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倫敦金屬交易所（LME）亞洲金屬研討會現場，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官宣震動全球金融圈：香港正式啟動建設全球大宗商品與黃金交易中心，年內將提交稅惠法案，為交易活動提供50%利得稅減免。 從虛擬資產沙盒到穩定幣落地，再到如今加碼實物資產，香港正跳出傳統證券市場“舒適區”，以“數字+實物”雙輪驅動，重構連接中國內地、亞洲供應鏈與全球資本的金融樞紐，一場關乎全球商品定價權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暗戰已然打響。 一、戰略轉向：從“資本玩家”到“實物樞紐”，香港金融迎來質變 過去，外界對香港金融的印象，多停留在IPO募資、股票債券交易、財富管理的“輕資產”模式。如今，大宗商品與黃金的入局，標誌著香港金融版圖正式邁入實物資產主導的新階段。

三星家族將在2024年4月內繳清已故前會長李健熙遺產稅的最後一批款項，總額高達12兆韓元（約合人民幣1186億元），創下全球遺產稅繳納金額的歷史最高紀錄。這筆相當於遺產總額近一半的天價稅款，由李健熙遺孀洪羅喜及三名子女李在鎔、李富真、李敘顯分擔，歷經五年分期繳納。隨著稅款繳清，三星家族終於卸下這一沉重“包袱”，預計將以李在鎔為中心重塑經營格局，開啟“新的三星”時代。韓國遺產稅率高達50%以上，位居全球前列，成為財閥家族傳承中難以迴避的巨大挑戰。12兆韓元！三星家族月內繳清遺產稅，卸下天價“包袱”洪羅喜、李富真、李敘顯（左起）據韓聯社、以及財界4月5日消息，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三星美術館Leeum榮譽館長洪羅喜、新羅酒店社長李富真、三星物產社長李敘顯計畫在2024年4月內繳納最後一筆遺產稅。這意味著，自2020年10月25日前三星會長李健熙去世以來，歷時五年、分六次繳納的巨額遺產稅即將畫上句號。三星家族終於能夠將這一沉重的“包袱”卸下來，預計此後將以李在鎔為中心重塑集團格局，開啟“新的三星”時代。李健熙作為韓國第一財閥、有韓國“經濟總統”之稱的企業家，2020年去世時留下的遺產規模堪稱天文數字。據公開資料顯示，其遺產總額約為26兆韓元，按照當時匯率計算約合人民幣1186億元。這一巨額遺產包括多個方面：首先是三星電子、三星生命、三星物產等旗下核心公司的股票，估值超過18兆韓元；其次是位於漢南洞的住宅、龍仁愛寶樂園的地皮等不動產；此外還有大量個人收藏品，其中包括2.3萬件藝術品，估值約2至3兆韓元。根據韓國遺產稅法規定，繼承超過30億韓元以上的遺產，稅率高達50%。對於最大股東而言，還需要額外加征20%的附加稅，使得實際稅率超過50%。李健熙作為三星集團的實際控制人，其繼承人面臨的遺產稅稅率達到了驚人的50%以上。經計算，李健熙的繼承人需要繳納的遺產稅總額約為12兆韓元，這一數字不僅創下了韓國歷史之最，也刷新了全球遺產稅繳納金額的最高紀錄。李健熙、洪羅喜夫婦與三星長公主李富真在12兆韓元的遺產稅中，四位繼承人各自承擔的比例有所不同。由於繼承份額不同，李健熙的遺孀洪羅喜應繳納的遺產稅最高，達到3.1兆韓元；獨子李在鎔緊隨其後，需繳納2.9兆韓元；長女李富真需繳納2.6兆韓元；次女李敘顯需繳納2.4兆韓元。這些數字即便對於韓國最富有的家族而言，也是令人咋舌的巨額負擔。面對如此天價的稅款，李健熙的遺屬於2021年4月30日向首爾龍山稅務署申報遺產稅時，選擇了分期繳納的方式。根據韓國法律，繼承人可以選擇一次性繳清，也可以申請分期繳納。三星家族選擇了自2021年4月起，五年內分六次繳清。在首次申報時，他們已經繳納了總額的六分之一，即約2兆韓元作為首期稅款。剩餘約10兆韓元則按照1.2%的年利率，在接下來的五年內分期支付，最終截止日期為2026年。而根據最新消息，他們將在2024年4月內提前繳清最後一筆款項。為了籌措這筆巨額資金，三星家族成員不得不採取多種融資手段。2021年11月，在李健熙去世一周年之際，李富真曾以其持有的三星電子部分股票為質押，向金融機構貸款1000億韓元，利率為4%，還款日期原定為2022年1月24日。外界普遍認為，這筆貸款正是為了繳納遺產稅而進行的臨時性融資。此外，李健熙遺孀洪羅喜也曾向友利銀行、韓亞銀行等金融機構以擔保貸款方式借貸1兆韓元。李富真和李敘顯姐妹也分別向韓亞銀行及韓國證券等金融機構以股權擔保方式貸款3300億韓元和3400億韓元。洪羅喜與二個女兒李富真、李敘顯2024年1月11日，洪羅喜母女三人曾以大宗交易方式減持部分股權，轉讓對象正是韓亞銀行。這一舉動被市場解讀為與2021年11月為繳納遺產稅而發生的借貸行為有關，可能是在進行股權抵債或變現操作。這一系列複雜的融資安排，充分展示了在韓國超高遺產稅制度下，財閥家族為維持企業控制權所面臨的巨大財務壓力。值得關注的是，李健熙的遺屬在2021年4月28日申報遺產稅的同時，也公開了遺產回報社會的計畫。根據李健熙生前“共存經營”的理念，家屬宣佈將遺產的六成捐給社會。具體而言，家屬將從李健熙個人財產中拿出1兆韓元，設立一家傳染病醫院；同時，將李健熙生前收藏的2.3萬件藝術品全部捐給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等機構。即便如此慷慨捐贈之後，剩餘遺產仍需繳納12兆韓元的遺產稅，足見韓國遺產稅制度的嚴苛。隨著最後一筆遺產稅即將繳清，三星家族面臨的最大財務不確定性將得以消除。與此同時，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也在司法層面取得了重要進展。2023年，李在鎔就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不當合併案被判無罪，成功擺脫了持續多年的司法困境。在經營層面，三星電子在半導體等核心業務領域表現強勁，業績持續向好。遺產稅的繳清意味著三星管理方面的不確定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市場普遍預期三星將以李在鎔為中心進一步整合資源，加速推進企業改革與新業務拓展，正式開啟“新的三星”時代。韓國遺產稅為何全球最高？財閥傳承的“生死劫”三星長公主李富真韓國遺產稅制度的嚴苛程度在全球範圍內名列前茅。根據韓國現行稅法，遺產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超過3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600萬元）以上的遺產部分，適用稅率為50%。而對於企業最大股東而言，在50%的基礎上還需額外加征20%的附加稅，使得實際稅率高達60%。這一稅率水平僅次於日本的55%，與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明顯偏高，美國聯邦遺產稅的最高稅率也僅為40%左右。韓國遺產稅的高稅率有其獨特的歷史和制度背景。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希望通過高額的遺產稅抑制財富的代際集中，促進社會公平，防止財閥家族世代壟斷經濟資源。然而，這一制度在實際執行中卻帶來了諸多問題。對於像三星這樣的大型財閥而言，企業創始人或控制人的股權價值往往高達數兆甚至數十兆韓元，繼承人若要全額繳納稅款，往往需要出售大量股票。而出售股票又可能削弱家族對企業的控制權，甚至引發企業治理結構的劇烈動盪。李健熙家族的案例正是這一困境的典型寫照。26兆韓元的遺產，需繳納12兆韓元的稅款，實際稅率高達46%以上。如果考慮到最大股東附加稅的因素，這一比例已接近50%。這意味著李健熙一生積累的財富中，將近一半要上繳國庫。即便家族已經宣佈將剩餘遺產的六成捐給社會，仍然需要承擔如此高額的稅負，足見韓國遺產稅制度的沉重壓力。三星二代掌門人李健熙為了應對這一挑戰，韓國財閥家族通常採取多種策略。最常見的做法是提前進行遺產規劃，包括生前贈與、設立家族信託、利用股權架構調整等方式。李健熙家族在生前也曾進行過一定程度的股權安排，比如三星生命保險的股權架構在李健熙去世前就已發生變更，李富真和李敘顯因此成為該公司的大股東。然而，即便有這些提前安排，12兆韓元的遺產稅仍然是一個難以迴避的現實。分期繳納制度是韓國稅法為緩解繼承人資金壓力而設立的重要緩衝機制。根據規定，繼承人可以申請在五年內分六次繳清稅款，並按照1.2%的年利率計算利息。這一利率遠低於商業貸款利率，為繼承人提供了寶貴的融資窗口。三星家族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制度，從2021年4月開始分期繳納，至2024年4月即將完成全部支付。然而，即便如此，每年超過1兆韓元的分期稅款仍然是巨大的財務負擔。這也是為什麼李富真、洪羅喜等人不得不頻繁進行股權質押貸款、大宗交易減持等操作的原因。據韓國金融監督院的資料，李富真姐妹及母親曾向多家金融機構合計借貸超過1.6兆韓元，這些資金的主要用途正是繳納遺產稅。韓國遺產稅制度的另一大特點是其稅基極其廣泛。與其他一些國家不同，韓國遺產稅不僅包括現金、存款、股票等金融資產，還包括不動產、藝術品、收藏品等非金融資產。李健熙收藏的2.3萬件藝術品，估值達2至3兆韓元，同樣需要計入遺產稅稅基。這意味著繼承人不僅要為股票等流動性資產納稅，還要為藝術品等難以快速變現的資產承擔稅負。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三星家族最終選擇將大部分藝術品捐給博物館——一方面可以履行故人的社會貢獻承諾，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為這些難以變現的藝術品籌措巨額現金的困境。李健熙一家值得注意的是，韓國遺產稅的高稅率已經引發了廣泛的政策討論。一些經濟學家和企業界人士呼籲降低遺產稅稅率，認為過高的遺產稅會抑制企業家的創業熱情，同時迫使財閥家族將大量資源用於稅務籌劃而非生產性投資。此外，高額遺產稅還可能導致企業控制權的不穩定，影響企業的長期戰略規劃和經營穩定性。以三星為例，如果李在鎔等人無法籌措足夠資金繳納稅款，理論上可能被迫出售大量三星電子股票，這將對三星電子的治理結構和經營穩定性產生重大影響。從全球比較的視角來看，發達國家近年來出現了降低或取消遺產稅的趨勢。美國聯邦遺產稅的最高稅率從1980年代的70%左右逐步降至目前的40%，且免稅額大幅提高。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甚至完全取消了遺產稅。而韓國仍然維持著50%以上的高稅率，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處於最高水平。三星家族即將繳清12兆韓元遺產稅的消息，再次將韓國遺產稅制度推向輿論焦點。一方面，這一創紀錄的稅款繳納彰顯了三星家族履行納稅義務的決心和能力；另一方面，也引發了關於遺產稅合理性、財閥企業傳承機制以及韓國經濟結構改革的深層次討論。無論如何，隨著這筆天價稅款的繳清，三星家族終於可以卸下自2020年以來的沉重財務包袱，集中精力應對未來的經營挑戰。對於李在鎔而言，真正的考驗才剛剛開始——他需要在“後李健熙時代”帶領三星在全球半導體、人工智慧、生物科技等前沿領域繼續保持競爭力，續寫這個韓國最大財閥的傳奇篇章。 (一波說商業實驗室)

去年，卓蘭·曼達尼(Zohran Mamdani)以解決紐約可負擔住房問題、提供免費巴士以及提高對富人的徵稅等主張，當選為紐約市市長。我們總說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難，這話一點不假。開始執政後，馬姆達尼馬上就面臨巧婦沒米下鍋的情況：根據馬姆達尼在1月底新聞發佈會上提供的資訊，他的前任留給他的巨大財政赤字，造成今明兩年的財政預算有個120億美元的缺口。馬姆達尼指責前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在州資金分配上短斤缺兩，稱其“搾取本市資源”，造成至今仍未消除的失衡局面。但他將主要責任歸咎於前任埃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稱這筆赤字（將創2008年財政危機以來新高）源於亞當斯“蓄意低估預算”的決策。馬姆達尼發誓：“我們將以大膽的解決方案應對這場危機，這意味著要重塑州與市之間失衡的財政關係，也意味著現在正是向最富有的紐約人和最盈利的企業徵稅的時機。”在新政府的努力下，三周後馬姆達尼交出的兩年財政預算，已經將缺口縮小至54億美元。儘管市政府可通過多種途徑與州政府合作增加收入，但馬姆達尼堅稱自己僅有兩種選擇：提高市房產稅或說服紐約州長凱茜·霍楚爾(Kathy Hochul)對富人增稅。而他相信增稅是正確的選擇，提高市房產稅只能作為萬不得已的下下策。給富人增稅有民意支援馬姆達尼提議將年收入超百萬美元的約3.4萬戶家庭的市所得稅稅率從3.88%提高至5.88%。他還呼籲提高企業稅率。州參議院和州眾議院的民主黨領袖也希望提高富人的稅收，但他們的門檻設在家庭收入500萬美元以上。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5年3月的報告，美國成年人中大多數支援給大企業增稅，也支援給年收入超過40萬的家庭增稅，支援率分別為63%和58%（上圖）。根據錫耶納大學最近的一項民調顯示，約63%的紐約市居民支援對年收入至少100萬美元的人群增稅，54%的紐約州居民也支援這一計畫。所以，給富人增稅的做法順應民意。民主黨州長不支援給富人增稅但是，馬姆達尼增稅的方案在州長霍楚爾那裡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霍楚爾今年要競選連任，她曾承諾紐約州居民不會加稅，她堅決拒絕在競選年收回承諾。而且，就是在民主黨政客中，霍楚爾也不是個例。目前，加州一個醫療工作者工會SEIU-UHW正趕在4月之前收集90萬個有效簽名，試圖將一個對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人徵收5%的一次性稅款提案列入11月的選票，讓加州選民公投。民主黨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就是反對這個提案的，加州科技富豪一抓一大把，他長期以來一直擔心此舉會嚇跑科技界領袖。紐約市獨立預算辦公室資料顯示，百萬富翁群體僅佔納稅申報人的1%以下，卻承擔著全市約37%的個人所得稅。如果這些人都搬離紐約，豈不是反而減少了紐約的稅收嗎？總之，如果只是某個地方對富人提高徵稅，一個最普遍的反對理由就是這樣會把富人嚇跑，搬到收稅低的地方去。只是，這個聽起來似乎符合邏輯的說法並沒有事實支撐。不敢給富人增稅的理由站不住腳紐約州最近兩次針對高收入群體的實際增稅分別發生在2017和2021年。財政政策研究所（Fiscal Policy Institute，簡稱FPI）2023年12月的一個報告，對這兩次增稅進行了創新性的統計分析，揭示出高收入群體並未因增稅而顯著改變其遷移行為。1）2020年和2021年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原因在於新冠疫情，而非稅收。2021年的確有大量富人離開紐約，但FPI的分析發現，這是因為疫情，而不是2021年的增稅。從上圖可以看出，疫情前的2017-2019年，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離開紐約市的比例是富裕階層的4倍，說明2017年給富人增稅並沒有造成大量富人離開。2020-2021年疫情期間，富人大量離開，但疫情後的2022年，又開始趨向於疫情前的狀況。其實，普遍的遷移規律是：富人不太移動，生活比較掙扎的群體才經常移動。本來嘛，搬家多麻煩，如果有資源應付各種變故，誰願意搬家啊。只有經濟上相對脆弱的群體，才不得不因為家庭或工作變故而搬家。2）當高收入群體確實遷出紐約州時，他們更傾向於遷往其他相對高稅的州，而非低稅州。上圖左邊資料顯示，當紐約的高收入階層搬離紐約時，他們大部分去了康州(28%)，紐澤西(27%)和加州(22%)，這些都是高稅收州。只有很少一部分搬去佛羅里達(9%)，一個不徵收州個人所得稅，成為退休群體熱門選擇的州。上圖右邊資料則表明，收入越高，去低稅收州的比例越小。紐約市的億萬富翁、食品零售商約翰·卡茨馬蒂迪斯(John Catsimatidis)就是以富人都要搬走為理由反對馬姆達尼的稅收計畫，他說：“我認為這是個愚蠢的舉措。我們常開的一個玩笑是，紐約政客是佛羅里達州最棒的房地產經紀人——他們真的在嘲笑我們。”可是，資料告訴我們，這樣的說法才是笑話。只是，這個錯誤印象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腦中。事實上卡茨馬蒂迪斯自己也說他本人並沒有問題，“我的錢到死也用不完”。其實，搬去佛羅里達的大多是退休的人，因為退休的人已經不在乎當地的經濟情況和就業機會，只要稅收低就好。但這個群體是仍需要對退休金精打細算的家庭，與富人無關。3）儘管新冠疫情期間有部分百萬富翁離開，但紐約的百萬富翁人數仍顯著增長。雖然紐約在2020至2022年間流失了約2400戶百萬富翁家庭，但得益於強勁的經濟和不斷上漲的工資，同期紐約新增了1.75萬戶百萬富翁家庭。上面兩張圖分別是2017-2022年間紐約收入達到百萬的家庭數和2015-2021年間不同區間段家庭收入數目的分佈。可以看出，高收入家庭數一直在增長，而且是收入越高的區間增長速度越快。總之，新冠疫情期間高收入人群遷出紐約的現像是暫時的，主要由居家辦公和逃離擁擠的城市所驅動。各方面資料都沒有統計學上顯著的證據表明存在因避稅而遷出紐約的情況。這些資料還支援另外一個理論：打造強有力的經濟環境，提供可負擔住房，扶持年輕人，則會產生越來越多的新富人，極大地有利於稅收。而在紐約成長起來的百萬富翁，也是最不願意離開紐約的人。好玩的是，一貫的理論都認為地方性增稅會發生富人逃離，而且還能根據稅收的增長幅度預測富人逃離的程度。上圖分別是對紐約州2017年（左）和2021年增稅前後理論與實際富人搬離比例的比較。紅色虛線是理論估計的情況，藍色實體是實際發生的。可以看出，2017年增稅後，富人離開的幅度稍有增加，但遠不是理論預測的那樣。而2021年增稅後離開的富人反而大幅減少。只能說，事實證明那些看似符合邏輯的理論完全不靠譜。其實，道理很簡單：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會為了這點稅放棄自己熟悉、喜歡的環境。（類似不靠譜的理論不少，包括如果提高最低工資，就會造成失業率和物價上升等。而實際資料表明，在一定範圍內提高最低工資，對失業率和物價的影響小到可以忽略不計。）一群紐約富人：給我們加稅很多富人反對市長對富人增稅的方案，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紐約市也有那麼一群收入超過百萬的人對馬姆達尼的政策表示支援。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為“愛國百萬富翁”的組織，致力於推動立法者改善工薪階層的生活，方法之一就是迫使富人繳納更多稅款。《紐約時報》3月11日的一個報導：“對富人增稅？這些紐約富豪都表示支援”律師克雷格·卡普蘭(Craig Kaplan)就是該組織的積極活動成員之一，他的活動目標之一是說服州長霍楚爾對像他這樣的紐約富人加稅。他說：“我無法想像收入如此之高的人會因為2萬美元的增稅而離開紐約。對我來說，這根本不算什麼。”根據新學院紐約市事務中心經濟與財政政策主任詹姆斯·帕羅特(James Parrott)的分析，在全美十大城市中，紐約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這也是“愛國百萬富翁”成員所強調的：當收入不平等加劇時，需要更多公共服務。“愛國百萬富翁”成員之一，作家安德魯·托比亞斯(Andrew Tobias)表示，只要“人人都得繳稅”，他很樂意多繳稅。他建議馬姆達尼想出一些新穎的辦法向富裕的紐約人表達謝意，比如，送一個帶著感謝信的果籃：“你今年賺了3800萬美元——這真是個美妙的煩惱。”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托比亞斯對百萬富翁中“底層”表達的同情。他說，大多數富裕居民應該都能自如應對市長提議的增稅，但他對年收入僅略高於100萬美元且開銷巨大的家庭表示同情：“如果你在漢普頓有一處房產，還有三個孩子在私立學校上學，那恐怕很難維持生計，可能有人不得不做出一些犧牲。”這讓我想起在美國讀書時的一件事情。一天，我不知發了什麼神經在抱怨錢不夠花，導師就給了個忠告：“你放心吧，錢不夠花這件事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你永遠都不夠花。”我一下子大徹大悟：這不就是說要量入為出嗎？對收入不夠解決溫飽的人說量入為出太諷刺，也太殘忍。但對百萬富翁說不是一回事。紐約長島的漢普頓素有“美國最富庶地區之一”的美譽。能夠在那裡置房，孩子都上私校的家庭，一年多交幾萬稅真的只是一個“美妙的煩惱”——只要量入為出就行了。給富人增稅，紐約不帶頭誰帶頭？大概是1998年左右，著名女歌手、演員、導演和製片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宣佈要過“簡單一些”的生活，要把當時擁有的7個房產中的5個出售，只留下分別是在洛杉磯和曼哈頓的兩處房產（那個留下的曼哈頓房產後來也於2025年售出）。她位於洛杉磯地區的Malibu compound是她的常年住宅。就是說，她唯一留下的第二房產是曼哈頓的一個（她當時有好幾個曼哈頓房產）。很多富人都是無論如何都要在曼哈頓保留一個房產，經常是，如果只選擇兩個房產，那就是紐約和倫敦，或者紐約和巴黎，等等。紐約的百老匯秀、博物館、美食和文化氛圍，都是世界頂尖水平的，這是一個別處無法替代的充滿特殊魅力的城市。而富人的商業、企業更是與當地和周邊環境有千絲萬縷的聯絡。不是說絕對不會有人因為增稅離開紐約，但一般來說，有足夠資源的富豪不會僅因為錢的原因離開。從另一個角度看，紐約是一個最有能力承受給富人增稅的負面效果的城市。看看現在一日比一日更嚴重的貧富差距，給富人增稅是一條必走之路，如果紐約不帶頭誰帶頭？現在，民意早就到位，紐約市長、州參議院和眾議院不僅意向明確還一再給州長施壓，就欠州長霍楚爾這個東風了。說實話，加州和紐約州長都反對給富人增稅，真正的原因是不是害怕富人搬走，非常存疑。作為政客，不可能不關心這方面的資料，要不為什麼市長和那些議員就沒有這個擔心呢？更可能的是，他們害怕失去自己的競選金主（更難聽的說法是被富人收買了）。“愛國百萬富翁”中的積極分子卡普蘭就為民主黨2024年競選籌款出了大力。但他也是積極為給富人增稅政策呼喊的人。為什麼霍楚爾就看不出這已經是大勢所趨呢？是的，她曾經承諾不增稅。只是，我不懂，在貧富差距如此巨大的時候，為什麼給富人增稅還會有問題。如果有不增稅的承諾，難道不應該理解為是不給普通老百姓增稅嗎？霍楚爾的稅表披露，她2024年的家庭收入近150萬美元。這不應該是她反對的理由吧？至於擔心今年的選舉，馬姆達尼能夠以壓倒性優勢贏，為什麼卻成為霍楚爾的負擔呢？不管霍楚爾反對給富人增稅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希望她能夠重新思考，看清現在的局勢，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讓最有資源的紐約成為縮小貧富差距的榜樣。 (美國華人雜談)

一向強勢的蘋果突然讓步了蘋果一紙公告，讓整個遊戲圈炸開了鍋。3 月 13 日，蘋果發佈官方公告稱，經與中國監管部門溝通，自 2026 年 3 月 15 日起，針對中國內地 App Store 的佣金費率做出歷史性下調：應用內購買及付費 App 的標準佣金率，從堅守近 20 年的 30% 降至 25%；App Store 小型開發者計畫、小程序合作夥伴計畫項下的合規交易，以及自動續費訂閱服務首年期滿後的佣金率，從 15% 降至 12%。要知道，自 2008 年 App Store 上線以來，即便在全球遭遇無數訴訟、立法圍剿與行業抗議也不曾撼動 30% 的“蘋果稅”（即使用者每一筆付費，30% 直接流入蘋果帳戶，剩餘 70% 才歸開發者所有）。如今，蘋果在中國市場無附加條件進行費率下調，不免讓人好奇：一向強勢的蘋果，為何突然讓步了？01. “蘋果稅”緣何堅挺18年？2008 年 7 月，蘋果 App Store 正式上線，重塑了全球移動網際網路“軟體 + 商店”的經營模式。與Android的開放生態截然不同，iOS、iPadOS 裝置使用者只能通過蘋果官方 App Store 下載應用，所有應用內虛擬道具購買、付費下載行為，都必須強制使用蘋果支付體系——憑藉這套閉環的生態規則，蘋果一手掌握了 iOS 生態絕對的流量入口、交易控制權與規則解釋權。虎嗅曾在此前文章解釋過管道商 30% 抽成的由來：“對平台而言，遊戲伺服器與平台維護成本極高，抽成是核心收入來源。但這裡存在一個悖論：抽成過高，廠商難以承受；抽成過低，劣質遊戲氾濫會反噬平台生態。經過遊戲廠商與平台多年博弈，30% 的閾值逐漸成為雙方共生共榮的臨界點。”這些年，蘋果一直試圖為這筆剛性抽成正名，旱澇保收的“蘋果稅”也是花了大力氣的——2021 年，庫克在 Epic Games 訴蘋果壟斷案庭審中直言，蘋果在 API 開發、隱私安全防護、平台維護、客戶服務上已投入數百億美元，30% 的佣金是蘋果對智慧財產權投入的合理回報，“如果允許開發者繞過規則，本質上就是放棄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回報”。不可否認，蘋果抽成規則一定程度上充當了生態淨化的角色：通過對上架應用進行嚴格稽核、設立評分機制，阻攔了大量劣質應用進入生態，保障了應用品質與生態穩定。但這套說辭，似乎經不起推敲。Epic Games 創始人 Tim Sweeney 曾算過一筆帳：扣除 2.5%-3.5% 的支付成本、最高 1.5% 的 CDN 成本，平台開發費用幾乎可忽略不計，遊戲商店 30% 抽成對應的利潤率高達 300%-400%，是一本萬利的暴利生意。更核心的矛盾在於，Android生態中，使用者可通過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官網直裝等多種管道下載應用，開發者也可通過自有支付體系規避高額抽成；但在 iOS 生態中，蘋果既是規則制定者，也是唯一的管道方，更是交易糾紛的唯一“裁判”，開發者毫無議價空間：要麼接受 30% 的抽成，要麼徹底放棄全球數十億 iOS 使用者。如此強硬的做派，讓 App Store 成了蘋果最穩定的現金牛業務。2026 財年第一季度，蘋果服務業務營收首次突破 300 億美元，達 300.13 億美元，同比增長14%，佔總營收的 20.88%，毛利率 76.5%（顯著高於硬體業務 40.7% 的毛利率）；其中，按服務業務結構與行業測算，單季度 App Store 佣金收入約 105–110 億美元，同比增長約 13%，是服務業務中規模最大的核心類股。正因如此，全球範圍內的“反蘋果稅”浪潮從未停歇。僅以 2025 年為例：6 月，日本反壟斷法案《移動軟體競爭法案》經參議院通過，要求蘋果開放第三方應用下載與支付管道，法案於 2025 年 12 月 18 日正式生效；8 月 12 日，澳大利亞聯邦法院裁定蘋果在 iOS 應用分發與應用內支付領域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明確其禁止應用側載、替代支付方式的行為限制了市場競爭，蘋果隨後宣佈提起上訴；8 月下旬，哥倫比亞工商監管局（SIC）宣佈對蘋果啟動反壟斷調查，評估其是否限制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替代分發管道，以及是否阻止開發者使用更優惠的支付方式；9 月 1 日，俄羅斯新修訂的《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正式生效，直接突破蘋果封閉系統，要求在俄銷售的 iPhone 等智能硬體，必須支援第三方支付管道與第三方應用分發管道。圖註：15個國家\地區對蘋果的監管概覽可即便在全球多地接連做出讓步，蘋果在中國市場卻始終死守 30% 的抽成底線，直到這次歷史性的下調。02. 監管倒逼與市場博弈這次“蘋果稅”鬆動，很大程度上是監管意志落地與市場博弈的“陽謀”。首先，監管意志是打破僵局的關鍵。蘋果在公告中明確強調，此次是“根據與中國監管部門的溝通”做出的中國區專屬政策變更，而非全球統一調整——這句話直接道破了降傭的本質：這是一次監管推動下的被動合規，而非蘋果的主動讓利。過去十幾年，中國數字經濟實現爆發式增長，也伴生了平台壟斷、無序擴張的行業亂象。近年來，監管部門持續強化平台經濟反壟斷常態化執法，從頭部網際網路企業反壟斷處罰，到平台經濟合規指引出台，再到應用程式商店分發規則、抽成機制的系統性規範，一步步紮緊了反壟斷的制度籠子，蘋果 App Store 亦無法置身事外。消息公佈後，《人民日報》就此發表評論稱，“此次蘋果公司‘根據與中國監管部門的溝通’下調中國區應用程式商店佣金，不僅提升了中國開發者的收益水平，更反映出中國監管部門在推進反壟斷常態化監管的過程中，持續完善數字市場規則、提升了監管話語權”。其次，中國市場不可替代的體量與產業話語權，成了蘋果不得不妥協的底層“經濟帳”。一方面，誕生了騰訊、網易、米哈游等全球頂級遊戲廠商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遊戲市場，正向著全球第一的目標穩步推進。先看騰訊，2025Q3 遊戲業務收入達到 636 億元，同比增速 22.8%，其中本土市場遊戲收入 428 億元，同比增長 15%，國際市場收入 208 億元，同比增長 43%；再看網易，2025 年網易遊戲及相關增值服務收入達 921 億元，佔全年總營收的 82%，首次突破總營收的八成；其中，線上遊戲收入 896 億元，同比增長 11%，重回兩位數增長。這意味著，僅中國遊戲行業，每年就要為蘋果貢獻數百億元佣金收入。按行業測算，此次蘋果將標準佣金從 30% 降至 25%，新政落地滿一年後，中國遊戲開發者全年可額外增收約 50 億元，騰訊每年將新增約 30 億元利潤，網易、米哈游等企業也將每年新增數億元收入。另一方面，中國市場獨有的超級 App 生態。以微信為代表的超級應用，已經建構了一套完整的小程序、小遊戲生態，擁有獨立的開發者體系、使用者營運邏輯與商業變現模式。一組行業資料，足以看清中國市場的份量：中國 iOS 生態遊戲市場規模已達千億等級，僅 App 原生遊戲的市場規模就已接近 1000 億元。其中，微信小程序生態去年市場規模已突破 1200 億元，僅微信小遊戲 2025 年收入就突破 600 億元，而微信小遊戲月活使用者僅 5.71 億，相較微信 14.1 億月活仍有廣闊的增長空間。據虎嗅瞭解，2025 年微信生態 DAU 超百萬小遊戲從 60 款增至 70 款，季度流水破千萬產品從 190 款激增至 300 款；其中，IAP 小遊戲月活使用者達 3 億，付費使用者月時長同比增長 5% 至 50 小時，付費深度提升 25%；IAA 小遊戲月活使用者達 4 億，消除、解謎等核心品類使用者規模破億。事實上，2025 年 11 月，市場傳出騰訊與蘋果達成小程序 15% 分成協議後，微信已在 iOS 端小程序接入虛擬支付。此次，蘋果專門推出 “小程序合作夥伴計畫”，將小程序、小遊戲佣金率進一步降至 12%，更像有意對中國超級 App 生態的妥協與適配——微信小程序生態坐擁數千萬開發者與數億使用者，一旦該生態徹底閉環，蘋果的管道話語權將被大幅削弱。03. 蘋果核心壁壘仍未打破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蘋果稅”在中國市場鬆動，並非孤立事件。就在蘋果發佈公告的一周前，Google剛剛宣佈對 Google Play 做出重大調整：不僅將標準服務費率從 30% 降至 20%，還全面開放第三方支付體系與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允許開發者在應用內使用自有支付系統，甚至可將使用者引導至應用外網站完成交易。短短一周時間，全球兩大移動作業系統巨頭先後調整應用程式商店規則，標誌著沿用近 20 年的 30% 抽成行業慣例正在加速崩塌，高抽成、強繫結的平台分發模式，正式進入多方博弈的洗牌階段。再將視線拉回蘋果，儘管此次降傭被行業視為重大利多，但這只是服務框架內的微調，僅僅下調幾個百分點的抽成，根本無法撼動蘋果 App Store 的壟斷本質——最核心的一點，蘋果仍未開放第三方支付體系與第三方應用程式商店，開發者始終沒有選擇支付管道與分發管道的自由。況且，那些開發者符合小型企業計畫的標準，那些小程序能夠進入合作夥伴計畫，那些交易能夠享受 12% 的優惠費率，最終解釋權依然牢牢攥在蘋果手中。此外，費率調整對絕大多數未接入蘋果支付體系的小遊戲開發者影響十分有限。在此之前，iOS 端微信、抖音小遊戲普遍不支援虛擬支付，開發者大多通過變通方式實現使用者充值，並未向蘋果支付抽成；即便微信已宣佈接入 iOS 端虛擬支付，且承諾自身暫不抽成、僅由蘋果收取佣金，但願意立刻接入蘋果支付體系的小遊戲開發者依然寥寥。也就是說，此次針對小遊戲的費率下調，更多是蘋果區域性的“服從性讓利”，並沒有真正改變小遊戲生態的商業邏輯。 (虎嗅APP)

由於美國、以色列和伊朗之間的衝突升級，數千名英國人目前被困在中東地區。但是一些專家表示，儘管戰爭爆發，不少居住在杜拜的英國人還是不願離開，回到英國。這其中的一個原因讓人大跌眼鏡。我們先來回顧一下這些天，中東地區尤其是在杜拜都經歷了些什麼。美國和以色列繼續空襲伊朗，伊朗對中東地區的美軍基地和以色列目標發起還擊，戰事已延燒至整個波斯灣。據新華社報導，2月28日，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杜拜，兩大國際機場暫停全部航班。網路影片顯示，杜拜國際機場一處航站樓受導彈襲擊波及，出現煙霧和碎片，人員被緊急疏散，據悉有4人受傷。杜拜地標建築卓美亞帆船酒店和棕櫚島上一處酒店也受到波及，發生火情。這一切，讓杜拜這個“中東避風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戰爭的陰影。而在這座城市裡，大約生活著25萬名英國人。他們的身份五花八門，有金融科技創業者，也有跨國公司高管；既有超級富豪、美容院員工、年輕白領，又有退休人士。很多人來到這裡的原因非常簡單。杜拜這裡零個人所得稅、全年陽光、以及遠高於英國的可支配收入。英國外交大臣伊薇特·庫珀透露，在海灣地區生活的約30萬英國人中，已經有超過13萬人向英國政府的安全系統登記位置，以便在緊急情況下獲得幫助。英國外交部目前並沒有要求英國人撤離阿聯，但已經建議民眾“除非必要不要前往”。理論上，英國政府也為海外公民準備了撤離登記表。但令人意外的是，一些在杜拜的英國網紅和富裕階層，卻對填寫撤離表格顯得異常謹慎。阿聯問題分析人士阿姆賈德·塔哈甚至半開玩笑地說，有些人擔心這份表格“最後會不會變成一份稅務申報表”。在杜拜生活的英國人，大多享受著0%的個人所得稅。一旦長期回到英國，稅務居民身份可能重新被認定，意味著他們需要重新繳納高額稅款。對很多人來說，這比導彈更現實。於是，就有網友調侃道，導彈在天上飛，但仍有一些人寧願留下，也不願回到英國。當然，這種態度也引發了英國國內的複雜情緒。一方面，不少人對身處戰爭風險中的英國僑民表達同情；另一方面，一種明顯的“幸災樂禍”情緒也在社交媒體蔓延。英國媒體甚至調侃名媛佩特拉·埃克萊斯頓的一句話：“我去阿斯達超市買東西的時候，從來沒遇到過伊朗導彈。”在英國議會，自由民主黨領袖埃德·戴維更是毫不客氣地批評那些在杜拜避稅的英國人。他點名提到記者伊莎貝爾·奧克肖特。她是英國改革黨副領袖理查德·泰斯的伴侶。戴維表示，如果這些海外英國人希望英國軍隊在危機時刻保護他們，那麼他們就應該像其他英國人一樣在國內納稅，為軍隊提供資金。不過英國首相斯塔默隨後表態，不論納稅情況如何，所有英國公民在危機中都應該得到同樣的保護。曾在《每日郵報》工作的記者賈斯廷·哈珀，如今是商業媒體《中東CEO》的編輯。當導彈襲擊發生時，他正帶著家人從杜拜開車向北旅行慶祝生日。爆炸聲響起後，他一度震驚，但很快就恢復平靜。“我不想顯得太冷漠，但對我來說，一切基本還是照常。”他說。周一他已經回到辦公室上班，孩子則在家上網課。“感覺生活已經在恢復正常。”在杜拜生活16年的行銷公司老闆娜塔莎·哈瑟羅爾也持類似看法。她當天甚至剛剛簽下了一份新的商業合同。“我管理著很多當地社區，所以很瞭解大家的情緒。”她說，“很多人反而覺得在這裡比其他地方更安全，我們沒有人打算坐飛機離開。”對於長期生活在杜拜的人來說，這並不是第一次經歷緊張局勢。許多英國僑民已經在這裡生活了二十多年，經歷過多次中東危機。“這些事情通常來得快，去得也快。”哈珀說，“很多老居民的態度就是：熬一熬，很快就過去。”甚至有人認為，這場危機可能反而會吸引更多人回到杜拜。如果戰爭讓房價和生活成本稍微下降，一些曾經離開的英國人反而可能重新考慮搬回杜拜。 （鳳凰歐洲）

2026年全國兩會正式啟幕，房地產領域的代表委員聚焦穩市場、提信心等方面建言獻策，提出一系列兼具針對性與可操作性的建議。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建議下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據中國房地產報，今年，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永好關注了穩定房地產市場、提振行業信心的話題。針對當前房地產市場發展問題，他提出具體建議：第一，集中出台強有力的政策組合拳。建議統籌金融、稅收、住建等多個部門同時發力，形成政策合力。具體措施包括，進一步下調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並對住房交易環節的稅費給予階段性減免，以降低購房成本，啟動市場活力。第二，最佳化規劃佈局，盤活存量資產。建議調減新增商業用地的比例，從源頭上控制商業地產的增量。同時，支援盤活存量的商辦類資產，最佳化“商改住”政策，適度放寬公寓在入學、落戶等方面的限制。△全國政協委員、新希望董事長劉永好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董事長翟美卿：穩樓市就是穩信心！穩老百姓“錢袋子”！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董事長翟美卿在今年全國兩會提案中的核心觀點，即穩定房地產市場是重建居民消費信心的關鍵前提，房價穩了，老百姓的‘錢袋子’就穩了，消費的信心就回來了。一是最佳化需求管理，穩定房價預期。建議賦予省級政府限購限貸靈活調整權，推動一線城市外圍區域、二線城市全域適度放開限購，釋放合理購房需求；在重點城市開展階段性試點“購房送消費券”政策，按購房金額比例發放家電、汽車等消費抵扣券；探索房貸利息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額度上浮，直接啟動消費潛能。二是強化金融支援，減輕居民與企業負擔。針對居民“買不起”和房企“融不到”的雙重困境，翟美卿提出了“定向降息”方案。她建議以財政定向貼息替代全面降息，首套房貼息50～75BP，多子女家庭、新市民額外疊加20～25BP，存量房貸同步貼息約50BP，減輕居民還貸壓力。三是創新存量盤活，破解供需錯配與庫存積壓。建議由央行、財政部牽頭擴大專項資金，引導城投平台、國企收購120平方米以下優質存量商品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同時建立合理定價機制，將收儲虧損納入財政考量。此外，建議全面推行房票制度，明確6個月回款時限、定金保障規則，允許跨區使用；鼓勵“以舊換新”，搭建舊房交易通道，給予新房契稅減免、貼息上浮疊加優惠，實現去庫存、補保障、促消費多重成效。四是完善制度保障，促進行業長期健康發展。建議深化預售制度改革，擴大現房銷售試點並設3～5年過渡期，房企可分期申請預售許可，嚴格預售資金全程監管，嚴守保交樓底線；建立住房與教育、醫療聯動機制，保障新市民、青年人安居權益。在土地供應方面，建議按18個月庫存去化周期調整土地供應，去化周期超24個月的城市暫停新增住宅用地，允許閒置商辦用地依規轉住宅。重點城市試點高品質住房消費激勵，對購買綠色建築、智慧住宅、適老化社區的消費者，給予補貼或契稅減免，撬動供給創新，推動行業高品質精細化轉型。△全國政協委員、香江集團董事長翟美卿58同城董事長兼CEO姚勁波：建議提高個稅減免幅度，刺激住房交易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58同城董事長兼CEO姚勁波提出促進高品質充分就業、家政更好服務“一老一小”、啟動改善性住房需求等三大類民生建議。其中，在啟動改善性住房需求方面，共有三項具體內容。“過去大家問‘有沒有房住’，現在問‘房子好不好住’。”姚勁波說，根據調查，住房需求正從“面積導向”轉向“品質導向”。他指出，當前“賣舊買新”市場正處於政策驅動的關鍵階段，通過降低交易入市門檻和交易成本、提升市場透明度，可有效啟動二手房流動性，打通新房與二手房置換鏈條，推動住房消費從“有房住”向“住好房”升級。具體而言，姚勁波提出三項建議。第一，加大個稅減免力度降低購房成本。將新購住房貸款利息納入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對納稅人本人或配偶購房產生的商業貸款及公積金貸款利息，按每月3000元標準定額扣除，最長不超過240個月，以減輕居民還貸壓力，釋放改善型住房需求。第二，建立“好房子”資訊披露制度引導品質消費。圍繞安全、舒適、綠色、智慧等指標，建議建立全流程資訊披露機制，開發商申領預售許可前，須提交《好房子資訊披露表》獲取唯一編號；推行“一案一碼、全程可追溯”，項目資訊在官方平台及銷售現場同步公示，購房者可掃碼查詢。對資訊真實、品質達標項目給予金融與政策激勵，推動行業向高品質發展。第三，深化“帶押過戶”服務降低置換門檻。在不動產登記領域持續推廣“帶押過戶”，最佳化流程、縮短周期，降低過橋資金成本。完善跨銀行業務銜接，實現未結清貸款情況下同步完成過戶與抵押變更，進一步提升交易效率和市場流動性。 (上海樓市情報)

上海又出新政了！3月1日，上海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修訂印發的《上海市不動產登記技術規定》正式施行。此次新規對不動產登記流程進行了全鏈條最佳化與收緊，特別是針對產權變更、車位登記及限售管理作出了重大調整，旨在進一步規範市場秩序，堵住政策漏洞。以下是針對這五項調整的詳細解讀：1、產證分離：房產證與車位產證必須分開辦理新規內容：房屋與車位不再合併登記在一本產證上，而是分別頒發獨立的《不動產權證書》。影響與解讀：資產獨立：車位被認定為獨立的資產，後續的交易、抵押、計稅都將獨立核算。堵住漏洞：此舉徹底堵住了過去“房+車位”打包登記以規避限購政策的漏洞（例如，通過打包登記來滿足“家庭唯一住房”的認定條件）。2、房產稅重認定：產證增減名需重新認定新規內容：無論是否為夫妻關係，只要辦理產證加名、減名或更名，都必須重新核算家庭住房套數，進而重新認定房產稅。影響與解讀：成本增加：直接掐斷了通過“加減名”操作來降低房產稅的操作空間。例如，原本通過減名來降低人均面積以享受免稅優惠，現在行不通了，多套房家庭的持有成本或將因此上升。3、動遷房變更限制：大產證不滿3年，夫妻間不能變更新規內容：動遷房在大產證未滿3年的情況下，即便是夫妻之間的更名、加名也被明令禁止。影響與解讀：鎖死路徑：動遷房的早期產權騰挪路徑被徹底鎖死，有效防範了“提前更名套現”或“規避限售”等行為，保障了動遷安置政策的嚴肅性。4、抵押變更要求：有抵押需銀行同步配合新規內容：夫妻之間調整產權份額時，若房產存在銀行抵押或貸款，必須取得銀行同意，並同步辦理抵押變更手續。影響與解讀：風控繫結：將產權變更與金融風控強繫結，杜絕了私下變更份額以逃避債務、轉移資產的可能性。流程變長：這意味著此類變更的流程將更加嚴格，耗時可能更長，因為必須等待銀行出具相關材料。5、特殊房產變更限制：三類房產未滿年限，夫妻變更全面叫停新規內容：經適房未滿5年（無官方證明）、動遷房未滿3年、新購商品房（5年限售）合同未滿5年，這三類房產即便是夫妻間的產權變更，也一律不被允許。影響與解讀：補丁升級：這是對限售政策的執行力度顯著加碼。過去部分限售房可能通過“內部更名”的灰色地帶提前流轉，現在這一通道被徹底清除，確保了限售政策的有效落地。 (上海樓市情報)檔案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