮑德溫（Richard Baldwin）教授出版了《大趨同 The Great Convergenc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一書。 在當時，這本書只被經濟學界視為對全球化歷史的一次精妙總結；但在今天看來，它是一張精準預言了當下大國博弈終局的“底層原始碼”。 01

美國越來越像一個“流氓”（rogue）國家，如果你是沙烏地阿拉伯、巴西、德國、印度尼西亞、奈及利亞、丹麥、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你會怎麼做？這是3月26日美國政治學家和國際關係學者、哈佛甘迺迪學院教授斯蒂芬·M·沃爾特（Stephen Walt）在《外交政策》文章中拋出的問題。他提到，川普2.0的顛覆性、破壞性和危險程度，遠遠超出了包括他在內的大多數觀察者此前的預期。當前對伊朗的戰爭更是將這一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以，每一個國家都必須思考如何應對這樣的越來越“流氓”的美國。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斯蒂芬·沃爾特列舉了三個原因：一是美國依然強大，即使從長期來看它現在推行的一些政策會削弱它；二是，美國現在是“掠奪性霸權”，以零和博弈的方式剝削盟友和對手，期望大多數領導人對自己卑躬屈膝和效忠順從（詳見《川普的“掠奪性霸權”：無差別勒索》）；三是，美國的外交政策現在掌握在一群極其無能的官員手中，從總統往下皆如此。“國際影響力取決於諸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其他國家相信與他們打交道的人是聰明、見多識廣且通常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目前，川普政府高層中有誰配得上這種描述嗎？在我看來沒有”。可能有人認為川普下台後，如果一個立場截然不同的總統上台後，這些問題會被扭轉或糾正。但是，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這不太可能，或者說不易被糾正，原因有兩個：一是美國外交政策體系的制度能力正在被掏空，經驗豐富的文職官員（包括一些高級軍官）正在退休或被解職，而他們要麼沒有被其他人替代，要麼被川普式的忠誠派所取代；二是美國國內政治極化嚴重，其他國家必須重視美國的政策仍會在不同極端之間搖擺。美國人不僅選舉川普一次，還選舉了他第二次，將來也可能再次選出與他類似的人物。那怕是民主黨人上台執政，任何國家都無法再完全相信美國做出的承諾。所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世界其他國家將在未來至少三年、甚至更長時間裡，不得不應對一個強大、可能具有掠奪性並且高度反覆無常的美國，更何況美國也並不是唯一一個危險的“掠奪性”國家。對於其他國家外交團隊如何應對這樣一個美國，斯蒂芬·沃爾特提出了六種策略：制衡（Balancing）斯蒂芬·沃爾特稱，一個國家通過自身努力或與他國合作（或者兩者兼有之）來進行制衡，比如中俄關係的發展、朝鮮對俄羅斯的支援、伊朗在中東的代理網路以及當前俄羅斯向伊朗提供的情報支援等。也有“軟制衡”，即通過有意識的協調外交行動來遏阻強國的目標，比如俄法德2002年在聯合國安理會協調一致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的決議，雖未能阻止小布希發動對伊戰爭，但也暴露了美國的孤立，美國最終也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加拿大總理卡尼今年1月的做法也是“軟制衡”，即呼籲中等強國聯合起來建立互惠互利的關係，而不依賴於一個不可靠且具有掠奪性的美國。▲2月27日，加拿大總理卡尼開啟對印度為期4天的訪問，與印度總理莫迪宣佈建立“新夥伴關係”。當然，在川普政府看來，無論其他國家的制衡是“軟”還是“硬”，在美國眼裡都會表現得懦弱、反覆無常且無關緊要。因為川普政府認為許多國家不願採取高成本行動來對抗美國，“軟制衡”也面臨集體行動是否一致的問題。還有一種制衡，就是發展自身的核威懾來增強安全感，比如日韓等國家再次考慮是否需要發展自己的核威懾能力。此次伊朗戰爭也會強化一些人的立場：伊朗最大錯誤就是沒有像朝鮮那樣儘早全力發展核武器。搭便車（Bandwagoning）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雖然大多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與一個強大且掠奪性的美國“搭便車”的風險很高，但仍有一些國家會將其視為最佳選擇，特別是那些弱小而脆弱的國家，可能認為自己別無選擇，只能與美國結盟並寄希望於好運；那些希望借助美國支援推進自身修正主義目標的國家，也會樂於搭美國的順風車。這些國家包括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較小的波斯灣國家，採取的都是機會主義行為。搭便車的還包括一些右翼領導人如匈牙利的歐爾班（Viktor Orban）、阿根廷的米萊（Javier Milei）、法國的勒龐（Marine Le Pen）或以色列的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他們將川普視為一個具有聲望且有魅力的人物，與他一樣厭惡自由民主和許多全球規範。所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些國家搭便車並非沒有風險。斯蒂芬·沃爾特認為，伊朗戰爭的失敗、美國經濟的疲弱、川普支援率的低迷，都在削弱MAGA品牌的吸引力，進而也會衝擊與美國聯絡緊密的海外民粹主義者的利益。而且，這些右翼領導人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掠奪性”特質所要求的順從姿態並不相容。這也是勒龐最近和川普劃清距離的原因之一。政治操縱（Political manipulation）在斯蒂芬·沃爾特看來，選擇“政治操弄”的國家主要是以色列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海灣國家。這些國家都有各自的盤算，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同時，也希望利用美國的實力推進自己的目標，並且會努力引導美國的外交政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3月19日凌晨在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拍攝的部長級磋商會議現場。（圖源：新華社）比如，以色列遊說群體和納坦雅胡成功說服川普發動了這場戰爭，沙烏地阿拉伯王儲薩勒曼據稱也在推動川普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和海灣國家將繼續遊說白宮和國會，確保美國武器的持續供應，同時也可以預期一些更加露骨的利益交換（例如為庫什納或川普集團帶來新的商業交易）將在川普執政期間持續存在。不過，斯蒂芬·沃爾特提到，這場戰爭對這些國家來說也存在風險：如果這場戰爭被視為是美國“替他人而戰”，那麼一旦戰爭結果不佳，美國國內的反彈風險將會加大。多元化與去風險（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這是常見的應對模式。斯蒂芬·沃爾特稱，當你面對一個不可靠的夥伴時，明智的做法是減少對其依賴，即便這樣做會帶來一定成本。川普加征對等關稅後，美國的貿易夥伴大多採取這種方式，通過彼此之間簽署自由貿易協議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比如，加拿大緩和了與中國的關係，並與印尼和印度達成新的貿易協議；歐盟也與印度以及南方共同市場推進類似經貿安排。猶豫不決或直接回絕（Balking/ just say no）斯蒂芬·沃爾特認為，有時候非常弱小的行為體可以通過頑強地拒絕來達成目的，寄希望於更強大的一方缺乏執行意願或耐心。例如，北約盟友回絕了川普讓它們“護航”荷姆茲海峽的要求，理由是美國行動前沒有事先和它們協商，它們沒有理由為川普的錯誤收拾殘局，或許也希望這次失敗能給美國上一課。▲3月２２日，北約秘書長呂特談及美國總統川普轟炸伊朗的決定時說：“ 他這樣做是為了讓整個世界更安全 。”也有國家表面上表示配合，但隨後拖延執行、宣佈出現新的複雜情況、增加核查難度，並儘可能製造混亂。這種策略的吸引力在於，它既避免了與華盛頓的公開對抗，也避免了承擔完全配合美國的成本。比如，之前北約國家反覆承諾增加軍費開支，但每次都未完全兌現；以色列多次承諾拆除部分定居點，但往往進展緩慢，反而建設了新的定居點。讓美國難堪（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拿破崙曾說，永遠不要在你的敵人犯錯時打斷它。斯蒂芬·沃爾特稱，美國的對手同樣也會採取這樣的姿態，將美國描繪為自私、好戰、危險，是一個應當被拒絕而不是被效仿的榜樣，讓美國的“軟實力”受損。中國一直保持克制，讓美國自己不斷犯錯。川普2.0政府的做法正是讓這一點變得更容易：比如，吹噓炸燬船隻、宣揚權力就是一切、暗殺外國領導人、虐待移民、對十多個國家實施旅行禁令、因外國官員批評美國總統而對其實施制裁、如今漫無目標地發動針對伊朗的戰爭等等。▲3月18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的革命廣場參加葬禮。（圖源：新華社）斯蒂芬·沃爾特認為，隨著美國的形象從一個“總體上展現善意但偶爾犯錯”的全球大國，轉變為一個冷酷、殘忍、本能上自私自利的國家，即便是願意與美國合作的外國領導人，也會警惕不要對美國靠得太近。對於以上六種策略，斯蒂芬·沃爾特認為，它們是相互強化的關係。其他國家的制衡行為越多，就越容易和美國保持距離；美國形象越負面，更多領導人就越有動力反對它；其他國家的對美抵制行為越普遍，其他國家也越容易效仿，因為即便是超級大國，也無法同時懲罰所有輕微的不服從行為。最後，斯蒂芬·沃爾特認為，美國人應從這些可能的應對策略中吸取教訓：強國的優勢在於擁有較大的容錯空間和豐富資源來應對各種問題；但其劣勢在於，一些國家會試圖利用美國的實力達成自己的目的，而另一些國家則會對此感到不安，並設法約束它。因此，一個有遠見的大國應當克制使用權力、尊重國際規範 、承認盟友利益的差異、建構讓各方都受益的機制。在過去75年裡，美國總體上做到了這一點，並因此獲益匪淺，但當前的美國領導人正在迅速背離這一經驗。 (中美聚焦)

如果接下來幾周你正好在紐約大學上課，或許會看到原本忙碌的教學樓裡，很多教室突然變得空空蕩蕩......（nyu）代表紐約大學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的工會已經宣佈，如果合同談判無法取得進展，他們將於3月23日發起罷工。屆時，超過900名合同制教師可能同時停止所有工作，包括授課、學生諮詢、回覆郵件以及其他行政事務。這將是該工會成立兩年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罷工行動。（amny）從2024年工會成立以來，雙方已經進行了26輪談判。儘管談判持續了一年多，但在薪資、工作保障、學術自由、工作量以及人工智慧在教學中的使用等關鍵問題上，雙方始終沒有達成一致。工會成員在一次集會上宣佈了罷工最後期限。紐約大學坦頓工程學院工業副教授、工會談判委員會成員貝內黛塔·皮安特拉表示，許多成員已經厭倦了漫長的等待，希望能夠盡快達成一份真正有約束力的合同。（nycclc）為了表明決心，工會在2月舉行了罷工授權投票。結果顯示，投票成員中約90%支援罷工。在694張投票中，有657票贊成罷工，這一壓倒性的結果意味著工會談判委員會擁有正式授權，在必要時啟動勞工行動。如果罷工真的發生，紐約大學的教學秩序很可能會受到明顯影響。畢竟，這些合同制教師承擔著大學中相當一部分的教學任務。很多留學生在選課時並不會特別注意一個細節：自己課程的老師到底是終身教授，還是合同制教師。在美國大學體系裡，終身教職通常被視為最穩定的職位。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幾乎不會因為學術觀點或教學內容而被解僱，這也是美國學術自由的重要制度基礎。但隨著大學結構的變化，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人員承擔。這些教師被稱為合同制教師，通常是以滾動合同的形式一年一續。在紐約大學這類教師的數量已經非常龐大。合同制教師目前佔全職教師的一半，而他們組成的合同制教師聯合會，也是美國私立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全職非終身教職教師工會之一。問題在於，這些承擔大量教學工作的教師，待遇卻明顯低於終身教職同行。以薪資為例，一些合同制教師的年薪在8.5萬到8.9萬美元之間，而且多年變化不大。與此同時，他們通常需要教授更多課程，有些人承擔的教學量比終身教職教授多三分之一，但平均收入卻少了接近40%。原來美國高校的教授也有牛馬......更關鍵的是，合同制職位的穩定性非常有限。很多合同都是一年一簽，一旦不被續聘，教師就必須離開崗位。一位工會成員形容自己的處境時說，他們像是“租賃型終身教職”。表面上遵循類似的學術標準，但本質上仍然是隨時可能被解僱的員工。這種結構不僅影響收入，也影響學術自由。因為如果合同續簽掌握在管理層手中，一些教師可能會擔心自己的課程內容是否會引發爭議。例如，在某些課程討論巴勒斯坦問題後，就曾出現過調查事件。對於沒有終身教職保障的教師來說，是否繼續教授這些內容本身就會成為一種壓力。因此在這次合同談判中，工會除了薪資和福利之外，還提出了學術自由保護、續聘程序以及教師參與學院治理等要求。面對工會的罷工威脅，紐約大學方面的態度則完全不同。校方發言人喬·蒂雷拉表示，學校已經提出了一份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方案，並認為工會宣佈罷工最後期限“毫無道理”。校方指出他們已經提高了合同制教師的最低工資標準，並稱這一標準在全國同類崗位中處於領先水平。學校還強調，雙方已經在獨立調解員的協助下進行了超過四個月的調解，希望能夠找到解決方案。校方同時提出為什麼在已經提出薪資提升方案的情況下，工會仍然選擇用罷工來影響學生的正常學習。在大學的公開聲明中，校方多次強調學生的利益。他們認為罷工可能擾亂數千名學生的教育，這不應該成為談判中的籌碼。但工會方面並不認同這一說法。工會代表指出雖然最低工資有所提高，但真正能夠獲得明顯加薪的人並不多。據工會統計，校方提出的方案只會影響到近千名成員中的極少數。與此同時，工會成員還批評校方在談判過程中拖延時間。例如，在合同談判中最基礎的薪資資訊請求，學校花了一整年才完整回應。這也是為什麼工會最終決定通過罷工授權投票，希望用更強的行動迫使談判取得實質進展。紐約大學並不是單一面臨此衝突的院校，過去幾年，美國高校正在經歷一波明顯的工會化浪潮。越來越多研究生、助教以及非終身教職教師開始組織工會，通過集體談判爭取更高工資、更穩定的工作條件和更明確的權益保障。美國勞工統計局資料顯示，去年約有30.7萬名工人參與了30起大規模罷工，比前一年增加了13%。如果把規模較小的罷工也計算在內，全國罷工總數接近300起。在高等教育領域，這種趨勢同樣明顯。例如去年韋爾斯利學院的非終身教職教師曾舉行持續29天的罷工，最終贏得了第一份合同，其中包括托兒福利以及課程取消時仍保障薪資的條款。在聖地亞哥大學，兼職教師也曾因類似原因舉行罷工，最終在數月後達成協議。這些案例讓越來越多教師意識到，如果沒有集體行動，談判往往難以取得突破。就在紐約大學談判陷入僵局的同時，美國西海岸也出現了類似的勞資對峙。（dailybruin）代表加州大學系統員工的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正在與校方進行合同談判。這個工會代表超過4萬名員工，包括學術學生員工、研究人員以及學生服務與諮詢專業人員。在2月的一次投票中，超過93%的成員支援罷工授權。如果談判沒有進展，罷工最早可能在近期發生。工會提出的訴求與紐約大學非常相似，包括提高工資、增強工作保障、保護國際學生員工權益以及維護學術自由等。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約200人聚集在校園內遊行。抗議者舉著寫有準備罷工、不公平勞動行為等標語的牌子，並高喊要求公平合同的口號。一些研究生員工表示，他們來大學是為了做研究，而不是為了參與罷工。但如果學校不能提供合理薪資，他們別無選擇。學生組織也開始表態支援工會行動，認為這些權益未來可能影響下一代研究生和教職員工。對於很多留學生來說，教授罷工聽起來似乎離自己很遠。但實際上，這些勞資衝突正在改變美國大學的運作方式。（Beata Zawrzel/NurPhoto via AP）首先越來越多課程由非終身教職教師承擔。如果這些教師的工作條件不穩定，教學質量和課程連續性都會受到影響。一個簡單的例子，有人感受過要推薦信的苦嗎？你會希望你的教授一直穩定，有足夠時間處理你的email，還是到處換學校教學，你連聯絡都聯絡不上ta......？其次學術自由的問題也與學生息息相關。教師是否能夠自由討論爭議話題，會直接影響課堂內容和學術環境。一旦罷工發生，學生往往會被捲入其中。課程取消、成績延遲甚至畢業安排變化，都可能成為直接影響。過去幾十年裡，大學不斷擴大行政體系，同時增加合同制教師比例，以降低長期人力成本。而現在越來越多教師開始通過工會重新爭取談判權。場博弈短期內可能表現為罷工和抗議，但長期來看，它可能會重新塑造美國大學的勞動力結構。 (INSIGHT視界)

排名的本質，是話語權。曾經很多人都以為是公平、公正、公開、透明的那些排名，尤其是西方話語體系下主導的排名，現在再看，都是笑話。從這些世界排名不難看出，到底是誰的心態崩了，又是誰只會嘴硬。今天就一起扒一扒這些離譜到家的排名。曾經很多人都以為，那些權威排名，是那些權威機構裡面的一群頂尖牛人，通過各種不明覺厲的模型、結合各種專業資料，最終綜合對比各項指標，得出的結論。流程是差不多，但問題就出在那些奇葩的指標上。比如大學的全球排名，歐美大學一般都比國內的清華北大等頂尖名校排名要高。前些年大家都覺得這是差距，要痛定思痛，要正視要超越。但事實上呢？拿現在世界上最權威的QS世界大學排名舉例。這個排名通常由學術聲譽、師生比例、論文引用率、國際教職工比例、國際學生比例等指標決定，甚至還有捐款收入的指標。看起來都是客觀指標，貌似都挺公平的，但是仔細看看這些指標就能看出端倪了。比如學術聲譽這項指標，採集的資訊基本都是英文學者圈裡的。2025年QS學術聲譽調查中，採集樣本比例，歐美學者佔比約65%，亞洲學者僅佔20%。再比如論文引用率，排名指標中指定的那些刊物，幾乎全是歐美刊物，對於中國學者本就帶著一些不公平。還有捐款的收入。和中國大學不同，歐美大學收入中，捐款本就是大頭。比如2025年清華捐款收入僅佔經費的3%，而哈佛佔55%，僅這一項，在“國際研究網路”這個指標裡，評分就被拉低了。這些本身就帶著極大傾向性的指標，天然就將亞洲大學和非英語國家大學放在了劣勢的地位。就有點像之前很火的“雷軍對比法”，拿我強勢的點去作為對比的指標，這種對比本身就帶著不公平。在這種指標體系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國內頂尖學府，甚至很難進入全球前十的排名。是我們的學術能力不行嗎？不是，是我們和他們不是同一個陣營的。如果清華大學放在美國，說不定能和麻省理工爭一爭第一。清華的工程學，比如如AI和新能源，還有電腦科學，比如量子計算，這些領域的科研實力已經達到了MIT的水平。2025年清華的工程學論文引用率居世界第2，與MIT持平。但是因為清華國際學生佔比約10%，低於MIT的30%，導致在QS排名中僅排第20，遠低於第一的MIT。一句話，中國高校的隱性實力和特色貢獻，是那些所謂的“全球排行榜”體現不出來的。再來說說全球創新指數。這個排名由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佈，號稱能綜合評判各國的創新能力和成果。這個排名在去年以前，長期將中國排在前十名以外，直到去年才首次將中國排在前十。為何？因為他們知道，再把中國排在前十名開外，這個排名的公信力和可信度就會大打折扣了。看看排名第一的瑞士和第二的瑞典，科技創新速度明顯放緩，只是靠著存量優勢還保持在高位。而中國的創新專利數量年年第一，高品質論文產出的發展速度也是有目共睹。此外，中國在5G領域全球領先，高鐵技術獨立自主，新能源佔據全球主導地位。更不用說中國那些硬核基建，還有讓全球都羨慕嫉妒恨的電網系統。這些硬核資料，完全沒有在排名中展現出來。至於原因，就是這個排名的指標裡面混進了很多奇怪的東西。比如它認定中國的監管環境排在世界第107位，易於創業的環境排在世界第103位。最離譜的是什麼？它說中國的政治穩定性和安全排在全世界第88位。我請問呢？比中國政治穩定生活安全的國家有87個？你們的評判時間回溯到上世紀的清末民初了？這還是新中國嗎？難怪復旦大學范勇鵬教授會說，懷疑他們是先定下排名，再來湊指標。說到安全，就不得不提一個英國《經濟學家》2019年發佈的《世界主要城市安全排名》。是不是一聽這個名字就覺得中國穩了？畢竟安全可是中國的大王牌。但是，可別這麼想，西方世界針對的就是你中國！直接一桿子把北京和上海支到了30名開外，前面有誰呢？有排名第11的“自由芝加哥，槍擊每一天”，還有排名第17的“罪惡都市洛杉磯”。就看看這幾個城市，像是能在安全方面吊打北京和上海的地方嗎？不如這樣，把負責排名的負責人叫出來，讓他分別去北京和洛杉磯，大晚上出來吃夜宵，看他敢不敢。甚至連奧運會獎牌榜這種毫無爭議的榜單，美國都得玩點小心思。如果金牌落後了，就拿總獎牌數比，金牌數攆上來了，又改成金牌優先。澳大利亞更搞笑，乾脆把排名改成了人均排名，而且還是全國人均。你一共才2000多萬人，論人均，誰能比得過你啊？至於歐盟，一看連澳大利亞這種流放之地都超越自己了，氣的乾脆把歐盟當做一個整體，直接登頂榜單第一。這麼說的話，我上小學的時候，就應該和幾個好哥們把分加在一起，1人考30分，4個人就能拿到120分滿分了。按照這種演算法，我們4個都能上清華了。說到底，我們沒必要再像以前那樣迷信排名、追捧排名。因為很多世界排名體系從設計之初，就是“西方中心主義”。獎牌榜這類排名，還只是無傷大雅的小心思。但是涉及到利益的世界排名，基本上話語權都在西方世界。這些充斥著商業利益、政治意圖與西方中心主義偏見的話語權工具，通過他們定義的“優劣”，引導資源流動，催生龐大產業，用各種“指標設計”來維護西方優勢。把“影響因子”變為學術評價標準，從而吞噬大量科研經費，像這種操作都不算什麼。通過調整主權信用評級，引發國家債務危機，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才是排名的“神級操作”。西方排名通過“權威敘事”，打壓開發中國家，用“西方優越論”使其他國家陷入“自我迷失”。這種“自我迷失”曾經攻佔了一代人的心智，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主動變成了“西方優越論”的宣教徒，直到現在，還在“迷失”。想對西方排名的“權威光環”祛魅，就要提高自身實力，要自信，要避免自我迷失。要清醒地認識到，排名只是工具，並不是真理。要認清西方排名指標的操控本質，認清西方中心主義的偏見。要建立符合國情的話語體系，不能在西方指揮棒下跟著轉。不要被所謂排名忽悠了，說到底，都是生意。誰的排名越離譜，只能說明，誰的心態越崩。 (毒sir財經)

在唐納德·川普威脅所引發的危機背後，是一場更為深刻的變革：美國霸權的衰落以及多極時代的來臨。去年9月，丹麥部隊與來自其他歐洲北約成員國的士兵在格陵蘭康克魯蘇阿克（Kangerlussuaq）參加聯合演習。© AP/Ebrahim Noroozi格陵蘭冰蓋正在崩解，每年向海洋流失2800億噸冰。隨著氣溫上升，整個北極地區正開闢出新的海上航線。一些預測指出，20年後穿越北冰洋中心、橫跨北極點的航行將成為可能——儘管你仍需警惕足以擊沉最大型船隻和最周密計畫的巨型冰山。鑑於全球變暖帶來的這些幾乎無法預見的驚人影響，格陵蘭被推上地緣政治聚光燈下並不令人意外。真正令人震驚的是其發生的方式：一位美國總統竟要求接管這個國家，以阻止其他大國染指。唐納德·川普力推“徹底完全地購買格陵蘭”，此舉不僅使其政府與大多數歐洲國家徹底疏遠，更有可能實質性終結北約作為共同防禦聯盟的存在。到本周中，他雖表示排除動用武力，並強調達成交易的可能性，但正如北極冰層一樣，跨大西洋關係似乎也在迅速破裂。周三，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在達沃斯會見了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並表示兩人討論了有關該島問題的“未來協議框架”。 （© AP/Evan Vucci）當然，大西洋主義的瓦解此前已被多次預言卻始終未真正發生，主要原因在於歐洲對美國軍事保障的依賴。從1950年代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到2000年代的伊拉克戰爭，北約歷經風雨，其共同防禦宗旨始終得以維繫。早在1960年代，亨利·基辛格就曾指出，政治認同往往通過對抗主導強權而形成。“歐洲的身份意識，”他寫道，“很可能不會例外於這一普遍規律——其動機很可能正是堅持一種獨特的歐洲世界觀。”他的著作《麻煩的夥伴關係》（The Troubled Partnership）並未成為暢銷書，他常開玩笑說，除了那些誤將其歸入“婚姻指南”類別的書店外。此次危機之所以可能截然不同，恰恰源於雙方身份認同的差異。這種差異由來已久：歐洲傾向於主權原則、國際法和聯合國合作；而美國（不僅限於川普支持者）則信奉主導地位、全球控制和經濟霸權。自2010年代以來，尤其是川普執政期間，這種分裂日益明顯。在川普的第二屆政府中，美國由極右翼勢力主導；而在歐洲，傳統政黨仍大多掌權。即便歐洲極右翼政黨在未來選舉中進一步得勢，或美國選出一位民主黨總統，跨大西洋緊張關係仍極有可能持續。原因在於，各國政府所宣示的政治認同通常與其權力關係密切相關。而正是這種根本性的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從冷戰後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演變為當今初現雛形的多極格局。跨大西洋危機只是近一代人以來更深層變革的表徵：美國霸權的終結與多極時代的到來。當今全球體系不再只有一個中心，而是多個中心，每個中心都將按自身利益所需投射影響力。我們當中很少有人經歷過這樣的世界。今天活著的幾乎所有人，都是在一個由一兩個超級大國主導的世界中成長起來的。那個世界雖非和平，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預測的。如今，這種可預測性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更加複雜、多極化世界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人們也不再相信21世紀會重現冷戰格局。當川普要求吞併格陵蘭或攻擊委內瑞拉時，他所看到的世界並非如此。他與普丁一樣，看到的是一個迅速演化的多極競爭格局，在其中，他們必須主導各自周邊區域，並為未來可能發生的大國全面對抗做好準備。這正是川普當下以及未來將採取行動的世界觀。因此，這個碎片化的新時代並非一場“新冷戰”，但它與另一個歷史時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即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世界。彼時，眾多列強彼此衝突，競相主導各自鄰近地區。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抬頭，許多人認為當時的全球化並未惠及自身。保護主義與關稅壁壘加劇，越來越多的人將本國問題歸咎於他國公民。移民與恐怖主義成為重大議題。各國領導人雖懼怕軍事行動，卻仍以幾乎註定一旦開戰列強必將捲入的方式進行戰爭準備。我們知道那個世界最終如何收場。今天，如同1914年之前，賭注極高，衝突真實存在。眾多生活在大國中的民眾相信，其他大國（或至少其領導人）正蓄意對付自己。三分之二的俄羅斯人認為烏克蘭戰爭是一場與西方的生死“文明鬥爭”；與此同時，73%的法國人和71%的德國人認為美國已不再是盟友。正如1914年前的世界一樣，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在當今政治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從川普試圖主宰西半球，再到普丁打造新俄羅斯帝國的野心，以及英國、德國和法國民粹主義排外情緒的興起，對他者的負面看法構成了當今諸多沖突的基礎。去年，一艘船駛過格陵蘭首府努克附近冰封的海灣 © AP/Evgeniy Maloletka很容易理解，此類情緒如何使大規模戰爭更可能發生——因為它們讓即使較為理性的政治領導人也難以發出警示，提醒國際衝突的後果。在此背景下，鮮有掌權者願冒著政治生涯風險去緩和其他國家的緊張關係。迄今為止，川普對格陵蘭立場中最惡劣的部分在於其所使用的言辭。它不僅公然威脅一個盟友，而且赤裸裸地宣揚“強權即公理”。這一資訊不僅令歐洲不安，莫斯科也聽得一清二楚。既然川普能以武力威脅丹麥——一個條約盟友、地球上最不好戰的國家之一，既然川普能派遣特種部隊抓捕他國總統及其妻子並在美國法庭審判，普丁又為何不在烏克蘭孤注一擲？未來數周乃至數月這場危機如何演變，不僅將決定跨大西洋關係的未來，也將塑造世界各大國之間的關係。各方都在密切觀望。對俄羅斯而言，川普是源源不斷餽贈的禮物。莫斯科媒體不僅找到了普丁發動烏克蘭戰爭的“充分理由”，還幸災樂禍地描述歐洲在國際事務中的無能：“像鍋裡的煎魚一樣團團轉”，親克里姆林宮的小報《共青團真理報》如此寫道。就連印度和印尼也將川普的言論視為正當理由——當自身戰略利益受威脅時，便可單方面採取行動。2021年，俄羅斯“勝利50周年”號核動力破冰船抵達北極點 © 法新社/蓋蒂圖片社更廣泛而言，川普的政策提醒我們：主導性強國往往不是被對手擊敗，而是自我毀滅。1914年之前，英國就因不必要的戰爭與衝突浪費了其地位與資源。21世紀初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就是美國的“布林戰爭”，而2021年倉促撤軍及與盟友的持續爭吵更使其雪上加霜。自川普首次當選總統以來，美國的全球形象——即維繫其國際地位的軟實力——遭受了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損害。對世界大部分地區而言，川普深夜推文、恃強凌弱的姿態、幼稚地執著於諾貝爾和平獎或在加薩建度假村，以及如今試圖收購格陵蘭（包括其5.6萬居民）的舉動，不斷提醒世人：美國正在衰落且喪失理性，既無力管理國際事務，甚至似乎連本國事務也難以為繼。主導性強國衰落的另一表現，是其無法或不願聚焦於本國面臨的核心問題。許多投票支援川普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已為世界付出足夠多，現在應專注於自身事務。對那些曾在無謂戰爭中服役、如今飽受產業衰敗、基礎設施老化和醫療體系崩潰之苦的美國人來說，“美國優先”並非不合理口號。川普當選本應成為首位真正將美國而非其所建立的國際體系置於首位的後冷戰時代美國總統。然而選民最終得到的卻是相反結果：國內持續衰退，疊加自釀的經濟混亂，以及一項對普通美國人毫無助益的堂吉訶德式外交政策。收購格陵蘭的主張正是這種行不通的對外思路的一部分。對美國以外的人來說，最令人反感的是“國家與人民可以被買賣”這一原則。但這場運動並不僅僅是年邁總統無知躁動思維的又一次發作。它將美國獨有的國際事務處理方式推向了一種現代諷刺劇：托馬斯·傑斐遜不是買下了路易斯安那嗎？安德魯·約翰遜不是買下了阿拉斯加嗎？伍德羅·威爾遜（儘管並非川普鍾愛的總統）不是在1917年以2500萬美元從丹麥手中購得維爾京群島嗎？那麼為何現在不能買下格陵蘭，使其成為美國領土？但世界已經改變，對過去的拙劣模仿只會徒勞無功。今年1月13日，美國駐努克領事館員工在懸掛美國國旗後關上大門。© Reuters/Marko Djurica與此同時，北極地區的戰略局勢在大國競爭背景下將持續惡化。早在2025年6月，川普政府已將格陵蘭防務責任從美國歐洲司令部移交至北方司令部，將其納入本土防禦範疇，而非繼續視為歐洲戰區的一部分。對歐洲而言，格陵蘭危機可能遠不止是跨大西洋關係緩慢解體的又一階段。歐洲已被其最主要盟友拋棄，亟需採取行動捍衛自身利益，而不僅是空談身份認同。歐洲議會已決定暫停批准近期談判達成的歐美貿易協定，直至川普停止威脅。但僅靠貿易遠遠不夠。歐洲需要在格陵蘭建立永久軍事存在，並通過歐洲機構將格陵蘭視為關乎歐洲自身安全的關鍵要地，而非僅作為丹麥屬地依原則予以保衛。此類政策將使華盛頓的脅迫手段既更難實施，也缺乏吸引力。歐洲長期困境的核心，當然是其各國不願承擔起保衛自身及整個大陸的責任。即便近期國防預算有所增加，資金也主要流向美國供應商。2025年，歐洲國家國防開支約為3810億歐元，但聯合採購比例不足五分之一。本月努克房屋上空的低雲 © Mads Claus Rasmussen/Avalon軍事一體化的缺失是歐洲最大的弱點，而英國脫歐和烏克蘭戰爭的代價更使其雪上加霜。北約框架內亟需建立一體化的歐洲防務機制。這將極其艱難——如同當年建立單一市場和歐元一樣。但若無自主的一體化防務能力，歐洲將繼續淪為大國按自身安全需求任意索求的地區。目前，這場危機唯一可預見的結果是跨大西洋關係進一步受損，以及美國大國競爭對手的信心增強。川普的要求雖屬衝動魯莽，卻仍反映了我們必須面對的新現實：大國對能力與主導地位的認知已發生根本轉變。而它們的競爭舞台，正隨著消融的冰蓋一路北移，駛入真正未知的水域。 (邸報)

2025 一整年，圍繞 AI 的爭議從資本市場吵到了每個老闆的會議室。是不是泡沫？還能不能賺錢？該不該全面部署？在一片喧囂中，播客《Factually! with Adam Conover》上線了一期對談。嘉賓是沃頓商學院教授 Ethan Mollick，一位真正在課堂上用了一整年 AI 的人。他長期在網上分享 AI 實踐經驗，研究方向正是 AI 如何重塑工作、教育與創業路徑，被公認是“AI 教學落地派”的代表人物。Ethan Mollick 的觀點很明確：別再糾結“全替代or全沒用”。AI 既不會取代一切，也遠非毫無價值。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正是他在這場對談中的核心判斷：就算泡沫破了，工作也回不去了。真正改變的，不是某個崗位的消失，而是做事的方式。第一節| AI 不是工具，是合作者很多人第一次用 AI，可能是從 ChatGPT、DeepSeek、豆包這類對話工具開始的。輸入一個問題，它能給你幾百字的答案；寫郵件、改簡歷、翻譯報告，它樣樣都能幫上忙。有人驚豔三分鐘,也有人覺得 “這不就是個更聰明的搜尋框”?但 Ethan Mollick 的看法則不同：這不是工具升級，而是“多了一個人”在幫你做事。他在沃頓課堂裡,連續一年用 AI 上課、批作業、出題、答疑、寫講義。他的觀察是：現在這個工具每個人都能用上。你願不願用它，是你的選擇。但你不用，它就在幫別人。一顆隨叫隨到、永不疲倦的大腦，已經擺在了所有人面前。比如 Mollick自己寫學術論文時，讓 GPT 幫他檢查文獻，結果 AI 指出了他自己沒注意到的推理錯誤。他的學生們用 AI 寫論文草稿、設計案例分析,反而更快發現自己的盲區在那裡。不是因為 GPT會“思考”，而是因為它能處理你扔過來的模糊問題，先幫你梳理出一個初步方案。過去的 AI 是桌面上的輔助軟體，現在的 AI，更像是工作群裡那個隨叫隨到的合作者。已經有人在用它：完成科研摘要生成商業策略草稿甚至直接做新產品的第一個版本它不是來接管你工作的，而是把動手的門檻降低了。當你還在觀望時，別人已經在用它交付結果。第二節｜AI 沒在代替你，但它在蠶食你的崗位但很多人擔心的，仍然是被 AI 搶飯碗，想著自己這個崗位還能不能保得住。Mollick 說：你擔心的不是重點。AI 真正改變的，不是把一個完整的職位取而代之，而是把你崗位裡那些具體任務，一個個拿走。以醫生為例。醫生這個職位不會一下子被 AI 替掉。但“解讀化驗結果”、“寫病歷摘要”、“找出異常指標”這些事，AI 已經能做，而且做得又快又穩。Mollick 說，AI 看的不是職位，而是任務本身。現代職場中的很多崗位，本身就包含多項不同的任務。你負責一半溝通，一半寫報告，再夾雜點資訊蒐集、文案潤色、資料歸納……結果現在這些事，AI 幾乎都能單獨完成。過去，我們靠穩定的分工來建立職業身份。而現在，崗位不穩定了，能力組合才重要。你越晚意識到這一點，就越難跟上這種變化。第三節｜你以為會用 AI，其實用得很淺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已經跟上 AI 了？寫郵件用 AI、查資料丟給它總結，PPT 不會寫的部分也能補一補……聽起來確實比以前高效了。但 Mollick 發現：很多人以為自己會用 AI，其實只會最基本的用法。他們把 AI當成應急工具，只用它湊內容、改錯別字、潤色句子。真正用得深的人，是這樣做的：世界銀行在奈及利亞做過對照實驗，讓 AI 配合老師進行課後輔導，六周後學生成績提升顯著，相當於多上了一年課的效果；有研究團隊發現，程式設計師使用 AI 程式設計工具後，程式碼合併量增加了39%，而錯誤率並沒有上升；沃頓商學院讓學生和 AI 各自產生 200 個創業點子，外部評委選出的前40個中，35 個來自 AI。這些不是在用 AI 提效，而是在讓 AI 參與工作過程的每一環。你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越是“看起來懂 AI ”的人，越容易只把它當成處理碎活的工具；越是認真思考“ AI 到底能替我承擔什麼”的人，反而能用出更大的價值。差距就在這裡：用得淺的人讓 AI 湊內容，用得深的人讓 AI 完成初稿。有了AI 的初稿，你的工作就不用從零開始，直接進入打磨階段。會用，是起點。用得深，才是差距拉開的地方。第四節｜泡沫可能破，但那些改變回不去了很多人在等一個訊號：AI 泡沫什麼時候破？Mollick 的回答是：泡沫可能會破，但 AI 不會因此消失。他的理由很簡單：現在有 10 億人在用這些工具；有至少 5 家中國公司、1 家法國公司在免費發佈模型；Google、微軟這些巨頭不會因為股市下跌就放棄 AI。即使 OpenAI 估值崩盤，那些已經建成的資料中心、開放原始碼的模型、習慣了使用 AI 的使用者，都不會消失。就像 90 年代末網際網路泡沫破裂，但那些鋪設好的光纖網路最終還是被用起來了。更關鍵的是，工作方式已經變了。很多人已經體驗到了效率的提升，嘗過這種甜頭後，很難再退回到從前的工作節奏。但比個人習慣更難逆轉的，是整個人才培養體系的改變。Mollick 最擔心的是學徒制的崩塌。4000年來，人類一直用學徒制傳承技能。白領工作也是如此：年輕人為前輩工作，前輩糾正他們，他們在過程中學會專業技能。但去年夏天發生的事情是：中層管理者不再願意培養實習生，因為 AI 做得更快；實習生也把工作直接扔給 AI，因為 AI 確實比他們強。結果是 AI 在和 AI 對話，年輕人失去了學習的機會。這個循環一旦開始，就很難再回到“手把手帶人”的時代了。Mollick 反覆強調：最危險的態度不是擔心 AI，而是假裝它會消失。我們需要做的不是等它消失，而是思考如何減輕負面影響、放大正面價值。因為當你還在等它消失時，別人已經在用它塑造未來了。泡沫會不會破？可能會。工作會不會回到從前？不會了。你要做的不是觀望，而是決定：在這個已經改變的世界裡，你要站在那一邊。 (AI深度研究員)

就在上周，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公佈的數千份檔案顯示，因未成年人性犯罪指控入獄，並於2019年神秘死亡的百萬富翁傑佛瑞·愛潑斯坦，和美國高等教育界知名科學家經常保持密切聯絡。他們中不少人，包括最近公開的哈佛前校長Larry Summers，都是美國大學知名教授。不知道經濟課上到一半的同學發現自己的教授上了“蘿莉島名單”，是什麼感受。總之接下來，因為川普簽署法案公佈愛潑斯坦案檔案，可能有更多的知識分子也將“社死”，今天咱們就先來扒一扒愛潑斯坦和科研界那些不得不說的往事......美國時間11月19日，在哈佛大學名為“Multilateralism and its Future”的百人大課上，教授說的第一句話是道歉：“你們中有些人應該已經看到了我關於和愛潑斯坦溝通的聲明。” 他說，“我對此感到羞愧。接下來我有一段時間不會參加公眾活動，但我還是得完成我的教書職責。”“所以，如果你們允許的話，我們來講今天的內容。”不知道台下那位學生還能全神貫注只聽當天的內容，反正本人是不行的。（難怪上不了哈佛）教授是勞倫斯·H·薩默斯，哈佛大學講席教授和前校長，教“美國經濟政策”（American Economic Policy）和“全球化：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挑戰”（Globaliza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本周三，他因為面臨哈佛針對他和愛潑斯坦的聯絡的調查，將停止教學，並從OpenAI董事會席辭職。薩默斯是美國最知名的民主黨派公共知識分子之一，在政界也是風生水起，曾擔任一系列高級政策職務，包括克林頓總統時期的第71任財政部長、歐巴馬總統時期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以及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評論區的網友也是迅速嘲諷開了：“太好了，我正愁感恩節和家裡人聊天缺素材。”“作為一名本科校友,上個新聞周期他是一大亮點……我不敢相信我們還要再次談論這個混蛋。”“我們能否讓他為他所有糟糕的經濟建議道歉？”傑佛瑞·愛德華·愛潑斯坦(Jeffrey Edward Epstein)於1953年1月20日出生於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的一戶猶太家庭。他第一份工作是道爾頓學校擔任教師；1976年從學校解僱後，他開始進入銀行業和金融業，在華爾街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mpanies, Inc.）工作。沒錯，就是那家引發了08年金融危機和大衰退期間，最終破產倒閉的公司。他吸引名流富豪的能力從那個時候就顯現出來了：從場內交易員的初級助理，很快晉陞為特殊產品部門的期權交易員，為最富有的客戶提供稅務籌劃策略諮詢。27 歲的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在 1980 年 7 月號《Cosmo》雜誌上發表的個人廣告。1981年8月，愛潑斯坦創立了自己的諮詢公司。用他的話說，這份工作就是為“高級賞金獵人”：幫助政府和超級富豪追回被“挪用的資金”。很快，他開始接觸政界：20世紀80年代中期，愛潑斯坦多次往返於美國、歐洲和中東之間。期間認識了美國國防承包商、前美國司法部長，甚至有人說他曾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英國安德魯王子和愛潑斯坦於90年代相識；視訊顯示安德魯王子於 2010 年進入傑佛瑞·愛潑斯坦的紐約住所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和愛潑斯坦在2002年、2003年多次同行出遊，還說愛潑斯坦“既是一位非常成功的金融家，也是一位熱心的慈善家”；1993 年,吉斯蘭·麥克斯韋（Ghislaine Maxwell）和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與比爾·克林頓總統一起在白宮。威廉·J·克林頓總統圖書館。川普更不用說了，作為八面玲瓏的生意人，他和愛潑斯坦經常互相拜訪對方的住所。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川普和愛潑斯坦常常前往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度假村。據《名利場》2019 年報導，馬斯克、愛潑斯坦和馬克·祖克柏都曾是 LinkedIn 聯合創始人裡德·霍夫曼晚宴的賓客......2000 年 2 月 12 日,唐納德·川普和他當時的女友梅拉尼婭·克瑙斯、傑佛瑞·愛潑斯坦和吉斯蘭·麥克斯韋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海湖莊園。圖源:Davidoff Studios Photography/Getty Images國家領導人、富豪、頂尖藝術家、科學家，均在列。愛潑斯坦社交圈之廣，以至於後來出事後，坊間流傳有一份“愛潑斯坦名單”，其中列有他的知名客戶名單，認為他維護著這樣一份名單是為了勒索這些同夥。而愛潑斯坦醜聞，是一場長達20年、捲入多國精英領導人的大戲。2004年11月，棕櫚灘警方接到線報，稱有年輕女子頻繁出入愛潑斯坦的住所。隨後FBI介入調查，指控愛潑斯坦曾付錢給多名女孩與他發生性關係。弗吉尼亞·朱弗雷與安德魯王子和吉斯萊恩·麥克斯韋在安德魯王子位於倫敦的家中合影,照片隨法庭檔案一起發佈。朱弗雷還是個青少年時被捲入了愛潑斯坦的性交易團夥。並受到英國安德魯王子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男人的剝削。朱弗雷41歲時自殺。涉案女孩中有些人未滿18歲，最小的只有14歲。FBI報告顯示有34名符合賠償條件的未成年受害者，而在本地媒體的報導中，受害人數字高達80個。愛潑斯坦於2006 年7月27日首次被捕，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和美國副檢察長肯·斯塔爾為他辯護。在獄中，他依然享受“特殊待遇”：被安置在棕櫚灘縣監獄的一個私人監區的他，在服刑三個半月後，被允許在規定的釋放時間之外自由出入。愛潑斯坦登記在紐約州性犯罪者登記處2019年7月，愛潑斯坦再次被捕，面臨最高45年刑期。FBI搜查他的聯排別墅時發現了成千上百帶有性暗示的照片，這也是著名“蘿莉島”的來歷：愛潑斯坦會乘坐私人飛機，將毫不知情的未成年少女帶到美屬維京群島的私人島嶼上，並在那裡實施犯罪。而島上據說佈滿了監控，錄影帶就是愛潑斯坦和他的女朋友用以此後威脅他們賓客的證據。但，就愛潑斯坦被捕在一個月之後，他在曼哈頓監獄中“自縊身亡”，卻沒有任何目擊證人。一系列陰謀論隨即病毒式傳播，說什麼的都有，但是總結成一句話：愛潑斯坦肯定是動了某個“大人物”的蛋糕，自殺？被“自殺”還差不多！據悉，川普在2007年得知愛潑斯坦的私人破事兒之後就與其疏遠，而且在2024年大選時高調宣佈自己將公佈所有“愛潑斯坦名單”。然而真上任了，他又多次反悔，聲稱檔案是民主黨編造出來陷害他的，直到上周兩院一致通過法案公佈檔案後才改口。愛潑斯坦倖存者在眾議院投票前發表講話。圖源：ABC News根據新法案，接下來30天，或許會有更多勁爆內容放出。然而僅僅是目前公開的檔案，就已經足夠讓某些看似德高望重的公眾人物身敗名裂，晚節不保。即使看似“正經”的學界，也不例外。就拿薩默斯來說，這位頂尖經濟教授和愛潑斯坦經常就女性、政治和哈佛大學相關項目發表暴論。2018年，已婚多年、64歲高齡的薩默斯，甚至向愛潑斯坦詢問怎麼追一位來自中國的女性宏觀經濟學家。薩默斯有時用代號“危險”來指代她，兩人甚至一度開玩笑，模擬薩默斯與這位女性發生性關係的機率。勞倫斯·H·薩默斯，圖源薩默斯個人網站愛潑斯坦這時候倒是毫不留情，告訴薩默斯他和這位經濟學家發生點什麼的機率接近為“0”，但是也說“她也碰不上第二個勞裡·薩默斯了。”女經濟學家：那真是太好了，我謝謝你。更炸裂的是，薩默斯的妻子也和愛潑斯坦寫過郵件，說自己愛讀“洛麗塔”，還推薦給自己的孩子......被雷到外焦裡嫩的外國網友們也在評論區刷起了表情包。薩默斯並非唯一一位向愛潑斯坦尋求建議的美國高等教育界知名人士。根據新近公佈的電子郵件顯示，科學家們經常向愛潑斯坦匯報研究進展，並行送表達感激和欽佩之情。甚至少數情況下，他們會向愛潑斯坦請教如何應對性騷擾指控。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神經科學副教授馬克·特拉莫 (Mark Tramo) 於 2018 年給愛潑斯坦發郵件，表示他計畫將侃爺（Kanye West) 當年早些時候在白宮辦公室的演講納入自己的課程，因為愛潑斯坦“對創造力很感興趣”。2007年，當愛潑斯坦承認嫖娼罪名的消息傳出時，特拉莫還寫信表達了聲援。而現在，他開始極力甩鍋：說自己是被時任哈佛大學教務長哈維·芬伯格首次介紹給愛潑斯坦的，而後者曾邀請特拉莫與愛潑斯坦坐在一起。愛潑斯坦當時是該大學心智、大腦和行為跨院系計畫的董事會成員。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神經科學副教授馬克·特拉莫“我和當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幾位同事一樣,對他的可怕罪行一無所知！我不知道他是個變態！”此外，哈佛大學經濟系客座講師摩西·霍夫曼 (Moshe Hoffman) 於 2016 年寫信感謝愛潑斯坦與他會面：“我非常享受與愛潑斯坦的每一次交流，也學到了很多東西。希望最終能由此寫成一兩本書。這對我意義重大。” 霍夫曼還列舉了他認為社會科學領域最緊迫的問題，例如“我們的道德和政治觀點從何而來？”此外，名單上和愛潑斯坦相識的教授還有時任西華盛頓大學兼職講師的詹妮弗·雅克特（Jennifer Jacquet）、羅格斯大學人類學和生物科學教授羅伯特·特裡弗斯（Robert Trivers），並且對他直言，目前判定性侵犯的標準對於男性來說太高了；因性行為不端指控調查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物理學教授勞倫斯·克勞斯（Lawrence Krauss）曾向愛潑斯坦尋求有關回應騷擾指控的建議......部分教授獲得了愛潑斯坦金主爸爸的巨額科研資金支援。一位曾經熱情洋溢稱讚愛潑斯坦的哈佛數學教授，收到了愛潑斯坦3000萬美元的捐款。從左到右，在愛潑斯坦檔案中提到的美國學界人物：Larry Summers, Alan Dershowitz（哈佛法學院教授）, Kenneth Starr(NYU法學院教授）, Lawrence M. Krauss and Noam Chomsky（MIT語言學教授）寫在最後大學早已不是立身世俗之外的象牙塔，而教授身份和名利的深度掛鉤，也完美演繹了什麼叫“拿人手短”——一邊在課堂講倫理道德，一邊和醜聞纏身的富豪談笑風生。說到底，學問是學問，做人是做人，這兩門課有些人還真沒一起及格過。當學術圈也開始“向錢看”，我們留學生更要保持清醒：不必盲目崇拜任何學術頭銜，真正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在名利誘惑前依然堅守底線的學者。 (INSIGHT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