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初，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究員Scott Kennedy發佈了一份長達147頁的重磅報告——《創新的力量：中國高科技驅動的戰略價值》（The Power of Innovation: The Strategic Value of China’s High-Tech Drive）。圖片 | 來自網路Scott Kennedy，他的官方中文名叫甘思德，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和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他就職的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地位也非常重要：在華盛頓特區星羅棋布的幾百家智庫中，CSIS被公認為處於金字塔的最頂尖，經常“指導美國政府如何干預世界”。Scott Kennedy的風格務實、理性，且極其瞭解中國運作方式，這類智庫學者往往扮演著“非官方外交使者”（二軌外交）的角色。值得一提的是，Scott Kennedy在2022年9月（中國疫情管控尚嚴的時期），是自疫情爆發以來首位親赴中國大陸進行數周實地調研、與中國政商界進行面對面交流的西方智庫學者，足見他在中美兩頭的人脈網路與溝通份量。這篇重量級報告探討了這幾個問題：中國的科技創新究竟是如何轉化為地緣政治權力的？為什麼有些產業狂飆突進，有些卻步履維艱？在“脫鉤論”日漸破產的今天，全球科技博弈正在走向何方？01科技大躍進的底層邏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的科技政策完成了從“市場換技術”到“引進消化吸收”，再到如今“自主創新”與“安全至上”的範式轉移，特別是自2019年美國啟動對華為等企業的實體清單制裁以來，外部壓力的劇增反而成為了中國科技自立的催化劑。2020年後，為什麼中國迎來了科技大爆發？Kennedy在報告裡列了一組資料：2023年，中國的研發支出按購買力平價算，達到了1兆美元，相當於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把GDP的2.6%以上扔進了研發這個燒錢的機器裡。在補貼最瘋狂的年份，各類產業基金和政策傾斜加起來，每年超過2500億美元——這筆錢足夠買下整個通用電氣還有找零。這種“力大磚飛”的舉國體制帶來了顯而易見的成果：首先是創新叢集的崛起：在2025年的全球創新指數（GII）中，中國躍升至第10位，擁有24個全球百強創新叢集（其中珠三角位列全球第一）。專利數字看起來也很不錯：每萬人13.3項。但如果你去義烏的小商品市場轉一圈，會發現有些"創新"不過是把螺絲刀的手把換了個顏色。Kennedy的團隊顯然也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在腳註裡委婉地提到："專利質量存在顯著差異"。《全球創新指數》科技叢集百強榜發佈，中國這個叢集首次登頂第一！但數字不會告訴你全部故事。然而，西方智庫的敏銳之處在於，他們並沒有被這些宏大的數字完全嚇倒。報告指出，中國科技生態依然存在顯著的結構性短板：比如，全要素生產率（TFP）——這個衡量技術進步真實貢獻的指標——在中國幾乎是停滯的。換句話說，你砸了那麼多錢進去，產出的效率並沒有相應提升，大規模補貼往往帶來低效的資源配置與嚴重的產能過剩。更深層的問題在於人才結構的斷層。中國每年有400萬理工科畢業生（工程師紅利巨大），但在頂尖前沿突破（Frontier Breakthroughs）和農村教育/基礎人才培養上仍有鴻溝。中國去年畢業了130萬工程師，美國呢？13萬……還有那個老生常談但永遠繞不開的話題：智慧財產權。中國的創新生態太擅長"規模化擴散"和"工程化迭代"了——給你個樣品，我能用十分之一的時間、百分之一的成本複製出來，還能做得更好。但當你需要從零開始創造一個全新的範式，需要那種"極度自由的試錯空間"和"全球最頂尖跨學科人才網路"時，體制的慣性就成了枷鎖。不過，情況絕對在好轉。02四象限法則報告裡畫了一個四象限圖，這是我們覺得報告最聰明的地方。太多人把中國科技看作一個整體——要麼全面崛起，要麼即將崩潰，但這不是真實世界。報告提出了一個“產業差異化框架”，將中國科技的成敗分為四個像限，這取決於“國內生態系統的完備度”與“全球市場的耦合度”。象限一：顛覆性成功Disruptive Success比亞迪在2024年把219億美元砸進了研發，養了11萬名工程師，這相當於整個底特律汽車業工程師人數的總和還要多。但錢和人都不是故事的全部，真正讓比亞迪們在全球市場上橫著走的，是中國電動車市場的"絞肉機"特性。Kennedy的團隊在深圳調研時，發現一個新車型從概唸到量產平均只需要18個月，而在德國，這個數字是36到48個月——2024年，中國市場上有超過100個電動車品牌在廝殺，價格戰打到了每輛車只賺幾百塊錢的地步。寧德時代的故事也類似。他們佔據全球38%的電池份額，政府可沒有“規定指標”讓他們這麼做，而是他們自己在市場的驅動下，把工廠建在了鋰礦旁邊，把研發中心設在了車企隔壁，形成了一種近乎偏執的垂直整合。當你能在24小時內把一塊電池從原材料變成成品，而你的競爭對手需要兩周時，遊戲規則就變了。"活下來的是進化出來的物種，不是設計出來的，"象限二適應性成功Conforming Success如果說電動車是"彎道超車"，生物醫藥走的就是另一條路——"深度擁抱全球化"。2023年，中國佔據了全球39%的臨床試驗。主要是因為中國的醫院系統能在三個月內招募到足夠數量的病人，而在美國，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年。時間，在醫藥行業就是金錢，就是專利期的長短。恆瑞醫藥的故事很有代表性。他們沒有試圖發明一種全新的抗癌機制——那需要基礎研究的突破，而他們選擇引進海歸的頂尖人才，直接對標FDA的標準，把自己嵌入全球的創新網路。2024年，中國湧現了大約1250種新藥，其中大部分不是"first-in-class"（首創藥物），而是"me-too"或"me-better"（跟隨改進）。但在商業上，這完全成立。經濟學人：不僅是AI，中國醫藥也在驚豔世界……象限三顛覆性失敗/受阻Disruptive Failure這是最讓人唏噓的部分。國家大基金投入了數以千億計的資金，中芯國際、長江儲存拿到了做夢都想不到的資源。但2026年的現實是：在成熟製程（ Legacy Chips，也就是28奈米及以上的"老古董"）上，中國確實佔據了相當的產能；但在7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台積電和三星依然遙遙領先。現在能做到3nm的每套約2億美元的極紫外光刻機EUV目前只有ASML一家問題在於，半導體不是一個靠堆錢就能解決的產業。一台EUV光刻機（極紫外光刻機）有10萬個零部件，來自全球5000多家供應商。ASML能造出這台機器，不是因為荷蘭人特別聰明，而是因為他們整合了德國的光學技術、美國的雷射源、日本的特殊材料。這是一個需要全球數百家"隱形冠軍"精細分工的極度複雜系統。象限四適應性失敗/低效Conforming Failure這個像限中的案例是C919：在一個被波音和空巴雙寡頭壟斷了半個世紀的行業裡，光靠保護主義和民族情緒是造不出好飛機的。2024年，商飛只交付了16架C919。作為對比，波音在同樣的時間裡交付了348架，空巴交付了735架。此外，那16架C919里，發動機來自通用電氣（CFM International），飛控系統來自霍尼韋爾，航電來自羅克韋爾柯林斯——核心零部件的進口依賴度高達90%。上圖為波音787 Dreamliner 部分元件和系統供應商資料來源：波音、路透社（圖表未按比例繪製）其實，政策補貼只能扶上馬，真正能形成護城河的，要麼是經歷過紅海廝殺的極致工程效率（如EV），要麼是主動接入全球最先進創新網路的開放態度（如醫藥）。閉門造車是科技創新的大忌。03創新即權力技術勢能轉化為地緣籌碼技術從來不是中立的——這句話聽起來像是一句廢話，但Kennedy花了整整30頁來論證它。在他看來，中國高科技驅動的深層戰略價值，在於它能夠實質性地重塑國際權力格局。這種權力的外溢主要體現在兩個核心維度：軍民融合（MCF）的硬實力與國際標準的軟實力。1. 軍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2010年至2024年間，中國在軍民融合領域投入了約1058億美元。這筆錢流向了那裡？科大訊飛的語音識別技術被用於軍方的情報分析，北斗導航系統從民用變成了精確制導的基石，大疆的無人機——那個在亞馬遜上賣給你拍婚禮的小玩意兒——在現代戰場上成了偵察和打擊的標配。商業技術對中國軍力的反哺是真實的。但這種反哺是“補充性”（Supplemental）而非“變革性”（Transformative）的。體制內固有的信任壁壘、部門間的利益區隔，限制了民間顛覆性技術向軍工體系的無縫轉化。因此，中國在AI、無人機等領域獲得了不對稱的戰術優勢，但尚未在根本上顛覆美國的軍事技術霸權。為什麼？因為體制內的信任壁壘 -- 這個就不展開說了。2. 標準制定權Standards Power沒有壟斷的強影響力“三流企業做產品，一流企業做標準。”這句在中國商界流傳甚廣的話，在科技外交裡有另一層含義：誰控制了程式碼和協議，誰就控制了遊戲規則。到2025年，中國參與了780個ISO（國際標準化組織）技術委員會，並在3GPP（通訊標準組織）中領導了19個工作組。華為在5G領域的IP佔比維持在20%左右。同時，中國可以通過龐大的國內市場（85%的國內標準轉化率）來反哺國際標準（如鴻蒙HarmonyOS在3600萬裝置上的搭載，星閃NearLink技術的推進）。但這有一個微妙的平衡：國際標準組織奉行"共識驅動"。你想推動一個標準？可以，但必須說服其他成員國。過去的教訓歷歷在目——WAPI（中國的無線區域網路標準）和TD-SCDMA（3G標準）都因為與全球生態不相容，最終成了昂貴的擺設。"中國增強了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否決權'與'議程設定權'，"Kennedy寫道，"但尚未具備單方面制定遊戲規則的能力。"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中國可以阻止一些事情發生，但還不能讓一些事情按照自己的意願發生。04全面脫鉤論的破產站在2026年的時間節點，你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國際頂尖智庫和政策制定者已經分化出幾個截然不同的陣營，而風向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1. 鷹派/限制主義者的焦慮與弄巧成拙以部分國會議員和早期ITIF（資訊技術與創新基金會）報告為代表，他們將中美科技關係視為零和博弈，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中國強了，美國就弱了，所以必須封死。然而，越來越多如RAND（蘭德公司）和Carnegie（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復盤報告指出：過度寬泛的出口管制和“小院高牆”的泛化，反而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斷供不僅損害了美國企業的營收（這些營收本可用於下一代研發），更致命的是，它打消了中國企業的幻想，倒逼中國以驚人的速度建立起了本土替代供應鏈（華為Mate系列的回歸即是明證）。2. 務實派的覺醒：管理相互依賴這正是CSIS報告的核心靈魂，也是布魯金斯學會等主流智庫的新共識："全面脫鉤"代價極其高昂，且不切實際。強行割裂全球供應鏈會導致什麼？西方嚴重的通膨——因為買不到便宜的中國製造；全球綠色能源轉型的延緩——因為中國生產了全球80%的太陽能電池板和60%的風電裝置。歐美頂級VC大佬組團來中國實地考察，一周後，竟然絕望了……以及，西方失去洞察中國技術演進的窗口——當你不再跟對手做生意，你也就不知道對手到底發展到什麼程度了。3.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第三種聲音大西洋理事會的報告極其敏銳地指出，在亞非拉等廣大開發中國家眼中，中國的5G網路、平價電動車和AI基礎設施，代表的是“買得起的發展機遇”，而非“國家安全威脅”。如果西方只會兜售"安全焦慮"，而不提供具有價格競爭力的替代方案，他們在全球南方的敘事將徹底潰敗。05破局之道精準掛鉤如果“全面脫鉤”是毒藥，“無條件擁抱”是幻想，那麼出路在那裡？CSIS站在美國的立場，給出的答案是：“精準掛鉤”（Calibrated Coupling）。對內：夯實本土創新生態（經濟學視角）。美國的真正底氣，不在於能打壓多少中國公司，而在於其無與倫比的"燈塔效應"——吸引全球最聰明大腦的能力、深厚的風險投資網路、以及強大的基礎科學研究。他們認為，美國政府的補貼應該精準投放於半導體等極少數戰略節點，而不是開啟普遍的貿易保護主義。對外：建立“手術刀式”的護欄（現實主義視角）。放棄“一刀切”的禁令，只針對具有直接軍事用途的關鍵瓶頸技術（Chokepoints）進行嚴密封鎖，而在消費電子、成熟製程晶片、基礎開源AI模型等領域，應恢復並保持正常的商業與學術交流。在標準置頂領域，西方政府不能因為忌憚中國的影響力就退出國際標準組織，反而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其中，通過結盟與共識來塑造有利於開放體系的規則。在跨國合作，比如在氣候變化、AI安全倫理、全球公共衛生（醫藥臨床）等領域，深度的相互依賴和合作不僅能帶來巨大的經濟紅利，更是防止大國競爭滑向熱戰的關鍵“減震器”。06讓技術回歸人類福祉CSIS的這份報告，以及2026年各大智庫的密集發聲，傳遞出一個極其明確的訊號：中國的高科技驅動戰略是多面的，它在某些領域——電動車、電池、5G、生物醫藥——取得了改寫全球產業格局的勢能；但在基礎底層生態——先進半導體、航空發動機、頂尖基礎研究——上依然面臨長期的、結構性的挑戰。未來的全球科技版圖是一場極其複雜的"復合競爭與合作"，誰能以最開放的心態吸引全球人才，誰能以最包容的生態將技術普惠於廣大開發中國家，誰能在競爭中保持克制與理性，堅守務實與開放，誰就能真正贏得下一個十年。 (TOP創新區研究院)

導語：2026年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聯合對伊朗發動空襲，導致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喪生，伊朗隨即展開報復性打擊，中東地區安全域勢驟然升級。有分析指出，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獨立”與“反美”已成為伊朗政權合法性的支柱之一。且即便出現權力真空，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仍扮演著維繫著政權的內部穩定的核心角色。面對此次直接針對伊朗政體的襲擊，伊朗不僅不會在後續核問題談判上作出妥協，反而可能動員其在多個國家的代理力量，導致衝突規模進一步擴大。針對目前緊張局勢，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於當日發佈分析文章，探討此次軍事行動可能引發的地區政治震盪與安全後果。IPP評論編譯此文，以供讀者參考。美國和以色列於2月28日對伊朗發動了大規模空襲，目標是軍事設施和伊朗領導層。圖源：紐約時報雷·塔基赫（Ray Takeyh）：攻擊伊朗不會摧毀伊斯蘭共和國通過轟炸和突襲摧毀一個政權的策略，並不總會有效。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具有多層次精英和支援基礎的“意識形態體系”。雖然近幾年這種支援在逐漸縮水，但它依然提供了一個可以使用武力維持政權的幹部隊伍。最近伊朗爆發的起義（2025年12月底至2026年1月期間，伊朗因長期的經濟困境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示威，逐漸演變成針對政府和現政權的政治不滿運動，抗議蔓延至全國各省多個城市。）最終被鎮壓的情況表明，對外策略的失敗並不等於國內的弱點。伊朗神權政體很可能會在轟炸中生還——雖然受損、受創。這張圖片展示了伊朗政權在最高領袖去世後的權力真空問題。伊朗最高領袖對國家各大機構的全面控制與任命權力，並通過監護委員會、司法、議會等層級結構實現對政府、軍事、司法等領域的深度干預與管理。圖源：cfr現在是時候告別軍控了。事實上，伊朗曾與美國官員進行過嚴肅的談判。許多報導就曾表明，伊朗外長阿巴斯·阿拉格齊（Abbas Araghchi，2024年8月起擔任伊朗外交部長）提出了暫停鈾濃縮數年的建議，然後再以低水平重新開始濃縮排程。如果外交談判的時間更長，超過僅僅兩周和兩輪會議，或許能從伊朗方面獲得更多成果。此外伊朗方面也試圖在應對美國關切時表現出創新性。然而，現在一切都結束了，川普政府選擇了軍事攻擊，而談判仍在進行中。伊朗官員很可能會認為外交只是轟炸之前的一種偽裝。伊朗的神職領導人將被迫做出回應。伊朗已經針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基地以及以色列進行打擊。評估這些攻擊的全面範圍以及是否有美國傷亡還需要一些時間。如果美國士兵死傷，那麼政府將面臨巨大的壓力，要求再次打擊伊朗作為對其行為的懲罰。只有冷靜的頭腦能終結局勢升級的循環，但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任何一方的首都裡存在冷靜頭腦。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伊朗的襲擊凸顯了美國與以色列的非凡協調以色列人又一次在防空洞裡度過了一天，躲避伊朗的襲擊，但這次終歸有所不同。首先，伊朗的導彈襲擊是在美國和以色列精心計畫的同時行動後進行的。以色列方面消息表示，這次攻擊的日期是兩周前確定的。美國軍方和以色列國防軍之間，美國總統川普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之間的異常緊密合作達到了新的高度。其次，行動目標不僅僅是削弱伊朗的核武器設施或打擊其導彈發射器，還有推動政權更替。川普在首次聲明中明確表示了這一點。這標誌著以色列和美國目標的重大變化：雖然政權的垮台長期以來一直是美以所希望的，但從未作為聯合軍事行動的目標，也沒有任何美國總統如此直接地呼籲伊朗人民起來反抗。伊朗是以色列最大的安全威脅，因此，美國目標的這一變化將得到熱烈歡迎。第三，這將是一場運動，而非一次性打擊。沒有設定結束日期，因此以色列可以繼續依賴美國的干預和參與，直到敵對行動結束。人們觀看著德黑蘭天際線上升起的煙霧，這是2026年2月28日星期六爆炸後的景象。圖源：AP對納坦雅胡來說，聯合行動是他與川普關係的另一種展示，並將進一步增強以色列領導人的政治地位。今年是以色列的大選年，成功的聯合對伊朗的行動將幫助納坦雅胡維持許多以色列選民對他獨特處理以色列敵人事務能力的認知。以色列正遭受伊朗所能發起的一切攻擊，包括一波又一波的導彈和無人機襲擊，造成了損害和傷亡。以色列知道，他們備受推崇且高效的防空系統並非不可穿透。鑑於伊朗對鄰近海灣國家美國軍事目標的襲擊，以色列會清楚自己國家的任何目標都不應被排除在外，包括像辦公樓或醫院這樣完全民用的地點。接下來的一周對以色列而言將非常艱難，且由於其空域和機場的關閉，國家已被孤立。但從更深層次來說，以色列並不孤單。它不僅與美國有著緊密的夥伴關係，還與一些阿拉伯鄰國（包括巴林、科威特、卡達和阿聯）建立了緊密關係，這些國家也正遭受伊朗的襲擊。共同的敵人使這些國家之間有很多可以通過外交、情報和軍事管道討論伊朗的攻擊及其戰後未來的議題。今天，以色列人會問，經過幾十年聽到伊朗政權喊“以色列滅亡”，中東是否可能迎來一個新的時代。這張圖展示了伊朗主導的所謂“抵抗軸心”，其中包括伊朗支援的武裝力量和代理人（包括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葉門胡塞武裝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等組織）旨在對抗以色列及其盟友。圖源：經濟學人史蒂文·A·庫克（Steven A. Cook）：伊朗的阿拉伯鄰國在報復性襲擊中成為目標，準備應對伊朗的不穩定局勢與2025年6月美國對伊朗核設施的襲擊不同，川普的“史詩怒火”行動旨在推翻伊斯蘭共和國。考慮到試圖從數千英里外推動政權更替的巨大挑戰，這是一項風險極高的戰略。川普顯然希望，已經反抗其政府一段時間的大量伊朗民眾會自發採取行動，結束神權統治。軍事行動和政權更替的雙重不確定性使得該地區的政府感到緊張。在美國軍事行動之前，海灣國家明確表示，他們不會參與任何針對伊朗的攻擊，儘管鑑於它們作為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夥伴國，它們很可能為美國提供技術援助。地區政府的立場往往比其公開聲明所表現出的更為複雜。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的領導層並不希望捲入衝突，並且擔心伊朗潛在的混亂將影響它們對國內轉型進行的兆投資。然而，它們絕非伊朗政權的支持者。在伊朗今晨對巴林、約旦、科威特、卡達和阿聯進行報復性襲擊後——這些國家均駐有美國軍事人員——沙烏地阿拉伯人譴責了伊朗，並表示願意將“自己的能力置於可能採取的任何措施的支援之下”。阿聯攔截了伊朗的彈道導彈，並保留了回應的權利。無論是在阿布扎比還是在利雅德，若伊朗政權倒台，沒人會為伊斯蘭共和國的垮台而惋惜。卡達與伊朗的關係比其他海灣國家要好，但卡達對伊朗對其領土的報復性襲擊發出了強烈譴責。在去年夏天，伊朗曾襲擊了靠近多哈的烏代德空軍基地，這已經使兩國關係緊張。然而，卡達仍將繼續與伊朗共享一個巨大的天然氣田，因此必須管理兩國之間的雙邊關係。阿曼政府譴責了美國的軍事行動。其外交部長巴德爾·本·哈馬德·阿爾·布薩伊迪在軍事行動前夕曾在美國遊說川普政府反對發起攻擊。未來幾天、幾周乃至幾個月，海灣領導人將以“不確定性”為關鍵詞。軍事行動已經開始，他們最大的擔憂可能是伊朗政權的生死存亡。他們不希望鄰國伊朗變得虛弱、充滿復仇心。這張圖說明了伊朗對美國軍事基地的報復性襲擊的範圍和目標。橙色區域表示伊朗截至2月28日，針對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及其所在國家發起了報復性攻擊的目標國家。這些國家包括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卡達、巴林、阿聯、沙烏地阿拉伯等。黑色圓點代表美國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軍事基地和設施。琳達·羅賓遜（Linda Robinson）：政權更迭充滿風險，不僅僅是阿亞圖拉（伊朗的高級宗教領導人）的問題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之死並不等同於政權更替。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才是伊朗政權的核心。如果川普堅持政權更替的目標，那麼戰爭的風險極高，因為僅靠空襲幾乎不可能實現這一目標。無武裝的伊朗人民並沒有能力推翻像伊斯蘭革命衛隊這樣複雜且根深蒂固的壓制性軍事體系。如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地面部隊被部署到伊朗，風險將呈指數級增長。據報導，美國軍方領導層曾表示，這樣的部署將造成非常高的傷亡，並可能導致失敗。因此，總統要麼需要放棄這一目標，要麼冒著展開一場漫長、懲罰性的且很可能失敗的戰爭的風險。總統可能會被誘使派遣在委內瑞拉取得成功的美國特種部隊，因為這些部隊在直接行動突襲任務中成功捕獲並撤離了尼古拉斯·馬杜洛。但如果這些部隊被用於剷除伊斯蘭革命衛隊，它們將遭遇巨大的傷亡。這可能導致要求更大規模部署的呼聲。一旦進駐，任務擴展的風險也可能增加——就像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那樣——政治和軍事領導人都將尋求實現既定目標。如果美國沒有尋求快速“脫身”的方法，還有許多其他風險。最明顯的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可能對美國人員和區域基地發動各種類型的攻擊，而其影響範圍可能超出該地區，甚至蔓延到美國本土。如果總統決定更依賴以色列的地面行動，那也會帶來風險，激起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強烈擔憂，尤其是那些不願看到地區發生長期戰爭的國家。目前，美國和以色列聯手對伊朗開戰的畫面在該地區的國家和民眾中並不受歡迎。這些政府和民眾實際上非常擔心戰爭將對他們的穩定、生命、經濟和軍事能力造成影響。美國在中東的地位遭遇挫折的風險很高，且可能長期存在。馬克斯·布特（Max Boot）：川普的伊朗戰爭目標雄心勃勃——但大多數難以實現發動戰爭容易，成功結束戰爭卻非常困難。這是喬治·W·布什總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學到的血淋淋的教訓，也是之前的歷任總統在越南、索馬里等地學到的教訓。川普很可能將在伊朗重新學到這個教訓。與過去總統在發動戰爭前通常發表的黃金時段演講或向國會報告不同，川普於當地時間2月28日凌晨發佈了一段長達八分鐘的視訊，闡明了他的戰爭目標。他的目標包括：“我們將摧毀他們的導彈，並將他們的導彈工業徹底夷為平地。”“我們將徹底消滅他們的海軍。”“我們將確保該地區的恐怖代理人不再能破壞地區或全球穩定，也不再能攻擊我們的軍隊。”“我們將確保伊朗不能獲得核武器。”“伊斯蘭革命衛隊、武裝部隊和所有警察……放下武器……偉大而驕傲的伊朗人民……接管你們的政府。”這些看上去都是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標，大多數目標僅靠空中打擊無法實現。雖然通過轟炸和導彈可以摧毀伊朗的大部分導彈、海軍和核計畫，但又有什麼能阻止伊朗在美國和以色列的轟炸停止後重新建設這些能力呢？記住，川普曾在去年6月表示伊朗的核計畫“被徹底摧毀”，但八個月後，他又宣稱該政權依然足夠構成威脅，值得美國採取軍事行動（儘管沒有證據表明伊朗重新啟動了鈾濃縮）。川普的第三個目標——確保伊朗不再支援“恐怖代理人”——更難實現。只要伊朗具備出口石油的能力（即使在美國製裁下，它仍然具備這一能力），它就能產生足夠的收入來支援尼巴嫩真主黨、葉門胡塞武裝等代理人。唯一能讓伊朗停止支援這些組織的辦法是，現行的神職政權徹底垮台，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政府。川普的最終戰爭目標表明，他確實在追求政權更替，但他的做法半途而廢。要確保伊朗政府垮台，必須進行地面入侵，而川普並未下令執行。相反，他寄希望於美國的空襲——尤其是如果這些空襲殺死了哈米尼和其他高級領導人——能夠激發另一場起義。或許這次安全部隊會放下武器，而不是像1月那樣鎮壓抗議者。或許不會。但希望並不是戰略，也不清楚川普是否有實現政權更替的計畫。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情報界在敵對行動開始之前曾評估過，即使哈米尼被殺，他的繼任者也很可能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強硬領導人——恰恰是那些監管伊朗恐怖網路以及其核武器和導彈計畫的人。因此，川普實現所有或大部分目標的機會渺茫，而誤判的風險——導致一場漫長、沒有決定性的衝突——則很高。歷任總統都曾對捲入與伊朗的戰爭心存忌憚，川普卻忽視了所有的警告。現在，他將不得不面對這場總統任期內最大賭博的後果。伊麗莎·厄爾斯（Elisa Ewers）：受挫的真主黨似乎在等待伊朗報復後的行動直到幾年前，總部位於黎巴嫩的真主黨一直是伊朗最強大、最致命、裝備最精良的代理人，擁有最先進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在過去幾十年裡，面對美國與伊朗可能發生軍事衝突的所有情景，真主黨在衝突中的潛在角色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基於兩個假設：首先，真主黨會啟動；其次，該組織的參與對美國、以色列和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構成極大風險。然而，這些假設不再成立。作為黎巴嫩的政治與民兵力量，真主黨在經歷以色列的襲擊摧毀其領導層並削弱其最先進武器後，正處於最弱的時刻。以色列在過去幾個月繼續打擊真主黨，以確保其不會重建。同樣重要的是，黎巴嫩政府將這些近期變化視為重申黎巴嫩全境主權的機會，這是幾十年來首次。這兩項發展在黎巴嫩政府對2月28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的回應中也起到了作用。黎巴嫩的政治領導層明確譴責伊朗對巴林、科威特、約旦、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等地區鄰國的攻擊。黎巴嫩還宣佈，它不需要真主黨或其他任何組織來捍衛黎巴嫩的主權或利益，這與過去六個月以來其致力於在黎巴嫩南部解除真主黨武裝的政策一致。至於真主黨，今天的聲明也頗為有趣，它譴責了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襲擊，並呼籲抵抗，但並未宣佈真主黨將在伊朗的報復行動中發揮作用，或參與與美國或以色列的直接衝突。從目前來看，似乎真主黨已決定，在此戰爭中插手並不符合其利益。伊朗政權正在為自身生存而戰。它已決定迅速對鄰國採取行動，以回應美國和以色列的初始打擊。伊朗可能會進一步升級，增加美國及其夥伴的成本。儘管短短十個小時內局勢已經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未來幾天和幾周的一個問題將是，伊朗是否會尋求讓真主黨參與這一升級回應，包括對美國目標和以色列境內目標的攻擊。真主黨是否聽從伊朗的召喚，將是值得關注的事情。 (IPP評論)

據彭博社援引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旗下智庫最新報告披露，若中國持續強化對關鍵稀土元素的出口管制，歐盟或將採取“對等反制”措施——推動荷蘭政府限制ASML對中國大陸客戶現有DUV光刻機的售後服務，甚至暫停相關裝置的維護與技術支援。這一提議標誌著中歐在高科技與關鍵資源領域的博弈正從“隱性摩擦”走向“顯性對抗”。報告指出，中國自2023年起逐步收緊對鎵、鍺、鏑、鋱等用於半導體、新能源和國防工業的關鍵稀土材料的出口許可，已對歐洲多個戰略產業造成實質性衝擊。而作為回應，歐洲方面正考慮將ASML在中國市場的巨大存在感轉化為談判籌碼。中國市場：ASML不可割捨的“收入支柱”根據ASML於2025年10月發佈的第三季度財報，中國大陸市場貢獻了高達24億歐元的系統銷售收入，佔其全球系統銷售額的42%。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超過90%的訂單來自深紫外（DUV）光刻機，尤其是NXT:1980Di及以下型號的成熟製程裝置。儘管美國主導的出口管制早已禁止向中國出口極紫外（EUV）光刻機，並對部分高端浸沒式DUV機型（如NXT:2000i及以上）實施嚴格限制，但大量用於28nm及以上成熟製程的DUV裝置仍被允許交付至非敏感用途的晶圓廠，包括汽車晶片、電源管理IC、工業控制晶片等廣泛領域。這些“非先進但不可或缺”的晶片，構成了現代工業社會的底層基礎設施。一旦ASML停止對已售裝置的維護服務，將直接導致中國數百條產線面臨停擺風險。歐洲的兩難：施壓 vs. 自損然而，此舉對歐洲自身亦是一把雙刃劍。ASML首席財務官羅傑·達森在財報電話會上坦言：“即便面臨地緣政治壓力，中國仍是ASML最大且最具韌性的單一市場。我們預計2026年來自中國的收入仍將保持穩定。”若全面切斷DUV售後支援，不僅將重創ASML營收——相當於一夜損失近四分之一的系統銷售收入，還可能加速中國本土光刻裝置的替代處理程序。這正是前CEO彼得·溫寧克多年來反覆警告的風險：“封鎖只會催生更快的自主創新。”事實上，這一趨勢已然顯現。在2025年上海灣芯展上，由上海微電子拆分成立的“上海芯上微裝”首次公開展示多款面向化合物半導體與先進封裝的國產光刻裝置。據《科創板日報》現場採訪，該公司核心團隊均來自原上海微電子光刻項目組，明確以“快速市場化”和“前道裝置攻關”為戰略目標。雖然目前尚無7nm以下邏輯晶片用國產光刻機問世，但中國已在刻蝕、薄膜沉積、清洗、量測等環節基本實現裝置全國產化。光刻，成為最後一塊“硬骨頭”。技術現實：DUV仍是不可替代的主力儘管EUV被視為摩爾定律延續的關鍵，但其高昂成本令多數廠商望而卻步。第一代EUV光刻機售價超1.2億美元，而新一代High-NA EUV更是飆升至3.8億美元。即便是台積電這樣的行業龍頭，也對大規模部署持謹慎態度。相比之下，DUV技術成熟、性價比高，配合多重曝光工藝，仍可支撐14nm甚至7nm晶片的量產——中芯國際即在2023年利用ASML NXT:1980Di裝置成功試產7nm晶片。兩年過去，受限於裝置獲取瓶頸，中國先進製程雖未突破5nm，但在成熟製程領域產能持續擴張，對DUV裝置的依賴有增無減。博弈升級：資源與技術的“相互挾持”歐洲智庫此次提議，本質上是一場“資源換技術”的戰略試探。稀土是晶片製造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從磁體到拋光液，從雷射器到感測器，無不依賴稀土元素。而光刻機則是晶片製造的“心臟”。雙方各自握有對方難以短期替代的關鍵資產。但這場博弈的風險極高。若歐洲真對ASML售後下手，不僅可能觸發中方更嚴厲的稀土反制，還可能徹底激化中國加速建構“去美化+去歐化”供應鏈的決心。屆時，ASML或將永久失去全球最大半導體增量市場。正如一位不願具名的歐洲半導體分析師所言：“用今天的收入去賭明天的談判優勢，是一場危險的豪賭。而中國，已經不再是沒有備胎的玩家。” (晶片研究室)

在中國與東盟國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勢基本保持著和平穩定。然而近日，南海波瀾再起。菲律賓頻繁拉攏域外勢力組織所謂“聯合巡航”，破壞地區和平穩定。11月14日至15日，菲律賓武裝部隊與美國印太司令部及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所謂“西菲律賓海”再次開展多邊海上合作活動（MMCA），“彰顯了地區團結與合作日益加強”。在此背景下，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發佈報告《修辭與現實：菲律賓、東盟和南海》。本文從海外視角進行深度分析，直指美國南海政策的核心邏輯：並非真心維護地區穩定，而是將南海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維繫自身霸權的關鍵棋盤。文章指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加強美菲合作，同時拓展其他戰略夥伴以尋求在地區對抗大國影響力。究竟誰是南海和平的守護者，誰是麻煩的製造者？讀完此文，答案不言自明。2025年8月21日，新華社國家高端智庫面向全球發佈“南海真相”系列中英文智庫報告。報告系統性闡明了中國對南海諸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揭露了域外勢力插手“南海問題”的事實真相。中方立場一貫清晰而堅定：我們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爭議，願與地區國家共護南海和平。隨著東盟峰會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落下帷幕，菲律賓正為於2026年接任輪值主席國一職做準備。此次擔任東盟主席恰逢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時刻，這不僅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決”的十周年，也處於中菲在南海關係日益緊張的敏感時期。菲律賓總統費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斯（小馬科斯，Ferdinand “Bongbong” Marcos Jr.）多次表示，推動早已陷入停滯的“南海行為準則”（Code of Conduct, CoC）談判達成共識，將是其擔任主席期間的優先事項。然而，從實際行動來看，馬尼拉對CoC的強調更多流於象徵性，其在應對當前安全挑戰方面的實質性進展，恐怕將更依賴於其不斷擴展的防務夥伴網路，尤其是與美國的安全合作，而非寄希望於東盟的集體共識。今年的東盟峰會凸顯了該機制在應對南海問題上的結構性侷限。大多數ASEAN成員國在會議中發表的聲明依舊謹慎，普遍迴避對近期事態發展的明確表態——包括中國宣佈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部署浮標、以及持續對菲律賓船隻進行撞擊和水炮驅離等行為。作為2025年東盟主席國，馬來西亞總理易卜拉欣（Anwar Ibrahim）重申，應通過東盟框架內解決爭端，並警告稱“外部勢力”的介入只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儘管馬科斯在公開場合認同這一立場，其政府卻依然積極尋求東盟以外的安全合作關係，以遏制中國在海上進一步的行為。與易卜拉欣較為克制的語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科斯的言論被菲媒形容為“強硬”。雖然並未直接點名中國，他仍然對所謂“不安全的操作行為以及對菲律賓在海域和空域內進行正當、例行活動的干擾與阻撓所使用的脅迫性工具與裝備”表示批評。在第20屆東亞峰會上，馬科斯的表態更為尖銳。他譴責中國在黃岩島設立自然保護區的舉措，並稱該地“長期以來是菲律賓領土的一部分”。在隨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馬科斯表示，其言辭並非挑釁，而是反映了菲律賓在南海所面臨現實情況的“必要表達”。他還補充道，如果東盟“無法解決問題，至少我們應當持續尋求某種方式來管控緊張局勢……為各方找到某種程度上的共處機制（modus vivendi）”。2025年9月10日，國務院批覆同意新建黃岩島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圖為黃岩島礁盤（圖源：新華社）美菲“呼朋喚友”，影響南海局勢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的言論反映出菲律賓正在形成一種新的外交政策路徑：在原則上重申東盟中心性的同時，持續拓展與其他戰略夥伴的合作。儘管菲律賓仍然支援“南海行為準則”談判處理程序，但談判進展緩慢，這進一步加深了其國內的共識，即僅憑東盟機制難以在南海實現實質性的安全成果，尤其是在當前緊張局勢已對菲律賓公民的安全與生計構成直接威脅的背景下。在東盟防長擴大會（ASEAN Defence Ministers’ Meeting Plus）上取得的進展，揭示了菲律賓當前安全政策的實質性突破所在——這些進展發生在東盟峰會閉幕後近一周的時間裡。美國國防部長皮特·赫克塞思（Pete Hegseth）與菲律賓國防部長吉爾伯特·特奧多羅（Gilberto Teodoro）聯合宣佈成立“菲律賓特遣隊”（Task Force Philippines），並完成了《聯盟戰備行動計畫》（Alliance Readiness Action Plan）。該特遣隊參考了2024年公佈的“阿雲金礁特遣隊”（Task Force Ayungin，阿雲金礁即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設立模式，後者是一個專注於應對南海潛在危機的美軍單位，旨在進一步深化當前由美菲聯合軍事援助小組（Joint U.S. Military Assistance Group）協調的相關合作。新成立的“菲律賓特遣隊”將隸屬於美國印太司令部，任務範圍預計將比其前身更為廣泛，涵蓋包括災害救援在內的多項任務，尤其是在菲律賓群島範圍內的應急響應能力；儘管如此，南海仍將是其重點關注區域。該特遣隊預計將編制約60名常駐人員，由一位准將或同等等級的海軍將領領導，從而提升對突發情況的快速應對能力與戰略靈活性。特奧多羅部長強調，美菲之間不僅要加強雙邊聯盟，還必須“吸納更多盟友”——這一目標菲律賓已在積極推進。上周末，菲律賓與加拿大簽署了《訪問部隊地位協定》（SOVFA），這是渥太華在印太地區簽署的首個此類協議。此外，在2025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峰會期間，韓國總統李在明在場邊會見中稱菲律賓為“特殊朋友”，呼籲兩國加強合作；與此同時，韓國韓華海洋公司（Hanwha Ocean）也承諾將支援菲律賓海軍正在籌建的潛艇項目。上述進展進一步豐富了菲律賓近年來不斷擴展的防務合作網路。除與日本達成互惠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外，菲律賓還與紐西蘭簽署了SOVFA，與德國締結防務合作協議，並與印度建立了多項防務合作安排。此外，菲律賓與法國也正在就自身版本的訪問部隊協議進行磋商。這些防務協議凸顯出菲律賓正在積極建構一個超越東盟框架、具備威懾與能力建設功能的多邊安全夥伴網路。展望未來，菲律賓面臨一場敏感的戰略平衡考驗。作為2026年東盟輪值主席國，菲律賓將有機會重申東盟在維護地區穩定方面的核心作用；然而，這一角色也要求其在東盟內部存在明顯分歧的背景下，謹慎處理部分成員國試圖迴避與中國直接對抗的立場。馬科斯當前改採取的路徑展現出一定的務實態度。菲律賓很可能會利用其主席國地位，繼續強調“南海行為準則”機制對和平解決爭端的重要性，藉此表明東盟對和平秩序的承諾，即便對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並不抱過高期待。與此同時，馬尼拉也將持續深化其“次區域小多邊”（minilateral）防務合作網路，以實現東盟共識機制所難以達成的實際安全成效。If successful, the Philippines could position itself as both a defender of ASEAN centrality and a driver of multilateral security cooperation—the success of which will shape not only Manila’s chairmanship but also Southeast Asia’s trajectory in navigating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at sea.第47屆東盟峰會及系列會議於2025年10月舉行，東盟各國領導人重點討論了東盟共同體建設及對外關係等議題。圖為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街頭的東盟峰會標識（圖源：BBC）菲律賓即將擔任的2026年東盟主席國角色，既具象徵意義，也具有戰略價值。一方面，該年份標誌著菲律賓在海牙國際仲裁中“勝訴”十周年（譯者註：2016年，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南海仲裁案”作出最終“裁決”，荷蘭海牙法庭判菲律賓“勝訴”聲稱，中國對南海海域沒有“歷史性所有權”，並否定了中國主張的“九段線”），凸顯其對以規則為基礎的海洋秩序的長期承諾；另一方面，這也是一個契機，使菲律賓政府得以在南海問題上協調東盟外交路徑與現實安全需求之間的張力。馬科斯當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在堅守東盟原則的同時，有效推進本國國家利益。如果運作得當，菲律賓不僅可塑造成東盟中心性原則的堅定維護者，也可能成為推動區域多邊安全合作的關鍵力量。這一角色的成功與否，將不只決定菲律賓主席國任期的表現，更可能影響整個東南亞在應對海上大國競爭中的戰略走向。 (大灣區評論)

為一場爭議性的塔克·卡爾森採訪出面辯護後，這家智庫的主席凱文·羅伯茨引爆了保守派建制內的滔天不滿。傳統基金會可不是普通的智庫。自羅納德·里根時代以來，它一直是保守主義運動的突擊隊，源源不斷為共和黨總統輸送現成政策與久經論戰的評論員。傳統基金會以“同一聲音”為傲，要求其學者在關鍵議題上保持統一立場。如今，這種幾近軍隊化的紀律已經瓦解，許多在職與離職員工將矛頭指向了 2021 年上任的主席凱文·羅伯茨。他們打趣說，基金會的運行原則如今更像是“一人之聲”，羅伯茨正咄咄逼人地將智庫與“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對齊。本周民主黨人沉浸於選舉告捷的喜悅之際，傳統基金會的分歧也凸顯出川普在 2024 年勝選聯盟內部日益擴大的裂縫。羅伯茨與機構元老之間長久醞釀的衝突，近日公然爆發。導火索是羅伯茨上月末發佈的一段視訊，為塔克·卡爾森辯護。卡爾森因對右翼網紅尼克·富恩特斯進行了一場態度恭敬的採訪而遭到輿論廣泛譴責，後者公開自稱白人至上主義者，並否認大屠殺。羅伯茨的批評者認為，這段視訊等於魯莽地向反猶主義者發出邀請，把他們帶入長期以來一直努力將極端邊緣拒之門外的共和黨建制圈。羅伯茨近日承認視訊是一個“錯誤”，不過這並未平息智庫內部的不安。當川普在十年前崛起並顛覆保守主義運動時，傳統基金會基本被晾在一旁。據傳統基金會員工及接近該機構的人士表示，羅伯茨的使命，就是讓這個團體重新變得重要。傳統基金會主席凱文·羅伯茨為塔克·卡爾森辯護，稱其為白人至上主義者尼克·富恩特斯提供了平台（如上圖）。從許多指標看，他確實有斬獲。他結交了黨內重量級共和黨人，包括副總統 J·D·范斯。據熟悉其想法的人士透露，他把范斯視為政黨的未來。傳統基金會的《2025 計畫》政策藍圖在去年的大選中飽受民主黨抨擊，如今卻成了川普政府的行動手冊。在羅伯茨領導下，該智庫也創下募款紀錄，同時招募了挺川普的員工，以呼應 MAGA 基層的觀感。羅伯茨如今迎來四年任內最大的領導權危機。他如何處置這場持續發酵的風波，不僅是一次關於 MAGA 陣營是否與反猶主義糾纏不清的檢驗，也是在考量這一陣營與共和黨長期信條之間那種時常對立的關係。“圍繞‘美國優先’走向的角力正在進行，究竟是被新保守派與‘深層政府’的華盛頓沼澤重新控制，還是交到新一代鬥士手裡。”曾任《2025 計畫》負責人、現正向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發起初選挑戰的保羅·丹斯說。丹斯稱羅伯茨是“一位愛國者，也是一位非常公正的領導者”。在 10 月 30 日發佈的一段近三分鐘社媒視訊中，羅伯茨為卡爾森辯護，稱其因給富恩特斯提供平台卻未就其立場提出尖銳追問而遭到“惡毒的聯盟”圍攻。“我不同意，甚至厭惡尼克·富恩特斯所說的一些東西，但把他封殺也不是答案。”羅伯茨說。傳統基金會員工對這段視訊感到震驚，也困惑於羅伯茨為何必須插手。近日已有多名員工辭職，智庫反猶主義問題工作組的數名志願委員也相繼離任。由崇尚里根的保守派佔多數的傳統基金會理事會面臨壓力，被要求對羅伯茨採取行動。羅伯茨並非川普的早期支持者，在 2023 年 4 月共和黨初選期間，他邀請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左）在傳統基金會 50 周年領導力峰會上發表演講。“傳統基金會歷來聲音有力，而且迄今為止一直堅守原則。”喬治·W·布什政府前白宮新聞秘書阿里·弗萊舍說。“一個合乎原則的回應，本應是對尼克·富恩特斯的直截了當的批評。他們怎麼會錯過這一點，我難以想像。”羅伯茨與傳統基金會的發言人未回應多次置評請求。儘管川普本人支援以色列，共和黨內一個日益壯大的反干預派系正質疑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援。一些保守派意見領袖更是走得更遠，重複關於以色列影響美國的反猶陳詞，並錯誤地暗示該國與活動人士查理·柯克遇害有關。在周三一場約兩小時的全體員工會議上，羅伯茨稱自己提出過辭職，但他認為有“道德義務”把爛攤子收拾好。上述表述來自保守派新聞網站《華盛頓自由燈塔》發佈的會議視訊。羅伯茨承認，他本應說清楚，不想“封殺”某人並不等於認同對方的所有言論。隨著理事與員工在社交媒體上公開發聲批評，包括發佈“納粹是壞的”之類的表情包，羅伯茨試圖收回先前表態的努力同時也激怒了智庫內部站在他一邊的盟友。羅伯茨，51 歲，曾任一所小型天主教學院的校長。他既具備“智庫型知識分子”的資歷，也帶著幾分 MAGA 風格的強硬品牌氣息。他先前擔任德州公共政策基金會首席執行官，該機構被視為部分未來川普政府官員的訓練場。理事會在聘任他時抱有期望，希望他能在傳統與新潮之間保持平衡。隨著傳統基金會吸納更多親 MAGA 的知識分子，這使得這種平衡尤為關鍵。羅伯茨重塑組織的方式之一，是改變傳統基金會沿用已久的“同一聲音”政策的執行方式。不同於鼓勵公開辯論的其他智庫，傳統基金會要求學者為機構形成共識立場，而不是在特定議題上呈現不同意見。多位前員工表示，羅伯茨利用這項政策將傳統基金會與 MAGA 運動對齊，尤其是在遠離鷹派外交與自由貿易原則方面。據在那兒工作過的人士說，如果學者的觀點偏離了智庫立場，可能會被叫到羅伯茨辦公的八樓，與其副手之一“談一談”。員工們把八樓比作共產政權，稱之為“政治局”。員工對視訊的強烈反彈，促使羅伯茨的一位盟友迅速出手。幾名傳統基金會員工在社交媒體上談及卡爾森採訪後，美國問責基金會負責人湯姆·瓊斯向國會辦公室發出郵件，建議不要僱用那些公開批評羅伯茨的員工。郵件點名列出相關員工，並附上他們社交媒體帖文截圖。記者查閱了這封郵件的副本。瓊斯在接受採訪時為郵件辯護，並稱沒有任何傳統基金會人士要求他發出這封信。“一個組織有一位負責人，他說的話很重要。”這位曾在國會山任職的工作人員說。“如果你對此有意見，機構內部有流程可以提出這些關切。”在替卡爾森辯護的視訊中，羅伯茨稱他是傳統基金會的“密友”。卡爾森曾在該智庫 50 周年慶典上擔任主旨演講人，傳統基金會也贊助過卡爾森的一些節目。直到圍繞富恩特斯採訪的風波爆發前，傳統基金會官網上還有帶卡爾森名字的捐款頁面。"2025 計畫"建築師保羅·丹斯——羅伯茨的支持者——在宣佈將挑戰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參議員初選中的林賽·格雷厄姆後發表講話。周三的全員會議也折射出保守派內部圍繞卡爾森的代際分歧。多位資深員工表達了擔憂。至少有一名員工表示，智庫內的 Z 世代員工認同羅伯茨視訊的實質內容，並支援卡爾森。“這正是當下保守主義運動的難題，我們要想清楚如何彼此尊重不同意見，尤其是在你提到的這個問題上，同時還能一起工作。”羅伯茨在會上說。批評者把羅伯茨的視訊視為一種意識形態的體現，即“右無敵人”，這個說法借用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左無敵人”的概念，在 MAGA 運動中正日益走紅。擁護者認為，內鬥會損害運動整體效能，所以應當停止。“若一個帳篷大到能容得下他們，”全國猶太倡議中心首席執行官馬克·戈爾德費德說，他指的是富恩特斯及其他極端主義者，“那對我而言就太大了。”羅伯茨視訊發佈後，戈爾德費德從傳統基金會全國反猶工作組請辭。該工作組的負責人周四在一封郵件中表示，他們將與傳統基金會保持距離，並在智庫之外繼續這項工作。戈爾德費德表示，他計畫重返工作組。羅伯茨意欲對傳統基金會進行深遠調整的一個早期跡象，出現在他上任三個月後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事件之後。傳統基金會此前支援援烏，起初還在大樓外懸掛烏克蘭國旗。但幾天後國旗被撤下，隨後內部溝通也逐步體現出機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政策轉向。據知情人士透露，這一轉向在內部溝通中日益清晰。據該機構前外交政策中心主任盧克·科菲介紹，從事烏克蘭議題的員工被要求觀看卡爾森關於戰爭的評論獨白，這些內容充斥著陰謀論。他們還被要求刪除過去支援援烏的推文，並撰寫反映羅伯茨所擁抱的新孤立主義立場的論文。“對我而言，那一刻我就知道，‘同一聲音’不再是組織共識，而成了‘一人之聲’。”科菲說。他最終因機構在烏克蘭政策上的逆轉而辭職。到 2022 年 5 月，傳統基金會已經在國會山遊說共和黨人投票反對一攬子對烏援助法案。“這份援烏法案把錢從美國人民的優先事項上挪開，且不負責任地把納稅人的錢送到一個外國，毫無問責。”該機構當時在一份聲明中說。該機構也從長期奉行的自由貿易理念撤退，轉而支援川普的關稅政策。卡爾森（左）已成為川普總統和副總統 J·D·范斯頗具爭議的盟友，圖為兩人在 2024 年 7 月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合影。“我們提出的策略是，要更自由的貿易，也要更公平的貿易，而川普的策略可能兼得二者。”曾擔任川普經濟顧問、直到本周還是傳統基金會訪問學者的斯蒂芬·摩爾說。當被問及傳統基金會在貿易立場上的調整是否特意與川普對齊時，摩爾說：“這是個好問題。我想顯然我們不想去激怒川普。”摩爾周四在 X 上發文稱，他將從傳統基金會辭職，專注其他項目。在羅伯茨的領導下，傳統基金會曾召集其他保守派團體共同撰寫《2025 計畫》，這是一部 900 多頁的著作，裝滿了對下一屆政府政策議程的詳細建議。民主黨人在去年大選中將這部藍圖當作火力焦點，指其證明了川普的極右翼政策。作為回應，川普及其競選團隊對傳統基金會越來越感到不滿。彼時的競選經理蘇西·威爾斯打電話給傳統基金會官員，要求為《2025 計畫》降溫。曾在傳統基金會領導《2025 計畫》的丹斯稱讚羅伯茨的領導，表示這一倡議的目的，就是應對傳統基金會內部與共和黨更廣範圍內的分裂。“這項工作的勝利之處在於，把右翼團結起來，停止內鬥，並為下一任總統在人員與政策上從第一天起推進，搭好建設性的積木。”他說。羅伯茨試圖把傳統基金會與川普繫結，起初讓一些人感到意外，他們並不把他視為鐵桿“挺川普派”。據熟悉其言論的人士說，在 2024 年共和黨初選尚未塵埃落定前，羅伯茨曾對川普的某些立場表示失望，包括他不願全力擁抱墮胎限制。羅伯茨還曾在 X 上發帖譴責 2021 年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騷亂，後來該帖被刪除。2024 年初選期間，傳統基金會曾借出場地供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舉辦活動，並邀請他在 50 周年慶典上演講。共和黨初選結束後，羅伯茨很快就轉而全力支援川普。今年 2 月，理事會收到一封匿名員工的詳細投訴，指控羅伯茨的管理風格。記者當時查閱了這封信的副本。信中稱，羅伯茨應被解職，因為他“在極短時間內摧毀了傳統基金會引以為傲的遺產”。“它不再是一家智庫，而是一個華盛頓少有人尊重的公關機構。”不過，無論是政策分歧還是管理抱怨，都未曾引發如同羅伯茨處理卡爾森事件那樣的強烈反應。多位從傳統基金會反猶工作組辭任的成員在採訪中表示，他們不理解羅伯茨為何要介入此事，而且儘管他試圖澄清自己的言論，他們仍無法繼續與他保持關聯。律師伊恩·斯皮爾從該工作組辭任。他表示，如果成員只能譴責左翼的反猶現象，那麼工作組就不可能再保持原則性。“通過主席的表態，傳統基金會已經釋放出一個訊號，即它似乎並不認真對待共和黨內與保守主義運動中反猶主義的蔓延。”他說。一些支援羅伯茨的人士表示，他們把這場最新爭議看作 2028 年共和黨初選期間諸多辯論的預演。不過，也有一位被視為共和黨總統提名一線競爭者的人士呼籲結束黨內的敵意。副總統 J·D·范斯周三試圖號召保守派圍繞共同優先事項團結起來，包括生活負擔與移民問題。“這種內鬥，”他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很愚蠢。” (一半杯)

01前沿導讀據美國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儘管美國拉攏了許多國際盟友來實施對華制裁，但許多盟友並沒有發揮出太大的作用。在亞洲盟友圈內，日本在半導體領域可以起到更顯著的作用，而韓國卻不太聽話，不願意更多的牽扯到中國市場，這會給美國帶來一定程度的風險。02制裁包圍圈相對比韓國的三星、SK海力士等企業，現在的日本半導體公司更偏向於裝置和材料，處於供應鏈的最前端，擁有較高的產業話語權。日本的東京電子（TEL）、電氣股份公司（NEC）、東芝、尼康、佳能、索尼等企業，涵蓋了通訊技術、半導體材料、半導體裝置、儲存晶片、光學鏡頭、光刻機等多個產業鏈的尖端技術產品。儘管先進光刻機裝置已被荷蘭的ASML壟斷，但是日本依然可以依靠著尼康在光刻機領域的技術產品拿下一定的市場份額，供應鏈優勢明顯。從以往的產業發展上面來看，日本的半導體技術曾經成為了威脅美國技術的存在，導致美國政府使用反傾銷調查、施加關稅等制裁手段，迫使日本與美國簽署《美日半導體協定》，壓制住了日本企業的擴張。日本的東芝曾經是快閃記憶體晶片的市場霸主，一度將美國英特爾的儲存器業務逼至負增長的局面，導致時任英特爾CEO的格魯夫宣佈砍掉英特爾發家致富的儲存器技術，放棄與日本企業競爭，轉型微處理器。而美國政府則是暗中扶持韓國三星與日本東芝對抗，在簽訂協議之後，東芝的儲存晶片面臨著大量庫存積壓的風險，海外市場也被美國封鎖了一大半，東芝選擇通過裁員的方式減輕公司壓力。而東芝裁掉的這些技術人員，直接被三星招走了80%。擁有了懂技術的工程師之後，三星一舉殺入儲存器領域，將東芝拉下神壇。韓國半導體的支柱就是三星和SK海力士，這兩個企業均在中國建設有合資工廠，並且中國工廠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儲存晶片製造，這也讓三星可以騰出手來發展尖端的晶片製造技術。韓國是全球除中國之外的第二大晶片製造商，並且也是中國的第七大外資來源國，其儲存工廠和技術合作早已深入中國市場，因此在面對美國要求其對華實施限制的時候，韓國政府和相關企業明顯更加謹慎，不敢輕易對中國說不。日本企業雖然被美國的貿易制裁大傷元氣，但是其核心的供應鏈優勢還在。並且日本政府在2022年宣佈與美國資本共同投資1.3兆日元，成立Rapidus公司，聯合開發下一代半導體技術，還提供了4000億日元的補貼，邀請台積電在日本熊本縣建設工廠。據Rapidus公司董事長東哲郎對媒體表示：過去美國阻礙了日本半導體產業發展，現在有美國的支援，是日本重新振興半導體技術的一個良機。03對華合作韓國總統李在明在今年8月的演講時表示，中美雙方在晶片領域進行競爭的同時，也在該領域和其他領域進行合作，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而韓國和中國在地理位置上面相近，中美晶片戰將會波及到中韓雙方，造成一些不可避免的問題，韓國需要維護好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雖然韓國三星的勢力龐大，但是其半導體部門依然需要依賴於進口的高端裝置才能製造晶片。三星曾經在2012年斥7000億韓元的價格收購了ASML公司3%的股份，隨後在2016年出售一半的股份收回大部分投資成本。2023年，三星開始陸續出售剩下的ASML股份。據產業估算，三星對ASML的投資總回報率達到了8倍左右。出售股份獲得的資金被三星再次投入到晶片技術的研發當中，走逆勢投資的發展路線，以維持住三星在半導體領域的前列地位。韓國晶片產業賴以生存的市場就是儲存晶片，其次是三星的晶圓代工。而製造儲存晶片的核心工廠均建設在了中國大陸，從基本盤面上分析，三星在中國有將近20家生產工廠，業務涵蓋了電子、金融、重工業等多個領域，其經濟體系已經與中國市場深度繫結。並且三星還遵從美國《晶片法案》和關稅政策的要求，在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建設半導體工廠，以此來避免額外的大量關稅。韓國的種種外交投資手段，已經讓其形成了一種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發展體系。 (逍遙漠)

根據米切爾航空航天研究所於2025年9月發佈的報告《贏得下一場戰爭》，美國空軍（USAF）正面臨其歷史上最嚴峻的危機。報告指出，當前的美國空軍是其歷史上“規模最小、機齡最老、戰備最差”的部隊，其在能力、容量和戰備狀態的全面滑坡，已構成對美國國家安全的生存性威脅。報告作者警告說，數十年的預算削減、錯誤的“剝離再投資”戰略以及持續的高強度作戰任務，已經嚴重侵蝕了空軍的根基。報告的核心論點是，若不立即採取果斷行動扭轉這一趨勢，美國在下一場大國衝突中將面臨失敗的真實風險。報告將當前空軍的狀態與1987年冷戰高峰時期的空軍進行了詳細對比。1987年的空軍被視為一支能夠威懾並擊敗蘇聯的強大力量，其能力、容量和戰備水平均是今天的空軍無法比擬的。通過這一歷史對比，報告旨在揭示美國空軍當前存在的巨大差距。衡量空軍實力的三大支柱報告將空軍的戰鬥力分解為三個核心宏觀變數，這三大支柱共同決定了一支空軍的威懾力和實戰效能： 容量（Capacity）：指作戰相關飛機的總數量。足夠數量的飛機是維持持續作戰、覆蓋廣闊戰區和承受戰時損耗的基礎。 能力（Capability）：指部隊裝備的技術先進性，即擁有能夠主導或至少與對手競爭的先進武器系統。這包括隱形技術、先進感測器、網路化作戰能力等。 戰備（Readiness）：這是一個綜合指標，包括飛機的任務妥善率和空勤人員的訓練水平。高戰備意味著飛機隨時可以出動，飛行員具備在複雜高威脅環境下執行任務的精湛技能。報告指出，美國空軍在這三個方面均面臨著“令人衰弱的挑戰”。這種局面並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多屆政府和國會在短期全球環境和預算壓力下，要求空軍“用更少的資源做更多的事”所導致的長期後果。歷史的鏡鑑：1987年的美國空軍為了量化當前危機的嚴重程度，報告詳細回顧了1987年美國空軍的狀況。當時，空軍被建設和維持用來對抗一個明確的、強大的對手——蘇聯。戰鬥機部隊：規模龐大，戰備精良1987年，美國空軍現役部隊擁有約1,941架作戰編碼戰鬥機，編入81個全面戰備的現役中隊。這些飛機平均機齡僅為14年，並享有高達81%的健康任務妥善率（MC Rate）。此外，空中國民警衛隊和空軍預備役還擁有1,389架戰鬥機，隨時準備增援。加上歐洲盟友，北約每天可出動11,442架次的戰鬥機。在訓練方面，當時的戰鬥機飛行員每年平均飛行超過200小時，相當於每周三到四次飛行，遠超保持戰備狀態的最低要求。這種高強度的訓練確保了飛行員在戰時能發揮出裝備的最大潛能，以質量優勢彌補了蘇聯在數量上的優勢。轟炸機與偵察機部隊：戰略威懾的基石1987年，空軍擁有325架轟炸機（B-52和FB-111），並計畫增加100架B-1和132架B-2隱形轟炸機。其空中偵察機隊同樣強大，擁有309架飛機，包括RF-4、U-2、SR-71和E-3等。這些資產不僅數量充足，而且部署靈活，能夠從歐洲和太平洋的前沿基地有效執行任務。表1：1987年冷戰時期空軍力量對比（美國/盟友 vs. 蘇聯）該表顯示了1987年美國及其盟友在歐洲戰區相對於蘇聯的空中力量部署和潛在作戰能力。嚴峻的現實：2025年的美國空軍與1987年的輝煌形成鮮明對比，報告描繪了2025年美國空軍的慘淡景象。長期的“和平紅利”削減、反恐戰爭（GWOT）的消耗以及現代化項目的延誤或取消，共同導致了今天的困境。戰鬥機部隊：規模萎縮，技術代差縮小如今，美國空軍的總戰鬥機數量僅為1,184架（現役加預備役），不到1987年容量的三分之一。更令人擔憂的是，戰鬥機機隊的平均機齡已達26年，平均任務妥善率僅為59%。這意味著在任何給定時間，只有一小部分飛機能夠執行作戰任務。在技術能力上，只有28%的戰鬥機隊具備在現代高威脅環境下生存所需的第五代特性（如隱形、先進感測器等）。與此同時，飛行員的訓練水平也急劇下降，年均飛行小時數降至140小時以下，甚至低於冷戰時期蘇聯飛行員的水平。報告直言，這種狀態下的部隊“最多隻能執行部分戰時任務”。上圖展示了1987年與2025年美國空軍戰鬥機聯隊在和平時期的結構對比，突顯了飛機妥善率和飛行員戰備狀態的顯著下降。轟炸機與ISR部隊：高齡服役，捉襟見肘轟炸機部隊的狀況同樣堪憂。機隊規模縮減至140架，平均機齡高達46年，整體任務妥善率僅為52%。這意味著在任何一天，只有約73架轟炸機可用。其中，具備隱形能力的B-2轟炸機僅佔總數的14%，這對於穿透現代一體化防空系統至關重要。空中情報、監視與偵察（ISR）機隊雖然在無人機領域有所發展（如MQ-9），但其核心有人駕駛平台（如RC-135、E-3）的平均機齡已達50年，同樣面臨維護困難和妥善率低下的問題。中國的崛起與趕超報告用大量篇幅分析了美國空軍面臨的主要“步調挑戰者”——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PLAAF）。與美國空軍的衰退相反，PLAAF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現代化和擴張。報告指出，PLAAF在多個關鍵指標上已經或即將超越美國空軍： 飛行員訓練：據稱，PLAAF戰鬥機飛行員的年均飛行小時數已超過200小時，遠高於美國空軍的水平。 第五代戰鬥機採購：PLAAF的殲-20隱形戰鬥機年產量據報已達120架，幾乎是美國空軍F-35採購速度的三倍。 數量優勢：中國擁有約2,225架戰鬥機，其中超過1,600架是第四代和第五代飛機。在潛在的台海衝突中，PLAAF能夠利用其地理優勢和數量優勢，每天產生數千架次的作戰飛行。這種此消彼長的態勢，使得冷戰時期美國空軍所依賴的“質量勝於數量”的優勢正在被迅速侵蝕。 (稻香湖下午茶)

導讀近期，蘭德智庫發佈重磅報告，聚焦通用人工智慧（AGI）突破對地緣政治穩定的衝擊，並首次系統評估了國家採取“預防性行動”阻止對手率先掌握AGI的風險邏輯與觸發條件。AGI為何被視為“國家生存威脅”？各國又會採取那些預防措施？本期將帶你深入瞭解AGI競賽中的潛在衝突情景。一、AGI作為“國家生存威脅”的四大能力報告將AGI可能帶來的顛覆性影響歸納為四類：—— 超級進攻與網路攻防能力，其他國家將無法保護自己的進攻性軍事和網路力量；—— 戰略防禦屏障，當敵方攻擊時（尤其是大規模核打擊）具有不可摧毀性；—— 爆炸式經濟增長，重塑國際權力分配；—— 大規模資訊操控，可以有效操縱和重新程式設計敵對政治系統的資訊控制工具，直接干預他國內政。報告指出，一旦某一國家確信對手即將獲得上述能力，就可能將AGI視為“不可接受的生存威脅”。二、預防性行動與歷史鏡鑑報告將國家可選策略置於“競爭—合作—破壞”光譜上（由溫和到極端）：1.預防性行動加速追趕（Run Faster）：最明顯的應對辦法就是拚命訓練、加班趕工，跑得更快。如果能憑實力反超對手，問題自然解決。合作或利誘（Co-opt）：另一組選項是與（包括潛在獲勝者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或加以利誘，以達成雙贏安排。比如，技術共享、聯合研發、市場准入換取安全承諾。預防性行動（Preventive Action）：從出口管制、資料投毒、網路攻擊到針對資料中心或研發設施的軍事打擊，乃至預防性戰爭。預防性行動的最極端形式就是預防性戰爭。2. 歷史鏡鑑通過對1914年德國對俄預防性戰爭、1981年以色列空襲伊拉克核設施、2025年美以對伊朗核設施聯合空襲等案例的比較，報告認為AGI與核武器在“不可容忍的延遲後果”與“高度不透明的發展進度”上具有相似性，因此預防性動機會被顯著放大。經濟-技術破壞：最溫和的預防性措施——例如冷戰期間美國主導的巴黎統籌委員會（CoCom）機制，曾嚴格限制向蘇聯出口先進技術。定點物理破壞：伊朗和以色列都曾對伊拉克奧西拉克核反應堆實施空襲，以阻止薩達姆·侯賽因的核武器項目。預防性戰爭：英國曾先後對中立國丹麥（1801 年和 1807 年）和法國（1940 年 7 月和 8 月）發動海軍攻擊，以防止其主力艦隊落入拿破崙法國和納粹德國之手。過去70年，從出口管制到空襲核反應堆，人類已經用遍了“預防性工具箱”。當AGI被視為“下一個核武器”時，這些工具會被再次拿出來，而且使用門檻更低、決策時間更短、誤判空間更大。三、兩大沖突情景1. 阻止霸權當一國判斷對手即將率先實現AGI且優勢不可追趕時，可能冒險發動破壞行動。在 AGI 競賽中，若一國預計對手將率先撞線，它就仍有動機在“還能動手”的階段去阻撓或拖延威脅——那怕手段只是孤注一擲。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者早就指出，當一個國家即將成為全球霸主時，其他大國會被倒逼著聯手阻止它。一旦對手拿到AGI，就可能利用新獲得的“超能力”發動攻擊或訛詐；若這等於自己必敗甚至亡國，那麼對更強大對手發動一次高風險突襲也可能是“理性選擇”。在這種情況下，預防性行動可以發生在兩個時間點： AGI 競賽終點前夜，最終獲勝者的身份變得清晰，勝負已隱約可見； AGI 黎明期間，在控制 AGI 的國家剛取得突破、尚未把 AGI 轉成實戰能力，有時間實施其新創造的軍事潛力之前。2. 保護壟斷率先取得AGI的國家為防止追趕者翻盤，也可能先發制人地壓制潛在競爭者。“已取得 AGI 的強國”為了維護自身地位，主動採取預防性行動來威懾、壓制或消滅潛在乃至現實的威脅。先拿到 AGI 的國家，即便沒有征服世界的野心，也可能強烈傾向於“提前動手”——只要發現任何對手似乎有能力複製其成就。正如某些分析家所言，如果美國率先取得 AGI，那將獲得“不可追趕的戰略優勢”，其核心含義就是：有能力支配，甚至必要時摧毀任何試圖挑戰其領導地位的後來者。四、導致不穩定的因素當兩個國家在AGI競賽中感到“必須搶先行動”時，局勢就容易變得不穩定。影響這一局勢的因素包括：對AGI軍事能力的認知——如果相信AGI能“零傷亡滅國”，就可能覺得“再不行動就完了”；AGI轉化速度——如果部署迅速，衝突風險增加；對AGI防禦效果的信任——如果相信AGI能攔截核導彈，威懾力會變弱；優勢持續時間——優勢越短，先發衝動越強；國家意圖的可信度——只要被視為“可能統治全球”，就會激發預防性攻擊；技術擴散風險——如果AGI難以控制，危險性更大等。儘管有各種因素推動預防行動，但實際決策還受到政治、心理和社會因素影響，領導人通常會權衡成功的可能性與風險，從而影響是否採取激烈措施。 (稻香湖下午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