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線反攻！隨著市場交易情緒逐漸趨穩，隔夜美股市場全線反攻，科技股集體大漲，納指漲超1%，熱門中概股多數上漲，歐洲股市亦全線收漲。有分析指出，美國總統川普及美國財長貝森特的最新表態緩解了投資者對原油市場的擔憂情緒，隔夜VIX恐慌指數大幅收跌超10%。另外，聯準會的降息路徑也是市場關注的焦點。台北時間3月5日凌晨，聯準會發佈的最新一期全國經濟形勢調查報告(簡稱《褐皮書》)顯示，總體而言，美國經濟預期樂觀，多數地區預計未來幾個月經濟將呈現小幅至溫和增長。但《褐皮書》警告稱，在許多轄區，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價格敏感度上升以及低收入消費者削減支出，抑制了銷售表現。全線反攻美東時間3月4日，美股三大指數集體收漲，科技股領漲反彈。截至收盤，道指漲0.49%，納指漲1.29%，標普500指數漲0.78%。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數收漲，美光科技、AMD大漲超5%，亞馬遜、特斯拉大漲超3%，Meta漲近2%，輝達、博通漲超1%，微軟小幅收漲；蘋果、Google小幅收跌。熱門中概股集體走強，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0.8%，蔚來大漲5.5%，小馬智行、文遠知行大漲超4%，新東方漲超2%，小鵬汽車、網易漲超1%。歐洲股市亦全線收漲，西班牙IBEX35指數收漲超2%，義大利富時MIB指數漲近2%，歐洲斯托克50指數、德國DAX30指數漲超1%。消息面上，川普政府承諾穩定原油市場，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投資者對中東衝突的擔憂情緒。資金重新流入科技類股，推動納指走高，收復了自美以對伊朗發動打擊、引發中東衝突以來的全部跌幅。標普500指數則接近其1月份創下的歷史最高收盤點位。Clearstead Advisors高級董事總經理Jim Awad表示，白宮的聲明降低了市場對原油市場可能出現重大供應中斷的擔憂。風險緩解增強了投資者信心，促使他們重新買入此前在2月份遭遇大幅拋售、估值較數周前更具吸引力的科技類股票。Awad表示，這種組合因素為市場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樂觀情緒，但未來數周仍將面臨考驗，現在需要保持理性，既不要過度看多，也不要過度悲觀。另外，周三公佈的幾項強勁經濟資料也提振了投資者情緒。首先，ADP報告顯示，美國2月ADP就業資料超預期回暖，新增就業6.3萬人，高於市場預期的5萬人，也較前值2.2萬大幅反彈。美國非製造業部門上月也錄得好於預期的增長，且通膨壓力有所緩解。Richard Bernstein Advisors首席執行長Richard Bernstein指出，如果市場認為這場戰爭將是短期的，或對美國經濟影響有限，股市很可能繼續反彈。反之，如果衝突曠日持久並對美國經濟構成實質性衝擊，則市場波動可能進一步加劇。聯準會重磅報告出爐台北時間3月5日凌晨，聯準會發佈了最新一期《褐皮書》，其中顯示，近幾周美國大多數地區的經濟活動以輕微至溫和的速度增長，但越來越多地區報告稱經濟活動持平或下滑。整體經濟活動在十二個聯準會轄區中的七個以輕微至溫和的速度增長，而報告活動持平或下降的聯準會轄區數量從前次報告的四個增加到了當前的五個。聯準會發佈的《褐皮書》彙總了12家地區聯儲對全美經濟形勢進行摸底的結果，該報告是聯準會貨幣政策例會的重要參考資料。聯準會官員將於6月17日至18日召開下一次利率會議。由克利夫蘭聯儲根據截至2月23日的資訊編制，時間點早於美以對伊朗發動打擊、重新點燃中東緊張局勢並推動油價飆升之前。聯準會指出，儘管消費者支出總體上略有增加，但有兩個聯準會轄區報告持續下滑。在許多轄區，經濟不確定性加劇、價格敏感度上升以及低收入消費者削減支出，抑制了銷售表現。受冬季風暴影響的儲備區表示，零售客流普遍放緩，其中一個聯準會轄區稱，移民執法活動對城市地區的客戶需求產生了負面影響。《褐皮書》稱，就業水平總體保持穩定，儘管企業正尋求利用人工智慧來提高效率。部分轄區和多個行業的企業開始採用人工智慧或其他自動化形式以提升效率，大多數企業強調目標是提高生產率，而非替代員工。《褐皮書》顯示，在聯準會12個轄區中，有8個報告通膨處於溫和水平。總體而言，企業預計近期價格上漲速度將有所放緩。多數地區的企業表示，工資以溫和或適度的速度上漲；同時，部分地區還報告稱，由於醫療保險成本上升，總體薪酬面臨上行壓力。美國勞工部將於本周五公佈2月份的非農就業報告，官員們也將在下周獲得最新的通膨資料。聯準會政策制定者將於3月17日至18日在華盛頓再次召開會議。據CME“聯準會觀察”，截至發稿，聯準會到3月降息25個基點的機率為2.7%，維持利率不變的機率為97.3%。聯準會到4月累計降息25個基點的機率12.5%。 (券商中國)

美伊戰爭升級，伊朗宣佈封閉荷姆茲海峽，轟炸周邊美軍基地，川普表示打擊時間可能延長。能源價格飆升，第三次石油戰爭爆發。1、戰爭升級雖然雙方軍事實力懸殊，但伊朗的戰鬥決心超出了預期，不像委內瑞拉迅速屈服並輸送巨額石油利益。3月2日深夜，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顧問表示，荷姆茲海峽已被關閉，伊方將打擊所有試圖從荷姆茲海峽通過的船隻。近期伊朗持續對美國在巴林、科威特、阿聯、卡達和約旦的軍事及外交設施發動報復性襲擊。川普最新表態，不排除“必要時”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隊，對伊行動可能持續四五周，已做好時長遠超此期限的準備。伊拉克民兵武裝“伊斯蘭抵抗組織”稱，已使用數十枚導彈和無人機對周邊地區的美方單位發動了28次襲擊。3月2日，美國國務院敦促美國公民立即離開十多個中東國家。伊朗外長宣佈，以”馬賽克防禦”硬剛美軍，伊朗國土面積約 165萬平方公里，有縱深。2、各方表態世界各國譴責美伊戰爭。中國表態，堅決反對和強烈譴責，呼籲和平解決。美歐剛經歷關稅戰和格陵蘭島糾紛，盟友關係惡化，歐洲各國表態不參戰。英國首相斯塔默2日表示，英國不會參與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進攻性打擊。法國外交部長巴羅表示，法國沒有得到通知，也沒有參與美國和以色列發起的軍事行動。川普公開批評英國首相， “我們對基爾非常失望，這種情況在兩國關係史上恐怕從未發生過。”據悉阿聯和卡達正遊說盟友，勸說美國盡快結束軍事行動，擔憂地區局勢升級。3、前景和影響美伊戰爭本質上是資源戰爭，伊朗擁有全球第三大石油儲量、第二大天然氣儲量。以及維護“石油-美元”的金融霸權體系，繼續向全世界收鑄幣稅，為軍事霸權融資。如果美伊戰爭延長超預期，可能引發惡性循環，從而將整個地區拖入長期動盪，引發能源危機。未來影響取決於衝突程度：1）若速戰速決，市場回歸常態，油價沖高回落，股市反彈；2）若戰爭持續數周，油價高位，全球股市震動；3）若演變為全面地區戰爭，則可能觸發類似1970年代的全球能源危機與滯脹，油價飆漲，股市深度調整。我在2021年提出“打底配置黃金”，2025年初提出“大宗元年到來，關注有色”，2025年底提出“大宗元年第三個階段：能源”。大周期末期、地緣動盪加大，全球降息放水，弱美元，AI需求爆發，四大因素疊加，歷史罕見。正在驗證。美伊戰爭的五大教訓和啟示戰爭是殘酷的，美伊戰爭有五大教訓和啟示。1、伊朗一開始輕信和平許諾，結果美以在談判過程中突然襲擊伊朗，多名領導人陣亡，震驚世界。當別人已經起了殺心，還抱著和平談判的幻想，代價慘痛，教訓沉重。即使美國在襲擊伊朗以後，還在釋放談判的煙幕彈，誘導伊朗新領導層談判妥協。在戰場上，很多資訊是煙霧彈、心理戰和輿論戰，看清真相、摸清底牌很重要，戰鬥的決心至關重要。以戰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和平求和平，則和平亡。在戰場上拿不到的結果，不可能在談判桌上拿到。2、世界秩序已經崩潰，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只有強大的武器和堅定的意志，才能保家衛國。大周期末期，地緣動盪加大，舊秩序瓦解，新秩序重建，全球軍備競賽。3、內部要團結，委內瑞拉和伊朗可能被內部滲透，如此精準打擊很奇怪，堡壘往往是先從內部被攻克的。4、“國雖大，好戰必亡”。在委內瑞拉得手後，美國信心大增，伊朗成為下一個目標。如果輕鬆拿下伊朗，誰會成為下一個目標？格陵蘭島？加拿大？古巴？慾念是無限的，這會引發全世界對美國的恐懼和反彈，一個可以隨時對別國進行關稅戰、主權侵略的超級霸權國家，包括對盟友也出重手掠奪。物極必反。5、“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打鐵還得自身硬，靠誰都不如靠自己，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和平而強大的中國。只有擁有強大的經濟、科技和國防力量，上下團結，才能穿越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和平，從來不是別人賜予的，而是自己靠實力贏來的。 (澤平宏觀展望)

在最近一次演講中，加拿大總理卡尼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其實，美國單邊主義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加速，只要有利可圖，西方大部分國家都予以配合。如今這種局面已不復存在。最近，加拿大總理卡尼（或許是自由派的終極代表）在達沃斯發表了一篇具有開創性的演講。他宣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基於強權的外交新時代。但這一主流敘事存在漏洞。美國主導的規則秩序並非在達沃斯終結，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它一直都是虛構的概念。規則秩序與國際法1945年後，美國及其盟友建立了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它包括條約、規範、慣例、機構以及由實力支撐的預期。其關鍵的跨國支柱，是戰後從布列敦森林體系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等知名多邊機構。理論上，這套規則具有普遍適用性。但實際上美國保留了諸多特權，包括制裁、域外管轄和軍事干預。它表面上看似普世，實則是美國制定、美國管理、為美國服務的秩序。從一開始，這種秩序就受到追求國際法力量的挑戰。與單邊強權政治不同，全球南方國家和許多小國將國際法視為主權平等國家之間協商一致的法律體系，其根基不僅在於條約，還在於習慣法和《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這是它們的夢想：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儀式在美國舊金山“老兵戰爭紀念館”舉行。國際法基本原則包括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領土完整、和平解決爭端以及禁止使用武力。唯一的例外是自衛或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也印證了規則本身。冷戰的大部分時間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看似基本保持一致，儘管這種一致性主要侷限於西方陣營內部。《聯合國憲章》的規範之所以能發揮作用，是因為美國的利益仍與體系的穩定大體一致。而蘇聯的存在形成相互制約，促成雙方的克制。而反過來也一樣。隨著蘇聯解體，聯合國式的多邊主義對華盛頓來說失去了意義。多邊主義的興衰讓我們把聯合國投票的一致性作為全球規範共識指標，即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與國際多數立場投票一致的頻率。契合度越高，表明對多邊共識的融入越深；反之亦然。相反，契合度低則表明存在規範分歧或單邊立場。聯合國成立以來，全球南方在大部分時間裡都表現出最高的協調性。1970 年達80%左右峰值，如今徘徊在70%左右。中國從較低起點（65%）起步，其軌跡與全球南方國家相似。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比例上升至聯合國標準，1980年達到80%峰值，如今穩定在70%-75%之間。中國既不是聯合國規則的破壞者，也不是美國那樣的單極規則制定者。▲2024年1月19日在烏干達首都坎帕拉拍攝的不結盟運動第19次峰會會場。通常，美國、歐洲和日本被統稱為“西方”。但根據聯合國投票結果看，這種歸類並不精準。它們的一致性僅持續了十幾或二十年。上世紀60年代以來，歐洲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步調一致。它們對國際法原則的維護力度不及全球南方國家和中國，但也沒有追隨美國的路線。歐洲和日本的投票模式更接近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它們奉行的是法治。“美國優先”規則全球所有主要發達經濟體裡，美國是一個極其反常的特例。美國在上世紀50年代建立起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後，便開始背離這一秩序的多邊原則。此後，這種偏離趨勢愈加嚴重。到了21世紀初，美國已成為國際社會的異類。它不追求中國或全球南方國家倡導的國際法、多邊主義和普世性，它追求單邊霸權的傾向也與歐洲和日本等主要盟友大相逕庭。在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核心始終潛藏著根本性裂痕。在國際法層面，各國在形式上平等，但實踐中它們從未真正平等過。在基於規則的的國際秩序中，大國與小國之間始終存在著等級差別。選擇性適用法律在這一秩序中表現得淋漓盡致，許多例子都證明了這一點，包括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人道主義干預（1999年科索沃）；打著維護規則旗號的非法戰爭（2003年伊拉克）；未經安理會批准、單邊實施、具有域外效力且造成嚴重人道後果的制裁製度；以及，美國要求國際刑事法院問責他國，卻拒絕法院對美國自身特別是其軍事干預的管轄。毫不奇怪，在全球南方國家眼中，這套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被視為虛偽的雙重標準——“規則用於他人，而規則制定者可以有變通空間”。在冷戰後長達十年的“單極時刻”，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國際法之間的分歧急劇加劇。美國從受法律約束的領導者，變成可以自由裁量的執法者。事實上，“美國優先”的例外主義遠早於川普政府，後者只是撕下了多邊主義的所有偽裝。制裁政策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從聯合國多邊主義到美國單邊制裁作為單邊強制性措施，美國的制裁正是單極野心的體現。冷戰結束以來，由於技術進步（可實現精準制裁）和多邊合法性的削弱（不再對單邊強制措施構成約束），制裁的使用激增。冷戰期間，三分之一的制裁由聯合國及多邊共識授權，美國發起的制裁約佔五分之二，其餘部分由歐洲或美歐聯合實施。西方制裁全球南方國家，讓人想起舊時的殖民依附關係。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的制裁佔比微乎其微。冷戰結束後，聯合國授權的多邊制裁佔比從30%降至近於零，美國單邊制裁的比例則從38%升至55%左右。與此同時，歐洲的佔比翻倍至26%，美歐聯合制裁更是增長兩倍，達24%。相比之下，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發起的制裁仍極少，甚至幾乎不存在。單邊或西方主導的制裁（美國和歐盟）已成為常用手段。其中許多並非聯合國安理會授權，這引發了人們對選擇性執法與國際法授權合法性的爭議。全球南方國家認為，單邊制裁違反《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尤其在沒有獲得廣泛多邊認可且具有脅迫性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最後一顆釘子在達沃斯，加拿大總理卡尼稱：“世界秩序出現斷裂，美好的虛構已經終結，殘酷的現實就此開啟，地緣政治中，尤其是主要大國，將不受限制，不受約束。”▲1月20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講，宣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已經終結。這是一篇極具衝擊力的演講，反映了許多西方人的觀點。但是，這種斷裂並非近期才出現的。充滿殘酷大國競爭的世界，早在19世紀的現代資本主義和血腥殖民主義時期就已存在。在當時的世界，一直是“強者為所欲為，弱者逆來順受”。這正是百年殖民屈辱給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帶來的教訓。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這一併不美好的虛構從上世紀70年代起已經開始褪色。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盟友們一直享受它帶來的物質好處，當這些好處不再時，卡尼親手為這個鏽跡斑斑的棺材釘上了最後一顆釘子。 作者：丹·斯坦伯克（Dan Steinbock）全球諮詢機構Difference Group創始人 (中美聚焦)

經濟的興衰背後往往藏著一部債務的隱秘史，如今全球債務的“大爆炸”掀開了這部宏大敘事的最新一章。國際金融協會（IIF）2月25日發佈的《全球債務監測》報告顯示，2025年底全球債務規模攀升至創紀錄的348兆美元。2025年債務規模增長了近29兆美元，創下疫情暴發初期以來最快的年度增速。這一增長主要由政府驅動，政府債務去年增長了10兆美元以上。（資料圖）更糟糕的是，國際金融協會預計，財政擴張、寬鬆貨幣政策與“鬆綁式”監管簡化構成的強力組合，可能推動債務進一步累積，同時加劇市場對槓桿上升和局部過熱的擔憂。經濟增長帶來的緩衝也有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26年1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曾預測，2026年全球經濟增速約為3.3%。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速約為1.8%，新興市場增速則略高於4%。這一預測增速雖然相對穩健，但或許並不足以迅速稀釋不斷攀升的債務存量。未來債務與GDP比率可能再度攀升，其中新興市場將尤為顯著，其槓桿率目前已達歷史峰值。歸根結底，全球債務“大爆炸”並非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暴，而是一面映照時代變遷的鏡子。在這場“借來的繁榮”中，債務本身並無善惡，真正決定命運的，是它所撬動的資源能否轉化為真正的技術進步與民生福祉。誰在驅動全球債務“大爆炸”？全球債務這頭“灰犀牛”已經越長越大。中航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董忠雲對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分析稱，主要原因是債務擴張的驅動力在傳統的企業開支之外，新增加了政府債務擴張的需求。根據國際金融協會資料，2025年全球新增政府債務超10兆美元，約佔全球新增債務規模的三分之一。這表明，全球主權信用的戰略性擴張正取代私人部門的借貸意願，成為全球債務增長的核心驅動力。進一步分析，全球主權債務的擴張浪潮，本質原因是驅動政府加槓桿的邏輯已從傳統的偏“消費”型的“福利兜底”逐步轉變為偏“投資”型的“國家安全支出”。這裡的國家安全是廣義的，既包括傳統的武器裝備代表的國防安全，也包括在以AI為代表的新一輪席捲全球的科技革命下，對於維持國家經濟競爭力的各類必要投資。甚至是德國等此前相對謹慎的國家如今也在增加財政支出。董忠雲表示，傳統上長期奉行財政收支相抵原則的德國，其對於政府財政擴張態度的轉變正是這種政府加槓桿邏輯變化的典型代表。當前，德國正在推動大規模財政擴張計畫。這背後有兩大驅動力：第一是地緣政治的倒逼。俄烏衝突改變了歐洲的安全認知，德國政界普遍意識到傳統安全架構已發生不可逆變化。為了將國防開支系統性提升至GDP的2%以上，並響應北約關於安全投資的呼籲，財政擴張成為結構性剛需；第二是增長模式的轉型壓力。德國設立了規模達數千億歐元的特別基金，用於交通、數字和能源基礎設施。這本質上是政府試圖通過前瞻性財政擴張，來彌補私人部門在AI和綠色轉型上的投資不足，重塑國家競爭力。儘管全球債務屢創新高，西京研究院院長趙建認為不必過度擔憂。看待債務問題不能只看總量，更要關注債務背後的資產範式轉變和結構特徵。348兆美元的債務總量確實很高，但從結構的角度來看，仍然保持韌性。美國債務規模超過38兆美元，赤字也處在高位，但私人部門的槓桿率和資產負債率其實並不高。自次貸危機以來，全球進入了一個債務驅動型增長的超級債務周期，但與此同時，以資訊技術和人工智慧為主線的第四次、第五次工業革命也在推進。趙建表示，這意味著，儘管債務在膨脹，但供給約束也在不斷被突破。債務的風險在於違約和壞帳，而這本質上是資產端出了問題。次貸危機後，雖然有債務攀升，但也有科技和需求在帶動資本積累、資產收益率與實體經濟增長。全球債務正轉向貨幣化模式，從發達國家看，公共債務佔主導，其本質是再分配和社會福利。私人債務總量雖在上升，但相對速度、槓桿率和資產負債率並未顯著走高，這說明348兆美元債務的背後是有經濟增長和資產作為支撐的。債務本質上是會計問題，也是債權債務的分配問題。債務真正爆發危機，首先出現在資產端——資產收益率偏低無法覆蓋利息，進而引發流動性危機。但當前債務的另一面，既形成了資產也創造了貨幣和流動性，因此從這個角度看，趙建認為暫時不會發生系統性危機。從資料上看，2025年年末全球政府債務規模約為106.7兆美元，較2024年末的96.3兆美元進一步增長；非金融企業債務約為100.6兆美元；家庭債務增幅相對溫和，升至64.6兆美元。未來需要警惕一個關鍵指標：高通膨。趙建分析稱，如果通膨不起，理論上債務可以通過貨幣供給維持，但一旦通膨起來，利率必然上升，每年支付的巨額利息會稀釋大量流動性，造成流動性壓力。以美國為例，其面臨的困境是需要不斷借新還舊來償付利息，以抵禦利息和本金都無法償付的“明斯基時刻”，目前看還沒到這一步。然而通膨疊加發達國家的高利率（日本、澳大利亞加息，美國降息受阻），確實加劇了債務對流動性的侵蝕，這使我們進入一個債務脆弱性的高等級區間，危機爆發的機率在增加，可能在50%到60%左右，但尚未形成系統性危機。最終能否穩住取決於通膨走勢和流動性供給能力，只要流動性穩定，債務問題就可控。如果經濟增長能跟上高利率，三者仍能形成穩態，但目前確實處於一個脆弱性較高的區間。安全資產“褪色”全球債務“大爆炸”也在影響債市。董忠雲認為，從長期視角上看，全球主權債務的大擴張確實將很大程度上改變債市的運行邏輯，主要的影響來自三個方面：首先，最直接的影響是供給衝擊。主權債券的天量發行帶來的債市階段性供需失衡，將推升債券期限溢價，導致收益率曲線陡峭化。這意味著借錢給政府的“風險補償”在增加，債市的波動性會比以往更高。其次，隨著天量主權債券進入債市，傳統安全資產的避險屬性將面臨“條件性褪色”。在供給增多的情況下，市場將比以往更加關注和嚴格審視不同國家的財政紀律。例如，當市場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政治極化產生擔憂時，部分長期資金出現了減持美債，轉向德國、法國國債的操作，導致這些歐債的收益率相對下行。這說明，在全球債務擴張的背景下，資金並不是拋棄所有主權債，而是在尋找財政紀律相對更可靠的避風港。最後，避險資產的籃子正在擴容。由於主權債的穩定性出現分化，資金開始增配黃金、大宗商品，甚至是具備強大現金流護城河的科技巨頭股權。這些資產在部分場景下承擔了避險功能，成為傳統國債的補充。因此，董忠雲認為，未來債市的格局不是簡單的“安全資產失效”，而是“分層定價”，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美債的避險屬性在削弱，但財政紀律相對較好的其他發達國家的主權債務反而可能被強化；二是，在傳統的主權債券之外，投資者正在用更多元的工具來建構避險組合。當前全球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安全資產的缺失。趙建提醒，傳統的避險資產如美元、美債、黃金、德債、日債，其安全性都在大打折扣。在全球化逆風、地緣割裂影響下，美元和美債的信用出現裂縫，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絕對安全的資產；黃金這個避險資產，如今的波動率也已超越歷史均衡水平。正因如此，全球都在重新尋找和定義安全資產，現在的安全只能是相對的。最近幾個月市場轉向幾類新的避險選擇：一是股市中的紅利股、價值股被視作相對安全的避風港；二是擁有堅實實體產業的國家，其貨幣和資產開始受到青睞，例如中國、日本、德國、韓國的資產，因為它們背後有實體產業支撐；三是重資產、確定性較高、低淘汰率的資產也成為安全資產的選項之一。趙建表示，過去投資者避險可能只有美元、美債、黃金、日元等幾個固定選項，如今則轉向一個更加多元化、組合式的安全資產配置。債務這顆“雷”何時會爆？在全球債務總額達到創紀錄水平的背景下，市場擔憂未來會跨過關鍵的臨界點，高債務水平從“可持續”轉變為系統性風險。董忠雲認為，全球債務規模的持續擴張確實存在引發系統性風險的臨界點，但這一臨界點並非適用於所有經濟體的剛性統一標準，而是一個“動態閾值”——其具體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當時所處的內外部環境。概括而言，以下四個維度或對臨界點的形成具有關鍵影響：一是利息支出對財政空間的侵蝕程度。真正決定風險的核心變數並非債務存量本身，而是償債成本在財政支出中所佔的比重。當淨利息支出持續攀升，並開始擠佔國防、教育等剛性支出時，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的信任便會動搖。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一旦利息支出增速持續超越名義GDP增速，債務將可能步入“自發加速”的不穩定軌道。二是投資者基礎的穩定性與多樣性。主權債務的可持續性高度依賴於順暢的融資鏈條。若主要邊際購買者——如外國官方機構、商業銀行等——開始系統性離場，而市場又無法及時形成新的承接力量，流動性危機便可能被觸發。在此情境下，借新還舊的循環將面臨結構性考驗。三是實際利率與經濟增長率的相對走勢。這是決定債務動態演變的基本法則：若實際利率持續高於經濟增長率，即使政府維持財政預算平衡，債務率也將被動上行。若未來經濟增速不足以覆蓋融資成本，部分國家的主權債務將面臨“被動加速”的風險。四是制度層面的緩衝空間，即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協同能力。這一維度在發達經濟體與新興市場之間呈現出明顯差異。以日本為例，其在高債務率下的經濟穩定，關鍵在於擁有獨立的貨幣主權，央行可在必要時承接國債，提供流動性支援。而缺乏這一條件或外債佔比較高的國家，市場的容忍度往往不高。關於債務周期的臨界點，明斯基和達里歐的理論中臨界點通常由幾個指標衡量：明斯基時刻指利率與資產收益率、現金流供給之間形成失衡導致無法支付利息；達里歐的拐點指現金流無法覆蓋利息，債務開始侵蝕經濟增長。趙建表示，目前來看還沒有出現明顯證據表明已到達那個臨界點，但脆弱性在增加。趙建最擔憂的是通膨，如果通膨帶來的經濟增長無法與高利率有效平衡，甚至出現滯脹，即債務增加、通膨推高名義利率但經濟增長放緩、失業增加，那麼債務就會出大問題。此外，債務危機與股市危機也有關聯，在債務周期前半段有足夠的資產支援擴張，問題不大，但如果股市泡沫出現嚴重壓力，通過資產價格上升來消化債務的能力就會衰竭，這也會將債務推向系統性風險的高機率區間。解決問題的鑰匙或是“加法”2025年全球債務佔GDP的比重小幅回落至約308%，這主要受發達經濟體推動。而新興市場債務佔GDP的比率持續攀升，創下逾235%的歷史新高。新興市場國家在應對這場債務“灰犀牛”時，面臨著與發達國家不同的脆弱性和政策約束。董忠雲認為，新興市場在應對本輪全球債務擴張時，所面臨的挑戰與發達國家存在明顯區別，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的結構性與脆弱性：第一，貨幣與融資的結構性約束。發達國家普遍擁有“貨幣特權”，可通過央行量化寬鬆實現債務貨幣化，而大多數新興市場不具備這一條件。這意味著新興市場難以像德國那樣依靠內部財政擴張進行低成本融資，反而可能被迫加息以抑制通膨與匯率貶值，從而加劇經濟放緩。第二，債務結構層面的“期限—幣種”錯配風險。根據國際金融協會報告，2026年，新興市場面臨超過9兆美元的再融資壓力，規模創歷史新高。此種情況下，新興市場一旦出現本幣貶值，將直接推高其實際債務負擔，觸發“貶值—債務加重—資本外逃”的惡性循環。這種錯配使得新興市場對外部融資環境的變化高度敏感，容錯空間顯著低於發達經濟體。第三，政策空間的有限性與債務容忍度偏低的歷史特徵。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在財政擴張時可依託成熟的國內債券市場，而新興市場往往被迫在“保匯率”與“保增長”之間艱難權衡。另一方面，部分新興市場存在“債務不耐”現象——歷史經驗表明，一些國家在債務/GDP比率仍然相對不高時便可能因信心危機而陷入債務違約，這與具體新興市場的制度聲譽、貨幣信用歷史以及對外部資金的依賴程度密切相關。對於新興市場的特點，趙建分析稱，它們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和年輕人口，經濟增長潛力大，資產收益率較高，有大量投資空間，可以用較高的經濟增速來抵消債務壓力。但它們在金融定價權和資本市場方面處於弱勢，貨幣的國際認可度低，融資能力差。發達國家可以印鈔讓全球買單，但新興國家不行，往往難以以低利率融資，因此更容易發生貨幣危機。過去的教訓顯示，東南亞、俄羅斯、拉美國家常常是債務危機與貨幣危機並行，貨幣大幅貶值後外部融資能力基本喪失，對內融資又易引發通膨，這就是新興國家債務的脆弱性所在。或許，解決問題的鑰匙不在債務的“減法”裡，而在發展的“加法”中——只有用創新對衝風險、以增長消化債務，才能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為這頭“灰犀牛”套上韁繩。 (21世紀經濟報導)

今日起，中國進入“兩會時間”。3月4日、5日，全國政協十四屆四次會議、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於北京召開。按照過去慣例，預計3月5日上午將發佈政府工作報告，為當年的經濟航船校準航向。參考過去經驗來看，兩會中還有多個重要特色活動，包括經濟、外交和民生相關的3場記者會，還有“代表通道”“部長通道”，就相關領域傳遞政策細節。另一個重要關注點是最高領導人“下團組”。尤其是參與地方代表團審議時，其審議和討論的內容往往緊扣國家發展的核心脈搏。比如2025年的審議主題是“經濟大省要挑大樑”，2024年是“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與往年最大的不同在於，今年兩會多了“十五五”規劃《綱要》的審議。作為中國未來五年的發展藍圖，“十五五”規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羅志恆表示，“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的程度直接影響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實現，這一時期也是國際政治經濟格局深度變化期。置身當下複雜的內外部環境，今年全國兩會的熱點是什麼？作為“十五五”開局之年，將有何重要部署？今天的文章，我們綜合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地方兩會資訊以及多家券商、機構的研報，總結梳理了一份兩會前瞻，並歸納了其中六大主線，供各位參考。經濟增長目標設定更加務實翻開各省政府工作報告，一個明顯的趨勢是：經濟增長目標的設定更加審慎和務實。在全國31個省市中，絕大多數將2026年的GDP目標增速設定在5%左右。與2025年相比，18個省市下調了經濟目標，如廣東、浙江、河南、湖北、福建、湖南、重慶等；12個省市目標維持不變，如江蘇、山東、四川、上海、河北、北京等；上調目標的省份僅有江西一省。過去，地方政府在制定目標時，或多或少存在“跳一跳、夠得著”的傾向。如今，一種更加審慎、務實的態度正在成為共識。各省調低投資、社零的增長目標，從側面印證了這一點。有券商對此總結道：“這一調整意味著經濟發展更重提高質效。”與此同時，山東、浙江、廣東等省份均提出努力爭取更好結果，體現出其經濟大省挑大樑的“擔當”。此外，按照歷史經驗，地方經濟目標的加權值，對全國經濟目標的設定有一定參考作用。近年來，31省市的GDP增速目標加權平均值，一般比全國高0.3—0.4個百分點，今年這一數值是5%。據此推算，2026年全國GDP增速目標可能下調至4.5%—5%，不少券商機構的預測也大多在此區間。人工智慧賽道相當擁擠當增長的速度不再是唯一追求，新的引擎又在那裡？“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26年重點任務時提出，堅持創新驅動，加緊培育壯大新動能。新增的“加緊”二字，足以彰顯國家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機遇的緊迫感。在2026年地方政府工作報告中，31個省市幾乎清一色地提到了人工智慧，此外未來產業、綠色能源、算力、生物醫藥、數字經濟等也是高頻詞彙。總結各省市的部署戰略來看，有以下幾個關注點，兩會期間或將有相關的指導方針。◎ 第一，今年的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部署更加強調落地見效。廣東強調“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壯大和未來產業成形成勢”；浙江要求“人工智慧核心產業營收增長20%以上”；河南提出“推進人工智慧全域全時全行業高水平應用”。◎ 第二，科技創新賽道相當擁擠，但各地佈局各有側重。比如北京定位“全球數字經濟標竿城市”；浙江對細分領域部署最細，包括語料庫建設、可信資料空間創新發展、算電協同、算網協同等；廣東則要求加快做強產業全鏈條，包括垂直領域大模型、場景專用小模型、具身智能訓練場等。有分析師指出，2026年是AI投資邏輯的分水嶺，全球AI產業處於從算力基建向商業化應用演進的拐點，反映了各地部署人工智慧等新興、未來產業的節奏加快。◎ 第三，戰略資源產業的重要程度顯著提升。廣西提出“強力推進有色金屬關鍵金屬“十個一”工作”，江西提出2026年有色金屬產業要達到1.18兆元；貴州提出“打造優勢礦產資源精深加工產業叢集；雲南提出“做強做優做大資源型產業”。◎ 第四，經濟大省卯足勁搞科技，重點在區域協同創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中國國際科技創新中心佈局，從北京、上海、大灣區，拓圍至京津冀、長三角、大灣區三大區域。以京津冀地區為例，其2026年首要任務均與聯動有關，涉及北京—雄安人才科創走廊、通勤圈一體發展、京津冀行政許可結果互認清單式管理等舉措。◎ 第五，從具體產業來看，6個提及較多的產業仍是主要聚焦點，分別為人工智慧、低空經濟、積體電路、生物醫藥、新能源和新材料。10個可能增量產業，分別為6G、原子級製造、量子科技、深地深海空天、電子資訊、氫能及先進核能、細胞與基因、信創、腦機介面、具身智能和人形機器人，這些產業相較2025年被新提及或提及更多。激發服務消費是重中之重2025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堅持擴大內需，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為八大重點任務之首；地方兩會中，16個省市同樣將擴大內需作為年度首要任務。梳理各地提振消費的思路，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 一是提升消費能力。包括但不限於城鄉居民增收計畫、個人消費貸款財政貼息、帶薪錯峰休假、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等舉措。畢竟，真正可持續的消費，源於居民內在的意願和能力。◎ 二是激發服務消費成重中之重。除健康、養老、托育、家政、票根經濟（如會展、賽事、演藝）是重點外，穀子經濟、首發經濟、寵物經濟、銀髮經濟、國漫影視、微短劇等亦是重要抓手。◎ 三是最佳化實施“兩新”政策。北京、天津、山東、河南等地均提出最佳化兩新政策。某種程度上，“國補”刺激政策開始轉變為一種長期的、結構性的引導工具，疊加居民增收計畫、清理消費領域不合理限制等措施，形成組合拳。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在消費促進中更加注重地方品牌標籤，典型如“大戲看北京”、“海河之夜”津派相聲、“山東工裝”“青海家宴”等。場景創新上，如北京提到“鼓勵平台創新發展家政等服務業務”、海南將拓展“海洋、航天、熱帶雨林旅遊消費”。此外，抓坪效、抓物流、AI+等細節性舉措，也為提振消費的落地提供了參考。如遼寧提出“延長早市夜市營業時間”，吉林加快國家物流樞紐及骨幹冷鏈物流基地建設，廣東強調加深人工智慧產業與消費產業的融合。兩會期間，我們可以關注將有那些“政策福利”“民生紅包”利多消費市場。“投資於人”主線貫穿始終無論是科技創新，還是消費提振，其最終的落腳點，都是“人”。自去年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當下一條“投資於人”的主線，正日益清晰地貫穿於各項宏觀政策中。業內人士認為，如何促進投資“見物”更“見人”，將成為今年的施政要點，也將成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之一。所謂“投資於人”，簡單理解，就是將更多資源投入到提升人力資本上。這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也包括技能培訓、就業服務等公共服務。在各地報告中，廣東、山東、浙江、北京、雲南等省市，都明確了今年增加民生類項目投資，落到實處，“投資於人”主要體現在這三類細節上。教育方面，廣東、江蘇等地對“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進行細緻部署。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宋向清表示，在經濟轉型關鍵期，該方面部署是多省突破發展瓶頸的戰略選擇。城市更新方面，陝西、河南等地提出城市更新三年行動計畫；廣東、北京等地在老舊小區改造、危舊簡易樓排險等設定明確目標。據不完全統計，甘肅、寧夏、青海等少數省份公佈的老舊小區改造目標合計超4200個。此外還有設定智能回收機、引入物業服務、更新改造老舊管線等一系列城市功能的完善。甘肅老舊小區改造項目進行中人群方面，不少地方出台呵護薄弱群體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相關舉措。比如北京提出“推進零工市場標準化建設”，以減少“馬路蹲活”現象；吉林提到為10萬名殘疾人提供基本康復服務，同時大力建設養老服務站點。營商環境最佳化轉向制度性保障有全國政協委員提到，中國經濟的韌性與千千萬萬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力息息相關。可以說，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是市場活力的源泉，也是企業信心的基石。過去，我們談論營商環境，更多想到的是稅收優惠、土地供應等“政策包”。而現在，焦點正在轉向更深層次的制度性保障。“十五五”規劃建議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將“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等放在了重要位置。在今年各地的“新春第一會”上，營商環境也成為熱議的高頻詞彙，體現了各地對對營造良好創新生態的重視。結合目前的公開報導來看，不少代表委員們對這方面比較關注，也積極建言獻策，比如民營企業參與國家創新平台建設、以企業為科研主體、深化智慧財產權綜合司法保護等。此外，產權保護、人工智慧、科技向善、企業出海等內容，亦是今年的熱詞。地產政策聚焦兩大抓手最後，來談談大家關心的房地產行業。今年開年，《求是》雜誌發表《改善和穩定房地產市場預期》文章，文中強調，要正確認識當下房地產止跌回穩過程中的波動。城市消化庫存、市場出清需要時間，新舊模式轉換、市場行為邏輯轉變也需要時間。在此背景下，政策工具箱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各地圍繞“穩定房地產市場”“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庫存、優供給”展開部署，主要分為兩大抓手。◎ 一方面，盤活存量。在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廣東、江蘇、山東、河南等省份提到了收購存量商品房，與2025年報告相比有較大的不同。四川、山東、江蘇等省，則表示“落實住房‘以舊換新’政策”。◎ 另一方面，系統推進“好房子”建設。多省強調提升房屋品質和物業服務質量，廣東省提出“推進好房子、好小區、好社區、好城區建設”。北京、上海、廣東等地表示“促進住房租賃市場健康發展”。這意味著，房地產的民生屬性和作為穩定器的作用，將更加凸顯。對於行業和購房者而言，都需要適應這個“新常態”。結語“十五五”開局之年的全國兩會，承載著為未來五年發展定調的重任。未來幾年，兩會將釋放那些重磅訊號，最終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十五五”規劃《綱要》將如何描繪中國發展的具體路徑？讓我們保持密切關注，共同期待這份即將出爐的時代答卷。 (吳曉波頻道)

年前我們還在講幾個懸念（《2026年上海樓市五大懸念》），現在慢慢地清晰了。2月10日發佈了《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城市發展的方向有了。01最重要的是城市功能空間佈局，給出了城市骨架。上海市“十五五”城市功能空間佈局示意這張圖回應了大量質疑，十五五期間大虹橋、臨港依舊是發展重點。浦東新區依舊是最大的發展引擎，張江、東方樞紐、臨港是浦東新的王牌。與十四五相比最大的變化是，東方樞紐登上歷史舞台，成為新的國家戰略承載區。上海市“十四五”城市功能空間佈局示意這個戰略承載區的主要含義是，在全面深化高水平改革開放中作為區域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重點是四個區域：浦東引領區、臨港新片區、虹橋國際開放樞紐、東方樞紐國際開放門戶。另一個大變化是，上海三條主軸變一條：東西兩翼發展軸。其他部分跟十四五差不多，無非是吳淞地區改名吳淞副中心，南大地區改名南大智慧城。更多調整需要在《綱要》的文字部分找到。十五五期間，黃浦江核心區還是兩極：外灘-陸家嘴-北外灘，徐匯濱江-世博-前灘。呼聲很高的第三極，金灘-復興島，十五五期間依舊不是重點。報告中連金灘兩個字都沒提，黃浦江中北段全力開發還沒到時候。也回應了另一個謠言：新規劃中徐家匯不是中央活動區。核心區還是那些地方，除了黃浦江兩岸，還有南京路、徐家匯、衡復風貌區、黃浦區等等。珠寶時尚功能區就是黃浦中部。國際珠寶時尚功能區範圍另一個沒畫出來的中心軸是黃浦江，依舊是未來最活躍的地方。黃浦江中北段、閔行紫竹濱江部分，還處於貫通岸線、建設交通網路階段。副中心繼續建設，但是功能弱化了，中外環全面開發，漕河涇、市北高新區、金橋開發區、桃浦智創城、虹橋臨空跟副中心定位越來越接近。川沙副中心還是沒到開發時間。五大新城規劃繼續，但是定位上有了明顯轉變，大家自己體會體會。上海市“十四五”五大新城定位上海市“十五五”五大新城定位五個新城各自的發展重點跟之前一致，後面還會再講到。02十五五期間產業體系也明確了，從 “2+3+6+4+5” 調整為 “2+3+6+6”。傳統產業兩大轉型、三大先導產業（國家戰略級）、六大新興支柱產業叢集、六大未來產業領域。為了避免同質競爭、無序發展，也給出了十五五重點產業佈局，加快產業集聚。上海市“十五五”重點產業佈局示意與十四五相比，新增了新能源汽車、新一代電子資訊、時尚消費品等重點產業。上海市“十四五”重點產業佈局示意全市均有佈局，三大先導產業主要是浦東、臨港、嘉定、閔行、徐匯。這三個產業最具活力、發展最快，2025年積體電路增速24%，人工智慧增速超過30%，貢獻了主要增量。03十五五期間的交通網路、生態網路建設也明確了。上海市“十五五”軌道交通建設示意建成嘉閔線、南匯支線、崇明線、21號線一期及東延伸、23號線一期、12號線西延伸等，加快建設19號線、20號線。建成沿江通道浦東段，推進S5、S20等公路功能提升和南北通道建設，啟動S2公路臨港段通道擴容，推進內環高架年輕化綜合改造。2030年上海將有軌道交通1260公里以上，快速路1200公里左右。十五五期間上海生態環境繼續提升，影響較大的項目有南大中央公園、蘇河源公園、碧雲湖公園、頂科工園、上達河中央公園。上海市“十五五”公園綠地建設佈局示意南大是十四五發展最快的區域之一，到了全面建成階段，中央公園建成後區域影響力進一步提升。蘇河源公園是嘉定、普陀、長寧交匯處，屬於大虹橋輻射範圍。頂科公園在臨港，碧雲湖公園是張家濱楔形綠地核心部分，都是這幾年最活躍的區域。上達河中央公園是青浦新城的主要節點，青浦新城2015年全面開發，到現在核心區尚未建成。上達河中央公園這裡是新的核心，全面建成後才能像嘉定（遠香湖公園）、松江（中央公園）一樣形成凝結核。否則仍舊是一盤散沙。《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內容很多，近6萬字，以上只是簡要解讀。全面的深度分析，歡迎大家加入微信當面交流。也可以來到環線辦公室參加講座，一次性理清2026年選房思路。 (環線房產諮詢)

2026，像極了1936：達利歐的終極警告與世界秩序崩塌前夜一、引言：當歷史的幽靈再次徘徊2026年2月14日，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Bridgewater Associates）創始人瑞·達利歐（Ray Dalio）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了一篇標題僅為一句話的長文：《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正式宣告：世界秩序已崩塌）。這篇文章迅速在全球範圍內引發軒然大波，而在國內，一句“2026年，像極了1936年”的論斷更是如同一顆重磅炸彈，在社交媒體上激起千層浪。在慕尼黑安全會議的喧囂背後，達利歐看到了更本質的東西：世界已經換軌。他警告稱，我們正處於“大周期”的第六階段，即一個沒有規則、充滿混亂、強權即公理的時期。這一階段通常伴隨著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的交織，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這並非危言聳聽。1936年，大蕭條的餘波未平，全球貿易萎縮、債務高企，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體系名存實亡，地緣衝突頻發，各國在恐慌中相互提防，最終一步步滑向全面戰爭。而在90年後的今天，我們似乎正站在一個驚人相似的歷史節點上。本文將基於達利歐的最新論斷，結合詳實的經濟、政治資料，深入剖析2026年與1936年的歷史鏡像，探討世界秩序崩塌的深層邏輯，並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應對這一“大混亂時代”的生存策略。二、歷史的鏡像：2026與1936的驚人相似（一）經濟底層：債務-蕭條-復甦-再緊縮的完全重合1936年，世界仍未走出1929年大蕭條的陰霾。全球經濟陷入通縮性蕭條，債務危機蔓延，各國貿易往來大幅萎縮，需求疲軟形成自我強化的下行螺旋。為了保護本國經濟，各國紛紛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關稅戰愈演愈烈，進一步割裂了全球經濟體系，讓本就低迷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2026年的全球經濟，同樣面臨著增長乏力、債務高企、貿易壁壘林立的困境。根據國際金融協會（IIF）的資料，2025年底全球債務總額攀升至348兆美元的歷史峰值，較上年增加29兆美元，創下疫情後最快年度增速。其中政府債務增長佔據主導地位，新增規模超過10兆美元，美國、中國和歐元區貢獻了約四分之三的增幅。儘管債務佔GDP比重微降至308%，但新興市場債務比率持續攀升至235%的歷史高位。更嚴峻的是，2026年全球將面臨高達29兆美元的債務到期再融資壓力，其中新興市場將面臨逾9兆美元的債務償還壓力，而成熟市場則需應對超過20兆美元的到期債券和貸款。這意味著，全球經濟將在2026年迎來一場巨大的“還債潮”，任何輕微的流動性緊縮都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在貨幣政策方面，1936年聯準會收緊貨幣，次年直接引爆了“羅斯福衰退”，而如今的邏輯也完全一致。當利率見頂、赤字遮羞布失效，一場劇烈的去槓桿風暴已箭在弦上。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的預測顯示，在現行政策基本不變的假設下，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佔GDP比重將在2026年達到101%，到2036年將進一步飆升至120%，超過1946年創下的歷史高位。（二）社會撕裂：貧富差距與民粹主義的致命共振1936年，大蕭條加劇了各國國內的財富衝突，導致民粹主義、獨裁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無論是德國、日本的法西斯化，還是美國和英國加強貿易保護主義，都是對經濟危機的極端反應。而在2026年，全球貧富差距已攀至“歷史高點”。《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全球最富10%的人群掌握著75%的財富，而底層50%群體僅掌握2%。更極端的是，全球0.001%的超級精英（約6萬人），掌控著超過6%的全球財富，這一數字是底層50%人口總財富的3倍，他們人均資產高達10億歐元。這種極端的不平等正在撕裂社會結構。在美國，兩黨對立、制度信任度低於30%，甚至有25%的人口表示願意為自己的陣營進行暴力對抗。達利歐警告，美國正發展出某種形式的“內戰”，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有效治理能力喪失。這種內部撕裂不僅限於美國，在歐洲、拉美等地區同樣明顯，社會共識的缺失正在侵蝕民主制度的根基。（三）舊秩序失效：從規則主導到叢林法則1936年，凡爾賽體系崩潰，國際聯盟失去作用，法西斯國家肆意擴張，無人能約束。希特勒悍然進軍萊茵蘭非軍事區，英法因經濟泥潭選擇沉默退讓，這無疑讓希特勒更加膽大妄為。如今，1945年布列敦森林體系、聯合國等二戰後建立的多邊主義體系正在崩潰，美國作為單極主導力量的時代已經結束。在2026年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總理梅爾茨直言：“持續數十年的世界秩序已不復存在。”法國總統馬克宏警告歐洲必須為戰爭做準備。美國國務卿盧比歐承認“舊世界已經消失”。這場會議被達利歐視為一個歷史節點：1945年二戰後建立的國際秩序，正式宣告死亡。國際關係正從“規則主導”轉向“叢林法則”，貿易戰、科技戰、地緣衝突成為新常態。達利歐將當前的大國衝突歸納為五種形式：貿易戰、技術戰、資本戰、地緣政治戰和軍事戰。他警告說，這些衝突不再是局部摩擦，而是全面升級的系統性對抗。“當大國之間不再遵守共同的規則，衝突就會從經濟領域蔓延到軍事領域，就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四）軍備競賽：從經濟絞殺到軍事對抗1936年，德國、日本等國開始大規模擴軍備戰，軍備競賽愈演愈烈。而在2026年，全球軍費開支預計將首次突破2.6兆美元，創下歷史新高。美國2026財年國防預算約9010億至1兆美元，佔其GDP約3.3%；波蘭敲定2026年軍費預算，直接把軍費佔GDP比例提升至4.81%，遠超北約要求的2%最低標準；日本2026財年的國防預算初案也達到了歷史新高。這種開支的增長不僅僅是總量的增加，更代表了一種深層次的範式轉移。各國政府的預算邏輯正從過去三十年的“和平紅利”導向轉向“安全優先”模式。這一轉變的底層動力在於，各國普遍認識到傳統戰爭形態與高科技消耗戰共存的現實，迫使國防預算必須同時覆蓋昂貴的現代化項目（如人工智慧、高超音速武器）和海量的傳統彈藥儲備。三、達利歐的“大周期”理論：世界為何會走到今天？（一）三大周期的同步觸頂達利歐在其著作《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通過復盤500年全球歷史，總結出驅動全球秩序更替的三大核心周期：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內部秩序周期、外部秩序周期。當這三大周期同步進入衰退末期，必然引發舊秩序的徹底崩塌。債務貨幣經濟周期：全球債務累積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個人，都背著沉重的包袱。當債務無法持續時，危機便會來臨。各國只能印鈔稀釋債務，貨幣持續貶值、普通人財富縮水。內部秩序周期：社會內部的矛盾加劇，不同群體間的對立和不滿情緒上升，這會影響政策的穩定性和社會的凝聚力。最富0.1%的財富等於底層90%的總和，社會撕裂、民粹與極端主義抬頭。外部秩序周期：國家間的競爭從合作轉向對抗，貿易、科技甚至地緣政治領域的摩擦不斷。當主導大國開始衰弱，或者一個新興大國在實力上開始接近它時，衝突就會產生。達利歐指出，當崛起國達到守成國實力約60%時，衝突機率陡增，而中美競爭正是當前的核心風險點。（二）第六階段：舊秩序崩潰，強權即公理達利歐將國家興衰的大周期劃分為六個階段，而我們現在正處於極其關鍵的第六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非常鮮明且令人不安：舊秩序徹底瓦解：1945年後的全球治理體系、美元主導的多邊規則不再有效，國際社會從“規則至上”退回叢林法則、強權即公理。多維衝突全面升級：貿易戰、科技戰、地緣戰、金融戰常態化，制裁、資產凍結、技術封鎖成為常規手段，風險不斷向軍事衝突邊緣試探。內部動盪與外部戰爭交織：國內的貧富衝突、政治極化與國際的大國博弈相互作用，形成一個危險的反饋循環，直至新的秩序在衝突中確立。四、資本戰：新時代的“熱戰”前奏達利歐特別強調，在熱戰爆發前的十年裡，經濟戰和資本戰早已打響。例如，美國在1930年通過《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挑起貿易戰，隨後在二戰爆發前夕對日本實施了毀滅性的石油禁運和資產凍結。這種經濟上的“絞殺”迫使日本在妥協與開戰之間做出了選擇。如今，我們正處於一場“資本戰”的邊緣。達利歐警告，世界正處於“資本戰”的邊緣，各國將通過制裁、資產凍結、資本管制等手段，將貨幣本身武器化。SWIFT系統武器化：俄羅斯3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凍結，這一先例讓全球各國對美元主導的金融體系產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美元霸權遭遇信任危機：中國和部分歐洲國家開始減少購買美國國債，擔心未來可能面臨的制裁。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將導致美國債券收益率飆升、借貸成本大幅上升，或迫使聯準會大量印鈔，進一步削弱美元價值。去美元化加速：中國推動的CIPS（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經覆蓋了110個國家的部分貿易，雖然總量還不大，但已經使既往世界的金融體系出現裂痕。五、生存之道：在大混亂時代如何自處？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達利歐為投資者和普通人提供了一系列應對策略。他強調，過去幾十年我們習以為常的“和平與發展”環境正在遠去，投資邏輯和生存法則都需要根本性重構。（一）投資策略：從效率優先到安全優先黃金是終極壓艙石：達利歐建議將黃金配置比例提升至15%-20%，認為黃金已經從“避險資產”升級為“全球第二大儲備貨幣”。黃金的核心價值在於其不依賴任何政府信用，是唯一“不依賴他人”的普世貨幣。遠離長期國債：在通膨高企、債務過剩的環境下，長期國債是“價值陷阱”，久期債將大幅跑輸。擁抱硬資產與現金流：投資邏輯應從“效率優先”轉向“安全優先、現金流優先”。重點關注與國家安全、供應鏈本土化、關鍵技術相關的公司，如國防軍工、半導體、新能源等行業。地域與資產多元化：通過地理分散和資產多元化降低風險，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二）普通人生存建議（2026-2030窗口期）最佳化資產結構：除自住外，出清低效房產，優先持有流動性強的資產。控制槓桿，持有現金：減少債務槓桿，預留足夠的現金或現金等價物，以應對突發的資金需求或市場波動。提升核心技能：在動盪時期，個人的核心競爭力是抵禦風險的最佳屏障。不斷學習，提升自己在關鍵領域的技能，增強不可替代性。保持理性，避免極端：在資訊爆炸和情緒極化的時代，保持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至關重要。避免被民粹主義和極端思潮裹挾，堅守常識和底線。六、結語：歷史不會重演，但會押韻2026年與1936年的相似之處令人不寒而慄，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不會簡單重演。與90年前相比，當今世界擁有核威懾這一終極制衡力量，這使得全面熱戰的成本極高，衝突更多表現為代理人戰爭、貿易戰、科技封鎖。同時，全球產業鏈深度互聯，完全脫鉤的代價巨大，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國衝突的極端化。然而，達利歐的警告依然振聾發聵。他提醒我們，速度不會改變結局，只會讓結局來得更突然。我們正站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舊的秩序已經崩塌，新的秩序尚未成型。在這個“大混亂時代”，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本身。對於投資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徹底重構自己的投資框架，從追求高收益轉向保障本金安全。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意味著需要更加審慎地規劃自己的財務和人生，提升自己的抗風險能力。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無法阻止它，但我們可以選擇如何應對。正如達利歐所說：“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理解並適應大周期的變化。”資料來源Ray Dalio, "It’s Official: The World Order Has Broken Down", LinkedIn, February 14, 2026.Fortune, "Ray Dalio warns of ‘great disorder’ period for world economy, marked by ‘clash of great powers’—just like the 1930s", February 17, 2026.Nasdaq, "Will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2026? Billionaire Ray Dalio Just Gave a Clear Warning to Investors", February 15, 2026.國際金融協會（IIF）, "Global Debt Monitor", February 2026.《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 World Inequality Lab, December 2025.SIPRI,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5", April 2026.瑞·達利歐, 《原則：應對變化中的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集團, 2021.慕尼黑安全會議, 《2026年安全報告：正在解構》, February 2026. (i財經)

Scandal, Protest, Goofiness, and Grandeur at the U.S. Bicentennial隨著美國準備慶祝其建國二百五十周年，人們很容易忘記，當年的二百周年紀念並非一帆風順。本文即將刊登於2026 年 3 月 9 日將要出版的《紐約客》雜誌印刷版。作者：吉爾·萊波雷 (Jill Lepore)是《紐約客》的專職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學的歷史學和法學教授。每一個國家紀念日都是衡量美國人是否忠於或背叛建國原則的一把標尺。插圖：諾蘭·佩萊蒂爾1976年7月1日正午剛過——這原本是個平靜的周四，距離建國200周年慶典只剩不到72小時——傑拉爾德·福特總統走進美國國會大廈，隨後前往國家雕像廳，大步跨過大理石地面，來到一座華麗的鑄鐵保險櫃前。這座保險櫃重3500磅、高5英呎、寬4英呎，已於百年前封存。攝影師嚴陣以待，指尖懸在快門上。身著三件套西裝的總統，正是來開啟這座保險櫃。兩百年前的1776年7月3日，約翰·亞當斯在費城寫信給遠在馬薩諸塞的妻子阿比蓋爾，希望後世美國人能以“盛典、遊行、展演、競技、槍炮、鐘聲、篝火與燈火，從大陸一端到另一端，永世慶祝《獨立宣言》周年紀念日”。他沒提過什麼保險櫃，但他的願望終究實現了。美國早期的獨立日慶典上，星條旗飄揚的樂台隨處可見，在本無真正統一的地方凝聚起民族認同感——不是因為美國人對紀念日的意義看法一致，而是因為他們公開、熱烈、甚至伴著煙火地表達分歧。每隔50年或100年就以格外盛大的方式慶祝國慶，這一傳統始於1826年獨立五十周年慶典，由看似不太搭調的福特總統繼承。當年6月底，83歲的托馬斯·傑斐遜為《獨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廣為傳播而感恩——“大多數人並非生來背上就馱著鞍具，少數寵兒也並非腳蹬馬靴、踩著馬刺，隨時可以騎在他人身上”——並希望“這一天的年年回歸”能“永遠刷新我們對這些權利的記憶，以及對它們矢志不渝的堅守”。幾天後的7月3日，在蒙蒂塞洛的病榻上，傑斐遜據說曾喘息著問：“到4號了嗎？”他次日下午離世。當晚，馬薩諸塞州90歲的亞當斯也隨之而去。丹尼爾·韋伯斯特在波士頓聯合追悼會上致詞：“他們雖已離世，卻仍活在祖國心中，永生不朽。”兩人相隔五百多英里，在《獨立宣言》五十周年同日逝世，更讓他們的記憶顯得神聖——那是一個以自由代議制政府、完全的宗教自由、完善的國家交往體系、全新覺醒且不可征服的自由探索精神、以及知識在社會中廣泛傳播為標誌的時代。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幾乎成了獨立日演講的經典範式，儘管1852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將其徹底撕碎。“這個獨立日是你們的，不是我的，”道格拉斯說，“你們可以歡慶，我卻只能哀悼。”從那以後，每逢半世紀國慶，是該歡慶還是該哀悼，始終是獨立日繞不開的問題。每一次紀念日都是一把標尺，衡量美國人對建國理念的堅守或背叛、國民道德的進步或墮落、經濟的增長或衰退，以及公民社會、民主、自由與平等的強弱。這把標尺可以衡量一切。然而，無論用那種標準衡量，2026年都亂成了一團糟。籌備250周年慶典之初，一個明智的思路是回顧200周年的經驗。2018年，國會委員會聘請歷史學家布萊恩·馬丁撰寫關於200周年慶典教訓的報告。次年，馬丁提交報告，結論是：“聯邦200周年慶典策劃者及其批評者都認識到，為當下政治利益挪用歷史與國慶慶典的風險。”他建議：“思考如何推動和協調基層參與250周年慶典，或許能平息不可避免的政治噪音。”他還提到，當年200周年慶典管理部門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採用了口號：“200年曆程，而非200年前舊事”。唐納德·川普及其團隊無視了馬丁的研究結果。馬丁告訴我：“白宮從未將這份報告交還給國會。”彷彿1976年的200周年慶典從未發生過。在250周年慶典之前——除非奇蹟降臨，否則它將在糟糕的混亂、令人遺憾的災難與駭人聽聞的暴力上打破所有紀錄——建國200周年是最動盪的一次半世紀慶典。當時，小阿瑟·施萊辛格指出“200周年慶典的陰鬱情緒日益濃厚”，並表示“1876年的百年慶典也不怎麼樣”。這話沒錯。但200周年慶典比任何一次紀念日都漫長，因為從1965年開始籌備時，計畫就是慶祝一個“200周年時代”：從1970年波士頓慘案周年，到1987年制憲會議周年，跨度長達17年。這是個糟透了的主意。沒有那個國家、民族，就像沒有那個家庭一樣，能忍受長達近二十年的痛苦自我審視；這就像一段婚姻裡日復一日接受婚姻諮詢，直到治療本身變成了婚姻。200周年慶典醜聞不斷。1972年，《華盛頓郵報》刊登五角大樓檔案後不久，又刊發了一系列被稱為“200周年檔案”的洩密政府檔案，指控尼克森的美國革命200周年委員會存在腐敗、瀆職、管理不善，以及“一再試圖從政治和商業上利用200周年慶典”。越南戰爭與水門事件之後，慶典籌備陷入混亂，福特也深陷其中。但他決心讓200周年慶典走向另一種結局：既往不咎。1974年8月尼克森辭職後，福特宣誓就職時說：“我的美國同胞們，我們漫長的國家噩夢結束了。我們的憲法有效運轉；我們偉大的共和國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在這裡，人民當家作主。”一個月後，他赦免了尼克森。誰知道我們當下這場漫長的國家噩夢何時才會結束。想像它結束是美好的，但過去真的能被赦免嗎？福特在短暫、意外的總統任內，幾乎全程為200周年慶典揭幕。他在波士頓老北教堂點亮燈籠，站在康科德的北橋邊。1975年新年前夜，他對美國人說：“我們身後是兩百年的辛勞與奮鬥，兩百年的成就與勝利。用林肯的話說，我們依然是‘地球上最後、最好的希望’。”不過，白宮似乎並不太願意讓總統參與在國家雕像廳開啟百年保險櫃的儀式。為了把這項活動排入福特日程，200周年慶典聯合安排委員會的成員多次發備忘錄，他們“對總統是否參與愈發擔憂”。這座被稱為“世紀保險櫃”的文物，是1876年百年慶典中最荒誕的噱頭之一。那場慶典舉辦了世界博覽會，既展現了美國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也暴露了它放棄重建時期對不同種族、國籍公民平等權利的承諾。1875年7月，道格拉斯在華盛頓發表演講，和他1852年那篇更著名的演講一樣，選在7月5日而非4日——正如小埃迪·S·格勞德在《美國，美利堅：種族如何籠罩國家紀念日》中所寫，從1827年紐約奴隸制結束起，美國黑人就將7月5日定為解放日。美國革命爆發百年後，奴隸制終結，聯邦贏得內戰，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平等權利與出生公民權，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投票權，但道格拉斯幾乎找不到歡慶的理由。三K黨崛起，吉姆·克勞法逐步確立。道格拉斯警告，1876年將在費城舉辦的“盛大百年頌歌”，似乎只會讓南北白人重新團結，通過掩蓋內戰分歧，將奴隸制從美國歷史中抹去。“這場宏大的和解，會讓有色人種處於何種境地？”他問道。次年，尤利西斯·S·格蘭特總統在費城費爾芒特公園為百年博覽會揭幕，四千名士兵開道，伴隨瓦格納專門創作的激昂《百年就職進行曲》。（瓦格納私下對朋友承認：“咱倆私下說，這首曲子最好的地方，是他們付給我的5000美元。”）道格拉斯坐在總統身後，沉默不語。百年博覽會在兩百多座場館中展出三萬件展品，匯聚全球各地的藝術與科學成果，尤其如格蘭特所言，展示了“中國人民過去百年取得的成就”——包括機械廳裡1400馬力的巨型科利斯蒸汽機，以及每分鐘能完成20次運算的喬治·格蘭特差分機。園區每天開放12小時，門票50美分，約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總計1000萬人參觀。人們還能爬上未來自由女神像高舉火炬的右臂。《大西洋月刊》編輯威廉·迪恩·豪厄爾斯在一個“陰冷、細雨、寒冷且令人不適”的日子前往參觀。他覺得藝術展品平平無奇，機械廳“縫紉機太多”，對外國展區也很失望，覺得外國人“不夠異域風情”。在美國館，他冷眼打量華盛頓的“行軍床、餐具、佩劍、手槍等遺物”。但即便豪厄爾斯也承認，儘管博覽會有種種滑稽之處，觀看時仍“難掩愛國自豪的悸動”。內戰遺孀、紐約出版商安娜·戴姆對文物的興趣遠大於豪厄爾斯。她出資打造了這座百年保險櫃，安放在博覽會現場。遊客可以駐足窺探，甚至翻閱《1876年偉大美國人民相簿》，裡面有第44屆國會所有議員的照片——那是1969年之前種族最多元的一屆國會。花5美元，普通人也能在“公民簽名冊”上留名，留給後世。歷史學家尼克·亞布隆在《當下的回憶》中認為，戴姆讓時間膠囊走向了平民化。有評論家嘲諷：“很少有機會能以這麼便宜的代價名留青史。”戴姆規定，百年保險櫃應由美國總統在1976年建國200周年當天開啟。但她那個時代的總統拉瑟福德·B·海斯，在1876年有爭議的選舉中上台，卻缺席了保險櫃的封存儀式。這不是個好兆頭。施萊辛格說，1876年百年慶典不怎麼樣，但比1926年好得多。1924年美國通過《移民法》幾乎關閉邊境，兩年後迎來150周年慶典，主辦方試圖稱之為“Sesqui！”，但效仿百年博覽會在費城再辦世博會的計畫，1925年才倉促啟動，許多規劃包括復刻1776年費城城景都未能建成，很大一部分撥款被騙子侵吞。最終博覽會規模縮水、乏善可陳，參觀人數慘淡，淪為商業與政治雙重失敗。150周年慶典也未能擺脫爭議。主辦方批准三K黨在博覽會舉辦集會後，費城黑人、猶太人與天主教社區聯合抗議，許可最終被撤銷。但同年9月，一萬五千名頭戴兜帽的三K黨成員沿華盛頓賓夕法尼亞大道遊行，彰顯本土主義、白人至上、反天主教與反猶主義的勢力。惠特曼曾希望在百年慶典上朗誦，他為1876年修改《民主遠景》，暢想1976年：“在第二個百年到來前，將有四五十個偉大的國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和古巴。太平洋將屬於我們，大西洋也大半屬於我們。”他還寫了一首《博覽會之歌》。但他被認為過於激進，無緣登台。1926年，蘭斯頓·休斯寫下《我也歌唱美國》，同樣因激進被150周年慶典拒之門外。林登·約翰遜希望200周年慶典能助力實現“偉大社會”的承諾。1965年，《投票權法》與取消1924年限制的《移民法》通過，國家人文基金會成立，旨在闡明人文學科對健康民主的重要意義。1966年7月4日，約翰遜簽署法案，成立美國革命200周年委員會。他的計畫是利用慶典向城市撥款，開展200周年主題公共服務、社會項目與城市更新。正如學者M.J.賴姆扎-帕沃夫斯卡所言，委員會的任務與歷史本身關係不大，而是著眼未來。但1968年尼克森勝選後，委員會的宏偉計畫幾乎全部夭折。次年，尼克鬆解散約翰遜的委員會，另立由競選捐贈者與支持者組成的純黨派委員會，宗旨是歌頌美國偉大。（約翰遜委員會成員在尼克森當選後提交辭呈，這本是例行公事，通常會被駁回，但尼克森悉數接受。）舉辦世博會的計畫很快宣告不可能。《紐約時報》建築評論家1970年發問：“華麗、鋪張、科技化的展示是否已經過時？對於一個飽受社會、種族與環境痛苦的國家，世博會式的200周年慶典合適嗎？”1971年7月3日，尼克森在國家檔案館發表演講，正式開啟200周年時代，重新定義為慶祝美國“開放邊境、開放心靈、開放思想”。同年夏天，民主黨全國大會發言人指控他試圖“偷走”200周年慶典。他的委員會悄悄放棄國際博覽會，轉而以“1776遺產”為旗號，用美國企業私人資金慶祝美國歷史，範圍從獨立戰爭擴大到整個美國過往。委員會又提出在50個州建造200周年公園，計畫也最終流產。正如歷史學家馬克·斯坦在《200周年：70年代的革命史》中所述，對慶典的不滿在費城達到頂峰。市長弗蘭克·裡佐以支援尼克森連任為交換，換取讓費城而非波士頓舉辦國際博覽會的承諾，這意味著要拆除黑人社區的住宅。費城黑人社區發起極為成功的反抗，舉辦“反200周年集會”等活動，示威者舉著“200周年是統治階級的騙局”“200周年是種族主義豬狗的陰謀”等標語。1971年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二的費城人完全反對這場慶典。公眾對委員會的不滿日益加劇，頗具號召力的新左翼人士傑裡米·里夫金指控委員會“白宮及官員從政治、意識形態與商業上剝削慶典”，並於1971年創立人民200周年委員會。次年，正是該委員會向《華盛頓郵報》洩露檔案，證明委員會與共和黨勾結，其中一份備忘錄稱200周年是“尼克森、政黨與政府實現國家與世界團結復興的最大機遇”。《郵報》隨後刊發系列報導，開篇即為《盛大生日鬧劇》。國會黑人核心小組稱慶典是“對美國人民的欺詐”，傑西·傑克遜呼籲民眾抵制。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治·麥戈文指控尼克森委員會“秘密策劃一場造勢與虛假愛國的200周年慶典，只為尼克森連任、籌集共和黨競選資金、為尼克森的盟友謀取商業利益”。1972年國會調查揭示了國家分裂的激烈程度。美國印第安運動活動家拉塞爾·米恩斯在參議院聲明中說，200周年“不應是對過去的慶祝……沒有美國人能真正慶祝……桑德河、沃希塔河、傷膝河的慘案”，也不應慶祝當下，“誰能慶祝如此多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與阿留申人面臨的失業、健康惡劣與住房匱乏？”他呼籲慶祝“一個新的開始”。但慶典的聲勢仍在飛速倒向過去。1973年，波士頓重演波士頓傾茶事件，遭到原住民、反戰越戰老兵、舉著“同性戀美國革命”橫幅的遊行者、以及呼籲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的女權主義者抗議。費城同性戀突襲隊領袖將自己銬在獨立廳自由鐘旁的欄杆上。水門事件後，委員會解散，國會將其撤銷。但尼克森下台前，國會成立新的無黨派機構——11人組成的美國革命200周年管理局，任命前海軍部長約翰·沃納為局長。這一轉變實際上讓聯邦政府退出主導，慶典成為所謂“自助式200周年”，而這正是人民200周年委員會一直呼籲的方向。尼克森說：“200周年不會由華盛頓憑空創造、由政府印刷廠一式三份印製、由郵政局寄給你、再存入你的私人圖書館。相反，我們要引發成千上萬場民間慶祝活動的連鎖反應。”管理局的主要任務是認定“200周年社區”、記錄各地活動、製作日曆與活動清單向公眾公佈。《紐約時報》報導，活動包括南加州的方形舞大會、新墨西哥州的沙狐球比賽、從夏威夷到塔希提的獨木舟遠航。威斯康星一位市長說：“上榜不難，成為200周年社區也不難，只要申請就行。”但正是這種從華盛頓下放至全國的轉變——出於尼克森政治勢力削弱的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200周年慶典：放棄國家主導，將規劃交給各州，尤其是城鎮，變成“家鄉的事”。1974年就職的沃納說：“200周年的成功，取決於參與者的數量，而非旁觀者。”沃納不僅編排活動，還統計活動，發行月報《200周年時報》，記錄並宣傳全美各地的活動，大多以藝術文化形式呈現。據統計，包括“1000部戲劇、100部大型管絃樂作品、300部歌劇與數百部芭蕾舞劇”。僅1974至1976年，國家藝術基金會就向1600個項目發放近4000萬美元撥款，國家人文基金會也持續資助。新體制推動了對美國歷史、公民教育與公民社會的巨額投入。據不同估算，1970至1980年200周年十年間，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方與州歷史遺址、故居、公園與博物館，要麼新建，要麼獲得聯邦大額資助。（諷刺的是，如今這些項目大多因資金短缺與意識形態壓力被拆除。）聯邦政府還資助全國超十萬個項目，依靠原始打孔卡電腦記錄各地動態並向全國公開。對200周年慶典而言，最好的事或許就是尼克森辭職。《華盛頓郵報》報導，“水門事件陰霾散去”，讓慶典“突然迎來全新、更愉快的面貌”。紀念品氾濫成災：200周年啤酒杯、餐具、玻璃器皿、餐墊、鹽罐；迷你玻璃自由鐘；愛國悠悠球與沙漏；200周年咖啡粉與咖啡壺；紅藍藍莓冰淇淋；200周年芭比娃娃配白色蕾絲軟帽、紅色蓬裙、藍色胸衣與白色襯褲。人們可以辦理200周年汽車貸款，給新車裝上200周年車牌。餐廳裡，餐盤墊印著《獨立宣言》復刻版，咖啡配200周年糖包，印著美國總統簡介，七喜推出16盎司紀念瓶。還有印著保羅·裡維爾騎馬剪影的200周年擦手巾。家樂氏舉辦200周年比賽，參賽者可獲紅白藍風箏。金寶湯罐頭推出殖民地風格兒童娃娃促銷。楓葉糖漿裝進特製200周年小瓶。甚至還有200周年避孕套、衛生巾、衛生紙。歷史學家傑西·萊米施寫道：“沒人想要這種二百周年紀念的垃圾，也沒人為此負責。”但慶典也充滿荒誕的樂趣與有意義的慶祝：獨木舟賽、化裝舞會、自行車賽、遊戲攤位、民俗節、帕瓦儀式。學生們把消防栓塗成紅白藍，製作愛國風格的流蘇花盆、隔熱墊，還有陶土華盛頓頭像。雜貨店能買到玩具滑膛槍。人們可以觀看高桅帆船、參觀自由火車、馬車車隊。電視上，CBS播出《200周年時刻》，講述兩百年前的新聞，有點像微醺版《醉歷史》。《校園搖滾》一定程度上也是200周年項目。約翰·丹佛在公益廣告中說，慶典的全部意義是讓美國人更多參與政府。《紐約時報》報導：“無論好壞，200周年已經開始，政府內外普遍認為，這是一場屬於人民的慶祝。”1974年底，國家公園管理局為拍攝紀錄片《生日派對》，採訪來自全國各地的遊客與公園護林員。質疑聲不少。白宮外一位中年白人遊客說：“現在，我們沒什麼值得慶祝的。”一位戴著紅皮帽、飛行員墨鏡的黑人說：“我覺得很多人會被排除在外。”一位年輕女性質疑：“我們是否堅守了自由、自主、正義、平等的理念與原則？”但也有許多真誠的聲音。一位護林員說：“沒人能給出200周年在美國意味著什麼的標準答案。”這句話幾乎概括了一切。慶典並不完美。吉爾·斯科特-赫倫在《200周年藍調》中唱道：“美國陷入憂鬱。這是個‘消費周年’：買車、買旗、買地圖……這是個半吊子的年份。”但它並非一無是處。那座1876年的百年鑄鐵保險櫃，幾乎被所有人遺忘，直到1971年佛羅里達州蓋恩斯維爾一位男子讀到報紙文章《史密森學會找不到百年保險櫃鑰匙》。他才意識到，鑰匙就在自己手裡——1932年姑婆艾瑪去世時留給他的。他向國會施壓才引起關注，最終保險櫃在200周年前夕被運到雕像廳。1976年初，新一屆國會開幕，政客們蜂擁而至觀看開啟外層鐵門，鑰匙卻打不開。最後國會工作人員只好雇鎖匠強行撬開。《華盛頓郵報》報導：“1876年鐵盒引來圍觀”，佛羅里達民主黨議員克勞德·佩珀說：“我聽說要拍照，自然想和20周年有關的一切沾邊。”當年7月，為隆重開啟內層玻璃門，福特被幕僚說服必須出席。演講稿撰寫人緊扣寓意。當天，總統走向保險櫃，簡短致詞：“沒有任何保險櫃能裝下人民的希望、活力與能力。我們真正的國家寶藏，不必鎖在保險櫃或金庫中。美國的財富不在於物質，而在於我們偉大的遺產、自由與對自身的信念。”好吧，這算不上《葛底斯堡演說》，但也不算差。“當我們看向保險櫃內部，也讓我們審視自己……讓我們放眼自身之外，關注家庭、朋友、社區、國家的需求，以及我們的道德與精神意識。”他打開保險櫃門。天鵝絨內襯裡的東西大多無聊透頂：禁酒小冊子、有名人簽名與照片的書籍（大多早已被人遺忘），還有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的墨水瓶。1976年7月4日當天，ABC新聞在200周年中心直播，地面是紅白條紋。哈里·雷斯納身著淺藍西裝、白襯衫、大紅領帶，坐在鑲藍星的桌後說：“這次200周年的情況是，十幾年爭論反覆，我們從未定下一場統一的國家盛大慶典。或許這是件好事，因為填補空白的，是全國各地無數特別的活動。”報導中，記者從全美各地發回消息：五十萬人聚集在聖路易斯拱門之下聆聽美國音樂；瑪麗安·安德森在獨立廳外朗讀《獨立宣言》，拉開近六小時遊行序幕；史密森民俗節在國家廣場展出手工藝品；人民200周年委員會在林肯紀念堂抗議“大企業”；美國人在紐約炮台公園慶祝移民對美國的貢獻。當晚，在白宮陽台，傑拉爾德與貝蒂·福特不可避免地身著紅白藍服裝，觀看華盛頓紀念碑上空的煙花。福特後來說：“世界歷史上，很少有如此多人自發走上街頭，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國家的傷口已經癒合。”但願如此。今年2026年7月4日，建國250周年，樂觀卻徒勞的國會計畫埋下一座時間膠囊，由2276年建國500周年的總統開啟——一座500周年保險櫃。那時還會有總統嗎？還會有美國嗎？地球還適合居住嗎？1976年的人顯然沒人想到2026年會舉辦慶典，我在200周年檔案中從未找到任何提及250周年的記錄。但當時有人提議，國會委員會應挑選一些物品鎖進百年保險櫃，待2076年300周年再開啟。這項任務後來被遺忘。儘管如此，全美國各地民眾都埋下了自己的時間膠囊。特拉華州威爾明頓、阿肯色州蒙蒂塞洛、紐澤西州辛納明森、南達科他州布魯金斯、威斯康星州沃索等城鎮都埋下膠囊。馬薩諸塞州桑威奇鎮打開了1884年埋下的膠囊。雷諾茲金屬公司出售百磅鋁盒，送給全美各州與領地。在內布拉斯加州，一位68歲五金店老闆——店裡賣“除了雨水之外農民需要的一切”——埋下一輛1975年雪佛蘭轎車、川崎摩托車、鐵氟龍煎鍋、帶拉鏈與花紋的聚酯布料、比基尼內褲與一件繡黃花的水藍色男士休閒套裝，他還諮詢了當地殯葬師設計墓穴。時間膠囊通常都很失敗，以重翻舊帳作為黨派政治鬥爭手段也同樣如此。但我願意相信，那件時髦的水藍色套裝仍埋在內布拉斯加州某處，黃花漸漸褪色。願它長久安息。朗費羅曾寫道，筆尖蘸進後來被鎖進百年保險櫃的墨水瓶：“藝術永恆，時光飛逝。”詩人當時正哀悼妻子離世，試圖尋找平靜、決心與勇氣。他決定不再回望：“讓逝去的過去埋葬它的逝者。”♦ (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