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Consent Can—and Cannot—Help Us Have Better Sex“同意”這一概念在法律上至關重要，但終究令人難以滿足。是否還有另一條出路？插畫：Michelle Mildenberg Lara1978年，格蕾塔·希巴德（Greta Hibbard）22歲，住在俄勒岡州鄉下。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一份最低工資的工作，還有一個失業的丈夫。後來她說，自己當時“靠花生醬三明治過日子”。她和丈夫約翰·賴德奧特（John Rideout）經常吵架；有時他會打她，或強迫她發生性關係。10月10日下午，他又一次這麼做了，希巴德逃到鄰居家。賴德奧特追過去，在公園裡將她逼到角落，強行帶回家。進屋後，她說，他朝她臉上猛擊數拳，扯下她的褲子。他們的小女兒在一旁目睹了全過程，哭著跑進臥室，而父親正在侵犯母親。從法律角度說，這可能構成強姦——在當時還是個全新的想法。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美國大部分性行為並非由“同意”理論來規範，而是由“財產”邏輯支配：丈夫強姦妻子，就像闖入自家房子一樣，根本不可能被逮捕。1977年，俄勒岡州成為最早將婚內強姦定為非法的州之一，即便如此，一些政客仍認為該法只應適用於分居或正在離婚的夫妻。一位加州參議員一語道破主流態度：“如果你不能強姦自己的妻子，那你還能強姦誰？”希巴德本人也是剛得知自己有權拒絕與丈夫發生性關係。（她在一家婦女危機中心看到牆上貼著標語：“如果她說不，那就是強姦。”）事發前一晚，她和賴德奧特正與鄰居聊天，她提到了這項新法律。“我不信，”賴德奧特說。幾天後他被捕時，依然不信。隨後發生的“俄勒岡州訴賴德奧特案”（Oregon v. Rideout），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有男子因強姦同居妻子而受審的案件，也成為對“同意應決定性行為合法性”這一理念的一次關鍵考驗。薩拉·溫曼（Sarah Weinman）在《未經同意：一場標誌性審判與數十年推動婚內強姦入罪的鬥爭》（Without Consent: A Landmark Trial and the Decades-Long Struggle to Make Spousal Rape a Crime，Ecco出版社）一書中重述了這個故事。溫曼以用真實犯罪手法書寫思想史著稱：她此前的著作分別聚焦於曾與《國家評論》創始人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交好的連環殺手，以及據信啟發納博科夫創作《洛麗塔》的綁架案。即便題材沉重，她的文風依然輕快。例如，賴德奧特的審判充斥著種種荒謬：他的辯護律師大肆抹黑希巴德的性史——兩次墮胎、一段所謂的女同經歷，以及她曾指控賴德奧特同父異母的兄弟性侵（據溫曼所述，希巴德因遭到威脅而撤回指控）。就連檢察官也覺得賴德奧特“看起來是個好人”。“我不認為他該坐牢，”他對媒體說。當賴德奧特最終被判無罪時，法庭內爆發出掌聲。希巴德在審判後幾乎立刻與賴德奧特和好，但幾個月內便與他離婚。溫曼卻一路追蹤賴德奧特直至2017年——那一年，他再次因強姦受審。這次的受害者是謝拉·莫克斯利（Sheila Moxley）——一名熟人，勉強允許喝醉的賴德奧特在她修家具後睡在沙發上；以及特蕾莎·赫恩（Teresa Hern）——他長期斷斷續續交往的女友。兩名女性都在半夜被賴德奧特按住並強行發生性關係。辯護律師再次試圖將她們描繪成撒謊、設局勾引男人的蕩婦。但這一次，賴德奧特被全部罪名成立，最終判處25年監禁。“你是個壞人，”莫克斯利在聲明中讀道，“你是個邪惡的人。你是個怪物。”溫曼選擇以賴德奧特的兩次審判作為全書首尾，講述了一個“惡有惡報”的故事：在一個人的一生跨度中，社會終於認真對待強姦，並懲罰那些作惡者。這聽起來令人欣慰。但歷史的真實軌跡並非如此簡短，也遠未確定地朝向正義彎曲。今天，約十分之一的美國女性曾遭親密伴侶強姦——這一比例與80年代報告的資料大致相同。今年，川普政府甚至一度刪除了疾控中心（CDC）網站上關於親密伴侶暴力和性暴力的統計資料；頁面後經法院命令恢復，並附上免責聲明：“本頁面內容不代表現實。”唐納德·川普本人至少被24名女性指控性不當行為。他否認所有指控，包括其第一任妻子伊萬娜（Ivana）的證詞——她曾在宣誓下作證，稱川普將她摔在床上，扯下一撮頭髮，然後強行與她發生關係。她後來澄清，自己使用“強姦”一詞並非指“字面或刑事意義上的強姦”。在溫曼的後記中，她簡要提及終結強姦（無論是否婚內）仍是未竟之業。但她似乎默認，社會至少已在性行為規制的哲學基礎上達成共識。“年輕一代對這些問題要清晰得多，”溫曼寫道，“他們理解‘同意’必須由具備能力者‘自由且理智地’給出，任何低於完全同意的行為都應被視為強姦。”我認為，這種“清晰”並不存在。不僅川普、傑佛瑞·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布羅克·特納（Brock Turner）、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肖恩·庫姆斯（Sean Combs）、多米尼克·佩利科（Dominique Pelicot）及其眾多同夥似乎對“同意”頗有微詞，就連女權主義者自身也存在質疑。她們追問：“自由且理智”究竟意味著什麼？“完全同意”又包含那些要素？誰才真正具備同意的能力？我們又該如何處置強姦犯？對某些第二波女權主義者而言，一個生活在父權制下的女性“同意”與男性發生性關係，本身就是荒謬的。畢竟，我們不會認為農奴“同意”為封建領主勞作：農奴或許喜歡耕田，甚至愛戴主人，但她並非主動選擇務農，而是被僵化且常具暴力性的社會限制所困，無法追求其他可能。即使假設這種選擇是自由的——即使數十年艱苦卓絕的女權鬥爭已帶來某種解放，使女性不再類比於農奴——這種選擇又能否稱得上“理智”？有些女性覺得編織令人愉悅、安心，且彰顯女性氣質，但如果編織有10%的機率導致強姦，又有多少人會推薦朋友嘗試？這類爭論在70、80年代頗為活躍，由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和安德莉亞·德沃金（Andrea Dworkin）等女權主義者提出——德沃金本人就曾遭丈夫毆打。如今，這種核心觀點（常被簡化為“所有異性性行為都是強姦”，儘管麥金農和德沃金從未確切寫下這句話）看似近乎荒誕。激進女權主義者不再指責異性戀女性“與敵人同床”。人們普遍接受：即使經濟上依賴丈夫，女性也能真正同意與其發生性關係。但隨之而來、卻較少被接受的推論是：她也可以同意與付費的陌生人發生性關係。許多女權主義者如今認為，若否認這一點，反而是將女性幼稚化、使其屈從於國家或道德主義，而非承認她對自己身體的主權。但第二波女權主義批判的核心——即在權力不平等關係中，表面的“同意”並不充分——仍在其他議題中延續。兒童便是顯例。詩人瑪麗·卡爾（Mary Karr）曾形容兒童是“三英呎高、身無分文、沒有工作、目不識丁”的群體。我們很容易對強迫或脅迫兒童發生性行為感到震驚。但如果是兒童自稱“想要”的性行為呢？兒童能同意與其他兒童發生性關係嗎？能同意與成年人發生嗎？一個19歲女孩能合法地與繼父發生她自認為充滿愛意且雙方同意的性關係嗎？那與繼母呢？學生能選擇與教授發生性關係嗎？僱員能與上司發生嗎？我們如何回答這些問題，取決於我們認為那些人過於輕信、脆弱或被剝削，以至於必須保護他們免受自身慾望的傷害。通常，我們更願意在短期內限制人的自主權。青春是最短暫的狀態：今天我們保護的孩子，長大後將成為需要保護他人免受其侵害的成年人。但有些人，從法律上講，永遠無法脫離“童年”狀態。2018年，羅格斯大學前倫理學教授安娜·斯塔布菲爾德（Anna Stubblefield）對一名患有腦癱、無法言語、由母親和兄弟監護的男子D.J.認罪，罪名是加重刑事性接觸。此案令其他倫理學者著迷，因為它似乎將“脅迫性同意”的辯論具象化了。斯塔布菲爾德曾與D.J.使用一種名為“輔助溝通”（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的技術——由健全者扶住非言語殘障人士的手臂，助其打字。D.J.在打字中表達對兩人性關係的喜悅：“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活著。”這些話真的出自他本人嗎？像D.J.這樣的人，能同意發生性關係嗎？如果不能，他是否只能終身禁慾，或註定被強姦？對自由主義者而言，另一個難題是：即使在不存在明顯權力失衡的成年人之間，某些性行為是否也應被禁止？2001年的案例無法迴避：兩名德國男子在網上相識，約定其中一人割下自己的陰莖，兩人一同吃掉。在失血過程中，這名自願截肢者被拍下持續明確表示同意被殺死並肢解的畫面。一些哲學家提出，或許我們不應被允許放棄未來的同意權——無論是通過同意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還是簽訂剝奪長期自主權的契約。但如果橄欖球運動員能在場上同意互相毆打，為什麼我們不能在床上這麼做？如果我們想禁止人們為追求幻想而自我臣服，那就必須將極端BDSM關係和包含“侍奉”一詞的婚姻誓言都定為犯罪。因此，對“同意”的一種批評是：它過於寬容，忽視了脅迫或妄想可能製造出“同意”的假象。另一種批評則是：它過於嚴苛且具有懲罰性。數十年的法律改革擴大了法律上視為強姦的情形：強姦罪不再僅限於持械陌生人襲擊掙扎中的受害者（理想情況下還須是白人處女）。在大學校園，“不就是不”（no means no）的理念已被“是才是是”（yes means yes）取代——因為大量證據表明，許多人在恐懼中會僵住，無法開口說話。這一轉變的批評者擔憂：當雙方都爛醉如泥，或一方事後撤回同意時該如何處理。他們認為，降低強姦認定門檻會導致誤解被刑事化（或至少被訴訟化），從而抑制那種某些女權主義者本希望倡導的無憂無慮的性探索。“我想不出還有什麼比讓我們相信‘每個角落都有性侵’更能奴役女性了，”自稱女權主義者的勞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2017年出版的《不受歡迎的示好》（Unwanted Advances）一書中寫道，該書探討“校園中的性偏執”。基普尼斯描述她母親笑著回憶大學教授繞著桌子追她、試圖親吻她的往事。她認為，如今鼓勵年輕女性將此類“愚蠢行為”視為“致殘性創傷”，實則固化了關於女性天真、純潔與無助的性別偏見。另一種解讀是：年輕女性已帶著一種相當“男性化”的權利意識，認定自己無需對冒犯者寬容微笑。但基普尼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是對的：將我們的愛慾生活官僚化，並非通往解放之路。基普尼斯的書出版六個月後，《紐約客》和《紐約時報》的記者發表了十余項針對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指控，引爆了主流#MeToo運動。隨後的披露浪潮清楚表明：性暴力何其普遍，受害者站出來又會承受何等損失。例如，作家莫伊拉·多尼根（Moira Donegan）在評論克里斯汀·布萊西·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回憶錄時指出，福特人生的關鍵時刻並非如她所述——被一名17歲少年推倒在床上、跨坐在她身上、試圖撕扯她的衣服、摀住她尖叫的嘴，而他的朋友在一旁大笑；而是當社會（或至少國會）認定她是騙子，並讓那個壓制她的男孩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對《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和#MeToo運動的反彈，讓人誤以為此類行動對男性的主要影響只是暫時剝奪他們的游泳獎學金、出書合約或政治影響力。（安德魯·科莫失敗的市長競選就建立在選民會忘記司法部認定他曾性騷擾13名女性並對部分舉報者實施報復這一前提上。）但強姦也是刑事犯罪，許多人——往往是貧窮的非裔或拉丁裔男性——可能因此在監獄中度過數十年，有時甚至是冤獄：想想中央公園五人案（Central Park Five）。某些罪行的量刑差異令人震驚：被定罪的法定強姦案中，約五分之四的罪犯是原住民。一方面，很難主張強姦罪被過度調查，或受害者被過度採信。例如在芝加哥，2018至2023年間警方收到逾兩萬起性犯罪報案，僅有約300人入獄。另一方面，任何對強姦感到震驚的人都應極度警惕：將那怕多一個人送進監獄都令人不安，因為監獄中（尤其常由獄警實施的）性暴力極為普遍。州級和聯邦監獄中的男女報告被脅迫或強迫發生性關係的比例幾乎相同。這並非否認強姦與厭女症的關聯，而是指出：在某些情境下，受害者的角色可能被暴力地重新分配。正如女權主義者長期強調的：強姦偶爾關乎性，但始終關乎權力。如果說過去十年的爭論闡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僅靠“同意”無法拯救我們。我們依然判斷力糟糕、溝通缺陷、沉迷於使人喪失行為能力的物質，並對女性懷有暴力化的色情蔑視。然而，我們又能轉向何處尋求規制？若讓一個道德說教的政府進入臥室，就可能失去避孕、同性戀或邊緣性行為等來之不易的自由。如今我們無法忽視的是：大學管理者大多是規避訴訟的機器。標籤轉瞬即逝；最惡劣的人仍自視為真正受害者，並繼續統治國家。監獄在強姦問題上毫無道德權威。正是在這種僵局中，一批新書應運而生：約瑟夫·菲舍爾（Joseph Fischel）的《去他的同意：邁向更佳的性正義政治》（Screw Consent: A Better Politics of Sexual Justice）、凱瑟琳·安吉爾（Katherine Angel）的《明天的性會再次美好：同意時代的女性與慾望》（Tomorrow Sex Will Be Good Again: Women and Desire in the Age of Consent）、瑪農·加西亞（Manon Garcia）的《同意的喜悅：良好性愛的哲學》（The Joy of Consent: A Philosophy of Good Sex）。這些書並非主要批判法律體系：它們普遍認同，如菲舍爾所言，同意是“性侵法律中現有最不壞的標準”。但它們擔憂：文化上對同意（尤其是“熱情同意”）的強調，已將性“劃分為‘棒極了’和‘強姦’兩類”（菲舍爾），忽視了女性慾望的複雜性（安吉爾），並強化了“性是女性給予男性的禮物”這一觀念，而非平等者共同享受之事（加西亞）。這一類型中最新且最有力的作品，是喬治城大學哲學與殘障研究教授奎爾·庫克拉（Quill Kukla）的《超越“是”：人人皆可享有的愉悅與自主》（Sex Beyond ‘Yes’: Pleasure and Agency for Everyone，諾頓出版社）。這部半手冊、半宣言式的作品提出了諸多切實可行的建議，教我們如何將“同意的性”轉化為“美好的性”——如何不僅學會接受與拒絕，還能學會邀請、警告、提問乃至命令。庫克拉是非二元性別者，對BDSM既有學術興趣也有個人體驗，有時會對“香草味”異性戀伴侶略帶居高臨下——認為他們“從未被迫反思自己的性實踐與慾望，因而可能缺乏發展這些技能的機會”。但書中探討的話題具有廣泛吸引力：例如，如何與患痴呆症的伴侶進行合乎倫理的性行為，或通過教導兒童使用“安全詞”來界定身體邊界，這種做法本身具有解放性。庫克拉抱怨：我們太少討論如何擁有美好的性，卻太多聚焦於如何避免糟糕的性。他們尖銳指出，“奪回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等倡議適得其反——通過暗示女性在街頭面臨陌生人性侵高風險，反而加劇了她們對伴侶或熟人的依賴（而90%以上的強姦由後者實施）。他們認為，主流（有時甚至是女權主義）將男性身體視為骯髒且具威脅性的觀念，實則是一種強姦文化，因為它維持了“性是男性必須從女性身上搾取之物”的想法。讀者合上庫克拉的書時，可能會產生一種印象：強姦犯不過是尚未有機會培養“美好性愛所需複雜技能”的人。這聽上去或許天真，實則不然——美國司法部2000年一份報告發現，性侵犯罪最常見的年齡是14歲。任何倡導更好性愛的人，都必須首先相信：男孩與男性有能力改變。就性教育而言，《超越“是”》清晰直白；在一個更好的世界裡，它理應進入高中課堂。但庫克拉也承認，性教育並非萬能：“即便世上最擅長溝通的人，在性規範與法律極度嚴苛且具懲罰性的國家，或被困在監獄、醫院等毫無隱私、燈火通明的機構房間中，也無法擁有強大的性自主權。”庫克拉偏愛的術語“性自主”（sexual agency），與“性同意”的區別，恰如可步行社區與封閉小區之別。如果說同意是我們短暫解除他人“不得觸碰我們”義務的權利，那麼自主權則是我們在能自由追求慾望的條件下生活的權利。庫克拉將這種條件稱為美好性愛的“腳手架”（scaffolding）。例如，如果女生聯誼會成員跳舞、飲酒、與陌生人接吻的地方，不是由一群彼此宣誓效忠、且自身不乏性霸凌行為的男性營運的房子，她的“腳手架”就更穩固。如果寄養兒童擁有帶鎖的獨立臥室，他的“腳手架”就更完善。避孕措施和PrEP（暴露前預防用藥）可以成為更好性愛的腳手架，經濟獨立亦然。庫克拉提到“24小時公共交通”，讓人們“確信自己隨時能安全輕鬆地離開”。讀到此處，我想起賴德奧特對謝拉·莫克斯利的侵犯——當時他醉得無法騎車回家。如果門外就有公車站，莫克斯利是否就能更有底氣地趕走賴德奧特，鎖好門，安然睡過整夜？我的疑問令人不適——近乎責怪受害者。畢竟，賴德奧特強姦莫克斯利，並非因為他不願付計程車費，而是因為他根本不把她當作完整的人。庫克拉當然意識到此類案例，卻有意避開性別化分析，轉而聚焦促成糟糕性行為的物質現實。“腳手架”終究更像全民基本收入，而非賠償。無論如何，錢就是錢。我們不禁想像：如果格蕾塔·希巴德當年能獲得稍多一點“性自主權”的經濟支援，人生是否會不同？19歲懷孕時，她最初拒絕賴德奧特的求婚，認為他“不負責任”。但在靠福利獨自撫養嬰兒數月後，她改變了主意，接受了已參軍的賴德奧特。即便希巴德告訴父母賴德奧特開始踢打她，父親仍說她有義務維持婚姻，母親則拒絕資助離婚。希巴德身邊或許有怪物，但她無疑生活在一個怪物般的結構之中。 (邸報)

這家公司似乎已經搶在禮來公司之前，率先在減重市場實現了一項可能具有重要意義的創新。諾和諾德於周一推出了Wegovy的口服片劑版本，自費客戶的起始劑量定價為每月149美元，這為爭奪快速增長的減重藥物市場份額開闢了新戰線。這款口服藥是業內期待已久的一波減肥藥口服製劑中的首款，目前已在藥店及線上遠端醫療平台（包括諾和諾德自有平台NovoCare）上架。受此消息影響，諾和諾德美國存托憑證（ADR）周一上漲2.8%。儘管諾和諾德在2021年推出Wegovy注射劑後掀起了減肥藥熱潮，但此後在與禮來公司（Eli Lilly）的競爭中逐漸失勢——後者推出了藥效更佳的Zepbound，備受市場青睞。投資者對諾和諾德的產品線及發展前景逐漸失去信心，其ADR自2024年年中以來已累計下跌超60%。如今，在作風激進的新任CEO領導下，諾和諾德似乎在減重市場可能發生的重要變革中搶佔了先機。禮來自家的減肥藥奧福格列汀（orforglipron）尚未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預計將於今年晚些時候上市。首款新型減肥藥片的推出，可能為諾和諾德帶來重要的先發優勢。然而，患者（或減重人士，下同）將如何使用這些口服藥仍有疑問，畢竟其效果不如Wegovy和Zepbound等注射劑。一種觀點是，這些口服藥將更像消費品而非處方藥，患者願意為適度的減肥效果自掏腰包。禮來和諾和諾德都在推行新的自費支付模式，允許患者在不使用醫保的情況下直接購買藥物。患者也可能使用這些藥物來維持通過注射治療減下的體重。禮來最近的資料顯示，其口服藥orforglipron作為維持療法效果良好，有助於患者維持通過Wegovy或Zepbound實現的減重效果。目前FactSet的共識預期認為，Wegovy口服藥今年的銷售額將達到10億美元，2027年將增至22億美元。然而，Wegovy口服片存在的侷限性可能對諾和諾德構成長期挑戰，使其難以維持相對於禮來的競爭優勢。正如諾和諾德美國業務執行副總裁戴夫·摩爾去年十月在接受Barron's採訪時所說，Wegovy口服藥所需的活性成分“遠多於”注射劑型。“我們已經為上市做了很長時間的供應和準備工作，”摩爾當時表示。這可能導致Wegovy口服片的生產成本高於競爭對手的同類產品。另一個缺點是：Wegovy片劑需每日空腹服用，且服藥後半小時內不得進食、飲水或服用其他藥物。相比之下，禮來的orforglipron可以在一天中的任何時間服用，對飲食和飲水沒有限制。這可能讓orforglipron對患者更具吸引力。Wegovy口服藥是司美格魯肽的口服劑型，這與諾和諾德的Wegovy注射劑和2型糖尿病注射藥Ozempic中的活性成分相同。諾和諾德還銷售一種低劑量的司美格魯肽片劑，名為Rybelsus，用於治療2型糖尿病。諾和諾德周一表示，Wegovy的起始劑量將以每月149美元的價格出售給自費患者。中等劑量在四月中旬前每月149美元，之後每月199美元。高劑量則為每月299美元。患者在第一個月服用起始劑量，第二個月服用中等劑量，之後則服用更高劑量。諾和諾德為Wegovy口服藥設定的自費價格低於該公司對注射版Wegovy收取的自費價格。注射版高劑量的自費價格為每月349美元。Wegovy口服藥的自費價格也低於禮來為orforglipron預先披露的價格。去年11月，禮來表示，orforglipron的最低劑量每月費用為149美元，最高劑量為每月399美元。Wegovy（包括口服和注射劑型）向保險公司報價的標價（即任何談判回扣前的價格）均為每月1350美元。諾和諾德周一表示，Wegovy口服片現已在藥店以及Ro和GoodRx等遠端醫療平台發售。 (Barrons巴倫)

伊朗，這片坐落於高原的古老土地，是理解世界文明處理程序的一把鑰匙。它不僅是歐亞大陸的十字路口，更是東西方歷史交匯的熔爐。走進伊朗，就是走進一部波瀾壯闊的文明史。圖源: 百家號為什麼說伊朗是 “亞洲歷史的鑰匙”？伊朗高原地處“文明的十字路口”，三面環山、兩面臨海，西接兩河流域，北通裡海與中亞走廊，既是歷史上雅利安人南遷與蒙古西征的通道，也是阿契美尼德帝國與帕提亞王朝的崛起之地，“伊朗”國名正源於“雅利安人的土地”。從瑣羅亞斯德教到伊斯蘭文明，從史詩到藝術，伊朗始終是理解東西文明交織演進的關鍵坐標，堪稱一部濃縮的世界史。史前時期 ：文明的曙光公元前10000年起，新石器時代發生的一場重大變革，促使伊朗高原出現農業與畜牧業，形成定居村落。▲希亞克土丘Tepe Sialk， 擁有八千年歷史的古聚落▲希亞克土丘遺址出土管流彩陶壺  圖源：伊朗通訊社埃蘭文明 ：伊朗的第一個成熟文明作為伊朗首個成熟文明（約公元前2700-前646年），埃蘭王國以蘇薩古城為都，與兩河流域文明密切互動，其獨特埃蘭語至今未被完全破譯；人類第一部成文法典《漢謨拉比法典》也出土於蘇薩古城。而恰高·佔比爾神廟（公元前13世紀）作為現存最大的金字形神塔，展現了卓越的建築技術；公元前646年亡於亞述後，其文化遺產為波斯帝國所繼承。▲蘇薩古城及出土文物，圖源：伊朗通訊網及世界遺產網▲蘇薩遺址出土《漢謨拉比法典》石碑頂部浮雕。圖源：https://cosmodox.com▲恰高·佔比爾神廟   圖源:微博  波斯Persian薩吉Saaji▲恰高·佔比爾神廟出土文物   圖源：伊朗通訊社米底王國： 波斯帝國的直接先驅隨著印歐語系伊朗人部落遷入，米底王國（約公元前678-前550年）以埃克巴坦那為都，首次統一伊朗人部落，建立了國家。通過與新巴比倫結盟滅亡亞述，米底成為地區霸主，其政治制度與文化實踐為波斯帝國奠定基礎。公元前550年，米底王室後裔居魯士大帝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完成政權的平穩過渡。▲埃克巴坦那遺址Ecbatana   圖源：搜狐號波斯帝國：中東文明的集大成者從公元前550年居魯士大帝創立阿契美尼德王朝，至1736年薩法維王朝終結，波斯先後歷經阿契美尼德王朝、帕提亞王朝、薩珊王朝，以及伊斯蘭化後的薩法維王朝等輝煌時代。在這片土地上，波斯不僅是中東文明的集大成者，更是一個獨特文明的創造者。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版圖橫跨亞非歐，融匯兩河、埃及、希臘與印度文化。今天我們仍可在波斯波利斯宮殿遺址中窺見其恢弘氣象與多元的藝術風格。▲波斯波利斯遺址  圖源：部落格 中國的大山▲比沙普爾古城，薩珊王朝重要都城   圖源：澎湃新聞▲帕薩加德遺址，建於居魯士王（公元前558─前529年在位）時期。  圖源：訪問伊朗▲帕薩加德遺址，為阿契美尼德帝國的首都，反映波斯人的文明程度。  圖源：訪問伊朗▲納赫什·儒斯塔姆波斯王陵，四座阿契美尼德皇家石窟被刻在岩壁上。圖源：星空迷網這裡始終是東西對抗的“世界之軸”：西接歐洲與近東，東牽中亞與東亞，南聯南亞。無論是絲路驛站上往來的商隊，還是波斯御道上奔跑的信使，伊朗始終是文明碰撞與交融的核心現場。▲阿巴斯驛站，伊朗‌薩法維王朝時期建造的‌古絲綢之路驛站。圖源：搜狐號▲舒什塔爾水利工程，薩珊王朝時期，圖源：絲路遺產網伊斯蘭時代： 文明熔爐自7世紀阿拉伯征服至薩法維王朝（1501–1736）的建立，波斯歷經塞爾柱帝國、伊爾汗國、帖木兒帝國等外來政權。然而波斯文化並未消逝，反而以強大的包容力將伊斯蘭文明推向新高峰。在伊斯法罕的伊瑪目廣場與聚禮清真寺中，看到塞爾柱與薩法維時期波斯建築與伊斯蘭信仰的完美融合。▲伊瑪目王侯廣場   圖源：https://cn.bing.com▲伊瑪目清真寺   圖源：中東瞭望▲聚禮清真寺   圖源：伊朗通訊社在設拉子的哈菲茲墓，至今仍在波斯花園的靜謐水渠與瓷磚彩釉中娓娓訴說。▲哈菲茲墓   圖源：百度百科©Ondřej Žváček/wiki波斯不是被征服，而是參與了重塑——阿拉伯的信仰、突厥的武力、蒙古的衝擊，最終都融入波斯的語言文學、行政制度與美學理念之中，綻放為燦爛的伊斯蘭–波斯文明。▲阿里卡普宮殿    圖源：伊朗通訊社▲亞茲德拜火教聖火廟   圖源：伊朗通訊社▲格列斯坦王宮   圖源：搜狐號，漢莎航空▲三十三孔橋   圖源：伊朗通訊走進伊朗，就是走進三千年文明的現場。 (環球情報員)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官員稱，COVID-19疫苗至少導致10名兒童死亡，但並未為這一說法提供任何證據。該機構表示，基於這些死亡案例，它計畫收緊現有的疫苗監管規定。在一封發給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員工的郵件中，該機構疫苗部門負責人維奈·普拉薩德醫生（Dr. Vinay Prasad）寫道：“至少有10名兒童在接種COVID-19疫苗後死亡，並稱這些死亡是由接種COVID-19疫苗所致。”FDA局長馬蒂·馬卡里醫生（Dr. Marty Makary）在參加福克斯新聞節目“Fox and Friends Weekend”時也作出了類似表述。但普拉薩德和馬卡里都沒有提供他們所稱“被疫苗致死”的10名兒童的具體細節或資料，也沒有說明這些死亡發生時的相關情境。負責監管FDA的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也沒有回應關於更多資訊的詢問。在這封長達六頁的郵件中，普拉薩德提到了心肌炎，這是一種mRNA COVID-19疫苗罕見的不良反應。自研究人員首次記錄這種關聯以來，醫生與公共衛生專家一直向公眾強調，接種疫苗的益處大於風險。原因之一在於，相比COVID-19疫苗，感染COVID-19本身帶來的心肌炎風險更高。普拉薩德在郵件中則主張相反的結論。以下是關於兒童與COVID-19感染、疫苗以及心肌炎，你需要瞭解的三件事。美國已有超過2,000名兒童死於COVID-19感染與嬰兒以及65歲及以上人群相比，健康兒童感染COVID-19的風險通常更低。但COVID-19對兒童仍可能構成危險，甚至可能致命。梅奧診所表示，6個月以下嬰兒發生重症感染的風險高於平均水平，並且是COVID-19住院風險最高的年齡組之一。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資料顯示，自疫情開始以來，美國18歲及以下兒童中已有超過2,000人死於COVID-19。其中近700人，約佔33%，未滿1歲。《兒科學》（Pediatrics）期刊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20年至2022年間死於COVID-19的1至17歲兒童中，68%至少合併一種其他基礎疾病，包括神經系統疾病、先天性疾病、肥胖、神經發育障礙，以及包括哮喘在內的呼吸系統疾病。一項2023年的研究發現，在2020年4月1日至2022年8月31日期間，COVID-19是美國從出生到19歲人群中與疾病相關的第五大死因。心臟炎症是mRNA COVID-19疫苗罕見的不良反應在極少數情況下，接種 mRNA COVID-19 疫苗的人可能出現心肌炎（即心肌也就是心臟肌肉發生炎症），或出現心包炎（即心包這種包裹心臟的膜樣囊發生炎症）。研究顯示，12歲至30歲的男孩和男性發生與COVID-19疫苗相關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風險最高。有些研究認為，這些患者在第二劑疫苗後的前14天內最為脆弱；而CDC表示，風險窗口期為7天。《柳葉刀·兒童與青少年健康》（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2022年的一項隨訪研究發現，在心肌炎起病後至少90天的隨訪節點上，81%出現疫苗相關心肌炎的患者被其醫療服務提供者評估為已恢復，但截至最後一次隨訪，仍有部分患者在規律服用與心肌炎相關的藥物。明尼蘇達大學兒科傳染病教授馬克·施萊斯（Dr. Mark Schleiss）表示，出現疫苗誘發心肌炎的兒童，完全康復的預後良好。“尚未觀察到死亡病例，尚未觀察到致衰弱性疾病，也尚未觀察到心臟移植。”COVID-19感染引發心肌炎的風險高於疫苗一項2022年的研究發現，與接種mRNA疫苗的人相比，感染COVID-19病毒的人發生心肌炎的風險高出7倍。在疫情期間，醫生和公共衛生官員多次對事實核查機構PolitiFact表示，COVID-19感染帶來的風險，包括其可能引發心肌炎的風險，高於疫苗風險。這一資訊如今仍未改變。施萊斯說：“毫無疑問，感染後發生心肌炎的風險遠遠高於接種疫苗後發生心肌炎的風險。” (一半杯)

當所有人都裹在厚羽絨裡時，聰明的女生已經換上了針織裙+過膝靴。燕麥色針織裙貼合體態，像第二層皮膚般輕盈；搭配一雙摩卡色麂皮長靴，瞬間拉長腿部線條。不需要繁瑣的配飾，僅僅靠大地色的層次堆疊，就能穿出“老錢家”那種慵懶的高級感。這種“露一截”的穿法，不僅視覺顯高5cm，更是拿捏了早春微辛的性感。這個季節，誰能拒絕一杯暖糯的“燕麥奶茶”呢？ (游少俠)

很多人知道「清北互撕」的梗，學生們隔空吵架，教授也喜歡用「隔壁」來調侃一下，不過，美國大學互撕起來可是狠多了。你肯定知道史丹佛和伯克利都是矽谷名校，那你知道他們為了一把斧頭搶了一個世紀嗎？■伯克利的吉祥物熊每年都要砍倒史丹佛的「樹」。你肯定知道哈佛和耶魯是最知名的藤校，但你知道他們也吵來吵去鬧得不可開交嗎？■哈佛學生穿上耶魯的校服做滑稽表演來互懟。你肯定知道南加大和UCLA排名top30，但是你知道兩所距離不到10公里的大學，每年都會開啟一場「搶鐘大賽」嗎？而這些，都來自在美國大學延續了一個世紀已久的體育大戰。每每一提到美國大學，我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圖書館裡濃烈的卷王氣息，但若真的走進校園，你就會發現在這裡，學習是重要，但還有一個比GPA更熱血的東西——體育精神（School Spirit）。如果說美國大學生活裡有什麼能讓教授、校長、校友、學生、甚至整座城市的人都瘋狂，那一定是一年一度的體育賽季了，其中橄欖球賽最出名。畢竟藤校，也正是延續了一個世紀的體育聯盟。■哈佛和耶魯的橄欖球校隊對決而在剛去過的12月，美國大學剛迎來了一年一度熱血的橄欖球賽季，「死對頭」大學紛紛對彼此下「死」手，校園裡和其所在城市更是陷入了狂歡周。有人這樣說：橄欖球賽季=狂歡+大學糾紛+校友靈魂寄託。認識美國大學，不得不瞭解的就是其體育文化。今天，我找來了幾對宿敵，來看看他們之中熱血、好笑、又很「中二」的體育文化和好笑的惡作劇。■像俄亥俄州立大學這樣的十大聯盟球隊，一場比賽就能創造數百萬美元的收入，而這樣盛大的比賽也成了節日一樣的狂歡史丹佛vs伯克利的斧頭大戰這兩所學校，自1892年起就用了一場比賽決定誰是「灣區之王」——The Big Game: Berkeley Golden Bears vs Stanford Cardinal。作為矽谷兩大「天才收割機」，史丹佛和伯克利在學術上可以說是把「卷」寫進校訓，但在橄欖球上，他們同樣「誰也不讓誰」。最有趣的是，史丹佛還有一個最著名傳統「The Stanford Axe」（史丹佛之斧） 。這是一把真的斧頭！不過是獎盃，不是武器哈！每年贏得比賽的學校才能保管The Stanford Axe。而這把斧頭的由來也極具戲劇性。它的故事起源於1899年一群史丹佛學生的「創意助威」。當時他們在一個集會上拿著一把真的伐木斧，把一個裹著伯克利藍金色絲帶的稻草人砍得稻草亂飛，並高喊著從古希臘戲劇裡學來的口號 「Give ’em the axe!」——宛如要把伯克利當成要被劈開的樹。兩天后在棒球賽現場，這把斧頭繼續擔任「官方應援道具」，被史丹佛學生揮舞得像魔法杖一樣，逢好球就往絲帶上砍一下，氣勢極其囂張。但沒想到的是，最終那場比賽史丹佛輸了！正當史丹佛啦啦隊們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不太吉利的斧頭時，伯克利學生立刻發動了一場現實版《速度與激情：搶斧行動》。他們一路狂追史丹佛學生，成功強奪了斧頭，並把它當戰利品帶回伯克利，彷彿打贏了灣區中世紀戰爭。■By Carltchu - Own work, 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109611427就這樣，一把本來用來「敲敲打打製造氣氛」的小道具，被兩校學生的高智商腦洞硬生生升級成百年宿敵的圖騰，也開啟了之後幾十年裡「誰贏誰拿斧」的傳奇傳統。在過去幾十年裡，兩校學生為了這把斧頭，也是進行了各種堪比電影的經典事件：變裝潛入：扮成保安、記者、維修工混入對方校園，只為靠近展示櫃。偽造證件：做假學生證、假授權檔案、假停車證，專業度堪比CIA實習生。提前踩點：觀察安保路線、計算換班時間，把偷斧頭當工程項目做。大型突襲：幾十人組隊衝進現場「搶斧」，現實版大學幫派對決。攔截運輸車：甚至在路上攔停運斧專車，完全是《速度與激情：灣區篇》。也因為雙方太愛偷，史丹佛最後還成立了「The Axe Committee（斧頭委員會）」，並且有明確職責：護送斧頭參加比賽、防止伯克利學生偷斧、演練突發情況，以及比賽後執行「交斧儀式」。一個個穿著正式制服，站姿像特勤隊，只能說，這斧頭在灣區絕對是國寶級地位！時隔四年，史丹佛今年終於贏回了「Stanford Axe」！而兩校的互懟文化可不僅僅只體現在球場上，「賽前節目」也依舊精彩。史丹佛的學生會到處貼或舉著「Beat Cal」海報：在官網上還能找到很多老照片，大家在雪山上，在水底里，在太空中，在高樓上，都還舉著「Beat Cal」。只能說，這個精神已經隨時隨地融入了每一個史丹佛人的心中和血液中。當然，伯克利也不甘示弱。到了Big Game周，伯克利會到處貼「Go Bears」&「Bear Territory」。整個校園會變成藍金色的海洋，從海報、旗幟到學生臉上的貼紙，全都在宣告：「這裡是 Bear Territory，史丹佛請自行繞道。」Big Game周伯克利最經典傳統活動還有就是「The Tree Chopping Rally」(砍樹集會)，在校園內象徵性砍到一棵樹，代表著要打到史丹佛，因為史丹佛的吉祥物是顆樹（笑）。還有有兩個人分別穿著史丹佛和伯克利的衣服，來比賽看誰砍樹更快，來預測今年誰會贏得比賽。一句話總結雙方「嗯怨」：學術是學術，但打架——就要看 Big Game。哈佛vs耶魯的互懟之戰哈佛和耶魯的橄欖球賽「The Game」可以追溯到1875年，也是年度最重要的「溫柔拌嘴」環節。在Harvard–Yale The Game Week，整個常春藤變成「文明版校園戰爭」。從惡作劇大戰、篝火、校園樂隊互懟，到午夜裸奔、吉祥物亮相以及爆炸級tailgate，這場百年宿敵對抗完全不是比賽，而是學霸版年度狂歡節。耶魯最著名的一次惡作劇就是假扮成哈佛的啦啦隊，發給哈佛球迷標語牌。球迷們舉牌時，本以為在拼「Go Harvard」，結果卻被設計成拼出 「WE SUCK」。當然，哈佛也絕不示弱。哈佛學生會假裝自己是耶魯生，穿上藍色緊身衣或校服，做滑稽表演，比如改編歌曲嘲諷耶魯校園，唱跑調、搞錯運動項目。2016年，還出過一個非常有名的視訊：哈佛版《哈利波特》系列嘲諷耶魯。哈利興奮地收到了數百封錄取通知，結果發現自己被耶魯錄取崩潰，「Bloody hell！」。兩所常青藤名校，在The Game期間的惡作劇，不是破壞財產，而是用創意、幽默和誇張手法，把雙調侃到「心理吃虧」，成為百年宿敵文化的重要一環。密歇根 vs 俄亥俄州立的城市之戰這對宿敵的比賽被稱為「The Game」（跟哈佛耶魯一個名字，但激烈程度 ×100），是美國大學橄欖球最燃、最緊張、最情緒化的對抗之一。這倆學校不只是比賽互懟，在宿敵周期間，從語言、穿衣、食物到地鐵站命名都要互相看不爽。用一句話總結就是：連字母也能引發戰爭。俄亥俄州立大學會在the game周把密歇根的「M」變成「X」。校園所有M字母都被貼上紅色膠帶變為「X」，包括雕像、圖書館入口、廣告板、社交網路上，甚至是路標上的M，視覺衝擊力很絕。Rivalry Week的粉絲/社群互懟也非常精彩。每到The Game周，社交媒體上（官方帳號也包括）都會有一些「挑釁/挖苦/嘲諷對方」的內容。比如2024年，Michigan球隊官方社交媒體帳號就用一個「nutcracker」（胡桃夾子）造型圖來暗諷Ohio State，挑起嘲諷與競爭氣氛。核心諷刺點是，Ohio State = Buckeyes（吉祥物） = 一種堅果（buckeye nut）。「我們會像胡桃夾子一樣，把你們這些Buckeyes硬殼堅果‘咔嚓’夾爆。」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大學體育裡用吉祥物弱點做嘲諷的方式。網友們也有很多自己的惡搞方式，比如在家裡做一個Michigan旗插在Ohio State領地上的裝飾，表示我們征服了你們的地盤，插旗宣示主權。南加大vs UCLA的油漆大戰兩所距離大約10英里的大學，每年都會上演洛杉磯地區一年一度的「油漆大戰」「雕像自救大會」。Victory Bell（勝利之鐘），這可能是全美最有「綜藝效果」的獎盃。其實這個大鐘原本屬於UCLA，但是，在1941年，USC兄弟會成員把整口鐘給偷走了，並藏匿了一年！UCLA 學生暴怒，於是開始了各種「復仇計畫」。最後兩校怕再這麼「幹架」下去會出大事，在1942年約定：贏球的那一年，就能擁有這個鐘，並可以刷成自己學校的顏色：USC 贏 → Victory Bell 變成 紅色（Cardinal）UCLA 贏 → 變成 藍色（True Blue）每年，兩所學校還會開始保護吉祥物大戰。每到秋天USC-UCLA宿敵周，校園都會進入「一級安保模式」。UCLA 會「封熊」「封藍」「封校徽」，因為USC學生歷史上多次潛入UCLA校園噴漆或惡搞：於是UCLA 決定：每年開戰前一周：全面把「Bruin Bear」封起來或者藏起來。USC也會「保護」自己的校園圖騰。USC的鐵馬雕像Tommy Trojan也被UCLA 的藍色學生惡搞過無數次：潑藍漆、戴UCLA 帽子、噴藍色「UCLA」字樣等等，所以USC也學會了：把Tommy Trojan裹成木乃伊一樣，用膠合板、箱子和保全圍起來。看完這些充滿激情和「力量」的PK行為，從哈佛耶魯的機智惡搞，到史丹佛伯克利的斧頭追逐，還有南加大和UCLA的勝利鐘風波，以及貼滿X的校園…每一次的對決都讓人深深感受到，在美國大學，體育精神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比分數字，更多的是校友們的激情、幽默、創意和身份認同的完美混合和傳遞。不管在讀還是畢業，穿學校顏色的衣服、應援、罵對頭、熬夜排隊看比賽、贏球後陷入狂歡，輸球之後整個校園一起emo，都是大學裡必做的事情之一。這或許也是大學留下的「無用」卻充滿懷念的瞬間。 (穀雨星球)

哥大留學生驕傲時刻😎不久前，美國前200所法學院中首個以亞裔命名的圖書館在哥大校園落地而捐贈者正是大名鼎鼎的“中國巴菲特”不愧是哥大校友實力各個👍2025年10月，哥倫畢業大學法學院迎來史上金額最高的個人單筆捐款——華裔校友李錄Li Lu先生向母校捐贈1,500萬美元，用於新圖書館的建設。而該圖書館也將以李錄之名命名，成為哥大未來又一棟培養未來領袖的知識寶庫。傑羅姆·L·格林大樓的外觀效果圖，可以看到新建的李錄法律圖書館1996屆的哥大校友李錄出生於中國，本科期間他就曾受邀前往哥大發表演講，並在之後正式入學哥大。6年的求學生涯裡，李錄打破歷史，成為了哥大首位同時獲得經濟學學士、工商管理碩士和法學博士三個學位的優秀學生。哥大法學院院長Daniel Abebe與李錄合影而李錄，也是離“股神”巴菲特和投資大師查理·芒格最近的中國投資者。在哥大的第二年，李錄無意間聽了一場巴菲特的演講，正式這場演講讓他萌生了對投資的興趣，同時也改變了他的命運。畢業後，李錄進入了資管行業成為了一名投資人，並一年後創辦了自己的資管公司——喜馬拉雅資本管理公司（Himalaya Capital）。在機緣巧合下，李錄結識了投資大師查理·芒格。2004年，芒格成為李錄的投資合夥人，同時也成為了他的良師益友。芒格在世時，對李錄的認可溢於言表：他打破“不投外部基金管理人”的慣例，將家族財產交由李錄管理，且每周都會同他見面聊天。芒格與李錄的合影2019年Daily Journal年度股東大會上，芒格更是將李錄稱為“中國的巴菲特”。而李錄也認真踐行著芒格的投資理念。李錄最知名的投資案例之一，就是向巴菲特和芒格推薦了中國電動車企業：比亞迪（BYD）。這一投資不僅為波克夏帶來了巨大回報，也成為價值投資在中國市場的經典案例。 (WallStreetTequila)

機器人遛狗、護工，操控無人機……這不是科幻電影，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研究預測，不出10年，50%以上基礎崗位將會徹底消失！面對時代變革，清華教授彭凱平發出震耳欲聾警告：凡是機器學得會的技能，馬上就會貶值！只有一種能力，AI永遠無法複製——那就是顛覆規則的想像力，創造全新的思維能力。埃隆·馬斯克說得更直接：“知識終將過時，創造力才能讓孩子成為規則的制定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更是撰文預警：被AI威脅最大的，正是那些缺乏創造力的“普娃”。過去8年，AI不斷吞掉那些初級員工的機會。而高級員工受影響很少。換句話說，只盯著課本死學的孩子，註定會被演算法淘汰”，相反從小注重科學啟蒙的孩子，則掌握了高薪就業的主動權。因此，當許多家長焦慮地問我，普通家庭如何低成本，提升孩子的未來競爭力？我的答案始終如一：儘早進行百科啟蒙！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不到10歲就讀完了大英百科全書。比爾·蓋茲坦言，對影響自己最大的書籍，就是大英百科。浙江雙科狀元王雷捷，更是直言：自己逆襲成為高考狀元，主要得益於平日讀科普書的豐富積累。最新的研究資料也表明，印度移民之所以能勝任那麼多超強科技公司的CEO，正是因為這個國家的精英家庭，異常在意對孩子的科普啟蒙。無獨有偶，國內最新調查也顯示：“65%以上的尖子生，都有閱讀科普書的習慣。” (最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