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下旬的一個清晨，當彭博社那篇題為《美俄特使私密通話曝光：白宮曾試圖繞過澤倫斯基推進俄烏和談》的報導彈出時，整個國際政治圈的神經都驟然繃緊。一份標註著“非公開”的通話記錄，將美國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與俄總統助理烏沙科夫10月14日的對話公之於眾，也掀開了美俄博弈與美國政壇內鬥的雙重面紗，而潛藏在暗處的日本間諜陰影，更讓這場風波的凶險程度陡增。第一、跨大西洋的密電：被捅破的“和平交易”10月的華盛頓，秋意已濃，但白宮西翼的空氣比落葉還要蕭瑟。彼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正滿心期待著訪美會晤川普，為基輔爭取更多軍事援助，卻沒人知道，一場繞開他的秘密談判早已悄然啟動 。在那份洩露的通話記錄裡，威特科夫的語氣帶著一種近乎急切的“指導”意味，他向烏沙科夫明確提出，希望俄總統普丁能趕在澤倫斯基訪美前先與川普通話，甚至還“貼心”地建議俄方可以先祝賀川普促成了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為通話鋪墊氛圍。更讓外界嘩然的是，威特科夫還拋出了一個大膽的構想，仿照加薩衝突的“20點計畫”，為俄烏量身定製一份“和平方案” 。這個方案的雛形，便是後來引發軒然大波的“28點俄烏和平計畫”。裡面赫然寫著基輔需大幅割讓領土、放棄加入北約、限制軍隊規模等條款，每一條都精準踩在了烏克蘭的紅線之上。當這份計畫的初稿流出時，烏克蘭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科斯堅科幾乎是拍案而起：“這不是和平計畫，這是對烏克蘭主權的掠奪！”通話洩露後，俄方的反應堪稱震怒。烏沙科夫在接受《生意人報》採訪時，手指重重敲擊著桌面，語氣裡滿是無奈與憤怒：“這些對話本就不該見光，洩密者的目的只有一個，阻撓俄美對話。”而俄軍事和政治衝突研究中心主任克林采維奇的話則更直接，他篤定洩密源頭在美國內部：“技術層面只有美方有能力獲取這些材料，這是一場針對川普和威特科夫的精準狙擊。”有人猜測是烏克蘭情報機構為了破壞這份“不平等條約”而主動爆料，也有人將矛頭指向美國情報系統裡的“反川普勢力”，畢竟，自川普二次執政以來，他試圖緩和對俄關係的舉動，早已讓五角大樓和中情局的不少鷹派憋了一肚子火。就連川普本人在被問及此事時，也只是含糊其辭：“我沒聽到具體內容，但這就是一次標準的談判。”可他閃爍的眼神裡，藏不住的是對內部洩密的忌憚。這場密電風波的核心，從來不是美俄是否要談和，而是美國政壇裡那些盤根錯節的利益糾葛，有人想借和談為川普積攢政績，有人想靠洩密攪黃對俄緩和，還有人想把澤倫斯基架在火上，讓烏克蘭成為內鬥的犧牲品。第二、白宮的裂痕：川普團隊的“內部分裂”如果說美俄通話洩露是外部驚雷，那川普政府內部的裂痕，就是早已埋好的“內部炸藥”。今年5月的白宮人事震盪，至今仍讓不少華盛頓老官僚心有餘悸。當時，川普一聲令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啟了史無前例的裁員，從拜登時期的300多人，銳減至50人，艾森豪威爾行政辦公樓裡，離職人員收拾東西時的啜泣聲與檔案散落的聲響交織，場面一度混亂。川普政府給出的理由是“清除深層政府”，可明眼人都清楚，這是他在鞏固權力，把國安委的職能從“決策諮詢”降級為“執行指令”。可權力的集中，並沒有換來團隊的團結。此次“28點和平計畫”曝光後，連一向對川普言聽計從的共和黨議員都反了水。國會眾議員培根在聽證會上拍著桌子要求解僱威特科夫：“這份計畫完全偏袒俄羅斯，我們不能拿烏克蘭的主權做交易！”這種公開的反對，在過去幾乎是不可想像的。要知道，此前川普那怕提出再激進的政策，共和黨議員都會抱團支援，可這一次，俄烏議題觸動了太多議員背後的軍工複合體利益，也戳破了“共和黨鐵板一塊”的假象 。而曾經的“白宮紅人”馬斯克的淡出，更是給川普團隊的分裂添了註腳。這位曾為川普勝選砸下2.9億美元的科技大亨，如今早已沒了當初的政治熱情。他在社交媒體上坦言，自己要重回“7天24小時泡在工廠”的狀態，專注特斯拉和星艦發射，連華盛頓的辦公室都很少踏足。知情人士透露，馬斯克的抽身，源於他和財政部長貝森特的激烈爭吵，也源於政府工作對其企業造成的衝擊，特斯拉投資人早已不滿他“不務正業”，而川普政府的反覆橫跳，也讓這位商人嗅到了風險。一邊是國安系統的“大換血”引發的專業人才流失，一邊是核心團隊的離心離德，再加上國會山的反水，川普的執政空間正被擠壓得越來越小。外界甚至開始猜測，這場洩密風波會不會成為壓垮他對俄緩和政策的最後一根稻草，白宮內部是不是已經“撕破臉”？答案或許藏在川普越來越頻繁的“直覺決策”裡，當他不再信任幕僚，不再依賴機構，美國的對外政策，也將變得更加不可預測。第三、遠東的諜影：不能忽視的日本情報暗線就在美俄博弈和美國內鬥鬧得沸沸揚揚時，遠東方向的一則舊聞突然被重新翻出，讓這場國際風波多了一層諜戰的驚悚底色。2025年3月，白俄羅斯明斯克一家法院的判決，曾在情報圈引發震動，日本籍男子中西雅敏因間諜罪被判7年監禁。這個表面上的日語教師，在白俄羅斯潛伏了整整6年，從2018年到2024年，他用相機拍下了9000多張邊境橋樑、公路、軍事設施的照片，這些精準到釐米的情報，被他通過特殊管道源源不斷地傳回日本情報機構，甚至還預留了一條日本大使館的備用傳輸線。在白俄羅斯第一頻道播出的《東京武士的失敗》紀錄片裡，中西雅敏低著頭承認：“我知道這些資料可能會被用來發動襲擊，我損害了白俄羅斯的安全。”而他的“上線”，被指是其妹妹的前夫佐藤正，儘管佐藤矢口否認，但這起案件，是白俄羅斯歷史上首次破獲的日本情報機構直接參與的間諜案，也撕開了日本海外情報活動的冰山一角。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並非孤例。2019年湖南的那起日本間諜案，直到2023年才塵埃落定。一名在華從事護理工作的日本男子，因涉嫌竊取中國敏感資訊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其具體的情報竊取範圍雖未公開，但從12年的刑期就能看出，其行為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的損害之深 。當美俄陷入外交與內鬥的雙重漩渦時，日本的情報觸角卻在悄然延伸。一方面，日本藉著“美日同盟”的幌子，不斷強化與美國情報機構的聯動，試圖在俄烏衝突中撈取地緣政治紅利；另一方面，其針對周邊國家的情報活動從未停歇，從白俄羅斯的軍事設施到中國的敏感領域，處處都有日本間諜的影子。這些間諜活動，絕不是孤立的“小動作”。在美俄關係陰晴不定、美國內部撕裂加劇的當下，日本正試圖藉著亂局，實現其軍事與情報領域的“突破”。而一旦其情報網路與美國內部的反俄勢力、軍工集團形成勾連，不僅會讓美俄和談的前路更加坎坷，更可能在遠東地區引爆新的安全危機。第四、亂局之下：三重風險的交織與警示美俄通話洩露、川普團隊分裂、日本間諜活躍，這三件看似獨立的事，實則織成了一張凶險的地緣政治大網。對美國而言，內部的分裂正在消解其外交公信力。當白宮的“秘密交易”被頻繁曝光，當總統的政策連本黨議員都公開反對，美國在國際談判桌上的話語權，早已不復往日。而對俄羅斯來說，洩密事件讓本就脆弱的美俄互信雪上加霜，普丁那句“目前只有問題清單，沒有和平條約草案”的表態，就是對這場風波最冷靜的回應 。而潛藏在暗處的日本間諜風險，更是給所有國家敲響了警鐘。在資訊時代，情報戰早已超越了傳統的“竊聽偷拍”，它可以是一份洩露的通話記錄，是一個潛伏多年的“普通教師”，也可以是一次看似無意的資訊蒐集。日本近年來不斷突破和平憲法限制，強化情報體系，其野心早已昭然若揭，而在美俄博弈的大背景下，這種野心很可能會被進一步放大。當華盛頓的內鬥還在繼續，當莫斯科的警惕日益加深，當東京的情報觸角還在四處遊走，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國際政治的棋局裡，沒有永遠的盟友，也沒有絕對的秘密。那封被洩露的美俄密電，不過是這場大博弈的一個註腳，而真正的較量，從來都在明處的談判桌與暗處的情報網之間，無聲卻致命地展開著。 (君臨天下)

12月中旬的一個周四，上海浦東香格里拉酒店二樓的一間會議室裡，李廷漢（Lee Ting Han）已經連續工作了一整天。作為馬來西亞柔佛州的州議員，他陪同州長帶隊來到上海，任務很明確：說服更多中國企業去柔佛州投資。這個招商團隊在為期8天的上海行程中，很多時間就駐守在這間會議室裡，一家接一家，與中國企業閉門會談。大馬最大的銀行——馬來亞銀行（Maybank）作為行程的組織方，顯然也在為自己物色來自中國的客戶。這一天，從清晨到傍晚，7家中國企業陸續進入會議室，每家獲得了40分鐘與柔佛州最高決策團隊的單獨會面機會。會議室門外，依稀傳來酒店大堂歡快的聖誕頌歌，但偶爾進出的中國公司代表和馬方工作人員都神情嚴肅，三三兩兩壓低聲音交流。“有幾家只差最後的臨門一腳了，”一位馬方工作人員告訴《財富》，“他們想和州長最後確認一些細節。”這些企業來自半導體材料、特殊化學品、精密電子電機、航空材料等行業。最後一家中國企業離開會議室後，柔佛州州長——拿督翁哈菲茲（Datuk Onn Hafiz Ghazi）也在一眾隨從的簇擁中起身離開，他握住每隻伸向他的手，用英文說：“歡迎來柔佛。”圖註：柔佛州代表團。後排左一：柔佛州州議員李廷漢；後排左四：柔佛州州長拿督翁哈菲茲站在州長身邊的李廷漢是位身材頎長的“90後”華裔，來自馬來西亞最大的華人政黨馬華公會，在州政府掌管投資、商貿、消費與人力資源，說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可以直接與中國公司對話。他與我回到會議室，在散落著招商檔案、便簽紙和咖啡杯的會議桌前坐下。中美貿易摩擦前景不明，全球供應鏈正經歷一場“去風險化”重構，中國企業加速出海——這是一個馬來西亞必須抓住的窗口期，李廷漢說。“上一次，我們的工業化處理程序被中國加入WTO給‘截胡’了。這一次，我們希望通過承接中國製造業出海，實現馬來西亞的‘再工業化’，”他笑著說。被打斷的工業化“這個世紀初，馬來西亞的工業化進展到一半，初見成效時，中國加入WTO，資金、技術就都往中國跑了，因為中國市場大啊，我們基本上就不用搞了”，李廷漢說。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後開始發展自己的輕工業和資源加工業。1980年代，它開始承接歐美日韓的產業轉移，工業化加速升級，電子製造、紡織服裝等行業快速發展，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製造業佔其GDP比重已達23%。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全球資本和技術迅速湧入中國。2010-2020年，馬來西亞製造業佔GDP比重不升反降，有“去工業化”跡象，在吸引外資規模上也被越南、泰國等鄰國超越。近幾年，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引發全球供應鏈重塑，讓馬來西亞看到了新的機會。與四十年前不同，它要承接的不再是美國和日韓企業，而主要是中國製造業。更重要的是，它希望借鑑過去幾十年“中國製造”的晉級模式——不再停留於轉口貿易，也不再滿足於外商的單點投資，而是要在重點領域發展出自己的產業鏈。“在馬來西亞，我們的說法是，要從Made in Malaysia 轉變成Made by Malaysia，”李廷漢說。“前者指的是傳統的轉口貿易，來我們這裡只是組裝一下，這對我們來說沒有實際的附加價值。後者就是希望大公司來投資時，把上下游的產業鏈也一起帶過來——簡單說，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天也能夠學一學中國的模式。”但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它只想佔據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太低或太高都不碰。“太低端的裝配製造已經幹不了，因為我們的成本已經高過周邊國家，太高端的也幹不了，因為核心技術都控制在中美手上。”李廷漢說，作為卡在中美之間的一個middle power（中等實力）國家，馬來西亞很清楚，自己無力參與進這兩個超級大國間的競爭，最佳策略就是選擇可以同時服務中美兩國的產業。“我們的戰略目標就是，不管未來的世界變化格局怎麼樣，往下走，總會有我們的一席之地，不會說是站錯位或者選錯邊。”馬來西亞政府制定的“2030工業大藍圖”，就框定了五個重點產業：航空航天、資料中心、電子製造、特殊化學產品、醫療器械和生物產品。馬來西亞柔佛州，某資料中心施工現場，一名男子正在觀看重型機械作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此次上海之行，柔佛官員們會見的都是來自上述行業的中國企業，並且鼓勵它們帶著自己的上下游配套產業一起去柔佛。再下南洋：中國企業的動力和顧慮根據李廷漢的觀察，近三四年來，中國企業佈局馬來西亞有兩個核心驅動力。首先是關稅。中國公司在馬來西亞設廠生產，產品打上“馬來西亞製造”的標籤，出口美國的關稅會比從中國出口低得多。根據最新的談判結果，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普遍稅率為19%，而中國對美出口關稅總水平約為37%。但馬來西亞對美國做出了一些妥協：更嚴格地審查“洗產地”的做法。要拿到這個原產地標籤，中國企業必須證明自己在大馬的生產中，有40%-50%以上的原材料採購自東南亞，80%的員工聘自當地。第二個驅動力更微妙，但可能更重要，那就是降低產品中“中國製造”的比重，這是很多下遊客戶對中國公司提出的要求。這反映的是全球供應鏈中日漸明顯的“China+1”趨勢，即跨國企業和中國公司在保持中國製造基地的同時，在東南亞等地建立第二生產基地，實現供應鏈的“去風險”。蘋果、三星、富士康等跨國巨頭已經東南亞大舉投資，現在輪到中國企業自己實施這一戰略了。來自中國的吉利、比亞迪等車企已投資數億美元在馬來西亞建廠，鋼鐵、新材料、新能源也已有多起大額投資。截至去年6月，中國企業在馬製造業投資項目已達531個，投資額達797億林吉特（約合人民幣1303億元），創造近9萬個工作崗位。但對很多第一次出海的中國製造業企業來說，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在東南亞，馬來西亞也面對多個競爭者——越南、泰國、印尼等鄰國也紛紛向中國企業伸出橄欖枝。我問李廷漢，他在上海這幾天會面的中國公司，對投資馬來西亞表現出的最大顧慮是什麼？他坦承，首先還是成本。2024年，馬來西亞製造業工人平均月薪約4000令吉（約合7000人民幣），遠高於越南的450萬越南盾（約合1300人民幣）。如果只看成本，越南、印尼、泰國都比馬來西亞更有吸引力。對於一些高技術行業，比如半導體行業的頭部企業來說，他說，還有一個更敏感的問題：出海批文。“這些企業要考慮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政府的關係。本來出海本來是為了去風險，那如果反而增加了在中國國內的風險呢？”此外還有一個更現實的問題：產業配套。馬來西亞在半導體封測領域擁有全球13%的市場份額，形成了成熟的產業生態，但在其他領域，產業鏈配套並不完善。比如製藥。雖然馬來西亞對美出口的部分藥品也享受關稅豁免，理應對中國藥企去馬投資有吸引力，但李廷漢說，中國藥企去的不多，因為當地缺乏完整的原料藥、中間體供應鏈。儘管如此，他認為馬來西亞有著鄰國不具備的一些優勢，包括更為成熟的工業基礎、更完備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和法律保障、更穩定的政治環境、更年輕的人口。“我們是世界範圍內為數不多人口還在增長，還有城市化需求、數位化需求的一個地區。我們現在7億人口，平均年齡只有35歲，還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市場。”他來自的柔佛州又具備一項獨特優勢：位於馬來西亞最南端，毗鄰新加坡。今年年初，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兩國政府高調宣佈在柔佛州設立“柔新經濟特區”。在各種官方和民間話語中，這個特區被打上了“馬來西亞的深圳”標籤，因為柔佛州與新加坡的位置關係頗似深圳與香港——一水之隔，通過陸路口岸連接。深圳崛起於來自香港的製造業轉移、資本與技術溢出，柔佛也希望複製這個模式。在特區的規劃者看來，一種理想的安排是，企業將區域總部設在新加坡，以充分利用這個城市的資本和研發優勢，同時將工廠建到經濟特區，以便利用柔佛州腹地廣闊的廉價土地、人力和低營運成本。特區中的企業將享受稅收減免、跨境貿易便利以及技術人才跨境流動自由化等多項措施。更重要的是，它享有一事一議的靈活性。“我們設立經濟特區的時候特別拜訪了深圳，學到了很多經驗，包括‘特事特辦’，”李廷漢說。資料中心：柔佛州的一場豪賭新加坡的“外溢”效應已經體現在了柔佛州一個爆發式增長的產業上：資料中心。過去幾年，柔佛頻頻以“全球下一個資料中心霸主”的形象出現在國際媒體頭條。李廷漢介紹說，2022年他剛上任時，柔佛州的資料中心規模僅為1兆瓦，到2025年時，已急劇擴張到將近2000兆瓦，已經獲批的項目總規模高達5500兆瓦。作為對比，新加坡作為亞洲資料中心樞紐，十年累計約1000兆瓦，而美國弗吉尼亞州作為北美“資料中心走廊”，十年累計約2500兆瓦。“三年之前，若問全球科技巨頭的CEO們，柔佛在何處？他們恐怕連名字都沒有聽過，更遑論在地圖上指認。而今，這裡已經成為必爭之地。”位於新加坡的資料中心營運商普平資料集團（Princeton Digital Group）CEO蘭古·薩爾蓋姆說。這輪爆發始於2019年，當時新加坡因缺水缺電叫停了資料中心建設（2022年部分放寬但標準嚴苛），迫使科技巨頭們將擴張需求轉向僅一橋之隔的柔佛州。柔佛的電力價格約為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土地成本僅為新加坡的五分之一。過去三年，全球科技界將數百億美元砸向柔佛，其中既有輝達、微軟、Google、甲骨文等科技巨頭，也有美國Equinix、日本NTT Data這樣的專業資料中心營運商。來自中國的字節跳動、華為雲、萬國資料、秦淮資料等公司也已重金佈局柔佛。在李廷漢口中，柔佛是一塊“blessed（被祝福）”的土地，“我們不缺水不缺電，也沒有天災。”2026年，連接新加坡與柔佛的地鐵開通後，兩地通勤時間只需要幾十分鐘。但巨量資料中心的建設已經在馬來西亞引發爭議，首先還是因為它們對資源的大量消耗。一個40-50兆瓦的中型資料中心的年耗電量可滿足12.5萬戶家庭用電；而與新加坡一樣，馬來西亞也是全球水資源最緊張的國家之一，未來五年可能面臨大範圍缺水危機。但對中美兩國的技術企業來說，一個更大的懸念是，在今天的柔佛，它們的資料中心可以肩並肩做鄰居，但會不會有一天，柔佛被要求在兩個競爭大國之間選邊站？美國商務部一直擔憂中國公司通過境外資料中心購買原本對中國禁運的AI晶片。如果中美科技競爭加劇，美國可能會施壓馬來西亞採取措施限制中國企業在馬建設資料中心，比如嚴審後者的客戶背景、資料流動路徑等。李廷漢承認大馬政府考慮過這種可能性，而目前中美企業在柔佛的資料中心“就好像楚河漢界，你幹你的，我幹我的”。但他認為馬來西亞未來被迫選邊站的可能性不大。“我們作為一個主要的航道國家，對中美來說都是有一定價值的，沒有必要…… 我們儘可能地保持中立，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緩衝區。”如何避免下一個“鬼城”近年來中國企業投資馬來西亞，有一片繞不過去的陰影，也恰恰位於柔佛州——中國房企碧桂園與柔佛州政府合資開發的巨型住宅項目“森林城市”。十年前，這個被寄予厚望的項目被標榜為“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企業與東盟合作的典範，也是中國房企最大規模出海項目。它原計畫總投資1000億美元，用20-30年時間，在柔佛州新山市西南海邊填海造島，在島上建設約30萬套住宅，最高可容納100萬人口。這個人造島與新加坡只隔著一條窄窄的新馬海峽，直線距離2公里。項目當時的招商口號在今天聽上來頗為耳熟：吸引新加坡外溢人口與投資，打造“新馬協同增長極”。但自2015年開工以來，這個項目命運多舛。先是大馬政權更迭，新任首相馬哈蒂爾收緊外資購房優惠政策，之後中國政府加強資本出境監管，中國“買房團”斷流。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中國樓市進入寒冬，一眾開發商包括碧桂園疲於保命，令這個項目雪上加霜。迄今，“森林城市”實際完工的只有第一期填海區域（約佔總規劃面積20%）上的部分住宅和基礎設施，且入住率極低，多家西方主串流媒體在報導中用上了“鬼城”一詞，社交媒體上流傳的多個“鬼城探秘”視訊裡，小區裡樓宇高聳密集但空空蕩蕩，夜間只透出零星燈光。當我向李廷漢詢問“森林城市”的最新進展時，他分享了幾個數字：那裡已經建成26,000套住房，目前8,000套房有活躍的用電量，說明已經有人入住。他說，能達到今天的入住率，要感謝柔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之後出台的大量政策扶持，包括將整個住宅區劃成免稅區，在區內可以以低門檻設立家族辦公室，享受稅收優惠等。據他透露，碧桂園已經與柔佛州有過初步接觸，表示“有興趣再繼續”。但柔佛州對碧桂園也提出了要求——已經建蓋好的這26,000套房，最少要達到70%-80%的入住率後，再考慮重啟項目。“不要再蓋一個新的鬼城出來，”他說。“森林城市”的境遇，對中國企業是一個提醒：跨國經營往往會受到多重因素的影響，從政局與政策變動、貿易摩擦、地緣博弈，到技術迭代、產業周期興衰…… 成敗往往超越商業範疇。在李廷漢看來，決定未來世界格局的最大因素，依然是中美之間的競爭。在這個大勢之下，不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像馬來西亞這樣夾在大國之間的中小國家，都必須做一件事，就是對衝風險，馬來西亞的避險方式是發展可以在中美兩邊下注的產業，中國企業的避險方式是走出國門分散產能。他注意到，十年前，很多中國企業是在“一帶一路”的政策倡議下，“國家要你去那，你就去那”，而十年後的今天，中國企業自己已經感受到了出海的必要。“我們的感觸是，中國企業已經意識到，中美競爭不會這麼快分出一個勝負，企業總是要逐利的，要有一個保險，有一個出海項目就增加一些保障。”採訪最後，他不忘強調馬來西亞在文化上與中國天然的親近感。在東南亞國家中 ，馬來西亞華人佔比23%，僅次於新加坡。“不管換了幾屆聯邦政府，我們對華的友好態度都是一貫的，這也是我們的優勢。”（財富中文網）

12月25日，越南海關舉行儀式，慶祝該國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9000億美元大關。如果只看數字本身，越南進出口規模突破9000億美元，很容易被解讀為一次成功的年度成績單，是越南國際經濟一體化處理程序中的一項重大成就。但真正值得關注的，並不是這個數字有多大，而是它意味著越南在全球供應鏈中的位置，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更準確地說：越南已不僅僅是全球供應鏈的參與者，而是正在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結構性節點。越南的國際貿易層級與地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9000億美元大關出現在一個並不“該增長”的周期判斷一項貿易資料，是否具有標誌性意義，首先要看它出現的時間點。2024～2025 年，並不是全球貿易的順風期。世界貿易組織多次下調全球貨物貿易增速預期。美國在高利率環境下，消費增長明顯趨緩。歐洲製造業長期徘徊在榮枯線以下。對跨國企業而言，這幾年最常見的關鍵詞並不是“擴張”，而是“去風險”與“收縮敞口”。在這樣的背景下，多數出口導向型經濟體的共同目標，其實只是“穩住基本盤”。而越南，卻在這一周期中，把全年進出口總額推過了9000億美元。根據越南海關總署和工貿部披露的資料，2025年全年進出口總額約在 9100～9200億美元區間，同比增速仍維持在15%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出口與進口並非單邊拉動，而是同步增長。這說明一個現實問題：越南的貿易規模，已經不再取決於某一輪景氣或某一個市場，而是由一套相對穩定的結構所支撐。貿易規模的“厚度”，正在發生變化如果只看總量，9000億美元當然醒目。但真正重要的，是支撐這一規模的貿易“厚度”。從結構上看，越南出口中，電子產品、機電裝置及其零部件的比重持續提高。這類產品的共同特徵是：供應鏈長、分工複雜、對配套體系高度依賴。與服裝、鞋類等傳統出口不同，電子與機電產業並不是“那裡便宜就去那裡”。一旦形成叢集，就涉及上游零部件、本地配套、物流節點、通關效率、電力與資料穩定性等一整套系統。當這些要素同時存在時，一個國家的角色就會發生變化：它不再只是“承接生產”，而是成為生產網路中必須被保留的節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越南的貿易規模突破9000億美元，才具有結構性含義。外資的選擇，比任何表述都更直接衡量一個經濟體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真實位置，最可靠的訊號，並不來自官方表態，而來自外資企業的實際行為。近幾年，外資在越南的變化非常清晰：投資周期明顯拉長，本地採購比例持續上升，越來越多企業開始在越南同步佈局生產、測試、倉儲乃至區域分撥功能。這背後，是跨國企業對供應鏈穩定性的重新評估。在全球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業更願意把關鍵環節放在那些制度可預期、運行相對穩定、已被驗證可靠的節點上。越南，正在被越來越多企業寫進這樣的長期設計中。這也是為什麼，在全球製造業投資普遍趨緊的階段，越南仍能維持相對穩定的製造業外資流入。“節點”意味著被依賴，而非被偏愛當一個經濟體的進出口規模逼近或超過9000億美元，它在全球體系中的含義會發生根本變化。首先，它開始具備系統影響力。港口效率、電力供應、物流瓶頸，都會直接影響跨國企業的全球營運節奏。其次，它會被納入更多規則與合規框架。原產地規則、供應鏈溯源、環保與碳排放要求，都會以更高標準適用於它。再次，它不再只是“規則的接受者”，而是規則設計者在建構體系時無法繞開的現實存在。這正是“結構性節點”的真正含義：不一定擁有主導權，但已經成為系統穩定運行的一部分。9000 億美元，並不是輕鬆的數字當然，成為結構性節點，並不意味著進入“安全區”。規模越大，對外部周期的敏感度越高；角色越重要，對基礎設施、行政效率和政策穩定性的要求越嚴苛。換句話說，9000億美元並不是一個終點，而是一個更高難度階段的起點。但可以確認的是：越南已經完成了從全球供應鏈“參與者”，向“不可忽視的結構性節點”的轉變。這一判斷，並非基於情緒或需要，而是由貿易規模、產業結構、外資行為以及全球環境共同指向的現實。 (越南越美)

東亞人好像都逃不開炒房的怪圈，無論是日本、韓國、中國，還是如今才剛剛開始有點起色，被稱之為新的“世界工廠”的越南。房價直線飆升，公寓均價已突破每平米8000萬越南盾（約合2.1萬元人民幣），和我們的二線城市，蘇州、南京、成都差不多。經濟上，目前越南的人均GDP才剛剛接近5000美元，大致相當於中國2010年的水平。在2010年，上海北京深圳的房價也才剛剛衝破2萬關口，廣州一萬多，大部分的二線城市不到一萬。越南近年來什麼模仿中國，不僅製造業產連結的打造幾乎是照搬中國，文化上有影視劇和電影審美也在模仿，越南李子柒數量比中國還多，但都稍遜一籌。唯獨房地產模仿的可以說是“青出於藍”。我看了一下，越南房價之所以失控，玩法套路基本上一致，離不開兩點，土地供應和放水，只是越南的操作更讓人驚訝。先是土地，2024年越南出台了《新土地法》，核心是市場化，廢除政府限價，引入年度土地價格表，按市場原則估值，初衷良好，但效果卻適得其反。新的土地法實施後，地價立馬翻了三到五倍，這點我們很熟悉了，麵粉貴了，面包能便宜嗎？面對預期中的成本上漲，開發商在過渡期瘋狂搶地，進一步推高地價，形成惡性循環。根據世邦魏理仕和Savills在2025年Q1的報告，河內新盤的拿地成本佔總開發成本的比例，從之前的15%-20%飆升至40%-50%。開發商自然會把這些成本全都轉嫁給購房者。越南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發展太快了，但法律法規是明顯落後，並沒有對開發商做出什麼限定，於是大量開發商開始囤地，減少新房出售。加上這段時間，越南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反腐風波，越南官員普遍產生了多做多錯、不做不錯的畏難情緒。大量項目卡在審批環節，導致新房供應斷崖式下跌。2024年，擁有近千萬人口的胡志明市，全年僅供應了約5000套住宅，杯水車薪。這頭土地供應、房屋供應“便秘”了，那頭貨幣卻洪水滔天，供需的極端失衡，為房價失控種下了一顆種子。為了保住經濟增長，越南央行開啟了一場長達十餘年的降息潮，基準利率從高位一路降至4.5%的歷史低點。大家別用我們現在的利率去看越南，2010年的時候我們的基準利率可是高達6%以上的，而越南經濟才剛有起色，利率就降到4.5%，簡直是撒錢。於是越南市面上的錢越來越多，M2增速長期維持在13%以上。而越南又沒有太多產業可以兜住那麼大的資金量，本來還想放水是希望錢流去製造業。但製造業壓根接不住天量的資金，今年全球需求疲軟，疊加貿易戰起起伏伏，工廠訂單不足，也不敢開足馬力擴張。於是天量的貨幣兜兜轉轉還是湧向了房地產，貨幣就像是石油一樣，一點就著，一發不可收拾。銀行甚至推出了針對35歲以下人群的零利率購房貸款，還各種宣傳：“這是年輕人買房的黃金時代”之類的口號，這種定向刺激精準地將一代越南年輕人的未來與樓市繫結。越南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就是外資和外國人數量龐大。近年來，伴隨全球產業鏈轉移，數以萬計的韓國、中國、日本等外籍工程師、高管湧入越南北部工業園區。他們與本地迅速崛起的富裕階層，共同構成了高端市場的堅實購買力。在河內高端公寓租賃市場，外籍租客佔比超過40%，高昂的租金回報率支撐著更高的房價。對他們而言，以美元計價的越南房價並不算貴。很多越南人苦笑說，越南的房子都是為外資高管和本土新貴而建，和普通人無關。不過看回越南的經濟，的確是一片欣欣向榮，去年越南GDP增速達到7.09%，位於全球的前列，在喊得上名字的國家裡面算是排名第一了，比印度還強。而今年越南官方自己預測全年增速將會達到8%以上，發展的確迅猛。也難怪外資不斷進軍越南房地產市場，以前中國房地產上行的時候，對外資是有限制的，這一次要在越南全部拿回來。越南無論是城鎮化率45%，經濟發展階段，還是人口結構相對年輕……多方面條件顯示房地產依舊有很大空間。有不少本地的購房者由於擔心房價進一步上漲，只能硬著頭皮買單。我老家不少人都在越南發展，二三十年前中國有一段時間很流行娶一個越南老婆，現在他們的子女都長大了。這幾年越南經濟發展迅速，而我們這邊過於內卷，他們的子女又懂越南話，都跑去那邊謀生了，很多都是做建材衛浴等裝修生意的，也算是吃到越南的房地產紅利了。我聽老家的朋友說，現在有錢人都在買房，很多人都認為越南的房價會像中國一樣，會有至少十幾年的快速上漲期。越南現在的城鎮化大約45%，還有較大的上升空間，房價那怕短期下跌了也不怕，調整後就會重新上漲，（這套敘事邏輯是否似曾相識）？而他還有越南國籍，除了買公寓，更多是買宅基地自己蓋房子。現在越南房價上漲的信念，就跟我們房價下跌的信念是一樣的，都形成了思想鋼印。只是不少越南普通年輕人就比較倒霉了，接受上漲現實，但深感無力。 (櫻桃大房子)

今年歲末，一則來自東京的消息在全球電信行業激起波瀾：曾經雄心勃勃宣稱要在2030年奪取全球20%市場份額的日本電氣（NEC），正式宣佈退出4G和5G公共基站開發市場。這家百年老店的黯然離場，標誌著日本通訊裝置產業的全面潰敗。在華為、中興等中國企業持續引領技術創新的背景下，曾經在3G時代與歐美企業分庭抗禮的日本廠商，何以淪落至今日的邊緣化境地？帝國的黃昏：NEC的戰略撤退NEC社長森田隆之在接受《日經新聞》採訪時的表態頗為耐人尋味：“原則上，今後我們將不再對該領域進行開發投資。”回溯至2020年6月，NEC與日本電報電話公司（NTT）高調宣佈資本業務合作，NTT出資約644億日元收購NEC股份，彼時的新野隆社長信心滿滿地表示要“到2030年力爭使全球份額達到20%”。然而，僅僅四年之後，這一雄心壯志便化為泡影。表面上看，NEC的撤退源於市場份額的持續萎縮。根據國際市場調研機構Omdia的資料，中國華為、瑞典愛立信以及芬蘭諾基亞三家巨頭合計掌控了全球近80%的基站市場份額，而日本企業NEC和富士通所佔份額合計不足2%。這意味著，在一個贏家通吃的市場中，日本廠商幾乎已經被邊緣化到可以忽略不計的地步。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5G時代的競爭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與3G、4G時代相比，5G網路的建設對裝置商提出了更高的技術門檻和更大的規模效應要求。從Massive MIMO大規模天線陣列到毫米波技術，從網路切片到邊緣計算，每一項核心技術的突破都需要持續的巨額研發投入。而研發投入的回報周期又與市場規模直接掛鉤——只有在足夠大的出貨量基礎上，前期的研發成本才能被有效攤薄。這就形成了一個殘酷的正反饋循環：市場份額越大的企業越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又進一步鞏固其市場地位。對於NEC這樣市場份額不足1%的企業而言，這一循環幾乎是不可逆轉的死亡螺旋。雪上加霜的是，全球5G電信營運商的資本投資速度遠低於預期。《日經亞洲》指出，NEC曾將5G基站事業作為從2022年3月開始的五年計畫的增長支柱，然而實際的市場增長卻令人失望。5G基站業務的持續虧損，迫使NEC不得不採取包括海外裁員在內的多項重組措施。一個業務既無法實現盈利，又看不到扭轉市場格局的希望時，戰略性放棄便成為理性的選擇。集體潰敗：日本電信裝置產業的結構性危機NEC的退場並非孤例，而是日本電信裝置產業集體潰敗的縮影。2024年7月，另一家日本通訊巨頭富士通剝離了包括基站在內的通訊相關業務，成立了一家新的子公司，實質上是將這塊前景黯淡的業務進行隔離處理。原本計畫在2027年進入5G基站市場的京瓷，也在評估市場形勢後選擇了放棄。曾經在全球通訊市場佔有一席之地的日本廠商，如今幾乎全面退出了這一核心領域。這一集體潰敗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日本電信產業的歷史路徑依賴。長期以來，日本的電信裝置市場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封閉生態：以NTT Docomo為代表的營運商與NEC、富士通等本土裝置商形成了緊密的供應關係，本土廠商在相對封閉的市場中獲得了穩定的訂單和利潤。然而，這種“溫室效應”也削弱了日本廠商參與全球競爭的動力和能力。5G時代的全球化競爭浪潮襲來時，習慣了本土市場的日本企業發現，它們的產品在性能、成本和服務等方面都難以與華為、愛立信等國際巨頭相抗衡。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就連日本本土市場也開始向海外廠商敞開大門。《日經亞洲》報導稱，隸屬於NTT的日本最大移動通訊營運商NTT Docomo此前一直優先從NEC、富士通等日本廠商採購裝置，但在2024年改變了方針，加大了從愛立信等海外企業的採購力度。如果連“自己人”都不再力挺本土品牌，日本電信裝置產業的處境可想而知。戰略轉型：從公共網路到企業專網的艱難突圍在公共基站市場節節敗退的同時，NEC並未完全放棄5G領域，而是試圖通過戰略轉型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與美國思科的合作便是這一轉型的重要一步。根據NEC發佈的消息，雙方將聯手為企業客戶提供私有5G網路解決方案，主要面向歐洲和中東市場，應用場景涵蓋物流、倉儲、活動場館和機場管理等領域。這一戰略選擇反映了NEC對市場現實的清醒認知。在公共電信基站市場，規模效應決定了只有少數幾家巨頭能夠生存；而在企業級私有網路市場，競爭格局相對分散，對定製化服務和系統整合能力的要求更高，這恰恰是NEC相對擅長的領域。正如NEC全球網路部門高級執行專家小形秀行所言，“思科在核心網路方面的專業知識與NEC在無線網路方面的經驗和知識相結合，將是實施和維護企業客戶私有5G網路的關鍵。”然而，這一轉型之路同樣充滿挑戰。企業級私有5G市場雖然增長迅速，但整體規模遠小於公共電信市場。更重要的是，在這一細分領域，NEC同樣面臨著來自華為、愛立信、諾基亞等傳統裝置商的激烈競爭，以及來自思科、HPE等IT巨頭的跨界挑戰。能否在這一領域站穩腳跟，仍是一個未知數。Open RAN的幻滅：技術理想主義的現實困境在分析NEC的戰略撤退時，不能不提到Open RAN這一曾被寄予厚望的技術路線。作為O-RAN聯盟的創始成員之一，NEC曾是開放無線接入網路技術最積極的推動者。2021年，NEC在O-RAN全球PlugFest活動中展示了業界首款商用massive MIMO開放無線單元，其O-RU與更多供應商的O-CU、O-DU實現了整合，被視為Open RAN生態系統成熟的重要標誌。心智觀察所去年曾撰文《Open RAN之死——華為中興不戰而勝》，指出Open RAN的核心理念是通過開放介面和軟硬體解耦，打破傳統電信裝置市場由少數巨頭壟斷的格局，為中小型供應商和新進入者創造機會。對於NEC這樣在傳統市場份額有限的企業而言，Open RAN曾被視為彎道超車的絕佳機會。西方國家出於地緣政治考量排擠華為，更是為Open RAN的推廣提供了政策動力。然而，現實遠比理想骨感。根據GSMA Intelligence的調查，儘管營運商對Open RAN的興趣持續存在，但實際部署卻遠遠落後於最初的預期。2024年的資料顯示，Open RAN在營運商網路轉型優先順序中的戰略重要性有所下降，雖然仍高於邊緣網路和專網等熱門話題，但距離大規模商用部署仍有相當距離。Open RAN面臨的挑戰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技術成熟度問題。多供應商環境下的互操作性測試極其複雜，不同廠商的裝置之間可能存在細微的標準理解差異，導致整合困難和性能損失。其次是總體擁有成本（TCO）的不確定性。雖然Open RAN理論上可以通過引入更多競爭來降低成本，但多供應商整合帶來的額外複雜性可能抵消甚至超過這些節省。第三是系統整合和維運的挑戰。在傳統的單一供應商模式下，網路問題的定位和解決相對簡單；而在Open RAN的多供應商環境中，一旦出現問題，責任界定和協調解決都變得更加複雜。Light Reading的分析指出，Open RAN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案例主要來自綠地（greenfield）部署，即從零開始建設的新網路，如日本樂天移動和美國Dish。而對於已有大量存量裝置的傳統營運商（brownfield）而言，向Open RAN的遷移面臨著更大的技術和經濟挑戰。這意味著Open RAN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只能作為傳統架構的補充，而非替代。值得注意的是，華為採用的是單一供應商模式，能夠提供端到端的最佳化解決方案，在性能和成本方面都具有明顯優勢。而西方陣營試圖通過Open RAN建設所謂安全電信網路的努力，目前看來收效甚微。由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和美國組成的全球電信聯盟（GCOT）雖然在2024年12月首次舉行了面對面會議，商討6G標準以對抗中國在全球電信領域的影響力，但這種基於地緣政治而非市場邏輯的聯盟，能否真正形成有效的技術競爭力，仍然存疑。中國廠商的技術碾壓與日本廠商的全面潰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企業在全球5G市場的持續崛起。根據Statista的資料，在中國國內5G基站市場，華為佔據58%的份額，中興佔據31%的份額，兩家中國企業合計控制了近90%的市場。在全球市場，華為和中興與愛立信、諾基亞形成了穩定的頭部格局，而日本廠商已經幾乎完全出局。中國廠商的競爭優勢並非僅僅來自價格。在技術創新方面，華為和中興同樣處於全球領先地位。以華為為例，其MetaAAU Pro大規模MIMO天線能夠將容量提升30%，同時降低25%的能耗；其端到端的解決方案覆蓋從核心網到接入網的全部環節，能夠為營運商提供一站式服務。這種全端能力在多供應商整合困難的行業環境下尤為珍貴。更關鍵的是，中國廠商在5G演進技術上的持續投入，已經拉開了與競爭對手的代際差距。以5G-A（5G-Advanced，也稱5.5G）為例，中國移動已經在全球率先實現了5G-A網路的規模商用，覆蓋超過250個城市和縣區，計畫在2024年底前擴展至全國超過300個城市。根據中國移動2024年年報，截至2024年底，該公司已建成超過240萬個5G基站，建構了全球首個大規模商用5G-A網路，RedCap覆蓋全國所有城市，千兆寬頻覆蓋4.8億家庭。在物聯網領域具有重要意義的5G RedCap（Reduced Capability）技術上，中國同樣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國移動聯合十余家合作夥伴完成了全球最大規模5G RedCap現網測試，驗證了首批5G RedCap晶片和終端的商用成熟度。目前，中國移動已有超過10萬個支援5G RedCap的基站投入使用，覆蓋全國52個城市。測試結果顯示，使用2.6GHz頻段的終端裝置上下行速度分別可達20Mbps和145Mbps，使用700MHz頻段時上下行速度更可達112Mbps和210Mbps。這一技術的商用將大大降低中高速物聯網裝置接入5G網路的成本，為智能電網、智能製造、可穿戴裝置等應用場景提供經濟可行的連接方案。2024年8月，中國聯通北京與華為更是完成了超大規模5.5G 3CC商用網路部署，覆蓋北京四環內超過70%的區域，涵蓋體育場館、地鐵站和隧道、住宅區、景區、商圈和高校等關鍵場景。這一部署標誌著5G網路向下一代演進的實質性推進，展示了中國在網路建設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代際躍遷：從5G-A到6G的創新競賽當日本企業還在為退出還是堅守的戰略選擇而糾結時，中國的通訊產業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未來。在5G-A向6G演進的道路上，中國正在加速建構系統性的技術優勢。5G-A是5G向6G演進的關鍵過渡階段，其核心特徵包括：下行峰值速率從1Gbps提升至10Gbps，上行峰值速率從500Mbps提升至1Gbps，時延從20-30毫秒降低至5-10毫秒，連接密度從100萬裝置/平方公里提升至1000萬裝置/平方公里。這些性能指標的大幅提升，將使能一系列此前難以實現的應用場景，包括沉浸式XR、全息通訊、工業級確定性網路等。中國三大營運商在5G-A部署上展現出高度一致的戰略決心。中國移動計畫要實現5G-A技術在全國300多個城市的部署，並預計在2026年實現全面商用化。中國聯通已經在北京完成了大規模5G-A 3CC網路部署，同時在工業製造領域展示了確定性網路能力，可提供4毫秒時延和99.999%的可靠性。中國電信則預計5G-A應用在新興領域的滲透將帶來每年數個百分點的營收增長。華為作為裝置供應商，在5G-A生態建設中扮演著關鍵角色。2024年6月，華為聯合全球領先的5G-A營運商在上海發起了“5G-A先鋒計畫”，旨在推動下一代行動網路的發展。華為執行董事、ICT基礎設施業務管理委員會主席汪濤強調，“展望2030年，全行業需要持續提升5G-A技術，推動5G產業可持續發展，充分實現5G改變社會的願景。”這一表態顯示，中國企業正在以十年為周期進行前瞻性的技術佈局。相比之下，日本雖然仍表示將繼續開發用於國防及其他用途的裝置，同時推進6G相關研發，但在產業基礎已經嚴重削弱的情況下，這種努力更像是聊勝於無的姿態。沒有5G時代的規模化部署經驗和持續的技術積累，日本在6G競爭中的起點已經遠遠落後於中國。結語NEC的戰略撤退，不僅是一家企業的商業決策，更是全球通訊產業格局深刻變革的標誌性事件。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規模效應的門檻正在不斷提高。5G網路建設所需的研發投入、製造能力和服務體系，已經超出了中小型廠商的承受範圍。那些無法實現全球化規模營運的企業，即便在技術上有所專長，也難以在成本和服務上與巨頭競爭。地緣政治因素雖然能夠在短期內改變市場格局，但無法替代技術競爭力。美國及其盟友對華為的打壓，確實為其他廠商創造了市場機會；但四年過去，受益的主要是愛立信、諾基亞等歐洲廠商，而非日本企業。Open RAN作為對抗華為的技術路線，其商用進展同樣不及預期。市場最終選擇的，仍然是性價比最優的解決方案。技術創新的持續性比單點突破更為重要。中國企業在5G領域的領先，建立在4G時代的積累之上；而5G-A和RedCap等技術的率先商用，又為6G時代的競爭奠定了基礎。日本企業在3G向4G轉型期錯失了全球化機遇，在5G時代的落後便難以逆轉。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通訊基礎設施競爭的意義已經遠超產業本身。5G和未來的6G網路，是數字經濟、智能製造、智慧城市的底座，是人工智慧和物聯網發展的基石。在這場關乎國家競爭力的賽跑中，中國已經跑在了前面。而NEC的退場，不過是這場大變局中一個並不意外的註腳。 (心智觀察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