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9日，解放軍東部戰區“正義使命-2025”演習在台島周邊席捲而起，民進黨當局遭當頭棒喝，慌慌張張渲染起“軍事威脅”。美國總統川普很快也對軍演作出了回應。路透社12月29日報導形容，川普當天明顯淡化了軍演帶來的所謂“威脅”。他表示，自己並不擔心台海周邊局勢，畢竟中方20年來一直在該地區開展演習。川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對記者表示，他並不擔心台海周邊局勢，自己與中方關係很好，相信中方不會對台開展軍事行動。“沒有什麼讓我擔心的，什麼都沒有。他們在那一帶開展海軍演習已經有20年了。”川普說。路透社注意到，就在本次軍演11天前，美國政府宣佈將向台灣地區出售價值超過111億美元的武器裝備，這一金額創下美國對台軍售的歷史之最，並引發中方強烈不滿。彭博社則直言，川普的最新對台軍售計畫顯然觸及了中國的紅線。針對外媒評論此次軍演是針對美國近期大規模對台軍售，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張曉剛29日嚴正表示，“台獨”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外部勢力縱容支援“台獨”只會引火燒身、自食惡果。我們敦促有關國家放棄“以台製華”幻想，停止在台灣問題上拱火滋事，不要挑戰中方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決心意志；正告民進黨當局“倚外謀獨”註定失敗、“以武拒統”死路一條。中國人民解放軍打“獨”促統決不手軟，將持續組織反分裂反干涉行動，堅決維護國家主權、統一、領土完整。這次演習很快引發島內輿論熱議。有台媒用“突襲式”描述解放軍對台演習，並用“‘正義使命-2025’演訓範圍環台”作為標題。親綠媒體“自由時報”報導稱，東部戰區突襲式宣佈將針對台灣舉行環島軍演，名為“正義使命-2025”，演訓範圍包含台灣本島的東南西北。台“中央社”則直接點名演習涉及島內地區，據公佈的坐標位置以及圖片，共有5個區塊，分別在基隆以北、台東以東、屏東以南、澎湖西南海域，以及桃園西北至馬祖的台灣海峽範圍，呈包圍台灣的態勢。東部戰區開展“正義使命-2025”演習，解放軍無人機俯瞰台北101大廈（視訊截圖） 視覺中國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此前表示，此次演習是對“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干涉勢力的嚴重警告，是捍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當必要行動。 (中國新聞社)

最近日媒的一則報導，把日本留學圈的“潛規則”給扒了個底朝天——日本現在接收的外國留學生都突破33.6萬人了，而作為日本頂尖學府的東京大學，國際生裡竟然有6成來自中國！這比例高得實在反常，日媒直言，這根本不是單純的“國際化成果”，而是中國學生們精心規劃的一條“曲線移民路徑”，東京大學不過是這條路上最高效的“跳板”。可能有人會問，東京大學可是日本的“清華北大”，國際排名常年名列前茅，能考上的不都是學霸嗎？怎麼就成“跳板”了？這就得從日本對留學生的特殊政策說起，尤其是那套和日本本土學生完全不同的入學體系，簡直是為中國學生量身定做的“綠色通道”。日本的留學生考大學，不用和日本學生擠“共通測驗”的獨木橋，像東京大學這樣的名校，都允許留學生用EJU（日本留學試驗）加面試的方式報考。關鍵是這個EJU考試，難度真的不算高，大部分題目都沒超出高中基礎知識範圍，就連數學都能選相當於高一到高二程度的科目，對咱們中國學生來說，簡直是“降維打擊”。更別說日語科目了，咱們本身就處於漢字文化圈，理解日語裡的漢字含義、語法邏輯都比歐美學生有天然優勢，所以EJU考生裡中國人佔了差不多三分之二，完全是情理之中。就算是東京大學的文科學部，也允許考生選難度較低的數學科目。雖然東大對EJU成績要求接近滿分，但和日本學生要在共通測驗裡拼得頭破血流比起來，整體門檻還是“相對容易”的，這個差距明眼人都能看出來。這就導致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一些在國內可能考不上頂尖985、211的學生，通過EJU這條路徑，反而能敲開東京大學的大門，拿到這塊含金量超高的“名校敲門磚”。但考上東大隻是第一步，日媒真正關注的，是中國留學生背後的“終極盤算”——留學不是為了學知識，而是為了拿身份。根據外國人議題作家久野山正信的說法，日本的國際學生裡，53%都能在當地找到工作，而這其中82%的人，拿到的都是“技術・人文知識・國際業務”（也就是大家常說的“技人國”）這種白領型居留資格。這種資格是專門給高技能專業人士設立的，只要能持續就業、不失業，長期在日本居留幾乎沒什麼障礙，相當於拿到了“准綠卡”。更讓人意外的是，近年日本的移民政策還在一個勁地放寬。現在部分留學生畢業後，最短一年就能轉換成“高度專門職”簽證，朝著永住（也就是日本“綠卡”）或歸化（加入日本國籍）邁進。這個“高度專門職”採用的是點數制，年齡、學歷、工作年資這些硬指標本身就能加分，就算你不是行業頂尖人才，沒有什麼突出成果，也有可能被認定為“高度人才”。這一下，留學就從單純的教育行為，徹底變成了一條制度化、風險極低的移民路徑，簡直是“留學=就業=永住”的無縫銜接。根據日本的永住許可制度，原則上只要在日本居住滿10年、遵守法律、有穩定工作和交稅證明，就能申請永住，拿到永住資格後，除了沒有選舉權和參政權，和日本國民的待遇幾乎沒差別。而有了“高度專門職”身份，這個年限還能大幅縮短，這對想長期留在日本的留學生來說，吸引力實在太大了。再加上2025年日本還更新了“特別高度人才”簽證，針對年薪達標的碩士以上人員，允許僅停留一年就轉為長期居留，比之前的三年要求縮短了兩倍，政策紅利一波接一波。為什麼日本會這麼“放水”？核心原因還是日本社會的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太嚴重了。2025年的資料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占比已經逼近30%，製造業、服務業甚至醫療養老領域，都面臨著嚴重的用人缺口。日本政府沒辦法，只能通過放寬移民政策來填補空白，而中國學生既懂中日兩國語言，又有紮實的專業基礎，還容易融入日本社會（畢竟文化、文字有諸多相通之處），自然就成了日本重點“爭搶”的對象。而且對東京大學來說，招收大量中國留學生也是“雙贏”的選擇。近十年，東京大學的留學生人數已經增長到約5000人，是過去的1.7倍。而與此同時，日本學生升讀研究所的意願一直在下降，很多研究科都面臨招生壓力，只能靠國際學生來補位。更重要的是，中國留學生中不乏富裕家庭的孩子，校方也私下對這些學生未來可能帶來的捐款和人脈資源抱有很高期待，這對大學的長遠發展來說，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於是就形成了這樣一個“多方受益”的閉環：日本政府通過招收中國留學生填補勞動力缺口，緩解老齡化壓力；東京大學通過招收中國留學生解決招生難題，收穫潛在資源；日本企業招到了既懂專業又懂中日市場的人才；而中國留學生則通過這條路徑，低成本拿到名校學歷和日本永住資格，簡直是“皆大歡喜”。但這個閉環背後，也藏著日本社會的隱憂。隨著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他們在東京大學校內外已經逐漸形成了屬於自己的“東大中國人網路”。現在東京大學的研究生中，留學生約有5200人，其中中國留學生就佔了3500人左右，這個規模相當可觀。這些畢業生進入日本各行各業後，會互相推薦人才、共享資源，很多人會進入日本大企業，或者加入中國人經營的貿易公司、零部件商社，在日本社會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中國力量”。日媒直言不諱地提出疑問：日本投入了大量公共資源在東京大學這樣的頂尖學府，培養出的人才、產出的頂尖研究成果，未來到底會更多回饋日本社會，還是會通過“東大中國人網路”流向海外？畢竟這些中國留學生雖然拿到了日本身份，但很多人依然和中國保持著緊密的聯絡，他們的家人、朋友、商業資源可能都在國內，一旦有合適的機會，他們的知識和技能很可能會反哺中國市場，這恐怕是日本政府當初沒想到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移民政策其實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對中國專業人員，他們不僅逐步放寬通道，還在積分體系中額外認可中國頂尖大學學歷，2025年甚至新增了8所大陸高校進入加分名單，簽證審批時效也從數月縮短至數周；但對歐美等其他國家的申請者，卻設定了層層障礙，比如嚴格的文化適應審查、就業配額限制，甚至對30歲以上的歐美申請者從嚴稽核，拒絕續簽都是常有的事。這種針對性極強的“搶人”策略，本質上是日本根據自身需求做出的功利選擇，但也在悄悄改變日本的社會結構。現在日本的外籍居民已經達到376萬，其中中國人佔比23%，超過87萬，2025年上半年還在持續增長，眼看就要逼近90萬，佔日本外籍人口的四分之一。這些中國人中，很多都是通過“留學-就業-永住”這條路徑留下來的，他們大多是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分佈在日本的科技、製造、金融等關鍵領域，對日本的經濟發展、社會文化都在產生越來越深的影響。說到底，東京大學6成中國留學生的“跳板盤算”，並不是什麼秘密，而是制度誘因層層堆疊的必然結果。當留學、就業、永住被無縫串接，當大學經營、企業用人與中介組織都能從中受益，“國際學生增加”就早已不只是教育議題，而是一場被精密設計、正在悄悄改變日本社會結構的長期工程。對中國學生來說，這或許是一條性價比很高的發展路徑，但對日本而言，這場“有選擇的移民開放”到底是福是禍，還很難說。畢竟大量中國人才的湧入，既可能為日本注入新的發展活力，也可能讓日本的頂尖技術、研究成果面臨“外流”的風險。而這場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才流動暗戰”，未來還會如何演變，恐怕值得兩國都好好琢磨琢磨。 (外事匯)

據央視新聞，當地時間12月29日，俄羅斯總統普丁簽署命令，要求在2026年全年徵召26.1萬名18至30歲的俄羅斯公民服兵役。命令同時規定被徵召人員將分兩階段，即2026年4月1日至7月15日及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間集中前往服役地點。 (長江雲新聞)

每隔幾年，關於“中國產能過剩”的論調就會被拿出來炒作一番。近來，這頂“產能過剩”的帽子，總落在新能源產品的頭上。去年，美國財政部長葉倫多次拿“過剩”說事。在廣州參加中國美國商會活動時，葉倫指出，其尤其關注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包括在新興領域出現的產能過剩跡象。她說：中國的產能過剩打亂全球價格和生產模式，損害美國企業和工人的利益。今年7月在南非德班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克林拜爾宣稱G7一致同意加大力度應對中國所謂的“產能過剩”。他說：中國的“垃圾產品”嚴重衝擊了全球供應鏈，正在威脅歐洲經濟安全。長城汽車泰國羅勇工廠的現代化生產線。資料圖以“產能過剩”為由，西方對中國採取一系列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中國的產能，真的過剩了嗎？“中國產能過剩”，是個偽命題想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釐清何為產能過剩。在成為一種政治話語前，這本是個中性的經濟術語。在經濟學中，產能過剩通常指某個產業的產能大幅超過需求，導致產品供給明顯過剩和價格大幅下跌，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結果。因此，產能過剩與供需不平衡緊密相連。如果將“出口商品多”簡單地等同於產能過剩，顯然有失偏頗，遮蔽了“供需”中的“需”。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需求側，就會發現，中國製造不僅沒“過剩”，反而供不應求。中國不僅有產能，且本身就是一個極為廣闊的市場。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據標準普爾最新發佈的《全球能源展望2026年主要趨勢》預測，2026年，全球電動車銷量預計繼續上升，其中中國市場佔比約三分之二，並有望成為全球首個電動車佔新車銷量約50%的主要市場。在需求尚未滿足的時刻，談“過剩”未免太早。從出口來看，諸多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需要和歡迎中國製造。中亞、非洲、南美、中東等地，都用上了來自中國企業的新能源產品和裝置。南非的德阿風電項目、肯尼亞的加里薩太陽能電站、烏茲別克的1吉瓦（GW）太陽能項目……都有效緩解了當地的電力供應短缺，點亮萬家燈火。“中國對先進製造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是開發中國家走向共同繁榮的重要基礎。如今的埋頭苦幹正是為了克服文化、語言和資金等障礙，確保這些產能被有效利用，進而促進全球發展和互惠互利。”石天桀寫道。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石天桀（Satyajit Bose）在中國考察後指出，在任何關注可持續發展的人看來，指責中國產能過剩都“很奇怪”，因為全球還有7億多生活極度貧困的人口，需要更低廉的基礎設施——“對這些人來說，能夠低成本、大規模地重建家園、修建鐵路、挖掘水井、提供太陽能電力，甚至生產繃帶，就已經猶如天大的便利。在他們的迫切需求面前，這些產能至關重要，何來的‘產能過剩’一說呢？”攻擊背後，是西方國家的焦慮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曾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中指出：在中國貿易失衡問題的討論中，歐美炒作的部分遠大於中國實際的產能過剩部分。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也曾表示：“過剩的不是產能，而是歐美對中國製造業強大競爭力的焦慮。”葉倫關於中國工業產能過剩發表的激進言論，美國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際時事刊物之一的《外交政策》發佈標題名為《珍妮特·葉倫與中國有三體問題》的文章，文中表示：“美國財政部長嚴厲批評北京的工業產能過剩，但這一資訊很難令人信服。”文章認為，便宜的清潔能源勢在必行。而清潔能源要便宜，就得靠大規模生產，應用端的電動汽車同樣如此。在鄭州航空港區比亞迪總裝工廠拍攝的新能源汽車“宋Pro”生產線。圖源：新華社產能過剩，本來應當與落後產能相關聯，市場經濟正是通過過剩來淘汰落後產能，從而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國外的討論卻總是圍繞新能源、電動汽車等未來產業——這些領域恰恰是全球競爭的前沿，各國都在加速佈局、搶佔先機。既是方興未艾，何來落後淘汰？在行業還在上升之時，就渲染“過剩”的論調，邏輯實在站不住腳。政府層面還在激烈博弈，消費者卻不會嫌好貨賣得太便宜。《外交政策》指出：“德國太陽能製造商可能會為過去十年的成就而哭泣，但德國消費者不會。”文中披露，過去兩年，德國的太陽能電池板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另外，“價格低廉的中國電動汽車在歐洲各國也具有壓倒性的吸引力”。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飛速發展，幾乎改寫了世界汽車工業的格局。正因如此，來自老牌汽車大國的克林拜爾才格外焦慮，他不滿於德國汽車產業對中國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依賴，不僅將其貶為“垃圾產品”，還要扣上“威脅歐洲經濟安全”的高帽。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一回合中，因為中國押對了低碳經濟這道題，西方常用的減排、環保、氣候等議題也失靈了，只能另闢蹊徑，選擇“產能過剩”這種稍顯無力的說辭。穿越“產能過剩”的迷霧事實上，對中國來說，產能的高低起伏，產業的新陳代謝，從來不是需要遮掩和迴避的話題。在鋼鐵、煤炭、水泥等傳統領域，中國的“去產能”部署早已展開，以鋼鐵行業為例，“十四五”時期已實現從“去產能”到“產能產量雙控”的轉變，通過堅決壓減粗鋼產量、推進聯合重組等舉措促進供需平衡。即便是新興行業，也並非野蠻生長。從2023年年底開始，“產能過剩”一詞在官方發聲中頻繁出現：2023年12月，中央財辦相關負責人在詳解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時就指出，“部分新興行業存在重複佈局和內卷式競爭，一些行業產能過剩”；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這一要求也與鋼鐵等行業此前推進的自律控產實踐形成呼應；同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強調，要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回望來路，中國在產能治理的道路上已跨越諸多難關，正朝著結構性最佳化的方向持續推進。輕舟已過萬重山。而西方政客口中的“產能過剩”，實際上是中國的新興產業在短期內的快速發展。正如日本經濟學家、Terra Nexus CEO田代秀敏所言，這種指責毫無經濟學依據，不過是政治宣傳的偽概念：“指責中國‘產能過剩’，不過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罷了”。他強調，中國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地，不過是比較優勢原理下的市場機制使然，而中國的貿易順差也幫助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許多公司獲益。“沒人會指責波音、微軟、亞馬遜或網飛‘產能過剩’。”田代秀敏寫道。所以，讓我們回歸兩個基本事實：今天，全球綠色轉型仍存在巨大產能缺口，我們沒有理由不放開手腳；市場的選擇，遠比政治敘事更有說服力——過剩與否，自有買家用腳投票。 (長安街知事)

事情有點急轉直下。歷史常在人們以為找到方向時，卻悄然轉向未知的歧路。川普和澤倫斯基最近海湖莊園會晤，談得不算好，但也沒那麼糟，至少沒有崩。但普丁隨後一個電話，川普怒了。更準確地說，三個人都怒了。普丁首先很憤怒。按照普丁助手烏沙科夫的說法，在12月29日的最新電話中，普丁憤怒地告訴川普，烏克蘭襲擊了俄羅斯諾夫哥羅德州居民區，其中就有他的官邸。這邊，烏克蘭在跟美國談和平；那邊，烏克蘭突然襲擊普丁官邸。和平的承諾與戰爭的炮火，有時竟只隔著一道薄薄的幕布。普丁據說告訴川普，俄羅斯將重新審視自己的和平立場。什麼意思？俄外長拉夫羅夫說得很直白，俄羅斯將對烏克蘭發動報復性打擊。川普也很憤怒。按照烏沙科夫的說法，川普感到“震驚”和“憤慨”，說簡直無法想像這種瘋狂的行為；而且，川普還說“感謝上帝”，為什麼？慶幸美國沒向烏克蘭提供戰斧導彈。這是俄方的說法，在隨後會見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的記者會上，針對記者的相關問題，川普顯然還餘怒未消。他說：“普丁一大早告訴我這次襲擊，我對此非常憤怒，我不喜歡這樣。你知道是誰告訴我的嗎？普丁總統。”他接著說：“那可不行。我阻止了戰斧導彈攻擊。我不想那樣。反擊是一回事，但攻擊他的官邸則是另一回事。現在不是做這些事的合適時機。我對此非常生氣。”對誰生氣呢？肯定是對烏克蘭，對澤倫斯基，第一，和我會談的時候你們襲擊普丁的住所；第二，居然是普丁而不是你向我通報。澤倫斯基啊澤倫斯基，你這是在打川普的臉啊。領袖的尊嚴，在當代西方的政治敘事中，時常被塑造為國家利益最敏感的那根神經，觸碰它，便足以牽動整個棋局的走向。澤倫斯基也怒了。他痛罵：“俄羅斯又撒謊了。很明顯，對俄羅斯人來說，如果我們沒有和美國鬧出醜聞，那就是失敗。因為他們不想結束這場戰爭……”他接著罵：“現在，他們聲稱官邸遭到襲擊，這無疑是在為襲擊鋪路，襲擊目標很可能是烏克蘭首都和政府大樓。我們在九月份就目睹了這種情況，當時烏克蘭內閣遭到導彈襲擊。因此，我們現在必須保持警惕，所有人，絕對的所有人。我們的首都可能會遭到襲擊。尤其是這個人——如果還能稱他為人的話——聲稱會選擇合適的襲擊目標，這無疑是在發出威脅。”隨後與德國總理梅爾茨通電話時，澤倫斯基告訴梅爾茨：莫斯科正利用這些消息試圖破壞外交，並為延長戰爭尋找藉口。在戰爭的羅生門裡，真相往往是第一個陣亡者，各方都忙著為其穿上合身的制服。簡單總結一下。普丁很生氣，烏克蘭居然襲擊了我的官邸。川普啊川普，烏克蘭就是這麼不想要和平，一邊跟你大談和平，一邊襲擊我的家。川普很生氣，這個節骨眼上，烏克蘭居然幹這種事，幸虧我們沒給他們戰斧導彈，不然還不知道會鬧成怎樣。澤倫斯基很生氣，我就知道俄羅斯會製造藉口，現在果然來了，他們就是想拖延戰爭，下一步肯定是攻擊我們首都和政府建築。至於真相，烏克蘭到底襲擊沒襲擊普丁住所？反正誰也說不清。相信的人自然相信，不相信的人永遠不相信。澤倫斯基痛罵這都是假的，都是俄羅斯編造的藉口。但我看到，海外社交媒體上，很多人也說，烏克蘭以前也否認襲擊北溪管道，但最終證明，這就是烏克蘭干的！而且，烏克蘭有這樣的動機。俄烏衝突正到關鍵節點，川普都承認，美國和烏克蘭已就“20點和平計畫”達成約95%的共識，只存在一兩個“非常棘手”的議題；但顯然，烏克蘭必須做出重大讓步，但烏對一些條款，尤其割地的條款，很反感很憤怒。不排除對俄羅斯展現強勢，通過超限戰，謀求更多的談判籌碼。當妥協被視為屈辱，劍鋒便成了另一種語言。最後，怎麼看？還是粗淺三點吧。第一，三個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一個電話，三個人都憤怒，但從電話內容、語調口吻，也可看出三個人之間的微妙關係。川普和普丁很熟，可以隨時電話。事實上，這次與澤倫斯基會面前，川普和普丁打了電話；會面後，又一個電話聊上了。川普和澤倫斯基很生分。為避免惹怒川普，澤倫斯基很小心翼翼；川普則是想罵就罵，極盡調侃諷刺之能事。普丁和澤倫斯基則是冤家對頭。澤倫斯基更諷刺，如果這個人還能稱為人的話，這顯然是對普丁的極大侮辱。所以，別聽澤倫斯基說，他可以隨時和普丁通電話。普丁未必同意電話，即便同意了，肯定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國際關係的溫度，往往取決於私交的刻度，而仇恨是最冰冷的隔離。第二，接下來不排除新的血雨腥風。俄羅斯肯定要報復，而且是猛烈報復。事實上，烏克蘭現在的超限戰，尤其是派遣大批無人機襲擾俄羅斯，已經給俄羅斯帶來極大麻煩，莫斯科飛機最近大面積取消，現在又炸到了普丁的住所。普丁此前就警告，如果烏克蘭拒絕接受和平條件，俄羅斯就打到他們接受為止。通過展現更強勢的進攻，給烏克蘭施加更大壓力，顯然也符合俄羅斯的策略。至於川普的面子，既然澤倫斯基都不給，俄羅斯也不想給了。報復的循環一旦啟動，理性的剎車常常失靈，直到雙方都看到更深的懸崖。第三，川普真的很生氣很無奈。現在的結果，真是氣死川普了。費盡心血給你們斡旋和平，你們倒好，還越打越猛了，真是反了反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在29日與納坦雅胡會面時，未關閉的麥克風顯示，川普訴說了自己沒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委屈：“我因此獲得榮譽嗎？沒有。他們把諾貝爾獎頒給了……我做了八次（阻止戰爭）。印度和巴基斯坦呢？所以我做了八次，然後我會告訴你剩下的事……”川普很沮喪，我那麼熱衷和平，他們居然不給我諾獎；還有印度，差一點打核戰，他們居然也不領情。在俄烏衝突上，川普尤其煞費心血。他曾誇下海口，上台後24小時內，就能讓俄烏停止衝突。但無數個24小時過去了，他這句誓言成了全世界的笑話。川普確實採取了行動。他會晤普丁，他會晤澤倫斯基，但他憤怒地看到，幾乎他每一次大動作斡旋後，雙方反而更大打出手，還各有各的道理，這怎麼讓他不生氣！或許，最大的諷刺莫過於：你試圖成為歷史的調停者，卻發現自己成了舞台上那個最焦慮和最暴躁的演員。當憤怒成為唯一共通的語言，和平便不再是目標，而淪為了博弈的籌碼。唉，所謂和平，有時也只是兩場戰爭間短暫的喘息罷了。 (牛彈琴)

馬來西亞默迪卡118大樓於2023年12月在吉隆坡竣工。該樓高678.9米，共118層，為世界第二高樓。其設計靈感源自國父宣佈獨立時的姿態，既是國家自豪感的象徵，也承載著重要的歷史記憶。然而，今年9月，馬來亞銀行（Maybank）在默迪卡118大樓頂部安裝企業標誌的舉動，在馬來西亞社會引發了一場關於國家象徵與商業利益界限的激烈討論。爭議的根源可追溯至2022年簽署的一項協議。當時Maybank與大樓所有者國民投資機構（PNB）達成了一項為期21年的租賃合約，將總部遷入這棟超級摩天樓。作為承租33層的主力租戶，Maybank獲得了命名與標誌展示權。2025年9月，工人在樓頂安裝其巨大標誌，使這一安排進入公眾視野。社交媒體隨即爆發強烈反響，監測顯示負面情緒佔比達85%。主要批評認為，在國家獨立象徵的建築上展示企業標誌是一種不當的“商業化”行為。許多民眾擔憂，此舉可能導致人們未來只記住“Maybank大廈”，而淡忘“默迪卡118”所承載的歷史意義。不少人以吉隆坡石油雙子塔為例，指出即便馬來西亞國家石油公司擁有雙子塔，也從未在塔頂設定企業標識，保持了地標的純粹性。約38%的負面評論集中在外觀設計上，認為黃色的Maybank標誌與大樓本身的造型極不協調，建議採用更低調的銀色或其他簡約設計方案。面對質疑，Maybank回應稱這一決定經過審慎考慮，標誌代表銀行與國家共同成長的歷程，其設計經過精心考量，旨在融入而非主導建築輪廓。Maybank是馬來西亞最大的銀行，也是馬來西亞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銀行方認為，在默迪卡118大樓掛標誌，有助於向世界展示馬來西亞的金融實力。銀行方面強調，PNB作為大樓所有者授予Maybank這些權利，完全符合雙方租賃協議的約定。默迪卡118大樓由Fender Katsalidis設計，奧雅納負責結構工程。其標誌性塔尖高達160米，佔建築總高近1/4，以鋼鋁材質建造，安裝耗時約三個月。因結構細長柔韌，塔尖處風速可達每小時120公里。 (GA環球建築)

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個清晨，當彭博社那篇題為《美俄特使私密通話曝光：白宮曾試圖繞過澤倫斯基推進俄烏和談》的報導彈出時，整個國際政治圈的神經都驟然繃緊。一份標註著“非公開”的通話記錄，將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與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10月14日的對話公之於眾，也掀開了美俄博弈與美國政壇內鬥的雙重面紗，而潛藏在暗處的日本間諜陰影，更讓這場風波的凶險程度陡增。第一、跨大西洋的密電：被捅破的“和平交易”10月的華盛頓，秋意已濃，但白宮西翼的空氣比落葉還要蕭瑟。彼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正滿心期待著訪美會晤川普，為基輔爭取更多軍事援助，卻沒人知道，一場繞開他的秘密談判早已悄然啟動 。在那份洩露的通話記錄裡，威特科夫的語氣帶著一種近乎急切的“指導”意味，他向烏沙科夫明確提出，希望俄總統普丁能趕在澤倫斯基訪美前先與川普通話，甚至還“貼心”地建議俄方可以先祝賀川普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為通話鋪墊氛圍。更讓外界嘩然的是，威特科夫還拋出了一個大膽的構想，仿照加薩衝突的“20點計畫”，為俄烏量身定製一份“和平方案” 。這個方案的雛形，便是後來引發軒然大波的“28點俄烏和平計畫”。裡面赫然寫著基輔需大幅割讓領土、放棄加入北約、限制軍隊規模等條款，每一條都精準踩在了烏克蘭的紅線之上。當這份計畫的初稿流出時，烏克蘭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科斯堅科幾乎是拍案而起：“這不是和平計畫，這是對烏克蘭主權的掠奪！”通話洩露後，俄方的反應堪稱震怒。烏沙科夫在接受《生意人報》採訪時，手指重重敲擊著桌面，語氣裡滿是無奈與憤怒：“這些對話本就不該見光，洩密者的目的只有一個，阻撓俄美對話。”而俄軍事和政治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克林采維奇的話則更直接，他篤定洩密源頭在美國內部：“技術層面只有美方有能力獲取這些材料，這是一場針對川普和威特科夫的精準狙擊。”有人猜測是烏克蘭情報機構為了破壞這份“不平等條約”而主動爆料，也有人將矛頭指向美國情報系統裡的“反川普勢力”，畢竟，自川普二次執政以來，他試圖緩和對俄關係的舉動，早已讓五角大樓和中情局的不少鷹派憋了一肚子火。就連川普本人在被問及此事時，也只是含糊其辭：“我沒聽到具體內容，但這就是一次標準的談判。”可他閃爍的眼神裡，藏不住的是對內部洩密的忌憚。這場密電風波的核心，從來不是美俄是否要談和，而是美國政壇裡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有人想借和談為川普積攢政績，有人想靠洩密攪黃對俄緩和，還有人想把澤倫斯基架在火上，讓烏克蘭成為內鬥的犧牲品。第二、白宮的裂痕：川普團隊的“內部分裂”如果說美俄通話洩露是外部驚雷，那川普政府內部的裂痕，就是早已埋好的“內部炸藥”。今年5月的白宮人事震盪，至今仍讓不少華盛頓老官僚心有餘悸。當時，川普一聲令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啟了史無前例的裁員，從拜登時期的300多人，銳減至50人，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裡，離職人員收拾東西時的啜泣聲與檔案散落的聲響交織，場面一度混亂。川普政府給出的理由是“清除深層政府”，可明眼人都清楚，這是他在鞏固權力，把國安委的職能從“決策諮詢”降級為“執行指令”。可權力的集中，並沒有換來團隊的團結。此次“28點和平計畫”曝光後，連一向對川普言聽計從的共和黨議員都反了水。國會眾議員培根在聽證會上拍著桌子要求解僱威特科夫：“這份計畫完全偏袒俄羅斯，我們不能拿烏克蘭的主權做交易！”這種公開的反對，在過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要知道，此前川普那怕提出再激進的政策，共和黨議員都會抱團支援，可這一次，俄烏議題觸動了太多議員背後的軍工複合體利益，也戳破了“共和黨鐵板一塊”的假象 。而曾經的“白宮紅人”馬斯克的淡出，更是給川普團隊的分裂添了註腳。這位曾為川普勝選砸下2.9億美元的科技大亨，如今早已沒了當初的政治熱情。他在社交媒體上坦言，自己要重回“7天24小時泡在工廠”的狀態，專注特斯拉和星艦發射，連華盛頓的辦公室都很少踏足。知情人士透露，馬斯克的抽身，源於他和財政部長貝森特的激烈爭吵，也源於政府工作對其企業造成的衝擊，特斯拉投資人早已不滿他“不務正業”，而川普政府的反覆橫跳，也讓這位商人嗅到了風險。一邊是國安系統的“大換血”引發的專業人才流失，一邊是核心團隊的離心離德，再加上國會山的反水，川普的執政空間正被擠壓得越來越小。外界甚至開始猜測，這場洩密風波會不會成為壓垮他對俄緩和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白宮內部是不是已經“撕破臉”？答案或許藏在川普越來越頻繁的“直覺決策”裡，當他不再信任幕僚，不再依賴機構，美國的對外政策，也將變得更加不可預測。第三、遠東的諜影：不能忽視的日本情報暗線就在美俄博弈和美國內鬥鬧得沸沸揚揚時，遠東方向的一則舊聞突然被重新翻出，讓這場國際風波多了一層諜戰的驚悚底色。2025年3月，白俄羅斯明斯克一家法院的判決，曾在情報圈引發震動，日本籍男子中西雅敏因間諜罪被判7年監禁。這個表面上的日語教師，在白俄羅斯潛伏了整整6年，從2018年到2024年，他用相機拍下了9000多張邊境橋樑、公路、軍事設施的照片，這些精準到釐米的情報，被他通過特殊管道源源不斷地傳回日本情報機構，甚至還預留了一條日本大使館的備用傳輸線。在白俄羅斯第一頻道播出的《東京武士的失敗》紀錄片裡，中西雅敏低著頭承認：“我知道這些資料可能會被用來發動襲擊，我損害了白俄羅斯的安全。”而他的“上線”，被指是其妹妹的前夫佐藤正，儘管佐藤矢口否認，但這起案件，是白俄羅斯歷史上首次破獲的日本情報機構直接參與的間諜案，也撕開了日本海外情報活動的冰山一角。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並非孤例。2019年湖南的那起日本間諜案，直到2023年才塵埃落定。一名在華從事護理工作的日本男子，因涉嫌竊取中國敏感資訊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其具體的情報竊取範圍雖未公開，但從12年的刑期就能看出，其行為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的損害之深 。當美俄陷入外交與內鬥的雙重漩渦時，日本的情報觸角卻在悄然延伸。一方面，日本藉著“美日同盟”的幌子，不斷強化與美國情報機構的聯動，試圖在俄烏衝突中撈取地緣政治紅利；另一方面，其針對周邊國家的情報活動從未停歇，從白俄羅斯的軍事設施到中國的敏感領域，處處都有日本間諜的影子。這些間諜活動，絕不是孤立的“小動作”。在美俄關係陰晴不定、美國內部撕裂加劇的當下，日本正試圖藉著亂局，實現其軍事與情報領域的“突破”。而一旦其情報網路與美國內部的反俄勢力、軍工集團形成勾連，不僅會讓美俄和談的前路更加坎坷，更可能在遠東地區引爆新的安全危機。第四、亂局之下：三重風險的交織與警示美俄通話洩露、川普團隊分裂、日本間諜活躍，這三件看似獨立的事，實則織成了一張凶險的地緣政治大網。對美國而言，內部的分裂正在消解其外交公信力。當白宮的“秘密交易”被頻繁曝光，當總統的政策連本黨議員都公開反對，美國在國際談判桌上的話語權，早已不復往日。而對俄羅斯來說，洩密事件讓本就脆弱的美俄互信雪上加霜，普丁那句“目前只有問題清單，沒有和平條約草案”的表態，就是對這場風波最冷靜的回應 。而潛藏在暗處的日本間諜風險，更是給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在資訊時代，情報戰早已超越了傳統的“竊聽偷拍”，它可以是一份洩露的通話記錄，是一個潛伏多年的“普通教師”，也可以是一次看似無意的資訊蒐集。日本近年來不斷突破和平憲法限制，強化情報體系，其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在美俄博弈的大背景下，這種野心很可能會被進一步放大。當華盛頓的內鬥還在繼續，當莫斯科的警惕日益加深，當東京的情報觸角還在四處遊走，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國際政治的棋局裡，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絕對的秘密。那封被洩露的美俄密電，不過是這場大博弈的一個註腳，而真正的較量，從來都在明處的談判桌與暗處的情報網之間，無聲卻致命地展開著。 (君臨天下)

12月中旬的一個周四，上海浦東香格里拉酒店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裡，李廷漢（Lee Ting Han）已經連續工作了一整天。作為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州議員，他陪同州長帶隊來到上海，任務很明確：說服更多中國企業去柔佛州投資。這個招商團隊在為期8天的上海行程中，很多時間就駐守在這間會議室裡，一家接一家，與中國企業閉門會談。大馬最大的銀行——馬來亞銀行（Maybank）作為行程的組織方，顯然也在為自己物色來自中國的客戶。這一天，從清晨到傍晚，7家中國企業陸續進入會議室，每家獲得了40分鐘與柔佛州最高決策團隊的單獨會面機會。會議室門外，依稀傳來酒店大堂歡快的聖誕頌歌，但偶爾進出的中國公司代表和馬方工作人員都神情嚴肅，三三兩兩壓低聲音交流。“有幾家只差最後的臨門一腳了，”一位馬方工作人員告訴《財富》，“他們想和州長最後確認一些細節。”這些企業來自半導體材料、特殊化學品、精密電子電機、航空材料等行業。最後一家中國企業離開會議室後，柔佛州州長——拿督翁哈菲茲（Datuk Onn Hafiz Ghazi）也在一眾隨從的簇擁中起身離開，他握住每隻伸向他的手，用英文說：“歡迎來柔佛。”圖註：柔佛州代表團。後排左一：柔佛州州議員李廷漢；後排左四：柔佛州州長拿督翁哈菲茲站在州長身邊的李廷漢是位身材頎長的“90後”華裔，來自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州政府掌管投資、商貿、消費與人力資源，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可以直接與中國公司對話。他與我回到會議室，在散落著招商檔案、便簽紙和咖啡杯的會議桌前坐下。中美貿易摩擦前景不明，全球供應鏈正經歷一場“去風險化”重構，中國企業加速出海——這是一個馬來西亞必須抓住的窗口期，李廷漢說。“上一次，我們的工業化處理程序被中國加入WTO給‘截胡’了。這一次，我們希望通過承接中國製造業出海，實現馬來西亞的‘再工業化’，”他笑著說。被打斷的工業化“這個世紀初，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展到一半，初見成效時，中國加入WTO，資金、技術就都往中國跑了，因為中國市場大啊，我們基本上就不用搞了”，李廷漢說。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後開始發展自己的輕工業和資源加工業。1980年代，它開始承接歐美日韓的產業轉移，工業化加速升級，電子製造、紡織服裝等行業快速發展，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製造業佔其GDP比重已達23%。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全球資本和技術迅速湧入中國。2010-2020年，馬來西亞製造業佔GDP比重不升反降，有“去工業化”跡象，在吸引外資規模上也被越南、泰國等鄰國超越。近幾年，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重塑，讓馬來西亞看到了新的機會。與四十年前不同，它要承接的不再是美國和日韓企業，而主要是中國製造業。更重要的是，它希望借鑑過去幾十年“中國製造”的晉級模式——不再停留於轉口貿易，也不再滿足於外商的單點投資，而是要在重點領域發展出自己的產業鏈。“在馬來西亞，我們的說法是，要從Made in Malaysia 轉變成Made by Malaysia，”李廷漢說。“前者指的是傳統的轉口貿易，來我們這裡只是組裝一下，這對我們來說沒有實際的附加價值。後者就是希望大公司來投資時，把上下游的產業鏈也一起帶過來——簡單說，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天也能夠學一學中國的模式。”但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它只想佔據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太低或太高都不碰。“太低端的裝配製造已經幹不了，因為我們的成本已經高過周邊國家，太高端的也幹不了，因為核心技術都控制在中美手上。”李廷漢說，作為卡在中美之間的一個middle power（中等實力）國家，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無力參與進這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最佳策略就是選擇可以同時服務中美兩國的產業。“我們的戰略目標就是，不管未來的世界變化格局怎麼樣，往下走，總會有我們的一席之地，不會說是站錯位或者選錯邊。”馬來西亞政府制定的“2030工業大藍圖”，就框定了五個重點產業：航空航天、資料中心、電子製造、特殊化學產品、醫療器械和生物產品。馬來西亞柔佛州，某資料中心施工現場，一名男子正在觀看重型機械作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此次上海之行，柔佛官員們會見的都是來自上述行業的中國企業，並且鼓勵它們帶著自己的上下游配套產業一起去柔佛。再下南洋：中國企業的動力和顧慮根據李廷漢的觀察，近三四年來，中國企業佈局馬來西亞有兩個核心驅動力。首先是關稅。中國公司在馬來西亞設廠生產，產品打上“馬來西亞製造”的標籤，出口美國的關稅會比從中國出口低得多。根據最新的談判結果，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普遍稅率為19%，而中國對美出口關稅總水平約為37%。但馬來西亞對美國做出了一些妥協：更嚴格地審查“洗產地”的做法。要拿到這個原產地標籤，中國企業必須證明自己在大馬的生產中，有40%-50%以上的原材料採購自東南亞，80%的員工聘自當地。第二個驅動力更微妙，但可能更重要，那就是降低產品中“中國製造”的比重，這是很多下遊客戶對中國公司提出的要求。這反映的是全球供應鏈中日漸明顯的“China+1”趨勢，即跨國企業和中國公司在保持中國製造基地的同時，在東南亞等地建立第二生產基地，實現供應鏈的“去風險”。蘋果、三星、富士康等跨國巨頭已經東南亞大舉投資，現在輪到中國企業自己實施這一戰略了。來自中國的吉利、比亞迪等車企已投資數億美元在馬來西亞建廠，鋼鐵、新材料、新能源也已有多起大額投資。截至去年6月，中國企業在馬製造業投資項目已達531個，投資額達797億林吉特（約合人民幣1303億元），創造近9萬個工作崗位。但對很多第一次出海的中國製造業企業來說，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在東南亞，馬來西亞也面對多個競爭者——越南、泰國、印尼等鄰國也紛紛向中國企業伸出橄欖枝。我問李廷漢，他在上海這幾天會面的中國公司，對投資馬來西亞表現出的最大顧慮是什麼？他坦承，首先還是成本。2024年，馬來西亞製造業工人平均月薪約4000令吉（約合7000人民幣），遠高於越南的450萬越南盾（約合1300人民幣）。如果只看成本，越南、印尼、泰國都比馬來西亞更有吸引力。對於一些高技術行業，比如半導體行業的頭部企業來說，他說，還有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出海批文。“這些企業要考慮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本來出海本來是為了去風險，那如果反而增加了在中國國內的風險呢？”此外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產業配套。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測領域擁有全球13%的市場份額，形成了成熟的產業生態，但在其他領域，產業鏈配套並不完善。比如製藥。雖然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部分藥品也享受關稅豁免，理應對中國藥企去馬投資有吸引力，但李廷漢說，中國藥企去的不多，因為當地缺乏完整的原料藥、中間體供應鏈。儘管如此，他認為馬來西亞有著鄰國不具備的一些優勢，包括更為成熟的工業基礎、更完備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法律保障、更穩定的政治環境、更年輕的人口。“我們是世界範圍內為數不多人口還在增長，還有城市化需求、數位化需求的一個地區。我們現在7億人口，平均年齡只有35歲，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市場。”他來自的柔佛州又具備一項獨特優勢：位於馬來西亞最南端，毗鄰新加坡。今年年初，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高調宣佈在柔佛州設立“柔新經濟特區”。在各種官方和民間話語中，這個特區被打上了“馬來西亞的深圳”標籤，因為柔佛州與新加坡的位置關係頗似深圳與香港——一水之隔，通過陸路口岸連接。深圳崛起於來自香港的製造業轉移、資本與技術溢出，柔佛也希望複製這個模式。在特區的規劃者看來，一種理想的安排是，企業將區域總部設在新加坡，以充分利用這個城市的資本和研發優勢，同時將工廠建到經濟特區，以便利用柔佛州腹地廣闊的廉價土地、人力和低營運成本。特區中的企業將享受稅收減免、跨境貿易便利以及技術人才跨境流動自由化等多項措施。更重要的是，它享有一事一議的靈活性。“我們設立經濟特區的時候特別拜訪了深圳，學到了很多經驗，包括‘特事特辦’，”李廷漢說。資料中心：柔佛州的一場豪賭新加坡的“外溢”效應已經體現在了柔佛州一個爆發式增長的產業上：資料中心。過去幾年，柔佛頻頻以“全球下一個資料中心霸主”的形象出現在國際媒體頭條。李廷漢介紹說，2022年他剛上任時，柔佛州的資料中心規模僅為1兆瓦，到2025年時，已急劇擴張到將近2000兆瓦，已經獲批的項目總規模高達5500兆瓦。作為對比，新加坡作為亞洲資料中心樞紐，十年累計約1000兆瓦，而美國弗吉尼亞州作為北美“資料中心走廊”，十年累計約2500兆瓦。“三年之前，若問全球科技巨頭的CEO們，柔佛在何處？他們恐怕連名字都沒有聽過，更遑論在地圖上指認。而今，這裡已經成為必爭之地。”位於新加坡的資料中心營運商普平資料集團（Princeton Digital Group）CEO蘭古·薩爾蓋姆說。這輪爆發始於2019年，當時新加坡因缺水缺電叫停了資料中心建設（2022年部分放寬但標準嚴苛），迫使科技巨頭們將擴張需求轉向僅一橋之隔的柔佛州。柔佛的電力價格約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土地成本僅為新加坡的五分之一。過去三年，全球科技界將數百億美元砸向柔佛，其中既有輝達、微軟、Google、甲骨文等科技巨頭，也有美國Equinix、日本NTT Data這樣的專業資料中心營運商。來自中國的字節跳動、華為雲、萬國資料、秦淮資料等公司也已重金佈局柔佛。在李廷漢口中，柔佛是一塊“blessed（被祝福）”的土地，“我們不缺水不缺電，也沒有天災。”2026年，連接新加坡與柔佛的地鐵開通後，兩地通勤時間只需要幾十分鐘。但巨量資料中心的建設已經在馬來西亞引發爭議，首先還是因為它們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一個40-50兆瓦的中型資料中心的年耗電量可滿足12.5萬戶家庭用電；而與新加坡一樣，馬來西亞也是全球水資源最緊張的國家之一，未來五年可能面臨大範圍缺水危機。但對中美兩國的技術企業來說，一個更大的懸念是，在今天的柔佛，它們的資料中心可以肩並肩做鄰居，但會不會有一天，柔佛被要求在兩個競爭大國之間選邊站？美國商務部一直擔憂中國公司通過境外資料中心購買原本對中國禁運的AI晶片。如果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美國可能會施壓馬來西亞採取措施限制中國企業在馬建設資料中心，比如嚴審後者的客戶背景、資料流動路徑等。李廷漢承認大馬政府考慮過這種可能性，而目前中美企業在柔佛的資料中心“就好像楚河漢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但他認為馬來西亞未來被迫選邊站的可能性不大。“我們作為一個主要的航道國家，對中美來說都是有一定價值的，沒有必要…… 我們儘可能地保持中立，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緩衝區。”如何避免下一個“鬼城”近年來中國企業投資馬來西亞，有一片繞不過去的陰影，也恰恰位於柔佛州——中國房企碧桂園與柔佛州政府合資開發的巨型住宅項目“森林城市”。十年前，這個被寄予厚望的項目被標榜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與東盟合作的典範，也是中國房企最大規模出海項目。它原計畫總投資1000億美元，用20-30年時間，在柔佛州新山市西南海邊填海造島，在島上建設約30萬套住宅，最高可容納100萬人口。這個人造島與新加坡只隔著一條窄窄的新馬海峽，直線距離2公里。項目當時的招商口號在今天聽上來頗為耳熟：吸引新加坡外溢人口與投資，打造“新馬協同增長極”。但自2015年開工以來，這個項目命運多舛。先是大馬政權更迭，新任首相馬哈蒂爾收緊外資購房優惠政策，之後中國政府加強資本出境監管，中國“買房團”斷流。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中國樓市進入寒冬，一眾開發商包括碧桂園疲於保命，令這個項目雪上加霜。迄今，“森林城市”實際完工的只有第一期填海區域（約佔總規劃面積20%）上的部分住宅和基礎設施，且入住率極低，多家西方主串流媒體在報導中用上了“鬼城”一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多個“鬼城探秘”視訊裡，小區裡樓宇高聳密集但空空蕩蕩，夜間只透出零星燈光。當我向李廷漢詢問“森林城市”的最新進展時，他分享了幾個數字：那裡已經建成26,000套住房，目前8,000套房有活躍的用電量，說明已經有人入住。他說，能達到今天的入住率，要感謝柔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後出台的大量政策扶持，包括將整個住宅區劃成免稅區，在區內可以以低門檻設立家族辦公室，享受稅收優惠等。據他透露，碧桂園已經與柔佛州有過初步接觸，表示“有興趣再繼續”。但柔佛州對碧桂園也提出了要求——已經建蓋好的這26,000套房，最少要達到70%-80%的入住率後，再考慮重啟項目。“不要再蓋一個新的鬼城出來，”他說。“森林城市”的境遇，對中國企業是一個提醒：跨國經營往往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從政局與政策變動、貿易摩擦、地緣博弈，到技術迭代、產業周期興衰…… 成敗往往超越商業範疇。在李廷漢看來，決定未來世界格局的最大因素，依然是中美之間的競爭。在這個大勢之下，不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像馬來西亞這樣夾在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都必須做一件事，就是對衝風險，馬來西亞的避險方式是發展可以在中美兩邊下注的產業，中國企業的避險方式是走出國門分散產能。他注意到，十年前，很多中國企業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倡議下，“國家要你去那，你就去那”，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企業自己已經感受到了出海的必要。“我們的感觸是，中國企業已經意識到，中美競爭不會這麼快分出一個勝負，企業總是要逐利的，要有一個保險，有一個出海項目就增加一些保障。”採訪最後，他不忘強調馬來西亞在文化上與中國天然的親近感。在東南亞國家中 ，馬來西亞華人佔比23%，僅次於新加坡。“不管換了幾屆聯邦政府，我們對華的友好態度都是一貫的，這也是我們的優勢。”（財富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