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視野中，資本與富豪興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貧富差距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但解決富人不是解決方案。“請記住，清潔女工和董事長一樣也是人。”在2025年11月，股神巴菲特在最後一封以波克夏・哈撒韋首席執行官身份撰寫的公開信中，如此表示。話雖如此，常識總是容易被忽視，否則也不會讓這位前首富如此鄭重提出。貧富不均，在今天已經是無法迴避的問題這也是全球化景觀的一部分。站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視野中，資本與富豪興起，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任何社會現象，背後對應著社會思潮的巨大變遷。回看社會趨勢，自由和公正猶如天平的兩端，總是上下游移。當新自由主義最近三十年大出風頭之後，金融危機以及隨後諸多變化讓大時代潮流開始轉向。哈佛教授桑德爾《公正》公開課席捲全球、“佔領華爾街”運動風起雲湧，甚至看似在政治光譜另一極端的“茶黨”（Tea Party）與川普主義，本質上不無類似——那就是民眾表達對既有政經格局的不滿，尤其是對於佔據財富金字塔尖的1%人群。不僅平民不高興，一些言論精英也開始轉向，呼應潮流變化。前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後來一度擔任加拿大副總理的克里斯蒂婭•弗里蘭（Chrystia Freeland），在金融危機四年後出版《巨富》一書，表示世界正步入“雙生鍍金時代”：對於美國等國來說是第二次鍍金時代，距離馬克•吐溫的創造年代已經過去一百多年，對於中國等國家則是第一次鍍金時代。美國鍍金時代特產之一自然也是“土豪”，不少人調侃那是一個有暴發戶用百元美鈔抽香菸的時代，代表了財富與機遇的突飛猛進，也往往意味著不平等的加劇。新的鍍金時代有什麼不同？今天的財富積累不僅帶有技術特點，還具備全球化特徵。即使作為一個全球化的擁護者而言，我們也無可避免地面臨一個事實：全球化不是一個零和博弈，但總有贏家與輸家。也正因此，中國等後發國家在最近五十年內的高速趕超行為，事實是使得競爭、成本、資本也全球化。一方面在這些後發國家造就了數以億計的新中產階級，另一方面則是競爭中落敗國家的失業困境。如果大家過去認為全球化是西方左派的夢想，今天的全球化則近乎右派的天堂，放鬆管制呼聲使得資本所向披靡。對比中產階級以及窮人，富人們並沒有因為全球化而受損——尤其對於1%的富人來說，國家的極限消失了，他們變成了一個無國界的新階級。換而言之，這些富人已成為新的全球化景觀，甚至金融危機後收入分配也更多傾向於他們。弗里蘭曾給出了觀察資料：20世紀70年代，前1%高收入者的收入佔全美總收入的10%，後來這一資料則接近總收入三分之一，直追美國鍍金時代的歷史高峰。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特•賴希（Robert B.Reich）用一個直觀案例說明美國收入不均的現狀，美國最富有的兩個人到底有多富有？2005年，比爾•蓋茲和巴菲特的身價合起來超過900億美元，幾乎趕上美國財富金字塔底部的40%的人群財富總額。投資銀行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2017年全球財富報告》也印證這一判斷，全球最富1%群體擁有的財富首次超過全球總財富的一半。上述比例對比今天有所下降，但是總體趨勢不變，看起來無不驚悚之處，難怪左派總在哀嘆美國夢的破碎。令觀察家更加不安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馬太效應也波及了中產階級，這一群體往往被視為民主社會的穩定基石。在矽谷網路新貴的刺激下，新技術的到來使得中產階級面臨失業狂潮，以往以職業定義中產階級的時代逐漸過去。在財富流失以及身份焦慮作用下，如何看待這一令人不安的“美麗新世界”？弗里蘭甚至認為這是一個正在“挖空” 中產階級的資本主義，她提出一個無比尖銳的問題，如何保證擁有強大經濟能力的巨富不使得21世紀的資本主義變為一個流動性停滯的精英（貴族）制度甚至裙帶資本主義？資本逐利是天性，而對資本最好的獎勵也是資本，資本自然會流向最能產生收益的地方，對於社會希望幫助的窮人而言也會產生間接的收益。或許，部分人過分富有這一局面確實也冒犯其餘的人，但如果不平等伴隨著更有效率，那麼不平等就不應該成為懲罰成功者或者富人的簡單理由。這是富人的視角，那麼從窮人看來，又是不同的場景。貧富差距正在成為一個全球化新鏡像，這也導致不平等成為時代新熱點。以美國為例，《了不起的蓋茲比》發生在美國的爵士樂時代，這個時期主要是一戰之後與大蕭條之間的十餘年，那是美國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刻之一，菲茨傑拉德是那個時代的典型作家，他評價那個時代“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伴隨著大蕭條的來臨以及戰爭，貧富差距在主要國家開始縮小，而戰後的經濟發展，也給予不少白領工人以希望，城市中產開始崛起。然而到了2000年之後，歐美情況發生變化，一方面經濟的滯脹難以消退，另一方面貧富差距開始拉升。這一趨勢在2008年更加明顯，不少發達國家的工薪收入水平仍舊沒有回到危機之前，而收入增長的大部分也被少部分金字塔人物拿走，導致抗議聲音愈演愈烈。如此境況之下，政治經濟學也在回歸，從皮凱迪《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一炮而紅可見人心所向。而不平等有其代價，那就是政治上民粹主義的興起，英國脫歐以及美國川普的上位，正是其反映；更為重要的，經濟民粹主義其實也在興起，只是更為隱蔽，表現為主要國家公共債務比例呈現上升趨勢。從經濟來看，以往看重效率的做法在社會變化之下也有所改變，不平等開始回歸關注中心。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是研究不平等的大家，他也是皮凱迪的老師。他根據資料指出，在過去一百年中，前一階段主要趨勢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下降，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差距拉大，然而現在趨勢則是富裕國家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劇，而國家間的不平等差距在縮小——即國家內部的不平等水平呈現出“U”形，而國家間的不平等水平則呈現出“∩”形。從社會結構而言，軟階層社會，不再是橄欖型社會，更接近一個s形社會，中產在微弱，兩頭在膨脹，階層向上的通道雖然縮小但沒有關閉，向下滑落的通道則同樣敞開。回到巴菲特，他可以說是有良心的富豪代表。“幸運女神是善變的，而且非常不公平。”巴菲特認為，領導人和富人得到的運氣遠遠超過了他們應得的那份。比如他自己，就自認應該感謝幸運女神，他出生於1930年，趕上了美國持續增長的時代，還是白人男性。作為富豪，巴菲特是一直支援對富人高稅收與倡導慈善的一派，甚至來過中國“勸捐”，但是在最新的信中，也承認自己目睹過不少無能古怪的慈善家進行的“欠考慮的財富轉移”。不平等，應該如何辦？慈善只是一個方面，更主要的應對方式還在於經濟手段。的確，貧富差距無法迴避，但是解決富人不是解決方案，畢竟僱傭千千萬萬清潔女工的，可能恰恰正是某位董事。富人不是軟階層，他們具備抗風險性，從富人的狀況也可以推斷中產和窮人的處境變化。克服貧富差距，重要的是經濟，讓大家重新回到“蛋糕越來越大”的預期之中。與此同時，公平也應該重回公共政策中心，畢竟中國古人很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在當下，或許應該考慮對中產減稅，以及更平等地提供養老與醫療保險等基礎福利。 (FT中文網)

“希望美方以這次會談為基礎，與中方繼續相向而行，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瑞士當地時間5月12日上午9:00，《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一出，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發表談話指出：“美高額關稅嚴重損害雙邊正常經貿往來，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本次會談達成了聯合聲明……美方取消了共計91%的加征關稅，中方相應取消了91%的反制關稅；美方暫停實施24%的‘對等關稅’，中方也相應暫停實施24%的反制關稅。這一舉措符合兩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期待，也符合兩國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中美日內瓦經貿會談聯合聲明》發佈美方能“徹底糾正單邊加稅的錯誤做法”嗎？很難。對國際貿易的警惕，對經濟全球化的敵意，可以說是川普執政的突出特徵。2017年開始的第一任期裡這只是小試牛刀，2025年重返白宮後明顯變本加厲。無疑，美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正經歷深刻的變化。持續成為輿論焦點的“川普關稅”，迫使人們思考：變化是如何發生的？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世界貿易體系？5月8日，美國率先與英國就關稅貿易協議條款達成一致，4天後又宣佈與中國互相取消91%的加征關稅，但與其他各國的博弈還在繼續，目前還看不清最終的定局。然而，如果把時間維度拉長，還是能看出一些局勢演變方向的蛛絲馬跡。這裡面的一個關鍵點，就是在過去20多年裡，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距離在悄然變遠。換句話說，美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結程度在變弱。但另一方面，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掌控欲卻在增強。這種奇怪的邏輯，在川普2.0時代達到極致。如今川普政府極端的政策措施，正在衝撞現存的世界貿易秩序，以美國優先的名義。美國在“退場”《金融時報》旗下“外來直接投資情報”去年11月的文章提到，2023年全球綠地投資總額是1.38兆美元，而總部位於美國的企業的對外投資額全球佔比，從歷史峰值的30%降到14%的歷史新低。這意味著，美國企業的海外足跡出現了變少的趨勢。文章在分析原因時認為，美國一方面持續加碼對外投資限制，另一方面不斷強化本土投資激勵措施。“川普關稅”讓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狠狠刷了一把存在感。但很少人關注到，美國經濟與世界的聯結度在逐步減弱。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2021年於《外交事務》雜誌刊文指出：“與普遍認知相反，過去20年來美國總體上呈現的是從國際經濟舞台退場的態勢。”根據世貿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資料，全球貿易額佔全球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38.6%增加到2008年的60.7%，這也是經濟學家們所稱的超級全球化時期。之後，這一比例下降，但大多數年份保持在55%以上。而美國這一比例的峰值是2008年（30.9%），此後的10年裡，有9年都在30%以下。2022年-2025年，世界各國對全球貿易增長的貢獻對於美國這一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打對折”的現象，亞當·波森在文中做出瞭解釋：“作為一個龐大、發達、多元，且與世界其他地區因大洋而相隔的國家，美國的貿易依存度低於全球平均值也屬正常。”但他同時指出，美國的開放速度不與世界大體上保持同步，這裡面並沒什麼根本上的必然性。貿易協定（含自貿協定）的數量，是檢驗國家與外部經濟聯結度的又一重要指標。根據世貿組織的資料，2000—2023年，美國簽署的貿易協定數（14個），明顯落後於歐盟（49個）、中國（22個）和日本（19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的“退場”趨勢更加明顯。2008—2023年，世界範圍內新簽署的貿易協定總數是186個，其中亞太地區佔比45%，歐洲是30%，美洲是15%（美洲地區主要的活躍者是拉美國家）。這段時間，美國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如果不算2020年重談的美墨加協定，美國最近一次簽署自貿協定還是在2012年（與阿曼）。對於大型經濟體來說，吸納的綠地投資的數量，是檢驗其經濟開放性的重要指標。根據美國經濟調查局公開可查的資料，2014—2023年這10年間，美國吸納的綠地投資除了2014年和2015年，絕大多數年份都沒有突破100億美元，2019年甚至降到40億美元。其中，2017—2020年川普第一任期裡，年均只有60億美元。拜登政府上台後，頭三年年均回升到80億美元。同一時期，經濟體量只有美國約七成的歐盟，年均吸納的綠地投資卻是美國的三倍多。亞當·波森把美國的這種現象解釋為“從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抽身”，認為原因在於“接連出台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大幅提高了技術轉讓與外資持股面臨任意限制的風險”。美國及歐洲發達經濟體接受的綠地投資趨勢政策回應失當無論怎麼解釋為何川普兩度入主白宮，都不能迴避一個具有強大解釋力的原因：他通過講述因經濟不平等而對現狀不滿的故事，對選情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經濟不平等、貧富分化助推民粹主義崛起，這已成為理解美國政治變化的常識。根據聯準會的資料，美國收入最高的1%群體在總收入中的佔比，自1995年突破15%後一直保持增長，並在2010年以後穩定在18%以上。也就是說，美國富有群體的財富長期保持增長勢頭。另一組資料顯示，從2009年到2023年，經濟發展收益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非常明顯。一種解釋是在收益分配中，資本對勞工形成碾壓態勢。根據聯準會的資料，美國87%的股票和基金為最富有的10%群體持有，底層50%群體持有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美國不同收入群體的家庭財富分佈情況，收入最高的1%群體一直保持增長貧富差距擴大本質上說是個內部治理問題，但華盛頓的政治精英們，卻把由此積聚的社會不滿歸咎於外部世界對美國的“不公”。亞當·波森把這個邏輯總結為一個“三段論”，即助推川普當選的民粹主義怒火，主要源於經濟地位的滑落；而經濟地位的滑落，又主要是因為自由放任的全球競爭政策；如果要贏得民粹選民的支援，最佳策略就是堅決抵制不受約束的全球競爭。川普的關稅戰，就是這個邏輯的極致演繹。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政策回應並非川普的專利，他只是在操作上更為極端。換句話說，對於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經濟全球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著所謂的“共同認知”。美國經濟學者小羅傑·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分析稱，過去十年間美國政策制定者逐漸形成共識，轉向強調產業政策與供應鏈安全的經濟議程，這一轉向很大程度上是對經濟相互依存弊端的反應。“其結果是，兩黨紛紛轉向產業政策與貿易限制，以期創造更多本土製造業崗位，降低美國對他國的依賴。”相比拜登政府推出“近岸”“友岸”政策，引導製造業流向美國能掌控的貿易對象，川普更進一步，想實現“在岸”，把美國所中意的製造業“搬到”美國。如果說拜登政府的“近岸”“友岸”屬於有限掌控，那麼川普政府的“在岸”可以說是終極掌控。這種政策思路不僅極端，而且根本不親民。美國推出各項政策促進製造業回流在某些學者看來，美國把國內經濟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客觀上掩蓋了在回應經濟全球化上的政策失當。亞當·波森認為，正由於美國對國際競爭參與度的減弱，國內矛盾才日趨極化。“相比其他那些普遍擴大了全球經濟參與度的高收入民主國家，美國承受著更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極端主義。”他認為，美國這些年在趨向保守主義，而經濟全球化的影響“正是發生在美國逆全球化潮流而行之際，充分說明保護主義並非解決問題之道”。亞當·波森指出了這樣一個現象，即“過去20多年來，美國一直在退出全球經濟體系，在此期間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經濟活力持續衰退，國內不平等現象加劇程度遠超那些堅持開放的經濟體”。他認為，美國現在需要的不是什麼領導世界，而是一劑“追隨者精神”的猛藥，“要看到全球範圍內的同行與競爭對手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得更為出色”。印度經濟學者拉古拉姆·拉詹也指出，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下，部分國家已學會了如何與國際市場力量共處，比如北歐國家通過企業、工會與政府的三方協作，確保勞動者在全球競爭或自動化浪潮淘汰舊崗位時，能獲得新就業所需的技能，而美國在這方面的幫扶措施卻相形見絀。這又回到了內部治理問題。對美國來說，問題或許沒那麼深奧：應對經濟全球化衝擊，為什麼別國能行，美國就只是滿臉怒氣？掌控，力不從心“奪回控制權”，是英國脫歐公投前的一句響亮口號。英國脫歐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認為歐盟的規章制度束縛了手腳，讓自己喪失了掌控感。對英國來說，歐盟就是一個區域性的全球化體系，英國想通過退出體系來重獲掌控感。這番操作的效果如何？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英國GDP的世界佔比，從脫歐前2015年的3.88%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3.18%。無論怎麼分析大不列顛“縮小”的原因，其與身邊龐大的單一市場歐盟拉開距離，肯定是繞不開的角度。與英國“同出一脈”的美國，也在演繹類似的劇情——想通過拉開距離來重獲掌控感。美國沒有舉行聲勢浩大的公投，但四年一度的大選起到了類似的效果。川普在競選中把貿易和關稅作為重要議題並能重返白宮，已經很能說明問題。與英國相比，美國的劇情脈絡只是更不易察覺，或許連自己都沒意識到。而且，美國依然龐大的經濟體量與獨特的影響力，意味著它的這種“退場+掌控”波及的將是整個世界貿易體系。美國的“退場”，早在川普第一次入主白宮時就已出現，“掌控”甚至來得更早。歐巴馬政府時期高調推進但後來胎死腹中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目的就是要獲得掌控，用歐巴馬的話說是“由美國來主導21世紀的路線和規則”。而拜登2020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為何美國必須再次領導世界》的文章，勾勒出“領導世界”的藍圖。如今已悄無聲息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可以說是拜登政府“掌控”的實踐。2023年11月，拜登（左）在印太經濟框架峰會上發表講話與前任們相比，川普的關稅戰演繹的是“退場+掌控”的升級版。關稅是一種貿易壁壘，如果川普政府談成的貿易協議大面積維持高關稅，就是在拉開美國與世界的距離。與此同時，川普的掌控欲明顯更強，希望每個談成的貿易協議裡，美國都佔據主導位勢。“加強版”的效果，有可能適得其反。首先，如今的美國，不能想當然地認為其他國家會主動臣服在美國的高壓之下。小羅傑·弗格森和馬克西米利安·希波爾德認為：“美國主導的後冷戰單極世界正轉向多極化，沒有國家再自然而然地進入華盛頓的勢力範圍。”其次，美國的“退場”導致其大棒在變細。多年的“退場”意味著，美國對貿易的依存度在降低，換句話說，美國在關稅戰中的脆弱性相對低一些。但這背後，是美國全球經濟影響力的整體衰退，較之過去幾十年，如今世界其他地區已形成更龐大的貿易圈，為有意擺脫華盛頓強權操縱的國家提供了替代選擇。這意味著，華盛頓在貿易問題上迫使別國把美國作為“必選項”的能力在降低。最後，或許也是最關鍵的一點，那就是沒有美國的參與，世界貿易將繼續前行。牛津大學經濟學者恩蓋爾·伍茲今年5月在《沒有美國的世界秩序》一文中指出：“如果華盛頓執意採取如此極端的舉措，也未必會導致經濟秩序崩塌。相反，這些行動反而可能促使其他國家重新審視國際制度框架，無論是通過改造現有國際組織，還是另闢替代性合作機制。”她在文章中以19世紀的“歐洲協調”為例，論證在沒有霸權國的情況下，“當國家間存在共同利益或需要共同防範風險時，完全能夠自主建立有效合作機制”。其實，沒有必要把歷史追溯到那麼遠。對美國來說已經不存在的TPP，在亞太地區繼續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的形式存在，已經很有說服力。現在更值得探討的是，歷史上的“歐洲協調”，有沒有可能在更多領域、更大範圍出現？ (南風窗)

美國財長貝森特表示，美國貧富差距存在鴻溝，88%的股市被10%人佔有，底層50%的美國人幾乎沒有股權，他們背負著各種債務。有觀點認為，幾乎一半的美國人可能“樂於看到利率下降”，而這將成為美國經濟衰退的前兆，“長期回報可能永遠不會出現”。美股上演“自由落體”，拉響衰退警報，川普會先認慫嗎？上周四以來，美國股市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三天大跌。上周四和周五，標普500指數創下自2020年3月以來最大的兩日跌幅，短短兩天內超過5兆美元的市值灰飛煙滅。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入熊市區間，道指也進入回呼區域。周一早間，美股期貨開盤延續暴跌態勢，恐慌指數期貨暴漲，黃金繼續回呼，銅油暴跌，避險情緒驅動日元走高。由川普政府激進關稅政策引發的拋售潮，其猛烈程度讓一些市場老兵聯想到了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的崩盤陰影。當時，市場先是連跌三天，10月14日（周三）跌3.81%，10月15日（周四）跌2.39%，10月16日（周五）跌4.6%，隨後經過一個周末，在被稱為"黑色星期一"的單日暴跌22%，創下歷史上最嚴重的單日百分比跌幅。華爾街陷入恐懼 vs 川普團隊“淡定”應對面對這場被一些交易員稱為“屠殺”的市場動盪，華爾街普遍感到震驚、憤怒與恐懼。周五，美股恐慌指數VIX飆升至新冠疫情以來的最高收盤價，數十億美元的IPO交易被叫停。媒體觀點指出，從管理著巨額財富的避險基金大佬到普通的財富顧問，美國的投資者階層正艱難適應川普貿易攻勢下的新現實——他們似乎成了“附帶損害”。Infrastructure Capital Advisors首席執行官Jay Hatfield將川普展示的關稅計畫圖稱為“死亡圖表”，並怒斥該政策“ 愚蠢透頂”。Hatfield表示，看到圖表後，他立刻著手削減風險資產，到周五收盤時已砍掉了管理的共同基金中約40%的風險敞口。Boca Raton的Focus Partners Wealth高級財富顧問Richard Steinberg也向媒體表示，客戶焦慮的電話不斷，他自己也對川普的做法感到“非常沮喪”，認為其“缺乏複雜性”。分析師Peter Tchir則為自己此前看好能源股而叫苦不迭，因為油價暴跌導致相關股票重挫，讓他“被套牢了”。與華爾街的普遍恐慌形成鮮明對比，川普政府的態度顯得異常“冷靜”。據媒體報導，川普本人似乎並未被市場暴跌所動搖，甚至在股市連續第二天下挫的周五上午前往高爾夫球場。他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表達了堅持當前路線的決心，認為短期的市場陣痛對於實現美國長期繁榮、重振製造業來說是必要的代價。有觀點認為，無論有沒有新的關稅政策，股市都是時候該接受清算了。因為近年來，標準普爾500指數的股價比網際網路泡沫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高。摩根大通資產管理公司投資組合經理Priya Misra表示：“過去幾年股市的大幅上漲和寬鬆的金融環境為川普提供了緩衝。儘管上個月的情況很糟糕，但我們只是回到了2024年5月的水平。”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更是直言不諱。他指出，即使上周出現暴跌，股市回報看起來仍然強勁——在過去十年中，年回報率仍然在10%左右或更高。貝森特在接受採訪時還淡化了股市下跌的影響，稱“在長期圖表上，你甚至不會注意到”近期的市場下跌，並將其歸結為“更多是Mag7的問題，而不是MAGA的問題”。周日，貝森特還在媒體節目中強調了美國的貧富差距問題，稱“88%的股市被10%人佔有，底層50%的美國人幾乎沒有股權，他們背負著各種債務”。當前的市場拋售對貝森特來說可能是個安慰，因為它“懲罰了富人、對普通民眾有利”。Citadel Securities 美國通膨主管Durham Abric指出：“幾乎一半的美國人沒有股票市場敞口，他們實際上可能樂於看到利率下降。”接下來的風險是什麼？華爾街現在普遍擔心的是，利率下行將成為美國經濟衰退的前兆，“長期回報可能永遠不會出現”。Spartan Capital Securities首席市場經濟學家Peter Cardillo的觀點稱，股市和債市的表現證明，除非川普或其他世界領導人在關稅問題上有所緩和，否則美國經濟“看起來正走向衰退”。這種擔憂並非杞人憂天。華爾街見聞此前提及，摩根大通的分析師已將對全球衰退機率的預測從40%上調至60%；其它華爾街投行也開始下調標普500指數的年底目標點位。企業界同樣瀰漫著不安情緒。嘉信理財高級投資策略師Kevin Gordon指出，最大的痛點在於最終的關稅稅率不確定，這使得企業難以進行有效的規劃和投資。MetLife Investment Management的首席市場策略師Drew Matus認為，當前的處境如同“在漆黑的道路上開車，卻沒有車頭燈”。 (invest wallstreet)“我不知道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指導。關稅、全球供應鏈、企業支出計畫以及所有這些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都存在不確定性。”Peter Cardillo評論稱：“川普說他不關注市場。但你知道嗎？每個人都在關注市場。這一切意味著什麼？總得有人先認慫。”

文：任澤平團隊 導讀 90年代資產泡沫破裂後，日本經歷了三十年低溫經濟，持續的通縮，讓居民和企業失去活力、社會失去創新力。 貧富差距小、低慾望的三十年。日本尚未從資產泡沫破裂中完全恢復，又遭遇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徹底陷入名義增長停滯與慢性通縮的泥潭。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低慾望，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不漲，失業率居高不下，資產價格震盪下跌。

導讀 人口紅利與大國崛起。 1）人口是助推美國起飛並成為世界霸主的關鍵因素。數量上，高速成長的人口為西進運動和工農業生產提供充足勞動力，增加消費需求；質量上，重視科教與實踐結合的人才培養制度輸送大量科技人才，高素質移民也在核心領域發揮關鍵作用。 2）美國人口總量成長迅猛，人口素質顯著提升。數量上，19世紀初自然增長率高並大量吸收移民，1800-1960年從680萬增至1.9億； 20世紀60年代至今人口自然增長放緩，但移民支撐人口維持穩定增速，1960-2023年總人口從1.9億增加到3.4億。品質上，從人類發展指數來看，美國1880-2021年美國人類發展指數從0.22上升到0.92，位列全球前茅。

印度最近又出狠人了。 彭博社的億萬富翁指數顯示，來自印度的富商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Shantilal Adani，生日1962年6月24日），已經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大的富豪，其財富力壓LV的阿爾諾和亞馬遜的貝佐斯。 消息傳出，一些印度人歡天喜地，在阿達尼的社交媒體下贊其“為國增光”，有人甚至還想認他做乾爹。 但還有些印度人，則對這個殊榮頗有微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