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彭博社援引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旗下智庫最新報告披露，若中國持續強化對關鍵稀土元素的出口管制，歐盟或將採取“對等反制”措施——推動荷蘭政府限制ASML對中國大陸客戶現有DUV光刻機的售後服務，甚至暫停相關裝置的維護與技術支援。這一提議標誌著中歐在高科技與關鍵資源領域的博弈正從“隱性摩擦”走向“顯性對抗”。報告指出，中國自2023年起逐步收緊對鎵、鍺、鏑、鋱等用於半導體、新能源和國防工業的關鍵稀土材料的出口許可，已對歐洲多個戰略產業造成實質性衝擊。而作為回應，歐洲方面正考慮將ASML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存在感轉化為談判籌碼。中國市場：ASML不可割捨的“收入支柱”根據ASML於2025年10月發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中國大陸市場貢獻了高達24億歐元的系統銷售收入，佔其全球系統銷售額的4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超過90%的訂單來自深紫外（DUV）光刻機，尤其是NXT:1980Di及以下型號的成熟製程裝置。儘管美國主導的出口管制早已禁止向中國出口極紫外（EUV）光刻機，並對部分高端浸沒式DUV機型（如NXT:2000i及以上）實施嚴格限制，但大量用於28nm及以上成熟製程的DUV裝置仍被允許交付至非敏感用途的晶圓廠，包括汽車晶片、電源管理IC、工業控制晶片等廣泛領域。這些“非先進但不可或缺”的晶片，構成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底層基礎設施。一旦ASML停止對已售裝置的維護服務，將直接導致中國數百條產線面臨停擺風險。歐洲的兩難：施壓 vs. 自損然而，此舉對歐洲自身亦是一把雙刃劍。ASML首席財務官羅傑·達森在財報電話會上坦言：“即便面臨地緣政治壓力，中國仍是ASML最大且最具韌性的單一市場。我們預計2026年來自中國的收入仍將保持穩定。”若全面切斷DUV售後支援，不僅將重創ASML營收——相當於一夜損失近四分之一的系統銷售收入，還可能加速中國本土光刻裝置的替代處理程序。這正是前CEO彼得·溫寧克多年來反覆警告的風險：“封鎖只會催生更快的自主創新。”事實上，這一趨勢已然顯現。在2025年上海灣芯展上，由上海微電子拆分成立的“上海芯上微裝”首次公開展示多款面向化合物半導體與先進封裝的國產光刻裝置。據《科創板日報》現場採訪，該公司核心團隊均來自原上海微電子光刻項目組，明確以“快速市場化”和“前道裝置攻關”為戰略目標。雖然目前尚無7nm以下邏輯晶片用國產光刻機問世，但中國已在刻蝕、薄膜沉積、清洗、量測等環節基本實現裝置全國產化。光刻，成為最後一塊“硬骨頭”。技術現實：DUV仍是不可替代的主力儘管EUV被視為摩爾定律延續的關鍵，但其高昂成本令多數廠商望而卻步。第一代EUV光刻機售價超1.2億美元，而新一代High-NA EUV更是飆升至3.8億美元。即便是台積電這樣的行業龍頭，也對大規模部署持謹慎態度。相比之下，DUV技術成熟、性價比高，配合多重曝光工藝，仍可支撐14nm甚至7nm晶片的量產——中芯國際即在2023年利用ASML NXT:1980Di裝置成功試產7nm晶片。兩年過去，受限於裝置獲取瓶頸，中國先進製程雖未突破5nm，但在成熟製程領域產能持續擴張，對DUV裝置的依賴有增無減。博弈升級：資源與技術的“相互挾持”歐洲智庫此次提議，本質上是一場“資源換技術”的戰略試探。稀土是晶片製造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從磁體到拋光液，從雷射器到感測器，無不依賴稀土元素。而光刻機則是晶片製造的“心臟”。雙方各自握有對方難以短期替代的關鍵資產。但這場博弈的風險極高。若歐洲真對ASML售後下手，不僅可能觸發中方更嚴厲的稀土反制，還可能徹底激化中國加速建構“去美化+去歐化”供應鏈的決心。屆時，ASML或將永久失去全球最大半導體增量市場。正如一位不願具名的歐洲半導體分析師所言：“用今天的收入去賭明天的談判優勢，是一場危險的豪賭。而中國，已經不再是沒有備胎的玩家。” (晶片研究室)

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基本保持著和平穩定。然而近日，南海波瀾再起。菲律賓頻繁拉攏域外勢力組織所謂“聯合巡航”，破壞地區和平穩定。11月14日至15日，菲律賓武裝部隊與美國印太司令部及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所謂“西菲律賓海”再次開展多邊海上合作活動（MMCA），“彰顯了地區團結與合作日益加強”。在此背景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佈報告《修辭與現實：菲律賓、東盟和南海》。本文從海外視角進行深度分析，直指美國南海政策的核心邏輯：並非真心維護地區穩定，而是將南海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維繫自身霸權的關鍵棋盤。文章指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加強美菲合作，同時拓展其他戰略夥伴以尋求在地區對抗大國影響力。究竟誰是南海和平的守護者，誰是麻煩的製造者？讀完此文，答案不言自明。2025年8月21日，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面向全球發佈“南海真相”系列中英文智庫報告。報告系統性闡明了中國對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揭露了域外勢力插手“南海問題”的事實真相。中方立場一貫清晰而堅定：我們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願與地區國家共護南海和平。隨著東盟峰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落下帷幕，菲律賓正為於2026年接任輪值主席國一職做準備。此次擔任東盟主席恰逢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不僅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十周年，也處於中菲在南海關係日益緊張的敏感時期。菲律賓總統費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斯（小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多次表示，推動早已陷入停滯的“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談判達成共識，將是其擔任主席期間的優先事項。然而，從實際行動來看，馬尼拉對CoC的強調更多流於象徵性，其在應對當前安全挑戰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恐怕將更依賴於其不斷擴展的防務夥伴網路，尤其是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而非寄希望於東盟的集體共識。今年的東盟峰會凸顯了該機制在應對南海問題上的結構性侷限。大多數ASEAN成員國在會議中發表的聲明依舊謹慎，普遍迴避對近期事態發展的明確表態——包括中國宣佈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部署浮標、以及持續對菲律賓船隻進行撞擊和水炮驅離等行為。作為2025年東盟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重申，應通過東盟框架內解決爭端，並警告稱“外部勢力”的介入只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儘管馬科斯在公開場合認同這一立場，其政府卻依然積極尋求東盟以外的安全合作關係，以遏制中國在海上進一步的行為。與易卜拉欣較為克制的語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科斯的言論被菲媒形容為“強硬”。雖然並未直接點名中國，他仍然對所謂“不安全的操作行為以及對菲律賓在海域和空域內進行正當、例行活動的干擾與阻撓所使用的脅迫性工具與裝備”表示批評。在第20屆東亞峰會上，馬科斯的表態更為尖銳。他譴責中國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的舉措，並稱該地“長期以來是菲律賓領土的一部分”。在隨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馬科斯表示，其言辭並非挑釁，而是反映了菲律賓在南海所面臨現實情況的“必要表達”。他還補充道，如果東盟“無法解決問題，至少我們應當持續尋求某種方式來管控緊張局勢……為各方找到某種程度上的共處機制（modus vivendi）”。2025年9月10日，國務院批覆同意新建黃岩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圖為黃岩島礁盤（圖源：新華社）美菲“呼朋喚友”，影響南海局勢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言論反映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持續拓展與其他戰略夥伴的合作。儘管菲律賓仍然支援“南海行為準則”談判處理程序，但談判進展緩慢，這進一步加深了其國內的共識，即僅憑東盟機制難以在南海實現實質性的安全成果，尤其是在當前緊張局勢已對菲律賓公民的安全與生計構成直接威脅的背景下。在東盟防長擴大會（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上取得的進展，揭示了菲律賓當前安全政策的實質性突破所在——這些進展發生在東盟峰會閉幕後近一周的時間裡。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克塞思（Pete Hegseth）與菲律賓國防部長吉爾伯特·特奧多羅（Gilberto Teodoro）聯合宣佈成立“菲律賓特遣隊”（Task Force Philippines），並完成了《聯盟戰備行動計畫》（Alliance Readiness Action Plan）。該特遣隊參考了2024年公佈的“阿雲金礁特遣隊”（Task Force Ayungin，阿雲金礁即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設立模式，後者是一個專注於應對南海潛在危機的美軍單位，旨在進一步深化當前由美菲聯合軍事援助小組（Joint U.S. 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協調的相關合作。新成立的“菲律賓特遣隊”將隸屬於美國印太司令部，任務範圍預計將比其前身更為廣泛，涵蓋包括災害救援在內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在菲律賓群島範圍內的應急響應能力；儘管如此，南海仍將是其重點關注區域。該特遣隊預計將編制約60名常駐人員，由一位准將或同等等級的海軍將領領導，從而提升對突發情況的快速應對能力與戰略靈活性。特奧多羅部長強調，美菲之間不僅要加強雙邊聯盟，還必須“吸納更多盟友”——這一目標菲律賓已在積極推進。上周末，菲律賓與加拿大簽署了《訪問部隊地位協定》（SOVFA），這是渥太華在印太地區簽署的首個此類協議。此外，在2025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場邊會見中稱菲律賓為“特殊朋友”，呼籲兩國加強合作；與此同時，韓國韓華海洋公司（Hanwha Ocean）也承諾將支援菲律賓海軍正在籌建的潛艇項目。上述進展進一步豐富了菲律賓近年來不斷擴展的防務合作網路。除與日本達成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外，菲律賓還與紐西蘭簽署了SOVFA，與德國締結防務合作協議，並與印度建立了多項防務合作安排。此外，菲律賓與法國也正在就自身版本的訪問部隊協議進行磋商。這些防務協議凸顯出菲律賓正在積極建構一個超越東盟框架、具備威懾與能力建設功能的多邊安全夥伴網路。展望未來，菲律賓面臨一場敏感的戰略平衡考驗。作為2026年東盟輪值主席國，菲律賓將有機會重申東盟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這一角色也要求其在東盟內部存在明顯分歧的背景下，謹慎處理部分成員國試圖迴避與中國直接對抗的立場。馬科斯當前改採取的路徑展現出一定的務實態度。菲律賓很可能會利用其主席國地位，繼續強調“南海行為準則”機制對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藉此表明東盟對和平秩序的承諾，即便對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並不抱過高期待。與此同時，馬尼拉也將持續深化其“次區域小多邊”（minilateral）防務合作網路，以實現東盟共識機制所難以達成的實際安全成效。If successful, the Philippines could position itself as both a defender of ASEAN centrality and a driver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the success of which will shape not only Manila’s chairmanship but also Southeast Asia’s trajectory in navig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第47屆東盟峰會及系列會議於2025年10月舉行，東盟各國領導人重點討論了東盟共同體建設及對外關係等議題。圖為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街頭的東盟峰會標識（圖源：BBC）菲律賓即將擔任的2026年東盟主席國角色，既具象徵意義，也具有戰略價值。一方面，該年份標誌著菲律賓在海牙國際仲裁中“勝訴”十周年（譯者註：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終“裁決”，荷蘭海牙法庭判菲律賓“勝訴”聲稱，中國對南海海域沒有“歷史性所有權”，並否定了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凸顯其對以規則為基礎的海洋秩序的長期承諾；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契機，使菲律賓政府得以在南海問題上協調東盟外交路徑與現實安全需求之間的張力。馬科斯當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堅守東盟原則的同時，有效推進本國國家利益。如果運作得當，菲律賓不僅可塑造成東盟中心性原則的堅定維護者，也可能成為推動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的關鍵力量。這一角色的成功與否，將不只決定菲律賓主席國任期的表現，更可能影響整個東南亞在應對海上大國競爭中的戰略走向。 (大灣區評論)

為一場爭議性的塔克·卡爾森採訪出面辯護後，這家智庫的主席凱文·羅伯茨引爆了保守派建制內的滔天不滿。傳統基金會可不是普通的智庫。自羅納德·里根時代以來，它一直是保守主義運動的突擊隊，源源不斷為共和黨總統輸送現成政策與久經論戰的評論員。傳統基金會以“同一聲音”為傲，要求其學者在關鍵議題上保持統一立場。如今，這種幾近軍隊化的紀律已經瓦解，許多在職與離職員工將矛頭指向了 2021 年上任的主席凱文·羅伯茨。他們打趣說，基金會的運行原則如今更像是“一人之聲”，羅伯茨正咄咄逼人地將智庫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對齊。本周民主黨人沉浸於選舉告捷的喜悅之際，傳統基金會的分歧也凸顯出川普在 2024 年勝選聯盟內部日益擴大的裂縫。羅伯茨與機構元老之間長久醞釀的衝突，近日公然爆發。導火索是羅伯茨上月末發佈的一段視訊，為塔克·卡爾森辯護。卡爾森因對右翼網紅尼克·富恩特斯進行了一場態度恭敬的採訪而遭到輿論廣泛譴責，後者公開自稱白人至上主義者，並否認大屠殺。羅伯茨的批評者認為，這段視訊等於魯莽地向反猶主義者發出邀請，把他們帶入長期以來一直努力將極端邊緣拒之門外的共和黨建制圈。羅伯茨近日承認視訊是一個“錯誤”，不過這並未平息智庫內部的不安。當川普在十年前崛起並顛覆保守主義運動時，傳統基金會基本被晾在一旁。據傳統基金會員工及接近該機構的人士表示，羅伯茨的使命，就是讓這個團體重新變得重要。傳統基金會主席凱文·羅伯茨為塔克·卡爾森辯護，稱其為白人至上主義者尼克·富恩特斯提供了平台（如上圖）。從許多指標看，他確實有斬獲。他結交了黨內重量級共和黨人，包括副總統 J·D·范斯。據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把范斯視為政黨的未來。傳統基金會的《2025 計畫》政策藍圖在去年的大選中飽受民主黨抨擊，如今卻成了川普政府的行動手冊。在羅伯茨領導下，該智庫也創下募款紀錄，同時招募了挺川普的員工，以呼應 MAGA 基層的觀感。羅伯茨如今迎來四年任內最大的領導權危機。他如何處置這場持續發酵的風波，不僅是一次關於 MAGA 陣營是否與反猶主義糾纏不清的檢驗，也是在考量這一陣營與共和黨長期信條之間那種時常對立的關係。“圍繞‘美國優先’走向的角力正在進行，究竟是被新保守派與‘深層政府’的華盛頓沼澤重新控制，還是交到新一代鬥士手裡。”曾任《2025 計畫》負責人、現正向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發起初選挑戰的保羅·丹斯說。丹斯稱羅伯茨是“一位愛國者，也是一位非常公正的領導者”。在 10 月 30 日發佈的一段近三分鐘社媒視訊中，羅伯茨為卡爾森辯護，稱其因給富恩特斯提供平台卻未就其立場提出尖銳追問而遭到“惡毒的聯盟”圍攻。“我不同意，甚至厭惡尼克·富恩特斯所說的一些東西，但把他封殺也不是答案。”羅伯茨說。傳統基金會員工對這段視訊感到震驚，也困惑於羅伯茨為何必須插手。近日已有多名員工辭職，智庫反猶主義問題工作組的數名志願委員也相繼離任。由崇尚里根的保守派佔多數的傳統基金會理事會面臨壓力，被要求對羅伯茨採取行動。羅伯茨並非川普的早期支持者，在 2023 年 4 月共和黨初選期間，他邀請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左）在傳統基金會 50 周年領導力峰會上發表演講。“傳統基金會歷來聲音有力，而且迄今為止一直堅守原則。”喬治·W·布什政府前白宮新聞秘書阿里·弗萊舍說。“一個合乎原則的回應，本應是對尼克·富恩特斯的直截了當的批評。他們怎麼會錯過這一點，我難以想像。”羅伯茨與傳統基金會的發言人未回應多次置評請求。儘管川普本人支援以色列，共和黨內一個日益壯大的反干預派系正質疑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援。一些保守派意見領袖更是走得更遠，重複關於以色列影響美國的反猶陳詞，並錯誤地暗示該國與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遇害有關。在周三一場約兩小時的全體員工會議上，羅伯茨稱自己提出過辭職，但他認為有“道德義務”把爛攤子收拾好。上述表述來自保守派新聞網站《華盛頓自由燈塔》發佈的會議視訊。羅伯茨承認，他本應說清楚，不想“封殺”某人並不等於認同對方的所有言論。隨著理事與員工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聲批評，包括發佈“納粹是壞的”之類的表情包，羅伯茨試圖收回先前表態的努力同時也激怒了智庫內部站在他一邊的盟友。羅伯茨，51 歲，曾任一所小型天主教學院的校長。他既具備“智庫型知識分子”的資歷，也帶著幾分 MAGA 風格的強硬品牌氣息。他先前擔任德州公共政策基金會首席執行官，該機構被視為部分未來川普政府官員的訓練場。理事會在聘任他時抱有期望，希望他能在傳統與新潮之間保持平衡。隨著傳統基金會吸納更多親 MAGA 的知識分子，這使得這種平衡尤為關鍵。羅伯茨重塑組織的方式之一，是改變傳統基金會沿用已久的“同一聲音”政策的執行方式。不同於鼓勵公開辯論的其他智庫，傳統基金會要求學者為機構形成共識立場，而不是在特定議題上呈現不同意見。多位前員工表示，羅伯茨利用這項政策將傳統基金會與 MAGA 運動對齊，尤其是在遠離鷹派外交與自由貿易原則方面。據在那兒工作過的人士說，如果學者的觀點偏離了智庫立場，可能會被叫到羅伯茨辦公的八樓，與其副手之一“談一談”。員工們把八樓比作共產政權，稱之為“政治局”。員工對視訊的強烈反彈，促使羅伯茨的一位盟友迅速出手。幾名傳統基金會員工在社交媒體上談及卡爾森採訪後，美國問責基金會負責人湯姆·瓊斯向國會辦公室發出郵件，建議不要僱用那些公開批評羅伯茨的員工。郵件點名列出相關員工，並附上他們社交媒體帖文截圖。記者查閱了這封郵件的副本。瓊斯在接受採訪時為郵件辯護，並稱沒有任何傳統基金會人士要求他發出這封信。“一個組織有一位負責人，他說的話很重要。”這位曾在國會山任職的工作人員說。“如果你對此有意見，機構內部有流程可以提出這些關切。”在替卡爾森辯護的視訊中，羅伯茨稱他是傳統基金會的“密友”。卡爾森曾在該智庫 50 周年慶典上擔任主旨演講人，傳統基金會也贊助過卡爾森的一些節目。直到圍繞富恩特斯採訪的風波爆發前，傳統基金會官網上還有帶卡爾森名字的捐款頁面。"2025 計畫"建築師保羅·丹斯——羅伯茨的支持者——在宣佈將挑戰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初選中的林賽·格雷厄姆後發表講話。周三的全員會議也折射出保守派內部圍繞卡爾森的代際分歧。多位資深員工表達了擔憂。至少有一名員工表示，智庫內的 Z 世代員工認同羅伯茨視訊的實質內容，並支援卡爾森。“這正是當下保守主義運動的難題，我們要想清楚如何彼此尊重不同意見，尤其是在你提到的這個問題上，同時還能一起工作。”羅伯茨在會上說。批評者把羅伯茨的視訊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體現，即“右無敵人”，這個說法借用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左無敵人”的概念，在 MAGA 運動中正日益走紅。擁護者認為，內鬥會損害運動整體效能，所以應當停止。“若一個帳篷大到能容得下他們，”全國猶太倡議中心首席執行官馬克·戈爾德費德說，他指的是富恩特斯及其他極端主義者，“那對我而言就太大了。”羅伯茨視訊發佈後，戈爾德費德從傳統基金會全國反猶工作組請辭。該工作組的負責人周四在一封郵件中表示，他們將與傳統基金會保持距離，並在智庫之外繼續這項工作。戈爾德費德表示，他計畫重返工作組。羅伯茨意欲對傳統基金會進行深遠調整的一個早期跡象，出現在他上任三個月後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之後。傳統基金會此前支援援烏，起初還在大樓外懸掛烏克蘭國旗。但幾天後國旗被撤下，隨後內部溝通也逐步體現出機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策轉向。據知情人士透露，這一轉向在內部溝通中日益清晰。據該機構前外交政策中心主任盧克·科菲介紹，從事烏克蘭議題的員工被要求觀看卡爾森關於戰爭的評論獨白，這些內容充斥著陰謀論。他們還被要求刪除過去支援援烏的推文，並撰寫反映羅伯茨所擁抱的新孤立主義立場的論文。“對我而言，那一刻我就知道，‘同一聲音’不再是組織共識，而成了‘一人之聲’。”科菲說。他最終因機構在烏克蘭政策上的逆轉而辭職。到 2022 年 5 月，傳統基金會已經在國會山遊說共和黨人投票反對一攬子對烏援助法案。“這份援烏法案把錢從美國人民的優先事項上挪開，且不負責任地把納稅人的錢送到一個外國，毫無問責。”該機構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該機構也從長期奉行的自由貿易理念撤退，轉而支援川普的關稅政策。卡爾森（左）已成為川普總統和副總統 J·D·范斯頗具爭議的盟友，圖為兩人在 2024 年 7 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合影。“我們提出的策略是，要更自由的貿易，也要更公平的貿易，而川普的策略可能兼得二者。”曾擔任川普經濟顧問、直到本周還是傳統基金會訪問學者的斯蒂芬·摩爾說。當被問及傳統基金會在貿易立場上的調整是否特意與川普對齊時，摩爾說：“這是個好問題。我想顯然我們不想去激怒川普。”摩爾周四在 X 上發文稱，他將從傳統基金會辭職，專注其他項目。在羅伯茨的領導下，傳統基金會曾召集其他保守派團體共同撰寫《2025 計畫》，這是一部 900 多頁的著作，裝滿了對下一屆政府政策議程的詳細建議。民主黨人在去年大選中將這部藍圖當作火力焦點，指其證明了川普的極右翼政策。作為回應，川普及其競選團隊對傳統基金會越來越感到不滿。彼時的競選經理蘇西·威爾斯打電話給傳統基金會官員，要求為《2025 計畫》降溫。曾在傳統基金會領導《2025 計畫》的丹斯稱讚羅伯茨的領導，表示這一倡議的目的，就是應對傳統基金會內部與共和黨更廣範圍內的分裂。“這項工作的勝利之處在於，把右翼團結起來，停止內鬥，並為下一任總統在人員與政策上從第一天起推進，搭好建設性的積木。”他說。羅伯茨試圖把傳統基金會與川普繫結，起初讓一些人感到意外，他們並不把他視為鐵桿“挺川普派”。據熟悉其言論的人士說，在 2024 年共和黨初選尚未塵埃落定前，羅伯茨曾對川普的某些立場表示失望，包括他不願全力擁抱墮胎限制。羅伯茨還曾在 X 上發帖譴責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後來該帖被刪除。2024 年初選期間，傳統基金會曾借出場地供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舉辦活動，並邀請他在 50 周年慶典上演講。共和黨初選結束後，羅伯茨很快就轉而全力支援川普。今年 2 月，理事會收到一封匿名員工的詳細投訴，指控羅伯茨的管理風格。記者當時查閱了這封信的副本。信中稱，羅伯茨應被解職，因為他“在極短時間內摧毀了傳統基金會引以為傲的遺產”。“它不再是一家智庫，而是一個華盛頓少有人尊重的公關機構。”不過，無論是政策分歧還是管理抱怨，都未曾引發如同羅伯茨處理卡爾森事件那樣的強烈反應。多位從傳統基金會反猶工作組辭任的成員在採訪中表示，他們不理解羅伯茨為何要介入此事，而且儘管他試圖澄清自己的言論，他們仍無法繼續與他保持關聯。律師伊恩·斯皮爾從該工作組辭任。他表示，如果成員只能譴責左翼的反猶現象，那麼工作組就不可能再保持原則性。“通過主席的表態，傳統基金會已經釋放出一個訊號，即它似乎並不認真對待共和黨內與保守主義運動中反猶主義的蔓延。”他說。一些支援羅伯茨的人士表示，他們把這場最新爭議看作 2028 年共和黨初選期間諸多辯論的預演。不過，也有一位被視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一線競爭者的人士呼籲結束黨內的敵意。副總統 J·D·范斯周三試圖號召保守派圍繞共同優先事項團結起來，包括生活負擔與移民問題。“這種內鬥，”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很愚蠢。” (一半杯)

01前沿導讀據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儘管美國拉攏了許多國際盟友來實施對華制裁，但許多盟友並沒有發揮出太大的作用。在亞洲盟友圈內，日本在半導體領域可以起到更顯著的作用，而韓國卻不太聽話，不願意更多的牽扯到中國市場，這會給美國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險。02制裁包圍圈相對比韓國的三星、SK海力士等企業，現在的日本半導體公司更偏向於裝置和材料，處於供應鏈的最前端，擁有較高的產業話語權。日本的東京電子（TEL）、電氣股份公司（NEC）、東芝、尼康、佳能、索尼等企業，涵蓋了通訊技術、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裝置、儲存晶片、光學鏡頭、光刻機等多個產業鏈的尖端技術產品。儘管先進光刻機裝置已被荷蘭的ASML壟斷，但是日本依然可以依靠著尼康在光刻機領域的技術產品拿下一定的市場份額，供應鏈優勢明顯。從以往的產業發展上面來看，日本的半導體技術曾經成為了威脅美國技術的存在，導致美國政府使用反傾銷調查、施加關稅等制裁手段，迫使日本與美國簽署《美日半導體協定》，壓制住了日本企業的擴張。日本的東芝曾經是快閃記憶體晶片的市場霸主，一度將美國英特爾的儲存器業務逼至負增長的局面，導致時任英特爾CEO的格魯夫宣佈砍掉英特爾發家致富的儲存器技術，放棄與日本企業競爭，轉型微處理器。而美國政府則是暗中扶持韓國三星與日本東芝對抗，在簽訂協議之後，東芝的儲存晶片面臨著大量庫存積壓的風險，海外市場也被美國封鎖了一大半，東芝選擇通過裁員的方式減輕公司壓力。而東芝裁掉的這些技術人員，直接被三星招走了80%。擁有了懂技術的工程師之後，三星一舉殺入儲存器領域，將東芝拉下神壇。韓國半導體的支柱就是三星和SK海力士，這兩個企業均在中國建設有合資工廠，並且中國工廠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儲存晶片製造，這也讓三星可以騰出手來發展尖端的晶片製造技術。韓國是全球除中國之外的第二大晶片製造商，並且也是中國的第七大外資來源國，其儲存工廠和技術合作早已深入中國市場，因此在面對美國要求其對華實施限制的時候，韓國政府和相關企業明顯更加謹慎，不敢輕易對中國說不。日本企業雖然被美國的貿易制裁大傷元氣，但是其核心的供應鏈優勢還在。並且日本政府在2022年宣佈與美國資本共同投資1.3兆日元，成立Rapidus公司，聯合開發下一代半導體技術，還提供了4000億日元的補貼，邀請台積電在日本熊本縣建設工廠。據Rapidus公司董事長東哲郎對媒體表示：過去美國阻礙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現在有美國的支援，是日本重新振興半導體技術的一個良機。03對華合作韓國總統李在明在今年8月的演講時表示，中美雙方在晶片領域進行競爭的同時，也在該領域和其他領域進行合作，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而韓國和中國在地理位置上面相近，中美晶片戰將會波及到中韓雙方，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韓國需要維護好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雖然韓國三星的勢力龐大，但是其半導體部門依然需要依賴於進口的高端裝置才能製造晶片。三星曾經在2012年斥7000億韓元的價格收購了ASML公司3%的股份，隨後在2016年出售一半的股份收回大部分投資成本。2023年，三星開始陸續出售剩下的ASML股份。據產業估算，三星對ASML的投資總回報率達到了8倍左右。出售股份獲得的資金被三星再次投入到晶片技術的研發當中，走逆勢投資的發展路線，以維持住三星在半導體領域的前列地位。韓國晶片產業賴以生存的市場就是儲存晶片，其次是三星的晶圓代工。而製造儲存晶片的核心工廠均建設在了中國大陸，從基本盤面上分析，三星在中國有將近20家生產工廠，業務涵蓋了電子、金融、重工業等多個領域，其經濟體系已經與中國市場深度繫結。並且三星還遵從美國《晶片法案》和關稅政策的要求，在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建設半導體工廠，以此來避免額外的大量關稅。韓國的種種外交投資手段，已經讓其形成了一種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發展體系。 (逍遙漠)

根據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於2025年9月發佈的報告《贏得下一場戰爭》，美國空軍（USAF）正面臨其歷史上最嚴峻的危機。報告指出，當前的美國空軍是其歷史上“規模最小、機齡最老、戰備最差”的部隊，其在能力、容量和戰備狀態的全面滑坡，已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生存性威脅。報告作者警告說，數十年的預算削減、錯誤的“剝離再投資”戰略以及持續的高強度作戰任務，已經嚴重侵蝕了空軍的根基。報告的核心論點是，若不立即採取果斷行動扭轉這一趨勢，美國在下一場大國衝突中將面臨失敗的真實風險。報告將當前空軍的狀態與1987年冷戰高峰時期的空軍進行了詳細對比。1987年的空軍被視為一支能夠威懾並擊敗蘇聯的強大力量，其能力、容量和戰備水平均是今天的空軍無法比擬的。通過這一歷史對比，報告旨在揭示美國空軍當前存在的巨大差距。衡量空軍實力的三大支柱報告將空軍的戰鬥力分解為三個核心宏觀變數，這三大支柱共同決定了一支空軍的威懾力和實戰效能： 容量（Capacity）：指作戰相關飛機的總數量。足夠數量的飛機是維持持續作戰、覆蓋廣闊戰區和承受戰時損耗的基礎。 能力（Capability）：指部隊裝備的技術先進性，即擁有能夠主導或至少與對手競爭的先進武器系統。這包括隱形技術、先進感測器、網路化作戰能力等。 戰備（Readiness）：這是一個綜合指標，包括飛機的任務妥善率和空勤人員的訓練水平。高戰備意味著飛機隨時可以出動，飛行員具備在複雜高威脅環境下執行任務的精湛技能。報告指出，美國空軍在這三個方面均面臨著“令人衰弱的挑戰”。這種局面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屆政府和國會在短期全球環境和預算壓力下，要求空軍“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所導致的長期後果。歷史的鏡鑑：1987年的美國空軍為了量化當前危機的嚴重程度，報告詳細回顧了1987年美國空軍的狀況。當時，空軍被建設和維持用來對抗一個明確的、強大的對手——蘇聯。戰鬥機部隊：規模龐大，戰備精良1987年，美國空軍現役部隊擁有約1,941架作戰編碼戰鬥機，編入81個全面戰備的現役中隊。這些飛機平均機齡僅為14年，並享有高達81%的健康任務妥善率（MC Rate）。此外，空中國民警衛隊和空軍預備役還擁有1,389架戰鬥機，隨時準備增援。加上歐洲盟友，北約每天可出動11,442架次的戰鬥機。在訓練方面，當時的戰鬥機飛行員每年平均飛行超過200小時，相當於每周三到四次飛行，遠超保持戰備狀態的最低要求。這種高強度的訓練確保了飛行員在戰時能發揮出裝備的最大潛能，以質量優勢彌補了蘇聯在數量上的優勢。轟炸機與偵察機部隊：戰略威懾的基石1987年，空軍擁有325架轟炸機（B-52和FB-111），並計畫增加100架B-1和132架B-2隱形轟炸機。其空中偵察機隊同樣強大，擁有309架飛機，包括RF-4、U-2、SR-71和E-3等。這些資產不僅數量充足，而且部署靈活，能夠從歐洲和太平洋的前沿基地有效執行任務。表1：1987年冷戰時期空軍力量對比（美國/盟友 vs. 蘇聯）該表顯示了1987年美國及其盟友在歐洲戰區相對於蘇聯的空中力量部署和潛在作戰能力。嚴峻的現實：2025年的美國空軍與1987年的輝煌形成鮮明對比，報告描繪了2025年美國空軍的慘淡景象。長期的“和平紅利”削減、反恐戰爭（GWOT）的消耗以及現代化項目的延誤或取消，共同導致了今天的困境。戰鬥機部隊：規模萎縮，技術代差縮小如今，美國空軍的總戰鬥機數量僅為1,184架（現役加預備役），不到1987年容量的三分之一。更令人擔憂的是，戰鬥機機隊的平均機齡已達26年，平均任務妥善率僅為59%。這意味著在任何給定時間，只有一小部分飛機能夠執行作戰任務。在技術能力上，只有28%的戰鬥機隊具備在現代高威脅環境下生存所需的第五代特性（如隱形、先進感測器等）。與此同時，飛行員的訓練水平也急劇下降，年均飛行小時數降至140小時以下，甚至低於冷戰時期蘇聯飛行員的水平。報告直言，這種狀態下的部隊“最多隻能執行部分戰時任務”。上圖展示了1987年與2025年美國空軍戰鬥機聯隊在和平時期的結構對比，突顯了飛機妥善率和飛行員戰備狀態的顯著下降。轟炸機與ISR部隊：高齡服役，捉襟見肘轟炸機部隊的狀況同樣堪憂。機隊規模縮減至140架，平均機齡高達46年，整體任務妥善率僅為52%。這意味著在任何一天，只有約73架轟炸機可用。其中，具備隱形能力的B-2轟炸機僅佔總數的14%，這對於穿透現代一體化防空系統至關重要。空中情報、監視與偵察（ISR）機隊雖然在無人機領域有所發展（如MQ-9），但其核心有人駕駛平台（如RC-135、E-3）的平均機齡已達50年，同樣面臨維護困難和妥善率低下的問題。中國的崛起與趕超報告用大量篇幅分析了美國空軍面臨的主要“步調挑戰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PLAAF）。與美國空軍的衰退相反，PLAAF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和擴張。報告指出，PLAAF在多個關鍵指標上已經或即將超越美國空軍： 飛行員訓練：據稱，PLAAF戰鬥機飛行員的年均飛行小時數已超過200小時，遠高於美國空軍的水平。 第五代戰鬥機採購：PLAAF的殲-20隱形戰鬥機年產量據報已達120架，幾乎是美國空軍F-35採購速度的三倍。 數量優勢：中國擁有約2,225架戰鬥機，其中超過1,600架是第四代和第五代飛機。在潛在的台海衝突中，PLAAF能夠利用其地理優勢和數量優勢，每天產生數千架次的作戰飛行。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使得冷戰時期美國空軍所依賴的“質量勝於數量”的優勢正在被迅速侵蝕。 (稻香湖下午茶)

導讀近期，蘭德智庫發佈重磅報告，聚焦通用人工智慧（AGI）突破對地緣政治穩定的衝擊，並首次系統評估了國家採取“預防性行動”阻止對手率先掌握AGI的風險邏輯與觸發條件。AGI為何被視為“國家生存威脅”？各國又會採取那些預防措施？本期將帶你深入瞭解AGI競賽中的潛在衝突情景。一、AGI作為“國家生存威脅”的四大能力報告將AGI可能帶來的顛覆性影響歸納為四類：—— 超級進攻與網路攻防能力，其他國家將無法保護自己的進攻性軍事和網路力量；—— 戰略防禦屏障，當敵方攻擊時（尤其是大規模核打擊）具有不可摧毀性；—— 爆炸式經濟增長，重塑國際權力分配；—— 大規模資訊操控，可以有效操縱和重新程式設計敵對政治系統的資訊控制工具，直接干預他國內政。報告指出，一旦某一國家確信對手即將獲得上述能力，就可能將AGI視為“不可接受的生存威脅”。二、預防性行動與歷史鏡鑑報告將國家可選策略置於“競爭—合作—破壞”光譜上（由溫和到極端）：1.預防性行動加速追趕（Run Faster）：最明顯的應對辦法就是拚命訓練、加班趕工，跑得更快。如果能憑實力反超對手，問題自然解決。合作或利誘（Co-opt）：另一組選項是與（包括潛在獲勝者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或加以利誘，以達成雙贏安排。比如，技術共享、聯合研發、市場准入換取安全承諾。預防性行動（Preventive Action）：從出口管制、資料投毒、網路攻擊到針對資料中心或研發設施的軍事打擊，乃至預防性戰爭。預防性行動的最極端形式就是預防性戰爭。2. 歷史鏡鑑通過對1914年德國對俄預防性戰爭、1981年以色列空襲伊拉克核設施、2025年美以對伊朗核設施聯合空襲等案例的比較，報告認為AGI與核武器在“不可容忍的延遲後果”與“高度不透明的發展進度”上具有相似性，因此預防性動機會被顯著放大。經濟-技術破壞：最溫和的預防性措施——例如冷戰期間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機制，曾嚴格限制向蘇聯出口先進技術。定點物理破壞：伊朗和以色列都曾對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堆實施空襲，以阻止薩達姆·侯賽因的核武器項目。預防性戰爭：英國曾先後對中立國丹麥（1801 年和 1807 年）和法國（1940 年 7 月和 8 月）發動海軍攻擊，以防止其主力艦隊落入拿破崙法國和納粹德國之手。過去70年，從出口管制到空襲核反應堆，人類已經用遍了“預防性工具箱”。當AGI被視為“下一個核武器”時，這些工具會被再次拿出來，而且使用門檻更低、決策時間更短、誤判空間更大。三、兩大沖突情景1. 阻止霸權當一國判斷對手即將率先實現AGI且優勢不可追趕時，可能冒險發動破壞行動。在 AGI 競賽中，若一國預計對手將率先撞線，它就仍有動機在“還能動手”的階段去阻撓或拖延威脅——那怕手段只是孤注一擲。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早就指出，當一個國家即將成為全球霸主時，其他大國會被倒逼著聯手阻止它。一旦對手拿到AGI，就可能利用新獲得的“超能力”發動攻擊或訛詐；若這等於自己必敗甚至亡國，那麼對更強大對手發動一次高風險突襲也可能是“理性選擇”。在這種情況下，預防性行動可以發生在兩個時間點： AGI 競賽終點前夜，最終獲勝者的身份變得清晰，勝負已隱約可見； AGI 黎明期間，在控制 AGI 的國家剛取得突破、尚未把 AGI 轉成實戰能力，有時間實施其新創造的軍事潛力之前。2. 保護壟斷率先取得AGI的國家為防止追趕者翻盤，也可能先發制人地壓制潛在競爭者。“已取得 AGI 的強國”為了維護自身地位，主動採取預防性行動來威懾、壓制或消滅潛在乃至現實的威脅。先拿到 AGI 的國家，即便沒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也可能強烈傾向於“提前動手”——只要發現任何對手似乎有能力複製其成就。正如某些分析家所言，如果美國率先取得 AGI，那將獲得“不可追趕的戰略優勢”，其核心含義就是：有能力支配，甚至必要時摧毀任何試圖挑戰其領導地位的後來者。四、導致不穩定的因素當兩個國家在AGI競賽中感到“必須搶先行動”時，局勢就容易變得不穩定。影響這一局勢的因素包括：對AGI軍事能力的認知——如果相信AGI能“零傷亡滅國”，就可能覺得“再不行動就完了”；AGI轉化速度——如果部署迅速，衝突風險增加；對AGI防禦效果的信任——如果相信AGI能攔截核導彈，威懾力會變弱；優勢持續時間——優勢越短，先發衝動越強；國家意圖的可信度——只要被視為“可能統治全球”，就會激發預防性攻擊；技術擴散風險——如果AGI難以控制，危險性更大等。儘管有各種因素推動預防行動，但實際決策還受到政治、心理和社會因素影響，領導人通常會權衡成功的可能性與風險，從而影響是否採取激烈措施。 (稻香湖下午茶)

摘要：2024年9月美國知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佈了題為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1世紀的美國戰略框架》）的研究報告，報告從當前國際形勢、美國國家發展的外部環境、內部環境、與中國的大國競爭、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5個方面對美國當前面臨的發展機遇和挑戰進行了分析，並針對每個方面的問題提出了相應的意見建議。1 報告基本內容報告認為當前雖然稱不上是冷戰2.0時代，但卻是中美之間不同治理理念之間開展激烈競爭的時代。過去四年間包括俄烏衝突等在內的一系列事件引發了全球國際秩序發生根本轉變，地緣政治力量正在急劇重塑全球政治和經濟格局。中國一改過去長期堅持的“韜光養晦”戰略，在政治、外交和軍事上都採取了更加強硬的姿態。此外，在後疫情時代，全球供應鏈的可靠性已成為影響各國決策的重要因素。中國由於在全球製造業中佔據的極為重要的位置，已經引發了與其他老牌製造業強國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和衝突。中國模式在全球南方國家受到了歡迎，美國存在了70多年的全球領導地位，在當今受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的影響不僅遭到了國內民眾的質疑，也遭到了來自盟友和夥伴國的質疑。因此，我們從六個維度來分析建構新的戰略框架，確保美國能夠在21世紀繼續保持全球領導地位。第一，美國要對當前國際形勢的劇烈變化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不同，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競爭很大程度上來說是發展模式的競爭。中國不同於蘇聯，它是一個全方位的競爭者，其提供的發展模式更有吸引力，而且中國的外交活動具有規模和勢頭。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塑造了當前的國際形勢：（1）從經濟上來看，儘管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但它的絕對主導地位受到了挑戰。美國GDP佔世界的比重從1946年的50%下降到今天的15%左右，在人才使用、金融壟斷和科技創新方面美國的控制力也大大下降。（2）從政治制度上來看，儘管美國的政治制度還有其優勢，但是內部的政治分裂卻日趨嚴重。兩黨通過互相攻擊來贏得選舉，政治上的撕裂進而引發了社會的對立，也對美國的國際形象造成了消極影響。（3）新興技術的發展進步遠超過了美國政府對這些技術的影響控制。技術進步與政府審查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現已成為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社交媒體的廣泛運用加劇了社會的疏離感，也使其成為政治對抗的重要工具。（4）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凸顯了各國協調應對機制的薄弱。全球性問題如流行病、毒品、難民和移民、氣候變化和污染、洗錢和恐怖主義等遠遠超出了任何一個國家的處理能力範圍，但是國際協調機制的薄弱導致了這些跨國問題的氾濫蔓延。（5）全球南方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當前形勢下，全球南方國家不再把北半球國家視為積極變革的受益者或推動者，轉而擁抱與其發展理念相近的中國。第二，積極塑造有利於美國國家安全的外部環境。美軍是當前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並通過盟友和夥伴國來進一步強化軍事力量運用；此外美國還通過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來塑造國際環境，在實現國家利益的同時也影響世界其他國家。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1）維持一支強大的國防力量。一方面要繼續保持美軍的前沿基地和在全球各地的軍事行動，將其作為實現美國國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國防部和國會軍事委員會的機構改革，削減人員、精簡機構，提高運作效率。（2）通過強化聯盟和夥伴關係來積極參與國際環境塑造。積極推動新的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的設立和修訂，通過強化與盟友和夥伴國的關係來支援美國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3）加強對聯合國工作的支援和監督力度。目前人們對聯合國的效率以及聯合國領導人和機構的問責制提出了一定質疑。美國應順應潮流積極推動聯合國的改革，以便發揮更大的領導作用。（4）推動對北約的重組改革。當前北約面臨四個領域的安全責任：加強芬蘭，其次加強北歐國家；確保波羅的海的安全；加強中部前線國家的力量；為整個歐洲提供有效的防空和導彈防禦。現在需要圍繞這四個重新調整作戰指揮結構，建構一個新的藍圖來指導各個國家的軍事前瞻性計畫和投資，指導北約的歐洲國家制定綜合防禦計畫，從而具備歐洲自主防禦能力。（5）加強同亞洲夥伴的關係建設。從二戰結束至今，美國在亞洲的夥伴國為其實現在亞洲的安全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美國仍需要日本和韓國在其安全框架中發揮重要作用。此前成立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雖然不是亞洲版的“小北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協調應對來自中國的威脅。除此之外，美國缺乏一項真正的亞洲貿易政策，雖然拜登政府提出了一個名為“印太繁榮經濟框架”（IPEF）的計畫，但是該框架卻尚未進行落實。第三，通過改善美國的社會內部環境來促進國家繁榮。當前美國社會與其他國家相比還存在一系列比較優勢，如人口持續增長且日益多元化、世界領先的創新驅動環境、一流的營商環境、充滿活力且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但是也存在著經濟發展不均衡等嚴峻問題。因此為了改善社會內部環境，需要做到：（1）制定合理的經濟增長戰略。由於兩黨經濟理念的不同，並且雙方在國會勢均力敵因此因經濟增長問題在國會內進行持續鬥爭，相互掣肘，兩大政黨均未制定促進美國經濟增長的連貫議程。因此美國當下需要一項連貫且完善的戰略以擴大經濟規模。該戰略必須解決收入差距問題，從而確保增長的可持續性。（2）做好政府角色定位。美國政府的職責在於在個人權利與自由以及社會需求與責任之間建立恰當的平衡。在經濟事務方面，政府的作用在於為私營部門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在當前環境下政府需要在網路安全方面，尤其是在提出確保資訊真實性的解決方案上承擔更大責任。（3）合理規劃產業政策。美國的產業政策通常資助那些無法單靠市場力量建構的知識或者基礎設施，但是在人工智慧迅速發展和全球供應鏈深度調整的今天，這些前沿的發展和機遇並不完全契合聯邦政府現有的架構。因此需要政府和民間共同參與來合理規劃美國未來的產業政策。（4）夯實創新基礎。當前美國仍然是世界領先的創新大國，為了在未來保持持續的競爭力，近期內美國可以在三個領域採取行動，推動其競爭地位向前發展：加強美國在標準制定方面的作用，更新專利制度以適應當今時代，以及提高美國的人才吸引和保留能力。第四，在全球範圍內與中國開展高效競爭。歷史上美國通過對外援助的方式來建構一個有利於美國戰略利益國際架構的長期目標，已逐漸演變為廣義外交政策的戰術補充，而對新興國家發展需求解決則隨時間推移有所下降。因此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後，需要對一些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1）轉變思維定勢，與中國在全球南方國家開展競爭。美國必須充分認識到經濟發展模式已從援助轉向貿易，從試點項目轉向直接投資。中國在這一新發展維度上的表現遠超美國。美國將發展資金用於實現重要社會目標，而中國則運用金融資源開闢更強勁的市場通道。因此在對待全球南方國家方面，美國必須將政策重心轉向促進經濟增長、商業發展與貿易擴張。（2）制定將發展融資與貿易自由化相結合的戰略。美國商務部與國際開發金融公司應制定更多的計畫，並加強現有的計畫，以鼓勵美國在非洲的直接商業投資。第五，密切關注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長期以來，低成本的化石能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的重要驅動力，但是全球能源消費量的急劇攀升導致了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全球氣溫將持續不可逆地升高，這就迫切需要對能源結構進行調整。因此美國重點關注核能發電。核能發電不產生二氧化碳或其他導致大氣溫室氣體效應的氣體。當前美國核電產業嚴重衰退：近年雖立法重啟本土濃縮鈾生產，但過去15年持續依賴進口濃縮鈾；雖保有設計團隊，但壓力容器製造主要外包日本。因成本問題，過去二十年核能倡議疲軟，新建電廠成本超支給商業核能發電帶來了負面影響。所以美國應積極制定相應戰略來推動商業核能的復甦。2 報告的結論本報告試圖勾勒出一個相對寬泛的框架，來指導後續相關部門制定詳細政策和計畫，報告的主要結論包括：（1）美國必須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能夠預測和應對未來潛在的挑戰。（2）美國仍然需要在塑造全球政策格局方面發揮領導作用，以促進其國家目標的實現。（3）美國需要制定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長戰略。（4）為了實現經濟增長，美國政府必須加強對私營部門的支援力度。（5）美國需要制定全面的貿易政策。（6）美國需要與中國開展積極競爭，支援全球南方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7）美國需要積極應對開發中國家人口爆炸式增長以及對能源需求相應增長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8）美國需要積極支援核能發展。3 對報告的簡評CSIS作為美國一個影響力極大的智庫，其很多建議報告都轉化成了美國政府的相關戰略或政策。此報告針對美國在新的國際形勢、新的產業革命調整背景下提出的一個戰略框架，旨在為未來美國政府制定提供參考建議。綜合報告全文來看，我們可以看出：（1）報告的核心要義是如何在與中國全面競爭的環境中增強美國自身實力，進而繼續維持美國長期以來的全球領導地位。（2）報告指出了美國當前存在的一系列根本性、系統性問題，涵蓋了政治對立、社會割裂、以美國優先為代表的新孤立主義、對外援助中存在明顯政治目的、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政策不明確等。（3）報告搭建的戰略框架切實展示了美國當前面臨著複雜的挑戰，特別是在與中國開展長期的模式優越性競爭中如果不能及時調整政策和策略，那將會導致其在與中國的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4）報告提出的一系列結論是基於解決美國長期以來存在系統性、結構性矛盾的基礎上方可實施，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兩黨政治對立越來越尖銳、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4 對中國的啟示雖然美國兩黨之間鬥爭激烈，但是從官方到民間智庫在對華策略上還是基本形成共識，均把中國當成是對美構成威脅挑戰的唯一對手，因此我們對美國的各項政策制定也要基於這一根本出發點。（1）充分認清當前形勢。中美兩國的競爭是全方位的、長期性的，必須認識到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強勁的經濟增長動力、高效的社會動員能力是美國模式所不具備的優勢。從美國官方到民間智庫發佈的各類涉華戰略、政策檔案以及報告內容上來看，美國正採取全方位、多層次的綜合手段對華實施極限施壓，縱然有些難以真實落地，但是這一大趨勢已經難以改變。（2）抓住新一波技術革新的重大機遇，全面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軍隊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中流砥柱，當前人工智慧、巨量資料、無人技術等為代表的新一代技術革命已經發生，世界各主要國家正積極推動新技術在國防安全領域的應用轉化。目前新興技術已經在中國社會生活領域擁有了廣闊的應用場景，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和經驗，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推動新技術向國防和軍事領域轉化，形成新質作戰力量，力爭在與強敵鬥爭中佔據先機。（3）充分發揮中國模式的優越性，不斷擴大在全球南方國家的影響力。作為新興市場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集合體，全球南方群體性崛起，成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與美國對外援助附帶各類政治條件不同，中國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致力於推動開發中國家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今後美國將會與中國在非洲、南美洲地區開展影響力爭奪戰，而歷史和現實一再證明美式民主在開發中國家絕大多數以失敗告終，因此必須增強戰略定力，穩步推進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各項合作，不斷擴大中國在地區內的影響力。（4）積極推動聯合國的機構改革，深度參與各類國際法規制度和多邊合作機制的擬制修訂。當前，聯合國仍然是全球範圍內最為重要的國際多邊合作平台，因此推動聯合國機構改革不斷提升其在國際治理中的效能發揮，符合各國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多邊治理框架內，中國必須要積極參與各類規則制定和機制建構，打造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軍事高科技線上)

在第17個“世界海洋日”到來之際，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8日面向全球發佈中英文智庫報告《中國將南海打造成和平、友誼、合作之海的實踐》。報告指出，中國曆來是南海和平穩定的倡導者、推動者和實踐者。長期以來，中國主張南海和平穩定應由中國和東盟國家共同維護，與東盟國家在政治、經濟、人文等各領域深化互信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中國是維護南海和平穩定、推動南海合作和發展的堅定力量。報告強調，南海穩，則地區國家受益；南海亂，則地區國家遭殃。南海地區和平穩定是包括中國在內地區國家的共同願望，符合各國利益。中國提出將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的重要倡議，堅持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堅持通過規則機制管控分歧，堅持通過互利合作實現共贏，堅持反對域外勢力插手干涉，並不斷積極推動付諸實踐，為南海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提供強大支撐。南海是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家園。報告呼籲，地區國家要把解決南海問題的鑰匙掌握在自己手中，牢牢堅持和把握妥處南海問題的正確原則和方向，南海地區的未來必將更加美好、更加光明。中國將繼續秉持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做海洋和平的維護者、海洋秩序的建設者、海洋合作的推動者、海洋發展的貢獻者，讓南海成為造福地區各國人民的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以公共政策、國際政策研究為主攻方向，近年來圍繞國內外重大問題開展前瞻性、戰略性、儲備性研究，形成了眾多具有廣泛影響的智庫研究成果。 (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