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28日，英國《衛報》拋出了一篇堪稱扒下美國底褲的重磅文章，標題直白得讓人倒吸一口涼氣：《“我不想成為獨裁政權的一部分”：排隊放棄國籍的美國人》。誰能想到，那個曾經被各路公知吹捧得天花亂墜、號稱連空氣都充滿“自由香甜”的“山巔之城”，如今居然成了一座自家國民擠破頭都想逃離的“圍城”？更有意思的是，在美國，你就算想走，也得先被狠狠扒掉一層皮。近年來，放棄美國國籍的人數正在經歷爆炸式增長。千禧年初的時候，每年申請銷戶的也就區區幾百人，大家還當個新鮮事兒看；到了2014年之後，這個數字直接飆升到數千。而隨著這幾年美國內部環境的急劇惡化，2026年被業界公認將迎來一個“退籍大爆發”的創紀錄之年。為什麼？因為這座號稱自由的燈塔，正在用最不自由的方式，把國民逼向絕路。逃離“圍城”，先闖一趟行政上的“鬼門關”想要和美國說拜拜，你以為打個報告就行了？想得美。看看目前的情況吧：在英國倫敦，如果你想去美國領事館辦理放棄國籍的手續，排隊等候的時間超過14個月。在雪梨，在加拿大的各大城市，情況如出一轍。就算在效率相對高一點的歐洲城市，起碼也得等上大半年。因為排隊的隊伍實在太長，在英國生活了30年的美國僑民瑪戈特，不得不跑去比利時的根特領事館辦理手續。當她走進大廳時，眼前的景像極具諷刺意味：一面牆上掛著她出生地波士頓港的風景畫，那是美國獨立精神的發源地；而另一面牆上，則高高掛著川普、JD·范斯和馬可·盧比歐的肖像。在瑪戈特眼裡，這三位政客臉上閃爍著“施虐般的勝利光芒”。那一刻，瑪戈特感覺自己被夾在了回憶與現實的絞肉機裡——她愛曾經的故土，但更恨如今的政權。為了稍微平息一下海外公民的怒火，美國政府在一場曠日持久的集體訴訟後，捏著鼻子把退籍手續費從搶錢般的2350美元降到了450美元。但是，如果你以為花四百多塊就能買回自由身，那真是太天真了。世界最大的專注退籍業務的穆迪律師事務所負責人亞歷山大·馬里諾一語道破天機：那怕是最簡單、沒有任何糾紛的退籍案，請律師的真實花費也要在7000到10000美元之間。在宣誓環節，官員拿著塑封卡片照本宣科，語氣麻木，隨後你的美國護照會被沒收，等批准後，再打上幾個像征註銷的破洞還給你。這那是辦理行政手續，這簡直就是一場針對叛逃者的精神凌遲。政治極化下的“用腳投票”：誰願意陪瘋子跳崖？如果說高昂的成本是技術門檻，那麼讓他們下定決心割肉離場的，則是對美國政治徹底的絕望。以前，美國人在海外喜歡假裝自己是加拿大人，那多少帶點對美國人“傲慢與例外論”的自嘲。但現在不同了，他們是真的怕。從川普的上台，到MAGA陣營的全面奪權，美國的內部撕裂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73歲的瑪麗早在1987年就搬到了加拿大，本來沒想過註銷國籍。轉折點發生在2016年大選夜。當鄰居家的大螢幕上不斷閃爍著“川普”的名字時，她感到一種深深的恐懼。而55歲住在赫爾辛基的保羅，選擇在自己51歲生日那天飛到米蘭領事館，把“與山姆大叔離婚”作為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促使他下決心的，是2020年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儀式。看著政客們臉上那種“我終於把你踩在腳下”的冷笑，保羅轉頭就在Google上搜尋了退籍律師。到了2026年的今天，這種恐懼已經演變成了對“國家機器法西斯化”的真實擔憂。住在挪威的36歲資料科學家約瑟夫的話最具代表性：“我不想成為獨裁政權的一部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別看這幫政客滿嘴民主自由，到了11月的中期選舉，他們為了保住權力，絕對會不擇手段。就像去年9月離世的極右翼狂熱分子查理·柯克生前所極力煽動的那樣，這種極端保守、不留退路的撕裂思潮，早已滲透進美國政治的骨髓。作為一個曾在美軍服役十年的老兵，約瑟夫太瞭解美國政府的做派了。當初在阿富汗，他尚且還能用“好心辦壞事”來給自己洗腦。可現在呢？看看川普那些毫無底線的暴論吧。他連涉及盟友核心利益的查戈斯群島，都能輕蔑地嘲弄為“愚蠢的島嶼”。有著這種毫不顧忌、唯我獨尊的霸權邏輯，一旦華盛頓那幫政客腦子一熱，真的去打格陵蘭島的主意，或者在伊朗挑起全面戰火，作為美國公民的約瑟夫立刻就會面臨失業，甚至被所在國視為安全威脅。既然政客們非要開著這艘破船撞冰山，普通人除了趕緊找救生艇，還能有什麼選擇？“全球追債”：一場吃乾抹淨的稅務敲詐如果你以為註銷國籍只是政見不合，那就大錯特錯了。美國政府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什麼叫“想跑？先把買路財留下！”放眼全球，基於“國籍”而非“居住地”來全球徵稅的國家只有兩個：一個是厄利垂亞，另一個就是“偉大”的美利堅合眾國。這種奇葩的稅收制度，催生了無數滑天下之大稽的魔幻現實。比如，一個生活在海外的美國公民和一個外國人離婚，分割財產時，美國公民居然要為前任分走的那部分財產向美國政府交稅！不僅如此，借助歐巴馬時期搞出來的《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美國政府甚至把手伸到了別國的主權管轄範圍內。他們強迫全世界的銀行充當美國國稅局的“臥底”，一旦發現美國客戶，必須老老實實上交資料。用馬里諾律師的話說：“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國家有權力逼迫別國簽這種賣身契。”這種“長臂管轄”把無數普通人的生活攪得稀巴爛。66歲的科研工作者艾拉在德國住了34年，僅僅因為她保留了美國國籍，瑞士的一份高薪工作硬生生黃了——因為沒有一家瑞士銀行敢給她開戶，生怕惹上美國國稅局這只瘋狗。為了防止富人跑路，美國還在2008年搞了個“棄籍稅”（資產超過200萬美元就得被狠狠割一刀）。而且，如果你不把這套繁瑣噁心的手續做全，你就會被貼上“棄籍涵蓋人員”的標籤。這是什麼概念？這意味著一張永久的財務催命符。你的孩子要繳納天價的美國遺產稅；你本人可能會被拒絕入境，如果你在美國有重病的親人，你可能這輩子都見不到他們最後一面。更噁心的是，美國聯邦政府每個季度還會把註銷國籍者的名字掛在網上“公開處刑”。這沒有任何法律意義，純粹就是黑社會式的“點名羞辱”。一邊吹噓人權自由，一邊把合法退籍的公民當成叛徒一樣放在火上烤，這種強盜邏輯，確實很“美國”。抓壯丁！把年輕人的命綁在“戰爭部”的戰車上如果說稅務勒索是要錢，那麼接下來的操作就是要命了。為什麼這麼多人寧可花上萬美元請律師也要趕緊跑路？除了錢，更核心的恐懼來源於今年12月即將生效的新法案：美國適齡青年（18至25歲）將被自動登記進入“兵役登記系統”。看懂了嗎？這那裡是什麼登記，這根本就是提前給未來的戰爭準備“炮灰庫”。如今華盛頓那幫冷戰活化石，早已毫不掩飾他們窮兵黷武的野心。五角大樓的鷹派政客們滿腦子想的都是如何在台海、在中東、在全世界挑起衝突。他們高喊著“美國優先”，但在戰火真的燒起來時，最先遭殃的只會是普通人的子弟。54歲的辛克萊22歲就搬到了澳大利亞，剛剛成功放棄了美國國籍。但他依然愁容滿面，因為他女兒剛好17歲。按照美國法律，父母不能代替未成年子女放棄國籍。也就是說，那些從小在歐洲、澳洲長大的孩子，只因為投胎時不幸沾上了美國國籍，一旦美國在中東或者別的什麼地方把事情搞大，這些在海外長大的年輕人隨時可能被強行拉壯丁，送上戰場去替政客的野心送命。你想在海外安安穩穩過日子？對不起，“戰爭部”的槍口早已對準了你家孩子的後腦勺。覆巢之下：霸權黃昏的真實寫照從行政上的百般刁難，到稅務上的巧取豪奪，再到隨時準備把國民當耗材的戰爭機器，這場正在上演的“退籍潮”，絕不僅僅是幾個不滿川普的人在鬧脾氣，而是一場對美國國家信用的徹底清算。這種決裂是深度的、存在主義等級的。正如57歲的邁克爾在極其混亂、破敗的阿姆斯特丹領事館辦完手續後所說：“我有一種生存意義上的遺憾，我原本多希望能生活在一個我所信任的國家裡……我可能會想念中西部的奶昔，但如果我這輩子再也見不到美國，我也絕對心甘情願。”哀莫大於心死。當一個國家的精英階層、中產階級和海外僑民，寧願遭受名譽羞辱、財務大出血和繁瑣的法律折磨，也要拼了命地剪斷與這個國家的最後一絲聯絡時，任何關於“制度優越”的宣傳都顯得蒼白可笑。排隊的隊伍還在加長，而那座曾經的“山巔之城”，正在它自己製造的內耗、狂妄與戰火陰霾中，加速走向黃昏。 (有理兒有面)

“美國世紀”一詞由《財富》雜誌創始人亨利·盧斯創造，它有自己的時代背景。那是收音機里美國歌手查克·貝里的歌聲和冰櫃裡的可口可樂，是李維斯牛仔褲，是遍佈歐洲的萬寶路香菸廣告牌。美國文化征服世界靠的不是武力而是魅力。如今，至少在網上，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在TikTok上，越來越多的Z世代創作者——先是美國人，然後是歐洲人，最後是全球使用者——宣稱自己處於“中國時代”。他們喝熱水，吃火鍋，在室內穿拖鞋，驚嘆中國都市生活的活力。他們稱之為“極致中國化”。歡迎來到“成為中國人”的時刻。只需在TikTok的“極致中國化”類股停留五分鐘，你就能感受到一種鮮明的審美風格。這些視訊大致可以歸為幾類。比如“養生長壽模式”：泡著水果的熱水、花草茶、刮痧、早睡早起、輕柔的晨練，都被包裝成古老的養生秘訣。還有“大爺風”：創作者滿懷嚮往地模仿中國退休人士的生活狀態，包括穿運動服、蹲在路邊、在街頭紮堆喝啤酒。此外，還有基礎設施視覺盛宴。子彈頭列車緩緩駛入潔淨如新的車站;深圳霓虹天際線上空的無人機表演;中國產電動汽車；佈局緊湊、適合步行的社區；無人機外賣配送；可以無接觸支付的兩美元一碗的湯麵。這些視訊通常配有氛圍音樂，經過精心剪輯，讓那些盯著手機屏看視訊的美國上班族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未來正在別處發生。就像科技評論員阿芙拉·王（音）說的：“這些年輕人眼睜睜看著自己所處的現實世界停滯不前，與此同時中國卻建起一座座城市。當你連高鐵都建不起來，卻能刷到各種中國基礎設施的短影片，未來理所當然開始變成中國的模樣。”每一個“非常中國化時代”的視訊，其潛台詞其實並不真正關乎中國，而是關乎美國年輕人覺得自己被剝奪了什麼。“極致中國化”把在美國因為體制問題顯得遙不可及的事物浪漫化，比如高效運行的公共交通、深夜也能安心散步的街道、抗擊孤獨的幾代同堂和避險原子化的聚餐文化。這種對比雖未明說，卻無法忽視：人家有這些，但我們沒有。無論你如何解讀背後的動機，這個文化時刻都真實存在，它的起源也頗具啟發意義。這股潮流可以追溯到2025年，當時美國主播“甲亢哥”遊歷中國，並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分享他對中國科技活力的由衷讚歎。華裔TikTok使用者朱溪瑞進一步推波助瀾，發佈一系列關於如何“成為中國人”的幽默教學而風靡全網。2025年初，受美國對TikTok發佈禁令威脅的刺激，大量美國使用者湧入小紅書，使美中兩國網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直接接觸，這種跨界融合也由此加速發展。研究中國軟實力的學者袁少宇告訴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這一趨勢同時在兩條路徑上運行：一條通過“突出展現美國社會功能失調的內容來削弱美國的敘事權威”，另一條則“讓中國看起來更具吸引力”。關鍵在於，那條“功能失調”的路徑不言自明，根本不需要去偽造什麼視訊，美國隨處可見的路面深坑、急診帳單或破舊的火車車廂就是現成的素材。美國文化之所以贏得20世紀的意識形態鬥爭，不是因為華盛頓的精心策劃，而是因為創造出對方無法複製的東西：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然渴望。“成為中國人”的潮流也傳遞出這種訊號：它是由年輕人驅動並憑藉自身力量不斷蔓延。“美國世紀”建立在全世界都渴望成為美國人的基礎之上。這種渴望如此強烈，以至於無需任何反諷或保留。動盪的21世紀20年代迫使人們面對一個更簡單也更令人不安的問題：本應繼承“美國夢”的一代環顧四周，看到他們的學生貸款、房租、醫療帳單和破敗的火車站，然後決定他們寧願成為別的什麼人，這時會發生什麼?資料圖片：市民、遊客在深圳灣觀看無人機表演。（新華社）(參考消息智庫)

“大多數人不是被AI取代，而是被會用AI的人取代。”“一個國家不能只“吃碳水”——我們不僅需要資訊產業的人才，也需要製造業、勞動力和技藝工種的強大力量。”“你們現在與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沒有人比你們更有先發優勢。”最近，史丹佛的官方帳號上新了一場圍繞人工智慧的對話——嘉賓陣容超硬核，包含輝達創始人兼 CEO 黃仁勳、國會議員羅·卡納，以及前國家安全顧問、現任胡佛研究所與佛里曼·斯波利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 H.R. 麥克馬斯特。備註：胡佛研究所，是美國史丹佛大學下屬的公共政策研究機構；首先，關於AI，我們到底做了什麼？黃仁勳的觀點是：“我們實際上重新發明了計算——軟體如何開發、如何編寫、軟體能做什麼、以及它如何被處理。”計算的形態從傳統的“檢索式”變為“生成式”，並如今進一步發展到智能代理系統；資料中心也從“儲存檔案”變成了“生成 token”，過去的資料中心是檔案伺服器，現在本質上是 token 生成器。第二，從產業架構上看，AI 本質上是一個五層結構，包括能源、晶片、基礎設施、模型和最關鍵的應用層。“每一層都有各自的問題、動態和參與者，但我們必須讓每一層都成功。”只有當AI應用廣泛擴散到社會和各行各業時，整個技術飛輪才能真正轉動。第三，有關AI行業的監管問題，在黃仁勳看來，在 AI 這樣快速發展的技術中，意外後果是很難預測的。無論是過早監管還是過度監管，更應該尋求一個中間路徑。“是希望社會完全沒有風險、從而幾乎不承擔任何創新風險、導致產業受限？還是願意承擔一定風險，同時在事後修正問題？我剛才描述的，其實就是兩個不同地區的監管文化，而美國目前大致處於中間。”第四，在就業方面，黃仁勳認為 “AI並不會大規模摧毀就業”；因為任務和工作本質是不同的，AI自動化的是具體任務，而非工作的根本目的，當任務被高效完成後，人類的需求幾乎是無限的，最終將創造比開始時更多的就業崗位。“大多數人不是被AI取代，而是被會用AI的人取代。”第五，是對未來前景的判斷——現在是在校學習、以及即將畢業的最佳時代。在他看來，整個世界正在被‘重設’。因此，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線，沒有人會更有先發優勢。“一整代人將借助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技術進入這個行業，而你們正是第一代。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機會。”除了上面的這些之外，還有更多“反直覺”的觀點!完整內容放到下面了！計算被重新發明：過去的資料中心是檔案伺服器，現在是 token 生成器H.R. 麥克馬斯特：很榮幸能和兩位先生同台，也感謝大家來參加這場討論。這感覺有點像一個笑話的開頭：一個過氣將軍、一位科技創新者兼 CEO，以及一位來自矽谷的國會議員走進一家酒吧——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那我們直接進入正題吧。顯然有很多內容可以討論，我也很想聽聽你們在這些方面的看法。首先，我想我們都同意，人工智慧相關能力極其強大，對社會有巨大影響，也充滿潛力。它正在改變戰爭的方式，並且在經濟、軍事以及國家安全層面決定我們是否擁有競爭優勢。如果你們也同意（我知道你們同意）我們應該保持這種競爭優勢，那麼問題是：我們該如何做到？黃仁勳，要不你先來。黃仁勳：首先，我覺得有必要先退一步，問一個問題：我們到底做了什麼？我們實際上重新發明了計算——軟體如何開發、如何編寫、軟體能做什麼、以及它如何被處理。從最根本的層面來看，這就是我們所做的一切。當然，計算的形態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的雲端運算，本質上是一種“檢索式計算”：所有內容都是預先記錄好的。你寫了一篇文章、設計了某樣東西、錄製了一段視訊或演講，然後把它儲存在雲資料庫和資料中心中。接著根據點選行為、推薦系統和各種演算法，把這些預先存在的內容呈現給你。而今天的計算方式是“生成式”的。它會結合上下文、提示和你的意圖，因為它能夠理解——能夠感知、理解、推理——然後生成內容：寫故事、做總結、寫程式碼等等。所以這種新的計算是生成式的，因此看起來像是“智能”。但如果你打開資料中心、打開電腦“引擎蓋”看本質，你看到的依然是軟體在電腦上運行。這是一種新的軟體形態，很驚人，但從本質上講也沒那麼神秘。它不是外星產物，不是從天而降的東西。我認為第一點是要理解：這種新型計算的出現，改變了整個電腦產業。因為它能力太強，可以做的事情太多，從公司形態到企業地位，再到資料中心的性質都發生了變化。資料中心從“儲存檔案”變成了“生成 token”，我把它稱為“工廠”。你把電力轉化為 token，這其實是在製造東西。過去的資料中心是檔案伺服器，現在本質上是 token 生成器。AI 本質上是一個五層結構黃仁勳：這需要大量計算資源。那問題來了：它能做什麼？我們都很清楚，最新一代 AI 已經從“感知”發展到“生成”，再到現在的“智能體系統”。這一階段的 AI 展現出了極強的能力，而且也確實正在發揮作用。具體對各行各業的影響我們可以稍後再談。首先要理解這項技術本身。從產業角度看，AI 本質上是一個五層結構：最底層是能源，其次是晶片，然後是基礎設施，再往上是 AI 模型，最上層也是最重要的是 AI 應用。這些應用可以是企業軟體、消費軟體、藥物研發、機器人、製造業等等。這五個層級，每一層都有對應的產業、市場和大量公司。最重要的一點是：如果美國想保持領先，就必須在這五個層級上全部取勝。每一層都有各自的問題、動態和參與者，但我們必須讓每一層都成功。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最重要的是應用層。如果應用層不成功，整個“飛輪”就不會轉動；飛輪不轉，技術就無法規模化，產業也無法規模化。最關鍵的是讓應用真正進入社會、進入產業，讓 AI 被實際使用。如果因為我們自己的某些決定或言論，讓整個國家對 AI 產生恐懼，從而抵制它，用監管把它擋在社會和產業之外，讓發展放緩，那將是非常不幸的。因為這是我們發明、我們引領、我們在各方面都處於領先地位的一場工業革命，卻最終沒有被我們自己充分利用。美國保持領先的比較優勢H.R. 麥克馬斯特：如果總結一下你的觀點，就是要消除 AI 採用的障礙，同時加速技術發展和應用落地。那麼卡納議員，你怎麼看？要保持競爭優勢的關鍵是什麼？你最擔心我們在那些方面可能落後？羅·卡納：首先，我想說能來到這裡是一種榮幸，能和黃仁勳同台更是榮幸。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議員，你怎麼理解麥克斯韋定律？”這讓我愣了一下，然後他又用非常簡單的方式解釋了一遍。所以他是一個具有經濟愛國情懷的人，我非常尊重他，即便我們有分歧，我也一直覺得他非常有思想。在我看來，美國擁有比較優勢的第一點，是我們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他們願意來這裡學習、創新，並參與我們的研究型大學。如果你看 AI 初創公司，其中 60% 是由移民創立的；如果你看 AI 研究人員，72% 本科並非在美國完成，而是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其中 38% 是來到美國的中國公民。H.R. 麥克馬斯特：這讓我想起了王安——王安電腦公司的創始人。羅·卡納：是的。所以我認為，不只是吸引全球人才本身重要，更重要的是讓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彼此交流，這種多元視角的碰撞會產生“化學反應”，催生創新。第二點是我們的研究型大學。全球前20所研究型大學中，我們擁有14所；中國有清華和北大兩所。雖然《自然》雜誌說中國在論文數量上佔據前10中的9席，但我們在研究質量上仍然領先。這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我們長期對研究型大學進行投入。大家或許還記得，1969年正是在史丹佛，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實現了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到史丹佛的 ARPANET 連接，也就是網際網路的起點。因此，我們必須繼續為研究型大學提供資金支援。第三點是學術自由。在我們的國家，你可以從事任何職業，你對戰爭與和平、經濟問題的看法，與博士、國會議員甚至總統同樣重要。人們不會害怕說“你錯了”，不會害怕質疑權威、挑戰傳統。這正是我們的比較優勢，我們必須保持這一點。最後一點，在史丹佛也體現得非常明顯，就是技術轉移機制——大學可以與私營部門合作。政府、大學和企業協同運作，這是一種“魔法公式”。在我看來，這些原則讓美國能夠持續在 AI 以及其他技術領域保持領先。H.R. 麥克馬斯特：很好。也就是說，為了保持競爭優勢，我們需要消除應用層面的障礙——這些障礙可能來自情緒或認知層面。同時，你強調了人力資本、科研投入以及學術自由。我想自由市場的力量也是其中一部分——畢竟這裡是胡佛研究所，也是米爾頓·佛里曼的地盤。備註：米爾頓·佛里曼，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監管的意義並不是“幫助我們成功”H.R. 麥克馬斯特：不過，除了科研投入，我們還需要採取一些具體行動來維持競爭優勢，這涉及政府政策以及像 黃仁勳 和你團隊這樣的創新者。那麼你如何看待“經濟治國工具”？比如出口管制、對內外投資的審查、通過對抗經濟脅迫來創造正確的投資激勵，以及放鬆監管、消除阻礙，從能源到應用各個層面維持競爭力。政府在其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黃仁勳： 我們的情況與大多數行業有些不同。我會說，電腦產業——也就是計算技術產業——是美國的國家級財富之一。與其他行業不同，這個行業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我現在所處的位置正是計算技術教育的核心地帶，這無疑是國家最重要的資產之一。另一個當然是我們的金融服務業，它是全球經濟的支柱。幾乎所有其他行業都需要補貼，需要保護，但這兩個行業不需要。它們在全球範圍內表現卓越、領先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人們的想像。歷史上沒有那家汽車公司曾佔據95%的市場份額，而輝達在中國曾達到95%的市場佔有率。因此，對我們來說，監管的意義並不是“幫助我們成功”，因為這個行業本來就非常成功。問題在於：監管會如何影響我們？首先，我們當然希望美國繼續保持全球領先。我們是一家美國公司，希望美國贏。但關鍵在於，在技術本質下應該如何實現這一點。當我們談論 AI 時，我們到底在談什麼？AI 並不是一個模型，就像電腦並不是一個作業系統一樣。所以，理解 AI 產業的本質非常重要：它如何被培育，才能增強國家安全、經濟安全，並保持產業繁榮？如果政策的目標是強化這些支柱，那就必須先弄清楚我們在監管什麼，以及如何監管，才能保持甚至增強全球競爭力。人們在思考 AI 時常犯的一個錯誤，是把 AI 當作一個“單一事物”。實際上，它是一個由五層構成的產業體系。而且我們與許多競爭對手之間存在相互依賴關係。如果美國想發展 AI，就需要能源產業增長；如果能源產業要增長，我們需要中國；如果基礎設施產業要增長，我們也需要中國。原因在於供應鏈極其複雜，我們在許多核心工業技術上對其存在依賴。因此，我們必須以全域視角思考這些問題，最終目標是讓美國整體勝出，而不是某個單一行業的勝負。21世紀的馬歇爾計畫：實現再工業化H.R. 麥克馬斯特：卡納，我也想問你同樣的問題，不過希望你重點談談你一直倡導的一點：減少我們對中國東南沿海製造業的依賴。你剛才提到，我們在一定程度上確實需要中國來維持競爭優勢，而這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通過“雙循環”戰略以及供應鏈控制所刻意塑造的局面。例如在能源領域，我們依賴電池、渦輪等關鍵材料。卡納議員，你認為我們可以運用那些經濟政策工具？短期來看，也許像黃仁勳說的那樣，我們需要維持競爭優勢，比如繼續從中國進口某些元件。但從長期來看，我們是否有辦法削弱中國對我們經濟的“脅迫能力”？羅·卡納：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們不能讓中國在稀土、藥物關鍵原材料以及活性藥物成分方面形成全球壟斷。黃仁勳說得對，美國的科技產業和金融產業確實極大增強了我們的比較優勢，也是我們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重要原因。但我們犯了一個巨大的錯誤——讓工業基礎空心化。我在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縣長大，親眼看到鋼鐵產業關閉，也看到整個中西部以及許多地區失去了工廠城鎮和工業基礎。認為我們可以只靠金融和創新，而不需要製造業基礎，這是一個錯誤。這對我們的國家安全是一個錯誤，對社會凝聚力來說也是一個錯誤。我認為，我們今天在政治中看到的憤怒與撕裂，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選擇帶來的後果。很多人失去了尊嚴——那些曾參軍作戰、他們的祖輩也曾參軍、共同建設這個國家的人，突然被告知：“你們去別的地方吧，如果你進不了金融或科技行業，那也沒辦法。”而他們會說：“不，我們建設了這個國家。”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21世紀的馬歇爾計畫”，一種新的經濟愛國主義。這不僅僅意味著戰略性關稅——我支援針對傾銷採取關稅措施——但如果你對活性藥物成分徵收關稅，而國內根本沒有相關產業，那關稅只會推高價格。所以我們還需要配套政策，比如設立產業發展銀行。前 MIT 校長 Rafael Reif 在《外交事務》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提出應當投資新興關鍵技術，幫助其規模化，在美國本土培育新產業——無論是稀土、關鍵礦產、核心原材料、機器人，還是先進鋼鐵等領域——確保我們具備一定程度的自主能力。同時，我也希望像黃仁勳這樣的企業領袖能夠參與進來，幫助我們在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州等地區實現再工業化。但這次不是回到過去，而是圍繞未來所需的產業，創造新的就業和產業結構。我相信，這可以成為一個跨黨派、跨地區的共同使命，讓勞工、企業、科技界和政府朝著同一個方向努力。AI 產業正成為美國再工業化的引擎黃仁勳： 沒錯。正如議員所說，AI 產業的增長正成為推動美國重新工業化的引擎——包括晶片製造、電腦製造，以及建設各種 AI 工廠。我們正在實現再工業化，正在創造大量製造業相關崗位，比如管道工、建築工、電工，還有精密工具製造人員。他們的薪資正在翻倍、甚至三倍增長，這非常令人振奮。但前提是我們需要一個強勁、繁榮的經濟引擎，讓美國企業有能力在本土進行投資。我們計畫在美國投資5000億美元，用於建設晶片工廠和電腦製造工廠。如果沒有一個繁榮的商業環境，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其中一個路徑就是順勢而為，推動製造業多元化，把生產帶回國內，建構更加平衡的經濟結構。一個國家不能只“吃碳水”——我們不僅需要資訊產業的人才，也需要製造業、勞動力和技藝工種的強大力量。現在，隨著產業的繁榮，我們有機會做到這一點。因此，一切有助於維持這個產業繁榮的措施，都是值得去做的。H.R. 麥克馬斯特：或許政府可以做的，是激勵你剛才提到的這些投資，同時營造一個有活力的經濟環境，從而產生資本，讓這些投資成為可能。我認為，卡納議員提到的是全球經濟的一次結構性轉變——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中國加入 WTO 之後。許多美國人從中受益，比如可以買到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但也有很多人被落下。AI民主化：推動就業計畫H.R. 麥克馬斯特：你提到了“AI民主化”，黃仁勳也談到了推動 AI 在整個經濟中的廣泛應用，這其實是同一個主題。在你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你提到不應該讓 AI 集中在少數億萬富翁手中（當然不包括在座的各位），而是要讓所有人都能使用它。所以我想問你們兩位：如何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黃仁勳： 是的，怎麼才能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H.R. 麥克馬斯特：這也涉及你提到的“悲觀情景”，比如人們失業等問題。你們如何實現所謂的 AI 民主化？如何確保這場巨大轉型不會讓美國人被拋在後面，而是讓大家都能從中受益？羅·卡納：我的出發點是：如果美國成就了你，那你就應該回饋美國。美國對我們三個人都很好，我們都以各自的方式實現了“美國夢”。我很欣賞黃仁勳的一點是，他強調一種“社會契約”——對國家、對社會有回饋的責任。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在東聖何塞或我成長的賓夕法尼亞州巴克斯縣，很多人對這個國家的看法是怎樣的。他們看到19位億萬富翁擁有3兆美元財富，佔 GDP 的12.5%，這是“鍍金時代”的三倍財富集中度。而70%的美國人已經不再相信“美國夢”。我們面臨嚴重的經濟不平等，而且說實話，人們並不信任我們。即使 AI 是我們發明的，美國卻是對 AI 最懷疑的國家之一。為什麼？因為人們不信任精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總統、不信任企業領袖，也不信任媒體。他們覺得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機會。因此，我們有責任去思考，如何讓這場 AI 革命真正惠及所有人。我可以講很多細節，但我認為有兩個關鍵點。首先是就業計畫——對就業的承諾。我前幾天在布朗大學問學生：“有多少人擔心就業？”80%的人舉手。過去，當 William Julius Wilson 討論黑人城市就業問題時，美國關注的人並不多；後來 Deaton 和 Case 研究白人工人階層時，關注多了一些，但仍然不夠；而現在，連布朗大學學生都在擔心這個問題，這說明機會來了。H.R. 麥克馬斯特：比史丹佛還嚴重吧。羅·卡納：史丹佛當然不會承認。但現在我們有機會推動一個最具愛國精神、最積極的就業議程。我們可以通過聯邦政府對年輕人說：“我們會僱傭你，你可以參與社區重建。”你可以修復公園、做心理輔導、參與護理經濟、提升地方政府效率，或者加入聯邦項目，參與“登月計畫”式工程——H.R. 麥克馬斯特：也可以參軍。羅·卡納：當然，也可以參軍，不過那畢竟只佔1%。我希望即使不參軍，也能有一種“回饋社會”的路徑。同時我們可以與企業合作，比如黃仁勳在輝達推動與歷史性黑人大學（HBCUs）的合作項目，讓年輕人獲得技能。關鍵是，我們要把這種不確定和焦慮的時刻轉化為行動。事實上，沒有人真正知道未來那些工作會被替代、那些工作會出現。比如黃仁勳提到放射科醫生的需求反而增加，這是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我們需要保持謙遜，但同時可以利用這個時刻推出一個積極的就業議程，讓人們參與國家建設，賦予國家新的使命感。這是對 AI 與技術焦慮的一種建設性回應。黃仁勳： 我對大家說：“搬來加州吧，別離開。雖然稅很高，但沒關係，天氣很好。”羅·卡納：而且還有一位優秀的國會議員。“任務”≠“工作”：工作沒有消失，只是“任務被自動化了”黃仁勳： 沒錯，一位非常優秀的議員。首先，我認為“AI 會摧毀就業”的敘事對美國沒有幫助。這並不真實。事實上，每一項技術、每天的進步，都會改變過去的工作形態。H.R. 麥克馬斯特：你能舉個例子嗎？剛才卡納提到了，你之前講過放射科醫生的例子，能再說說嗎？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黃仁勳： 在 AI 革命初期，有一位非常聰明、極具影響力的電腦科學家，也是現代 AI 的奠基人之一，他曾說：十年之後，最不該選擇的職業就是放射科醫生。因為在十年內，AI 將徹底改變放射學，會滲透到其中的每一個環節，實現掃描解讀的自動化，放射科醫生將變得過時。十年之後，他在一件事上完全說對了：AI 的確已經全面滲透到放射學的每一個方面。現在幾乎所有放射影像分析都由 AI 輔助完成，AI 處理的掃描數量也大幅增長。但他完全說錯的一點是：放射科醫生的數量反而增加了。那為什麼會這樣？從表面看完全說不通——既然放射科的任務已經被自動化了，為什麼還需要更多醫生？原因其實很簡單。一個人的“工作目的”和“具體任務”是相關的，但並不相同。拿我自己舉例，如果兩者完全一樣，那別人可能會說，我的工作就是“打字和說話”。而這兩件事，AI 已經可以做到遠超人類水平。但我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忙。所以第一點是要區分“任務”和“工作的本質”。更有意思的是，我們當初其實做了一件有害的事情：當我們告訴那些想從事放射學的人“這個行業已經沒有未來”時，選擇進入這個領域的人數下降了。結果現在呢？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放射科醫生，卻供給不足。放射科醫生的真正職責是幫助診斷疾病、與患者和醫生協作。AI 讓他們可以接收更多患者、進行更多檢查、提高醫療質量。醫院因此賺得更多，於是會僱傭更多放射科醫生，以擴大服務能力。這就形成了一個“飛輪”。但這個飛輪成立的前提，是我們必須有足夠的放射科醫生、軟體工程師等人才。有人說 AI 會消滅所有軟體工程師的工作。但現實是，在輝達，我們已經全面使用“智能體 AI”。每個工程師都在用它。你會觀察到兩點：第一，會用 AI、會使用智能體系統的工程師，是最受歡迎、最成功的工程師；第二，工程師比以前更忙了。為什麼？以前有一個想法，需要花時間去寫程式碼；現在有想法，幾乎可以瞬間實現。於是公司立刻等著你提出下一個想法，你始終處在關鍵路徑上。現在的情況是：你的 AI 助手會不斷“騷擾”你——不停發消息問：“下一步做什麼？這個已經完成了，接下來呢？”你被 AI 反向“微管理”，結果反而更忙。但與此同時，公司可以做得更多——更快、更大規模、甚至去嘗試以前從未想像過的事情。問題的根本誤區在於：有人認為像輝達這樣的公司，一年“必須”寫出比如10億行程式碼，只要完成了這個目標，任務就結束了。如果 AI 能自動完成這10億行程式碼，那麼原本需要1萬人，現在只需要1000人，那剩下9000人就不需要了。但事實是，這10億行程式碼只是我們在既定時間和人力下“能做到的上限”。而我真正的願景，是寫出1兆行程式碼。有了 AI 助手，我們可以探索更大的空間、做更好的工作、更高效、更低成本。所以工作沒有消失，只是“任務被自動化了”。當然，有一些工作本身就是高度重複、上下文不變的，這類工作確實可能受到影響。但總體來看，正如歷次技術革命一樣，雖然過程不均衡，但我相信最終會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在這場工業革命結束時，就業人數會比開始時更多。“去神秘化”：讓 AI 偏向勞動者H.R. 麥克馬斯特：我原本後面想問一個關於勞動力適應的問題。卡納，你在這方面也思考很多，要不要接著說說？羅·卡納：當然。我認為黃仁勳所說的某種“富足邏輯”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凱恩斯曾預測，他的孫輩每周只需要工作15小時。他關於生產力和產出的提升是對的，但他錯在低估了人類的慾望——我們不會滿足於貴族式生活，我們想要室內自來水、想要坐飛機、想要智慧型手機。人類的需求幾乎是無限的，這確實會創造更多就業。問題在於，從工業革命到每一次技術變革，即使最終創造了大量就業，中間過程也伴隨著嚴重的不平等、就業衝擊，以及弱勢群體無法受益。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在“技術應用階段”就進行設計：讓勞動者擁有更多所有權、議價權，能夠分享生產率提升帶來的收益，而不是全部流向資本方——尤其是在 AI 天生偏向資本的情況下。我們還需要關注初級崗位、可能被自動化替代的人群，思考如何避免出現比如400萬卡車司機失業，或年輕人連續三四年找不到工作的情況。這需要政府、企業和大學的協同努力。我並不是 AI 悲觀主義者，也不是盲目加速主義者，我是“AI民主化”的支持者——我希望這項技術為所有人服務。黃仁勳： 毫無疑問，讓所有人都參與進來，是最重要的事情。事實上，大多數人不太可能被 AI 取代，而更可能被“會使用 AI 的人”取代。因此，我們必須確保每個人都會使用 AI。另外也有很多例子，比如有人原本是木匠，但借助 AI，現在可以成為建築設計師——你只需要描述想法，AI 就能生成出非常出色的設計和圖紙。黃仁勳： 他們甚至可以成為室內設計師。也就是說，AI 可以提升他們的技能水平、服務能力以及業務層級，讓他們能夠提供更多價值。所以我認為，首先我們必須讓人們明白：AI 並不是一種神秘到無人能用的技術，而是一種人人都應該會用的工具。它之所以成為歷史上採用速度最快的技術，就是因為它非常容易使用。因此，我們需要降低使用門檻，去“去神秘化”，讓人們不再害怕它，從而利用這項工具去提升自己、賦能自己。“前沿模型保護”和“開源”相結合H.R. 麥克馬斯特：好的，我們稍後會更多討論 AI 對各個行業的影響以及它的潛力。但在此之前，我們先談談風險。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競爭性領域，也知道潛在對手和敵對國家正在將 AI 應用於戰爭。同時，人們也希望對其進行監管，設立一些“護欄”。最近我們也看到了圍繞 Anthropic 與國防部門合作的一些爭議。羅·卡納：“爭議”其實是一個比較委婉的說法，本質上更像是被國防部長施壓。H.R. 麥克馬斯特：好吧，是這樣。但無論如何，當你和國防部簽合同時，也應該清楚那意味著什麼。如果要對某項技術進行監管，就需要競爭中的各方都參與進來。但這確實是一場競爭，我不認為所謂的“侵略軸心”會加入我們制定的任何規則。從安全形度來看——無論是國際安全還是國家安全——你們認為在應對 AI 被濫用或危險使用方面，什麼樣的規範和機制是合理的？羅·卡納：首先，我認為我們需要“前沿模型保護”和“開源”相結合。比如中國有 Qwen 模型，他們並沒有把最先進的模型完全開源，但推出了成本更低的版本並廣泛推廣。我不希望美國的模型在全球範圍內失去標準地位。黃仁勳： 被全球採用，對吧。羅·卡納：是的。但我們可以設定一種標準：當模型訓練使用了大量算力、或者屬於前沿模型時，就要在出口管制和開源方面進行限制。但同時，我們仍然要在某些開源模型上競爭，這樣才能讓美國標準在全球範圍內佔據主導，而不是把市場讓給中國或其他模型。第二點，我們不能陷入“逐底競爭”。我認為美國的 AI 應該是“高品質的 AI”。當歐洲或亞洲購買我們的 AI 時，他們應該知道這是安全的，知道智能體不會做出失控行為，不會進行監控或侵犯隱私，美國的 AI 應該體現美國價值觀。就像過去人們說“買美國貨”，意味著質量可靠。我希望 AI 也是這樣——美國提供最好的產品。這就需要合理的監管，不是沒有監管。你看，每次我坐飛機，我都很慶幸有監管存在。我不希望生活在一個完全沒有監管的世界。如果航空和核能可以被監管，那麼 AI 也可以。但監管方式必須既保證安全，又不扼殺創新。“過早監管”：意外後果很難預測H.R. 麥克馬斯特：很好。黃仁勳，我想請你從另一個角度談談，比如“過度監管”的風險。歐洲模式似乎在促進創新方面並不成功。另外，最近也有一些關於安全漏洞工具的爭議。這些對你來說是擔憂嗎？還是你認為這是自由市場和美國倫理在發揮作用？黃仁勳： 我認為，我們應該像今天監管應用那樣，嚴格監管具體應用、行業和使用場景。但要警惕“過早監管”。不同國家在監管上的文化不同。有些國家傾向於在問題發生之後再監管；有些國家則傾向於在任何風險發生之前就提前監管。這兩種方式各有風險。你必須決定：你願意承受那種後果？是希望社會完全沒有風險、從而幾乎不承擔任何創新風險、導致產業受限？還是願意承擔一定風險，同時在事後修正問題？我剛才描述的，其實就是兩個不同地區的監管文化，而美國目前大致處於中間。從技術監管角度來看，那個國家發明了技術、擁有這個產業，就有權決定是否給予本國產業“先發優勢”。但在“先發優勢”和“限制他人進入”之間，你必須仔細權衡其影響。現實是，我們依賴很多國家。例如 ASML 並不是美國公司；再比如我們的能源產業，很大程度依賴來自中國的技術和礦產資源。因此，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是一個相互依賴的世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零和博弈。不能把世界簡化成“我要把所有東西都留給自己”。別人也有資源。在這種相互依賴的體系中，我們需要具備全域視角、成熟度、平衡感和細緻判斷，同時具備長期思維。認為“切斷一切聯絡而不會有後果”，是有些天真的。H.R. 麥克馬斯特：所以你的意思是，不要先行動再思考，而是要先考慮後果。黃仁勳： 我的意思是，在 AI 這樣快速發展的技術中，意外後果是很難預測的。H.R. 麥克馬斯特：這確實是監管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我聽過一個比喻：試圖監管 AI，就像要求萊特兄弟在繼續研發飛機之前，先寫好波音707的維修手冊一樣。“中間路徑”：不能只由資本決定一切H.R. 麥克馬斯特：但政府顯然仍然有角色——正如你提到的，需要與私營部門合作，我也會加上高校的角色。最後我想請你們從宏觀層面談談：政府、企業、大學，以及國際合作，各自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你們也提到我們依賴國際夥伴。我們把範圍收回到美國國內來看：公共部門、私營部門以及高校，在維持我們討論的核心——競爭優勢方面，各自扮演什麼角色？羅·卡納：這是關鍵中的關鍵。在我看來，我們應該在全國範圍內推動就業項目，讓高校、社區學院與產業合作，並由政府提供資金支援，使人們能夠理解技術、瞭解不同的職業機會——無論是技校、四年制大學，還是非四年制路徑，都可以獲得高薪工作。我們當然要繼續資助科研，同時向全球人才開放大學體系，而不是自我限制。更廣泛地說，黃仁勳提到我們無法“脫鉤”，我也同意。但問題在於，過去30到40年的“無約束全球化”，實際上是資本在對國家說：“你不重要，我們想去那裡就去那裡。”這種模式對美國並不奏效，對很多地方也不奏效。人們開始意識到：不能只由資本決定一切，我們需要產業、社區，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給能力。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走向另一個極端——把美國變成一個內向的國家，拒絕移民、拒絕國際合作。我們可以一方面看到中國在稀土等領域的壟斷並進行再平衡，同時也不希望與中國陷入冷戰，還可以在氣候變化、AI 或全球貧困問題上合作。我希望看到的美國，是一個更加自立、能夠修復被“掏空”的地區，同時又充滿自信的國家——在多元價值觀、解決氣候變化和全球貧困、制定 AI 規則等方面引領世界。一個多種族、充滿信心、願意與世界互動的美國。我們之所以變得“驚弓之鳥”，是因為發展方式出了問題。但如果我們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更均衡的發展，我相信我們可以再次成為真正的全球領導力量，而不是陷入出於恐懼的孤立主義。黃仁勳： 我同意議員的看法。我認為我們需要找到的，是一種“中間路徑”，而不是走向兩個極端。既不能完全放任貿易毫無約束，也不能在沒有長期思考的情況下保護產業。我們需要社會穩定，需要一個平衡的生態、平衡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我們認識到不能完全自由貿易，也同樣認識到“脫鉤”是不現實的。所謂脫鉤，其實是一個非常不理性、缺乏認知的想法。“美國夢”的信念正在消失黃仁勳：世界是在中間地帶運行的。一旦我們接受這一點，就能更理性地思考：我們會與很多國家共存。我們會與中國競爭，但不是“反中國”。我們必須警惕從“反中國”滑向“反華人”的危險。一旦發生這種滑坡，就會損害我們最重要的國家資產——那就是，美國是一個讓全世界都想來的地方。“美國夢”這個概念是獨一無二的，沒有所謂的“塔希提夢”或其他國家的類似說法。人們之所以來到這裡，是為了實現美國夢——就像你我一樣。要維持這一點，我們不能對任何種族或國家抱有敵意。我們需要讓所有人都感到被歡迎。這樣一來，正如你一開始提到的，大學體系、思想自由等優勢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我自己就是美國夢的一個例子。我是第一代移民，如果你在百科上搜尋“美國夢”，可能會看到我的照片。因此，我們必須保護並培育這一點。而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走極端：既不能完全放任，也不能完全脫鉤，更不能敵視所有人。我們可以自信地與所有人競爭。我對競爭很瞭解——競爭並不需要仇恨。我們不需要反對任何人，也可以贏。這就是美國，這就是我們的產業，我相信我們可以做到。羅·卡納：我認為這個國家正渴望這種聲音——一種更宏大的願景。黃仁勳和我都實現了美國夢，當然他的財富後面多了幾個零，但我們都實現了。但我認為，我擁有的同樣非常珍貴——作為1.1萬名國會議員之一，代表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並且代表這個地區（全球三分之一財富來源於此）發聲，這是巨大的榮譽。我成長於一個來自印度的移民家庭，我的祖父曾參與甘地的獨立運動。我在中產階級家庭長大。在70年代和80年代，儘管我上的是公立學校、背負了很多貸款，但我始終相信：在美國你可以做任何事情、成為任何人。但如今，這種信念正在消失。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缺乏醫療、托育等基本保障，以及去工業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變得越來越恐懼，被教導去彼此對立。我希望大家能從這場討論中帶走一個信念：我們依然可以相信“美國夢”——一個多種族的美國，一個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實現夢想的國家。這正是我們的使命，也是我們要努力建設的美國。不要重蹈工業革命時期的覆轍：讓工人受益H.R. 麥克馬斯特：這幾乎已經是一個完美的結尾了。不過我還是想請你們做個收尾發言，也可以結合剛才提到的內容。我們討論的是如何恢復信心，以及如何在 AI 技術及其應用上保持競爭優勢。你們能否談談，這些技術所帶來的前景是什麼？另外，也給在場的史丹佛學生一些建議：他們現在應該學習什麼？應該去追求那些經歷，才能抓住這些巨大的機會？羅·卡納：AI 能做的事情非常驚人。它可以幫助我們攻克罕見疾病，因為我們將擁有前所未有的技術能力；它會推動 mRNA 技術的重大突破——就像我們已經繪製了 DNA 基因組一樣，借助 AI，我們甚至可能繪製 mRNA，這不僅在新冠疫苗中已經有所體現，還可能帶來對無數疾病的治癒。它還能夠推動美國的再工業化，也能讓教育更加普及，不僅是在美國，而是在全球範圍內。因此，沒有理由去反對技術發展。但我希望我們不要重蹈工業革命時期的覆轍——當時英國在60年間成為最富有的國家，但工人階級卻沒有受益，反而不平等加劇。在今天這種憤怒、撕裂以及全球化衝擊的背景下，我們無法承受這樣的結果。所以問題是：我們如何在推動 AI 發展的同時，把“工人階級”和被忽視的人群放在首位，確保他們擁有經濟安全？因為歸根結底，美國的使命不僅僅是技術進步。美國最終的使命，是成為一個團結的、多種族的民主國家，讓“美國夢”惠及每一個人。這應該成為我們的“北極星”，然後我們再反過來思考技術應該如何服務於這一目標。我一直強調的一點是：矽谷應該思考“這個地區能為美國做什麼”，而不是“美國能為矽谷做什麼”。整個世界正在被“重設”：把握好先發優勢H.R. 麥克馬斯特：謝謝。黃仁勳，最後請你總結一下。黃仁勳：現在是在校學習、以及即將畢業的最佳時代。我經常聽到相反的說法，但在我看來，未來充滿了非凡的機會。舉個例子，如今的初創公司數量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更多的創業公司、更多的行業、更多的應用，正在解決那些我們過去認為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借助 AI，我們第一次真正開始理解語言，甚至開始理解“生物機器”的語言。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去理解各種科學領域和複雜問題，這一切就在眼前。這是讀書的最好時代，也是畢業的最好時代，因為整個世界正在被“重設”。全球最大的產業——電腦產業——正在被重設，而所有行業都建立在電腦產業之上，因此每一個行業都在被重設。你們現在與所有人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沒有人比你們更有先發優勢。這是一個可以擁抱人類有史以來最強大技術的完美時機。這項技術是個性化的，每個人都可以通過瀏覽器使用它，它是可獲取的，而且已經被廣泛使用。你們可以把它用於自己的職業發展、用於實現夢想、用於解決重大問題。我無法想像你們不感到興奮，但我確實聽到有些人對未來感到擔憂。我想告訴你們，我所看到的，是一個歡迎你們的行業——它正在尋找那些精通 AI 的畢業生。無論是用 AI 做市場行銷、金融分析、工程設計，還是軟體開發，我們都在尋找會使用 AI 的人才。一整代人將借助一種前所未有的新技術進入這個行業，而你們正是第一代。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機會。我們這些已經在行業中的人，正期待著你們的加入，一起建構未來。謝謝。H.R. 麥克馬斯特：好的。卡納、黃仁勳，非常感謝你們。非常感謝。兩位傑出的美國人。非常感謝你們的分享。黃仁勳： 謝謝，這次討論非常精彩。謝謝。 (51CTO技術堆疊)

今時不同往日。美國人對華好感度大幅上升，中國人對美態度也發生轉變——方向卻完全相反。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逐漸形成並不斷強化一個認知，即美國是一個混亂而危險的地方。美媒《華爾街日報》4月18日刊文稱，美國對中國的吸引力減弱，導致人才流失。以往，許多中國人霧裡看花，將美國視作“山巔之城”，致力於去太平洋另一側追尋所謂“美國夢”。但如今，美國的吸引力正在消退。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商人和科學家加入“歸國潮”。他們對美國日益嚴厲的移民執法感到反感，還對美國糟糕的基礎設施、槍支暴力以及生活成本感到失望。反觀國內，許多城市更加乾淨宜居、交通便利。報導提到了中國社交媒體流行熱點——“斬殺線”，稱幾個月來，中國網民探討有多少美國人生活在這一危險的臨界點上：只需一張醫院帳單或一次錯過的薪水，就可能滑入貧困，“最終被社會斬殺”。江雨兒（Yuner Jiang，音譯）就是對美國幻滅的中國人之一。她十年前來到美國讀高中，目前正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完成研究生學業。她表示，她對紐約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亞裔女性在地鐵上遭受的騷擾感到沮喪。她說，回到中國工作是一個有吸引力的選擇，即使回國後的薪水遠低於美國。加州洛杉磯的無家可歸者 東方IC報導稱，在“斬殺線”說法流行之前，中國人曾長期使用“紙老虎”一詞形容美國作為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面。2020年左右，新冠疫情和川普在第一任期時針對華裔學者的迫害，讓新一代中國年輕人真正開始對美國幻滅。資料顯示，2021年，超過1400名在美國工作、學習的中國科學家離開美國工作崗位，返回中國，這一數字比前一年增加了22%。其中不乏知名頂尖學者。在美國政府持續迫害華裔學者時，中國慷慨的資金、尖端實驗室、社會穩定以及高生活水平等條件，成為吸引這些頂尖科學家回國的的主要因素。一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公司高管表示，同樣的因素也讓中國企業更容易在科學領域之外招攬人才。尤其是在科技領域，令人興奮的工作機會和具有競爭力的薪酬，足以吸引人才回國。“推力”因素同樣強大。根據曾在中國和美國生活過的人的說法，移民規則的頻繁變化，加上美國沿海城市（中國移民傾向於居住的地方）廣泛存在的無家可歸現象以及高犯罪率，也在促使人們重新考慮“美國夢”的吸引力。報導援引資料稱，美國35個城市的平均年度兇殺率從2021年的每10萬人18.6人降至2025年的10.4人。這一數字仍遠高於中國的兇殺率。中國2024年的兇殺率為每10萬人0.44人。此外，還有一些中國家庭在子女留學問題上，轉而考慮英國或澳大利亞。那名美國公司高管說：“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美國教育感覺像是一種信仰。即使對美國一無所知，我也想去那裡。那就是夢想。”但現在，他已經不放心為自己的孩子做出同樣的選擇了。2024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完成國際關係碩士學位的蘇思思（Sissi Su，音譯）最近搬回中國找工作，放棄了她從小就有的在美國定居的計畫。隨著移民政策收緊，她越來越多的國際朋友和同學選擇回國，其中包括一位加拿大朋友。她最終決定放棄合法身份，加入回流大軍。《華爾街日報》仍試圖嘴硬，將此歸因於美國負面資訊在社交媒體的大肆傳播。報導聲稱，近年來，在中國，“反美宣傳資訊”變得更加精明，通過社交媒體推送精美的視訊包，有時專門針對年輕人。報導還舉了一個例子。不久前，來自俄亥俄州米德爾敦警方隨身攝影機錄影的一段視訊在中國社交媒體熱傳，被轉發4500次，並獲得超過8000個點贊。視訊顯示，2024年聖誕夜，一名男子手持槍支開門，隨後被警察連開數槍。不過，在華美國公司的高管稱，不論如何，美國社會看起來就是不穩定。“對於一個在中國非常安全的環境中長大的中國孩子來說，這些場景是無法想像的”。外網正流行“Becoming Chinese”（成為中國人） 社交媒體截圖就在中國網民熱議美國“斬殺線”之際，美國社交媒體則在流行一個有關中國的正面熱點。最近，“Becoming Chinese”（成為中國人）成為外網爆梗，各國網民紛紛化身“精神中國人”。美媒《紐約時報》曾發文解讀說，對他們來說，種族國籍無關緊要，“中國人”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一種養生目標，或者一種微妙、諷刺的抗議表達，或者以上皆是。當地時間4月14日，美國無黨派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發佈一份報告稱，在美國總統川普計畫訪問中國之際，美國公眾對中國的好感有所上升。儘管絕大多數美國人依然將中國視作“競爭對手”，但持積極看法的美國人正在增加，比例較2023年翻了一番。 (觀察者網)

Why the Tech World Thinks the American Dream Is Dying矽谷擔心，這或許是人工智慧讓金錢變得毫無價值之前，積累世代財富的最後機會。Emil Lendof/WSJ, iStock蒂姆·希金斯（Tim Higgins）2026年1月18日矽谷向來充斥著各種夢想。但其中一個曾長期在Reddit子版塊和駭客合租屋中被熱議的瘋狂想法，如今正演變成一場現實噩夢：人工智慧（AI）熱潮會不會是人們在金錢變得幾乎一文不值之前，最後一次致富的機會？這種論調認為，科技公司（及其領導者）將自成一個擁有無限財富的階級。其他人將再無途徑為自己創造財富，因為AI會奪走他們的工作和機會。換句話說，通往“美國夢”的吊橋即將升起，而所有人都擔心自己會被留在錯誤的一側。乍聽之下，這種“錯失恐懼症”（FOMO）似乎需要極大的想像力才能相信。但這一想法的存在本身，有助於解釋加州日益加劇的階層焦慮：一項旨在對億萬富翁徵稅的運動正在撼動民主黨，可負擔住房成為切實難題，而中產階級的生活似乎已遙不可及。誠然，這聽起來像是科幻小說的情節。但在舊金山，它卻顯得無比真實。埃隆·馬斯克的種種舉動、OpenAI首席執行長山姆·阿爾特曼的崛起，以及Anthropic公司達里奧·阿莫代伊（Dario Amodei）關於“大蕭條式”勞動力流離失所的警告，都讓這種擔憂更具說服力。“這個轉型過程會很顛簸，”馬斯克本月在一檔播客中表示，“我們將經歷劇烈變革、社會動盪，同時也會迎來巨大繁榮。”而這還是馬斯克設想的“最佳情況”。歷史上不乏因技術浪潮造就新贏家與輸家的例子。AI樂觀主義者常指出，水漲船高，技術進步終將惠及所有人。但如今討論的卻是另一幅圖景：大規模自動化導致失業，社會亟需通過全民基本收入（UBI）等公共安全網應對。這種未來截然不同，而目前尚不清楚美國人是否真有意願接受UBI——畢竟這與許多美國人根深蒂固的“個人奮鬥成就成功”的價值觀背道而馳。“我過去對UBI非常興奮……但我現在認為，人們真正需要的是自主權；他們需要感覺自己能參與塑造未來、決定發展方向，”去年當一位播客主持人問及人們如何在AI時代創造財富時，OpenAI首席執行長阿爾特曼如此回應。“如果你只是說，‘好吧，AI會做一切，然後每個人都能分到一份紅利’，那感覺並不會好，而且我認為這對人實際上也沒有好處。”如果金錢不再重要，那麼稀缺資產——比如藝術品——可能成為關鍵。馬斯克本人也表達過類似觀點。他描繪的未來是：機器人承擔體力勞動，而人類則努力追趕AI的思維速度，從而進入他所說的“全民高收入”和物質豐裕的時代。“如果你不再缺乏資源，那金錢的意義就不明確了，”他去年在一次會議上說道。最近，他甚至建議人們不必為退休儲蓄，預測AI將提供醫療和娛樂服務。“到那時，存錢養老根本無關緊要，”他說。這些豪言壯語出自一位堅持從其擔任CEO的特斯拉公司獲得1兆美元薪酬方案的人之口——而他辯稱，這並非為了錢，而是為了防止激進投資者干擾他對公司的控制。儘管如此，這看起來仍像是富人試圖變得更富。因此，舊金山科技圈瀰漫著一種“現在不致富，就永遠沒機會”的緊迫感，也就不足為奇了。去年秋天，《舊金山標準報》引述了一位名叫謝裡丹·克萊伯恩（Sheridan Clayborne）的年輕AI創業者的話，精準捕捉了當下的時代情緒：“這是積累世代財富的最後機會。你必須現在就賺錢，否則就會淪為永久性的底層階級。”這種情緒讓人想起幾年前“迷因股”（meme stock）狂潮和“YOLO”（你只活一次）式投資盛行的時代。幾周後，Facebook、X（原推特）和領英上開始流傳帖子，聲稱輝達CEO黃仁勳也發表了類似言論。這些激動不已的帖子聲稱，黃仁勳警告稱：“2025到2030年可能是普通人通過科技積累真正財富的最後一次重大機會。”聽起來令人不安——但黃仁勳其實從未說過這話。相反，他在過去幾個月的多次公開露面中，反覆強調AI更可能成為推動技術普惠的平等化力量。“我們將擁有大量今天視為珍貴的資源，而在未來，這些東西將不再值錢……因為它們已被自動化了，”黃仁勳上個月在接受喬·羅根（Joe Rogan）採訪時說道。在這個彷彿直接取材自伊恩·班克斯（Iain Banks）科幻小說的技術時代，分辨事實與虛構本就不易。而AI公司的支持者們——無論身家是數十億還是數兆——都有充分理由希望，他們的豪賭不只是“一代人一次”的頭獎，而是“人類史上僅此一次”的機遇。進一步加劇舊金山FOMO情緒的是，人們普遍預期本地AI公司如OpenAI和Anthropic即將上市，將催生更多百萬富翁。就在上周，《紐約時報》刊登了一篇關於今年將湧現一波“超級IPO”浪潮的報導後，當地房產經紀人羅欣·達爾（Rohin Dhar）在X上發文：“我謹建議你趕在這之前，在舊金山買下你的房子。”這位多年前曾參加Y Combinator創業營的科技創業者告訴我，他之所以投身房地產，部分原因正是相信新一輪AI財富將點燃房市熱潮。正如他去年所預言的那樣：“史上最大的科技繁榮即將到來。”趁還有機會，趕緊抓住吧。 (邸報)

1蜜月川普喜歡在他的社交帳號上使用AI。一張合成的照片中，他打扮成了教皇。一個合成的視訊裡，他身處白宮，冷眼旁觀特工逮捕前總統歐巴馬。夏天美國人遊行抗議時，他還發了個偽造的視訊，總統先生坐在戰鬥機裡，向抗議者們傾倒糞便。2025年，美國的AI巨頭們繼續卷算力、卷參數，比拚誰家模型更聰明，技術的進步，已經能搞出以假亂真的視訊和語音。內容創作成本的降低，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升級了川普的政治宣傳武器。他可以更輕鬆直觀地抹黑對手、自我加冕與歌頌、傳播其政治主張。另外一個後果，就是垃圾的批次化生產。韋氏詞典和《經濟學人》選出的2025年度關鍵詞是“slop”。“slop”並非新造詞，其歷史可追溯至15世紀，原意為稀爛食物或泔水。而今，它成了AI生成內容的代名詞：海量、平庸、毫無個性，正在堵塞網際網路。圖源：“韋氏詞典”官網川普又不僅僅是一般的使用者，在他重返白宮的這一年裡，還將AI當作“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議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回溯2025年美國AI的發展情況，就得簡要回顧一下川普這一年的行動。重返白宮的當天，他撤銷了拜登時期的一些AI監管政策，次日，他就跟幾家企業聯合宣佈了投資約5000億美元的星際之門AI基礎設施計畫。夏天，他參加了美國的AI峰會，並行布《人工智慧行動計畫》，該計畫內容廣泛，提出90余項政策建議，核心是以全球AI技術競爭為名，加速美國發展並擊敗中國。12月份，他又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大幅削弱各州對人工智慧的監管權力。12月11日，川普簽署AI相關行政命令川普在年初、年中與年末的這三次AI行動，用八個字總結便是：鬆綁放行、大搞基建。當然，川普政府也會挑選AI公司進行合作。白宮團隊親自上陣，對大模型進行“考試”，考題之一就是“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種性別”。如果答案是≥3種性別，就可能登上白宮的黑名單。AI的發展共識，將白宮與矽谷繫結，雖然雙方並非完全和諧，但相較於總統的第一個任期時的劍拔弩張，如今已算“蜜月”。軍功章自然也有矽谷的一半兒。這一年來，矽谷的大亨們向川普贈送禮物、向其就職典禮捐款、出席其在海湖莊園的晚宴、資助白宮新舞廳建設、投入數百萬美元用於遊說。這些親近姿態開始轉化為政策收益。川普關於AI的認知與佈局，自然也受到矽谷大亨的影響。後者在面向總統、公眾的敘事建構上，主打兩張牌：一是宣稱AI將引爆空前的經濟繁榮，二是強調密集的監管會讓美國掉隊，喪失AI競賽的主導權。11月，輝達的CEO黃仁勳就向川普總統傳遞了一個嚴重的警告，加利福尼亞等州各自為政的人工智慧法規，正威脅著美國的技術發展。4月，川普與黃仁勳圖源：NYT當然，想左右川普的想法，需要人格魅力和恰當的時機。OpenAI的CEO山姆·奧特曼就是這方面的典範。就像ChatGPT會利用諂媚、順從的手段討好使用者一樣，它的開發者奧特曼也善於將自己塑造成他人期望的樣子。相較於程式設計技能，奧特曼的技能在於善用人脈，兜售自己的技術理想。正是在他的郵件勸說下，馬斯克才出資10億美元，啟動了一項公益組織並將其命名為OpenAI。知名投資人格雷厄姆曾打趣評價奧特曼：“你把他空投到一個食人族遍佈的孤島上，五年後再回去，他已是那裡的國王。”與這個評價最相符的，莫過於兩年前OpenAI宮斗事件。因為撒謊、挑撥高管關係、隱瞞重大資訊、對董事會不誠實等指控，奧特曼被罷免了CEO職位，但5天之後，他又重返公司。道德指控或許成立，但奧特曼又不可替代，他是對外融資、政府遊說、產品策略的關鍵人物。奧特曼逐步抹掉OpenAI的公益性，在組織架構上向私人企業靠攏，這個舉措成為他與馬斯克決裂的關鍵導火索。去年大選結束後，馬斯克憑藉2.5億美元的政治捐贈，成為川普的好哥們。當其他矽谷的CEO可以飛到川普的莊園裡面見川普時，奧特曼只能通過中間人來溝通。奧特曼長期支援民主黨，曾將川普比作希特勒。他見到了川普後來任命的商務部長，部長對他大喊大叫，指責他是個左派分子。而為了跟川普搭上線，奧特曼找到了甲骨文的創始人埃裡森幫忙。埃裡森認識川普多年，還將擴大甲骨文與OpenAI的業務往來。捐贈了100萬美元後，奧特曼獲得了川普就職典禮的入場券，次日，他就和埃裡森、軟銀的孫正義一起，出現在總統辦公室，宣佈了星際之門計畫。“星際之門”AI基建計畫揭幕馬斯克從電視新聞上獲取此消息後，發佈了一系列帖子抨擊這筆交易，還挖出了奧特曼早些年發佈的一條對川普競選不利的帖子。奧特曼隨後發文談及自己的政治立場轉變，表示“最近更仔細地觀察川普，確實徹底改變了我對他的看法”，並補充道：“我真希望自己早些獨立思考。”5月份，川普到訪中東，並且與海灣國家簽署了多項AI合作協議。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馬斯克得知奧特曼跟隨總統出訪，並將高調地宣佈某個中東資料中心合作項目時，覺得自己被邊緣化，於是就向川普團隊抱怨。他的抗議迅速升級，川普在會議中途被叫停處理此事。最終，相關的發佈會低調舉行。之後，馬斯克又因為“大而美”法案與總統反目成仇，隔空開罵。川普簽署法案當天，奧特曼發帖說，自己與民主黨分道揚鑣。奧特曼這番表忠心，恰逢其時。死對頭馬斯克從川普的核心圈子裡退出，為奧特曼騰出了空間——他正亟需川普的支援，爭取更大的話語權。12月11日，OpenAI迎來十歲的生日，川普順手送上一份生日厚禮：一紙行政令，大刀闊斧地推翻各州AI監管。在白宮的政策層面，包括奧特曼在內的美國的AI巨頭們，如願以償。2警報去年5月，Meta（Facebook）創始人馬克·祖克柏過完40歲生日。他像某些中年男人一樣，有所“頓悟”。他燙了頭髮，戴著金項鏈，穿著尺寸寬大、時尚、親自參與設計的T恤。馬克·祖克柏生日當天與比爾·蓋茲2012年，Facebook上市當天，他剛過完28歲生日，成為全球最年輕的白手起家億萬富翁之一。接下來的10多年裡，他的時尚三件套是平頭、連帽衫和灰T恤，他的辦公室裡起碼放了20件一模一樣的T恤，自稱是為了簡化生活，聚焦事業。公司的業務版圖與個人財富都在擴張，可是在資料洩露、虛假消息、未成年人保護、反壟斷等問題的夾擊下，祖克柏經常出現在國會，不斷地道歉。在主流民調裡，他成為全美最被公眾討厭的企業家。祖克柏在美國會聽證現場向兒童家長道歉40歲了，不僅著裝，他的內心也在改頭換面。去年秋天，祖克柏在一個訪談裡說，他不會再道歉了，因為有些人只是把他以及公司當成社會問題的替罪羊。這位痴迷古羅馬文化的富豪，還在時尚T恤上印了一行字：迦太基必須毀滅。這句古諺語，反映了羅馬人對潛在威脅的恐懼、對霸權的執著追求，以及只有消滅對手才能安全的思維模式。這恐怕也是祖克柏的思維模式。儘管公司燒掉700多億美金的元宇宙業務未見起色，但AI帶來的興奮感和雄心壯志才是最好的生日禮物。公司發佈的Llama 2/3系列開源模型贏得開發者青睞，被視作對抗OpenAI閉源路線的標竿；祖克柏高調倡導開源，公司發表的學術論文，影響力亦居前沿。可到了2025年，醜聞再度爆發，而且就發生在他41歲生日的前夕。3月初，一位Facebook的前女高管，出版了一本批評前東家的圖書。作者在公司公關部門任職7年，親眼目睹了祖克柏的轉變，他極度渴望被人喜愛，對關注與追捧日益飢渴，注意力也從程式設計和工程逐漸轉向政治。一次亞洲之行中，她甚至被要求召集超過一百萬人，只為讓扎格伯格“被人群溫柔地簇擁”。公司利用法律手段阻止其圖書發行的手段並沒有奏效，這本名叫《Careless People》的圖書，入選了某些媒體的2025年度書單，還成為亞馬遜圖書某個類目的銷量第一名。《Careless People》第二件醜聞對他的打擊更大。4月份，公司發佈的Llama 4開源模型未能達到預期，在編碼和複雜推理等任務上表現不如OpenAI和Google等對手。Meta還被指“刷榜”，向第三方評測平台提交特製版本以提升排名。翻車的原因，有內部人士認為是訓練資料質量差、測試流程不嚴，也有人認為病根在派系林立的組織文化。接下來，就是熟悉的大廠劇本：短時間內，組織重組、高管換血、600多名與AI有關的員工被裁。祖克柏在今年夏天發起了招聘攻勢，向OpenAI、Google、微軟等公司的數百名潛在人選發出邀約，開出了天價薪酬和據傳1億美元的簽約費。得知一位“千里馬”生病，在極為優厚的薪資基礎上，他還親手送去了一碗自制的湯。他最矚目的行動，就是收購式招聘——以約143億美元的價格入股資料標註公司Scale AI，並將28歲的Scale AI創始人Alexandr Wang（汪滔）招入麾下。Scale AI創始人Alexandr Wang汪滔加入Meta後，成為公司歷史上首位“首席AI官”，並主導了對AI部門的重組。祖克柏依靠外部人才進行重建，其實也是對內部人才的失望。為公司AI業務效力12年的圖靈獎得主楊立昆（Yann LeCun），權力被削，也於近期離職，準備啟動新的AI項目。頂級大神的離開，對雙方也是好事。儘管Meta高層押注大語言模型，楊立昆卻唱反調，認為這條技術路線是死胡同。楊立昆從不掩飾他的立場：當前大模型只是“下一個詞預測器”，遠未達到貓的智能水平。這位65歲的科學家在上個月說：“我在矽谷各地，包括Meta，都沒怎麼交到朋友。因為我一直說，三到五年內，AI架構的主流會是‘世界模型’，而不是大語言模型；但凡腦子清楚的人，都不會再用當下這種大模型。”楊立昆在輝達 GTC但Meta就是要堅持大模型。最新的消息稱，Meta剛組建的頂級AI實驗室，將在明年一季度發佈代號為酪梨的全新模型，它不沿用落後於同行的Llama系列，而是完全從頭開發。還有消息稱，新產品更傾向以閉源形式推出。因為集齊了戰略豪賭、產品翻車、開源信仰崩塌、內部撕裂等全部戲劇元素，Meta極有可能是2025年矽谷最具故事性的公司。其他矽谷AI巨頭的故事則是略顯平淡。11月底，GoogleCEO桑達爾·皮查伊接受採訪說，Google的員工們終於可以去好好補補覺了。“若從外部視角看，那段時間我們或許顯得沉寂或落後……但現在，我們迎來了拐點。”ChatGPT三年前發佈時，Google便拉響了紅色警報，匆忙應對。但它隨後發佈的產品要麼出現低級失誤，要麼就被競爭對手搶了風頭。稍顯尷尬的是，Google研究出了大模型核心技術，卻錯失了先機。但到了上個月，皮查伊終於可以揚眉吐氣。Google推出的Gemini 3模型，在一系列評估中擊敗了ChatGPT系列的頂級模型。整個秋天，奧特曼忙於給ChatGPT堆功能：購物、瀏覽器、拉群聊。ChatGPT越來越像“萬能瑞士軍刀”。但Google的新產品受到廣泛讚譽後，終於輪到奧特曼拉響紅色警報，他作出指示，部分商業化項目或將讓位於核心產品最佳化。每一輪技術革命，都上演著“你追我趕”的經典劇情。今年1月DeepSeek憑一款便宜又強大的模型攪局後，矽谷巨頭們紛紛祭出各種招數，只為讓自家AI變得更聰明、更可靠、更高效。但Google的競爭又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它不僅在軟體上腳踢OpenAI，還在算力硬體上拳打輝達。Gemini 3由Google自研的TPU晶片訓練完成。矽谷各巨頭都在自研晶片，但率先取得顯著成效的卻是Google。該規格的晶片價格僅為同等性能輝達晶片的10%至50%，並正式向外部客戶出售。Google首席執行長桑達爾·皮查伊介紹TPU晶片儘管GoogleTPU開始對外銷售，看似在輝達的算力護城河上鑿出一道裂縫，但實際影響尚微。黃仁勳仍掌控全球90%的AI晶片份額。不過，消息公佈當日其股價盤中急挫7%，足見市場敏感。輝達隨即發信強調自家晶片優勢，力圖安撫投資者。Google還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模式。如今的AI巨頭們各有分工，輝達們埋頭造晶片，OpenAI們專注修煉大模型，微軟和亞馬遜的雲業務部門當起AI房東，將GPU資料中心租給AI公司使用。大家各司其職，互有競爭與合作。而Google是一個稀有的全端自研玩家：它自研TPU晶片、自家的Gemini模型、自家的雲，然後還能將模型塞到搜尋、YouTube等產品中。3泡沫《時代》周刊公佈了2025年度人物，他們是由企業家、科學家組成的AI締造者。輝達的黃仁勳自然入選。在雜誌的內文裡，攝影師拍了一張“英雄式”的構圖照片，黃仁勳神情嚴肅地俯瞰著世界，頭後有還有一道亮光，營造出不可撼動的神聖。圖源：《時代》周刊輝達是美國乃至全球AI風口狂飆突進的一個典型代表，今年7月份，它的市值達到4兆美元，3個月後它的市值創造全球紀錄，達到5兆美元。它的GPU不僅有著絕對的市場和技術統治力，還嵌入到地緣政治，成為大國競合的重要工具。在12月初播出的一檔播客裡，黃仁勳說，因為擔心破產，他至今堅持全年無休，每周七天連軸轉，每天從凌晨4點就開始處理郵件，醒著的時間幾乎全撲在公司事務上。在那些風雨飄搖的初創歲月裡，輝達多次命懸一線，危機感深入黃仁勳的骨髓。輝達成立30多年，黃仁勳那句“公司離倒閉只剩三十天”的警告，也念叨了30多年。苦難淬煉的韌性與近乎苦行僧式的專注，在創業之前，就已經塑造了黃仁勳。年少移民到美國，因為亞裔身份而屢遭欺負，被叫侮辱性綽號，在搖晃橋上被故意推搡。“那時，我們沒有輔導員可以傾訴。你只能咬牙挺住，然後繼續往前走。”黃仁勳說。但他又勤奮到極致，洗盤子、掃廁所之類的工作，他都要做到最好。矽谷大亨各有特色。蓋茲出軌離婚，至今高調做著慈善。祖克柏改走時尚路線，金鏈子、大T恤，還練習格鬥術，和馬斯克約架。去年剛二婚的貝佐斯，沉迷男性氣概，鍛鍊肌肉。馬斯克則是幾次失敗的婚姻+狂生十幾個小孩+沉迷跟左派吵架+跟右派盟友（川普）吵架+凌晨2點蹲在廁所狂發推特+趕快去火星殖民的集合體。黃仁勳就略顯寡淡。皮衣穿多年，與初戀結婚多年，育有二子。無緋聞。不捲入政治紛爭。不沉迷社交媒體與罵戰。滿心只念輝達。他唯一的反差或許在於，公眾場合的溫文爾雅與對待犯錯員工的鐵面無情。除了升級GPU，這一年，黃仁勳繼續在AI產業鏈上的關鍵環節上，遴選隊友，投資結盟。就在上個月，輝達、微軟投資美國第二的AI獨角獸Anthropic，微軟將注資最多50億美元，輝達承諾投資最高100億美元；作為回報，Anthropic轉而向微軟Azure採購300億美元算力（含1吉瓦專用電力），且全部運行在輝達AI晶片上，形成三方深度繫結的新聯盟。科技巨頭的“循環結構”圖源：網路這是循環融資的新案例。所謂的循環融資，就是A給B一筆錢，B立刻用它買A的東西，形成閉環。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OpenAI向甲骨文豪購3000億美元算力，甲骨文轉投數十億採購輝達晶片建資料中心，輝達再以最多1000億美元反哺OpenAI——條件是持續使用其硬體。這種層層巢狀的資金往來，讓矽谷AI生態的資金鏈變得模糊不清。摩根士丹利說，這種股權結構缺乏透明度，令投資者難辨風險。《華爾街日報》稱，股權圖上的箭頭，亂得像一盤義大利面。還有一些不好的訊號。在Meta的10月份電話財報會上，這家巨頭宣佈將在AI領域投入更多資金，規模可能突破1000億美元，但因為沒有闡明AI的變現路徑，當日Meta股價暴跌逾10%，市值蒸發超過2080億美元。科技巨頭不想讓“負債”二字出現在財報上，還在AI基建上玩起了金融雜技。《大西洋月刊》分析了這種套路：私募機構出錢蓋資料中心，Meta這類公司簽長期租約；租約轉手被打包成債券，賣給投資者。Blue Owl最近就靠Meta的租金承諾，發債建起了路易斯安那的巨型機房。多筆租約還可打包成分層證券，按風險分級。其刻意製造的複雜性，讓人難以看清風險。這讓人想起2008年，銀行將垃圾房貸證券化，并包裝成“優質資產”，引爆了次貸危機。誠然，資料中心不同於次貸，但其中隱含的脆弱性不容忽視：它們遠不如運河、鐵路甚至光纖網路那樣持久；內部晶片往往幾年內便因輝達等廠商推出新一代AI硬體而迅速過時。與此同時，當前擴大聊天機器人規模的邊際收益正在遞減，新模型帶來的性能提升越來越微弱，使得“靠燒錢通往超級智能”的矽谷幻想日益顯得站不住腳。麥可·貝瑞，是電影《大空頭》原型人物，其成名作是押注次貸崩盤。他認為，當前AI的投資熱潮與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時期如出一轍，他做空了輝達，並行布多篇質疑文章。輝達向華爾街分析師們傳送備忘錄，駁斥麥可·貝瑞相關指控。黃仁勳曾回應過市場的質疑：“外界對AI泡沫議論紛紛，但在我們看來，實際情況完全不同。”當然，AI樂觀者的自信，從金錢上就能看出來。據IDC的統計，2025年全球超大規模企業在AI基礎設施上的投資預計將高達4000億美元，且這一數字將持續攀升，到2029年或接近8000億美元。馬斯克等人好像覺得泡沫還不夠大，還計畫在太空中建立資料中心。4結語資本用真金白銀表達了對AI的篤定信念，但這份樂觀屬於少數人的瘋癲。美國民眾對AI的焦慮，並非來自遙遠的“技術末日”，而是源於生活正在被一點點改寫：算力園區落地，土地、電力與水資源被迅速消耗，卻未必反哺社區；作品、聲音與個人資料被納入模型訓練，一些人因此選擇法律維權；與此同時，工作機會的流失悄然發生，關於孩子將生活在怎樣的教育與成長環境中，也成為揮之不去的擔憂。所有這些焦慮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問題：當技術與規則被少數巨頭加速重寫時，一個普通的美國人，究竟還擁有多大的知情、參與、選擇、反抗的空間？ (吳曉波頻道)

“賀錦麗和范斯，一個代表了開放和融合，試圖在全球再鑄美國霸權的新移民的‘美國夢’，一個卻代表著希望美國本土再次偉大、重振製造業的美國底層白人的‘美國夢’。” 7月21日，拜登正式宣佈退出2024年的美國總統選舉。 他的退選，讓今年的美國選舉形勢變得愈加混亂和撲朔迷離。而就在一周前，一顆命運的子彈擊中了總統候選人川普的右耳。 無論是美國一百多年來第一位連任失敗後再次競選總統的前總統，還是罕見的兩黨大會之前的總統辯論；無論是43年來第一位遭遇刺殺的總統候選人，還是56年來第一位退選的現任總統，都讓今年的美國大選期，成為了多事之秋。

前言：這是一篇對馬斯克，特斯拉、星鏈、超級高鐵以及SpaceX的終極解讀，值得所有人永久收藏。 馬斯克的不銹鋼飛船再一次爆炸，其實各國的航天路程都並非一帆風順，無論是美國還是中俄，都有過發射失敗的時候，所以SpaceX的發射失敗並不意外，只不過SpaceX爆炸率有點太高了。當然畢竟是美國嘛，大手大腳慣了也無所謂，可問題是，如果某天美國造得沒錢了呢？ 和主流網絡輿論不同，在美國的財閥世家代表當中，筆者相對來說沒那麼討厭的就是馬斯克和特郎普，因為他們雖然好吹牛皮，但最起碼還是走技術和常規路線的正常人。這倆比起搞顏革、LGBT、吹烏納之類的索羅斯、老白登、稀拉里等貨色不知道強到哪裡去了。好歹馬斯克和特郎普還是想繼續把美國夢支撐下去的，只可惜，從來美人如良將，莫許人間現白頭，特斯拉+星鏈+高級高鐵+SpaceX很難把美國夢撐下去了。 很多人都忘記了美國其實是一個金融帝國，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國當下的危機是金融危機，但本質是信心危機。看起來目前唯一可以拯救美國的，就是以馬斯克為代表的傳統技術派美國財團世家重振世界對美國發展的信心。特斯拉+星鏈+超級高鐵+SpaceX能賺多少錢不重要，甚至特斯拉+星鏈+SpaceX項目剎車失靈、功能雞肋、全靠PPT或當空爆炸多少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馬斯克必須讓全世界人民對美國科技保持信心，信心比黃金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