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龜田制果的會長兼CEO Lekh Raj Juneja （左）正在探索米餅和米的可能性（新潟市） 中山淳史：在股票總市值排名前100的日本企業中，在海外出生的外籍CEO目前實際上只有3人。三菱化學集團前社長Jean-Marc Gilson在今年3月底以近乎被解僱的方式退出社長職位。企業的CEO有軟著陸型和硬著陸型… 中山淳史：印度出生的Lekh Raj Juneja來到日本今年是第40年。他先進入了乳化劑企業太陽化學，經過樂敦製藥，後來跳槽到生產「柿子種」的龜田制果，在2022年就任會長兼執行長（CEO）。 雖然Lekh Raj Juneja並非是在一家企業內部慢慢培養起來的人才，但日本出生者也不在少數的社會招聘人才中，他與日產汽車前會長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等“來幫忙的外籍CEO」有所不同。 「日本人已經忘記了進取精神，但技術還在」。雖然Lekh Raj Juneja 在2008年加入日本國籍，但海外出生帶來的敏銳觀點仍體現在發言中。 現在致力於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大米創新（Rice Innovation）”，也就是探索用大米製造食物的新可能性，“把大米產地的企業打造成全球性企業”。 Lekh Raj Juneja充分利用在名古屋大學留學所取得的農學博士學位的知識，每個月都在總部所在的新潟、東京和海外奔波。 軟著陸型CEO和硬著陸型CEO都很稀缺 在日本，像Lekh Raj Juneja這樣出生在海外的經營者想必已成為普遍的存在了吧？雖然很想這麼認為，但或許日本的現實情況卻正好相反。 在股票總市值排名前100的日本企業中，在海外出生的外籍CEO目前實際上只有3人（在韓國創業，把總部移到日本的NEXON除外）。即奧林巴斯的Stefan Kaufmann（2023年就任）、半導體測試裝置巨頭愛德萬的Douglas Lefever（集團CEO，2024年就任）、以及武田藥品工業的Christophe Weber（2014年就任）。 從左到右分別為Lefever、Weber、Kaufmann Lefever和Kaufmann屬於進入海外法人後顯露頭角的內部晉陞組。與龜田制果的Juneja相似，可以說是「軟著陸型」。與此相對，在海外活躍的經營者受到邀請，非連續性地擔任一把手則是「硬著陸型」。 硬著陸型的領導更加罕見。在6月的股東大會上卸任董事的三菱化學集團的Jean-Marc Gilson在今年3月底以近乎被解僱的方式退出社長職位。現在只剩下武田的Weber一個人，可以說是「瀕臨滅絕」。 對變化遲鈍的日本的評價低 或許有人會說「因為是和平時期」。此外，在經營的多樣性這一點上，重點轉移到了董事會和執行董事整體。日產在經歷戈恩的一系列事件之後，12名董事中有5人是外國人。日立製作所也提出，2030年度使外國人和女性董事（執行董事和理事）的比例分別達到30%。 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引人關注的資料。在瑞士IMD商學院6月發表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日本的排名從去年的第35位下降到第38位（對像是67個國家和地區），看不到恢復的跡象。 接受調查的對象為在各國工作的商務人士（關於日本，包括日本人和外國人在內共計數百人），詢問“能否提供容易開展工作的環境和有利於職業發展的機會?”，進行綜合評價。 看到評價的要點之後筆者想到的是，日本無論是政府或企業都對變化反應遲鈍。雖說日本是「好客」的國家，但組織趨於內向，一旦發生文化對立或衝突，就有可能排斥異文化。 以三菱化學的Gilson為例，在其任職的後半段，企業內部就出現了「不理解日本市場」等批評聲音。但是，考慮到日本的人口減少和中國崛起，他瞄準石油化學項目重組的方向並沒有錯。雖然課題擺在眼前，但最近10年沒有任何重組動向，一直敷衍了事的組織是否也有可能有問題呢？ 從橄欖球聯賽看人才的良性循環 在美國科技巨頭「GAFAM」中，有2家企業是軟著陸型，星巴克等硬著陸型企業在平時和非常時期都具有存在感。與沒有框架的外籍CEO共享最佳歸著點，巧妙的使用，只有這樣的組織才能恢復強大。 提到這方面在日本做得好的案例可能是體育界，例如橄欖球。 在日本的社會人橄欖球聯賽“JAPAN RUGBY LEAGUE ONE”，最近數年為了尋找活躍平台而來到日本的海外明星選手不斷增加，LEAGUE ONE聯賽的活躍程度不亞於歐洲和南半球的強大聯賽。可以說這是日本2019年成功舉辦橄欖球世界盃以及日本國家隊選手此後仍保持技術水平的現狀所帶來的最大成果。 首次在JAPAN RUGBY LEAGUE ONE奪冠的TOSHIBA BRAVE LUPUS TOKYO的選手們（5月，國立競技場，KYODO） 擁有2名紐西蘭國家隊隊員、上賽季（5月結束）的聯賽霸主TOSHIBA BRAVE LUPUS TOKYO的總經理熏田真廣表示：「我們並不是想用超級明星來讓球隊變強。理想是讓外國人理解球隊的戰鬥方式，打造球員之間互相提升的平台」。 有趣的是在「Division 1（一級聯賽）」的12支隊伍中，有8支隊伍的總教練或主要教練是外國人。開始形成了高水準的教練、指導人員、超級明星相互吸引進入日本的循環。 並不是說必須增加外國人。而是讓優秀的人才自由往來，互相探索成長。如果日本企業不能建立這樣的平台和循環，成長就會存在極限。 （日經中文網 ）

7月9日，北約成立75周年峰會在美國華盛頓開幕。然而，在援烏日益疲憊、美國選舉不明、歐洲極右翼崛起等因素的影響下，這場峰會被打上了「黯淡」「焦慮」的標籤，北約的未來也顯得愈發渺茫。在此背景下，本文重點探討了美國大戰略的轉向和歐洲未來可能面臨的處境。一方面，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難以再延續主導單極體系的大戰略；另一方面，美國若轉向孤立主義，可能導致北約解體、歐洲不穩定。由此作者判斷，美國最有可能轉向介於孤立和主導之間的一種具有更強現實主義色彩的大戰略，將注意力更多地轉向亞洲，尤其是與中國開展競爭，歐洲則面臨著被邊緣化的風險。這需要歐洲領導人重新評估跨大西洋關係，為美國大戰略的轉向做好準備。 美歐關係的未來正在成為塑造全球體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7月9日，北約成立75周年峰會將在華盛頓舉行。然而，俄烏衝突和北約自身未來的不確定性卻為這場峰會蒙上陰影，尤其是因為曾經強烈批評北約川普可能將重新上台。 不過，無論誰將執掌白宮，美國的大戰略都處於轉型之中，從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調整為中美競爭下所謂的「雙邊體系」。在新秩序中，歐洲突然發現自己處於美國利益的地理邊緣。歐洲領導人在評估跨大西洋關係以及歐洲在其中的角色時，應該為更現實主義色彩的美國大戰略做好準備，即美國的戰略重心將從歐洲減少，逐漸轉向亞洲。 中國的崛起​​使其成為美國的競爭者，以美國為主導的單極戰略已經過時，而選項的另一端則是孤立主義。如果美國突然轉向孤立主義，很可能會導致北約解體，使跨大西洋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引發歐洲的不穩定。歐洲將遺留多極權力結構，德國、法國、英國，也許還有義大利。多極結構無法保證歐盟繼續以同樣的方式運作，比單極或兩極體系更不穩定，也使衝突更加容易發生。美國共和黨內川普派近期的言論表明，美國仍有可能轉向孤立主義戰略，或將意味著美國大戰略出現劃時代的轉折。 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大戰略的一個不變要義就是保持其在西半球的主導地位，並阻止歐洲和東亞這兩個跨洋側翼地區潛在力量的崛起。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和冷戰後維持美國的主導地位便是達成目標的兩種方式。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美國曾採取孤立主義戰略，但那是當時歐洲和亞洲的均勢狀態允許美國採取這種戰略。之後，日本和德國的崛起打破了均勢，迫使美國採取行動。如今，美國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局面。不論在歐洲採取何種行動，無論是在2025年轉向孤立主義，還是撤回其在東亞的前沿軍事姿態，都無法阻止中國成為地區的主要力量。如今，任何的亞洲大國聯盟都無法與中國抗衡。 因此，孤立主義並非最好的選擇，美國最有可能採取的，是介於孤立和主導之間的戰略。這種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類似於主流現實主義的大戰略，其代表者不是保守的新孤立主義者，而是外交政策中經典均勢策略的擁護者。這意味著美國只有在需要阻止歐洲和東亞兩個側翼被所謂「霸權支配」時，才會對本國以外的地理區域進行干預，並採取不那麼前瞻性的方式來推進自由秩序。與蘇聯在兩個跨洋側翼制衡美國不同，中國的崛起​​是單側的。這意味著美國可能提高在亞洲的姿態，在歐洲和中東的姿態可能會降級。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近期的一項備受關注的調查結果證實了這一預測，顯示大多數支援川普的共和黨人希望美國置身於世界事務之外。但調查也顯示，他們認為美國領導人應該更關注與中國的競爭，而對於美國在歐洲的聯盟則持較消極的態度。 在中美競爭的地緣政治格局中，歐洲對美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性早已不如冷戰時期。美國國內政治的日益極化也意味著，實施新的大戰略將會在政府內部發生更大的震盪。但即使在以主流現實主義為主導、縮小全球野心並以中國為中心的戰略中，歐洲仍然對美國有三重意義。 首先，歐洲仍被視為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主要捍衛者」。戰後，基於民主政治、自由經濟和聯合國多邊框架的世界秩序為美歐帶來共同利益，成為跨大西洋關係一直以來的重要支柱。表面上看，這似乎並不是美國實現更現實、縮小其全球野心的外交政策所需關注的重點。但即使卡爾和摩根索等古典現實主義者鼓吹強權政治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他們也承認道德和權力制約對於達成外交政策目標十分重要。在一些西方人士看來，即使未來戰略將以中國為中心，與歐洲一同支撐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能讓美國繼續從中獲益。 不過，過去幾屆美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發展趨勢表明，美國似乎不如以往那樣對這項秩序抱持信心。美國聯合民主中心、「保護民主」組織和「法律前進」組織在近期的聯合報告中警告稱，美國的民主危機正在醞釀中。另一些人則認為，美國中產階級的衰退正帶來更民族主義的經濟政策。川普主義加劇了共和黨對多邊主義的反對態度，進一步增加了美國越過聯合國框架和其他多邊機構採取單邊行動的可能性。減少共同維護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僅影響美歐關係，還會削弱美國自身的實力。 其次，歐洲也是中美競爭中的工業強勢區域。二戰後，美國熱衷於重建歐洲和日本，因為美國需要其工業實力，並與其進行密切合作來抗衡蘇聯。如今，美國在中美競爭中需要歐洲的參與。歐盟依然是一個強大的經濟體。如果美國切斷與歐洲的貿易往來和其他經濟聯絡，失去歐洲對美國的支援，美國的經濟實力將會變得更弱。 最後，歐洲使美國得以對外投射其實力。歐洲的推動主要有三種方式。第一，歐洲使美國能夠對俄羅斯進行遏制。俄羅斯的核武庫、在靠近美國本土的北極地區的主導地位，以及俄羅斯對中東和其他地區形勢的影響力都意味著，與歐洲密切協調才能夠最符合美國的利益。歐洲需要在俄羅斯附近保持某種形式的軍事存在，遏制俄羅斯並穩定周邊地區中承擔更大的責任。 6月，即將卸任的北約秘書長史托滕貝格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拜登時宣佈，今年北約盟國將增加18%的國防開支，是幾十年以來的最大增幅。 第二，歐洲是美國向中東、非洲、中亞和南亞以及印度洋地區部署軍事力量的重要集結地，無論是通過歐洲的各個機場還是通過蘇伊士運河進行部署。在以中國為中心的戰略中，儘管美國可能會減少對非洲和中東地區的關注，但利用歐洲龐大的軍事基礎設施向印度太平洋戰區投射力量仍然符合美國的利益。第三，假設美國與中國在東亞發生衝突，歐洲被認為可以發揮其作用。然而，一個問題在於，歐洲難以將有限的海軍資產全部投入東亞，因為歐洲力量需要用於對俄羅斯進行威懾。 無論誰贏得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歐洲國家都要準備面對美國在歐洲減少軍事部署。美國大戰略的另一個選項是孤立主義和放棄歐洲，這種戰略將從根本上重新定義跨大西洋關係和歐洲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另一方面，以中國為中心的戰略意味著美國在亞洲施加的影響力將大於歐洲。儘管這也會對跨大西洋關係構成挑戰，但美歐關係仍將在中美競爭中為美國帶來影響。不過，激進的變動是不會發生的，在以中美關係為顯著重點的戰略中，維持北約的存在仍將具有重要意義。 （民智國際研究院）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今日開啟中國行 應國務院總理李強邀請，義大利總理梅洛尼將於7月27日至31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梅洛尼上任以來首次訪華，也是新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選舉以來，歐洲領導人首次訪華。在外界的普遍預期中，梅洛尼此訪主要目的是改善與中國的貿易關係。 在25日的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毛寧介紹了此訪的有關安排。毛寧表示，習近平主席將同她會見，李強總理、趙樂際委員長將分別與她會談、會見，就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毛寧進一步指出，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周年。中方願以此訪為契機，同意方鞏固傳統友好，弘揚絲路精神，增進理解信任，深化務實合作和人文交流，推動中意、中歐關係行穩致遠，共同為世界和平、穩定、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董一凡在接受《直新聞》採訪時表示，這次訪問是梅洛尼政府展現對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重視的重要活動。董一凡認為，在現有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框架下，梅洛尼政府此行旨在探索中意關係在雙邊層面上的新模式，透過與中國的雙邊合作，助推義大利經濟的複蘇與成長，並尋求在政治和經濟層面上共贏。 外交部記者會 此訪將對兩國產生轉折性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梅洛尼是義大利首位女性總理，並被視為極右翼政府的領導人，她的此次訪華被描述為一場旨在同時維護國家經濟利益與考慮國際關係的平衡之旅。義大利總理梅洛尼曾以對華政策強硬派的形象引人注目，外界認為她在歐盟對外政策上和馮德萊恩主導的歐盟委員會較為一致，義大利未必能起到扭轉中歐經貿關係摩擦的作用。 董一凡認為，梅洛尼政府在許多方面，尤其是在經貿政策上與歐盟的路線高度一致，這種一致性主要根植於義大利對其在全球化和全球產業競爭中所面臨的挑戰的理解。在他看來，義大利認為自己在全球產業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這種感覺不僅在政界有所體現，在民眾的思維方式中也廣泛存在。 董一凡進一步分析，梅洛尼總理此次訪華是其外交政策實際轉向務實的表現。梅洛尼的目標是探索義大利與中國在雙邊層面的新模式，進一步提升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包括在政治和經濟方面加強雙邊合作，並透過與中國加強交流，為義大利經濟的振興提供動力。 此外，董一凡指出，義大利政府需要重新評估並承認中歐關係的雙向互利性。在這個認知的基礎上，義大利應更加理解到，單純依賴保護主義措施並不能有效解決其經濟困境或支援其經濟發展。因此，義大利作為歐盟重要成員國，有責任在歐盟內部扮演一個更建設性的角色，推動歐盟採取更平衡的策略，來應對與中國日益複雜的經貿和產業競爭關係。 義大利總理梅洛尼 意部長：希望與中國建立“長期夥伴關係” 據義大利工業家聯合會報導，義大利今年以來通膨降低、家庭信心恢復、服務業增長、工業也趨於穩定，但受石油價格上升、降息推遲、企業信貸持續下滑等不利因素影響，義大利目前的經濟仍處於恢復期。 本月初，「義大利製造」部長阿道夫·烏爾索訪​​問中國。訪問期間，烏爾索會見了多位政界和商界人士，包括電動汽車製造商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奇瑞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城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和濰柴集團的高階主管。 「中國是那些希望在全球開展業務的人所不可或缺的市場。」烏爾索表示：「我們可以發展工業夥伴關係，尤其是在綠色科技、電動車和製藥領域，我認為這對歐洲都是有益的。 董一凡認為，烏爾索此行旨在為義大利製造開拓更多機遇，透過與中國企業合作探索新的創新模式，尤其是在傳統製造業領域。通過深化與中國的產業鏈合作，不僅能促進義大利國內的就業成長，還有助於兩國在經濟上實現互利共贏。 「義大利製造」部長烏爾索 隨著梅洛尼來訪，大批義大利企業也來到中國，參加即將在北京舉辦的意中商業論壇。據路透社報導，包括輪胎製造商倍耐力、能源巨頭埃尼、航空航太與國防公司萊昂納多、葡萄酒生產商以及多家奢侈時尚品牌，如杜嘉班納在內的企業，都將參加此次論壇。報導稱，此次商業論壇設有關於汽車產業的專題討論會。義大利政府正與中國汽車製造商舉行會談，以吸引大型汽車製造商進軍該國市場，並提高國內汽車產量。 董一凡分析認為，義大利實際上是從側面展示其在電動車方面的產業優勢，意圖透過加強與中國的合作，在全球綠色轉型的趨勢中尋找更多的經濟機會。透過與中國合作，意相關企業不僅能提升自家汽車產業的規模和技術，還能有效地利用中國龐大的市場潛力，為自己的經濟成長注入新的活力。 中意結構升級是大勢所趨 近年來，中意經貿合作整體保持良好發展態勢，雙邊合作有廣泛空間。義大利實體經濟發達，是歐盟內僅次於德國的第二大製造業強國，主要工業有汽車製造等。目前，義大利是中國在歐盟的第四大貿易夥伴，而中國則是義大利在亞洲的首要貿易夥伴。然而，在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大國競爭等背景下，中意合作難免受到干擾。歐盟委員會擬從7月4日起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車徵收臨時反補貼稅，為中歐合作投下陰影。 董一凡指出，歐盟的經貿政策主要由歐盟委員會推動，因此成員國在政策上的影響力相對有限。即使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對增收中國電動車關稅持反對態度，但實際上歐盟委員會的決策很難被單一成員國改變。 儘管面臨挑戰，中意之間的經貿關係仍在經歷結構性升級，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董一凡認為，隨著雙方貿易量的增加和合作的不斷深化，在數字化和綠色轉型的全球浪潮中，中意兩國互補的經濟優勢越來越明顯。因此，推動產能合作不僅是雙方的需求，也是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 董一凡說：「義大利和中國都需要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中尋找新的經濟動力源，透過深化合作，在全球經濟新的成長點中尋求共同利益和發展。這種合作不僅限於傳統的消費品製造，還包括高技術領域和綠色技術，這些都是當前和未來全球經濟合作的重點。 （直新聞）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席亞當波森在世界貨幣基金組織的官方雜誌《金融與發展》上發表文章，表示地緣政治分裂的加劇，正在使除美國、中國和歐盟外的所有經濟體更加脆弱。地緣衝突正在加速腐蝕全球化！ 這與鴻學院在2024年1月【年終盛典】上的判斷大致符合，區別在於鴻學院認為，全球化正在“換季”，現在是全球化“暮秋”和“初冬”的關鍵轉折點，所有經濟體都在發生變革，變革中的經濟肯定脆弱，但變革中也醞釀著發展的新機會！ 什麼是全球化？ 波森表示，全球化是指透過商品、服務、投資、技術、資料、思想和工人的流動將世界經濟更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的過程。 生產活動被拆分為多個階段，使每個生產階段都可以在可以更有效地完成的地方進行。這種生產重組意味著相同的資源可以產生比以前更多的產出。與此同時，國際競爭促使公司提高生產力。而消費者能夠以更實惠的價格獲得更多種類的商品。 本輪全球化，已使世界貧窮率從1980年的47%下降到2010年的16%。本輪全球化也是過去四十多年來所得不均加劇的關鍵原因之一。 鴻學院認為，全球化如同一部高效的財富離心機，在美元環流與跨境資本的驅動下，對世界各國的能源、資源、土地、科技、勞動力和生產力進行了深度的金融化，使其成為具有高度流動性的資產，在全球金融市場中被迅速定價和交易，海量財富毫秒級換手，社會階層速凍式固化。全球化在推動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財富大創造的同時，也形成了最快速度的財富大分裂。 財富分配的不平衡，正驅動著本輪全球化進入“寒冬”，誘發越來越嚴重的地緣衝突！ 在地緣衝突的外衣下，正是財富大分裂導致的「窮人」在殊死反抗──對全球化財富分配規則的反抗。 2024年，地緣衝突加速腐蝕全球化！ 4月1日，以色列襲擊伊朗駐敘使館領事部門建築，在捍衛全球化西方秩序的路上，試圖將中東產油國裡唯一完成大部分工業自主化國家拖進戰爭，遏制中東產油國之間的和解處理程序，阻止它們團結起來，從全球化中索取應得的份額。 5月21日，歐盟理事會通過系列法案，批准將被凍結的俄羅斯資產在歐盟中央證券存管機構產生的淨收益用於向烏克蘭進一步提供軍事援助。此舉不僅繼續拓寬歐洲和俄羅斯之間的「經濟政治」鴻溝，而且在繼續動搖全球化的底層秩序。 5月31日和6月22日，葉門胡塞武裝兩次宣稱，該組織使用導彈在紅海襲擊了美軍「艾森豪威爾」號航空母艦。美聯社報導，美軍與胡塞武裝的攻防戰已經變成自二戰以來美國海軍所面臨的「最激烈的海戰」。 2024年，胡塞武裝“似乎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人機、導彈和其他武器”，“幾乎每天都會發動襲擊”。紅海危機是物理上給全球化西方秩序「卡脖子」的航道危機，也是美國作為全球化西方秩序領導者直面「造反派」的窗口舞台。美國軍隊狼狽的表現，大大提振了全球化反抗軍的士氣！ 6月17日，中國海警對非法闖入中國南沙群島仁愛礁鄰近海域的菲律賓船隻依法採取管制措施，以德「斧」人，將菲軍方的特種部隊一網打盡。中菲南海爭端的背後，是中美對抗，是新興全球主要商品生產者和舊的全球貨幣金融掌控者之間的摩擦。中國展現出捍衛中國自身利益及東方主導的全球化秩序的決心。 7月6日，尼日、馬裡、布吉納法索三國軍方領導人在尼日首都尼亞美舉行「薩赫勒國家聯盟」成員國首次峰會，並宣佈成立「薩赫勒國家邦聯」。這是世界最貧窮國家聲嘶力竭的吶喊，打響新一輪反殖民反美反法的發令槍！ 地緣衝突不僅直接腐蝕全球化處理程序，帶來的直接影響更持續、深化、加劇這種腐蝕！ 俄烏衝突，造成歐盟和俄羅斯“分手”，直接打亂全球貿易路線，深刻地改變了全球化處理程序。俄烏衝突爆發後，全球針對國際貨物、服務貿易，甚至跨國投資的限制政策數量都在飛速上漲，使全球化處理程序出現扭曲，中轉貿易、貼牌貿易出現爆髮式增長！ 紅海危機，阻攔了以色列相關的海上貿易，打碎了數百年來歐美海軍控制關鍵航路的海權神話。 除了直接影響外，地緣衝突的間接影響還在擴大發酵！ 西方國家在中國投資製造業是間接影響，俄羅斯向東看是間接影響，北極航線和中亞鐵路也是間接影響！ 7月，在美國方面的牽頭下，北約官員開始討論，在一定條件下，要採取行動「收回」中國在歐洲的基礎設施項目！這還是俄烏衝突、中美對抗的間接影響！ 歐洲右轉，右翼政黨在歐洲議會崛起，在各國議會崛起，在東歐崛起，也在西歐崛起，既是對全球化財富分配規則的反抗，同樣也是俄烏戰爭、紅海危機等地緣衝突的間接影響。 受影響的不只歐洲，反全球化的力量暴漲已經是全世界現象──許多國家既反對美國、歐洲對其國內政治經濟進行干預，也要打著各種旗號，給湧入的中國商品加征關稅。除了美歐，巴西、土耳其、印尼紛紛與中國打起程度不同的貿易戰。 以巴衝突外溢的風險，不僅讓土耳其覺醒，選擇與敘利亞和解，也使沙烏地阿拉伯全力加速向中國靠近，將石油美元置於極度危險的懸崖邊緣。這也是地緣衝突的間接影響。 全球化正在“換季” 鴻學院在2024年1月【年終盛典】上表示，地緣衝突是新舊世界秩序之戰。 現在，舊的全球化秩序還未徹底解體，新的全球化秩序仍未足夠強壯，雙方的衝突正有愈演愈烈之勢！ 外部地緣政治的劇烈衝突在美國內化表現為一場「驚險刺激」的總統大選——懂王遭遇槍擊，睡王宣佈退選，笑王大笑上位，新冠差點重歸新聞C位。不論美國大選誰將獲勝，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是兩黨共同的目標，誰都不惜親手撕碎西方秩序下的全球化處理程序！ 萬事萬物，有始必有終。全球化處理程序，亦如大自然的萬事萬物，也有興衰周期。 鴻學院的世界意像是，全球化是一個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疊加周而復始的演變規律，同樣存在著「春夏秋冬」的大周期。 2024年是全球化「暮秋」的最後時節，2025年將進入「履霜堅冰至」的全球化冬季。季節不同，市場邏輯自然不同！ 2024下半年是全球化「換季」的轉折點，聯準會降息和退出縮表，美元熱環流重新啟動，全球化將短暫回暖，全球經濟會迎來「秋老虎」最後的反轉！ 在這充滿黑天鵝和激烈波動的全球化轉折點，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市場，摸準脈絡大勢，在收穫的季節積蓄力量，準備在寒冬比拚內力，迎接下一輪全球化的「一陽來復」。 （宋鴻兵觀天下）

據美聯社、美國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當地時間7月26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事州海湖莊園同美國前總統川普會面。美聯社報導稱，這是兩人近四年來首次面對面會面。 當地時間7月26日，川普在海湖莊園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會面。圖源：美聯社 美聯社稱，納坦雅胡在此行中努力修復與川普的關係，並對加薩停火協議的進展表示謹慎樂觀。報導稱，納坦雅胡在海湖莊園對記者說，他希望看到美國調停的停火談判和人質釋放能取得成功。此外，在被問及美國之行是否取得進展時，納坦雅胡回答，“希望如此”，納坦雅胡還說，“當然渴望達成一項（停火）協議，我們正在努力”。 據美聯社先前報導，當地時間7月25日，美國總統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在白宮分別與納坦雅胡會談，討論了加薩衝突及達成停火協議的可能性。 報導稱，在與納坦雅胡會晤結束後，賀錦麗發表講話稱，她與納坦雅胡進行了“坦率和建設性的會晤”，向其承諾美國會一直確保以色列擁有自衛的能力，同時希望能夠盡快達成停火協議，釋放所有被扣押人員。 美聯社稱，納坦雅胡此次有爭議的美國之行接近尾聲，也顯示美國在支援以色列與哈馬斯戰爭問題上的分歧日益加劇。 據路透社報導，川普否認了他與納坦雅胡關係不佳，雖然外界都說納坦雅胡當年積極祝賀拜登贏得美國大選，令川普很惱火。 此外，關於加薩衝突停火談判，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26日在安理會以巴問題公開會上發言時表示，加薩衝突停火談判不能沒有限期，拯救生命刻不容緩，緩解人道災難不容拖延。 傅聰說，加薩衝突已延宕9個多月，前所未有的人道災難不斷加劇，近4萬無辜平民喪生，國際法和國際人道法底線屢屢遭到突破。安理會第2735號決議已通過近2個月。有關國家口口聲聲稱停火談判正在進行，但在過去的2個月，以色列仍在持續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平民的生命不應成為談判籌碼，軍事進攻不會為解救人質創造條件。 傅聰表示，中方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薩的一切軍事行動，敦促美國對以色列施加更大壓力，並推動儘早實現停火。中方支援安理會為推動落實有關決議採取進一步必要行動。 傅聰強調，人道問題不能政治化，飢餓不應成為戰爭武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近東救濟工程處）根據聯大授權開展工作，是加薩人道援助的支柱。中方堅決反對針對近東救濟工程處的攻擊抹黑以及阻撓近東救濟工程處正常運轉履職的企圖。人道工作者的安全必須得到保障，有關事件必須經過徹查追責。中方敦促以色列切實履行國際人道法義務，開放全部陸路過境點，保障人道物資快速、大規模准入,為人道機構提供安全保障和必要協助。 傅聰重申，落實「兩國方案」是解決以巴問題的唯一可行出路。約旦河西岸定居點活動違反國際法和安理會決議，侵蝕「兩國方案」基礎，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中方堅定支援巴勒斯坦實現獨立建國，倡議召開更大規模、更具權威、更有實效的國際和會，就落實「兩國方案」制定時間表和路線圖，推動巴勒斯坦問題回到政治解決的正確軌道上來。 傅聰強調，加薩衝突的負面外溢影響不斷擴散，地區衝突多點共振。放任戰火繼續蔓延、動盪持續擴大，只會引發吞噬整個地區的浩劫。中國呼籲所有各方保持冷靜克制，避免採取加劇緊張局勢的行動。中方願同國際社會一道，為早日平息加薩戰火、緩解災難、落實“兩國方案”，實現以巴和平共處，中東長治久安作出不懈努力。 （國際金融報）

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各方同意結束分歧，組建民族團結政府。在密集的政治和解努力之後，一個根本性的關鍵問題浮現：如何跳脫「短期政治」的束縛，為巴勒斯坦未來的政治秩序設立基本製度框架？ 本文指出，巴勒斯坦當前的政治危機久而未決與對體制的忽視高度相關。 1990年代，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起草了一部《基本法》。但在2007年6月，隨著哈馬斯將加薩的法塔赫力量驅逐出去，巴勒斯坦的兩大政治派別一直處於分裂狀態，這部法律也因此支離破碎，被各方機會主義地加以利用，事實上並未起到規範作用。對巴勒斯坦來說，現有的製度架構和治理模式已經無法應對內部分歧和外部威脅，而臨時憲法或許能成為捏合巴勒斯坦各機構和派別的可行工具，並以此明確這些機構和派別的責任和權力空間，從而為未來的建國問題奠定製度性基礎。作者認為，過渡憲法的設想仍然受到一系列內外棘手問題的阻礙，但是，它是重建巴勒斯坦國家領導層的基礎，並能讓巴勒斯坦在國際上更好地開展權威性談判。 在過去五個月的混亂和戰爭中，巴勒斯坦的憲法問題幾乎沒有成為任何人關注的焦點。但關鍵在於，過去三十年裡對巴勒斯坦的製度結構忽視，已經嚴重加劇且仍在持續加劇巴勒斯坦的政治危機。巴勒斯坦領導人及美國在內的域外力量一直在根據自身需求破壞巴勒斯坦現有的製度和規則，導致這些制度和規則相應地失去了可信度和意義。 現在談論巴勒斯坦憲法似乎不是一個好時機，但是所謂的好時機早已過去，或只是存在於遙遠且不切實際的未來。在當前，巴勒斯坦政局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制定永久憲法並不可取；而臨時憲法作為一種工具，在許多國家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對巴勒斯坦的內政外交可能會有所裨益。 拖延的危險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巴勒斯坦國、巴勒斯坦各派係以及許多機構一直在推動巴勒斯坦民族運動，包括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Palestinian National Council/PNC）、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Palestinian National Authority/PNA）。這些機構的運作難度很高且有效性不強，受到來自內部尤其是外部的阻礙。但總體而言，從中仍誕生了一群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領袖和官員，能夠與之交流並為其發聲。 ▲ 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 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被接納的製度結構的過程充滿風險，也遠未完成。巴勒斯坦從未制定出永久憲法，導致各機構之間關係不明確、私人化且具有臨時性。 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訂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巴勒斯坦政治中淪居次要地位，而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則監管西岸和加薩地帶的一些組織，並接演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之前扮演的許多角色。如今，巴勒斯坦面臨的不僅是內部治理結構的重疊、混亂和私人化，還有一場國家危機。在內憂外患的格局下，巴勒斯坦民族運動正處在一個最關鍵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充滿巨大不確定性和威脅的時刻。 制定憲法乍聽之下似乎不合時宜，但憲法所涉及的巴勒斯坦治理問題與許多當事方息息相關，包括想要「復興」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美國與尋找替代方案的以色列；最為重要的是，對於巴勒斯坦人民來說，現有的治理結構已經無法應對他們目前面臨的空前的武力等級。 問題在於，巴勒斯坦國內許多討論仍只關注短期問題，帶有工具性和私人化，旨在排擠某些領導、爭奪話語權、實現小規模和短期目標。三十年來，短期政治（short-term politics）幾乎總是將製度性框架擱置一邊，強調個人的領導而非制度的力量。許多有意或無意破壞巴勒斯坦國家體制的人現在都自食其果。二十五年前，巴勒斯坦各方都致力於為巴勒斯坦制定一份政治上的製度性檔案（儘管大多數時候這項努力並未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基本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形成的。這部法律起草於1990年代，由國內外各方組成的一個短暫性改革聯盟強加給了時任巴勒斯坦總統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認為，巴勒斯坦脆弱且充滿不確定性，從程序上對領導層施加限製為時過早。他堅稱，巴勒斯坦仍然需要革命性領導，在建立一個真正的國家之前嚴苛的製度限制是不合適的。 在2006年的立法委員會選舉中，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以下簡稱「哈馬斯」）贏得了多數席位，但是，改革聯盟內部對選舉結果產生了分歧，並最終導致聯盟的瓦解和崩潰；諷刺的是，選舉是在《基本法》的支援下進行的，並被國際社會視作一次「公平公正」的選舉。經過一年的內部爭吵和外部施壓，2007年，在哈馬斯奪取加薩控制權、形成約旦河西岸地區與加薩分治局面的背景下，阿拉法特的繼任者、巴勒斯坦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暫停了《基本法》關鍵部分的實施。《基本法》在這樣的氛圍下可能被賦予了過高期望。尤其是2007年分裂以來，各方都選擇性遵循《基本法》，導致《基本法》實際上已支離破碎，並被各方機會主義地加以利用。 《基本法》：一份在特殊壓力下破裂的示範性臨時檔案 《基本法》的最初設計是基於一個完整且獨立的國家，而非為了臨時自治。但隨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建立，這份檔案的內容和目的發生了變化，也印證了檔案本身存在的缺漏。 1988年，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在阿爾及爾召開，會上發表了《獨立宣言》，並為建立巴勒斯坦國作出一系列準備，包括成立一個委員會負責起草建國憲法,儘管該委員會的工作進展緩慢，但確實起草了一些提案。 1994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處理程序發起者的角度來看，《奧斯陸協議》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提供了基礎；該協議沒有提及巴勒斯坦的國家地位，但確實允許一些立法活動的開展。對巴勒斯坦人民來說，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授權的決策機構，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則代表全體巴勒斯坦人民——這一區別在當時看來似乎毫無意義，但後來被證明意義重大。由於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存在的弱點、以色列對其實施的財政束縛、該組織在治理加薩和西岸大部分地區的無能以及被驅逐出耶路撒冷，許多巴勒斯坦人提出通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來重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想法，而不再依靠該機構本身。 1996年，西岸和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選舉出一位總統（即阿拉法特）和一個名為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PLC）的議會，以指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過渡時期的工作，根據1993年和1994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簽訂的協議，這個過渡時期不得超過1999年5月。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意識到自己的運作和權威沒有真正的基礎，在阿拉法特的強烈反對下決心起草《基本法》，並將其作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憲法檔案。對阿拉法特來說，這份檔案不該是一部憲法，他更期望制定的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的內部規章，而非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治理檔案。但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很快就將這兩件事情分開，在1996年至1997年間為自己制定了議事規則，並起草了整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基本法》。直到2002年被以色列圍困，阿拉法特才在西方政府的壓力下同意批准該檔案，將其作為全面「改革」計畫的一部分。第二年，面臨相似的國內外處境，阿拉法特被迫接受《基本法》的修訂，並設立總理一職，從而推動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採取專家所說的半總統制。 《基本法》在許多方面都稱得上一份典範檔案，部分原因在於它的起草過程漫長並得以公開。許多人參與了這個過程，包括議員、法律專家、政治家和國際官員，因此，這份檔案反映出社會各階層和政治參與者的考慮和要求。但由於它明確是一份過渡性檔案，因此充滿了空白和遺漏。例如，最初編寫的《基本法》沒有具體規定任期長度，甚至對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的第二次選舉沒有作出規定，原因是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預計委員會最終會面臨解散並要將其事務移交給國家。 《基本法》留下空白以及未能解決緊張局勢，與其說是因為起草內容過於草率，不如說是短期的結果。該檔案沒有正式的失效日期，而且其設立是為了讓檔案本身變得不再必要。如果《基本法》促成了巴勒斯坦建國的處理程序，那麼這份檔案將被巴勒斯坦國的新憲法所取代。事實上，自1999年《奧斯陸協議》規定的過渡自治期本應結束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就一直在悄悄起草一份這樣的檔案。 ▲ 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 （一）權力不明 《基本法》從一開始就展現出一種緊張氣氛：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產物，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人是由西岸和加薩居民選舉產生的，那麼誰才是最終權威？從某種意義上說，《基本法》以謙遜的態度回答了這個問題。它的序文不僅提到了它的臨時性質和建國目標，還提到了1988年的《獨立宣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但現實可能更加複雜，因為各個結構之間存在一些重疊。阿拉法特既擔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也擔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立法委員會成員擔任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成員，而後者是監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機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以下簡稱「法塔赫」）則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中佔據了大部分關鍵職位。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機構運作方式繁瑣，實際上並不是為了監督而設計；隨著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官員遷至拉馬拉（Ramallah），重要辦公室附屬於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其效力也開始下降。 重疊可能具有強烈的動機，尤其是在領導職位上。雖然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被視為國家的核心，但它的發展方向並不清晰，長期來看它的可持續性也不清楚。而《奧斯陸協議》限制了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國際互動，並限制其接受援助。一些巴勒斯坦人認為，對於仍在試圖建立國家的民族運動來說，劃分權力還為時過早。 阿拉法特的批評者懷疑，他利用自己的雙重身份來規避對其權力的任何限制，在避開立法委員會時戴上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帽子，並作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以削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監督。他的繼任者馬哈茂德·阿巴斯也引發了類似的懷疑，他在2012年聯合國大會承認巴勒斯坦為“非成員觀察員國”後開始更傾向於使用“巴勒斯坦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State of Palestine）的頭銜。由於《基本法》只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一份檔案，它的條款沒有提供任何指導，也無法約束那些聲稱是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或「巴勒斯坦國」身份而不是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身份行事的人。幾十年來，不斷有人呼籲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領導層分開，但從未得到實施，部分原因是來自那些將失去雙重角色的官員的阻撓，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強烈抵制，他們擔心本已薄弱的機構會因領導層分裂而進一步削弱，或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國際地位要求它以強大的形式維持下去。 （二）混亂的國際地位 這導致了檔案中涉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國際地位的第二個緊張點。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混亂是由於各方在不同的外交立場上存在分歧，特別是關於他們將與誰談判或接受誰作為巴勒斯坦人的代表的問題。因此，根據特定問題或對話方的不同，巴勒斯坦外交官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代表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或巴勒斯坦國。這不僅僅是一個禮節問題。它還使國際協議的地位變得模糊不清，特別是在阿巴斯開始批准這些協議以鞏固巴勒斯坦國的國際地位之後。例如，他於2014年加入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並將此事留給巴勒斯坦法院來解決。 （三）缺乏執行結構 這顯示《基本法》中的第三個衝突點：它針對一系列議題精心製訂了條款，但卻沒有強有力的執行結構、裁決機構或憲法解釋傳統來支援。對於一份臨時性檔案來說，複雜的結構和規定似乎沒有必要。雖然《基本法》中有關於設立憲法法院的規定，但這似乎並不是一個緊急的問題，因此花了數年時間這個機構才得以設立。在憲法法院成立時，它被視為一個支援巴勒斯坦領導層的政治機構，引發了某種爭議。 2003年和2005年對《基本法》的一系列修正案填補了一些立法上的空白，主要是關於總統權力方面。當總統忽視議會通過的立法，或在提交部長供議會批准之前拖延時，總統和議會之間發生了一些衝突。但修正案帶來了新的緊張點。 2003年引入總理職位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轉向半總統制（半總統制結合了選舉產生的國家元首與對立法機構負責的總理和內閣。行政權力由這兩個首腦分割）。在國際各方（主要是以色列和美國）試圖排擠阿拉法特，以及國內改革者急於增加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民主監督之間，這一步是一種妥協。議會、總理和總統之間的衝突被納入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憲法框架中，儘管所有這些都受到了法塔赫的控制。隨後，2006年1月，哈馬斯贏得了議會的控制權。 成熟的憲法體系在過渡時期可能會有問題。在半總統制中，當總統和議會由反對黨控制時，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在一年半的危機、調解、和解和臨時安排中跌跌撞撞，直到2007年6月爆發暴力衝突。 （四）2007年的危機 《基本法》顯然無法經得起它所面臨的巨大壓力。它的缺陷並非任何人的錯，但其缺陷被利用的方式卻人人有責。 《基本法》對巴勒斯坦憲法危機提出的問題只有少數模糊的回答，而巴勒斯坦和國際社會的不同力量已設法找到公然違反《基本法》部分規定的方法。例如，哈馬斯領導人奪取加薩控制權和阿巴斯奪取西岸權力的行為，明顯違反了《基本法》的賦權範疇（雖然總統被授權並且確實解散了內閣，但新任部長必須經過立法委員會的批准才能就職，即使在緊急狀態下也不能解散或阻礙立法委員會。 國際上相關力量曾經試圖將安全部隊置於內政部長的法定指揮之下，但當哈馬斯掌控該部時，它們堅持要忽視法律。它們還向不受哈馬斯指揮的部隊提供物質支援，加劇了內戰。以色列官員對巴勒斯坦的憲法結構從未表現出太多興趣，但他們已經放棄了關於稅收轉移和臨時撤軍的雙邊協議條款，這些協議條款是巴勒斯坦領導人維持領導的關鍵。 在各方的歷史記憶中，2007年的危機責任都歸他方：哈馬斯指責法塔赫；法塔赫指責哈馬斯；二者都指責以色列；哈馬斯指責美國；美國指責哈馬斯；以色列指責美國和哈馬斯等等，所有的說法都正確。那些制定了《基本法》、對其進行改革並推動選舉的聯盟成員，轉而對他們的成果進行了攻擊。結果不僅是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一分為二，議會也停止了正常運作。這導致總統在西岸擁有無可爭議的控制權，而哈馬斯則統治加薩，一系列調解嘗試因國內政治和國際反對的阻礙而失敗。 《基本法》的一些要素得以保存，但不能發揮任何作用使西岸和加薩的掌權者對巴勒斯坦人負責。 真正的受害者是巴勒斯坦人自己。他們發現，自己的領導人不僅不負責任，而且在面對日益加劇的佔領、不斷增長的定居點以及限制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以色列軍事和安全行動等問題時，他們也沒有提出任何解決方案。還有一個更抽象的受害者：任何依賴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作出決定的政治或外交處理程序。這些制度上的弱點不會帶來任何光明的未來。 （五）現在怎麼辦？ 是否可以通過恢復或製訂新的憲法來將巴勒斯坦重組為一個可行的政治行為體？ 2024年的情況似乎比2007年的危機更加困難。巴勒斯坦國已經宣佈成立，但大多數努力都集中在國際認可方面。是否有任何辦法可以透過將巴勒斯坦民族努力置於憲法道路上，從而促進巴勒斯坦政治重建？為建國而急於制定一部完整憲法的做法過於倉促，而且可能會重蹈《基本法》的覆轍，即在意料之外的壓力下崩潰。憲法本身並不能強化巴勒斯坦的製度；而選舉，宜早不宜遲，為這些制度奠定著明確的社會基礎，是彌合巴勒斯坦社會和政治中深刻分歧的必要因素。事實上，未能儘早舉行選舉是明顯的機會錯失。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哈馬斯和法塔赫同意在2021年舉行選舉，並承諾和解。 雖然選舉是必要的，但還不夠。首先，選舉的憲法架構需要明確。其次，由於選舉有許多障礙，因此需要製訂一個明確的不依賴選舉的製度架構。目前西岸和加薩地帶之間的分裂對巴勒斯坦人來說很不利，但這似乎符合以色列的政策，也符合學者所說的「巢狀主權」（nested sovereignty）的總體狀況，即兩個巴勒斯坦實體在行使不同程度的內部自治。正如以色列總理的一句話所概括的，“以色列必須保持對加薩的安全控制，以確保加薩不再對以色列構成威脅，這與巴勒斯坦主權的要求相矛盾。” 因此，一份旨在克服這種分歧和弱點的憲法檔案或一套基本的憲法原則，對於巴勒斯坦人和那些希望加強巴勒斯坦制度和改革治理的人來說可能是有吸引力的。這項任務看起來不切實際，但並非不可能。這需要關鍵參與者重新定位，或者更確切地說，認識到他們以前對憲法和製度發展的漫不經心已經破壞了他們所宣稱的目標。但這樣一份檔案該說什麼、做什麼呢？ 不確定狀態下的巴勒斯坦適合什麼樣的憲法？ 在製訂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基本法》的想法中隱含著一個辦法，巴勒斯坦需要的不僅僅是一部憲法文字，還有一個基於巴勒斯坦政治的憲政過程，能夠為過渡階段提供明確的指導並確保權責明晰。 《基本法》作為過渡階段的一步，與未來更完整的國家憲法是相互關聯的，並且具有促進作用。但它們是不同的；《基本法》不能統治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或最終的巴勒斯坦國，但它可以確立一種憲法傳統，推動一個國家的建立和發展。這種對基本法的期望在二十年前達到了頂峰。 因此，作為一種遵循類似路徑的方式，建立一部新的過渡性憲法的想法被提出。也有人認為，這樣做是因為任何基於民主機制的努力在當前環境中似乎不太可能成功。實際上，比起確立憲法內容來說，如何起草並通過憲法是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如果是頒布一部永久憲法，那就這個問題而言現在還無法給出一個令人信服的答案。一部過渡性憲法可能比永久憲法對目前的巴勒斯坦更好。 制定這樣一部憲法的原則是清晰的。過渡性憲法應該足夠靈活，以應對快速變化的政治環境，根植於巴勒斯坦社會的多樣性，並將巴勒斯坦政治置於首位。此外，它必須能夠讓其治理對象處理他們之間的分歧，同時使他們的領導人做出明確的決定。它應該基於發展更強大製度的需要，而不是根據個人的短期需求量身定製。 這些原則可能看起來幾乎無懈可擊，但它們經常受到暗中攻擊。特別是在國際層面，國際對話總是面臨中斷（通常是由特定危機引發），並且完全個人化（旨在支援特定人物或推行短期辦法）。在這種不利的國際背景下，存在著一系列與巴勒斯坦國內問題無關的辯論。巴勒斯坦的憲法發展出現了困難，但並非無法解決。 困難的憲法問題與不相容的答案 ▲ 2024年7月23日，巴勒斯坦各派代表在北京簽署關於結束分裂、加強巴勒斯坦團結的《北京宣言》。 巴勒斯坦憲法辯論涉及四個特別棘手的問題。首先，巴勒斯坦政治中的深刻分歧——加薩和約旦河西岸之間、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以及海外的巴勒斯坦流散群體之間——使得當前環境下的憲法制定遭受批評，被認為帶有黨派色彩，可能會使基本的法律和製度安排進一步分裂。因此，任何最終檔案的達成可能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民族和解，而這在十七年來一直難以實現。當然，這種和解並不意味著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但確實需要就如何處理政治意識形態、宗教和國家目標方面的深刻分歧達成一致。現實是，當試圖追求和解時，要麼繼續說那些陳詞濫調，要麼在實施過程中很快就失敗。巴勒斯坦面臨許多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制定一部能夠處理分歧的憲法的同時，又沒有憲法工具來處理這些分歧。 其次，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處理哈馬斯。一些關鍵參與者（包括以色列、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的普遍答案是，哈馬斯不是一個合法的政治行為體，不應該成為巴勒斯坦政治處理程序的一部分。然而，巴勒斯坦國內民眾的普遍立場卻恰恰相反：人們經常聽到巴勒斯坦人，甚至是哈馬斯的堅定批評者說，哈馬斯是巴勒斯坦社會的一部分。通過一部旨在排除哈馬斯的憲法將直接違背民意，但是將哈馬斯納入政治體係不僅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反對，而且巴勒斯坦問題的主要參與者也會對這樣的憲法保持戒備。對於法塔赫來說，哈馬斯在2006年的選舉慘敗以及哈馬斯周期性的人氣波動讓制定憲法似乎變得風險重重。而對於哈馬斯來說，受到憲法結構和程序的限制有時似乎是值得付出的代價，但在其他時候（包括目前），哈馬斯領導人似乎感覺到更大的機會擺在他們面前。 第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關係會是什麼樣？儘管時常有如何定義邊界和公民身份的抽象討論，但當各方想到以色列有能力左右此類問題的答案時，這些抽象討論很快就會變得很具體。憲法可以是巴勒斯坦人如何設想這種關係的權威表達，因此在沒有任何和平協議的情況下，這可能是製訂憲法變得棘手的原因。 第四，巴勒斯坦人對於憲法如何獲得批准感到困惑。或者更抽像地說，「制憲權」在那裡？是否需要全民公投？如果需要，如何舉行？如果只包括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的居民，那麼憲法會解決難民的權利嗎？如果憲法是為所有巴勒斯坦人制定的，那麼應該（或可以）為流散海外的巴勒斯坦人（無論是無國籍人還是以色列、約旦或其他國家的公民）制定那些條款？或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或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的批準是否可以作為合適的替代方案？ 最後，也是最複雜的，巴勒斯坦國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關係是什麼？對於局外人來說，這些問題似乎純粹是學術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甚至可以互換使用這些術語。但它們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法律和政治影響在國內和國際上都是相當重要的。 《基本法》的起草者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無力給出答案，因為他們立足於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他們認為討論這個問題還為時過早：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還沒有建立一個國家，也無意取代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但同樣，拖延也是有代價的，因為這些模糊性只會變得越來越棘手。巴解組織的領導人通常兼任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人，他們目前在國內聲稱代表巴勒斯坦國，通常能得到國際認可。巴勒斯坦國不僅代表巴勒斯坦人，也是巴勒斯坦主權的體現。雖然巴勒斯坦國只存在於紙面上，但有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獲得了國際承認；這是當代巴勒斯坦領導人的重要成就。但巴勒斯坦國並沒有取代巴解組織，無論巴解結構如何被削弱，它仍然是全球巴勒斯坦人的主要代表機構，並將繼續代表他們的集體認同和共同願望。巴解組織作為巴勒斯坦人（許多人沒有公民身份或擁有的是其他國家的公民身份）代言人的歷史角色，在某些時候必須與巴勒斯坦國的國際承認相調和，儘管巴勒斯坦國尚無能力定義巴勒斯坦人的權利。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過渡性質和在西岸和加薩的有限管轄權增加了這種複雜性。最初，除了與國際援助相關的事務外，它被禁止從事任何外交活動。國際援助是20世紀90年代透過談判達成的妥協，旨在阻止建立巴勒斯坦國並允許繞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向巴勒斯坦人提供資金。但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成立了外交部，其領導人以巴勒斯坦國官員的身份出現。 為了確保不受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直接控制的巴勒斯坦人不會被剝奪任何代表的權利，巴勒斯坦國已在聯合國取得非會員觀察員國地位，但「不影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作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聯合國所享有的權利、特權和作用」。雖然這已經很複雜了，但在美國的影響下，巴勒斯坦官員如何操作變得更加複雜。美國雖然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列為恐怖組織，但卻在法律的嚴格限制下與其開展外交活動。此外，它無視巴勒斯坦國並直接與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打交道。 試圖透過法律和外交手段來滿足巴勒斯坦的國家願望和多樣化的國際壓力就已足夠困難，但還存在內部的複雜性。例如，在繼承問題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受巴解組織管轄，那麼如果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的程序不可行或不方便，巴解組織是否會介入並設計一種結構？其他影響是更長期的，這與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相關。巴解組織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聲稱有權管理西岸和加薩地帶。巴勒斯坦國有可能具體定義和提供公民身份，包括誰有資格成為公民？誰會希望成為公民？如果授予非巴勒斯坦居民，是否會遭到反對和反制？ 對重大問題的暫時性回答 一些問題似乎無法通過憲法來解決。事實上，《基本法》在某些類似的困境下一直都岌岌可危，並最終崩潰。在這樣的情況下，狀況只能變得更糟，而製度也變得更加薄弱。任何答案都可能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政治爭議；許多可能的答案也會引發國際上相關的關鍵行為體的忌諱。即使在有利的情況下，巴勒斯坦人認為似乎合適的答案也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通過頒布一份臨時憲法來緩解巴勒斯坦制憲壓力的想法時常被提及。在一些情境中，臨時憲法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最著名的是南非，但也有一些負面的地區案例，例如美國強加給伊拉克的過渡行政法。在巴勒斯坦問題中，一部吸取更廣泛的公眾意見後起草的且得到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支援的臨時憲法，可以為重建國家領導層提供基礎。這個領導層無論多麼分裂，都可以重新建構一些國家製度，並在國際層面上進行權威性的談判。這樣的檔案將有兩個主要的好處。 首先，它將把巴勒斯坦人置於治理問題的核心。與其為了應對強大的國際壓力，或同那些似乎對巴勒斯坦政治不熟悉甚至不屑一顧的人（或只把政治動態理解為選擇符合短期國際需求的領導人）辯論，巴勒斯坦人可以彼此間討論，並讓那些願意傾聽的人聽到他們希望引導自己未來的方式。其次，認識到該地區的長期穩定以及更公正與和平的未來需要將巴勒斯坦人視為一個民族共同體（national community），而不是一群分散的被治理人口。這樣做，巴勒斯坦可以展現出一套權威的製度，而不是一小部分可接受和熟悉的名字。 但是，障礙是巨大的。二十年前，國內外壓力的短暫巧合導致了一波改革的爆發，憲法工程是這項改革的關鍵部分。這個實驗起初是成功的，但在其支持者放棄後實驗還是在壓力下崩潰了。 2024年，任何重建巴勒斯坦制度的努力還需要更持久的國際承諾，從而與巴勒斯坦的憲政和民主合作，而不是同其對抗。 （中美聚焦）

在輕柔的暮光中，巴黎塞納河兩岸已裝扮完畢，彷彿一位馬上要去參加舞會的佳人，輕輕掀開歷史的帷幔，迎接一場前所未有的盛會。 2024年，這座擁有2300多年建城史和1400多年建都史的浪漫之都，在距離上次舉辦奧運會的100年後，以其獨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現一場融合歷史、文化與未來的奧運開幕式。 本屆開幕式，塞納河及兩岸成為最大的舞台－打破常規，共襄盛舉，是巴黎奧運意圖向世界傳達的第一個訊息。整個舞台設計巧妙地將自然與城市融為一體，河面成為最大的舞台，兩岸的歷史遺蹟則化身為天然的背景板。隨著音樂漸起，燈光與投影交織出一幅幅流動的歷史畫卷，從古老的巴黎城牆到文藝復興的輝煌，從拿破崙的加冕到印象派的誕生，每一個瞬間都讓人彷彿置身於那段光輝歲月之中。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人們走上陽台，走上街道，成為這場開幕式的一部分。 接下來，整座巴黎，將踏上一段尋找奧林匹克之火的旅程。 光影交織，歷史迴響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法國巴黎，巴黎奧運開幕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這是一場勇敢破界的美妙之旅，開幕式的故事由一段短片展開。在法國傳奇球星齊達內的帶領下，奧林匹克之火在巴黎各處留下印記。三名小朋友手持奧運火炬，走到河岸，與前來迎接火炬的神秘人匯合，他身著斗篷，頭戴面具，令人看不清楚真實的樣貌。這時，響起了《歌劇魅影》的主旋律，人們才恍然大悟，法國作家加斯東·勒魯所撰著的這部經典的愛情驚悚小說正是開幕式展現給觀眾們的第一個法式文化的小彩蛋，而那個神秘人，不僅是巴黎奧運的火炬傳遞者，更是承載著巴黎故事的使者，引領著全球觀眾穿越時空的長廊。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法國巴黎，巴黎奧運開幕式（新華社記者陳斌攝）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法國巴黎，巴黎奧運開幕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隨著代表法國國旗三色的煙霧在奧斯特利茨橋（Pont d'Austerlitz）上空炸開，運動員入場式就這樣開始了。據悉，開幕式當晚，各奧運代表團的6000—7000名運動員乘坐85艘不同顏色的船隻，前往慶祝儀式的現場，他們以巴黎植物園旁的奧斯特利茨橋作為起點，沿著塞納河向西航行6公里，穿過歷史悠久的橋樑，經過像是巴黎聖母院（Cathédrale Notre-Dame de Paris）、羅浮宮（Palais de Louvre）、榮軍院廣場（Place des Invalides）、巴黎大皇宮（Grand Palais）…等知名地標一些本次奧運的比賽場地。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法國巴黎，巴黎奧運開幕式（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開幕式的第一節名為“Enchanté”，這是一句法語問候語，意思是“很高興見到你”。開幕式由十二個小節組成，引導全世界的觀眾用一場旅程，感受到到巴黎的歷史與文化，過去與未來。開幕式的藝術總監托馬斯·喬利(Thomas Jolly)對這小節的評價是：「無論這些畫面呈現的是法國的歷史、文化、美食還是精神，它們都激發了我們共同的想像力。它們交織在一起，向所有熱愛巴黎的人致以美妙的問候。 ↑法國體育代表團在開幕典禮上。新華社記者郭昱攝 希臘代表團入場。新華社記者郭昱攝 中國香港體育代表團成員在開幕典禮上。新華社記者呂小煒攝 巴黎奧運開幕式中國隊（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中國體育代表團旗手乒乓球選手馬龍（中）在開幕式前揮舞國旗。新華社記者曹燦攝 舞動的巴黎，熱愛與敬仰 演員在開幕式上表演（新華社記者張玉薇攝） 在這場全球10億觀眾同時關注的表演中，近3000名舞蹈演員、音樂家等演出人員在塞納河兩岸及橋樑上，聯手貢獻了一場精彩的表演。這些表演不僅融合了古典與現代元素，還巧妙地結合了裝置藝術、燈光和電子裝置，共同創造出令人震撼的視聽效果。表演中既有傳統的古典舞蹈，也有充滿現代感的街舞、爵士舞等，這些舞蹈不僅充分展現了舞者們的高超技藝，也生動體現了巴黎這座城市的多樣性和活力。 LADY GAGA在奧運開幕式上驚豔亮相塞納河 而LADY GAGA的演出將第一小節推向了高潮。為了向19 世紀的巴黎舞者致敬，LADY GAGA演唱了Zizi Jeanmaire的經典法國歌曲《Mon truc en plumes》。巨大階梯形狀的舞台設計以巴黎大皇宮為靈感來源,她與10位舞者一同揮舞著粉色羽毛，伴隨著17人樂隊的演奏，共同演繹了卡巴萊經典劇目。 在第二小節中，為了突顯那些為奧運成功舉辦做出巨大貢獻的幕後英雄們：工匠、建築工人以及巴黎市民。舞台透過莫德·勒普拉德克(Maud Le Pladec) 的編舞和維克多·勒馬斯內(Victor le Masne) 用工人的聲音創作的原創樂譜，突出了法國原汁原味的工藝。這段美妙的音樂向主辦城市與它的人民致以敬意。 在這個傳統與現代相遇的畫面中，巴黎奧組委、開幕式藝術總監托馬斯·喬利強調了不同時代和文化、學術和流行之間的平等與交融。法國最偉大的流行歌星之一中村阿雅與管絃樂團一起帶來撼動人心的表演。雖然法語在歷史的處理程序中已經影響到世界各地的許多社區，但它也在不斷吸收和發展，這就是它如此豐富的原因。 藝術家在開幕式上表演。新華社記者李鋼攝 夜幕降臨塞納河畔。約翰·藍儂和小野洋子的和平頌歌《想像》在粼粼波光中撥動了夜巴黎的浪漫之弦。 《想像》在奧運開幕式上屢屢被奏響，歷經數次的改編，數代人的詮釋。如果聖火點燃一顆赤誠的奧林匹克之心，五環旗幟讓人們對奧運的美好嚮往在世代間獵獵飄揚經久不衰，那麼《想像》的溫柔與懇切，每一次被唱響時的同與不同，在開幕式環節所承載的磅礴生命力，未嘗不是奧林匹克的一次脈動。在兩位法國藝術家蘇菲安·帕瑪特和茱麗葉·阿瑪內特的詮釋下，我們又聽到一首不同的《想像》。在一艘漂流的木筏之上，熊熊燃燒的鋼琴和純美的歌聲，讓我們思考黑暗與光明之間的世界。想像所有的人們，共同分享這個世界。當螢幕閃現出「我們一起呼籲和平」的字眼，睜開眼看看這場強調共享、平等與大同的開幕式，我們便無需想像。但我們永遠需要《想像》。 同時，在索菲安·帕瑪特和朱麗葉·阿瑪內特的舞台緩緩駛過的橋上，你可以欣賞到法國新銳設計師們帶來的最新時裝作品，它們由各種名人們以走秀形式呈現——來自義大利的殘奧會擊劍運動員貝亞特麗切·維奧領秀。時尚之都巴黎，怎麼會錯過一次在奧運開幕式上的T台表演呢？更別說，本次服裝總監達芙妮·比爾基（Daphné Bürki）製作了3000多套獨一無二的服裝，其中大部分都使用了回收材料，可謂將本屆奧運會的環保理念貫徹到底。 女騎士弗洛里亞娜·伊塞爾身披奧林匹克旗沿著塞納河「疾馳」。 （新華社記者郭昱攝） 隨後,畫面中出現了一名身穿銀色鎧甲的女騎士，肩披五環旗，騎著一匹白馬，氣勢恢宏地駛入現場。這一獨特的亮相瞬間吸引了全場觀眾的目光，成為當晚最耀眼的瞬間之一。這位女騎士以其勇敢與優雅的姿態，象徵著奧林匹克精神的堅韌與榮耀。金屬馬的閃耀光芒與五環旗的繽紛色彩交相輝映，展現出力量與美的完美結合，為開幕式增添了幾分科技感與未來感。法國廣播電台合唱團和法國國家管絃樂團演奏奧林匹克會歌，女騎手從艾菲爾鐵塔向特羅卡德羅騎下時，所有參賽國奧委會的旗幟跟在她身後，她的奧林匹克旗披風引領著她前進。奧林匹克會旗在特羅卡德羅升起，法國廣播電台合唱團和法國國家交響樂團演奏的奧林匹克會歌響起。 文化盛宴，藝術交融 作為一個世界知名的“藝術之都”與“文化名城”，巴黎奧運開幕式的文化和藝術元素可以說是隨處可見。在塞納河沿岸的「玫瑰之路」上可以看到15位法國著名的漫畫人物的形象；遊船緩緩駛過羅浮宮後，世界頂尖藝術作品中的人物「浮」出水面，運動員們與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人類歷史上的藝術珍寶相逢。 「這條河就像時間的流逝：世界藝術、時代和體育代表團在已經成為世界博物館的塞納河上齊聚一堂，共度友愛時刻。」托馬斯·喬利解釋道。 於是我們被邀請踏上一場藝術史之旅。羅浮宮博物館中那些著名的收藏似乎也在期待，勝利女神、維納斯……所有的畫作彷彿都活了起來，他們想要與火炬手一起，參與到開幕式中來。還有奧賽博物館，這裡曾經是一個車站，於1900年落成，因為擁有印象派藝術收藏而聞名於世。這段穿越時間的旅程，讓我們看到盧米埃兄弟首次在巴黎放映他們的電影短片《火車進站》的情景，看到巴黎這100年間，藝術的創作形式從連環畫到電影，從雕塑到電子媒介，藝術家、科學家、作家……這些充滿想像力和創造力的人們，他們的努力，讓人們的精神世界更加豐富，讓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更加順暢。它們不僅是法國的瑰寶，更是全人類的瑰寶。塞納河就像流淌的時間，將藝術、歷史與運動結合在一起，此時此刻，這裡就像一座露天的美術館，帶領人們在藝術的世界裡，穿越古今，忘卻時間。 未來展望，夢想之光 火炬手法國前短跑選手瑪麗-何塞·佩雷克和法國柔道運動員泰迪·裡內爾抵達巴黎2024 年奧運開幕式，點燃奧運聖火。 （圖片來源：Mohd Rasfan，法新社） 這是被點燃的主火炬。 （新華社記者吳魯攝） 隨著夜幕的降臨，開幕式逐漸進入尾聲。然而，這並不意味著結束，而是另一個新的開始。在艾菲爾鐵塔的璀璨燈光下，點火儀式成為了全場矚目的焦點。法國傳奇球員齊達內將火炬交給了西班牙網球運動員納達爾。納達爾與賽琳娜·威廉斯共同乘船，行駛在塞納河上。船上還有美國田徑名將卡爾劉易斯和羅馬尼亞體操選手柯曼妮奇。火炬傳遞還在繼續，小船靠岸，法國網壇名將毛瑞斯莫接過火炬，奔跑一段距離後交給前法國籃球運動員托尼帕克。接下來，火炬屢經傳遞，共同傳遞聖火的人群越來越壯大，我們可以看到，火炬傳遞的終點，是巨大的熱氣球——它是本屆奧運會的主火炬台。隨著音樂的漸強，最終，主火炬台被法國柔道運動員特迪·裡內與田徑名將瑪麗-若澤·佩雷克點燃。熱氣球緩緩騰空，照亮了整個塞納河及兩岸的建築群，也點燃了每個人心中的夢想之火，亦象徵著奧運激情傳遍巴黎，奧運精神生生不息。當這座城市中的每個人抬起頭，都能夠看到聖火長燃，這也與本屆巴黎奧運開幕式倡導的分享精神不謀而合。 當地時間2024年7月26日，巴黎奧運開幕式，席琳狄翁正在演唱（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當最後一縷煙火在夜空中綻放時，傳奇歌手席琳·迪翁出現在艾菲爾鐵塔的二層露台，… 儘管天公不作美，2024年巴黎奧運會一直在雨中進行，人們期待的美麗落日也沒有看到，但回顧整場開幕式，依然能記得隨著鏡頭轉向的尚未修復完成的巴黎聖母院以及修復現場腳手架下跳舞的「工人」；記得法國人自己調侃的1911年《蒙娜麗莎》被盜事件；也能記得濕滑的舞台上熱情的演員和表演藝術家；還能記得在開幕式現場淋著雨但是「享受當下」的觀眾們，也許，這便是巴黎奧運開幕式帶給我們的法式鬆弛感的真諦：允許一切發生，這便是生活（C'est la vie）。 7月26日在特羅卡德羅廣場拍攝的開幕式現場。（新華社記者程敏攝） 7月26日拍攝的開幕式上的燈光表演。（新華社記者徐子鑑攝） （藝術設計的朋友們）

據俄羅斯《觀點報》26日報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當天稱：「歐盟支援烏克蘭。今天，我們將匯出15億歐元的俄羅斯被凍結資產收益，用於烏克蘭的國防和重建。」對此，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回應稱，俄羅斯不會對歐盟委員會將俄羅斯凍結資產收益提供給烏克蘭的決定置之不理。俄方的回應措施將經過深思熟慮，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6日稱，2022年2月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後，不友善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造成俄羅斯主權資產和私人投資者資金都被凍結。俄羅斯約3000億歐元的外匯儲備被凍結。其中約2000億歐元在歐盟境內。克里姆林宮先前表示，相關決議是違反國際法的所有規則和準則的又一例證。俄羅斯外交部表示，凍結在歐洲的俄羅斯資產是竊盜行為。 比利時歐洲新聞網26日稱，馮德萊恩的表態意味著俄羅斯資產收益在歐盟新計畫下首次轉移。這個史無前例的計畫醞釀了好幾個月，直到今年5月歐盟成員國才達成一致。 另據俄新社26日報導，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波多利亞克25日在接受採訪時稱，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和平協議是不合適的，因為這只會暫停衝突，並允許俄羅斯積蓄力量。俄羅斯《消息報》26日報導稱，25日，在回答莫斯科是否收到烏克蘭任何政治力量願意妥協的具體訊號問題時，佩斯科夫稱：「目前還沒有任何關於談判的具體實質性東西。有一些模糊的訊號，但我們不知道它們的現實性有多大。 （環球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