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系汽車在全球佔比25.3%,歐系佔比25.8%,那中系汽車呢?
大家好,我是速哥。今天這期,想跟大家聊聊現在全球汽車的格局變化。最近有個挺有意思的資料——日系汽車全球佔比25.3%,歐系25.8%。那問題來了,中系汽車現在到底是個什麼位置?很多人還覺得咱中國車就是便宜,靠堆料,其實這個認知啊,早就得更新了。我先說個結論吧:中國車的全球佔比現在已經奔著35%去了,這可是從2016年那種“還沒人當回事”的局面,一步步爬上來的。2024年底的時候,中國汽車的全球市場份額甚至衝到了41%。這個數字放在以前,真是天方夜譚啊。然後我看了下細分,自主品牌在國內市場的份額已經到56%,也就是說,在中國賣的每兩台車裡,就有一台是國產品牌,咱不再是那個當年只盯著合資車的消費者了。說到這裡我得插一句,比亞迪太猛了。去年新能源銷量302萬輛,拿下全球新能源汽車銷量冠軍,佔了25.7%的全球份額,這成績誰比?特斯拉都讓了一步。更關鍵的是,比亞迪居然是全球前十品牌裡唯一的中國品牌,這個挺讓我驚訝的。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年試駕比亞迪漢EV那期,動力響應、能耗表現、底盤質感,真的能打,就是那個方向回正阻尼稍微重了點,但整體爽。它不再是個“能跑的電動車”了,而是個真正的完整車。再看吉利、奇瑞、長城這幾個老熟人。吉利去年銷量過了300萬輛,奇瑞、長安、上汽出海那架勢,一個比一個拼。你現在在南美、在中東、在歐洲一些地方,能看到“中國製造”的SUV,上面寫的卻是本地品牌的徽標,那其實是中國工廠組的。說白了,都是咱干的技術活。就像比亞迪那種Kayla平台、e平台3.0,其實在供應鏈上已經能反向輸出技術了。新能源這塊,中國的統治力更誇張。全球賣的新能源車裡,80%多是中國造的,這比例真的離譜。你看這一年電池、電機、電控,中國已經成了全球標準,寧德時代的磷酸鐵鋰、比亞迪的刀片電池,這兩個玩意兒拉滿了整個產業鏈。我之前拆過一台那吒S的電驅,線束布得乾淨,模組緊湊,這種細節感是五年前想不到的。不過話說回來,也別太飄。我得實話實說,2024這一年,競爭是真的殘酷。補貼少了,幾家新勢力撐不住,我聽說已經有幾家在排隊重組。新能源這條路,你能跑得出圈,說明你技術真的硬。不然就是“干吼不走”的那種。消費者也越來越懂了,你吹配置沒用,得真有料。最後總結一下,從全球格局來看,日系、歐系、中國系基本打平了。日系靠穩定可靠,歐系佔設計和底盤的統治力,而中系靠新能源技術、靠智能化、靠高性價比。最讓我感慨的是,這一路從“跟著學”到“開始被抄”,也就短短五六年。現在我們不只是造車,還在重新定義什麼叫“好車”。所以啊,如果說十年前買中國車是一種折中選擇,那現在敢買中國車,是一種自信。文章寫作不易,還望大家多多支援,點贊評論收藏一下,感謝大家。 (佑哥Right)
日元持續貶值!日本兩大在野黨聯手對抗高市
高市早苗寄希望於通過提前大選鞏固領導地位,而這一策略可能比她預想的更為冒險。1月14日,日元對美元匯率跌至159.45,創下2024年7月以來的最低點。隨後,日本財務大臣片山皋月發出口頭警告,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日元的貶值速度。1月15日,日元對美元匯率在158.55附近窄幅震盪。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計畫在1月23日解散眾議院、提前大選。這一消息進一步強化了日元貶值的預期,避險基金在貨幣期權市場押注日元對美元匯率在日本當局介入前可能跌向165。提前大選的消息也改變了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據央視新聞報導,當地時間15日,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決定和公明黨組成新的政黨。兩大在野黨“合體”高市早苗1月14日召開包括自民黨、日本維新會在內的執政聯盟高層會議,正式表達了在23日解散眾議院、提前舉行大選的意向。日本政府原計畫在1月23日開幕的國會上優先通過2026財年預算案,但目前由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組成的執政聯盟在眾議院僅有233席,勉強過半,在參議院則處於少數地位。在推動預算案通過等方面必須爭取在野黨支援,這給高市政府帶來不小壓力。在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孟明銘看來,高市早苗此舉是希望通過提前選舉爭取更穩定的多數席位,擺脫對其他小黨派的高度依賴。孟明銘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後推行激進的經濟政策,大幅提高防衛預算,疊加自民黨內“黑金”醜聞,以及挑釁中國對日本經濟造成的衝擊,已經激起了日本國內越來越多民眾的不滿。日本新聞網最新民調顯示,有58%的受訪者對日中關係惡化可能造成的經濟衝擊表示“不安”。彭博社也在報導中指出,高市早苗寄希望於通過提前大選鞏固領導地位。 然而,“在缺乏有力選舉夥伴的情況下,這一策略可能比她預想的更為冒險”。在提前大選的消息公佈後,日本政治版圖出現新的變化。當地時間1月15日,日本最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決定和公明黨組成新的政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表示,將考慮呼籲包括國民民主黨在內的其他政黨也參與到新黨中。公明黨去年10月退出與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組成的執政聯盟,轉為在野黨。日本輿論認為,立憲民主黨與公明黨擬通過加強合作、擴大支援面,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中共同對抗高市早苗陣營。日元或持續貶值儘管日本央行已經加息至199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日元疲弱態勢卻仍在持續。1月15日,期權市場資料顯示,押注美元上漲的看漲期權交易量是看跌期權的兩倍以上。在政治不確定性的衝擊下,日元匯率正經歷新一輪下跌。多家國際投行預測,受美日利差高企、日本負實際利率及資本外流影響,日元兌美元到2026年底可能貶至160甚至更低。歷史資料顯示,160關口是日本當局關鍵干預防線,2024年日本官方曾四次在此水平附近入市支撐日元。日本當局也頻繁釋放干預訊號。1月13日,片山皋月表示,她已和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進行溝通,兩人都對近期日元“單方面貶值”表示擔憂。次日,片山皋月再度發聲,稱不排除對匯率採取任何措施的可能性。在另一場新聞發佈會上,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尾崎正直也警告稱,日本可能會對日元匯率採取行動。他強調:“政府將對過度的貨幣波動採取適當措施。”德意志銀行在最新報告中指出,若自民黨未能單獨過半數,將被解讀為實質性失敗,政治停滯的恐懼將引發股市拋售和避險性的日元升值;但若獲得絕對穩定多數,強有力的政治基礎將因財政擴張預期導致日元走軟。投資者預期,若自民黨獲得多數席位,擴張性政策將得到延續,將進一步加劇日元貶值壓力,可能使央行實現物價穩定增長的目標變得更加複雜。1月14日,日本央行行長植田和男已明確表示,儘管市場因提前選舉猜測出現劇烈波動,央行仍將在條件允許時繼續加息,貨幣政策路徑並未改變。大多數經濟學家預計,日本央行將在1月23日的政策會議上按兵不動,下一次加息可能要到6月左右;也有分析認為,日元持續疲軟可能迫使央行採取更快行動提前加息。 (國際金融報)
日元要轉向升值了?
市場對匯率干預的警惕並未消失,日元很難再單向貶值。此外,從以往經驗來看,年初日元匯率趨勢容易發生轉變。2023~2025年的日元匯率以1月為轉折點,轉向與上年完全相反的方向……2026年起始的日元匯率具有較強支撐。阻礙日元貶值的因素不僅僅是對日本政府和日本銀行(央行)進行匯率干預的警惕感。從以往經驗來看,每年年初日元匯率趨勢容易發生明顯轉變,市場上也出現了日元匯率將轉向升值的看法。在1月6日的東京外匯市場,日元兌美元的匯率一度升值至156.0~156.5日元區間,與5日的最低點相比升值1日元左右。在2025年1月的低點(158.80日元)和160日元這一關口之前,日元匯率持續原地踏步。對匯率干預的警惕並未消失。2025年12月下旬,日本財務相片山皋月在接受美國彭博社採訪時表示,擁有採取干預匯率等措施的“自由裁量”,強烈牽制了日元貶值的趨勢。關於實際干預的時間,市場的看法有分歧,但日元很難再單向貶值。大和證券的首席策略師谷榮一郎關注的是韓國當局牽制韓元貶值的動向。韓國在12月以後出於“不希望韓元過度貶值”等理由,全面展開了口頭干預。有消息稱韓國國民年金公團(NPS)通過外匯套期保值交易,買入韓元來支撐匯率,當前韓元兌美元的匯率比12月的最低韓元與日元兌美元的匯率出現類似的走勢。這兩種貨幣均容易成為投機行為的對象,包括兩國在關稅談判中同意對美國進行巨額投資等情況。大和證券的谷榮一郎表示,“在情況相似的韓國,扭轉韓元貶值的動向加強,日本也有可能加強糾正日元貶值的動向”。此外,外匯市場相關人士還意識到近3年來連續發生的年初的日元匯率變化。2023~2025年的日元匯率以1月為轉折點,轉向與上年完全相反的方向。各年的轉向契機存在差異,比如2025年由於日本央行1月加息和美國總統川普的關稅政策,日元從年初開始迅速升值。很多投資者會在年末暫時平倉,“年初交易主題發生變化,與上年末時的預期相反的情況在持續”,瑞穗證券的首席外匯策略師山本雅文表示。因此,1~2月很容易成為形成下一個趨勢形式的起點。今年會如何?一家大型日資銀行的外匯經紀人表示,“在對高市政權下財政惡化的擔憂逐漸減弱的情況下,我個人認為日元走向升值會是主流劇本”。市場趨勢是日元貶值持續,但這名經紀人表示“不能完全斷定日元會進一步貶值”。三菱UFJ信託銀行資金外匯部市場營業課課長酒井基成也認為,“日元匯率可能會在無法擺脫貶值、原地踏步的整體局面下,慢慢轉向日元兌美元升值”。還稱“日本政府和日銀也表現出不拘泥於水平進行干預的意志,因此很難在這個時候積極做空日元”。可能成為匯率轉變契機的事件堆積如山。瑞穗研究與技術公司的主任經濟學家東深澤武史把3~4月全面展開的2026年春季勞資談判列為關注點,表示“如果能切實確認加薪的方向,日元將面臨升值壓力”。此外,還需要關注美國的利率動向。東深澤表示,在1美元兌155日元的狀態下,如美國長期利率波動1%,日元匯率將波動約12日元。日元兌美元匯率對美國利率的敏感度很高,經常出現美國利率的波動影響匯率動向的情況。三菱UFJ信託銀行的酒井指出,“此前匯率在(美國)政府關門導致精準經濟資料缺乏的狀況下形成,但從9日公佈的12月美國就業資料起,終於能切實確認經濟狀況”。他認為“該資料有可能成為日元對美元匯率的風向標”。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透露,截至2025年12月30日,避險基金等非商業部門的日元持倉出現小幅淨買入。到年底,倉位調整告一段落,投機者幾乎都回歸中性。當前已具備投資者們著眼於2026年的趨勢變化而開始行動的基礎。 (日經中文網)
梅毒,一種日式“斬殺線”
六七個打扮入時的年輕女孩圍成一圈,伸出手臂,對著鏡頭綻放笑容。在她們每個人的手掌和手臂上,都佈滿了鮮豔刺目的紅色斑疹——這是梅毒二期的典型症狀。照片的背景板上寫著:“梅毒擴散中,早檢查,早獲得治療。”這張在日本社交媒體上瘋傳的照片,與其說是在呼籲檢測,不如說是在宣告一種絕望的集體狂歡。當感染成為一種可以“分享”的群體經驗,當病毒成為融入圈子的“投名狀”,恥辱感便蕩然無存。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的資料,日本梅毒感染人數已連續幾年突破萬例,2023年更以15,902例創下歷史新高。女性感染者中,20多歲的年輕女性佔據了絕對主力。這究竟是怎麼了?如果你以為這只是一場公共衛生危機,那就大錯特錯了。那些紅斑的背後,是一個國家正在“物理腐爛”的現實——而“梅毒”,不過是日本年輕一代在經濟絕望中集體“裸奔”後,留在皮膚上的屍斑。絞殺——“窮”是怎樣把人逼上絕路的日本陷入經濟衰退不是一天兩天,畢竟“日本經濟=衰落的三十年”。那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在2022年之後,日本的梅毒感染會像火山一樣集中噴發?答案藏在兩個時間點裡:20年前和最近3年。讓我們從頭說起,這一切悲劇的原因,始於1999年與2004年《勞動派遣法》的兩次惡性修改。曾經,日本依靠“終身僱傭制”建構了戰後最大的社會神話——“一億總中流”。企業不僅是僱主,更是家庭的保護傘,從搖籃管到墳墓。但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為了給在通縮中苟延殘喘的企業“鬆綁”,政府打開了製造業派遣的禁令閘門。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被拋入非正規僱傭(派遣、契約工)的深淵——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非正規僱傭者的收入僅為正社員的66.9%。他們幹著一模一樣的工作,卻拿不到至關重要的獎金(在日本,獎金往往佔年收入的30%以上),沒有任何福利,且隨時面臨一紙通知就被掃地出門。這道閘門的打開,為今天的危機埋下了一個結構性的火藥桶。它批次製造了一整代“窮忙族”。如果說《派遣法》只是讓年輕人“慢慢變窮”,那麼最近三年的經濟劇變則是一頓亂砍,直接把他們從懸崖邊踹了下去。·第一刀:實質工資的“大跳水”。據日本厚勞省統計,日本實質工資已連續25個月以上負增長(截至2024年4月,為史上最長紀錄),跌幅為40年來最慘。物價漲了,工資沒漲。·第二刀:五公五民的“隱形稅”。年輕人的重壓還來自隱形稅負:社會保險費(養老、醫療)持續上漲。據日本財務省資料,2024年度稅負加上社保的國民負擔率已達45.1%,若加上財政赤字(潛在負擔率)則高達50.9%。一個月薪25萬日元的年輕人,扣完到手可能只剩19萬。這直接擊穿了在東京生存的最低底線。·第三刀:日元貶值的輸入型貧困。日元匯率一度跌破160,進口食品和能源價格飛漲。據日本財務省的家計調查,2024年日本恩格爾係數已達28.3%,為1981年以來43年最高。而對於底層年輕人來說,這意味著連一日三餐都可能開始成為奢望。正是這三年裡的三刀,徹底壓斷了駱駝的脊樑。以前那些尚能咬牙掙扎的“窮忙族”,在這致命的三年裡,跌破了那條看不見的“斬殺線”。男人的“絕育”:當戀愛變成一道“不經濟”的數學題在這種窮到骨子裡的高壓下,平成與令和一代男性的生存策略也發生了“病變”。他們親身經歷著派遣工的朝不保夕,只能有一種病態的“理性計算”:戀愛和婚姻,“性價比”太低了。畢竟,他們或許連考慮的機會都沒有:東洋經濟分析顯示,過去10年間,年收入300萬—500萬日元階層的婚姻數急劇下降,甚至有些人一輩子連戀愛都沒談過。昂貴的約會成本、無法企及的房價、沉重的養家責任……這一切讓正常的親密關係變成了高風險、負收益的投資。於是,他們主動切除了自己的情感機能,把生理需求異化為了一種純粹的“排泄”行為……據東京大學醫學系研究科調查,日本男性生涯風俗店利用率高達48%,真正做到了有快一半的人都進過“窯子”。論文原題:Sexual Behaviors among individuals aged 20-49 in Japan: Initial Findings from a Quasi-Representative National Survey這是極致的消費主義異化。“與其花錢談一場沒結果的戀愛,不如花3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500元)買一個小時的溫柔。”——他們追求的是“低成本、高效率、無責任”,卻渾然不知,自己已經成了梅毒病毒最高效的“搬運工”——在不同的廉價風俗店之間穿梭,將病毒從一個女孩身上帶到另一個女孩身上。女人的墜落:從負債起跑到肉身抵債而對於女性,這更是一場系統性的圍獵。日本的女孩,從畢業開始就比男性更窮。由於非正規僱傭中女性佔比極高,加上根深蒂固的職場性別歧視,她們往往背負著沉重的助學金債務起跑。據kanetohonne調查,日本名為獎學金實為助學貸款的平均借入額約282萬—313萬日元,女性與男性借入額相當,但畢業後年收入卻比男性低24%,導致還款壓力極大。在巨大的生存焦慮和原子化的孤獨中,牛郎店這個精神鴉片販子也乘虛而入。他們精準地販賣虛幻的“愛”與陪伴,再通過賒帳消費制度,一步步將女孩們推入債務的地獄。據每日新聞報導,大久保公園周邊被捕的站街女性中,約3至4成背負著牛郎店的債務。為了償還滾成天文數字的帳單,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從便利店的收銀台後走出來,走進風俗店,最終走向大久保公園的街頭。從“想要買個包”到“想要吃頓飯”——貧困改變了一切。於是,梅毒,這個令人窒息的“貧困閉環”就此形成:窮到絕望的男人,買不起愛情,只能買春。窮到絕望的女人,活不下去,只能賣春。男人在不同的廉價店面間穿梭,女人在不同的恩客間流轉。病毒,就這樣在兩個同樣絕望的群體之間反覆交換、變異、指數級擴散。梅毒紅斑,成了他們交換彼此貧困與絕望的唯一憑證。掠食——當“便宜的日本”向全世界敞開懷抱如果說內部的貧困閉環是一種慢性自殺,那麼日元貶值與外部勢力的介入,就是往這個垂死的身體裡注射了一管興奮劑,讓一切加速腐爛。前文的報導中提到的新宿歌舞伎町的大久保公園,正是上述一切悲劇的物理終點。夜幕降臨後,幾十上百名年輕女性像行尸走肉般站立在陰影裡。她們背負著牛郎店的債,等待著下一個嫖客。據TBS新聞報導,在這裡,甚至有十二三歲的初中生小女孩,問人要不要買春。這裡根本就不是公園,而是日本社會的一塊露天潰瘍。隨著日元匯率跌破150甚至160,一群新的掠食者嗅著血腥味,從大洋彼岸蜂擁而至。大久保公園周邊的站街女性已開始以外國遊客為主要目標客戶。這些在本國西裝革履、高喊各類高尚口號的歐美紳士們,驚喜地發現:用在紐約連一頓像樣晚餐都吃不起的錢(幾十美元),就能在亞洲最發達的國家,肆意購買年輕女性的身體。部分風俗店甚至推出了針對外國人的“Gaijin Tax”(外國人稅),收更高的價格——但即便如此,對持有美元和歐元的外國人來說,依然是“白菜價”。一些YouTuber和TikToker甚至拿著鏡頭在大久保公園直播“掃街”,對著等待接客的女孩評頭論足,彷彿在逛一個人肉市場。據Japan Today報導,自從2023年多段視訊火了之後,總有外國遊客來到此地“尋歡作樂”,2025年已經逮捕了多名20幾歲的年輕日本女性。這不僅僅是利用強勢貨幣對弱勢經濟體進行性剝削,這些將日本視為“法外之地”的遊客,往往是高風險性行為的擁躉。他們拒絕安全措施,將從歐美各地攜帶來的病毒株作為“伴手禮”留給了大久保公園的女孩們。而對此,日本無論如何都很難堵上漏掉,感染人數仍在漲,但主串流媒體並不會大肆報導。於是,日本的貧困女性,不僅要承受來自國內“風俗廢人”男性的剝削,還要承受來自全球“性旅遊客”的剝削。大久保公園,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無國界的病毒培養皿。結語:國家對年輕一代的集體謀殺日本梅毒的爆發,從來都不是單純的醫學問題,更不是什麼“年輕人不自愛”。它是日本戰後引以為傲的“一億總中流”神話徹底破產後的必然產物;是《勞動派遣法》這把20年前遞出的刀,終於捅穿了這一代年輕人的最後一層皮膚;是政府一邊高喊“少子化危機”,一邊用“五公五民”的稅負和“用完即棄”的僱傭制度,親手掐死了年輕人戀愛、結婚、生育的所有可能性。政府在那邊發避孕套、貼美少女戰士的海報,試圖用公共衛生手段去治療一個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絕症,註定是徒勞的。只要年輕女性依然無法通過正當勞動獲得體面的生存,只要年輕男性依然認為買春比戀愛更“划算”,那條看不見的“斬殺線”,就會繼續無聲地收割這個國家的未來。這不是日本年輕人的道德淪喪。而是當一個主權國家一個國家失去經濟主權後,淪落到連自己的國民都無法保護、任由外國嫖客在自家土地上肆意“採購”年輕女性,所付出的最慘烈代價。 (底線思維)
日媒爆高市早苗或有大動作
過半席位太脆弱,外交困局難擺脫,日媒爆高市早苗醞釀提前大選日本時事社10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稱,自民黨內部傳言,高市早苗或將在1月23日召開的例行國會期間,解散眾議院。此舉旨在贏得眾議院選舉,並加快政策實施處理程序,但執政黨內部對此意見不一。日媒預計高市將在做出最終決定前仔細進行評估。日本《朝日新聞》11日分析稱,解散眾議院論調增強,高市首相的涉台錯誤言論導致日中關係惡化是原因之一。不過,有關專家11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高市早苗提前舉行大選,試圖憑藉裹挾民意的方式強化其極右翼政策的所謂合法性。這一行為對地區地緣政治的穩定將產生深遠的破壞作用。日媒傳出兩個方案日本時事社稱,目前關於解散眾議院有兩個方案:一個是“1月27日公示(各政黨公示參選人名單)、2月8日投開票”;另一個是“2月3日公示、2月15日投開票”。在去年的臨時國會上,執政黨通過納入其他無黨派所屬眾議員,最終在465個眾議院席位中獲得233個,勉強達到過半席位。但在參議院,執政黨仍然是少數,造成“扭曲國會”現狀,導致政權營運存在不確定因素。對於有關提前解散眾議院的消息,日本朝野態度不同。據日本廣播協會網站10日報導,自民黨政調會長小林鷹之當天表示,“解散(眾議院)是首相的專屬特權,我不予置評。自我首次當選以來,一直保持著常在(選舉)戰場的心態,即使在選舉後的第二天也是如此,我認為這才是眾議員應有的素質”。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野田佳彥10日稱,“我曾說過,高市會在支援率高的時候盡快解散眾議院,所以即使解散,我也堅定做好了思想準備”。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表示,“(解散)表明高市政權陷入相當嚴重的僵局。他們試圖依靠表面上的高支援率打破僵局,為了黨派利益和戰略而解散眾議院並舉行大選。”日中關係是考量之一?上海政法學院副教授孫盛囡11日向《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認為,高市提前大選有三個目的:一是為其經濟政策尋求民意背書;二是以提前選舉為跳板,打破參議院少數困境,進一步推動修憲;三是應對中日關係惡化危機,試圖借選舉穩定政權以扭轉外交困局。《朝日新聞》11日分析稱,日前中方宣佈加強對日本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稀土也可能被列入出口管制範圍,令日本首相官邸內部危機感進一步加強。如果日中關係沒有改善,在野黨無疑會在新一屆國會期間加大追責力度。此外,在新一屆國會期間如果出現負面事件,可能對高市內閣造成致命傷,這也就促使出現支援提前解散眾議院的論調。《朝日新聞》還稱,這一策略也存在風險。現屆眾議員任期(4年)尚未過半,如果高市明知解散眾議院將導致政治真空,卻仍執意進行的話,將清楚地表明解散眾議院優先考慮的是黨派利益,那麼解散的合理性將受到質疑。日本政府一位高級官員表達擔憂稱,“如果我們在應對物價上漲的措施尚未到位的情況下就擱置預算提案,將是徹頭徹尾的‘因個人原因而解散’”。孫盛囡表示,退一步來講,即便自民黨在提前大選中獲勝,也不意味高市早苗的極右翼政治立場被日本民眾廣泛接受。隨著中國加強對日本右翼極端勢力的綜合反制,日本國內社會將越來越體會到極右翼政治言論和立場對其自身利益的嚴重損害。日欲“強化太平洋防衛”儘管提前解散眾議院尚無定論,高市推動日本強軍擴武、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做法卻絲毫沒有停下。據《讀賣新聞》11日報導,日本政府決定在今年修訂的“安保三檔案”中,將“強化太平洋防衛”作為一項方針,其中包括建設港灣、跑道和警戒監視雷達網路的必要性,以便自衛隊能在太平洋地區進行廣泛活動。報導稱,此舉旨在增強日本和美國應對中國在太平洋地區日益活躍的軍事活動能力。日媒宣稱,中國正加緊將軍事力量投射到太平洋地區,以防一旦“台灣有事”,美軍從太平洋地區前來支援。加強自衛隊的“監視”能力將有助於提升日美同盟的威懾力。防衛西南諸島對於對抗中國也至關重要,日本防衛省一名高級官員表示,“這將需要相當規模的預算和人員投入”。孫盛囡表示,日本政府此時刻意將“加強太平洋防務”塞入安保檔案,坐實其地區地緣政治安全“破壞者”的角色。太平洋本應是和平發展的通道,日本卻試圖將其異化為遏華的橋頭堡。這種行徑不僅嚴重損害了亞太地區的安全互信,更是對中國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國家統一這一根本權益的直接挑戰。 (環球時報)
日本,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土耳其?
如果只是看匯率數字,日元已經貶值這件事,其實並不新鮮。過去幾年裡,關於日元走弱的討論反反覆覆出現過,市場也早就習慣了這種波動。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變化更多被理解為一種結構性的結果,而不是失控的訊號。在那個階段,很多討論的出發點都很相似:日本的經濟體量、產業結構、社會穩定性,決定了它不太可能因為匯率波動就出現系統性危機。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曾經有過一個相對溫和的判斷:日本,或許會慢慢走向一種“豪華版泰國”的狀態。“豪華版泰國”的判斷,從一開始就不是唱衰需要先說明的是,“豪華版泰國”這個說法,本身並不是貶義。它指向的是一種可能的經濟形態:在貨幣長期偏弱的情況下,日本不再執著於貨幣強勢,而是利用自身優勢,在全球消費與旅遊體系中佔據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位置。日本有極其豐富的觀光資源,有成熟到近乎“過度”的服務體系,也有極高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如果匯率偏弱,那麼對海外遊客而言,日本會顯得越來越划算;對外來消費而言,日本會形成一種“體驗與價格不成正比”的吸引力。在這個框架裡,日元貶值並不等於問題,而是一種被吸收、被利用的變數。這也是為什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日本國內外對日元的討論,大多停留在“利弊並存,但總體可控”的層面。今年開始,討論的基調發生了變化變化,出現在最近一年。在日本金融機構、研究部門和分析師的公開發言中,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一種共識性的判斷:日元在中期內,依然面臨較大的貶值壓力,而且很難通過單一政策徹底扭轉。這種判斷並不激進,反而相當冷靜。原因也並不複雜:• 日本與其他主要經濟體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利率與收益差• 日本長期面對人口結構、增長潛力等結構性問題• 在防通縮、防經濟下行和穩定匯率之間,政策空間本身就非常有限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日元想要持續、明顯走強,並不容易。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些分析師在討論風險時,開始提到一個更極端的參照——土耳其。“土耳其”更多是一種提醒,而不是判斷需要說清楚的是:幾乎沒有日本的主流分析師,會認真地認為“日本一定會成為土耳其”。當“土耳其”這個詞被提到時,它更多是一種提醒式的參照,而不是結論。土耳其代表的,並不是某一個具體的貶值幅度,而是一種狀態:貨幣長期走弱,通膨難以下行,社會對本幣購買力的信任不斷被侵蝕,最終形成惡性循環。把這個例子拿出來,並不是為了製造恐慌,而是為了強調:如果貨幣貶值持續存在,而相關配套和預期管理出現偏差,情況會變得相當棘手。這種擔憂,本身就標誌著討論層級的變化。日元繼續貶值,對日本意味著什麼如果回到現實層面,日元偏弱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具體的。對日本普通老百姓來說,最直接的感受來自生活成本。能源、食品、原材料高度依賴進口,匯率走弱往往會通過價格,一點一點反映到日常生活中。即便名義工資有所上調,但“錢不如以前經花”的體感,並不會因此消失。這種感覺,並不一定會立刻引發危機,但它會長期存在,並逐漸改變消費行為和社會情緒。而對日本企業而言,情況則更加複雜。出口企業在帳面上可能受益,但大量依賴進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企業,成本壓力同樣不小。匯率並不是單向利多,而是重新分配。對來日本旅遊的人來說,又是另一幅圖景從外部視角看,日元貶值確實讓日本變得更加“友好”。無論是住宿、餐飲還是服務體驗,日本在很多時候都顯得“物有所值”,甚至“超出預期”。這也是為什麼,在匯率偏弱的背景下,日本的入境旅遊和外來消費始終保持著相當強的吸引力。從這個角度看,“豪華版泰國”的判斷並沒有失效。日本依然在沿著這條路徑前進,只是這條路徑的另一側,也開始被更多人認真審視。放眼 2025 年,為什麼日本會被放在一起討論如果把視野放到全球,就會發現這種討論並非孤立出現。在 2025 年這一年裡,真正出現明顯貨幣貶值壓力的,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而且它們並非無關緊要的小經濟體。阿根廷長期面臨高通膨與本幣信用問題,貨幣貶值更多是一種結果。土耳其則仍然在通膨與匯率之間反覆拉扯。而日本,則是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少數幾個貨幣持續承壓的例子。正因為這種“並不多見”,日本才會被放進同一張圖裡討論。這並不是一篇斷言日本未來的文章。它只是試圖把最近一段時間裡,日本國內金融與經濟討論中正在發生的變化,整理出來。從“豪華版泰國”這樣相對溫和的判斷,到開始認真討論“如果處理不好會發生什麼”,這種轉變,本身就值得被記錄。日元是否繼續貶值,答案可能並不複雜;真正複雜的,是這種貶值在不同人群、不同層面上,所帶來的連鎖反應。而這,或許才是接下來一段時間裡,最值得被持續觀察的地方。 (MAMIANA HOUSE)
壽司郎贏得毫不費力
餐飲品牌恨不得夾起尾巴做人的日子裡,壽司郎活成了最顯眼的那個例外。同一個商場裡,預製菜們人人喊打,流水線的壽司郎卻排起長龍。線上預約要到一個月後,高峰期現場等位上千桌,黃牛甚至自研出了以假亂真的排隊小程序。壽司郎的最新戰績,是在去年12月開進遍地是日料的上海。饒是見慣了大場面的上海人,也創下排隊14小時的新紀錄[1]。2025財年(2024.9-2025.9),壽司郎母公司F&LC的銷售收入創下4295億日元的新高,整體營業利潤上漲54.4%。其中,以中國為首的海外市場做出巨大貢獻,收入整體增長42.6%,業務佔比達到30%,領導隨即立下“2035財年在中國開店500家”的軍令狀,約等於薩莉亞花費23年才在中國打下的江山。不同於曇花一現的網紅餐廳,壽司郎主營的回轉壽司品類已在中國餐飲界沉浮近30年。土生土長的禾綠壽司,早在2010年左右就開出超過200家店,是壽司郎的近三倍;同為日本回轉壽司巨頭的濱壽司也在2014年就進入中國。然而,禾綠壽司目前的門店只剩不到50家;濱壽司入華6年才開出12家門店,而近年沾了不少同行的流量,2024年一年就擴店35家[2][3]。說好的風水輪流轉,怎麼是你轉我不轉?莞莞不類卿2021年,壽司郎在台灣省發起一項“名字裡帶‘鮭魚’可免費用餐”的活動,成功讓331位台灣民眾改名,至今仍有人保留“鮭魚”的大名,埋伏下一場“鮭魚之亂”[4]。這一年,壽司郎正式進入中國大陸市場。郎的誘惑兩岸通用,五年後,在餐飲業一片混亂之際,壽司郎成為新的排隊風向標。回轉壽司不是新鮮事物,趕上2018年前後鐵板燒、居酒屋等新日式餐飲崛起,回轉壽司也曾被反襯為價格不算便宜、食材不夠新鮮的雞肋存在[5]。被稱為本土回轉壽司開山鼻祖的禾綠壽司,就在接連被曝光用過期食材、染色蟹籽之後走上了關店的下坡路。回轉壽司的標準化與快餐化,是用一系列代價換來的。由於生食+現制的祖宗之法不可變,回轉壽司們既要用飽和式生產填滿傳送帶,又要對食品衛生提心吊膽,結果就是損耗高而效率低。壽司郎的老飯新炒,始於一條效率更高的作業流水線。它用上了一小時能做3600份壽司的機器人、植入IC晶片的餐盤和預測顧客菜品需求的巨量資料系統,一盤壽司轉悠超過350米就會被自動撤下,科技含量之高,壽司之神看了都要直呼大逆不道。據2021年的Business+IT資料,壽司郎的人工成本比率和銷售費用率分別是28%和44%,比同為平價快餐連鎖店的松屋(牛肉飯)和鳥貴族(燒鳥)都要低。但這場效率升級的巔峰,卻來自一場意外的公關危機。2023年,日本高中生一則“舔公用醬油瓶、把口水抹在壽司上”的惡搞視訊把壽司郎送上風口浪尖,母公司F&LC的市值單日蒸發168億日元[6],論倒霉程度,能和隔壁海底撈坐一桌。那之後,壽司郎放棄了傳統的公共傳送帶模式,全面改用了“壽司新幹線”模式,顧客螢幕點餐,壽司精準彈射到桌,取消傳送帶所喪失的娛樂性,則用大螢幕小遊戲代替。回轉壽司不回轉的騷操作,直接帶動了門店效率的進一步提升。據F&LC的2024年財報披露,完成新幹線改革後,壽司郎的食材損耗率從業內平均的10%~15%降到接近0%,單位出餐速度快了40%,顧客等待時間從5分鐘降到3分鐘。與之相對,壽司郎營收同比增長13.6%,站上了歷史新高位。壽司郎不僅軍事化管理食材,消費者來了也要軍訓,500平米的大店疊加堪比付費自習室的空間利用,一次最多能容納365人[7],翻檯率也進一步提高,高峰期能達到10~15次/天,為了把流水線的運轉效率提高到極致,還會在每桌用餐1小時後委婉提醒。與之相似,海底撈旗下的如鮨壽司才在杭州開業不久,周末單日能接待超過1000人,翻檯率達到8次/天,是其火鍋主業的兩倍[8]。放眼餐飲行業,這其實是一個相當詭異的畫面:明知肉是剛解凍的,飯是機器人捏的,那那都能吃苦、唯獨吃飯不能的中國消費者,卻把這項人均過百的消費稱之為“窮鬼壽司”、“性價比之王”。遺憾的是,壽司郎的成功經驗,中國廚子可能還真學不來。不是真窮鬼去年6月,壽司郎的老鄉KURA壽司宣佈退出中國大陸,兩年僅開出3家店的賽季結算記錄,與當初十年百店的豪言相去甚遠[9]。關於KURA壽司敗走原因的說法眾多,姿態太高傲,拒做本地化,菜單品類少,味道吃不慣等等,但最重要的一點,恐怕是撞上了中國連鎖餐飲的中間地帶魔咒。我們曾總結過餐飲品牌的光譜兩極:一端是主打“標準預製+加盟擴張”的平價餐飲,一端是強調“高價非標+直營經營”的高端餐飲。以西貝、綠茶為代表的中端連鎖餐飲,腳踩商業地產擴張紅利,曾想把預製菜賣出更貴的模樣,結果既不能像薩莉亞一樣用低價買人心,又不能像新榮記一樣靠炫技鎮場子,結果兩頭盡失,挨罵收場。日料也遵循這一分佈原則,平價市場以超市和外帶為主,擅長用致死量的美乃滋掩蓋食材的劣質本味,高端市場則是《壽司之神》、晚學課件等珍貴影像資料裡的常客。壽司郎卻活成既要又要的例外。它賣著8塊錢一份的鵝肝壽司,不動聲色地把客單價幹到了薩莉亞的近3倍,比西貝、海底撈都要高。壽司郎的成功,首先源於壽司品類的身份紅利。中端餐飲的輿論危機,本質上是“花大價錢吃預製菜”的割裂感作祟,但壽司堪稱最偷懶的做飯流派,製作過程高度簡化為魚片蓋飯,既繞開了現制菜的深加工陷阱,又免受預製菜的輿論毒打,完美實踐了不開火就不會被開火的生存之道。消費者對此也心知肚明,中餐難吃你會罵廚子不行,壽司難吃你只會問這條金槍魚為什麼不鍛鍊。而當消費者對價值的判斷從非標的烹飪過程轉移到具體的原料食材上,壽司郎就能憑藉更低的損耗和更高的效率,擠出更大的利潤空間,然後用同等價格拿下更加肥美的藍鰭金槍魚大腹,打響“窮鬼之神”的名號。壽司郎的降本增效小妙招還不止於此。比如在原材料環節,自2023年核廢水事件後,壽司郎就在中國加速完成了供應鏈的本土化改造。海膽和江瑤貝用大連的、鵝肝用山東的、鰻魚用順德的、真鯛和紅甘魚都來自福建海域。國產原材料的物美價廉也有據可查。2023年,一家高端日料店的老闆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提到,北海道海膽在店裡賣到大約555.2元/100g,而大連海膽只賣398/100g,且後者風味更濃。另外在2024年,央視探訪廣東佛山一處鰻魚產區時瞭解到,一條國產鰻魚的售價大約69-87元,而日本產的能賣到114-146元[10][11]。雖然也有俄羅斯、加拿大等產地貢獻原材料,但總的來說,中國人在壽司郎吃到日本海鮮的機率基本為零。同時,壽司郎的產品組合也極盡講究,把壽司當成奶茶來賣,用搭配組合的方式幹出了超200個SKU,光是鮭魚相關的SKU就有30多個。海量SKU讓性價比顯得更深不可測,日本新聞媒體對壽司郎的一次採訪中透露,引流產品的金槍魚壽司成本率大約60%,而符合小孩口味的玉米軍艦壽司成本率只有30%[12]。吆喝著甩賣幾款確實高性價比的明星產品引流,再默默用一堆低成本高利潤的其他產品變現,壽司郎的心思與零食量販店不謀而合。所謂性價比,到頭來都是你情我願的互相算計。你贏在8塊錢一碟的金槍魚大腹,我贏在讓你相信你贏了,我們的前途都一片光明。優勢終在我去年年初,南城香創始人在一場演講時心有慼慼: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正在中國上演[13]。1990年到2024年,日本餐飲行業誕生了11隻“十倍股”。其中,市值斷層第一的公司名叫泉盛集團(Zensho),旗下品牌包括食其家和濱壽司。期間,回轉壽司的平民快餐地位得到了日本市場的一致認可。2000-2019年之間,日本回轉壽司的規模就從2460億日元翻倍至6700億日元,實現了逆勢增長,CR5也高達84%[14]。時代繁榮與否,人都離不開五穀雜糧,要吃一日三餐,但消費降級不是從新榮記垂直降落到沙縣蒸餃,人在徒步下山時,總會下意識地尋找自洽的緩衝區。見慣了世面的王思聰,曾兩次大戰高端日料店,在人民群眾之間獲得一片共鳴。一次是在成都花了一萬五給出一星差評,另一次是怒斥上海日料店臨時加價、態度傲慢。不怪萬達生意不景氣,王思聰屢屢為這四五位數的消費大動肝火,全因日料的門路太多,一不留神就會被當成傻子整。日料是高端餐飲市場的常客,紐約日料人均消費遠超法餐、意餐位列第一[15],滬上日籍主理人們也靠著Omakase一戰成名,價格天花板上不封頂。但日料的尊貴體驗,更多是由行為藝術和文學修辭賦予的。由於烹飪方法樸素,日料大多加工環節短、原料佔比高,附加值也偏低。因此,高端日料的策略大多是模糊原料與人力成本,量化服務與故事空間。30多度的手心,只有能講出匠人故事的小野二郎才能坐地起價,因為勞動是有價的,藝術是無價的。同樣是“空運食材”,既可能是當天捕撈急凍的,也未嘗不能是一年前產於加拿大、兩塊八毛二一顆的清水牌北極貝。後者同為高端品牌,做出的北極貝刺身毛利率高達80%以上[15]。在上海經營高端壽司店Sushi Oyama的大山武雄,會引導顧客拿起壽司、用心體會與壽司師傅“手牽手”的感覺,他如此解釋這一系列交流互動:“幾口就下肚了,最後買單說一千塊,這樣客人是無法接受的[16]。”低附加值的特點也決定了頂流以下無平替,只有“9分鐘完成15道菜”、“後廚沒有一把刀”,把毛利率幹到60%的薩莉亞。前者溢價空間大,後者成本下限低,只要沒有中間地帶,就不會掉進中間地帶陷阱。這種高度兩極分化的市場結構,恰好為壽司郎提供了身份便利。工業化與流水線的效率優勢正中市場情緒對“性價比”的執著,自嘲精緻窮的消費者(和大量黃牛)用排隊再造商場頂流,時隔多年,中端壽司的命題竟然詭異成立。結果就是壽司郎來華後,將原本5元人民幣左右的壽司翻倍至10元,反倒喜提“窮鬼熱捧、品牌穩賺”的雙贏局面。早在2012年,壽司郎就曾與和記小菜所屬的上海本土企業成立過合資公司,試圖進軍中國市場,還喊出“在華東地區開設200家門店”的口號,結果被現實潑了冷水[17]。直到2021年,壽司郎再戰大陸,在廣州開出首店後,沿華南、西南、華中、華北一路北伐,最終以一條迂迴的路線重返上海。鮨字輩日料們忙裡忙外,又是做飯又是表演,限時限量接待,食材當天空運,一通操作下來,整體利潤率大概是10%-15%。而最新財報顯示,在海外市場,壽司郎的淨利率已經能達到12%。這一次,郎等來了它的時代。 (虎嗅APP)
身家堪比馬雲,泡麵大王到電動車巨鱷,越南首富的士帝國叩關港股
從烏克蘭街頭賣泡麵到打造越南最大商業帝國,范日旺用三十年的時間重塑了一個國家的消費生態。他的Vingroup版圖覆蓋越南人“從搖籃到墳墓”的方方面面,更以宏大的“造車夢”將越南品牌推向全球。如今,這位57歲的越南首富,正謀劃將其旗下綠色電動出行巨頭——的士營運商GSM送至香港上市,這不僅是其資本棋局的關鍵落子,更可能書寫港股首家越南企業的歷史。“越南首富”范日旺的故事,是一部白手起家的熱血傳奇,也是一幅洞察越南這個新興市場崛起與野心的生動畫卷。“越南首富”造車狂飆與“的士王國”的上市野望范日旺身後運載VINFAST電動車的巨輪范日旺的抱負,從未止步於滿足越南人的日常生活。2017年,當全球電動汽車浪潮風起雲湧時,他毅然投入巨資,創立了VinFast。這不僅是一個商業決策,更被視作一種國家使命——打造“越南的特斯拉”,讓越南工業在全球高科技領域佔據一席之地。VinFast的誕生,伴隨著Vingroup巨大的資源傾斜,從引進國際頂尖人才和技術,到以驚人速度在越南海防市建成現代化汽車工廠,范日旺展現了其標誌性的“攻擊型”戰略。初期,VinFast通過生產燃油車積累經驗,並迅速轉向電動車賽道。2022年底,其首批電動汽車VF 8和VF 9開始向國際市場出口,進軍北美和歐洲。2023年8月,VinFast通過SPAC方式登陸美國納斯達克,上市首日股價暴漲逾250%,市值一度飆升至驚人的約850億美元,甚至超過了福特和通用等百年車企。這一“越南閃電”震撼全球資本市場,將范日旺的財富和聲望推至頂峰,也讓越南的工業野心成為世界焦點。然而,高光之後是嚴峻的現實考驗。VinFast仍處於“燒錢”換市場的初級階段,全球交付量爬坡緩慢,巨額研發、行銷及管道建設投入導致虧損持續擴大。2025年第三季度淨虧損約24兆越南盾的財報,如同一盆冷水。其股價也從歷史高點暴跌超過97%,市值嚴重蒸發,反映出市場對其盈利路徑和現金消耗速度的深切憂慮。“越南特斯拉”的光環之下,是國際競爭紅海中生存與成長的巨大壓力。2025年,海防市VinFast汽車製造廠第20萬輛整車下線正是在VinFast尋求突破、證明其商業模式可持續性的關鍵當口,范日旺出行生態中的另一枚關鍵棋子——GSM(Green and Smart Mobility)走到了舞台中央。GSM成立於2023年,定位為全電動出行服務提供商,核心業務是使用VinFast生產的電動汽車營運網約車和的士服務。這堪稱范日旺的一步妙棋:一方面為VinFast的產品創造了穩定且規模可觀的內部消化管道,保障了初期的銷量基本盤;另一方面,直接切入快速增長的綠色出行市場,講述一個從製造到服務、軟硬結合的閉環故事。GSM的發展堪稱迅猛。憑藉資本優勢和車輛供給的協同,它迅速在越南本土網約車市場奪取了近40%的份額,超越了老牌對手Grab。其車隊規模已擴展至約2萬輛電動汽車和6萬輛電動摩托,業務還已拓展至寮國、印尼和菲律賓,並覬覦更大的印度市場。GSM已不僅是VinFast的“銷售管道”,其本身已成為東南亞綠色出行領域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此刻,傳出GSM計畫赴香港上市,募資至少2億美元,目標估值200-300億美元的消息,便顯得戰略意圖清晰。GSM電動計程車在印尼勿加泗(Bekasi)首先,獨立融資:為GSM自身的快速擴張(包括車隊規模擴大和國際化)輸血,同時減輕對Vingroup母體的資金依賴。其次,價值發現:將出行業務從VinFast的製造業務中分拆出來,讓資本市場更清晰地評估其流量平台價值和持續現金流生成能力,有望獲得更高估值。第三,提振信心:成功上市將為整個Vingroup生態系統注入強心針,尤其是可能反哺市場對VinFast未來盈利能力的想像。最後,地緣佈局:選擇香港而非美國,看中的是毗鄰東南亞的地緣優勢、國際投資者基礎以及作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橋樑角色,這為未來潛在的區域合作或中國市場探索埋下伏筆。然而,范日旺的宏大基建野心近期也遭遇了策略性收縮。其子公司Vinspeed曾高調競標總額達670億美元的越南南北高鐵項目,但在與德國西門子達成相關技術合作後,卻於2025年底突然宣佈退出。這一撤案曾引發集團股價震盪,也揭示了范日旺在多方戰線作戰時的資源約束與戰略聚焦——他選擇將有限的資金和精力,更集中地押注在電動汽車和綠色出行這兩個代表未來的核心賽道上。GSM的香港上市之路,因此不僅是一次普通的IPO。它是范日旺在VinFast遭遇資本市場冷靜審視後,開闢的第二戰場,是其建構新能源垂直帝國從“製造驅動”轉向“製造+服務雙輪驅動”的關鍵驗證。成功與否,將深刻影響市場對其整個商業帝國可持續性的判斷。烏克蘭起步,一包泡麵撬動,范日旺歸國成就“越南首富”“越南首富”范日旺范日旺今日坐擁的龐大王國,起點遠在數千公里外的東歐烏克蘭,且始於最普通的商品——速食麵。1968年,范日旺出生於越南河靜省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名軍人,母親靠在街頭賣茶補貼家用。作為家中長子的他,自幼便體會生活艱辛,渴望能改善家庭境遇。憑藉聰穎與勤奮,他獲得公費留學機會,先後在河內地質勘探大學和莫斯科國立地質勘探大學攻讀經濟學相關專業。蘇聯解體前後的東歐,物資匱乏,充滿了混亂與機遇。1990年代初,范日旺與大學戀人(後來的妻子)沒有返回越南,而是來到了烏克蘭。他們最初在基輔開了一家越南餐館,目睹了當地民眾“非常窮,非常餓”的境況。敏銳的商業嗅覺讓他發現了更基礎的需求:廉價、方便的食品。他用積攢和籌措的約1萬美元起步,開了一家小超市,並很快將目光投向食品生產。VinFast董事長范日旺(左)范日旺從一家家庭式面條小作坊開始,主要為周邊的越南餐館供貨。但他不滿足於此。他深入研究當時已在中國市場風靡的康師傅、統一等品牌,發現了調味包和醬料包的秘密。於是,他引進生產線,開始生產帶有獨立風味料包的速食麵,並創立了“Mivina”品牌。這種更美味、更便捷的產品迅速征服了烏克蘭消費者的味蕾。1993年,他正式創立Technocom公司,全力經營食品業務。到2000年代初,“Mivina”已佔據烏克蘭速食麵市場97%的份額,年收入超過1億美元,成為烏克蘭當地的“泡麵大王”。這段經歷錘煉了范日旺對大眾消費市場的深刻理解、供應鏈管理能力,以及在中歐地區營商的政治經濟風險應對經驗。2000年,已在烏克蘭功成名就的范日旺,看到了祖國越南在“革新開放”後的巨大發展潛力。他做出了人生中第二次重大戰略抉擇:出售Technocom公司給食品巨頭雀巢,套現巨額資金,毅然“鮭魚返鄉”,將全部資本和精力投回越南。回到越南的他,沒有繼續做熟悉的食品業,而是選擇了當時正值起飛前夜的房地產行業。2002年,他在河內創立Vingroup,從開發大型購物中心、高端寫字樓和公寓起步。他運用在烏克蘭積累的資本運作和規模化營運經驗,以驚人的速度和執行力擴張。Vincom購物中心、Vinpearl度假村、Vinhomes高端住宅區……一個個地標性項目拔地而起,迅速改變了河內、胡志明市等大城市的天際線與生活模式。范日旺范日旺的商業哲學是全覆蓋與生態閉環。他不斷將觸角伸向零售(VinMart)、教育(Vinschool)、醫療(Vinmec)、乃至後來的汽車(VinFast)、智慧型手機和農業。他的目標很明確:建構一個無所不包的生活生態系統,讓越南人一生的主要需求都能在Vingroup的體系內得到滿足。“越南人一生都有他”這句話,既是調侃,也是對其商業版圖最生動的概括。從烏克蘭街頭洞察飢渴催生的泡麵商機,到回國後精準踩中越南城市化與消費升級的每一個浪潮,范日旺的創業史,是一部典型的“機會主義者”與“戰略建構者”的混合體。他擁有草根起步的堅韌與務實,也具備國際化視野和敢於押注未來的驚人魄力。根據福布斯全球億萬富豪榜,范日旺以近300億美元身家排行全球第72位,比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排名高三位,更蟬聯“越南首富”寶座。如今,57歲的范日旺,正駕駛著VinFast這艘承載著越南發展野心的巨輪,在全球化的驚濤駭浪中航行;而GSM赴港上市,則是他為這艘巨艦尋找新動力和穩定錨點的又一次大膽嘗試。“越南首富”的故事,仍在激烈地書寫之中。 (一波說商業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