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新概念火了，叫美國人的斬殺線。美國人的斬殺線這個概念是一群旅美博主在討論美國實際情況的時候總結出來的，大概意思就是觀測到美國社會存在一個“斬殺線”，一旦美國人的收入下降到低於這個線的時候經濟狀況就會急劇惡化，然後在幾年之內死亡。斬殺線原本是一個遊戲詞彙，指的是血量低於一定百分比之後，雖然還剩很多血，但被使用斬殺技能後會直接死亡，也就是所謂的被斬殺，這個詞拿來形容美國社會的實際現象非常傳神且精確，所以迅速火了。這個“斬殺線”實際上指的就是失去租房資格淪為流浪者的那一刻，成為流浪者的美國人鮮有能爬出來的，租個最小的房子都租不起的那種，然後會在平均約4年左右的時間內死亡。如果觸發後還能爬出來，甚至反覆的進進出出，那只能叫正常財務波動，稱不上斬殺線，觸發後基本必死才能稱之為斬殺。每個月的稅後必須最低1600美元左右，稅前約2500美元，這個是扣除每個月債務月供的淨收入，一旦那個月賺不到這些錢，很快就會成為流浪漢而被斬殺掉。為什麼在美國成為流浪者的後果這麼可怕？好好打工然後再租個房不就完事了，這是租房不是買房，買房很難可以理解，但在美國租個房子有那麼難？因為美國以舉國體制的高度，全方位的排斥和打壓流浪者。美國人但凡還有一絲可能都不會失去固定住址，但擁有固定住宅需要每年固定繳納房地產稅，租房則需要每月繳納房租，也就是說在美國擁有固定住址代表你每個月都需要固定支出一筆費用，這是剛性支出。如果有美國人遇到了天災人禍，支付不起這筆剛性支出，那麼他就會失去固定住址，睡馬路導致自己成為一個流浪者。美國文化就是傾盡全力保住固定住址，但如果最終沒保住，那說明這個美國人肯定遇到了天大的麻煩，這樣的人一定是急需幫助的，尤其是錢方面。可是美國以法律形式進行了一系列的規定，給低收入者準備的各種社會福利和政府援助，均需要對方擁有固定住址。比如說美國的失業救濟金和社會保障金，看起來是給流浪者準備的，但實際上要求必須有固定住址，因為政府會定期給固定住址發郵件，如果無人簽收回覆則援助金會直接被暫停，法律理由是無法聯絡到受益人。還有找正式工作，美國僱主是一定要求應聘者有固定住址的。因為根據美國法律，僱主必須定期給員工郵寄W-2稅表，否則僱主違法。必鬚根據員工地址正確計算州稅和地方稅，否則僱主違法。健康保險和退休金帳戶等必須按員工提交的地址郵寄通知，否則僱主違法。工傷和法律通知等必須按員工提交的地址進行正式郵寄，否則僱主違法。如果僱主沒有完成向員工固定地址郵寄通知的義務，一旦被查出來或者舉報，那僱主就會面臨巨額罰款，所以沒有固定住址的人在美國是肯定找不到正式工作的，只能做那些日結的零工，收入必定大降。除此之外，根據美國的反洗錢法，開設銀行帳戶必須提供固定住址並進行驗證，所以沒有固定住址也意味著連銀行帳戶都會失去，從此只能使用現金，很容易被搶劫或丟失，同時也和一切金融資源如信用卡或貸款等徹底無緣。這些能讓流浪者寸步難行再無出頭之日，但光這些無法導致死亡斬殺，能讓人真正肉體死亡的只有飢餓、疾病和極端天氣這三種。飢餓這方面倒是還好，因為美國的糧食太豐富了，確實有很多免費發放的食物，只要願意每天花費幾個小時排隊，那確實是餓不死的。但疾病方面麻煩就大了，因為一旦成為流浪者，那就肯定買不到正式醫保了，美國醫保本來就貴，對無家可歸者就更貴。僅從商業邏輯上來說，流浪者生病和受傷的機率也肯定比普通人高，醫療風險絕對更大，所以收取更高的醫保費天經地義。但流浪者在淪為流浪者之前的月入（收入減債務月供和剛性支出）連最便宜的房子都租不起了，那裡還付得起堪比房租的醫保費（基礎版都需要月付500美元且個人全自費），要是還有這個餘錢不如再攢點錢付房租了。而美國政府補貼的“公立”醫保，理論上是補給窮人的，但卻明文要求必須有固定住址，否則醫保會直接斷掉。沒醫保的情況下，流浪者小病可以吃止疼片硬抗，中病就會直接死亡，而有醫保的美國人中小病是完全無礙的，普通大病也不會死，只有那些醫學絕症才能稱之為必殺。在疾病之外，極端天氣也是導致流浪者死亡的一大主因，因為流浪者沒有房子可以住，只能住帳篷，而帳篷的保溫性是很差的。在嚴寒和酷暑這種極冷或者極熱的天氣下，沒有足夠裝備保護的流浪者很容易出事，尤其是每年的冬季，美國每天都會有大量的流浪者凍死在街頭，然後被環衛工人處理掉。除此之外還有暴力威脅，根據美國FBI的資料，流浪者遭遇暴力搶劫和襲擊的機率是普通美國人的數十倍之多，每年都有很多流浪漢因此死亡。最後就是毒品威脅，廉價而氾濫的毒品在流浪者圈子裡非常流行，如芬太尼等，一點小錢就可以買一大瓶，售價僅50美分一片，約合人民幣3.5元，每次服用都可以獲得極致的精神愉悅，暫時擺脫流浪的痛苦，深受流浪者的喜愛，美國政府也從不採取行動去禁止流浪者獲得這些東西，置之不理。更有甚者，美國很多城市的政府甚至打算為流浪者提供“芬太尼小屋”，直接給流浪者發放免費的芬太尼，以保護人權的名義，生怕流浪者連50美分一片的芬太尼都買不起了。吃多了，某天早上就會被環衛工人清理掉了，一切輕鬆又自然。以上這些種種，讓失去固定住所成為了美國人的斬殺線，相當於一家企業觸發了債務違約，會瞬間全部崩盤。美國的社會資源都控制在各大企業手中，他們會平等而精確的對待每一個人，對於風險越高，經濟價值越低的客戶，他們提供社會資源的價格就會越貴而不是越便宜，非常的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對於流浪漢這一檔來說，因為美國法律的系統性排斥，導致流浪漢對美國各大企業來說都屬於高風險低價值客戶，會讓流浪漢獲取各類社會資源的成本瞬間激增，導致原本惡劣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對於企業來說，金融機構也是這麼幹的，只會錦上添花絕不會雪中送炭，越是快破產的企業，獲取金融貸款的難度就越高，利率也就越高，而不是反過來。在純粹的市場經濟模型下，個人和企業是一樣的，個人就是一個微型的企業。美國的斬殺線不是觸發後當不了人上人，而是觸發後就會死亡，這樣才能保證美國在每年數百萬非法移民源源不斷湧入的時候，還能保證總人口基本不變。美國每年有100多萬家庭破產，其中50多萬是因為大病破產，這些人都會觸發斬殺線，能重新爬出來的寥寥無幾（美國商業醫保不是無限報銷的，還有不少美國人連最基礎醫保都不捨得買）。最後，美國年輕力壯的壯勞力絕大多數每個月賺到的錢都是付得起房租和自己其他費用的，連最便宜房租都付不起的，大多數自身的勞動能力有很大問題。美國之所以系統性的排斥這些流浪者，就是因為認定了這些連房租都付不起的人是“社會負擔”，是因為勞動能力不足以賺到覆蓋自己固定支出的錢，因此對社會而言價值為負，沒有幫助的必要，早點清理掉會讓美國更加強大。這是典型的社會達爾文思想，物競天擇優勝劣汰，但美國整體本來就信奉這個，所以就系統性的弄出了一個斬殺線出來。以前的舊中國其實也是這樣的，思想和做法都差不多，沒有本質區別，在清除手法的委婉和隱秘性上還不如今天的美國。當時中國最富裕的上海地區的法租界，就這麼丁點大地方，僅其中的一家慈善機構，每年收的無名屍體數量都有數千到上萬之多，按這個資料進行推算，全國流浪漢死亡總數簡直不計其數，說明以前的舊中國同樣存在斬殺線，而且斬殺線更高，斬殺的更直接。但那是舊中國了，在如今的新中國，不僅不存在斬殺線，甚至還存在一個鎖血掛。中國的某個可憐人可以很窮，可以很慘，但慘到一定程度不僅不會被自動斬殺，還會被強塞一個鎖血掛，確保不死。就剩一絲血了，但就是不死。先說食物，雖然中國沒有像美國那樣在街頭免費發食物，讓流浪者每天消耗幾個小時去領食物，但中國絕對不會有流浪者餓死在街頭。但凡餓死一個人在街頭，那片區的領導都得掉烏紗帽，食物供應是很充沛的。然後說醫保，真有流浪者被發現，確定符合低保人群的資格，那自動會納入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每年350元的個人費用（各省略有不同）由政府全額代繳。有了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低保人群就不會被中小病所困擾，也就是不會被絕大部分疾病所斬殺，只有機率很低的大病能造成生命威脅。中國的醫保覆蓋面之誇張，醫療價格之低，甚至能讓很多歐美的華人通過緊急飛返中國來活得一命。非從美國跑中國來手術，這並不代表歐美的醫療技術比中國低，只能說明歐美的醫療價格比中國高，而且高很多，中國的醫療價格那怕沒醫保，都比在歐美只有基礎醫保的治病價格還要便宜，然後中國在這麼低的醫療價格基礎上，還有各式各樣的醫保再報銷一部分。但歐美有很多的人，別說買不起全覆蓋的高端醫保，甚至連基礎醫保都買不起，因為那怕是基礎醫保都很貴。最後就是極端天氣的威脅。在中國，大冬天的時候如果你合衣躺在政府門口睡一晚上，第二天就會立刻有專人來找你來瞭解情況，要是發現你是行為藝術就嚴厲警告，如果發現你不是行為藝術而是真的赤貧，那馬上就會給你安排住的地方，也許很偏很破，但絕對不會讓你凍死。實際上在真實的中國世界，那怕你晚上偷偷睡在距離政府門口不知道多遠的橋洞裡，只要被發現那就立刻專人過來給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尤其是嚴寒天氣和酷暑時節。怎麼個安排法？中國最接近美國被斬殺人群的，就是曾經出名的三和大神，幹一天玩三天，沉迷遊戲和賭博，要不是中國難以獲得毒品，這群人鐵定也吸毒成癮。但三和大神是出現一批就被清理一批，當年的網路熱詞人群，如今已經難覓蹤跡。下面這個三和大神，被“一群人”搞走了，用學完給1000塊錢為誘餌，誘走學小吃培訓了，然後就獲得了擺攤技能開始自食其力，這裡的“一群人”就是政府專門負責幹這個的人。對於學不了技能的，沒辦法在城市裡自食其力的，最極端的案例是一個農村的孤寡老人，幾乎喪失勞動能力，患有帕金森症，親人全都不在了沒人管，按理來說很快就會被自動斬殺了。但最後扶貧辦硬給塞了一堆雞苗和飼料，安排老人喂雞，隔一段時間固定安排人上門收土雞，硬生生的把這個老人給奶住了，楞是給鎖了血。這就是中國的鎖血掛，為了更高效率的鎖血，中國還特地發明了“防返貧監測系統”，以便於迅速發現那些需要鎖血的人群。美國那邊的斬殺線，我們這邊叫返貧人口，對於因病因災而返貧的人群，中國予以嚴密監控，確保第一時間可以發現。尤其是因病返貧，屬於重中之重的排查對象，醫院系統直接全面對接，巨量資料發現異常情況就立刻上報，然後專人進行處理，確保不會因病返貧，為其鎖血。至於具體的操作手法，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進行大概瞭解。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斬殺線，每時每刻都會有人步入斬殺線，因為任何社會都會有固定生活成本，任何社會都會有人賺錢能力突然嚴重缺失，每時每刻都會有。但對於步入斬殺線的人群，中美兩國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中國的看法是這些人怎麼都可以，但絕不能死了，尤其不能死街頭上，否則就會有一堆人要擔責。美國的看法是這些人怎麼都可以，但最好是死了，尤其是死街頭上最好，這樣誰都不用擔責了。這種看法的核心差異來自於，那些賺錢能力嚴重缺失，已經步入斬殺線的人群，對國家來說到底是正價值還是負價值，有沒有輸血的必要性。美國認為這些人是負價值，如果用安穩不出亂子的手法定期清除掉，把位置騰出來給更有價值的人群，那美國就會更加強大。單純從經濟意義上來說，其實還真的是這樣，美國的做法沒有問題，不斷從全球吸納高賺錢能力的人群，然後把賺錢能力低到覆蓋不了最低生活支出的人清洗掉，美國就會永遠充滿活力。美國人罵架，基本從來不罵別人戶口本，最強的罵人是詛咒別人“胖”以及“失業”，美國人對失業的恐懼就來自於舉國體制系統性對失業人口的清除，一旦成為流浪漢就和死亡沒什麼區別了。但美國的這種做法並非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否則我們中國也不會使用截然相反的鎖血掛做法。美國的這種社會達爾文主義講究的是物競天擇，每個人都要靠自己，輸了活該不要賴別人，麻溜騰位置去見上帝，反正早晚都會去見的，不如少浪費點資源。但後果也是每個人都只靠自己，只相信自己，對什麼集體精神嗤之以鼻，對什麼犧牲精神更是嗤之以鼻，一絲一毫都不會信。我信了這些，然後變成流浪漢去等死？不是不能做高風險的工作，先說好事前和事後加一起給多少錢，我評估風險，收益大於風險才會去做，如果給的錢比不過風險那就堅決不做，看走眼了算我自己能力差，主動去當流浪漢等4年後“畢業”，沒看走眼那就算我賺到了。聽起來好像也沒錯，公平公正的交易，但實際上不是。因為這個世界上不是什麼事都可以精準評估風險的，也不是什麼人都有能力精準評估風險的，尤其是不可預測性最大的戰爭，甚至頂級軍事家都不可能精準的評估風險，戰爭的意外因素太多了，很多時候真的需要人閉著眼睛上。講究社會達爾文主義，主動去淘汰弱者，讓人人都知道只能靠自己，那集體性和榮譽性就會大幅減弱，什麼保家衛國的想法就會蕩然無存。美國在一個世紀以前是真的有大量良家子願意保家衛國的，但現在沒有了，現在的美軍真的是一份職業，甚至名聲在美國自己內部都不怎麼好，如今在美國當兵掙錢的聲譽度能接近在中國當女主播掙錢。為了掙錢確實不寒磣，但也不好聽，更沒有什麼榮譽感。而中國這種對弱者開啟鎖血掛的做法，在經濟上確實怎麼算都是虧的，經濟規則就是強者恆強，越是掙錢能力強的人就越應該給資源，這樣他們才能給社會掙更多的資源回來。但這種做法可以換來很強的社會凝聚力和榮譽感，從而大幅增強整體動員能力，以及社會各階級成員之間的信任度。究竟那種制度更優，對於最弱者是應該斬殺還是鎖血，這個辯其實是辯不明白的，美國經濟保持了多年的輝煌，每年湧入美國的人口都大於被斬殺的最弱者數量，甚至還有很多被攔在外面不准進，從側面證明了美國這麼幹並非一點道理都沒有。但如果真來一場全面的硬碰硬較量，有凝聚力和沒凝聚力，有榮譽感和沒榮譽感，那碰撞的時候猶如石頭和豆腐的差別。 (遠方青木)

導讀曾經是父母訓斥我們沉迷網路，如今局勢似乎發生了反轉：退休的“嬰兒潮一代”正逐漸深陷智慧型手機的演算法黑洞。這篇文章敏銳地捕捉到了現代家庭中一個日益普遍卻常被忽視的現象——當晚年生活被螢幕接管，由於孤獨和演算法的雙重夾擊，長輩們可能比年輕人更難逃離數字世界的引力。我的一位朋友剛橫跨全國回家探親，就發來簡訊，憂心忡忡。節假日出行的混亂本就令人頭大，但通常，能歇口氣、看看孩子們和祖父母享受天倫之樂，這一切也就值了。但他說，今年不一樣：“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埋頭看手機，特別疏遠。”他指的不是孩子，而是祖父母。近年來，我聽過不少類似的軼事——成年子女擔心年邁的父母正滑向螢幕成癮的深淵。這類故事在網際網路上隨處可見。（“千禧一代”子版塊裡有個代表性的帖子問：“咱們的父母是不是都對手機上癮了？”）這些敘述之所以驚人，部分原因在於它們像極了多年前父母對子女表達的擔憂——年輕的心智正在被那些旨在掠奪和變現注意力的裝置所影響和扭曲。通常，關於“螢幕時間”的恐慌都把孩子視為缺乏自主權的一方，完全受制於邪惡的科技公司，必須由成年人介入保護。但在年齡光譜的另一端，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我們迎來的不是“手機童年”，而是“手機晚年”。過去一年裡，我邀請大家分享他們的故事。“我一直在求我媽放下手機，每次見到她，她都在無意識地刷屏。我敢發誓她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已經歸零了，”有人寫道。另一位則描述了一位沉迷《糖果粉碎傳奇》⁽¹⁾ 的家長：“玩了幾個小時，而孫輩們還得爭搶她膝蓋上的一點空地，只為了能和她‘共度時光’。”有些描述聽起來簡直是全方位的感官轟炸：“回老家探親常常意味著房子不同角落的兩台電視機轟鳴作響，而每個人都在刷著 iPad 或手機，”有人寫道。許多留言相當直白：“我不得不告訴我的‘嬰兒潮’⁽²⁾ 父母，別在我們三歲的孩子面前死盯著 iPad 不放。”許多人私信我表達了真正的擔憂。大多數人要求匿名，不想公開談論家人。住在俄亥俄州的喬希說，他父親沉迷於 Instagram 和 TikTok 上的豎屏視訊。“我絕對認為這對他來說更多是一種應對機制，”他說，“他患有抑鬱症和嚴重的焦慮症。我正試著引導他培養些更好的愛好。”另一些人則擔心詐騙。“我在網上對他擔驚受怕的程度，甚於對我那個11歲的孩子，”一位名叫康納的男士說，“每次回家，我都得拿過我爸的 iPhone，幫他退訂那一堆掃描病毒的訂閱軟體。他總是被填字遊戲裡的廣告忽悠，下載這些東西。為了預防萬一，我不得不關掉他在 App Store 下載應用的功能。”還有一位希望完全匿名的讀者說，他們的父母在 Instagram 上花費了大量時間，不僅意外地將不雅視訊轉發到動態裡，還通過那些會讓大腦萎縮的“AI 垃圾內容”⁽³⁾ 來尋求慰藉。這些不僅僅是道聽途說：多項研究表明，老年人的上網時間確實在增加，而且這種趨勢已持續多年。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發現，60歲及以上人群“如今每天超過一半的休閒時間——即4小時16分鐘——是在螢幕前度過的”，其中許多人在看線上視訊。這其中很大一部分似乎發生在 YouTube 上：尼爾森今年報告稱，6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現在在電視上觀看 YouTube 的時間幾乎是兩年前的兩倍。最近一項針對50歲以上美國人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平均每周在某種類型的螢幕前花費整整22個小時。”而在另一項針對2000名59至77歲成年人的調查中，40%的人表示如果沒有裝置就會感到“焦慮或不適”。但使用率調查無法捕捉人與裝置之間關係的微妙之處。我們很容易陷入對老年人的刻板印象——認為他們在社交媒體面前是文盲，被新技術搞得暈頭轉向，或者視其為詐騙案的待宰羔羊。麻省總醫院布裡格姆分院麥克萊恩醫院的老年精神病學主任、技術與老齡化實驗室主任伊普西特·瓦希亞（Ipsit Vahia）告訴我，現實要複雜得多。“我們將65歲以上的所有人歸為同一類，這是我們看待老年人時的一個根本性錯誤，”他說。老年人不僅不是鐵板一塊，正如瓦希亞所言，一代人越老，其多樣性就越強。在他看來，兩個5歲的孩子可能有更多的共同點，但兩個87歲的老人則不然：年紀越大，經歷不同事物、養成不同習慣和觀念的機會就越多。“我們的經驗法則是，如果你見到了這一位老年人，好吧，那你也就只認識了這一個老年人。”如今許多關於螢幕時間的擔憂都源於新冠疫情，疫情明顯推高了老年人對科技的接納度。“當替代方案是與世隔絕時，技術就變成了一股非常強大、積極的力量，”瓦希亞說。他指出，在很多情況下，Zoom 是那個入口。疫情初期，家庭開始舉行 Zoom 聚會，教堂開始 Zoom 禮拜。這項技術在遠端醫療預約中也派上了用場。所有這些都幫助部分老年人更有信心地使用這些科技產品。需要記住的是，並非所有的螢幕使用都是等價的，對老年人尤其如此。一些研究表明，花時間在裝置上可能與50歲以上人群更好的認知功能有關。填字遊戲、搜尋資訊、觀看教學視訊，甚至只是與朋友聊天，都能提供積極的刺激。瓦希亞建議，那些讓年輕人或中年人擔憂的上網習慣，放在老一輩身上應該另當別論。“青少年和年輕人過度使用科技產品通常與較差的心理健康有關，預示著更多的孤立、孤獨甚至抑鬱，”他告訴我，“而在老年人中，接觸科技似乎正在保護他們免受孤立和孤獨之苦。”然而，瓦希亞提供的許多技術使用案例似乎有些理想化了。史詩般的《以詞會友》⁽⁴⁾ 對局或卓有成效的維基百科瀏覽顯然屬於問題較小的一類。但我從許多人那裡聽到的描述，則是令人沮喪得多的“裝置螺旋”。一位在英國工作的護士私信告訴我（因無權談論病人，她要求匿名），在她所在的住院病房裡，許多老年病人被困在“過度刷屏”的循環中，“他們在手機和 iPad 上消費的垃圾內容數量簡直不真實！”“有些內容還算良性，”她說，“有時其實挺好笑的，比如有些人最後會掉進中文視訊自動播放的死胡同裡。”但負面影響“正越來越多地滲透進來，”她說。她提到了惡毒的反移民內容，“還有陰謀論思維以及對醫療的不信任。”只要你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待得夠久，大概就能看到這種動態：那是對 AI 生成的垃圾圖片發表困惑評論的人，他們似乎還沒意識到自己看到的是假的；那是極端黨派首頁推送的描繪少數族裔犯罪的生成圖像，被憂心忡忡的使用者轉發，這些人似乎變得越來越恐懼、偏執或極化；那是假冒銀行、貸款提供商或擁有30個女性 AI 聊天機器人伴侶的孤獨男人的詐騙帳號。即便如此，瓦希亞仍呼籲不要陷入道德恐慌：當我提到老年人整天在 Facebook 上被動瀏覽 AI 垃圾內容時，他提出主動消費和被動消費之間存在有意義的區別。誰說每個老人都一定會被垃圾內容愚弄？也許他們是在一起拿它取樂，或者試圖分辨真偽。“如果垃圾內容能給那些本來沒多少共同話題的人提供一個談資——那這就變得有點微妙了，不是嗎？”他說。也許吧。這其中肯定包含了一些投射心理。那些聯絡我的人所表達的焦慮——以及我自己曾感受到的焦慮——似乎源於我們自身與裝置之間那種備受折磨的關係。我們許多人時刻擔心自己在消費什麼、刷了多久，以及我們在網上被推搡、刺探和操縱的種種微妙方式。無論公平與否，我們將個人的擔憂投射到了他人身上。但是，“蝦耶穌”⁽⁵⁾ 和合成的移民執法局探員逮捕人的視訊旨在迷惑或激怒使用者，充斥社交平台的其他點選誘餌也是如此。誠然，我們不應假設老年人都是傻瓜，但這是一個由科技巨頭運作的系統，獎勵的是參與度而非質量：對於那些空閒時間多得不知如何打發、且可能已經在與孤獨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作鬥爭的人來說，發光的螢幕可能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當我問及瓦希亞我聽過許多的“假日長輩刷屏”現象時，他鼓勵我換個角度看問題。“是的，你在假期見到他們時觀察到了這一點，”他說，“但問題是，其餘時間你並不在場。好也罷壞也罷，手機是他們生活的一大部分，你的到來實際上才是一種干擾。”他認為，值得思考的是，當周圍沒人時，手機在起什麼作用。它是在阻止親人陷入抑鬱嗎？它是在為他們提供與周圍世界的連接嗎？把世界裝進口袋或平板裡，他們是否比沒有這些時更快樂？演算法讓人的自主性變得複雜，但有些人可能就是想在手機上消費無盡的娛樂內容來度過晚年。誰又有資格評判呢？這是一團混亂的局面。同樣的工具，既讓一些人與現實保持連接，又模糊了另一些人眼中的真實界限。但與其急於評判，年輕人不如利用這份關切來開啟一場對話——放下手機，好好聊聊。 (外文精譯)

12月24日是“平安夜”。就在西方聖誕節即將到來之際，美國網友發現曾經家喻戶曉的童星泰勒·蔡斯，也成了幾十萬流浪漢中的一員。而這件事正好印證了最近網上的另一場大討論，即美國社會存在一條從中產滑落到底層的“斬殺線”。“美國斬殺線”這詞最近挺火，有人說它是自媒體編出來的流量密碼，也有人說它是美國社會藏不住的暗礁。到底是危言聳聽還是殘酷現實？其實答案早就寫在美國77萬流浪漢的人生裡。這條看不見的線，不是遊戲裡的虛擬設定，而是一套能把普通人從體面生活拽進深淵的“制度性組合拳”，它真真切切地存在著。要搞懂“斬殺線”是不是真的，得先明白它到底是什麼。這詞源自遊戲術語，指角色血量跌破臨界值就會被一波帶走。放到美國社會裡，就是普通人的財務和生存狀況一旦觸底，就會被一連串制度規則“連環絞殺”，再也爬不回來。自媒體博主“牢A”聊西雅圖流浪漢的視訊之所以爆火，就是因為他戳破了一個真相。美國街頭的流浪漢，近七成不是天生的懶漢或癮君子，而是曾經的中產、程式設計師、退伍軍人，他們只是踩了一次坑，就被這條線徹底“淘汰”了。最能證明“斬殺線”存在的，是那些觸目驚心的“墜落案例”。紐約長島購物中心的垃圾箱悲劇堪稱縮影：兩名無家可歸的男子躲在箱裡避寒，卻被垃圾車當成垃圾擠壓致死，以一種極端殘酷的方式結束了掙扎。而他們的墜落，往往始於一件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事——一場感冒、一次失業、一筆逾期帳單。西雅圖有個程式設計師傑克，年薪45萬美元，聽起來是人生贏家，實則每月要扛1.2萬美元房貸、3000美元車貸和1500美元保險，工資剛到帳就被帳單瓜分乾淨。一場裁員讓他現金流斷裂，房貸斷供後房子被拍賣，一場急診花了6萬美元，醫保只報1.2萬，剩下的債務直接讓他信用破產。沒了固定住址，找不到新工作，從CBD精英到橋洞流浪漢，他只用了半年時間。這樣的故事不是個例，美國流浪漢隊伍里，隨處可見曾經的白領、小企業主，他們的經歷如出一轍：一次意外觸發“斬殺線”，然後被社會體系一步步推向深淵。“斬殺線”的真實性，更藏在冰冷的資料裡。聯準會早就給出答案：37%的美國人拿不出400美元應急錢，就算是收入前15%的高薪群體，扣完稅和各類貸款後，每月可支配收入也只剩三四千美元，根本沒積蓄抗風險。而醫療債務是觸發“斬殺線”的頭號殺手——美國25%到35%的破產案例都和醫療帳單直接相關。就算有醫保，也有60%的破產家庭是參保人，因為很多治療項目和救命藥根本不在報銷範圍內。更狠的是“斬殺線”的連鎖反應機制，這也是它最真實的殺傷力。在美國，一旦陷入債務違約，信用分就會暴跌，而信用分是“第二張身份證”——租不到房、貸不到款、找不到正經工作，甚至連開手機卡都受影響。沒了固定住址，就成了僱主眼裡的“不穩定因素”，更難重返職場；而長期失業又會讓醫保斷供，小病拖成大病，陷入“沒錢看病→債務加重→更難就業”的死循環。美國的驅逐制度更是雪上加霜，只要欠租，房東拿到法院令就能立刻把人趕出門，連個人物品都可能被扣押，這一腳直接把人踹過“斬殺線”，再也難回頭。有人說“這是個人不存錢的問題”，但這背後是美國制度設計的“精準圍獵”。美國的醫療體系堪稱“天價收割機”，一次救護車加急診費用超5000美元，一場小手術要花1.2萬美元，是中國同類費用的十倍以上。而就業體系實行“隨意僱傭制”，僱主能無理由裁員且不付補償金，失業救濟金每周只有400美元，最長領26周，根本不夠維持生活。住房方面，加州只有16%的人能買得起中等價格住房，紐約經濟適用房空置率不足1%，房租佔普通人收入的30%-50%。這些制度共同織成了一張網，讓普通人根本沒機會攢下“抗風險基金”。更值得深思的是，美國政府對“斬殺線”下的人不僅不兜底，反而還在“補刀”。最高法院裁定禁止露宿不算“殘忍懲罰”後，加州州長直接拆除了140多個流浪漢營地。加州四年花170億美元應對無家可歸問題，卻大多用在“清理街道”上，而非提供住房和救助。這種“懲罰性治理”讓流浪漢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一旦越過“斬殺線”，就只能在暴力、疾病和毒品中消耗生命。他們的平均壽命只有50歲，比美國人均壽命少26歲，75%的人會在3年內死亡。當然，說美國有“斬殺線”，不代表美國就是人間地獄。它依然是發達國家，有頂尖的科技、完善的精英教育體系，頂層1%的家庭掌握著32.3%的財富，日子過得風生水起。但“斬殺線”的存在，恰恰暴露了美國社會的雙面性：它能讓成功者極致成功，也能讓失敗者萬劫不復。這種“贏家通吃、輸家出局”的模式，源於其“自由選擇、自己負責”的文化核心，卻也讓制度失去了應有的溫度。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斬殺線”真的存在嗎？如果你看的是美國的GDP資料、華爾街的繁華景象，可能會覺得它是虛構的；但如果你看向紐約的橋洞、洛杉磯的貧民窟、長島購物中心的垃圾箱，就會發現它真實得令人窒息。它不是一條物理線條，而是制度缺陷、社會失衡與民生缺位共同織就的死結，是普通人一不小心就會墜落的懸崖。我們討論“斬殺線”，不是為了否定美國的所有成就，而是要看清：一個好的社會，不該只有向上攀爬的階梯，更該有防止人墜落的安全網。美國踩過的坑告訴我們，過度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讓制度淪為資本的工具，最終只會讓“斬殺線”越來越低，吞噬更多人的人生。 (有理兒有面)

特別是當同一份遺傳來源被反覆使用、跨越國界時，問題的性質開始改變。在不同國家，一個捐精者可孕育的後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也有各自的風險監控體系。但當精子開始跨國流通，事情就麻煩起來了，尤其是當這些精子還攜帶了某些未被識別的風險。代號Donor7069的捐精者來自丹麥。十多年裡，他通過了歐洲精子庫（European Sperm Bank，ESB）的篩查要求，其精子被輸送至14個國家、67家診所，已確認的生物學後代至少有197人。直到最近一項聯合調查發表，人們才發現他攜帶著一種在常規檢測中無法識別的遺傳突變，會顯著提高後代罹患癌症的風險，高達90%。目前，有些孩子已經被診斷出患癌，少數已經去世。這並非篩查疏漏，而是一種在現有條件下無法提前識別、只能在後代患病後才浮現的遺傳風險。真正暴露問題的，並非突變本身，而是一個人為什麼能在沒有任何預警機制的情況下，成為近兩百個孩子的生物學父親。ESB將代號為Donor7069捐精者的精子出口到了14個國家、67家診所/圖源：德國之聲一方面，在現行的跨國精子庫體系中，並不存在統一的國際上限，來限制一名捐精者的精子可以被分發到多少國家、多少家庭，也缺乏對捐精者後代數量的長期追蹤。與此同時，當精子跨越國界流通，這些資訊往往是零碎且分散的。Donor7069精子存在的問題，是直到有醫生在臨床上陸續發現，一些並不相干的孩子攜帶著同樣罕見的致病突變，進行上報後，歐洲精子庫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Donor7069的精子樣本才被終止使用。在今天，隨著選擇捐精生育的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不斷增加，跨國精子庫的使用規模持續擴大，與之相伴的風險也在不斷累積。01 優質精子選他，並不奇怪。在歐洲精子庫（ESB）的檔案中，Donor7069化名“Kjeld”，來自丹麥，出生於1980年代。檔案顯示，他身體健康，已通過精子庫要求的醫學與遺傳篩查。在外貌與背景標籤上，他符合許多使用者常見的篩選條件：白種人，北歐外貌特徵，身材高大，受過良好教育。他的捐精行為高度穩定。記錄顯示，從學生時期開始，他幾乎每隔兩周就會前來捐精，這種規律持續了多年，直到2022年才結束。捐精者通過代號或其個人資料上的化名來識別，對真實身份保持匿名/圖源：德國之聲在丹麥，這樣的捐精者並非個例。作為當今全球最主要的精子出口國之一，丹麥聚集著多家大型跨國精子庫，向歐洲乃至世界各地提供捐精樣本。在這裡，捐精並未被視為高度私密或禁忌的行為，而是一種相對去污名化、制度化的選擇。與此同時，丹麥精子在市場上還被賦予了一層額外的“安心感”。精子庫Cryos International的創始人曾提到，當前捐精生育的主要需求來自30多歲的單身、高學歷女性。在這種生育情境下，許多使用者會格外在意，孩子是否“看起來像自己”。他解釋說，丹麥人常被聯想到的藍眼睛、金發等特徵，在遺傳學上多為隱性，這意味著這些特徵必須同時來自父母雙方，才更有可能在孩子身上顯現。因此，即便跨族裔或外貌差異較大，孩子也會更接近母親的外貌。如果不是發生在2020年的一件事，Donor7069或許至今仍會被視為一名合格的捐精者。那一年，一位母親帶著自己的三個孩子走進了希臘一家醫院的診室。孩子們的年齡在5歲至 10歲之間，先後被發現患有不同類型的腫瘤——腦瘤、疑似白血病、軟組織肉瘤。這些情況在同一家庭中同時出現，實在罕見。接診的兒童腫瘤專家很快意識到，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只是巧合。他為孩子們安排了基因檢測。結果顯示，三人都攜帶著同一種罕見的遺傳突變——TP53突變。這種突變會導致李—弗勞梅尼綜合徵，使攜帶者從兒童時期起便面臨極高的癌症風險。Donor7069捐贈的精子中攜帶著TP53突變，受精後的孩子一生中患癌風險高達90%進一步核對後，醫生發現，這三個孩子都是通過體外受精技術出生，而用的正是同一位捐精者的精子。在醫生的提醒下，診所將這一發現上報給ESB。但在當時的篩查框架下，這一突變並不在常規檢測範圍之內。精子庫隨後給出的結論是：精子樣本未顯示異常，捐精者仍符合現行標準。直到2023年，這位希臘醫生又遇到了同一捐贈者的第四個孩子，同樣攜帶該TP53突變。同年，法國魯昂大學醫院的遺傳易感專家埃德維格·卡斯珀博士在學術交流中得知這一情況，隨即展開了系統性調查。調查最終確認，這名捐精者的精子確實攜帶TP53基因變異。自2023年11月起，Donor7069的精子被禁止使用。在相關聲明中，ESB對受影響的家庭表示了“深切的慰問”。02 總數未知Donor7069的精子被立即停止使用，但對於已經使用過相關樣本的家庭而言，風險並沒有隨著這一決定而消失。對其中一些孩子來說，他們將終身處在高度醫學監測之下，需要從幼年起定期接受全身及腦部核磁共振檢查（MRI），並持續進行超聲篩查，以儘早發現可能出現的腫瘤。對女孩而言，成年後還可能面臨是否進行預防性乳房切除的艱難選擇。按照現行程序，歐洲精子庫於2023年11月通過歐盟人類組織與細胞快速警報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Human Tissues and Cells，RATC），向歐盟及歐洲經濟區內所有相關國家的衛生主管部門和生育診所發出通報。依照歐盟指令，精子庫負責向監管體系示警，各國診所承擔聯絡使用過相關樣本的家庭、告知風險的責任。但在現實中，資訊的傳遞極其滯後。直到2025年6月，Céline（化名）才接到來自比利時診所的電話。她是一名單身母親，2011年在比利時的一家診所，使用Donor7069的精子完成了受孕。當她得知自己的孩子很可能繼承致命基因時，距離精子庫發出警報已過去一年半。診所方面解釋稱，由於兩年前進行系統遷移，她的檔案一度丟失，最近才通過人工檢索重新找到。Céline並不接受這個說法。她表示，自己超過25年沒有更換過信箱地址和手機號碼，“他們不可能聯絡不上我”。Céline對模糊的精子去向和不規範的監督感到震驚/圖源：歐洲廣播聯盟類似的情況並非個例。來自丹麥的單身母親Dorte Kellerman是在一個由丹麥、瑞典和挪威家庭組成的社群中，從另一位母親口中得知這一消息。她隨後在群組中詢問，是否還有人沒有收到任何來自診所或精子庫的通知。結果發現，約有一半家庭此前對此一無所知。她16歲的兒子後來檢測結果為陰性，但在此之前，家長們只能在不確定中等待。隨著越來越多家庭開始追問，另一個問題逐漸浮現：究竟有多少孩子，曾使用過這名捐精者的精子？對醫生而言，這並不是一個統計問題，而是臨床判斷的前提。如果無法確認總量，就無法判斷是否仍有孩子尚未被發現，也無法向焦慮的家長明確說明風險是否已經被完全識別。但在這一關鍵問題上，ESB選擇了拒絕回應。在回應醫生和調查記者的詢問時，ESB以捐精者的資料保護權利為由，拒絕提供受影響兒童的總數，並表示不會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捐精者或患者的具體資訊——即便對方是參與調查的醫學研究人員。與此同時，ESB在公開聲明中反覆強調，這起事件不應被理解為一次捐精者篩查的失敗。按照他們的說法，Donor7069攜帶的TP53基因突變，並不在當前任何常規篩查技術的可檢測範圍之內；從既有程序看，體系並未“失靈”。歐洲精子庫（European Sperm Bank，ESB）/圖源：丹麥國家廣播電視台他們還指出，在前來提供首次精液樣本的男性中，最終能夠成為捐精者的比例僅為約5%，精子庫本身已採取嚴格標準。ESB認為，這起事件真正的嚴重性，並不在於突變本身，而在於受影響家庭的數量之多，因此應被視為一個關於“捐精者可孕育後代規模”的典型案例。這一判斷並非沒有道理。但現實是，風險已經被確認，但現有體系未能確保所有相關家庭被及時告知，也無法提供一個足以終結不確定性的明確答案。對於那些被牽連其中的家庭來說，這並不是一場關於制度是否合規的討論，而是一段已經開始、卻無法輕易結束的生活。03 全球生育市場Donor7069的悲劇，並非個案，而是發生在一個迅速擴張的全球生育市場之中。過去二十年，輔助生殖技術從少數人的選擇，變成了一條成熟的跨國服務鏈。據多家研究機構估算，全球輔助生殖服務市場規模已超過450億歐元，且仍將保持年均7%至9%的增長。在生育率下降、家庭形態變化的背景下，歐洲成為這一產業最活躍的地區之一。越來越多單身女性和同性伴侶，通過捐精與體外受精，進入這一高度制度化、跨國運作的生育體系。在這套體系下，歐洲精子庫提出的“規模問題”並非沒有根據。目前，並不存在統一的全球標準，用以規範捐精者究竟可以孕育多少後代。各國雖設有各自的限制，但多以本國為邊界制定，標準不一。歐洲精子庫拒絕提供代號為Donor7069的捐精者所生子女的確切人數/圖源：德國之聲當精子跨越國界流通時，同一名捐精者的樣本，可以在不同國家被分別使用、分別計入各自的上限之內，卻沒有一個機制，能夠持續追蹤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實際使用規模。從制度角度看，一切似乎都“合規”；但從結果看，風險卻被不斷放大。與此同時，另一條生育路徑也在悄然生長。在許多國家，輔助生殖治療費用高昂，公共醫療覆蓋有限，成功率並不穩定。對一些家庭而言，核心問題在於是否負擔得起。當正規體系的門檻不斷抬高，一部分有生育需求的人，開始轉向私人捐精管道。在社交平台上，一些Facebook群組由少數頻繁捐贈者主導，向有需求的人提供看似更靈活、更低成本的選擇。照片裡是成功懷孕的分享，帖子裡是對“自然”“高效”的承諾。但多位參與其中的女性描述的，卻是另一幅圖景：金錢勒索、性騷擾、欺騙、漫長的法律糾紛，甚至性暴力。私人捐精群組內部甚至形成了一套約定俗成的術語。“AI”指人工授精，“NI”則意味著發生性行為。多名女性表示，即便最初明確拒絕NI，也會在接觸過程中遭遇持續施壓，甚至被欺騙或強迫。所謂的“選擇權”，在現實中並不對等。Netflix在2024年推出的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就展示了私人市場的極端性。片中的捐精者在多國同時捐贈，被指系統性隱瞞自己的捐贈規模。紀錄片推測，他可能通過臨床與私人管道，孕育了多達數千名後代。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超級捐贈者”公開無視捐贈上限，甚至在未經告知的情況下混合精液，只為“看看誰會成功”。紀錄片《擁有1000個孩子的男人》截圖無論是在高度制度化的正規體系中，還是在看似更自由的私人路徑裡，有一個共同點正在浮現：風險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推遲、被轉移——轉移到母親和孩子身上，轉移到未來。在公共敘事中，私人捐精往往被描繪成一種更“自主”的選擇：女性主動尋找、主動挑選，彷彿掌握了決定權。但現實中的權力結構並不按這種順序分配。這是一種新的脆弱性，卻也是古老的。在現有社會結構中，母親往往與孩子的命運被捆綁在一起，而父親則可以脫離身體、脫離關係、脫離後果。當監管長期不足時，跨國精子庫、隱匿身份制度與跨境生育技術，在某種意義上，將這種不對稱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它帶來的是另一種更難命名的關係形式，一種對未來關係的不可想像性——數百個共享基因卻互不相識的孩子，會如何理解彼此？如何理解自己？當生殖被抽象成資源、數字、供需與市場，母親和孩子仍然在過具體的生活。面對這一快速擴大的市場，我們還不知道它將如何塑造人，也不知道它將如何塑造愛。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