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的有罪不罰，只會催生更多暴力美國總統是否正在打造自己的准軍事民兵？明尼阿波利斯街頭，ICE特工帶走一名女性本周，美國凝視著深淵，所幸及時退後了一步。聯邦政府在明尼阿波利斯街頭採取的行動早已超越移民執法範疇。這是一場對政府是否有權對其本國公民使用暴力的考驗——一道劃分自由與暴政的界線。而這樣的考驗，絕不會是最後一次。1月24日，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特工槍殺了亞歷克斯·普雷蒂（Alex Pretti），隨後川普政府竟將一位施以援手的好心人污衊為潛在的大規模殺人犯。美國一度瀕臨內亂邊緣。所幸抗議者保持了克制。公眾輿論已轉向反對ICE——這個代表美國驅逐機器的統稱機構。就連部分保守派也開始產生疑慮。唐納德·川普也意識到，曾經是他最強政治議題之一的移民問題，如今已成為負擔。1月26日，總統試圖緩和緊張局勢，其中包括將明尼阿波利斯的行動交由新管理層負責。然而，ICE與當地民眾之間的對峙仍在繼續。川普並未放棄向不願配合的州強行部署准軍事力量的權力。美國人必須保持警惕。ICE確實有理由出現在美國城市中。川普擁有驅逐非法移民的授權。在大幅遏制南部邊境非法入境潮之後，他聲稱目標是“最惡劣的犯罪分子”。但他的執法者實際做的卻並非如此。近期被拘留者中，僅有5%是曾犯下暴力罪行的人。相反，ICE粗暴的手段揭示出其真實目的遠比移民管控更為陰暗，原因有三：其一，本屆政府似乎認為ICE應凌駕於法律之上。為了完成配額、踐行其崇尚陽剛、“摧毀洪流”的文化，ICE特工肆意濫用武力。儘管如此，政府官員仍告訴特工，他們在執行任務時享有“絕對豁免權”；一名法官抱怨稱，他們甚至公然違抗法院命令。他們急於將普雷蒂先生和早前遭槍擊的蕾妮·古德（Renee Good）女士貼上“恐怖分子”標籤，並竭力確保對這兩起槍擊事件的調查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有罪不罰，只會招致更多暴力。其二，ICE及其領導人正在踐踏憲法。他們將目擊者和抗議者一律視為罪犯，剝奪了人們依據憲法第一修正案享有的言論與集會自由權利。在明尼蘇達州這樣的地方，當聯邦調查局（FBI）負責人聲稱民眾不得在抗議活動中攜帶槍支時，他實際上是在侵犯第二修正案賦予的持槍權。而當ICE特工無正當理由攔截或逮捕民眾、未經法院許可搜查住宅時，又侵犯了第四修正案保障的權利。其三，在非法移民數量相對較少的明尼阿波利斯部署ICE，似乎服務於一個令人不安的更廣泛議程：一是將公眾注意力引向捲入當地福利醜聞的索馬里裔群體；二是懲罰那些限制協助ICE的“庇護城市”；抑或只是製造一場震懾秀，恐嚇民眾、阻止各類移民進入美國。川普或許還試圖通過將民主黨執政的城市描繪成“無法無天之地”——在那裡，違法移民受到暴力激進左翼極端分子的庇護——來為共和黨爭取更多支援。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總統正在打造一支只效忠於他個人的民兵武裝。正如本期簡報所述，從19世紀90年代格羅弗·克利夫蘭動用軍隊與法警，到德克薩斯遊騎兵的歷史，美國人曾多次擔憂國家暴力被不受制約地使用。放眼海外，從薩爾瓦多到菲律賓，那些政客常以“維持秩序”為名，調轉軍警對準自己的人民。川普的支持者會認為這種說法嚴重誇大其詞。美國建國初期便設立了制約總統權力的機制：公民有權持槍；各州擁有國民警衛隊以制衡聯邦軍隊；《叛亂法案》也嚴格限定了總統合法動用軍隊平息暴亂的極少數情形；法院與國會亦可介入干預。然而，ICE恰恰處於繞過這些保護機制的理想位置。非法移民遍佈全美，而川普堅稱民主黨正利用他們作為選票工具。因此，ICE特工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包括選舉期間——肆意挑釁且無需承擔後果。一旦抗議最終演變為暴力，這既在政治上有利，又可成為進一步部署的藉口。而當政界人士（如明尼蘇達州州長和明尼阿波利斯市長）對ICE提出批評時，司法部便可指控他們“妨礙聯邦執法人員”，展開調查。積累總統權力，已成為川普第二任期的一大主題。即便第47任總統本人無意將聯邦特工作為萬能鎮壓工具，第48任或第49任總統卻可能這麼做——共和黨人應當記住，屆時掌權的或許是民主黨人。如果川普對ICE並無反民主的圖謀，他就應積極主動地限制其行動。這其實並不困難。總統應兌現承諾，確保對古德女士與普雷蒂先生遭槍殺事件的調查“公正誠實”。作為重獲公眾信任漫長道路上的第一步，ICE特工應接受更好培訓，停止佩戴面具，開始佩戴隨身攝影機和身份編號。驅逐配額制度助長了野蠻手段，必須廢除。國土安全部部長克里斯蒂·諾姆（Kristi Noem）公然撒謊，理應被解職。然而，即便如此，本周事件之後，“總統私人民兵”的幽靈仍未消散。因此，法院必須明確表態：各州確實有權起訴犯下罪行的聯邦特工；ICE對憲法的理解是錯誤的；聯邦政府不能肆意踐踏各州主權。國會也必須追究本屆政府的責任。本文發表之際，一項關鍵考驗即將到來：除非川普同意改革ICE，否則將暫停向國土安全部撥款。本周，美國人猛然意識到一個嚴峻威脅。但僅靠民意調查無法捍衛共和國。美國制度的守護者們應將川普語氣的轉變，視為推動變革的契機，而非放鬆警惕的訊號。 (邸報)

最近，幣圈被一則爆炸性的新聞刷屏：“美國動用超級電腦，破解柬埔寨太子集團陳志控制的127,271 枚比特幣，價值超過150 億美元。”然後一刷抖音，小紅書看了不下5 個「故事」版本，大部分結論就是比特幣本身就是騙局，老美搞的割韭菜的，研發時開了後門，隨意破解不安全等等，故事還編的栩栩如生，下面一群門外漢跟著附和。單看標題聽起來就像電影情節一樣國家級駭客大戰犯罪帝國。但真相其實沒那麼神奇，比特幣的金鑰也沒有被攻破。 「美國查封陳志、沒收太子集團比特幣」是真的。這部分是真實的司法事件。事情的確是真的，但暴力「破解」是誤會美國紐約東區聯邦法院確實在2025 年10 月公開起訴柬埔寨太子集團創始人陳志（Chen Zhi），指控他操控殺豬盤詐騙、洗錢、人口販賣等跨國犯罪。案件中，美國政府查封了127,271 枚比特幣，以當時價格約150 億美元，目前已由美國法警署（USMS） 保管。所以，這筆錢確實被「收走」了。但關鍵點在於：美國不是靠算力暴力破解拿到這些幣的，而是他們直接拿到了「鑰匙」。真相藏在一個「低熵漏洞」裡陳志的比特幣來自他控制的礦池－路邊礦池（LuBian）。這個礦池一度佔全球算力6%，但在技術實現上偷了懶：他們的錢包生成程序用了一個叫Mersenne Twister (MT19937) 的隨機演算法。問題是，這種演算法不是為密碼學設計的，隨機性很弱。換句話說，它的「隨機」其實是「有規律的隨機」。就像你設密碼時，以為是「隨便選」的，但別人只要知道你電腦時間或系統參數，就能推算出結果。舉個例子：假設你要建立一個錢包，本來應該隨機產生一個256 位元的私鑰，例如：C1A9E3F7... (超長隨機數)但你的程式圖省事，只用電腦時間當種子：種子：2020年5月1日12:00:01那麼駭客或執法機構只要知道你那天開過礦池，大致時間，就能算出該時間段所有可能的私鑰組合，進行一一驗證。這不是暴力破解，而是“推算規律”，相當於從“密碼學漏洞”中撿鑰匙。這就是所謂的低熵漏洞（Low Entropy Vulnerability）。它讓本來應該天文級難度的比特幣私鑰生成，變成了「幾百萬次猜測就能中」的小遊戲。美國可能怎麼拿到的？目前業內流傳三種版本：1.美國情報機構發現漏洞，提前滲透接管2.駭客先偷走，美國後來追查並沒收3.執法人員在查封太子集團時，直接扣押了硬體錢包或服務器上的助記詞檔案從美國司法部的檔案來看，第三種說法最可信。因為起訴書中就寫明了：“這些比特幣已在美國保管之下。”這說明他們是透過實物扣押獲得控制權，而不是「黑進區塊鏈」。所以，這不是神秘的“國家級算力暴力破解”，而是一次徹底的“人失誤+ 裝置查封”。比特幣是否還安全？很多人看完新聞後第一反應是：「那比特幣還安全嗎？美國連私鑰都能算出來？」其實，這次事件跟比特幣演算法沒半點關係。比特幣的安全沒出問題，出問題的是人馬虎了。比特幣的私鑰是256 位元隨機數，可能性是2 的256 次方，你每秒試一萬個密碼，從宇宙誕生開始到現在，連千分之一都沒算完，全球所有電腦加起來都不可能暴力算出一個正常生成的私鑰。但如果你用錯誤的演算法生成，例如上面說的偽隨機函數，那就相當於自己在天文數字的保險庫裡，裝了個可複製的門鎖。總結三點教訓第一，演算法沒問題，人的偷懶才是漏洞。LuBian 用了「圖省事」的隨機演算法，結果讓整個礦池的錢包都成了半公開的。第二，永遠別用來歷不明的錢包或礦池。很多人喜歡下載“新錢包”、“高收益挖礦軟件”，結果裡面的密鑰生成邏輯根本沒有通過安全審計。第三，安全不只是鏈上，也在鏈下。真正危險的不是區塊鏈，而是「電腦被查」、「助記詞被抄」、「硬錢包被扣」。這場150 億美元的「破解」事件，說白了是個誤會。美國沒攻破比特幣，也沒暴力算出私鑰。他們只是抓到了一個用「壞隨機數」產生錢包的犯罪集團。比特幣的安全沒被撼動，但人類的僥倖心理又被狠狠教育了一次。在這個世界上，最脆弱的環節永遠是人，不是演算法。 （GoMoon）

向技術官僚制致敬（All Hail the Technocracy）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距離唐納德·川普重返白宮，差不多一年了。許多事情都變了。玫瑰被鋪成硬地。橢圓形辦公室貼滿了金光。國民警衛隊湧入華盛頓特區。總統還威脅要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其他城市。加密貨幣如今在這個國家稱王。尤其若你是川普或他的兒子之一，你就能從幾乎是你所能想像的最腐敗的金融把戲中，攫取數以百萬計的美元。查理·科克（Charlie Kirk）的遇害，再次把政治暴力推到了台前，而且比以往更具毒性。你能感覺到民主在短路。每當官方帳號貼出一張 AI 生成的“edgelord邊緣人”（指極端、挑釁等風格）梗圖，電路就打個火花。2025 年最顯眼、也最具影響的一大變化，是科技行業擁抱川普。行業精英紛紛列隊，以越來越怪誕的屈服表演來示忠。矽谷到底怎麼了？為一探究竟，《連線》（WIRED）特約主筆史蒂文·列維（Steven Levy）去了舊金山。20 世紀 80 年代初，他正是在那裡愛上了那些反主流文化的技術叛逆者。如今的問題是：安撫川普，究竟只是一次赤裸裸的“生意經”，還是意味著一種更黑暗的意識形態轉向？在《連線》，我們曾把自己視為一個似乎能超越政治的行業的記錄者，甚至擁護者。然而今年，我們清晰表態：我們對美國的威權轉向，以及科技行業在川普行動中的共謀，深感憂慮。而且我們承諾會持續追蹤報導。我們還決定走上街頭：如果你住在舊金山、洛杉磯、奧斯汀、紐約或華盛頓特區，你也許會在一幅牆繪、一個數字廣告牌，或一張糨糊海報上看到本期的封面。我們希望你也能看到我們所見——在數月報導中，圍繞DOGE效率部與 ICE（指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以及一切相關議題。科技領袖得到了他們想要的——與一位“准國王”同桌的席位，以及就管束其業務的規則討價還價的機會。但別忘了：他們可能拿去豪賭的，是你的未來。I Thought I Knew Silicon Valley. I Was WrongBy Steven Levy2025年9月22日我以為我瞭解矽谷。我錯了科技業在把川普送進白宮時如願以償。一年後，這更像一紙自殺契約。數十年來，馬克·萊姆利（Mark Lemley）的智慧財產權律師生涯一直井井有條。他是史丹佛大學教授，做過亞馬遜、Google和臉書Meta的顧問。“我一直喜歡我所從事的領域基本不涉政治，”萊姆利對我說。而且，他的民主黨價值觀也與雇他的公司高度契合。但今年一月，萊姆利做了個激烈的決定。他在領英上寫道：“我一直在糾結該如何回應馬克·祖克柏和臉書的墮落——滑向有毒的男性氣質與新納粹的瘋狂。我已把Meta從客戶名單上開除了。”這就是 2025 年的矽谷。41 歲的祖克柏變成了一個“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友好的綜合格鬥迷，不太在乎平台上的仇恨言論，抱怨企業界不夠“男人味”。他停止事實核查，開始常去海湖莊園串門。也不只他。整整一批億萬富豪看起來把公司前途置於社會福祉之上。七月我在史丹佛他的辦公室見到萊姆利時，他穿著一件夏威夷襯衫，一副度假前的樣子。自從“開除”Meta 的半年來，跟他同調的權勢人物屈指可數。私下裡，他們對他說，加油！公開場合裡，人就“消失”了。萊姆利甚至想過，如果反川普派的處境變糟，他自己要怎麼“消失”。“我聊過的每個人都有潛在的退路，”他說，“我能不能在這個或那個國家拿到公民身份？”這本該是科技業的好時代，人工智慧大爆發正加速一切。但陰影籠罩著矽谷。這個群體整體仍偏左。可除少數例外，其領袖們在面對唐納德·川普時，要麼保持沉默，要麼主動向政府示好。其中一個難以抹去的畫面出自川普的第二次就職典禮：一批科技精英，在乖乖捐出數百萬美元支票後，佔據了前排座位。“商界人人都擔心報復，因為這屆政府愛記仇，”風險投資人戴維·霍尼克（David Hornik）說。他是少有的敢於公開抵抗的聲音。於是矽谷精英開始跟一屆反覆無常的政府跳起危險的“貼身舞”——正如矽谷傳奇風投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對我所說，“他們竭力避免被捲進一種‘保護費’勾當。”問問蒂姆·庫克就知道了。五月，蘋果CEO放棄了跟隨總統出訪中東的 8,000 英里行程。川普注意到了。在卡達，總統說他跟庫克有個“小問題”，第二天就威脅要對 iPhone 加征 25% 關稅。不出意外，這個夏天當我給矽谷一眾高管提供“吐槽窗口”時，應者寥寥。休假似乎格外漫長。日程表排得滿滿噹噹——未來三周、四周、六周……你說你的截稿日期是那天來著？有位以“跟記者滔滔不絕”著稱的 CEO 告訴我，他正試圖在政治上“斷網減壓”。“不過你要聊 AI 或 AI agents，隨時找我！”他說。過去，當科技領袖偏離他們的崇高價值時，員工會把他們拉回正軌。Google員工曾迫使高管為多元化發聲，避免接軍事合同。潛台詞是，這些激進者隨時能在別處找到工作。後來馬斯克出場。他把 X 裁掉了 80% 員工，應用卻沒崩。整個行業裡，多元化項目在減少，軍事合同在增加。2024 年四月，Google CEO皮查伊給員工的內部信裡說，不要“把公司當作個人平台，或者圍繞破壞性議題內鬥、爭論政治”。在 Meta，言論自由也不再吃香。一位員工說，氛圍像回到了 1990 年代：“上班不帶政治。你也許不喜歡老闆，但你把活幹了，領工資。”他說，“現在祝你好運，找一家不是這樣的公司吧。”矽谷怎麼了？為什麼那些愛安·蘭德（Ayn Rand）的科技英雄會變成唐納德·川普的“舔靴者”？怎麼會有一位被稱為最聰明的風投，在網上發佈宣言，向“信任與安全（trust and safety）”“科技倫理（tech ethics）”“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宣戰？傑夫·貝索斯當初說為公共利益買了《華盛頓郵報》，那又為何在 2024 年大選前夕，撤掉對卡瑪拉·哈里斯的社論背書，把評論版面改成談“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再說庫克，掌管一家市值 3.4 兆美元的公司，最有效的政治策略竟是走進橢圓形辦公室，鄭重其事地獻上一個金光閃閃的玻璃小擺件？這可是蘋果！站在川普面前開箱公司近半個世紀以來最可疑、最卑躬屈膝的“產品”，庫克——這個和火星人比和 MAGA 更像同類的人——心裡在想什麼？如果是賈伯斯會怎樣？我的猜測是：他會讓團隊寄去一個鍍金 iPod。到付。自從賈伯斯開始賣第一批流線型的Apple II，數字科技就被吹捧為美國的驕傲與未來。它用一種極客的方式向權力說真話。可如今，史丹佛“科學與技術的社會倫理”教授羅伯·賴希（Rob Reich）說，“一小撮掌握資訊生態的億萬富豪，選擇與世界上最具影響力、最令人生畏的政治權力結盟。歷史上從未出現過這樣的結合。”某種變態的意義上，這對我算是好消息——我報導的就是這個生態和它的寡頭們，能見證歷史多好啊？可在其他一切意義上，這都令人不安。顯而易見，我的故事跟著行業變了。但讓我吃驚的是：那些我長期追蹤的“遠見者”，為何會如此迅速而堅定地倒向川普？這個人與數字革命的平等衝動格格不入。我怎麼會看走眼？我重訪了熟悉的地盤——在這個時代，它突然變得陌生——想弄清楚。網友梗圖，在查理·科克的追悼會上，川普和馬斯克交談握手我人生的前 30 年，從未碰過電腦。那時候的電腦大多是我見都沒見過的機房裡的大型機，在我心目中它們是去人性的象徵。我把它們與越南戰爭機器、與企業生活的單調劃上等號。一切在 1980 年代初改變了，我接了《滾石》雜誌的一個選題，去寫駭客。令我驚喜的是，新興的PC 行業竟是 1960 年代末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的“極客接班人”。最早的一些電腦創業公司出自自制電腦俱樂部（Homebrew Computer Club），其組織者是一名反戰活動家。俱樂部的主持人曾領導伯克利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的技術小組。連比爾·蓋茲起步時都多少算個“抽大麻的叛逆者”；他的搭檔保羅·艾倫（Paul Allen）是個音樂痴，愛吉米·亨德里克斯。Apple 聯合創始人史蒂夫·賈伯斯和史蒂夫·沃茲尼亞克也剛剛從蓬頭垢面的日子走出來——他們那會兒賣“藍盒子”（blue boxes），讓人打非法電話。 “去他的電話公司！”（Screw the Phone Company!）就連風險投資家也像是在共振一場革命——就好像“氣像人”（Weathermen）把做炸彈改成了做 IPO（首次公開募股，IPO）路演。[譯註：Weathermen，即“天氣地下組織”，1960–70 年代美國激進左翼組織]我開始愛上矽谷。我遇到的巫師們用旨在提升眾人之力的工具改變世界——讓普通人也能擁有專家的能力。電子表格被當作商業工具出售，但它最終成了反建制的武器，因為任何人用一台廉價 PC 就能挑戰高管辦公室的計算。當前超覺靜坐的教師米奇·卡波爾（Mitch Kapor）創辦蓮花軟體（Lotus），在 1980 年代普及了電子表格。他告訴他的財務負責人，他把人看得比利潤更重要，他要投資於員工。“我以為他會拒絕，”卡波爾說。幸好，對方說了“好”。在著名的 Mac “1984”廣告裡，一位女運動員把鐵錘擲向“老大哥”的巨幕——她要粉碎權威。我在《滾石》關於 Macintosh 的報導標題說得很明白：“神童對陣達斯·維德。”（指 IBM，哈哈。）這是一場正義之戰！當然，矽谷從來不只是鮮花與迷幻。“那怕它愛自我陶醉於反主流文化的根系，賺錢與積累權力始終才是主流，”卡波爾說。而且，矽谷的政治一直容納著強烈的自由意志主義。但就連風投們也似乎在“革命感”中共振——彷彿“氣像人”改行去做 IPO 路演。網際網路如雷霆般降臨後，意識形態的配樂就震耳欲聾了。1996 年，朋友約翰·佩裡·巴洛（John Perry Barlow）在著名的《賽博空間獨立宣言》裡宣稱，網際網路超越了地面法律與邊界。“你們關於財產、表達、身份、移動與情境的法律概念，不適用於我們，”他寫道。天吶，我們把多少希望寄託給網際網路。初見時，拉里·佩奇與謝爾蓋·布林是一雙睜著大眼的理想主義者。傑夫·貝索斯像個哥們，興奮地指給我看亞馬遜員工（包括他自己）怎麼把木門改成辦公桌，而不是用昂貴的辦公台。我和祖克柏第一次聊完，他就回了那個沒家具的小公寓。然後，網際網路巨頭們把公司做大，開始按自己的概念去規定“表達、身份與情境”。那些曾經謙遜的領導者拿到了難以想像的回報。如今他們恨不得把財富炫個夠——多處豪宅、遊艇、私人飛機。七月一個典型的晴朗日子，我去帕洛阿爾托，坐在智庫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 的負責人拉塞爾·漢考克（Russell Hancock）家客廳裡聊。他在 2000 年科技股崩盤時買下了這套房；現在在“帕裡”（Palo Alto 的暱稱）沒有“近乎代際財富”，連破屋都買不起。佩奇和祖克柏不滿足於一處宅邸，他們把周邊房產一一收羅，把曾經田園詩般的街區變成了“超級反派大本營”。“那些混得風生水起的人，過得確實很爽，”漢考克說。對矽谷其他人來說，貧富差距越發嚴酷、荒誕。1980 年蘋果上市時，賈伯斯的淨資產沖上了幾乎聞所未聞的一億美元。現在據稱祖克柏給一年的 AI 研究員開出同樣的價碼。漢考克提起“基尼係數”，這是世界銀行圈子愛用的不平等衡量指標。他說，從 1990 年代以來，“我們從 30 漲到了 83。那就是爆發法國大革命的條件。”另一場巨變也在展開。長期以來，前克林頓政府幕僚、曾為 Airbnb 和 OpenAI 工作的克里斯·萊恩（Chris Lehane）說，軟體“幾乎像第四維”。科技領袖可以安居西海岸，遠離政治。但後來，軟體產品開始擊穿整個行業。“這些產品以計程車、短租、外賣的形式實體化，”萊恩說，“它們開始撞上現有的政治系統、信念與法律。”有人因此喪命。老牌、受人喜愛的行業倒下。本地政客怒了。為了“玩轉系統”，矽谷跳進了沼澤地（華盛頓）。正如現任政府的一位技術官員對我說，“矽谷現在意識到，不能再無視政治了，因為政治不會無視你。”公眾自然對自己停不下來的那些App產生了懷疑。到 2010 年代中期，人們開始攻擊那些接送科技員工往返舊金山、山景城和門洛帕克的班車；而這些員工在公司裡喝免費拿鐵、做午間按摩，聊左翼話題。也許 PC 和網際網路時代的巫師們太成功了。“我們做過了頭，”最初的Macintosh 傳奇程式設計師安迪·赫茨菲爾德（Andy Hertzfeld）說。“我們太理想主義了，覺得每個人都該用電腦，還要把它們做得可愛、好玩。”結果，他哀嘆，是一個被手機綁架的青少年反烏托邦，甚至連“家庭作業論文”都死掉了。本質上，大型科技公司成了“電話公司”——惹人厭的大怪物，為了搾取更多利潤而不斷“糞坑化”（enshittify）自家產品。你甚至打不通人工客服。2024 年一項針對矽谷居民的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人認為科技公司權力過大；將近同樣多的人認為它們迷失了道德羅盤。因此，甚至早在川普 2017 年入主白宮之前，我就發現自己故事裡的敘事變了。以前我寫“大衛戰歌利亞”。後來我寫的是“伊卡洛斯的神話”。我一遍遍在科技精英身上看到“飛得太近太陽”的傲慢。也正是它把他們帶去了唐納德·川普那裡。歷史或許會把約瑟夫·R·拜登記成他在最後一場總統辯論裡的那個踉蹌身影。但在矽谷，出人意料地廣泛的人群把他視為仇視進步的獨裁者。他們對“拜登大叔”的反感強度讓我吃驚。前白宮發言人萊恩說，這屆政府及其機構既不理解科技，也不太關心它，“除了想辦法阻止技術被發展”。拜登時代的“頭號反派”包括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莉娜·可汗（Lina Khan）與司法部反壟斷負責人喬納森·坎特（Jonathan Kanter）。他們有條不紊地對Google、亞馬遜、蘋果和 Meta 發起訴訟。可汗甚至封堵了相當溫和的併購，威脅到整個依賴“被併購退出”的初創生態。拜登的人也有看似合理的辯護——這些公司確實像壟斷。而且看看設計公司 Figma，被可汗領導的 FTC 審視與Adobe 合併案後，過了兩年便迎來漂亮的 IPO。但拜登最大且本可避免的錯誤之一，也許是 2021 年的電動車製造商活動沒邀請馬斯克。原因似乎是為了取悅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AW），儘管白宮後來稱是電動車條款之爭讓他錯過了席位。即便是為數不多公開反對川普的億萬富豪里德·霍夫曼（Reid Hoffman）也覺得離譜。“你辦電動車峰會，理應邀請電動車領軍者！”他說。“這也是馬斯克走向激進的一部分。”不論是不是“表面敘事”，結果是馬斯克——此前也給民主黨候選人捐過款——徹底倒向 MAGA。還有其他解釋：新冠期間的激進化（加州工廠被停工）；被 Twitter（現 X）與一眾馬屁帖“帶偏”；或者他本就“有點瘋”。無論如何，他開始在 X 上大力推右派內容（尤其是他自己的帖），高調支援川普，當然還為川普競選捐了將近 3 億美元。過去“如果你是共和黨，或者反稅收，你得躲起來”，Flexport CEO 瑞安·彼得森（Ryan Petersen）說，“馬斯克讓大家覺得這樣是安全的。”在很多科技精英眼裡，拜登的另一個失誤是他的政府對“加密貨幣”的敵意。我採訪的一位加密龍頭高管說，麻煩始於民主黨最大金主之一、加密億萬富翁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uel Bankman-Fried）被揭穿為巨騙。“對民主黨來說，這是巨大醜聞，”他說。“你被羞辱時怎麼辦？你就過度反應。”在醜聞前，行業還能圍繞監管開展建設性討論。但SBF事件固化了證監會主席加里·根斯勒（Gary Gensler）的強硬路線。（根斯勒婉拒採訪，但對我說“繼續在《連線》幹得漂亮！”）加密圈也把鍋甩給參議員伊麗莎白·華倫，她被視為根斯勒的支持者。加密行業向川普競選注入了數億美元。“我們一直只關心什麼對 crypto 有利，”Coinbase總法律顧問、前聯邦法官保羅·格里沃（Paul Grewal）說。到 2024 年仲夏，曾稱加密貨幣是騙局的川普登上比特幣大會，承諾開除根斯勒，讓美國成為“地球上的加密之都”。連拜登的 AI 政策也成了“激進化”的觸發器。關鍵人物們起初似乎樂於就監管展開辯論。但當 AI 變得炙手可熱，這些公司需要巨額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更少的約束。猜猜誰準備好“兌現承諾”。“就他作為人或願景者而言，沒人是川普的鐵粉，”彼得·萊登（Peter Leyden，前《連線》編輯）說，他正在寫《大躍遷》。“但 AI 來了，開打了。他們就決定，‘管它呢，咱們把樹拴在這個瘋狂的川普上。’”風投馬可·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在播客裡憤怒抨擊拜登的反壟斷、AI 與多元化政策，還對拜登不肯見他本人表示憤懣。在他看來，拜登——以及公眾——沒有履行他所說的“那筆交易”。他在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杜薩特（Ross Douthat）採訪時這樣描述：一位創業者創辦公司，賺了很多錢，世界因新技術受益。“然後你的訃告會寫你多麼了不起——商業生涯與慈善生涯皆然。順便說你是民主黨人，支援同性戀權利，支援墮胎，支援當時流行且合宜的一切社會事業……‘這就是那筆交易。’”拜登膽敢挑戰科技行業，動了大佬們的商業計畫。更糟的是，他傷了他們的“玻璃心”。“你很難誇大他們有多被冒犯，”尼克·克萊格（Nick Clegg）說，他一直擔任 Meta 全球事務總裁直到今年早些時候。2024 年 7 月，安德森與合夥人本·霍洛維茨（Ben Horowitz）宣佈把錢捐給川普。安德森的一些抱怨確實誇張——顯然不是所有年輕員工都偏馬克思，但他並非唯一對多元化項目與“政治正確”怒氣衝衝的人。整個矽谷，甚至溫和左派，都覺得“這玩意兒過頭了”，萊登說。Founders Fund的風投、Anduril 聯合創始人特雷·斯蒂芬斯（Trae Stephens）也見多了。“我那些民主黨的朋友並沒轉投共和黨，”他說，“他們只是對民主黨很累。”OpenAI CEO 薩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一直“站左派”。今年早些時候他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在政治上“無家可歸”。不過他似乎常跟川普在一起。還有祖克柏。川普第一任期時我常採訪他，我相信他真心同情移民。我記不得他什麼時候說過川普一句好話。大概在過去一年裡，他開始說好話了。去年夏天川普在競選現場躲過一顆子彈，舉拳致意，祖克柏叫他“badass”（狠角色）。然後他去上喬·羅根（Joe Rogan）的播客，抱怨企業不夠“男人味”；去海湖莊園，據傳把公司曾經對有害內容與錯誤資訊的“審查”都怪到前 COO 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頭上，她是多元化的擁護者（他後來否認曾這樣說）。如今，祖克柏也不怎麼談移民了。他和妻子普麗希拉曾資助在東帕洛阿爾托（低收入飛地）辦學。那所學校要關了。“一句話，我眼中的扎克是個政治變色龍，他的首要目標是公司的生存與繁榮，”一位 Meta 高管對我說。“川普太講交易了。你要麼和他對著幹然後被整，要麼試著合作，拿回你想要的一部分。”對科技權貴而言，川普的“以牙還牙”不是缺陷，是特性。“這幫人覺得川普很熟悉，”克萊格說。“你去了海湖莊園，他就說，‘來做個交易吧。’這種魅力對矽谷科技兄弟極具毒性。”拜登真的那麼糟嗎？那些在白宮或國會任職的民主黨人對我說，他們只是讓一個越界的行業承擔責任——為它自身好。“我不覺得我們在政策上搞砸了，”曾任拜登“科技與競爭事務特別助理”的吳修銘（Tim Wu）說。“我們的目標是讓科技行業在被迫持續創新中保持健康。”然而策略似乎沒奏效。2025 年最初幾個月，川普政府解除了一系列讓科技行業不爽的監管。《美國 AI 行動計畫》瞄準的是確立美國主導。再見了，監管！加密圈不僅等到了仇視的 SEC 主席根斯勒的離任，還等到了給行業正名的法案。川普任命的官員最近還推翻了司法部反壟斷司的意見，放行了一起大型科技併購。當然，川普的關稅給企業帶來大麻煩。但跪著走路，似乎也能跑得挺順。比如 Nvidia 的黃仁勳。外界原以為政府會對對華售芯採取強硬路線。黃全力遊說，從海湖莊園到沙烏地阿拉伯。他承諾在美國投資 5,000 億美元。他在國會作證時痛批拜登。等他忙完，川普稱他為朋友，放鬆了對其晶片的出口管制。七月川普在 AI 峰會上發言時，黃在台下慶祝——而且很懂事地沒搶功。輪到他上台，他開門見山：“美國擁有其他國家不可能擁有的獨特優勢，那就是川普總統。”不久之後，黃得知政府要從對華銷售的總營收裡“提成”15%。沒多久，川普又從 Intel 那兒拿了 10%。看來“美國的獨特優勢”也會毫不留情地從那些在他面前自我貶低的人身上攫取權力。長久看，這些被迷惑的 CEO 也許會明白，這不是什麼現實政治。這是一紙自殺契約。布萊德利·塔斯克（Bradley Tusk）是給科技公司做政治諮詢的人。Uber 和 FanDuel 在改寫行業規則時都用過他的服務，他見慣了政治廝殺。在他看來，川普的手法就是“政府版”的“快速行動、打破常規”。我們聊到美國科技“例外論”的要素——獨立的市場與制度、言論自由、智慧財產權保護、強大學術機構、像樣的移民政策。然後他的聲音冷了下來：“川普在每一件事上都在做相反的事，”他說。“他完全可能摧毀美國經濟獨特與成功的一切基礎。”先說移民。也許沒有那個群體像播客All In的“四位話癆投資兄弟（besties）”那樣，搭上了川普的順風車。四人中有三人出生海外。選舉季裡，兩位“死黨”——風投查馬斯·帕裡哈皮蒂亞（Chamath Palihapitiya）與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在薩克斯家辦了募款宴，門票高達 30 萬美元。不久，川普就上了他們的播客。（薩克斯現在是川普的 AI 與加密事務主管。）有些問題軟得像枕頭，比如“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邊境）牆會有爭議”。可即便是他們也支援不了他的移民政策。川普難道不知道，科技世界靠外籍天才繁榮嗎？令他們驚訝的是，他不僅贊同，還承諾在他的政府中，任何獲得學位的外國學生都能拿到綠卡。幾位“死黨”喜不自勝。這簡直好得難以置信。幾小時後，MAGA 基本盤大怒，川普競選團隊發佈聲明，否定了他剛說過的話。如今他重返白宮，他和副總統在姿態上繼續“兩面人”：在科技場合保證他們“想要最優秀的外國學生”，同時又讓企業更難僱用和留住這類人才。他一度甚至試圖阻止任何外國人就讀美國最古老的大學。這事雖未成行，但今年夏天，國土安全部提出新規，將外國學生簽證限製為 4 年——拿不到博士，很多人連本科學位都來不及。海外來美學生數量直線下滑。“我們確實看到了寒蟬效應，”Y Combinator 管理合夥人哈吉·塔格（Harj Taggar）說。雖然 YC 的國際創始人目前還能順利入境，但持學生簽證的申請者更不願意離校來參加項目。越來越多的海外學生考慮去倫敦工作或創業。“他們覺得在美國可能不那麼安全了，”他說。“這讓我很難過。”我可以再給塔格幾個難過的理由：比如科學與研究經費的大幅取消。再見了，下一代工程師與電腦科學家。“打著懲罰‘覺醒主義’的旗號，我們會親手毀掉過去 50 年創造經濟增長的創新引擎，”風投霍尼克說。還有川普“索取恩惠、挑選寵臣”的累積效應——買 Intel 的股份，從 Nvidia 營收裡分成。在腐敗橫行的國家，贏家不是憑實力選出來的，而是由阿諛者與強人點名。這類國家註定是二流、三流。選前做客喬·羅根播客時，祖克柏自己也這麼說過：“至少美國有法治。”他說，“在一些國家，如果政府決定要對付你，你不一定能按規則獲得公平的辯護。”猜怎麼著——我們現在就像那些國家了！聰明如祖克柏，恐怕已明白這一點，但他如今被鎖在“川普國”，在一場現實版的《風險》（Risk）裡被人“吃乾抹淨”。我採訪的很多人是溫和自由派。他們意志消沉，跟他們聊天也消磨我的心氣。我一遍遍問：有什麼能迫使這個行業直面自己黯淡的長期前景？他們的答案含糊其辭。中期選舉？經濟崩盤？一位矽谷人士說：“也許只需要 10 位共和黨參議員發現自己居然還有脊樑骨。”或者，我補一句，10 位大公司 CEO。他們能把膝蓋伸直，那怕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喚回點矽谷的靈魂。至少不要繼續把它撕碎。在此期間，也別再讓政府那麼輕鬆地引入一個 AI 驅動的監控國家。也許這就是我當年最誤判矽谷的地方。我寫的那些“大衛”們，曾經看上去無畏、充滿激情，去挑戰可能性的邊界，駕馭晶片與網路的力量。我把這誤當成了“品格”。如今，正如莫里茨對我說的那樣，他們相信向川普的“保護費”低頭是在保護股東。但科技巨頭完全有能力為行業的長期可持續性而挺身而出。也為民主而挺身而出。到目前為止，他們做的是恰恰相反。“我認為他們做了一筆壞交易，”吳修銘說。“凡是以為能跟川普做‘交易’的人，最終都會被燒到——輕則名聲盡毀，重則鋃鐺入獄。”很可能並不會有清算。科技領袖，像所有富人一樣，總可以在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之外為自己找替代方案。里德·霍夫曼有他的“應急計畫”。這篇報導的另一位消息人士順嘴說，他正在申請葡萄牙國籍。好地方。但我很難想像自己還是個年輕記者，在里斯本的街頭，能找到我當年在加州發現的那種興奮與希望。我更難想像今天的一個年輕記者，能在這個行業裡找到那種精神。此時我在矽谷的感覺，正如薩姆·阿爾特曼對其政治狀態的描述：無家可歸。 (不懂經)

美國轉折點組織創始人保守主義青年領袖查理.柯克遭暗殺之後，在美國俄亥俄州奧伯林學院留學的一個中國女學生——朱莉婭.徐，因為發表極端言論震驚了全美。朱莉婭.徐發佈視頻中說：“我們需要恢復政治暗殺，我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我不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應該讓某些人害怕在公共場合表達自己觀點。”她引述革命領袖的話說：“人民應該享有言論自由，但是反動派不應該有言論自由。”隨後在她發布的自拍短片中表示，在柯克被槍殺身亡的第2天，老師就在課堂上開放5分鐘，讓學生們討論對這一事件的看法。自稱她是課堂上唯一舉手發言的人，且她當時就表示，自己“向來認為應該恢復政治暗殺”，而她對於政治暗殺“並不感到難過”，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她也表示，課堂上她的觀點得到在場同學的肯定。她這令人震驚的表態，遭到美國英語社會強烈反彈。美國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發推說，他已經就此事向奧伯林學院學院舉報。有英語世界自媒體第一人之稱，數千萬粉絲的前FOX著名主持人塔克，在X上就此發出問詢調查。保守派媒體「正確角度新聞網」（Right Angle News Network）於X平台帳號於16日上午首度轉發，24小時內瀏覽次數突破330萬。遭到美國社會強烈批評後，徐學生把她所有社群媒體帳號，包括X、臉書與Instagram均已刪除或轉為非公開。徐學生接受《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採訪說：“我其實並不提倡政治暗殺，我在課堂上的發言也沒有獲得教授或其他同學贊同，我在社交媒體發言暗指在課堂上獲得認可，是不對的。”在美國中國留學生很少參與美國左右政治之中，發表如此極端主張極為罕見。因此她的言論引起英語與華語社會的震驚！觀點如下：1.茱莉亞.徐學生對於查理柯克遇刺事件的這番言語，已經超越了左派正常政治立場。這是法西斯極權主義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的暴力主張，即使在白左猖獗的西方社會也屬罕見。這是與恐怖主義一脈相承的法西斯主義魔女的面目。2、茱莉亞.徐學生進入奧伯林學院之前，在美國貴族寄宿高中畢業。她現在是奧伯林學院三年級學生，雙修政治法律和國際關係專業，因為奧伯林學院一年的費用要9萬美元（合人民幣60多萬元）。奧伯林學院原是兩位牧師於1883年成立的旨在傳播基督教價值觀的音樂學院。在國內非富即貴家庭的父母把她送到美國教會傳統的貴族學校學習，一定希望她受到西方文明良好的教育。作為父母看到她今天冷血殘忍一幕，是否腸子都悔青了。即使在國內學校，大概也不會把她培養成今天冷酷嗜血的人性。3.有媒體及網友查看茱莉亞.徐學生的社交帳號，她的極端政治主張不限於此。近幾年她支援哈馬斯主義，並參加校園聲援哈馬斯抗議活動、支援奧巴馬的DEI運動、以及LGBT白左極端主張。可見她在查理.柯克遇害事件的言語，並非頭腦一熱脫口而出的。遭到社會強烈批評後，她又說謊言語前後矛盾，可見白左那一套爐火純青。4.有著基督教悠久傳統的奧伯林學院這樣的大學，能把來自中國對政治不熱衷的群體，一個文靜的女大學生，教育成剝奪別人自由甚至生命的法西斯魔女，可想而知在美國大學校園白左思想氾濫的程度。 （嘉慶才道）

美國被刺殺的總統竟然這麼多！「柯克槍擊案」又有最新進展。前兩天，涉嫌槍殺美國總統川普盟友、知名保守派活動人士查理·柯克的男子泰勒·魯賓遜首次出庭，檢方對現年22歲的他初步提出7項罪名指控，包括嚴重謀殺、非法開槍、妨礙司法、幹擾證人證言和在兒童面前實施暴力等，如罪名成立，他可能面臨死刑。據新華社消息，當天官方還公佈了魯賓遜作案後與他與室友的聊天記錄，內容包括承認自己是兇手以及槍殺柯克的原因。報導稱，美國猶他州猶他縣檢察官16日在法庭上公開宣讀魯賓遜犯案前所留紙條及案發後與室友的聊天內容。聊天記錄顯示，魯賓遜10日發資訊請室友查看鍵盤下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我有機會幹掉查理·柯克，我要抓住這個機會。”室友對此表示震驚，並問他是否是槍手。魯賓遜回答說：“是的，我很抱歉。”被室友問及為何選擇槍殺柯克時，魯賓遜說：“他傳播的仇恨，我受夠了。有些仇恨是無法商量的”。據報導，魯賓遜與室友有戀愛關係。調查人員表示，該室友是變性人。魯賓遜的母親告訴調查人員，兒子去年在政治上轉向極左，並更加支援同性戀和變性人的權利。柯克則是美國非營利組織「美國轉折點」聯合創始人，也是美國總統川普支持者陣營中最具影響力的「網紅」之一，10日在猶他州奧勒姆市的猶他山谷大學演講時遭槍擊身亡，終年31歲。柯克遭槍擊時，正在回答涉及群體性槍擊、槍枝暴力和變性人的提問。事實上，柯克並非美國首位因槍支暴力而喪生的政界人物。自從他被槍殺後，美國歷史上的種種刺殺事件再次成為焦點。01. 約翰·甘迺迪其中最著名的刺殺事件之一當屬美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約翰·甘迺迪遭槍擊案。1963年11月22日，時任美國總統甘迺迪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乘坐敞篷車巡遊時，遭槍擊身亡。多年來，甘迺迪之死讓世界各國人民都好奇不已，因為「要素」實在過多——美國前海軍陸戰隊員李·哈維·奧斯瓦爾德被指控為槍手，但他堅稱自己是遭人陷害；案發後第三天，奧斯瓦爾德在被轉移至達拉斯縣監獄時，又遭夜總會老闆傑克·魯比近距離用左輪手槍射殺。之後，古巴共產黨、蘇聯克格勃、美國中情局、義大利黑手黨和繼任總統約翰遜輪番成為陰謀論中的主角。為平息輿論，1964年9月，繼任總統約翰遜委任的、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牽頭的調查組發布“華倫報告”。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直言，該報告無非急於官宣兩件事：奧斯瓦爾德是單獨行兇；沒有更大陰謀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大多數美國人至今不願接受讓他們覺得「自說自話」的華倫報告。今年3月18日，美國國家檔案館公佈最後一批有關甘迺迪遇刺案的檔案記錄。當晚，該網站因訪客人數激增陷入短暫癱瘓。多份最新解密檔案顯示，中情局對奧斯瓦爾德的理解程度遠比先前對外宣稱的高得多。更尷尬的是，中情局在刺殺前幾周就知道奧斯瓦爾德是個危險人物，而他們並沒有告訴聯邦調查局。根據美國政府官方的調查結論，從奧斯瓦爾德槍口射出的一顆「CE399」子彈，先後擊中了甘迺迪和德州州長康納利兩人。這顆子彈先是擊中甘迺迪的頸部，後來穿過康納利的背部、肋骨、手腕和大腿，總共造成七處傷口。「槍法十分糟糕」的奧斯瓦爾德射出「魔術子彈」，可以被解釋為的確是巧合，但容易招致公眾的嚴重質疑。02. 亞伯拉罕林肯1865年4月14日，當整個國家都沉浸在南方邦聯軍隊投降、內戰結束的歡慶氛圍中時，華盛頓福特劇院突然傳來一聲刺耳的槍響，打破了這來之不易的和平時刻。第16任美國總統亞伯拉罕林肯遇刺了！隨著這聲驚恐的呼喊，劇院內頓時陷入一片混亂。這場震驚全美的刺殺事件，兇手竟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戲劇演員約翰·威爾克斯·布斯。林肯被迅速抬到對面的彼得森客棧，他在那裡昏迷不醒。直到隔天早上7點22分，林肯宣告不治過世，成為第一位在任期間被暗殺的美國總統。布斯在刺殺後逃亡十幾天，最終被追捕到弗吉尼亞州，並在圍捕過程中被擊斃。這事件不僅改變了美國的歷史走向，也對黑人的權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03. 威廉·麥金萊作為美國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在任期間致力於推動美國經濟發展和對外擴張，也開啟了針對西班牙的戰爭，破壞了當時美國某些利益集團和人士的計劃。於是，在1901年9月6日，一個名叫里昂·喬戈什的無政府主義者在紐約州布法羅泛美博覽會的音樂聖殿中，對著麥金萊連開兩槍。一顆子彈擦傷了麥金萊的胸部，另一顆子彈則穿透了他的腹部，擊中了胃、腎和胰腺。雖然麥金萊被及時送到了醫院，但由於當時相對低劣的醫療技術，導致醫生並沒有辦法把打入其腹部的子彈全部取出。最終，因感染和壞疽迅速蔓延，麥金萊於9月14日去世，成為第三位被暗殺的美國總統。刺客喬戈什在刺殺後當場被捕，並在快速審判後被判有罪。他於1901年10月29日被電刑處死。04. 馬丁路德金作為非常著名的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命運也是相當坎坷的。他雖然為美國黑人爭取了更多的權益，但他的所作所為並不能夠被所有美國人理解。某些極端白人主義者更是對其恨之入骨。在林肯逝世近百年後，馬丁路德金在國家廣場的林肯紀念堂發表了著名演講《我有一個夢想》。然而，1968年4月4日，這位人權運動者同樣遭遇暗殺。在田納西州孟菲斯市的洛蘭汽車旅館陽台上，他被詹姆斯·厄爾·雷開槍暗殺。刺殺他的詹姆斯·厄爾·雷一度認罪，後來又翻供，於1998年死於獄中。長期以來，雷是否單獨犯案或兇手是否另有其人有爭議。今年7月21日，美國政府公開超過23萬頁馬丁路德金遇刺案檔案。馬丁·路德·金的兒子馬丁·路德·金三世和女兒伯妮絲·金當天發表聲明，重提“雷並非真正兇手”的說法，並指出在馬丁·路德·金家人20世紀末提起的一樁訴訟中，陪審團一致認為“馬丁·路德·金是一場陰謀的受害者，共謀者包括政府機構”。而美國民權活動人士以及媒體質疑，川普政府似欲借發佈遇刺案檔案，轉移公眾對富商傑弗裡·愛潑斯坦案檔案發佈情況的關注。05. 羅伯特甘迺迪馬丁路德金恩遇刺後不久，羅伯特甘迺迪又在競選總統時遇害。羅伯特·甘迺迪是前總統約翰·甘迺迪的弟弟。1968年，正當羅伯特·甘迺迪在總統初選中獲得勝利，預計將成為下一任總統時，他也在洛杉磯的大使酒店遭到刺殺。兇手被認定是一名名叫西爾漢·西爾漢的巴勒斯坦移民，理由是羅伯特支援以色列。由於5年前（1963年）哥哥約翰·甘迺迪也遭刺殺，因而催生大量相關陰謀論。而羅伯特死後，甘迺迪家族似乎接受了無言的教訓──遠離最高權力。今年4月18日，據央視新聞報導，約1萬頁與1968年羅伯特·甘迺迪遇刺案相關的記錄被公開。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加巴德在聲明中表示，該檔案的公開將「讓姍姍來遲的真相重見天日」。06. 其他除了上述提及的人物和事件，政治暴力還可追溯至美國第20任總統詹姆斯·加菲爾德。加菲爾德1881年死於刺客造成的槍傷。當然，不能不提的還有：1963年6月12日，密西西比州傑克遜市，白人種族主義者謀殺了民權活動家梅德加·埃弗斯；9月15日，三K黨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翰教堂引爆炸彈，造成4名非裔少女喪生。還有一些美國政治家曾僥倖躲過暗殺：1933年，一名聲稱「憎恨所有統治者」的男子企圖刺殺總統富蘭克林·D·羅斯福，最後時刻被一名女士用手提包打中手臂，羅斯福逃過一劫，但芝加哥市長安東·瑟馬克遇難身亡。後來，亞拉巴馬州州長、民主黨喬治·華萊士被4發子彈擊碎脊柱，導致腰部以下永久癱瘓。共和黨總統傑拉德福特則在1975年9月兩次成功躲過女刺客的暗殺。1981年3月30日，美國第40任總統羅納德·雷根、其發言人詹姆斯·佈雷迪和兩名警察在華盛頓希爾頓酒店外遭槍擊。緊急手術挽救了雷根、警員和佈雷迪的性命——但佈雷迪終身癱瘓，需以輪椅代步。據傳聞，雷根深信是上帝保全了他的性命。這與2024年7月13日川普在賓州競選集會上的遭遇類似——一枚子彈僅擦傷其右耳。很可能他當時的轉頭動作救了自己一命。恐怖事件仍在繼續。2025年6月14日在明尼蘇達州：一名明顯的極右翼分子槍殺民主黨議員梅麗莎·霍特曼夫婦；同日，參議員約翰·霍夫曼夫婦在另一起襲擊中受重傷。川普對此表態：「美國不容許此等暴行。」然而他並未追究右翼勢力的責任，也未出席霍特曼夫婦的葬禮。查理·柯克遇害後，川普將矛頭指向了左派言論。在一個極兩極分化的美國社會，川普迄今從未發表過任何促進和解的言論。現在，許多美國人害怕查理·柯克遇刺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 （新民周刊）

2025年9月10日，美國猶他州猶他谷大學的舞台，這原本是一場普通的校園演講。美國右翼政治活動家，31歲的查理·柯克，川普忠實擁躉小迷弟、保守派明星人物，當著萬名學生的面被一槍爆頭頸部，幾小時後宣告不治。最諷刺的是什麼？柯克當時正在回答觀眾提問：“美國槍支暴力有多嚴重？”幾秒鐘後，槍聲替他做出了搶答。東道主猶他州長考克斯毫不掩飾的說：“這是一起政治暗殺。”一時間，美國政壇炸鍋。川普發文稱柯克是傳奇，並下令全國降半旗，以哀悼他的盟友。但社交媒體上，這場槍殺案的各種視訊片段正在瘋狂傳播，狙擊手非常專業，一槍擊中頸部，觀眾尖叫逃竄，血泊裡的柯克讓人不忍直視。是不是感覺像是拍電影？是的。美國社會每天都在上演電視劇情。意外嗎？在今天的美國，恐怕不意外。政治舞台早已變成血腥劇場！過去幾年，美國的政治暴力事件幾乎可以排成劇集清單：2024年7月，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的競選集會上遭遇槍擊，耳朵受傷；2025年春，民主黨籍的州長夏皮羅的家被暴徒縱火；2025年6月16日，美國明尼蘇達州2名州議員及其配偶遭槍擊，2死2傷。2022年10月28日，佩洛西丈夫被鐵錘擊碎頭骨。紅的中槍，藍的也中槍。左的倒下，右的也倒下。美國政治遊戲規則不再是辯論，而是子彈與防彈衣的對決。美國自得其樂的民主燈塔，活脫脫演成了血腥劇集，只是演員們是真的會死。槍只不過是情緒的出口，仇恨才是真正的火藥！美國一直討論控制槍支的話題，但是美國社會問題的根源從來不是槍支多，而是仇恨外溢。兩黨政客煽動分裂，媒體推波助瀾，普通人生活壓力堆積，結果就是槍擊案頻發，不知道誰家的子彈，都可能隨時尋找目標。2024年2月，川普告訴全國步槍協會(NRA)的數千名成員，如果他重返白宮，“沒有人能動你的槍”。他還吹噓，在他擔任總統期間“沒有採取任何措施”控制槍支。最諷刺的是，柯克是川普的擁躉，他在遇襲時，正回答“美國槍枝暴力有多嚴重”。他還沒解釋完，子彈直接幫他現場“演示”了答案。這就像一個消防員在講防火安全，背後房子已經燒成火海。猶他州長考克斯哀嘆：“我不關心他的政治立場，我只關心他是美國人。”這句話聽起來很感人，但現實是，什麼是美國人？美國只不過是全世界移民的拼裝國家而已，不存在統一特徵的美國人。如果說有，那就是幾百年前的印第安人。正因為是拼裝社會，美國社會不同群體之間才會把異己視作敵人，所謂美國人的共同身份從來不存在，將來更不會有。川普把柯克塑造成烈士，降半旗的同時，他強調“這是美國政治暴力升級的警訊”。他說的美國，但是這更像是新一輪政治動員的開場鑼聲。柯克的屍體，或許很快就會成為新的競選素材。讓美國再次強大？還是讓美國血祭？柯克的演講原本是美國復興之旅的第一站。目標是讓年輕人重新熱愛美國。現實給他安排的，是血染的風采。所謂美國復興，只剩新聞標題裡的淒涼。美國即將迎來建國250周年。按理說，這是美國的榮耀時刻。可看看眼前：國旗一次次降半旗，政客一次次哀悼，槍擊案一次次刷屏。這種循環，難免讓人懷疑，美國還能靠什麼撐起民主幻象？美國正在經歷自197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暴力時期。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襲擊美國國會大廈以來，已經有超過300起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柯克之死，並非孤立事件，而是美國社會走到今天的必然結果。槍只是執行者，真正扣動扳機的，是仇恨與分裂。美國不缺子彈，不缺憤怒，不缺政治明星的演講。美國的政治暗殺，不只是悲劇，更是一場諷刺。它告訴世界，所謂的民主自由，可能只是一場真人秀。中國人正在用論文譜寫大國崛起，美國社會正在用子彈撰寫美國故事！ (中俄知略)

政治暴力可能會走向常態化，但並非必然如此。在查理·柯克出生前五年，加利福尼亞州斯托克頓一所學校裡，一名男子闖入開槍，打死了五名兒童。如今沒人記得他的名字了，這類名字終究都會被遺忘。他在槍托上刻了幾個抽象詞語，比如“freedom”“victory”。儘管他是個在加州北部長大的白人男子，卻似乎同情真主黨與巴勒斯坦解放事業。他的夾克上寫著“death to the Great Satin”。他很可憐，大概有精神疾病，是個噩夢般的怪誕異類。等到柯克上初中時，這類槍擊即使稱不上常見，也已不再令人驚訝。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斯托克頓槍手出現了模仿者。隨後，1999 年科羅拉多州的哥倫拜恩高中發生校園槍擊。此後，校園槍擊似乎呈現傳染之勢。精神疾病與無法通過控槍立法的結合，使這類事件看起來更像是自然災害，如龍捲風或洪水，人們以堅忍與決心面對，而非認為其可以被根除。在柯克遇刺之後，合理的問題是政治謀殺在美國是否也正在變成同樣的常態。今年六月，明尼蘇達州眾議員梅麗莎·霍特曼被害。四月，有人試圖縱火燒死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喬什·夏皮羅。十二月，聯合健康集團首席執行官布賴恩·湯普森在紐約遇害。唐納德·川普在競選途中遭到槍擊。2021 年 1 月 6 日衝入國會的人群中，有些人打算絞死眾議院議長與副總統。現任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在 2017 年遭槍擊。亞利桑那州眾議員加比·吉福茲在 2011 年也曾中槍。美國此前經歷過政治暴力的高峰，先是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之交，隨後自 20 世紀 60 年代再度抬頭。1968 年，羅伯特·F·甘迺迪遇刺，此前他的兄長約翰·F·甘迺迪與馬丁·路德·金也先後遇刺。英國記者阿拉斯泰爾·庫克因此感嘆，美國似乎在更晚的時代重新燃起其“邊疆傳統”。1975 年 9 月，對傑拉爾德·福特的兩起刺殺未遂接連發生。1981 年，羅納德·里根遭槍擊。從 20 世紀 6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槍擊彷彿從未停歇。之後它們停止了。要麼是因為總統安保嚴密到了極致，要麼是因為那些瘋狂、暴力而孤獨的男人改變了目標與手段。到了 1990 年代，聯邦執法機構最擔心的是本土極端分子，比如蒂莫西·麥克維，他在 1995 年炸燬了俄克拉荷馬城的一座聯邦大樓，造成 150 餘人喪生。9·11 之後，威脅又發生變化。隨後那股威脅也消退了。柯克之死是否是一個轉折點尚不可知，但現在的感覺像是如此。一個可能的未來是，即便是政治活動人士也將需要格外嚴密的安全保護。政客們早就知道自己的工作伴隨著死亡威脅，卻仍繼續履職。但人們無疑會因此被勸退，不再願意為國家服務，或者不再願意充分參與民主生活。即便在那種貧瘠的新常態之下，政治生活仍會繼續，就像哥倫拜恩案之後，父母仍會把孩子送去上學一樣。還有一種更為陰暗的圖景，總統的一位親密政治盟友遇害，會被用作建立永久性政治緊急狀態的契機。在那樣的未來裡，人們會以秩序交換自由。政權更替將遠不止於像節拍器般的在野與執政之間的例行擺動。在這種體制下，失去權力的後果將充斥著對生計與自由的陰暗威脅。把政治對手視為生死仇敵的觀念，本已對正常政治具有劇毒，也將由觀念化為現實。第三種可能則是，這一時刻終將過去。但這不會自行發生。柯克或許不是民選官員，卻是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將年輕的保守派與政治連接起來。他的傳播技巧部分在於，把主流保守派的觀點說得引人注目。他也曾有煽動性，甚至冒犯性。他有過這樣的表述：“猶太捐助者一直是激進的、開放邊界的新自由主義、准馬克思主義的政策、文化機構與非營利組織的第一號資金來源。”他還說，應當對幫助兒童進行性別轉換的醫生舉行“紐倫堡式審判”。他聲稱“遊蕩的黑人”在美國各地“為了好玩而專挑白人下手”。他也說過更為審慎的話：“當人們停止交流，暴力就會出現。內戰也就發生了。因為你開始覺得對方極其邪惡，他們就失去了人性。”就在他去世後的這些天裡，他的反對者尤須不要喪失人性，也要承認柯克是在從事政治活動時遇害的。他在做的是談論觀念，試圖鼓舞盟友，更重要的是，試圖說服他的反對者。民調顯示，美國人過於容易相信對手是縱容暴力的極端分子，而他們自己則是和平而理性的。遺憾的是，柯克遇害後數小時裡，總統川普只譴責了來自左翼的言論，從而在右翼陣營中強化了這種看法。伊利諾伊州州長、總統參選人傑伊·羅伯特·普利茨克也火上澆油。他在哀悼柯克遇害的同時，指責川普煽動暴力。民主是一種用來管理衝突的機制。要讓它有效運轉，不僅需要同理心，也需要自我省察。散佈“選舉被竊取”的陰謀論，把對手稱作激進極端分子，會侵蝕民主。從成千上萬小時的播客內容裡只剪出柯克最糟糕的片段，再給他貼上“法西斯”的標籤，同樣如此。人們常說，美國人需要更認真地傾聽對手的聲音，這話不錯。他們也同樣需要更認真地聽一聽自己在說些什麼。 (一半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