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利歐宣告世界進入“大周期”第六階段：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瓦解，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將回歸原始權力博弈，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將常態化並可能升級為軍事衝突。慕尼黑安全會議共識印證這一判斷：舊秩序已不復存在，歐洲安全架構失效。達利歐警告經濟工具將被武器化，傳統避險邏輯可能失效，黃金成為最可靠的財富貯藏手段。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始人達利歐2月14日發佈重磅長文，正式宣告世界已進入“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達利歐的核心觀點在於，二戰後建立的1945年世界秩序已徹底瓦解，大國之間的衝突將不再受國際法約束，而是回歸原始的權力博弈。他警告稱，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據達利歐引用的最新動態，在2026年2月14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全球主要領導人已就“舊秩序的終結”達成罕見共識。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維持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並指出自由在這一新時代不再是理所當然的。法國總統馬克宏呼應了這一評估，警告歐洲舊有的安全架構已失效，必須備戰。美國國務卿Marco Rubio則明確表示，世界已進入“新地緣政治時代”。達利歐指出，在這一階段，國際關係將遵循“叢林法則”。與國家內部擁有警察和法官不同，國際體系缺乏具有強制力的超國家機構來裁決糾紛。當大國發生衝突時，它們不會尋求法律途徑，而是通過威脅或戰爭來解決。這意味著貿易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和資本戰將成為常態，並可能最終升級為軍事衝突。對於資本市場而言，這標誌著一個極度不確定時期的開始。達利歐強調，歷史表明，當兩個對立的大國在軍事力量上勢均力敵且存在不可調和的生存分歧時，戰爭風險最高。投資者必須意識到，在這一階段，經濟工具將被全面武器化，傳統的避險邏輯可能失效，財富與權力的轉移將以劇烈的方式進行。五種戰爭形式與權力博弈達利歐在文中詳細拆解了國家間衝突的五種主要形式：貿易/經濟戰、技術戰、地緣政治戰、資本戰以及軍事戰。他指出，前四種戰爭通常作為激烈的競爭手段，在熱戰爆發前就會長期存在並不斷升級。目前，全球正處於大國博弈的典型困境中——即“囚徒困境”。對立雙方都無法確信對方不會發動攻擊，從而陷入針鋒相對的升級循環。達利歐分析稱，雖然大多數競爭旨在爭奪財富和權力，但一旦這種競爭升級為軍事戰爭，所有維度的衝突都將被極大化。他在文中警告，“贏得”戰爭的關鍵在於在不失去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達成目標，但歷史往往充斥著由於誤判和情緒化決策導致的“愚蠢戰爭”。歷史鏡像：1930年代的經濟戰與市場文章通過詳盡回顧二戰前的歷史，為當前局勢提供了參照。達利歐指出，1930年代的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達利歐特別提到，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從市場角度看，當時的德國股市在戰爭初期因軍事勝利而上漲，但最終隨著戰敗而歸零；而美國股市則在政府巨額支出和戰爭需求的刺激下走強。這表明，戰爭期間的市場表現高度依賴於國家在戰場上的勝算。資本戰：資產凍結與市場封鎖在當前的“第六階段”，資本戰的工具正被頻繁提及和使用。達利歐列舉了三種經典的資本戰手段：資產凍結/扣押： 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依賴的外國資產，極端情況下包括單方面債務違約或直接沒收資產。切斷資本市場准入： 禁止對手進入本國或第三國的資本市場融資。禁運與封鎖： 切斷關鍵物資（如能源、技術）的貿易流。達利歐提醒，由於權力即公理，強者往往會利用對手的弱點進行掠奪。在衝突激化時，在此類制裁下，傳統的金融資產安全將面臨巨大挑戰。戰爭時期的財富邏輯達利歐最後分析了戰爭環境下的經濟政策與財富保護邏輯。他指出，戰爭時期政府通常會實施嚴格的管制，包括配給制、價格控制、資本管制以及沒收資產。為了資助戰爭，政府會大量發行債務並將其貨幣化，導致貨幣貶值。因此，達利歐建議投資者在這一階段應極度警惕債務資產。歷史經驗表明，戰爭期間最好的財富貯藏手段通常是黃金，因為信貸在戰爭中往往不被接受或大幅貶值。他總結道，儘管大國興衰是歷史的必然，但若能明智地使用權力並維持生產力，周期演變的創傷程度是可以被管理的。但在當下，世界必須為即將到來的動盪與新秩序的痛苦磨合做好準備。以下是原文：官宣：世界秩序已瓦解 瑞·達里歐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被大多數領導人宣告死亡，其背後的圖景在題為《正在解構》的《2026年安全報告》中得以呈現。更具體地說，德國總理弗裡德里希·梅爾茨表示："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我們正處於一個"強權政治"時期。他明確表示，在這個新時代，自由"不再是理所當然"。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宏呼應了梅爾茨的判斷，並表示歐洲與先前世界秩序掛鉤的舊安全架構已不存在，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馬可·盧比歐表示，我們正處於一個"新的地緣政治時代"，因為"舊世界"已經消失。用我的話來說，我們正處於大周期中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出現巨大失序，源於我們身處一個沒有規則、強權即公理、大國衝突的時期。第六階段如何運作，在我的《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一書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中有詳細解釋。鑑於現在幾乎普遍認同1945年後的世界秩序已經瓦解，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秩序，我認為值得你花時間一讀。第六章：外部秩序與失序的大周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支配它們的秩序，無論是內部還是外部，其運作方式基本相同，並且相互交融。事實上，不久之前，內部秩序和外部秩序之間還沒有區別，因為國家之間沒有明確界定和相互承認的邊界。因此，我在上一章中描述的關於國家內部從有序到無序循環的六個階段，在國家之間也同樣適用，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國際關係更多地受制於赤裸裸的權力動態。這是因為所有治理體系都需要有效且商定的1）法律和立法能力，2）執法能力（例如，警察），3）裁決方式（例如，法官），以及4）明確且具體的、與罪行相適並得到執行的後果（例如，罰款和監禁）。而這些要素要麼不存在，要麼在指導國家間關係方面不如在指導國內關係時有效。儘管人們曾試圖讓外部秩序更遵守規則（例如，通過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但總體上它們都失敗了，因為這些組織沒有比最強大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當單個國家比國家集體擁有更多權力時，更強大的單個國家就會統治。這是因為權力至上，而平等的財富和權力很少能在不經鬥爭的情況下被放棄。當強國發生爭端時，它們不會讓律師向法官陳述案情。相反，它們相互威脅，要麼達成協議，要麼開戰。國際秩序遵循的是叢林法則，而非國際法。國家之間主要有五種類型的鬥爭，它們分別是貿易/經濟戰、科技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貿易/經濟戰主要指關於關稅、進出口限制以及其他在經濟上損害競爭對手的方式的衝突。科技戰則是關於那些技術可以共享、那些技術作為國家安全保護層面的衝突。地緣政治戰指關於領土和聯盟的衝突，這類衝突通常通過談判和明確或隱含的承諾解決，而非戰鬥。資本戰是通過金融工具施加的衝突，例如實施制裁，通過懲罰提供資金和信貸的機構及政府來切斷其資金和信貸，或是限制外國進入本國資本市場。軍事戰則是涉及實際射擊和部署軍隊的衝突。國家間的大多數鬥爭都屬於上述一個或多個類別（例如，網路戰在所有類別中都有一席之地）。這些鬥爭關乎財富和權力，以及與之相關的意識形態。雖然大多數此類戰爭不涉及射擊和殺戮，但它們都是權力鬥爭。在大多數情況下，前四種戰爭會隨著時間推移，演變為 競爭對手的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直到軍事戰爭開始。這些鬥爭和戰爭，無論是否涉及射擊和殺戮，都是一方對另一方施加權力的行為。它們可能是全面的，也可能是克制的，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以及對手的相對實力。但一旦軍事戰爭開始，其他四個維度都將被最大限度地武器化。正如前幾章所討論的，推動內部和外部周期的所有因素往往同時改善或惡化。當情況變糟時，可爭論的事情增多，導致更強的鬥爭傾向。這是人性，也是我們擁有大周期的原因，這個周期在好時期和壞時期之間搖擺。全面戰爭通常發生在當存在（對國家存續至關重要、以至於人民願意為之戰鬥和犧牲的）生存問題，且這些問題無法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時。由此引發的戰爭將明確那一方勝出並在後續事務中擁有霸權。這種關於誰制定規則的明確性，隨後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基礎。以下圖表顯示了自1500年以來歐洲內部與外部和平及衝突的周期，反映在它們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如你所見，有三個衝突起伏的大周期，平均每個約150年。雖然大型內戰和對外戰爭只持續很短時間，但它們通常是導致其發生的長期衝突的頂點。雖然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各自由經典周期驅動，但它們也是相互關聯的。如你所見，每個周期都由一段相對較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例如，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構成，這些時期為可怕而暴力的對外戰爭（例如，三十年戰爭、拿破崙戰爭和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種子。上行期（和平與繁榮時期）和下行期（蕭條和戰爭時期）都影響著整個世界。並非所有國家都會在主導大國繁榮時繁榮，因為一些國家的獲得是以他國為代價的。在你繼續閱讀時，請記住：關於戰爭，最可以確信的兩件事是：1）它不會按計畫進行，2）它會遠比想像的糟糕。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後續的許多原則都涉及避免熱戰的方法。儘管如此，無論出於好的還是壞的原因，熱戰還是會發生。需要明確的是，雖然我認為大多數戰爭是悲劇性的、為荒謬的理由而戰，但有些戰爭值得一打，因為不打的後果（例如，失去自由）是不可接受的。導致外部秩序變化的永恆普適力量正如我在第二章中解釋的，在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之後，對財富和權力的追求是最能激勵個人、家庭、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因素。因為財富等同於權力——即建立軍事力量、控制貿易和影響他國的能力——國內實力和軍事實力相輔相成。購買槍支（軍事力量）需要錢，購買黃油（國內社會開支需求）也需要錢。當一個國家未能提供足夠的任何一種時，它就容易受到國內外的反對。通過研究歷代王朝和歐洲帝國，我瞭解到，在開支上勝過競爭對手的財政實力是一個國家能擁有的最重要的實力之一。這就是美國在冷戰中擊敗蘇聯的方式。以正確的方式花足夠的錢，你就不必進行熱戰。長期成功取決於在不產生導致自身衰落的過度行為的情況下，維持"槍支"和"黃油"。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必須在財政上足夠強大，才能為其人民提供良好的生活水平和抵禦外敵的保護。真正成功的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長達200至300年。沒有一個國家能永遠做到這一點。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或者兩者兼而有之時，衝突就會產生。軍事戰爭的最大風險在於雙方同時擁有：1）大致相當的軍事實力，以及2）不可調和且關乎存亡的分歧。對立國家面臨的選擇——要麼戰鬥，要麼退讓——非常難以做出。兩者代價都很高——戰鬥以生命和金錢為代價，退讓則以地位喪失為代價，因為這顯示出軟弱，會導致支援減少。當兩個競爭實體各自擁有摧毀對方的能力時，雙方都必須有極高的信任，確信自己不會遭受對方不可接受的傷害或殺戮。然而，能夠妥善處理囚徒困境的情況極為罕見。雖然國際關係中除了最強大者強加給自己的規則外，沒有其他規則，但某些方法確實能比其他方法產生更好的結果。具體來說，那些更有可能帶來雙贏結果的方法，優於那些導致雙輸結果的方法。因此，這個至關重要的原則是：要獲得更多雙贏的結果，就需要在談判中考慮到對方和自身最重要的事項，並知道如何交換它們。熟練的合作以產生雙贏的關係，既能增加財富和權力，又能很好地分配它們，這遠比導致一方征服另一方的戰爭更有回報，痛苦也少得多。通過對手的眼睛看問題，並清晰地向他們識別並傳達你的紅線（即，不能妥協的事項），是做好這一點的關鍵。勝利意味著在不失去最重要事物的前提下得到最重要的事物，因此那些在生命和金錢上耗費遠超其收益的戰爭是愚蠢的。但"愚蠢"的戰爭仍然時有發生，原因我稍後會解釋。由於以下原因，人們太容易滑入愚蠢的戰爭：a）囚徒困境，b）針鋒相對的升級過程，c）衰落方認為退讓的代價過高，以及d）在需要快速決策時存在的誤解。 競爭對手的大國通常發現自己處於囚徒困境；他們需要方法讓對方確信自己不會試圖殺死對方，以免對方先下手為強。針鋒相對的升級是危險的，因為這要求每一方要麼升級，要麼失去對手在上一步行動中奪取的東西；這就像一場"膽小鬼遊戲"——逼得太緊就會迎頭相撞。不真實和情緒化的煽動性言論會增加愚蠢戰爭的危險，因此領導人最好在解釋局勢及其應對方式時做到真實和深思熟慮（這在民主國家尤其重要，因為民眾的意見至關重要）。最糟糕的情況是領導人在與其民眾打交道時不真實且情緒化，更糟的是他們接管媒體。總的來說，在雙贏關係和雙輸關係之間轉換的傾向以周期性方式發生。人們和帝國更可能在好時期合作，在壞時期鬥爭。當現有大國相對於崛起大國衰敗時，它自然傾向於維持現狀或現有規則，而崛起大國則希望改變它們，以符合實地不斷變化的事實。雖然我不知道"愛情和戰爭中一切都是公平的"這句話中關於愛情的部分，但我知道關於戰爭的部分是正確的。例如，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當英國人排成排準備戰鬥，而美國革命者從樹後向他們射擊時，英國人認為這不公平並抱怨。革命者贏了，他們認為英國人愚蠢，並且獨立和自由的事業證明了改變戰爭規則是正當的。事情就是這樣。這引出了我的最後一條原則：擁有權力，尊重權力，並明智地使用權力。擁有權力是好的，因為權力總能戰勝協議、規則和法律。當事情發展到緊要關頭，那些有能力強制執行自己對規則和法律的解釋，或者有能力推翻它們的人，會得到他們想要的。尊重權力很重要，因為打一場會輸的戰爭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是通過談判達成儘可能最好的解決方案（除非你想成為烈士，這通常是出於愚蠢的自我原因，而非明智的戰略原因）。明智地使用權力也很重要。明智地使用權力不一定意味著強迫他人給你想要的東西——即欺凌他們。它包括認識到慷慨和信任是產生雙贏關係的有力因素，雙贏關係比雙輸關係有利得多。換句話說，很多時候，使用"硬實力"並非最佳途徑，而使用"軟實力"更為可取。在考慮如何明智地使用權力時，決定何時達成協議、何時開戰也很重要。為此，一方必須設想其權力將如何隨時間變化。在自己的權力最大時，利用權力談判達成協議、執行協議或發動戰爭是可取的。這意味著，如果自己的相對權力在下降，那麼早打有利；如果自己的權力在上升，那麼晚打有利。如果處於雙輸關係中，必須以某種方式擺脫它，最好是通過分離，儘管也可能通過戰爭。要明智地處理自己的權力，通常最好不要顯露它，因為這會讓他人感到威脅，並建立他們自己的威脅性力量，導致相互升級，危及雙方。權力通常最好被當作一把隱藏的刀，在發生戰鬥時可以拿出來。但有時，展示權力並威脅使用它，對於改善談判地位和防止戰鬥最為有效。瞭解對方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事項，特別是他們願意為什麼而戰、不願意為什麼而戰，能讓你找到雙方都認為是解決爭端的公平平衡點。雖然擁有權力通常是可取的，但不擁有自己不需要的權力也是可取的。因為維持權力會消耗資源，最重要的是你的時間和金錢。而且，權力伴隨著責任的重擔。我常常驚訝於權力較小的人可能比權力較大的人幸福得多。案例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既然我們已經涵蓋了驅動外部秩序和失序周期的動態和原則（這些是通過研究許多案例得出的），我想簡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案例，因為它提供了從和平走向戰爭的典型動態的最新例證。雖然這只是一個案例，但它清晰地展示了三大周期——即貨幣和信貸周期、內部秩序/失序周期以及外部秩序/失序周期——的交匯如何為災難性戰爭創造了條件，並為新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的故事本身就非常有趣，但它們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它們提供了幫助我們思考當前局勢和未來可能性的經驗教訓。通往戰爭之路為了幫助描繪20世紀30年代的圖景，我將簡要回顧導致1939年歐洲戰爭正式爆發和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地緣政治要點。然後，我將快速掠過戰爭本身以及1945年美國處於權力巔峰時新世界秩序的開端。1929年大崩盤之後的全球蕭條導致幾乎所有國家都出現了關於財富的巨大內部衝突。這導致它們轉向更民粹主義、威權主義、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領導人和政策。這些轉向要麼偏右，要麼偏左，程度因各國國情及其民主或威權傳統的力量而異。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極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不那麼完善的民主傳統導致了極端的內部衝突，轉向了右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就像在蘇聯，它同樣經歷了極端狀況且沒有民主經驗，在不同時期轉向了左翼的民粹主義/威權領導人。美國和英國擁有更強大的民主傳統，經濟狀況也不那麼嚴峻，因此它們變得比過去更民粹主義和威權主義，但遠不及其他國家。德國和日本雖然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背負了巨額賠款債務，但到1929年，通過楊格計畫該計畫提供了可觀的債務減免，並要求外國軍隊在1930年前撤出德國），它開始擺脫枷鎖。但全球蕭條嚴重打擊了德國，導致近25%的失業率、大規模破產和普遍貧困。典型的情況是，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之間發生了鬥爭。主要的民粹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民族屈辱的情緒，煽動起民族主義狂熱，將《凡爾賽條約》及其施加國視為敵人。他制定了一個25點民族主義綱領，並圍繞它爭取支援。為了應對內部鬥爭和恢復秩序的願望，希特勒於1933年1月被任命為總理。兩個月後，納粹黨在德國國會贏得了最多的支援和席位。希特勒拒絕支付任何進一步的賠款債務，退出國際聯盟，並於1934年對德國實行威權控制。身兼總理和總統雙重職務，他成為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民主國家中，總有一些法律允許領導人攫取特殊權力；希特勒攫取了所有這些權力。他援引魏瑪憲法第48條，終止了許多公民權利，並強行通過了《授權法》，允許他在不經國會和總統批准的情況下通過法律。他對任何反對派都毫不留情——他審查或控制報紙和廣播公司，建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來剷除和鎮壓反對派，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沒收新教教會的資金，並逮捕反對他的教會官員。他宣稱雅利安人種優越，禁止非雅利安人在政府任職。希特勒採取同樣的威權/法西斯主義手段重建德國經濟，同時實施大規模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畫。他將國有企業私有化，鼓勵企業投資，積極行動以提高雅利安德國人的生活水平。例如，他創立大眾汽車公司，讓汽車變得負擔得起、觸手可及，並指導建設高速公路。他通過強迫銀行購買政府債券來為這些大幅增加的政府開支融資。所產生的債務由公司收益和中央銀行（帝國銀行）將債務貨幣化來償還。這些財政政策大體上有效地實現了希特勒的目標。這是另一個例子，說明如果借來的資金投入到能提高生產力並產生足夠現金流來償還債務的投資中，用本國貨幣借款、增加本國債務和赤字可以非常有成效。即使不能覆蓋100%的償債成本，它也能在實現國家經濟目標方面極具成本效益。至於這些政策的經濟效果，當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時，失業率為25%。到1938年，失業率為零。希特勒掌權後的五年裡，人均收入增長了22%，1934年至1938年間，實際增長率平均超過8%。如下圖所示，1933年至1938年間，德國股市穩步上漲了近70%，直到熱戰開始。1935年，希特勒開始建立軍隊，規定雅利安人必須服兵役。德國的軍費開支增長速度遠超任何其他國家，因為德國經濟需要更多資源來為其提供動力，並且它打算利用其軍事力量奪取這些資源。與德國一樣，日本也受到蕭條的異常嚴重打擊，並因此變得更加威權。日本尤其容易受到蕭條的影響，因為作為一個沒有足夠自然資源的島國，它依賴出口獲取收入來進口必需品。當1929年至1931年間日本出口下降約50%時，其經濟遭受重創。1931年，日本破產了——即被迫耗盡黃金儲備，放棄金本位制，讓其貨幣貶值，導致其購買力枯竭。這些可怕的條件和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到1932年，右翼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大規模抬頭，希望能強行恢復秩序和經濟穩定。日本開始通過從其他國家奪取所需自然資源（例如，石油、鐵、煤和橡膠）和人力資源（即奴隸勞工），於1931年入侵滿洲，並向亞洲各地擴張。與德國一樣，可以說日本通過軍事侵略獲取所需資源的途徑，比依賴傳統貿易和經濟做法更具成本效益。1934年，日本部分地區發生嚴重饑荒，導致更多政治動盪，並加強了右翼、軍國主義、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運動。在隨後的幾年裡，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統制經濟日益強大，建立了軍事工業複合體，以保護其在東亞和北部的現有基地，並支援其對其他國家的侵犯。與德國的情況一樣，雖然大多數日本公司仍為私有，但其生產受政府控制。要理解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我們可以考察一個國家在選擇其治理方式時通常需要做出的三個重大選擇。首先是決策方式，是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模式，還是自上而下的威權模式。其次是生產所有權的歸屬。最後是價值觀導向，是將個人福祉視為首要的個人主義，還是將整體福祉視為首要的集體主義。法西斯主義在這三個維度上的選擇是明確的：它奉行威權的決策方式，堅持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並強調以集體利益為最高導向。法西斯主義者相信，自上而下的威權領導——即政府指導私營公司的生產，使個人滿足感服從於國家成功——是使國家及其人民更富裕、更強大的最佳途徑。美國與盟國在美國，1929年後債務問題對美國銀行來說是毀滅性的，這限制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的貸款，損害了國際借款者。與此同時，蕭條造成了需求疲軟，導致美國進口和其他國家對美銷售崩潰。隨著收入減弱，需求下降，更多的信貸問題發生，形成自我強化的經濟下行螺旋。美國的回應是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以保障就業，通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提高關稅，這進一步加劇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狀況。在經濟不景氣時提高關稅以保護本國企業和就業是常見的做法，但這會導致效率降低，因為生產不在最具效率的地方進行。最終，關稅會導致全球經濟更加疲軟，因為關稅戰會使施加關稅的國家失去出口。不過，關稅確實使受其保護的實體受益，並且可以為施加關稅的領導人創造政治支援。蘇聯尚未從其1917-22年毀滅性的革命和內戰中恢復過來，還有一場輸給德國的戰爭、一場代價高昂的對波蘭戰爭以及1921年的饑荒，並且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飽受政治清洗和經濟困境的折磨。因此，當1930年情況惡化且關稅開始實施時，這些國家糟糕的狀況變成了絕望的境地。更糟糕的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和蘇聯都發生了乾旱。自然災害（例如，乾旱、洪水和瘟疫）常常導致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當與其他不利條件相結合時，就會導致劇烈的衝突時期。加上極端的政府政策，蘇聯有數百萬人死亡。與此同時，內部政治鬥爭和對納粹德國的恐懼導致數十萬人被清洗，他們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槍決。通縮性蕭條是由債務人手中沒有足夠的資金償還債務而引發的債務危機。它們不可避免地導致印鈔、債務重組以及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會增加貨幣和信貸的供應，並降低其價值。唯一的問題是政府官員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採取這一舉措。以美國為例，從1929年10月的崩盤到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1933年3月的行動，花了三年半時間。在羅斯福上任的頭一百天裡，他建立了幾個大規模的政府支出計畫，這些計畫通過大幅增稅和由聯準會貨幣化的債務融資的巨大預算赤字來支付。他實施了就業計畫、失業保險、社會保障支援以及有利於勞工和工會的計畫。在他1935年的稅收法案（當時俗稱"向富人徵稅"）之後，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升至75%（而1930年最低為25%）。到1941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1%，公司稅最高稅率為31%，而1930年為12%。羅斯福還徵收了其他一些稅種。儘管有所有這些稅收以及經濟回升帶來的稅收增加，但由於支出增長如此之大，預算赤字仍從GDP的1%左右增加到約4%。從1933年到1936年底，股市回報率超過200%，經濟以驚人的平均實際增長率約9%增長。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和信貸以抗擊通膨並減緩過熱的經濟，這導致脆弱的美國經濟重新陷入衰退，其他主要經濟體也隨之走弱，進一步加劇了國家內部和國家間的緊張局勢。與此同時，在歐洲，西班牙左翼民粹主義者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之間的衝突爆發為殘酷的西班牙內戰。右翼的佛朗哥在希特勒的支援下，成功清除了西班牙的左翼反對派。在嚴重經濟困境和巨大貧富差距的時期，通常會發生革命性的大規模財富再分配。當以和平方式進行時，這些是通過對富人大幅增稅以及增加貨幣供應使債務人債權貶值來實現的；當以暴力方式進行時，則是通過強制沒收資產來實現的。在美國和英國，雖然發生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再分配，但資本主義和民主得以維持。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西班牙，情況則並非如此。在熱戰開始之前，通常先有經濟戰。同樣典型的是，在宣佈全面戰爭之前，大約有十年的經濟、技術、地緣政治和資本戰爭，在此期間，衝突中的大國相互威懾，試探對方力量的極限。雖然1939年和1941年被認為是歐洲和太平洋戰爭的正式開始，但衝突實際上大約在十年前就開始了。除了國家內部出於經濟動機的衝突及其引發的政治轉變外，所有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日益加劇的外部經濟衝突，因為它們爭奪著不斷縮小的經濟蛋糕中更大的份額。由於支配國際關係的是權力而非法律，德國和日本變得更加擴張主義，並開始在爭奪資源和領土影響力的競爭中越來越多地試探英國、美國和法國。在繼續描述熱戰之前，我想詳細說明經濟資本工具被武器化時使用的常見策略。這些策略在過去是常見的做法，如今也依然被沿用。其中包括資產凍結或沒收，即阻止對手使用或出售其賴以生存的外國資產。這類措施的範圍很廣，既可以是針對一國境內特定群體的資產凍結，例如美國目前對伊朗革命衛隊的制裁，或是二戰初期美國對日本資產的凍結；也可能升級為更嚴厲的手段，比如單方面拒絕償還債務，甚至直接沒收一個國家的資產。另一種策略是阻斷資本市場准入，即阻止一個國家進入其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例如1887年德國就曾通過禁止購買俄羅斯證券和債務，來阻礙俄國的軍事建設。此外，禁運與封鎖也是常用手段，其目的在於通過阻止本國境內的商品或服務貿易，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阻斷與中立第三方的貿易，來削弱目標國家或阻止其獲得必需物資。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包括二戰期間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以及切斷日本船隻通過巴拿馬運河的通道。同樣，也可以阻止目標國家的出口流向其他國家，從而切斷其收入來源，正如拿破崙戰爭期間法國對英國實施的封鎖。熱戰開始1937年11月，希特勒秘密會見他的高級官員，宣佈他為獲取資源、統一雅利安人種而進行德國擴張的計畫。隨後他將這些計畫付諸行動，首先吞併奧地利，然後奪取了當時屬於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含石油資源的地區。歐洲和美國警惕地注視著，不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破壞之後這麼快就被捲入另一場戰爭。與所有戰爭一樣，未知遠大於已知，因為a） 競爭對手 大國只有在實力大致相當的情況下才會開戰（否則對於明顯較弱的一方來說，這將是愚蠢的自殺行為），並且b）有太多可能的行動和反應無法預料。熱戰開始時唯一知道的是，它可能會極其痛苦，甚至可能具有毀滅性。因此，明智的領導人通常只在對方將他們逼到要麼戰鬥、要麼因退讓而失敗的境地時才會開戰。對盟國來說，那個時刻在1939年9月1日到來，當時德國入侵波蘭。德國看起來勢不可擋；它很快佔領了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法國，並加強了與日本和義大利的聯盟，後兩者有共同的敵人且在意識形態上一致。通過迅速奪取領土（例如，石油資源豐富的羅馬尼亞），希特勒的軍隊得以保存其現有石油資源並迅速獲得新資源。對自然資源的渴望和獲取，仍然是納粹戰爭機器將戰役推向俄羅斯和中東的主要驅動力。與蘇聯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問題是何時。儘管德國和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德國還是在1941年6月入侵了蘇聯，這使德國陷入了一場代價高昂的兩線戰爭。1940年11月，羅斯福在承諾讓美國遠離戰爭的競選綱領後贏得連任，儘管美國已經在採取經濟行動保護其利益，尤其是在太平洋地區，通過經濟支援幫助其同情的國家，並對不同情的國家實施經濟制裁。早在1940年，戰爭部長亨利·史汀生就發起了對日本的經濟制裁，最終在1940年出台了《出口管製法》。1940年中，美國將美國太平洋艦隊調往夏威夷。10月，美國加強禁運，限制"向除英國和西半球國家以外的所有目的地出口所有鋼鐵"。該計畫旨在切斷日本的資源，以迫使其從佔領的大部分地區撤退。1941年3月，國會通過了《租借法案》，允許美國向其認為行為"對美國國防至關重要"的國家出借或租賃戰爭物資，這些國家包括英國、蘇聯。幫助盟國對美國在地緣政治和經濟上都有利，因為它通過向這些在戰時掙扎維持生產的准盟國出售武器、食品和其他物品賺了很多錢。但其動機並非純粹是僱傭兵式的。英國資金（即黃金）耗盡，因此美國允許他們推遲到戰後付款（在某些情況下完全免除付款）。雖然不是明確的宣戰，但《租借法案》實際上結束了美國的中立地位。當國家衰弱時，對立國家會利用其弱點獲取利益。法國、荷蘭和英國在亞洲都有殖民地。由於在歐洲戰事中戰線過長，它們無力保衛這些殖民地抵禦日本。從1940年9月開始，日本入侵了東南亞的幾個殖民地，從法屬印度支那開始，將其所謂的"南方資源區"納入其"大東亞共榮圈"。1941年，日本奪取了荷屬東印度群島的石油儲備。日本的領土擴張對美國自身的太平洋野心構成威脅。1941年7月和8月，羅斯福的回應是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對日本船隻關閉巴拿馬運河，並對日本禁運石油和天然氣。這切斷了日本四分之三的貿易和80%的石油供應。日本估計其石油將在兩年內耗盡。這使日本面臨要麼退讓，要麼攻擊美國的選擇。1941年12月7日和8日，日本對美國在珍珠港和菲律賓的軍事力量發動了協同攻擊。這標誌著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並使美國也捲入了歐洲的戰爭。雖然日本沒有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贏得戰爭的計畫，但最樂觀的日本領導人相信，美國會因為兩線作戰而失敗，並且因為其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不如日本和德國的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制度及其指揮軍事工業複合體。他們還相信，他們更有意願為國家忍受痛苦和犧牲，這是決定那方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戰爭中，忍受痛苦的能力甚至比施加痛苦的能力更重要。戰時經濟政策正如值得注意典型的國際經濟戰策略一樣，也值得注意國家內部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這些包括政府幾乎對所有事情的控制，因為國家將其資源從盈利轉向戰爭——例如，政府決定：a）允許生產那些物品，b）那些物品可以以何種數量買賣（配給制），c）那些物品可以進出口，d）價格、工資和利潤，e）對自己金融資產的訪問權，以及f）將個人資金轉移出境的能力。由於戰爭代價高昂，通常情況下，政府會：g）發行大量被貨幣化的債務，h）依賴黃金等非信貸貨幣進行國際交易，因為其信用不被接受，i）更威權地治理，j）對敵人實施各種類型的經濟制裁，包括切斷其進入資本市場的途徑，以及k）遭遇敵人對它們實施這些制裁。當美國在珍珠港事件後加入歐洲和太平洋戰爭時，大多數國家都實施了典型的戰時經濟政策，領導人們更威權的手段得到了民眾的廣泛支援。熱戰期間的市場波動深受政府控制以及隨著勝負機率變化，各國在戰役中表現的影響。許多國家普遍關閉了股市，使股票投資者被困，無法動用他們的資本。我還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貨幣和信貸在非盟國之間通常不被普遍接受，因為人們有理由擔心貨幣是否還有價值。如前所述，黃金——或者在某些情況下，白銀或實物交易——是戰爭時期的硬通貨。在這種時候，價格和資本流動通常受到控制，所以很難說許多東西的真實價格是多少。因為輸掉戰爭通常會導致財富和權力完全喪失，那些在戰爭年代仍保持開放的股市的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在關鍵戰役中的表現，因為這些結果改變了雙方勝利或失敗的機率。例如，德國股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表現優於他國，當時德國佔領了領土並確立了軍事優勢，而在美國、英國等盟國力量扭轉戰局後，其表現落後。1942年中途島海戰後，盟國股市幾乎持續上漲直到戰爭結束，而軸心國股市則持平或下跌。如圖所示，德國和日本股市在戰爭結束時都關閉了，大約五年後才重新開放，重新開放時幾乎價值全無，而美國股市則極為強勁。在戰爭時期保護財富是困難的，因為正常經濟活動受限，傳統上的安全投資並不安全，資本流動性受限，當人民和國家為生存而戰時，還會徵收高額稅收。相對於將財富再分配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的需求，保護既有者的財富並非優先事項。至於投資，應該賣出所有債務，買入黃金，因為戰爭是通過借貸和印鈔來融資的，這會貶低債務和貨幣的價值，而且人們有理由不願接受信貸。結論每個世界強國都有其輝煌時期，這得益於其獨特的環境和其性格與文化的本質（例如，他們擁有強烈的職業道德、智慧、紀律、教育等基本要素），但它們最終都會衰落。有些國家衰落得比其他國家更平穩，創傷更小，但終究會衰落。創傷性的衰落可能導致歷史上最糟糕的時期，屆時圍繞財富和權力的大戰在經濟和人類生命方面都證明是代價極其高昂的。儘管如此，如果處於富強階段的國家保持生產力，收入超過支出，使制度為其大多數民眾良好運作，並設法與其最重要的競爭對手建立並維持雙贏關係，那麼這種周期就不必如此發展。許多帝國和王朝維持了數百年，而美國，已經245歲了，已經證明自己是壽命最長的國家之一。 (invest wallstreet)

導讀：歐美現在才知道，幾年前一心想通過打貿易戰、科技戰、晶片戰搞死中國，沒想到卻倒逼中國自主可控。中國曾經也篤信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沒想到中國才融入WTO，歐美就又要去全球了，並糾結一眾盟國與僕從國，無底線制裁打壓中國，走投無路、逼上梁山的中國只有自主可控一條路了。現在多數產品都能自己製造，何必捨近求遠？終於輪到歐洲沒活路了，那是它們自找的，活該了！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羅賓·哈丁最近到中國轉了一圈，回來後頗有怨言，覺得中國什麼都想自己造，不願買別人的東西，這讓歐洲感覺快被逼到絕境，心裡既無奈又生氣。他在中國看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景象，從大城市到偏僻的鄉村，到處都是工廠，生產活動熱火朝天。更讓他驚訝的是，中國商店裡擺滿了琳瑯滿目的商品，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幾乎都是“中國製造”。相反，進口商品，尤其是歐洲貨，非常少見。再看看歐洲，情況卻相反，越來越多的貨架被來自中國的商品佔據。這些中國商品不僅價格實惠，質量也很好，深受歐洲消費者喜愛。這讓羅賓·哈丁提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貿易的本質是交換，為什麼中國大量向外出口，卻很少從國外進口呢？他認為，這可能是導致歐洲工業衰退的原因之一，感覺不太公平。事實上，羅賓·哈丁觀察到的現象確實存在。2024年，歐盟從中國進口了5178億歐元商品，而對華出口僅為2133億歐元。尤其是在純電動汽車方面，歐盟進口的超過一半（55%）都來自中國。此外，約有46億個來自中國的包裹通過跨境電商進入歐盟，對歐洲本土零售業造成了巨大衝擊。過去二十年裡，歐盟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從18%降到了11%。即使歐洲對一些中國商品加了關稅，消費者還是更願意買中國貨，因為歐洲本土產能短期內無法滿足需求。歐洲有權加征關稅，但無法阻止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其實羅賓·哈丁不必過於氣惱。消費者的選擇才是最好的“試金石”，他們清楚地知道什麼東西質量好、價格實惠、又好用。如果歐洲商品想多賣到中國，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自己的產品做好，使之更有競爭力。如果歐洲產品質量更勝一籌，價格更低，中國的消費者自然也會買帳。貿易的本質確實是交換，但消費者的選擇決定了貿易的流向，這才是貿易不平衡的直接原因。所以，歐洲應該多從自身產品上找原因：為什麼本國消費者不喜歡本國產品，卻偏愛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這才是歐洲現在最應該解決的問題。貿易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卻更加扎心，必須進一步追溯導致中國製造如此具有競爭力的直接原因，那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聯手對中國的經濟和科技的可勁圍堵。現在才知道，剛剛就在幾年前，歐美們一心想通過打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晶片戰搞死中國，不僅美國高端晶片對中國市場封鎖，還唆使歐美眾多盟國、糾結日韓等僕從國一起封鎖中國，不僅不賣高給中國高端晶片，還全面向禁售光刻機、光刻膠等晶片製造必須的裝備和材料，妄想根本上遏死中國高端產業，這就倒逼中國實行自主可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也曾經數十年篤信市場化、私有化，篤信全球化分工，篤信西方的契約精神，沒想到中國才融入WTO，歐美就聯手將全球化規則棄之如蔽履，以經濟強權、科技霸權的“實力地位”，無底線打壓遏制中國和中國企業，中國走投無路、被逼無奈的結果也只有自主可控一條路。中國不自己造，難道還等死？對中國國內市場，多數產品都能自己造了，何必捨近求遠呢？所以，這一切都是歐美自己一手造成的，不斷升級霸凌中國，做太絕以致遭到了市場規律的無情反噬。從“十四五”規劃開始，中國就把製造業放在最核心的位置。高端晶片、工業軟體、大型飛機、高端設備，每一個領域都在砸錢攻克。比如光刻機，中國過去每年都從荷蘭進口幾十上百億美元的裝置。但現在，無論是上海微電子裝置公司，還是長三角的新凱來公司，一批批科研團隊正在加班加點搞國產替代。目標很明確——先學會，再超越，然後賣出去。這種模式，已經在高鐵、太陽能、通訊裝置等領域屢試不爽。歐洲人以為自己在技術上高高在上，結果沒想到，中國不僅學得快，還做得比他們便宜。中歐之間的貿易邏輯正悄然改變，過去是“你有技術我有市場”，現在變成“我既有市場也有技術”。歐洲的出口商們發現，中國不再像以前那樣大量購買高端裝置，也不再一味追捧西方品牌。教育領域也開始變化。歐洲曾經是中國留學生的首選地，如今，清華、北大的科研成果頻頻登上國際頂刊，在某些學科甚至已經超過了西方高校。人才“西進”的潮流正在減速，未來很可能轉成“本地培養、全球輸出”。中國不想再被“卡脖子”。歐美國家這幾年用出口管制“教訓”了中國太多次。晶片、軟體、航空發動機，能封鎖的全封鎖。中國在經歷了華為、中興的風波後，終於認清了一個現實：關乎國家命脈的東西，絕不能依賴別人。高盛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未來的“出口擠出效應”將導致德國經濟每年減少0.3%的增長。這個數字看似不大，但對於一個經濟體量如此龐大的國家來說，足以引發系統性風險。歐洲的媒體開始頻繁討論“該如何應對中國製造的全面崛起”。布魯塞爾的官員們也陷入焦慮：如果繼續自由貿易，歐洲製造業會被擊穿；如果搞貿易壁壘，又可能引發中國的激烈反制。電動汽車、太陽能光狀板、動力電池，中國已經從“買技術”變成了“賣產品”，歐洲幾乎找不到一個能完全避開中國競爭的產業。人工智慧領域的對比更是明顯。全球AI專利中國佔29.2%，而德國只有4.4%。這幾乎是一個代差。歐洲央行行長拉加德都承認，歐洲已經“錯過了成為AI領導者的窗口期”。在綠色能源轉型方面，歐洲高度依賴中國的稀土、鎵、鍺等關鍵原料，一旦中國收緊出口，整個綠色轉型計畫都得往後推。正如哈丁說的，歐洲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個艱難的選擇，和一個糟糕的選擇”。艱難的選擇，就是進行系統改革，減少福利、放鬆監管，像美國那樣在科技上尋找突破口。但這條路政治阻力太大，執行難度極高。糟糕的選擇，就是走貿易保護主義的老路。設立壁壘、加征關稅，強行“保住”本土產業。但這條路風險極高，一旦中國反制，整個全球貿易體系可能崩潰。中國對美國的反制已經是有理有節，一旦歐洲也加入戰團，中國的反應可能更為激烈。最近發生在荷蘭安世公司身上的事，就是一個典型實例。如今的中國，已不再是1840年的中國，不論是經濟、科技、金融還是軍事實力，已經不懼歐美列強的威懾，中國正從“世界工廠”蛻變為“全能開發者”，電動汽車銷量逆襲歐洲55%，國產DUV、EUV光刻機已經全面突圍，中國“不想再被卡脖子”的戰略決心，交讓歐洲面臨艱難抉擇——要麼好好合作，要麼築牆自困。這場製造業博弈，中國已掌握了重寫遊戲規則的主動權。在完成了《中國製造2025》和國家“十四五”規劃之後，2025年中國已經啟動新一輪製造業升級計畫。在珠三角、長三角，一大批項目正在落地，從工業母機到雷射雷達，從氫能源到新材料，產業升級的速度超出了許多歐洲人的想像。與此同時，中國還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越來越多的“一帶一路”國家開始用人民幣結算，中國的全球金融影響力也在逐步提升。一套“出口—投資—貨幣國際化”的閉環正在形成。當中國不再依賴西方市場和技術時，它就能掌握全球經濟更多主動權。中國製造的崛起已不是偶然，而是中國國家戰略的必然推進。 (星辰時空)

5月開始，中國暫停進口美國大豆，令美國豆農失去了最大買家、出口暴跌、價格崩盤，數十億美元的大豆滯銷，許多家庭農場瀕臨破產。10月30日，中美兩國元首在韓國釜山會晤，美國國內高度關注談判結果，尤其是焦慮的豆農群體。中美雙方在吉隆坡經貿磋商中就芬太尼禁毒合作、擴大農產品貿易、企業個案處理等議題達成共識。《紐約時報》報導稱，此次成果可被視為“為期一年的休戰”，但農產品採購協議是否需要重新談判仍不確定，而中國是否會恢復大規模進口美國大豆、棉花、高粱及堅果等農產品，也仍待觀察。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三位研究者聯合發佈深度評論。文章以2025年中美農業貿易動態為核心，剖析美國大豆、牛肉、杏仁等關鍵農產品出口的銳減困境，揭示貿易戰背後全球供應鏈重構、美國農民生存壓力及長期戰略市場流失等深層問題。美國農業部門再次陷入中美貿易戰的“交火”之中。數十年來，中國龐大的農業市場一直是美國農產品出口的首要目的地。如今，隨著美中兩國不斷升級關稅及其他報復性措施，美國農民正急於尋找新買家，而中國消費者也在轉向其他供應來源。與2018年貿易戰（據估算導致美國農產品出口減少超270億美元）不同，當前的貿易爭端還疊加了美國國內投入成本上升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這不僅造成短期市場混亂，更可能標誌著全球農業貿易格局將發生重大重組，影響範圍將涵蓋拉丁美洲、歐洲及澳大利亞。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大幅下滑為應對來自美國的日益增長的經濟壓力，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商採取了一系列關稅及其他報復性措施。2025年春季，中國對許多美國進口農產品的關稅提高了10至15個百分點。這些加征的關稅使眾多美國農產品失去競爭力，促使中國買家轉向其他供應國。美國出口商還面臨新的非關稅貿易壁壘，這些壁壘為其產品進入中國市場設定了監管障礙。除此之外，美國農民還面臨投入成本上升的問題——這不僅擠壓了他們的利潤空間，還推高了農產品價格，進一步削弱了其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這些趨勢共同對美國農業部門造成了沉重打擊。根據貿易資料監測機構（Trade Data Monitor）的資料及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計算，自2025年1月以來，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已減少逾68億美元，降幅高達73%，令人震驚。美國南部和中西部地區受影響最為嚴重，因為大豆、棉花和穀物在這些州的經濟中佔據重要地位。而西海岸、西部山區和東北部地區也未能倖免，堅果類和肉類產品等行業的出口同樣出現下滑。圖1：農業出口損失集中在美國南部和中西部2025年1 - 7月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同比變化百分比美國農產品出口商正急於尋找其他買家，以填補失去中國市場後的空缺。不同行業的應對成效各異：玉米行業憑藉全球玉米需求增長，調整速度最快；棉花種植者也抓住機遇，利用紡織製造商從中國向越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轉移的大趨勢實現了市場轉向。相比之下，牛肉和高粱出口商則未能在其他市場彌補損失。圖2：美國農業各行業在脫離中國市場多元化方面成效各異2025年1 - 7月與2024年同期美國農產品出口差異然而，即便成功實現市場多元化的行業，其未來也充滿不確定性。美國與印度、歐盟等其他貿易夥伴的貿易緊張局勢仍時起時伏，美國出口商必須應對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暗流。部分農民可能會轉而將過剩產品銷往國內市場。2025年1月至7月，美國農產品進口總額增長了8%，但新鮮蔬菜、植物油和活畜等部分產品的進口量在同期卻下降了15%以上。這種趨勢可能為陷入困境的農民帶來機遇，但他們仍需面對同樣不確定的政策環境，且轉型成本可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大豆種植戶損失最為慘重美國農產品出口下滑在大豆行業表現得最為劇烈。按價值計算，大豆是美國出口額最高的農產品——2024年出口額超過240億美元，而中國曆來是其最大買家。但在2025年4月中國將美國大豆關稅上調至34%後，中國對美國大豆的進口量幾乎降至零，且目前尚無復甦跡象。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估算，截至2025年10月，美國農民對中國的大豆出口損失將達57億美元（相較於過去四年的平均出口額）。大豆行業具有明顯的周期性，10月和11月是收穫旺季，也是銷售高峰期。若在此期間銷售仍停滯不前，美國農民的損失還將進一步擴大。圖3：美國對中國大豆出口趨於停滯2025年與2020 - 2024年平均水平相比，美國月度對中國大豆出口（美元）2018年中美大豆貿易爭端為我們提供了歷史教訓，揭示了收穫季錯失銷售機會的代價。當年，中國同樣對美國大豆加征關稅，導致美國大豆出口銳減。儘管雙方最終在2018年12月達成和解，但協議達成時已錯過收穫季的銷售高峰，美國大豆出口幾乎相當於損失了一整年的量。圖4：2018年貿易戰預示著錯失出口周期美國對中國大豆出口，三個月移動平均值（美元）根據貿易資料監測機構的資料及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計算，2018年美國大豆出口總額較2015-2017年的均值減少了92億美元，這一數字與川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農業救助計畫規模大致相當。若美中兩國不能盡快達成協議以避免更大損失，推出新一輪類似救助計畫的壓力可能會增大。中國減少美國大豆進口後，最大的受益者是巴西。由於巴西大豆的種植和收穫季節與美國大致相反，中國通常在每年上半年採購巴西大豆，下半年採購美國大豆。但美國市場的不確定性促使中國買家提前完成了從巴西的年度採購量。結果，自2025年初以來，巴西每月大豆出口量較歷史平均水平高出10.7%。為實現這一目標，巴西農民正砍伐亞馬遜雨林，以開闢更多大豆種植用地。圖5：巴西和阿根廷正在取代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2025年1 - 8月與2020 - 2024年同期平均水平相比，對中國大豆出口差異（美元）然而，單靠巴西無法完全填補中國減少美國大豆進口後的空缺，阿根廷也在介入以彌補這一缺口。阿根廷大豆行業規模遠小於巴西——2024年阿根廷大豆出口額為20億美元，而巴西為430億美元。但在新的稅收減免政策支援下，阿根廷大豆行業正急於搶佔中國未被滿足的需求。2025年1月至8月，阿根廷大豆出口總額較2024年同期增長了21%以上。阿根廷大豆出口的激增，對川普政府的外交政策重點——即向布宜諾斯艾利斯提供200億美元救助計畫——構成了阻力，該計畫正受到美國大豆主產州參議員的批評。除了這些顯著的同比波動外，美國大豆種植戶在滿足中國市場需求方面還面臨長期結構性挑戰。在中國“糧食安全”戰略（習近平提出）的指引下，中國大豆採購商正努力減少對美國等地緣政治風險較高的進口來源的依賴，實現供應多元化。因此，美國在中國大豆進口中的佔比從2012年的49%降至2024年的27%。未來幾年，中國的政策導向及持續的市場不確定性可能會使這一佔比進一步下降。貿易戰影響蔓延至牛肉、杏仁等其他行業並非只有大豆行業面臨中國的報復性貿易壁壘，美國牛肉出口商也成為政策環境變化的受害者。2025年3月，中國允許數百家美國牛肉加工廠的出口許可證到期失效，實質上禁止了這些企業向中國出口牛肉。此後，美國對中國的月度牛肉出口量下降了90%以上。中國減少的這部分牛肉進口，大部分被澳大利亞牛肉出口所填補，同期澳大利亞牛肉對中國出口大幅激增。圖6：澳大利亞正在取代美國對中國的牛肉出口對中國牛肉出口，三個月移動平均值（美元）出口損失的影響已波及美國農業核心地帶。2023年，德克薩斯州、堪薩斯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各自的牛肉產品出口額均超過10億美元，同年有五個州將牛肉列為首要農產品出口品類。由於中國是這些地區牛肉出口的主要市場，中國的報復性貿易壁壘正迫使當地農民重新審視其經營策略。美國杏仁種植戶同樣感受到了貿易戰的衝擊，主要原因是中國在2025年3月將杏仁進口關稅上調至45%。加利福尼亞州受影響最為嚴重，該州產出的杏仁佔全球供應量的近80%。不過，與牛肉和大豆行業不同，杏仁種植戶通過2018年啟動的專項多元化戰略，努力降低了貿易衝擊的影響。這一戰略幫助他們開拓了新市場，並將風險分散到多個買家——其中最顯著的是印度，目前印度已成為美國杏仁出口的最大市場。得益於這些舉措，中國從2018年美國杏仁第三大進口國，降至2025年前7個月的第十大進口國（資料基於貿易資料監測機構資料及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計算）。這一戰略為農民如何通過市場多元化降低貿易戰衝擊風險提供了可行方案。但即便農民逐漸脫離中國市場，他們仍需應對全球其他地區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以杏仁行業為例，川普政府對印度加征50%關稅，影響了雙邊貿易流動，美國杏仁出口商正對此密切關注。若印度對美國杏仁出口採取報復措施，將對美國種植戶造成嚴重影響。投入成本上升擠壓農民利潤空間除了失去出口市場，美國農業部門還面臨投入價格飆升的巨大壓力。2025年1月以來，常用化肥價格上漲了16%至39%。而對進口化肥原料加征關稅（如美國最大化肥供應國加拿大，自2025年3月起被徵收10%關稅），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問題。其他投入成本也受到類似影響：2020年以來，農業勞動力成本上漲了47%，且預計還將繼續上升；同時，歐盟製造的拖拉機及農業裝置也面臨關稅威脅。中小規模農場受這些成本壓力的衝擊尤為嚴重——它們本就面臨較高的財務困境風險，流動性有限，抵禦衝擊的能力也較弱。這些因素共同預示著，美國農業部門前路充滿挑戰。圖7：美國化肥原料價格持續上漲選定化肥原料價格變化（以2024年1月為基準）美國農業面臨的更大影響除了出口下滑和投入成本上升帶來的直接衝擊，關稅還可能重塑美國農業的整體結構。根據美國農業部（USDA）近期估算，2018年以來，報復性關稅已導致美國農產品出口減少逾270億美元，而2025年的新一輪貿易爭端可能會進一步擴大這一損失。出口損失導致現金流減少，而化肥、裝置等投入成本上升則推高了營運支出。這些壓力正削弱美國一項重要的天然優勢——其廣袤且高產的農田長期以來一直為全球提供糧食。面對利潤空間不斷縮小和全球市場准入的不確定性，農民紛紛推遲裝置採購、縮減精準農業技術投資，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得不背負更多債務以維持營運。美國農業部和愛荷華州立大學的研究表明，關稅系統性地壓縮了農民的利潤空間，加劇了財務壓力，尤其是對流動性有限的中小規模農場影響更為顯著。或許最令人擔憂的是，貿易戰造成的長期損害可能不僅限於經濟層面，還涉及戰略層面。一旦外國買家轉向其他供應來源，市場復甦將十分緩慢。隨著中國進口商深化與巴西、阿根廷的合作，且中國“糧食安全”戰略強調供應多元化、減少對美國依賴，美國可能會失去歷經數十年才建立起來的穩定市場准入地位。若以史為鑑，美國政府可能會再次推出臨時救助計畫，以緩解農民的損失。但這類權宜之計只是將成本轉嫁給納稅人，並無法阻止美國農業競爭力的進一步下滑。持久的解決方案需要穩定可預測的貿易環境、降低化肥和機械等關鍵投入的成本、確保農業勞動力供應，以及在貿易夥伴採取強制措施前主動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若無法落實這些措施，2025年的這場“糧食戰”可能不會侷限於單一周期的關稅報復，而可能造成重大且長期的經濟與戰略損失，其中美國農業核心地帶將承受不成比例的沉重負擔。 (IPP評論)

編者按：工業是經濟大盤的“穩定器”，也是拉動增長的“牛鼻子”。近期，工業和資訊化部陸續發佈了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機械、汽車、電力裝備、輕工業、電子資訊製造業十大行業的新一輪穩增長工作方案。時隔兩年再次啟動的新一輪穩增長方案，以“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為目標，統籌穩增長與促轉型，為十大重點行業指明了發展方向。今天起，本報推出“做好經濟壓艙石 十大行業穩增長”系列報導，聚焦十大行業企業如何抓住發展紅利，實施穩增長計畫，展現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潛力。今年9月，中國汽車行業產銷量首度突破300萬輛，“金九”成色十足。事實上，產銷創新高之外，中國汽車產業的增長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汽車產業鏈長、涉及面廣、帶動性強，發揮著工業經濟穩增長的“壓艙石”作用。近期，工信部等八部門印發《汽車行業穩增長工作方案（2025—2026年）》（下稱《工作方案》），一場從“量的合理增長”到“質的有效提升”的變革全面啟動。接受證券時報採訪的業內人士認為，中國汽車產業競爭正告別“價格戰”的泥潭，走向以技術創新、品牌向上、與國際合作為核心的“價值戰”新航道，產業將邁入質效雙升的高品質發展新周期。在從“價格戰”向“價值戰”的過程中，汽車產業承擔了“促進消費”和“轉型升級”的多重擔當。擴消費今年9月，中國汽車消費迎來史上最旺的一次“金九”行情。10月14日，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發佈資料，9月中國汽車產銷分別完成327.6萬輛和322.6萬輛，同比分別增長17.1%和14.9%，這是汽車產銷歷史同期首次超過300萬輛，月度同比增速連續5個月保持10%以上。今年以來，汽車消費活力滿滿，各路玩家激烈角逐。比亞迪、吉利等民營品牌穩居銷量頭陣，“蔚小理零”等新勢力加速崛起，重構市場競爭版圖。此外，下半年以來，以“新長安”成立、東風啟動私有化退市以及嵐圖分拆上市等為代表，整車央企也表現出了“進擊”的特徵。“以舊換新”激發著汽車消費活力。有機構預計，到今年政策期滿時，申請補貼的“以舊換新”汽車總量將超過1200萬輛，直接帶動新車銷售額接近1.7兆元。相當比例的參與者選擇購買新能源汽車，帶動著市場新舊動能的轉換，進而提振了社會消費。前9個月，中國汽車產銷量均超2400萬輛，同比增長13.3%和12.9%。其中，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均超過1100萬輛，同比增長均超30%，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達到汽車新車總銷量的46.1%。強盛的消費活力，甚至超出了車企預期。吉利汽車集團今年前8個月銷量189.7萬輛，同比增長47%。日前，公司把全年銷量目標從271萬輛調升到300萬輛。消費熱潮之下，結構最佳化與格局重構並進。9月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分別完成161.7萬輛和160.4萬輛，環比增長均超15%，同比增長均超23%，其單月新車銷量已佔據汽車總銷量的49.7%，市場滲透率逼近50%這一里程碑節點。這不僅是數字意義上的跨越，更標誌著中國汽車市場正式邁入新能源主導的新時代。按照《工作方案》，中國在2025年力爭實現全年汽車銷量3230萬輛左右，同比增長約3%，其中新能源汽車銷量1550萬輛左右，同比增長約20%；汽車出口保持穩定增長；汽車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左右。在此基礎上，2026年行業運行保持穩中向好發展態勢，產業規模和質量效益進一步提升。不過，業內人士分析，在汽車消費交出亮麗成績單的背後，行業也付出了“無序內卷”和“價格戰”的代價。要想實現可持續、高品質增長，有必要重新最佳化目標。方案中，3%和20%的目標，既能穩定市場信心，又能引導行業理性增長。未來，車企終將告別“以價換量”的內卷式競爭，將重心轉移到技術創新和價值創造上來。強技術汽車產業不僅事關消費，還是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的關鍵力量。日前，工信部等三部門聯合發佈2026—2027年減免車輛購置稅新能源汽車產品技術要求，新規引導和促進電池容量、混動系統等技術升級，最佳化駕乘體驗，提升產品安全性與競爭力。乘聯分會秘書長崔東樹認為：“嚴格的標準將推動企業推出更高性能的車型，滿足消費者對長續航、低能耗的需求，助力綠色低碳發展，實現產業升級與消費升級的雙贏。”智能化與電動化，被視為牽引汽車產業穩增長的雙翼。隨著電動化滲透率持續提升，汽車產業的競爭重心正逐步轉向智能化領域。當下，比亞迪、吉利等車企將L2+智駕下探至10萬內車型，10萬—20萬車型智駕滲透率快速抬升。同時，AI大模型也在加速上車，接入DeepSeek等模型的車企陣營持續擴容。《工作方案》中明確，要以技術創新激發潛在消費需求。其中，加快組織實施和超前佈局汽車領域重大科技項目，支援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充分發揮開源優勢，加快突破汽車晶片、作業系統、人工智慧、固態電池等關鍵技術等要求，都指向了以高品質供給引領需求、創造需求。“近年來，汽車產業正加速向電動化、智能化、網聯化方向轉型，與能源、交通、資訊通訊等行業加速融合，人工智慧、自動駕駛、軟體升級等技術不斷迭代，產業生態加速演進、產品形態更加多元。”中國信通院相關人士表示。但他同時認為，這個過程或許也將衍生新的安全風險，對企業和產品准入審查提出新要求，對汽車行業管理帶來新挑戰。“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順應產業創新發展趨勢和行業管理需要，加快修訂完善相關政策，支撐汽車產業轉型升級發展。”在強技術的過程中，一些新模式也受到關注。例如，《工作方案》明確，加力推進公共領域車輛全面電動化先行區試點；制定促進換電模式發展指導意見，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等。這些具體措施，為新能源汽車市場持續穩定增長增添了新動力，打開了新空間。中汽協方面曾指出，當前中國汽車產業已發展到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相較發展速度，行業更需要質量和服務升級。“汽車行業真正的競爭優勢最終依靠價值創造，需要車企從技術創新、產品品質、使用者體驗等維度發力。”崔東樹認為，汽車市場競爭核心將更加聚焦於技術、品牌、服務和使用者體驗，一場周期更長的品質長跑正拉開新帷幕。未來市場所考驗的，將是車企真正的產品力、成本控制能力和市場應變能力。積極出海在不久前舉行的慕尼黑國際車展上，中國共有116家展商參展，成為此次車展除德國以外參展商最多的國家。中資車企希望把自身富於競爭力的產品在國際舞台分享，積極擁抱開放。海外市場正在成為車企的重要增量市場。今年1—9月，比亞迪海外累計銷量已超70.15萬輛。放眼全國，前九月中國汽車出口495萬輛，同比增長14.8%。其中，新能源汽車出口175.8萬輛，同比增長89.4%。市場預計，2025年全年汽車出口有望超過650萬輛。出海大潮下，車企加速走向海外。日前，小鵬汽車宣佈與位於奧地利格拉茨的麥格納工廠展開深度合作，借助該工廠現有的成熟生產線，開啟歐洲本地化生產，首批小鵬G6與小鵬G9已量產下線。借助當地產業積澱和量產經驗，中國車企不僅可以獲得生產加持，還可以加深本地化程度。小鵬方面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公司在歐洲已完成從研發到批次生產的全價值鏈佈局，這是全球化戰略的關鍵步驟；從更廣的視野來看，中國企業也越來越積極地成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夥伴。中國汽車產業正在以更加積極的姿態擁抱世界、融入世界，市場普遍認為未來中國車企國際化程度會越來越深。《工作方案》將出口擺在了重要位置：不僅確定了“汽車出口保持穩定增長”的目標，而且在提升國際開放合作水平方面，明確了促進汽車出口提質增效、深化中外多層次合作等具體要求。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相關負責人預測，“十五五”期間，國內汽車銷量有可能在2800萬輛左右，而中國汽車產業在全球銷售可能會超過4000萬輛，從“中國造、外國賣”走向“外國造、外國買”；並且，中國車企不僅要把產品賣出去，還會從文化、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融入本地，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e公司)

根據Comscore的資料，這部犯罪驚悚片讓華納兄弟有望追平或打破其2011年創下的電影首映紀錄。華納兄弟本周末再次迎來一部票房大熱新片，《一戰再戰》在北美票房榜上奪得冠軍，這是華納兄弟今年第九次有電影首映登頂。據Comscore統計，《一戰再戰》在北美的票房預計為2240萬美元，這讓華納兄弟有望追平甚至打破其2011年創下的10部電影首映登頂的紀錄。這部電影是一部犯罪驚悚片，講述了一群前革命者的故事，主演包括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肖恩·潘、本尼西奧·德爾·托羅和雷吉娜·霍爾。影片由保羅·托馬斯·安德森編劇、導演並擔任製片人。該片在國際市場又收穫了2610萬美元，全球首周末票房總計約為4850萬美元。《一戰再戰》還登頂了全球IMAX票房榜，IMAX票房收入達750萬美元。Comscore資料顯示，華納兄弟探索公司的電影子公司華納兄弟影業，在本周末的北美票房榜上也位列第四，其恐怖驚悚片《招魂：最後的儀式》在上映第三個周末又收穫了1295萬美元的票房，截至周日，北美累計票房達到1.512億美元，全球累計票房為4.359億美元。Comscore高級媒體分析師保羅·德加拉貝迪安在接受Barron's採訪時表示：“自從《我的世界》電影首映以來，華納兄弟就一直保持著令人難以置信的強勁勢頭，隨後是《罪人》的巨大成功，以及整個夏季乃至現在秋季檔幾乎勢不可擋的影片陣容。”真人版《我的世界》電影，這部改編自史上最暢銷電子遊戲的影片，於4月4日上映時遠超預期，首周末票房高達1.628億美元。據BoxOfficeMojo統計，它依然是今年最賣座的電影，北美票房已超過4.239億美元，全球票房達到9.578億美元。德加拉貝迪安補充道：“華納兄弟一直是以導演為核心的電影公司，這一點從他們多年來對導演的支援就能看出來，無論是斯坦利·庫布裡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還是丹尼斯·維倫紐瓦和格蕾塔·葛韋格，如今這種傳統也延續到了保羅·托馬斯·安德森。”他說：“公司在第一季度表現平淡後，最近勢頭強勁，連續推出多部熱門影片，這些成功將被視為打造近乎完美票房的年度範本。”德加拉貝迪安表示，在同一年裡看到一家電影公司如此多次佔據票房榜首，這種情況相當罕見。康卡斯特旗下的環球影業憑藉《蓋比的娃娃屋大電影》在周末票房中獲得第二名。這部根據同名學齡前動畫系列改編的G級家庭冒險片，在北美市場賣出了1370萬美元，國際市場再收550萬美元，全球票房累計達到1920萬美元。排在第三位的是Crunchyroll/索尼影業聯合推出的動畫奇幻冒險片《鬼滅之刃：無限城》，這是動畫工作室ufotable打造的三部曲少年動漫的第一部。該片在上映第三個周末賣出了710萬美元，北美累計票房達到了1.182億美元。獅門影業的《陌生人：第二章》以590萬美元的北美首周末票房位列第五。這部R級恐怖懸疑片講述了三名戴面具的陌生人在偏遠的Airbnb恐嚇一對被困情侶的故事，是去年上映的《陌生人：第一章》的續集。據BoxOfficeMojo資料顯示，前作全球票房為4820萬美元。Comscore資料顯示，本周末北美票房總收入預計為7600萬美元，使好萊塢今年截至周日的總票房達到65.6億美元，比2024年同期增長了4.2%。德加拉貝迪安表示，十月的片單同樣豐富。A24公司的《毀滅機器》，這是一部關於綜合格鬥和UFC冠軍馬克·克爾的傳記劇情片，由本尼·薩夫迪編劇、導演、聯合製片並剪輯，道恩·強森主演，將於10月3日（周五）上映。焦點影業的心理劇情片《海葵》，由丹尼爾·戴·劉易斯主演，也將在同一天上映。獅門影業的音樂劇情片《蜘蛛女之吻》，由詹妮弗·洛佩茲和迭戈·盧納主演，將於10月11日上映。伊桑·霍克主演的兩部電影將於10月17日上映，分別是索尼影業的傳記劇情片《藍月》和環球影業的恐怖片《黑色電話2》。此外，焦點影業的科幻犯罪驚悚片《蟲之國》，由艾瑪·斯通主演，將於10月24日上映。 (Barrons巴倫)

1、美國總統川普，在8月11日簽署行政令，這場打了快半年的關稅戰，又暫停了90天。2、消息一出，全世界似乎都鬆了一口氣。有人很高興，說太好了，總算不打了。世界，總算恢復和平了。3、但我想說，先別高興。戰爭一定還會繼續，只不過，由“關稅戰”變成了“科技戰”。4、簡單說幾點看法。5、首先，關稅戰，大家都有點打不動了。6、先說美國。7、最新的資料顯示，美國7月核心通膨（不含食品和能源）衝到了 3.1%，是近半年來的最高值。你可能在各個自媒體平台上看到過，什麼雞蛋漲價、走私橫行。自媒體固然是誇張的，但美國在經歷普遍的物價上漲，也是真的。8、為什麼會這樣？原因之一，是美國很多低價商品，來自以中國為代表的世界工廠。關稅之下，貿易受阻，物價自然高漲。9、再看看中國。10、中國是“世界工廠”，出口是經濟的重要支柱。極端關稅帶來的震盪，對無數出口企業來說，同樣難以承受。11、所以，關稅這種武器，動靜很大，但副作用極強。還沒把對方打垮，自己的經濟，沒準先繃不住了。對雙方來說，保持暫停維持現狀，是基於短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12、但止損，不代表和解。關稅戰，是“明修棧道”，科技戰，才是“暗度陳倉”。13、科技領域，才是決定未來幾十年國家命運的關鍵。但是，老大要遏制，追趕者要突破。於是，科技戰不可避免。美國會盡一切努力，守住自己的優勢，而中國會用盡一切，努力追趕。14、這是一場，事關未來的“國運之戰”。15、美國的優勢，不在於能生產多少手機和電腦，而在於產業最上游的生產工具和規則。比如，設計必不可少的EDA軟體。比如，製造晶片最核心的裝置，光刻機。比如，晶片最底層的架構授權。16、而我們的追趕，難就難在這些最關鍵的生產工具上。一旦美國不賣給你最先進的設計軟體，不讓你用製造裝置，那我們的晶片設計和製造，就會遇到很大挑戰。17、你看，這就是這場博弈中，最值得深究的那個點。美國的弱點，是怕通膨，也是自己難以生產廉價的商品。中國的弱點，是關鍵技術還沒攻克，部分依賴進口。18、雙方都有弱點，但弱點長得完全不一樣。我把它叫做：非對稱脆弱性。19、看懂了這個邏輯，你才能理解這段時間，身邊發生的一些事情。20、比如，美國用“胡蘿蔔加大棒”，發起猛攻。21、英特爾、台積電、三星，都開始在美國熱火朝天地建廠。因為，美國一方面有《晶片法案》所帶來的巨額補貼，截至2025年1月底，批准了337億美元的補貼和55億美元的貸款；另一方面，又規定非美國生產的晶片，想賣進來，先交100%的關稅。這一手，就是用“胡蘿蔔加大棒”，把半導體產業鏈，強行拽回美國本土，把全球晶片控制在自己手裡。22、而中國的應對措施，是“苦練內功”。23、看看身邊，新能源車越來越多。國產7nm晶片，也橫空出世。 因為我們一邊用補貼保護新能源車市場，讓它們快速迭代；一邊不斷輸血，支援晶片攻關。這招，目的也很明確：一邊打造我們自己的護城河，拉長長板；一邊應對“卡脖子”，補上短板；24、無論是美國的“強制產業政策”，還是中國的“舉國之力攻關”，雙方付出的代價都是巨大的。25、因為，說到底，中美的核心利益，是不可調和的。26、在2024年底的《中國WTO合規報告》中，美國認為，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掠奪性的非市場經濟”，嚴重危害了自己的國家安全。而我們對核心技術獨立自主的訴求，也無法退讓。這種矛盾，已經無法通過一個關稅數字來解決。27、所以，看到這裡，你或許明白了。所謂關稅休戰，更像是一場拳擊賽之中，雙方打累之後，心照不宣的中場休息。28、那麼，對於身處巨大變局中的我們，該怎麼辦？沒人有標準答案。但有幾個方向，你或許可以參考。29、第一，企業的經營邏輯，已經從“效率優先”，轉向了“安全優先”。過去，我們追求零庫存，追求即時生產。但今天，核心部件的供應商，你可能得多找幾個了。對很多中國製造企業來說，在海外做第二個生產基地，可能從可選項，成了必選項。30、第二，巨大的變革，也意味著巨大的機遇。過去最大的機會，可能在商業模式創新。而未來，如何為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提供“安全感”本身，就是最大的機會。比如，提升供應鏈透明度，給製造業提供自動化解決方案，給關鍵部件做平價替代。31、第三，對於大型跨國企業，最好的策略似乎是“兩頭下注”。像輝達這樣的美國科技巨頭，一方面積極響應《晶片法案》，在美國投資；另一方面，又不斷和中國政府談判，繼續向中國出口晶片。在夾縫中艱難求生，看似風險極大，但卻已經可能是最好的選擇。32、哎。我們這代人，真是天天都在見證歷史。 (格上財富)

中美兩國關稅戰、科技戰最近打得如火如荼。這場比誰先眨眼的遊戲最後美國不得不先求和，就在2025年5月12號，中美兩國握手言歡，決定把四月頭上那些吵得不可開交的關稅先放一邊，先休息個三個月。美國對中國貨物的關稅從145%降到30%，而中國對美國貨品的關稅則是從125%砍到10%。雙方還約好少點摩擦，多點交流！這協議剛一落實，問題就冒了出來。美國對中國叫嚷“你不守信用”，背後的貓膩全在稀土賣不出去上。據美國那邊兒的檔案爆料，協議簽了沒多久，中國好像忘了給稀土出口許可證發貨，一堆美國公司申請的127個許可證裡，就批了19個，結果那些釹、鏑等關鍵稀土元素的出口量比他們想像的少了68%！美國的地質調查局說，明年美國有83%的稀土加工品都得仰仗中國，特別是某些高端製造業所需的稀土材料，從中國進口的比例更是超過90%。這玩意兒資源被人牢牢掌握了，簡直成了中方反擊的利器！中國的稀土寶藏佔全球的六成，精煉能力更是高達九成二，整個產業鏈就像一條龍一樣完整！2025年4月，面對美國的無差別關稅，中國決定把7種稀土元素當成“保護動物”，出口量比2024年少了40%，這下美國的相關行業可要受罪了！洛馬的F-35飛行器生產忙得團團轉，結果材料一斷就停擺了；特斯拉的電池也跟著哀嚎，產量下滑，逼得馬斯克親自到北京說好話。美國商務部嘆息，萬一中國斷了稀土的供貨，他們的國防和新能源就真的慘透了！神仙打架，小鬼遭殃，中美之間的鬥氣搞得國際社會都喘不過氣來，大多數國家只好左右搖擺，找個折中的辦法。歐盟加大了稀土加工的力度，還跟中國簽了個新協議；韓國想搞個全產業鏈，但依舊從中國進貨稀土。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拚命撒網以降低風險，而美國的科技封鎖卻被質疑合規，世貿組織忙著收抗議信，多得像收快遞一樣。正在準備接替中國成為新的世界工廠的印度突然被中美打架飛來的磚頭砸懵了。中國4月初的稀土出口管制，原本是對美國關稅戰的反擊，卻意外掐住了印度的睾丸。 海關資料冰冷地顯示：4月中國永磁體出口暴跌51%，2626噸的出貨量根本填不滿印度700噸的缺口。印度車企去年從中國搬走了460噸磁鐵，今年訂單加碼到3000萬美元，如今全卡在天津港的集裝箱裡。印度汽車工廠的流水線正在倒計時，5月31日深夜，最後一批稀土磁鐵耗盡，塔塔汽車的車間燈光逐一熄滅。馬魯蒂鈴木的工人領到“臨時休假通知”，生產線電子屏定格在“待料停機”的紅色警告。 這個號稱全球第三大汽車市場的國家，因為缺少中國指甲蓋大小的磁鐵，徹底趴窩了。印度汽車製造商協會（SIAM）的緊急檔案在5月19日就躺在了莫迪內閣的辦公桌上：“全行業稀土磁鐵庫存將在72小時內耗盡，生產線將全面停擺。”這不是演習，塔塔、馬魯蒂鈴木、馬恆達的高管們盯著空蕩蕩的倉庫，連安全氣囊的測試車間都停了工。一旦汽車缺了這種“工業維生素”，車窗打不開、喇叭按不響，印度街頭跑著的600萬輛電動車瞬間成了高級玩具。莫迪曾高調宣佈“印度要當世界電動汽車工廠”，但現實是：印度98%的稀土磁鐵靠中國輸血。 班加羅爾實驗室裡，1990年代的老機器吭哧提煉著97%純度的稀土，而中國工廠流出的磁鐵純度已達99.999%。 印度國有稀土公司去年拚死加工了1萬噸礦石，不到中國同期產量的零頭（27萬噸）。當印度稅務部門還在搜查小米辦公室、凍結華為帳戶時，汽車巨頭們正擠在外交部催審批。 進口中國稀土要闖五道鬼門關：填表承諾“絕不軍用”→印度外交部蓋章→中國使館核驗→北京商務部終審→蹲等“一批一證”放行。印度汽車協會哀求政府：“求你們幾小時內批完！ ”可官僚們慢悠悠轉著公章，流程拖上數月。莫迪政府甚至玩起“暗度陳倉”：一邊簽30份“和平使用承諾函”騙放行，一邊偷偷找哈薩克買礦。 結果對方兩手一攤：“我們只會挖，不會煉。 ”轉頭求助美國，白宮在《關鍵礦產合作備忘錄》腳註寫明：“禁止向印度轉讓重稀土技術”。 塔塔董事長在閉門會上摔了杯子：“政客的野心要害死整個行業！ ”6月1日凌晨，印度汽車協會代表團擠上飛往北京的航班。 莫迪親自授意此行，但姿態卻擰巴得很，官方通報隻字不提“求援”，只說“探討供應鏈合作”。中國駐印大使館的回應綿裡藏針：“我們積極促進合規貿易。 ”潛台詞很明白：想要磁鐵？ 先解凍中企帳戶、撤掉技術轉讓霸王條款。為何中國對印度很生氣呢？中國企業去印度投資頻遭"殺豬盤"：保變電氣1.37億賤賣子公司，十年技術反成印度本土企業孵化器。小米、上汽等巨頭接連中招，揭示"技術扶貧"背後殘酷真相——當價值被榨乾時，連體面退場都是奢望。印度給中國上了深刻的一課！十年前，當中國特高壓技術全球領先時，保定天威保變電氣雄心勃勃進軍印度，計畫用“中國標準”點亮南亞。十年後，這家國企卻以1.37億元“骨折價”甩賣印度子公司90%股權，這意味保變電氣要徹底退出印度市場了。這回保變電氣可是結結實實地給其他中國企業上演了一場“技術扶貧反被殺豬”的魔幻表演，恐怕以後再也沒有人敢去印度投資了。看完這個新聞，有不少網友都在感慨：“都這個年代了，怎麼還有人敢去印度投資啊？”“去印度投資的企業應該是為了洗錢，他們才不在乎損失的錢和技術呢！”“錢賺不到就算了，還把技術都搭進去了，這是資敵吧！”佈局十幾年，保變就這麼灰溜溜地退了？這件事還有什麼轉圜的餘地嗎？保變電氣在印度的退出，本質上是一場“技術被收割+政策被絞殺”的雙輸結局，既無體面退場的選擇，也幾乎不存在轉圜餘地。為什麼？原因很簡單，你沒有價值了！保變印度工廠營運十年間，為印度培養了首批特高壓變壓器技術團隊（保變電氣2016年財報提及“為印方培訓超200名工程師”）。印度員工學成後大量流入本土企業（如阿特蘭塔電氣），直接導致印度本土加速掌握了750kV以下的變壓器技術（阿特蘭塔電氣2023年中標北阿坎德邦項目），對保變的核心技術（1000kV特高壓）需求歸零。若保變還想死皮賴臉繼續留在印度，那就只能降價血拼了，但你確定你能在價格上競爭得過印度人的種姓制度嗎？所以說，保變的技術優勢蕩然無存，甚至已經淪為印企的“技術孵化器”，技術價值完全被印度榨乾了。保變電氣印度公司首台765千伏電抗器一次試驗合格 2018-01-24 長城網保變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保變電氣的遭遇，堪稱在印中企的“標準結局”，看看都有那些“學長”們中招了：上海電氣：2008年承建印度莎聖電站，被拖欠工程款並遭反索賠，糾纏十年後於2019年以1盧比象徵性轉讓股權，巨虧23億元（上海電氣年報）。小米印度：2022年起遭印度執法局凍結6.8億美元資產，2024年被追繳稅款及罰款約10億美元，市場份額從第一跌至第四，業務實質性癱瘓（印度法院檔案ED/ECIR/05/SRT/2022）。長城汽車：2020年收購通用印度工廠，因政策反覆拖延，2023年放棄10億美元投資計畫，工廠轉售本土企業（長城汽車公告）。上汽名爵MG：迫於外資審查壓力，正談判向印度JSW集團轉讓多數股權，控制權恐將喪失（路透社2024年3月報導）。（圖：印度軍人和警察為什麼都這麼多胖子，你知道原因嗎？）總結：從理性的角度來說，印度的這些做法，不僅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利益，也破壞了雙方的合作關係。在國際經濟合作日益緊密的今天，印度的這種行為無疑是短視的，損害的不僅是中方的權益，更是印度的長期利益。但從個人的角度來講，這些鐵了心去印度搞技術扶貧的，真的如同網友們推測的那樣——就是洗錢的......？還真說不準。先不說印度了，書歸正傳，說說中美兩國鬥法之事。有資料顯示，要是中美徹底撇清關係，全球經濟恐怕會遭殃，而兩國的產業也得遭遇一場大風暴。兩邊的政策互相槓上了，結果美國公司被鎖得死死的，連中國市場都沒機會撈，而中國的稀土限制也像坐在熱鍋上的螞蟻一樣，面對著國際替代的摧殘。物極必反，就在最近，中美兩個大佬決定成立個技術交流小組，聊聊怎麼在民用領域搞合作，給緊張的局勢來點緩和的調料。 (走向科學)

這兩天哈佛的畢業生將雨融被質疑，我也是挺關注的，關注不僅僅是這件事情的本身，而是看到西方話語權漸漸的崩塌。這件事情放在十幾年前，一個中國女孩，在哈佛畢業的典禮上可以演講，這是創造歷史的大事，中國人會興奮的和女排三連冠一樣，媒體們會跟著喝彩，造出一個神一樣的哈佛女孩。十幾年前，有一個叫劉亦婷的，就是上了哈佛，她媽媽就出了一本書，成為當時的暢銷書，想是賺了不少錢。能夠上哈佛，這是很多小知識分子的精神圖騰，上了哈佛，這就是終極目標，這就是人生的高光時刻，沒有人記得劉亦婷已經是一個家庭婦女，美國和哈佛讓她一輩子毫無作為，即使現在她還是個青年婦女，以後她也不會有什麼大成就了。蔣雨融有這個畢業的演講機會，比劉亦婷還是要更高級一些，原以為是萬眾歡騰，可以收穫很多的榮譽和利益，她的家鄉媒體也做出了那種姿勢，有些媒體也習慣性的做出歡呼的感覺，但是眾多的自媒體和普通大眾，不僅是讓蔣雨融很難堪，本質上是西方的話語權漸漸的崩塌了。在我們傳統的印象中，哈佛就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學之一，哈佛的學生絕對是真正的精英，哈佛的教授、哈佛的學生，他們說什麼做什麼都是對的，他們的表達和方向，就是人類的方向，也是我們的方向。我們對劉亦婷進入哈佛讀書，就是本能認為她將是大才，會有精彩的人生。所以蔣雨融也認為，自己在哈佛的講台上，說幾句空洞而白左的話，不僅是巨大的人生榮耀，也代表著先進的價值觀。這十幾年的發展，直到近幾年的貿易戰、科技戰、關稅戰，失去了創新力，失去了生產製造的能力，美國只能用行政的手段，只能用流氓的辦法，去對中國施壓。原來強大的軍事和經濟的優勢，形成的話語權，也在一點一點的消解。全球化、公平貿易、民族精神、自由，還有所謂的普世價值，早已經被他們丟在腦後，西方人露出了他們的本能，為了利益不顧吃相，為了撈錢，不怕破壞全球經濟。今天的美國已經知道自己不行了，還要撐個世界老大的架子。這十幾年美國人的所作所為，被大家冷冷的看在眼中，中國靠販賣西方那點東西的公知們漸漸式微，張維迎每一次出來發言都是一次掙扎，許小年更成了大眾的笑話，柴靜不知所蹤，孫海英大家都覺得精神出了問題。這時候中國人就會發現，小知識分子的精神圖騰哈佛，其實也是千瘡百孔，這個學校絕大部分人是權貴們推薦進去的，根本不是什麼考試考出來的精英，他們傳授的不是什麼真理，很多就是歪理邪說，那些空泛的理論，白左的思維，裝腔作勢的表達，對社會發展毫無價值，對中國意義不大，美國人現在也未必都待見。中國人也發現那些在搞綠色和平的、搞慈善的，包括還有搞科普的組織，後面都有美國的資金，都是搞顏色革命和滲透的工具。只要是那些西方的常規操作手法一出現，中國人就警惕，就想看看後面那些嘴臉。把那些想借助西方的力量給自己貼金的人，常常被扒的底褲都沒有。這就是話語權的轉換，隨著硬實力的消解，西方也會漸漸的失去軟實力，失去他們控制世界話語權的能力，這樣的情況以後會越來越多。中國媒體會因哈佛講台上面做個演講就歡呼，那是隱含著對哈佛話語權的承認，只要在哈佛能做個演講，這就是榮耀，這就是正確的價值觀。中國人就應該尊重和跪拜。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一些中國人想維護這個女孩，其實他們想維護的是哈佛，本質上是想維護西方的話語權。今天整個西方已經沒有壓制的軍事實力，更沒有強大的生產製造能力，對於人類世界的貢獻很小，自己的健康發展都維持不了，那來的軟實力，那來的話語權。對於今天的社會輿論，曾經擁有巨大話語權的公知和權貴們，都是很沮喪，因為他們漸漸的喪失了表演的舞台，其實他們要住上的日子還在後面。 (立剛科技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