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人工智慧晶片市場佔據90%的份額,擁有全球數量最多的頂尖AI模型;中國則控制著超過90%的稀土加工能力,其鋼鐵產量超過全球其他國家總和。這兩組數字,既揭示了當前全球最重要的戰略競爭態勢,也道出了其深層的複雜性與危險性。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於2026年1月發佈旗艦報告《Tech Edge:美國技術長期競爭行動手冊》,對美中兩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競爭實力進行了系統性的"淨評估",為華盛頓的決策者提供了迄今最為全面的戰略診斷與政策藍圖。這份長達100余頁的報告由CSIS經濟安全與技術部門主任納文·吉里山卡爾主導編寫,並獲CSIS總裁約翰·哈姆雷博士的支援與指導。報告明確拒絕以靜態的專利數量或市場份額來衡量技術競爭力,轉而提出一套"生態系統"分析框架,主張技術領導地位來源於動態的企業、研究機構、政策體系和盟國網路的綜合運作,而非單一技術突破。報告的核心論斷簡潔而有力:美國需要在多種技術類型上建立"技術靈活性",而非僅在個別領域尋求壓倒性優勢。打破六大迷思,直面競爭實質報告開篇即以批判性姿態審視了長期以來主導美國政策辯論的六大錯誤認知。這些迷思非但沒有幫助美國制定有效策略,反而導致了資源錯配與戰略失焦。第一個迷思認為,中國的技術優勢"只靠作弊"取得——即貨幣操縱、智慧財產權盜竊與國家補貼。報告明確指出,這些觀點掩蓋了一個令人不安的現實:中國在基礎研究、快速原型開發與製造規模化方面已積累起真實的創新能力,並在前沿技術和突破性發明領域愈加活躍。以執法為導向的政策回應——報告用"更多律師、更少工程師"來形容這一取向——已令美國在標準制定和規模化生產上處於下風。第二個迷思認為,中國的創新體系是封閉自足的,正在孤立地追趕美國,由此引發了一種推論:美國的開放性和盟國體系是不必要的,甚至是一種劣勢,美國應當獨立應戰。報告對此予以駁斥:儘管中國一再強調"自力更生",其經濟實際上仍深度嵌入全球網路,並在積極擴展新的戰略聯盟——與歐盟、東亞與東南亞國家及"全球南方"市場持續深化合作。當前的技術競爭,本質上是那個國家能夠建構最廣泛、最深厚的全球生態系統之爭。第三個迷思將中國的創新體系定性為"自上而下",而將美國體系視為"自下而上"。報告認為這一二元對立嚴重失真。中國的生態系統具有高度動態性:它將殘酷的市場競爭與政府戰略引導、地方政府扶持和私營部門創新活力混合巢狀在一起。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內部已出現在位者整合加劇、市場進入壁壘抬高、新進入者規模化通道縮小等問題。報告同時提醒,這一迷思還遮蔽了美國自身長期成功推行產業戰略的歷史——定向研發、公私合作、政府採購與二次供貨政策,均是美國維繫技術領先的重要工具。第四個迷思認為,美國只需聚焦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合成生物學等前沿技術,便能贏得技術競爭。這一迷思的隱含邏輯是:美國擁有選擇競爭賽道的奢侈條件,憑藉先發優勢就能"創造市場"。它同時默認,機床、金屬等美國已失去優勢的基礎性產業是無可挽回的爛帳,無需、也無法奪回。報告明確反駁:包括金屬加工、電子封裝乃至稀土等原材料生產在內的大量"基礎型"能力,對加速型技術至關重要,進而關乎美國經濟安全與中產階級的就業前景。美國若不正視上述基礎能力的流失根源,就根本無法在加速型技術上真正勝出。第五個迷思認為國家安全風險被過度渲染,聲稱政策制定者在軍民兩用技術風險等議題上存在誇大。報告以有據可查的案例予以反駁:美國雲服務商實際上協助訓練了如今支撐中國人民解放軍監控系統的中國AI模型;美國國防工業基礎對中國"傳統"晶片形成了嚴重依賴;半導體裝置的出口大幅加速了北京的晶片製造能力。這些已經發生的損失證明,國家安全風險是真實的、正在加速演變的,而出口管制的適應速度遠遠落後於戰略損失的蔓延速度。第六個迷思則走向另一極端,聲稱中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技術競賽中超越美國。報告對此同樣予以駁斥:這一論斷最初源於數十年前對中國經濟超越美國時間節點的種種預測,如今演變為對中國高科技霸權的宿命論式斷言。中國確實在綠色技術、電動車、電池和無人機上取得成功,但這些勝利往往是被選擇性援引的例證,掩蓋了中國在諸多同樣獲得北京長期優先投入的領域中屢屢折戟的現實——商用噴氣發動機就是最典型的案例,投入數十年、耗資逾150億美元,至今仍無一台發動機通過商業認證並實際飛行於國際航線之上。對美國衰退的悲觀論調,同樣遮蔽了美國在各州、各城市和私營部門層面不斷湧現的創新突破。這六大迷思相互強化,共同構成了美國戰略決策的認知盲區。正如報告所指出的,它們導致美國領導層將症狀誤認為病因,以膝跳反射式的應急手段代替長期戰略佈局,過度依賴保護既有優勢的工具而非建構新的創新能力,最終形成內部邏輯自相矛盾的政策組合。打破這六個迷思,是制定任何有效技術競爭戰略的前提。四類技術,各有生態邏輯《Tech Edge》報告的核心分析工具,是一套將所有戰略相關技術按"應用廣度"與"生產複雜度"兩個維度劃分為四類的框架。這一分類不僅服務於學術分析,更直接指向政策處方。"堆疊型技術"(Stack Technologies),如人工智慧、先進晶片、量子計算與高級電信,具有高度的層級複雜性和廣泛的經濟溢出效應。其優勢在各層疊加,但脆弱性亦如此。報告在此類技術上給予美國"主導"地位評級,並指出美國擁有全球約75%的AI算力,2024年發佈了40個"值得關注"的前沿AI模型,中國僅有15個,歐洲只有3個。然而,這種領先並非無懈可擊:美國頂級AI公司在晶片製造上高度依賴台灣積電,美國國內AI擴散速度遠滯後於其投資規模——麥肯錫資料顯示,僅7%的大型美國企業實現了AI的全面部署與整合。"精密型技術"(Precision Technologies),如商用噴氣發動機、半導體光刻裝置與衛星系統,依賴數十年積累的隱性知識、深層供應商合作與高度專業化的認證體系。GE和普惠的發動機優勢,是FAA認證制度、"小時計費"型長期維護合同與軍民兩用研發協同三者疊加數十年的產物。這類"工業護城河"中國難以複製,不僅因為技術差距,更因為生態系統層面的信任積累無法速成。"生產型技術"(Production Technologies),包括高端機床與工業機器人,廣泛擴散於整個經濟體,但生產過程相對線性。報告在此揭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美國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主導全球機床市場,此後在短視的資本市場壓力與錯誤的政策取向下,將這一領域拱手相讓。而中國雖持續投入但仍停留在中低端,高端機床市場至今由德國和日本主導,依託其代代相傳的工匠文化、學徒制度與供應商網路。這一格局說明,生產型技術的競爭優勢是幾代人耐心積累的結果,不可能通過短期政策衝擊快速獲得。"基礎型技術"(Base Technologies),如稀土元素、電池、鋼鐵和鋁,生產複雜度相對較低,但高度集中的生產格局使之成為地緣政治槓桿的核心工具。中國對全球稀土加工的控制,以及2025年10月實施的前所未有的稀土與永磁體出口限制,是這類"戰略卡脖子"最直接的示範。報告特別指出,中國在稀土領域的成功,不單是政策設計的產物,也是幾十年科學教育專業化——包括專門設立的稀土學院和國家重點實驗室——長期積累的結果。上述四類技術彼此依存,形成相互強化(也相互威脅)的鏈條:沒有稀土就沒有晶片製造,沒有機床就無法規模化生產精密零部件,沒有晶片就無法訓練前沿AI模型。正因如此,報告強調,任何只聚焦單一技術領域的戰略都註定不完整——美國必須同時在四個像限建立差異化的生態系統能力。戰略處方:速度、規模與盟友面對上述診斷,《Tech Edge》報告提出了一套三位一體的政策框架,並將其定性為一本"動態更新的行動手冊",將隨競爭形勢持續演進。其一,"彈奏全部琴鍵"——在所有四類技術上建立靈活性。報告建議,川普政府和國會應將《晶片與科學法案》的科學經費集中投向基礎型和生產型技術的短板,通過"技術靈活性基金"(Technology Dexterity Fund)整合商務部、國防部與盟國資本,聯合投資美國本土技術能力。同時,應動用《國防生產法》為稀土分離、精煉和磁體工廠提供政府信用背書,以吸引私人長期資本。在精密型技術上,應通過類似冷戰時期COCOM的新多邊機制,協調對華出口管制,同時防止以國家安全之名保護國內既得利益者,避免壟斷。其二,"以競爭所需的速度和規模行動"。報告對美國在部署速度上的系統性遲滯進行了量化批評:美國新礦山從勘探到投產平均需要29年,資料中心建設佇列積壓長達3至5年,各州監管框架碎片化進一步拖慢了商業化處理程序。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能夠在兩年內將一座超級工廠從奠基推進至批次生產。報告建議對礦業和基礎設施審批引入有約束力的"限時程序",從商務部層面重整製造業試點項目,設立面向特定行業的"擴散加速器",並建立全國性的AI勞動力聯盟,以標準化認證取代當前分散低效的職業培訓體系。其三,"保衛創新網路"。報告對當前出口管制政策的取向提出了有據可查的批評:過於寬泛的管制措施將美國企業拒於中國市場之外,反而將收入和學習曲線讓給競爭對手,這與美國的國家利益背道而馳。報告呼籲更精準、更快速的出口管制——以行為而非行業為限制對象,打擊傾銷、強制許可與掠奪性投資,而非實施一刀切的行業禁令。同時,報告建議擴展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CFIUS)的審查權限,加強大學研究安全規範,對智慧財產權盜竊施以反映戰略損失而非僅針對商業損失的民事與刑事處罰。盟國在這一框架中佔據不可或缺的地位。報告直接批評當前美國貿易政策的混亂——失序的關稅舉措已令德國機床商、日本精密製造商、韓國電池生產商與荷蘭半導體裝置商等關鍵合作夥伴感到疏離。這些夥伴是美國技術創新的倍增器,而非談判籌碼。報告建議通過"友好貿易協議"建立以可核實里程碑為條件的關稅減讓機制,將合作夥伴繫結於供應鏈韌性框架之內。時間窗口正在縮小《Tech Edge》報告以一種罕見的緊迫感作為收尾,但其基調仍屬克制與審慎。報告援引歷史表明,美國曾多次成功重建生態系統優勢——網際網路源於DARPA的投入,生物技術革命由《拜-杜法案》點燃,農村電氣化則來自政府、私營部門、大學與勞工的協同配合。這一歷史並非用來激發自滿,而是用來證明路徑存在。然而,報告也坦率地指出,當前正在面臨的挑戰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為複雜:美國今天的競爭對手不是封閉的蘇聯,而是一個深度嵌入全球供應鏈的創新強國;美國的優勢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持續遭受侵蝕的。聯邦研發支出佔GDP比例數十年來持續下滑,移民政策的不確定性正在動搖美國賴以為傲的全球人才吸引力,國內政治極化使跨屆戰略得難以為繼。報告最終指出,如果2025年是警示之年,2026年就是行動之年。國會和行政當局面臨一個清晰的選擇:圍繞技術領導力形成共識並付諸行動,或是陷入關稅戰與政治內耗,將中國無法複製的優勢拱手相讓。《Tech Edge》報告的真正價值,不在於提供關於美中技術競爭的終局預言,而在於提供一套動態更新、可供操作的分析框架——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長期行動手冊"。CSIS表示,這份報告將作為持續滾動分析的起點,後續將就人工智慧、電池、量子計算、晶片等各主要技術領域逐一發佈深度評估模組。這本手冊,才剛剛翻開第一頁。 (21世紀關鍵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