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能打敗川普的是24小時後的川普。他在對華關稅上，說法又變了。他的最新表態是：美國對中國的關稅將由當前145%的水平“大幅”下降，關稅也不會降到零。中國將對最終的關稅稅率非常滿意。這是川普最近第二次對中美關稅議題鬆口，此前他曾表示，雙方可能在1個月左右的時間裡達成協議。川普還有第二個“認慫”的表態。台北時間昨夜今晨，他還表示：他“無意”在明年鮑爾任期結束前解僱他。川普是，自己壓根無意解僱鮑爾，都是媒體在炒作。“一點也不。從來沒有。媒體總是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受上述消息的影響，美國三大股指都出現了大幅反彈，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大漲了2.7%。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大漲了3.69%。大宗商品市場普漲，只有黃金、白銀等貴金屬出現了下跌。美元指數有所反彈，重回到了99點上方。那麼，川普為何要改口、認慫？主要是以下幾個原因：第一，他的民調支援率顯著下滑。路透社/益普索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川普的支援率跌至他重返白宮以來的最低水平。目前僅有約42%的受訪者認可他的表現，低於三周前的43%，也低於1月20日就職典禮時的47%。約59%的受訪者表示，美國正在喪失其在全球舞台上的信譽。還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老特不應該謀求第三任期。第二，最近美元、美股、美債持續下跌，他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和金主的壓力。川普第一次當選之前，曾有過一句名言：“如果有某天道瓊斯指數單日狂跌超過1000點，總統就應該被裝進加農炮裡，以極快的速度被射向太陽。不能找任何藉口！”在最近一段時間裡，川普應該被發射好幾次了。他當年最痛恨的現象，被他加倍製造了出來。最近黃金和歐元的暴漲，就是他政策太簡單、粗暴，美元信用嚴重受傷的標誌。《老子》有句名言——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思是說，治理大國要非常小心謹慎，就像烹煮小海鮮一樣，如果大火猛炒容易碎掉。川普已經不是“大火猛炒”，而是公牛闖入了瓷器店，弄得一地碎片了。美國目前仍是實力最強、消費力最強的國家，但如果不跟中國、歐盟等重要經濟體合作好，而是想掀桌子，在搞亂世界的同時肯定會搞亂自己。川普目前的頭腦，肯定比兩周前清醒了很多。受上述消息的影響，今天A股開盤之後，此前漲幅較大的、脫鉤斷鏈或避險概念股紛紛下跌，比如種業、黃金、新凱來概念（晶片）等，都有所調整。但新的“脫鉤斷鏈概念，比如跨境支付、數字貨幣等，仍然是上漲的。這是什麼原因？可以看看我昨天的文章，我們正在力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我曾在文章裡建議，通過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鼓勵大家使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減少美元結算。如果這一招能出來，效果肯定不錯。順便再強調一下：把某國踢出SWIFT系統，是美國金融戰的最大一招。如果對中國這樣幹，影響肯定比較大，但中國的抗壓性也是有史以來最強的。中國製造佔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很多產品甚至佔了一半以上到70%，比如鋼鐵就佔了全球一半，造船新訂單佔了全球70%。如果禁止中國使用SWIFT系統跨境支付，大家會轉而使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或者英國打造的使用英鎊、歐元的CHAPS系統，或者法國、德國、英國聯合打造的INSTEX系統。上述三大系統之所以會誕生，就是要防美國長臂管轄的。第二貿易大國（美國16.1%）想封殺第一貿易大國（中國18.8%），這個恐怕有點難吧。搞不好，最後把SWIFT系統的壟斷地位打破了，美元手裡反而少了一張王牌。王牌最大的威懾力，就是沒有打出來的時候；打出來了，神秘感就沒有了。據說，川普在關稅談判時有一個強烈的愛好：對於比較重要的國家，他希望自己親自談，而不放權給下面的人。美日談判的時候，他就突然出現在了談判現場，讓日本官員愕然。中國是頭號談判對象，他也希望自己直接來。但國際慣例是，當分歧比較大的時候，一定是先搞部長級談判，然後副總等級的，最後是元首級。中美未來會採用那種方式，什麼時候進入比較實質性的談判狀態，還不確定。主要原因是，老特情緒波動性太大，讓別人不太敢信任他。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希望跟中國達成協議，結束現在風高浪急，天天坐在火山口上的日子。他的短板是時間，明年11月要中期選舉，他不能輸。如果中美遲遲不能達成協議，每年近7000億美元的貿易沒有了，美國的通膨會到什麼程度，是很難說的。美國的農民、能源業者，也會失去飯碗，到時候肯定不會支援共和黨。如果輸掉了中期選舉，老特第二任期的後兩年將很難辦成什麼大事，還可能不斷被彈劾。至於修改法律、搞第三任期，更是想都別想。等他離開白宮的時候，還能不能回海湖莊園養老都很難說，至少幾十個官司在等著他。仍然堅持之前的判斷：中美最終會達成新一輪貿易協議，而且耗時不會超過達成第一輪協議的20個月（2018年4月-2019年12月）。但這中間會有不少波折，給投資者帶來風險。4月30日之前，中國會有重要會議，官宣一批新政策。今天上證指數高開低走，到我發稿時微跌。 (劉曉博說財經)

川普總統徵收的新一輪關稅讓全球經濟面臨崩潰風險，結果不僅是世界貿易和投資暴跌，還有美國軍費開支飆升。川普總統的新一輪對等關稅和基準關稅將加劇貿易緊張局勢，降低投資，衝擊市場定價，扭曲貿易流動，擾亂供應鏈，並削弱消費者、企業和投資者的信心。這無疑將損害全球經濟的前景。隨著經濟衰退的擔憂加劇以及美國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華爾街兩天就損失超過6兆美元，但這一切只是未來危機的序幕。除中國外，歐洲、日本、韓國、印度、巴西等大型貿易經濟體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都已做好準備，應對川普的關稅舉措。川普新一輪關稅措施實施前幾天，中國宣佈其商務部長已與美國在亞洲的兩個盟友——日本和韓國——就針對川普關稅的共同應對措施達成一致。日本和韓國方面認為，這一聲明言過其實。然而，前總統尹錫悅遭彈劾之後，分裂的韓國必須在解決憲法危機的同時應對貿易戰，而日本首相石破茂則將其稱為“國家危機”。在南亞和東南亞、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應對自然災害和外部不穩定因素的發展中經濟體也成為川普關稅措施的目標。隨著華盛頓將貿易和國防政策脫鉤，它打開了多維結盟的潘多拉魔盒。▲美國的貿易：盟友及其他。（資料來源：美國進口，聯合國；貿易逆差，美國經濟分析局；互惠關稅，白宮；關鍵商品，聯合國）“國家安全”成為全球分裂的藉口表面上看，川普的對等關稅顯示，當代美國面臨的最大威脅是聖皮耶與密克隆群島、萊索托和柬埔寨，前者是靠近加拿大的法國小島，後兩個國家是分別位於非洲及東南亞的貧窮開發中國家。新的國際關稅表面上是基於“國家安全”制定的，實際上它們將滋生出新的動盪和不確定性。過去，美國的軍事盟友就是貿易夥伴，反之亦然。如今它的軍事盟友成了貿易對手。過去，降低關稅就可以解決分歧，今天情況正好相反。新的保護主義令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和對等關稅。這些政策與強硬的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大規模軍事重整相伴而生，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以及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因此，軍事層面在最近的全球化/去全球化調查中基本上被忽視頗讓人感到奇怪。1945年，美國幾乎佔全球經濟總量的一半。它是世界製造業巨頭，也是最大的債務國。美元壟斷了跨境交易。如今，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份額已減半。它是世界上去工業化的大國，也是最大的借款國。美元在全球交易中的主導地位很可能也已減半。然而，軍事力量完全是另一回事。拜登政府暗中運用的正是這種力量，而川普政府喜歡公開炫耀。白宮試圖按照自己的想法塑造這個世界，也正是有計畫地利用了這種野蠻的軍事優勢。軍事全球化全球經濟一體化通常以世界貿易和投資衡量。由於川普政府的對等關稅和基準關稅政策，2017年以來這兩個領域的資料都大幅下滑。諷刺的是，當時世界經濟原本有望復甦，但由於新的保護主義, 復甦良機被錯失，直到今天。儘管沒有標準數字，但和本應“結束所有戰爭”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冷戰結束後，軍事開支和出口反而經歷了兩次大增長。經過20世紀90 年代的短暫平靜，美國領導的後“911”戰爭讓軍事支出在21世紀不斷加大。這些戰爭使國防開支差不多翻了一番，僅美國就花費超過8兆美元，並導致目標國家近100萬人死亡。歐巴馬時代之後，川普1.0開啟了又一個軍事擴張時期，拜登時期軍事擴張急劇升級。在此過程中，全球軍費開支在2024年攀升至2.4兆美元，而2023年6.8%的增幅為2009年以來之最。目前，全球軍費開支已達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記錄到的最高水平。全球軍費開支增長主要歸因於在烏克蘭和俄羅斯發生的代理人戰爭，這些戰爭尤其得到美國的武裝和資助。另外，美國十多年前將軍事重心轉向亞太地區後，該地區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也在不斷升級。▲世界軍費開支。（來源：SIPRI；單位：10億美元）美國的軍事優勢川普1.0時期，世界貿易佔全球GDP的比重回落至15年前水平。由於對等和基準關稅的實施，這種暴跌可能更加嚴重，也更加致命。世界投資也出現了類似的趨勢。川普1.0時期，外資流入佔GDP的比重在2020年降到了30年前的水平。相比之下，軍費開支卻完全沒有反映這種趨勢，反而在不斷飆升。2023年，美國軍費開支達到9160億美元。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大軍費支出國，其軍費撥款是排名第二的中國的3.1倍。由於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2倍，實際差距更大。按人均計算，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12倍。在《2025年優先預防事項調查》中，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政策制定專家從美國利益的角度追蹤重點衝突。然而，這些衝突中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要麼是因為美國冷戰後數十年來的軍事開支、武器轉讓、“顧問”和秘密行動，要麼是因為這些因素的存在而加劇。▲來源：CFR，作者誰是美國軍事全球化的受益者？2015-19年至2020-24年期間，美國武器出口增長了21%。與此同時，美國在全球武器出口中的份額從35%上升至43%，幾乎相當於排在其後八個最大出口國的總和。2020-24年，美國向107個國家提供了主要武器。美國對歐洲國家的武器出口增長了兩倍多（+233%）。2020-24年，亞洲和大洋洲的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台灣地區等佔美國武器出口的28%。美國的軍事主導地位為美國幾家大型國防承包商帶來了暴利。從烏克蘭的代理人戰爭到加薩和中東地區的戰爭，從撒哈拉以南非洲到亞洲的新衝突地區，這些軍工巨頭一直是最大受益者。從股價走勢看，這些國防巨頭攫取了巨額利潤，尤其是過去五年。▲美國大型軍工企業：股價十年飆升。（來源：Tradingeconomics；作者，2025年4月6日）從實際目的看，亞太地區正在開展的重整軍備行動是為了遏制中國，甚至不惜犧牲亞洲經濟發展——亞洲目前佔全球增長預期的60%以上。美國的軍事優勢地位以及非法的對等和基準關稅有可能在未來數年損害全球經濟前景，尤其在未來數十年損害發展中經濟體和大型新興經濟體，進而擾亂全球經濟增長。我們正處於1933年以來最危險的時刻。 (中美聚焦)

美債的主要持有國包括日本、中國、英國、盧森堡、開曼群島、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和愛爾蘭等。這些國家的增減持行為對全球金融市場具有重要影響。美國國債主要持有國（截至2025年1月）日本一直是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持有量超過1兆美元，目前保持首位。中國是第二大美債持有國，持有量約為7608億美元。中國在過去幾年中持續減持美債，從2011年的峰值1.3兆美元降至當前水平，降幅超過42%。中國雖然持續減持美債，但仍然是第二大持有國，顯示出其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影響力。英國的美債持有量持續增加，持倉規模達到7402億美元，接近中國的水平。盧森堡和開曼群島的美債持有量也顯著增加，分別為4099億美元和4044億美元。這些國家可能作為其他投資者的中介，持有美債。其他主要持有國包括比利時、加拿大、法國和愛爾蘭，美債持有量也在3000億美元以上。美債的主要持有國的增減持行為對美元匯率和美債收益率有顯著影響，進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中國和日本在過去幾年中持續減持美債，反映出對美元霸權和美國政策的擔憂。英國、盧森堡和開曼群島的美債持有量持續增加，可能是因為這些國家作為金融中心，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 (投研驛站riskon)

美國通過美元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用紙換物”的經濟特權。這一現象被稱為“美元霸權下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但其複雜性和爭議性往往被國際金融體系的表面平衡所掩蓋。以下是這一機制的核心邏輯及其背後的隱性成本：一、美元霸權的運行機制1. 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國際交易媒介：全球約60%的國際貿易以美元結算，石油、黃金等大宗商品長期以美元定價。-儲備資產依賴：各國央行外匯儲備中美元佔比約59%（2023年資料），需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資產持有美元。-金融體系中心：全球資本流動以美元為紐帶，聯準會政策直接影響全球流動性。2. “用紙換物”的循環-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美國通過進口商品向世界輸出美元，形成巨額經常帳戶逆差。-美元回流機制：其他國家通過購買美債、美股或直接投資將美元回流美國金融市場，形成金融帳戶順差。-低成本融資：美國以極低利率發行國債（全球對美元資產的剛性需求），為政府赤字和消費提供資金。二、美國如何“隱性收割”全球利益1. 直接經濟收益-通膨輸出與債務稀釋：美元超發導致全球通膨，但美國外債以美元計價，實際債務負擔被稀釋。-企業利潤壟斷：蘋果、微軟等跨國企業利用美元定價權、智慧財產權和全球產業鏈，賺取超額利潤。-金融市場收益：華爾街通過全球資本流動（如美元加息引發的資本回流）賺取套利收益。2. 地緣政治權力-制裁工具：SWIFT系統、美元清算網路成為美國實施單邊制裁的武器（如對伊朗、俄羅斯）。-規則制定權：IMF和世界銀行的“華盛頓共識”推動美元主導的全球經濟秩序。-3. 社會成本轉嫁-廉價商品輸入：美國消費者享受中國、東南亞生產的低價商品，延緩本土通膨壓力。-環境與資源轉移：美國通過進口轉移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維持本國環境質量。三、美國為何“絕口不提”？1. 話語權塑造-學術與媒體敘事：主流經濟學將美元霸權視為“自然市場選擇”，淡化其制度性特權。-危機轉嫁敘事：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將問題歸咎於“全球失衡”，而非自身貨幣政策。2. 利益集團的默契-華爾街與政界的繫結：金融資本通過政治游遊說維持美元特權（如反對加強資本管制）。-跨國公司受益：科技、能源巨頭依賴美元全球化擴張，反對挑戰現有體系。3. 國際體系的路徑依賴-無替代選項：歐元、人民幣尚未形成全面挑戰能力，其他國家被迫“用美元反美元”。-安全資產稀缺：美債被視為唯一兼具高流動性、低風險的資產，形成剛性依賴。四、隱性代價與全球反彈1. 對美國的反噬-產業空心化：製造業外流導致鐵鏽地帶失業問題，加劇社會分裂。-金融泡沫風險：過度依賴資本市場，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如美股市值/GDP比率畸高）。2. 對全球的負面影響-開發中國家資源流失：出口原材料換取美元，再購買低收益美債，陷入“斯蒂格利茨怪圈”。-匯率操縱壓力：各國為維持出口競爭力被迫干預匯市，犧牲貨幣政策獨立性（如亞洲金融危機）。3. 去美元化的萌芽-多元貨幣倡議：金磚國家推動本幣結算、中國與沙烏地阿拉伯石油人民幣交易、歐盟增強歐元清算系統。-數字貨幣挑戰：加密貨幣（如比特幣）和央行數字貨幣（CBDC）試圖繞開美元體系。五、總結：特權與危機的雙重性美國“用紙換物”的本質是“通過貨幣霸權將國內經濟成本全球化”，但這並非毫無代價：-短期：美國享受低成本消費、融資便利和地緣影響力。-長期：美元信用透支可能引發“特裡芬難題”重現——為滿足全球美元需求而持續擴大的逆差，最終動搖對美元的信心。當前，局部地區衝突加速了“武器化美元”的反噬，多極貨幣秩序的雛形已現。美國的沉默，既是維護既得利益的需要，也暗含對體系脆弱性的擔憂。這一特權能否持續，將取決於全球經濟權力格局的重構速度。 (用知識來投資)

在 1980 年代末，美國面臨雙重赤字（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飆升、“雷根經濟學”透支等問題。在美國國內和國際社會興起新一輪的“美國衰退論”，這被認為是第五波衰退論。1988年，在耶魯大學任教的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出版了一本書《大國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對近代以來各主要強權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消長所做的系統分析，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並被視為當時“美國衰落論”再次走向高潮的重要催化劑。在書中，甘迺迪提出一個關鍵論點：歷史上的強國往往會由於“帝國過度延伸”而導致經濟負擔加劇，進而陷入相對衰退。他認為，當一個國家將大量資源投入到龐大的軍事和全球性義務時，就難以保證對本國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的充分投資。這樣一來，該國的生產率、競爭力與整體國力都可能受到影響；外部擴張越多，反而越不易維持經濟動能，從而為新崛起的大國讓出空間。甘迺迪的觀點與當時社會對於美國國力下滑的種種擔憂正好契合，因此在輿論界和學術界都引發巨大反響，成為當時“衰落論”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在這種背景下，1988年12月，山繆·杭亭頓發表了一篇文章《美國——衰落還是復興？》 （The U.S.—Decline or Renewal?）。文章討論了“美國衰落論”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多次出現，並審視了美國究竟是走向衰落，還是不斷重獲新生。山繆·P·杭亭頓（1927-2008）是20世紀後半葉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學者之一。他長期任教哈佛大學，主要研究比較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著作涉及政治發展、軍事與文官關係及文明衝突等領域。其代表作包括《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浪潮》。杭亭頓深刻剖析了冷戰後國際體系的演變、西方民主面臨的挑戰，並對美國政治文化與社會認同提出重要見解，學術影響深遠。杭亭頓這篇雄文的主要觀點有：1、“衰落論”的周期性杭亭頓指出，自 1950 年代起，美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經歷一波“衰落論”浪潮。無論是蘇聯的火箭與衛星、OPEC 的石油禁運、還是 1980 年代初日本經濟實力的崛起，都曾被視為美國走向衰退的預兆。但他認為這些“衰落”預期往往被事實所修正，美國社會似乎能夠不斷調整和再生。2、經濟實力與“帝國過度延伸”之爭當時學界和媒體流行一種“帝國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說法，認定美國對外軍事承諾和國防開支擠佔了投資與儲蓄，導致經濟下行。杭亭頓反駁稱，美國軍費佔 GDP 的比重只有 6%-7%，相比蘇聯更低，大量消費支出才是壓縮投資的主要原因。換言之，他並不認為“軍事開支過大”是美國衰落的根本動因。3、“衰落”與“復興”的交替杭亭頓認為，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體制自帶高度競爭性、流動性和移民吸納能力，這些特徵使美國能夠一再“自我更新”。他強調，美國多元化的實力來源（人口、資源、經濟、科技、軍力、外交聯盟等），以及美國在地理位置、意識形態吸引力和對外關係網路方面的結構性優勢，令其依舊具備全球領導的條件。4、對未來的幾種預測1）杭亭頓認為蘇聯雖然在軍事和資源上仍有體量，但其經濟和外交已趨弱，不大可能取代美國地位。2）日本當時被廣泛視為有可能趕超美國，但杭亭頓預測日本缺乏足夠的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實力和意識形態號召力，不會成為真正的“超級大國”。3）最有可能在未來挑戰美國地位的，他認為是一個真正政治統一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如果歐洲能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實現深度整合，那麼有機會成為 21 世紀的主導力量。4）對於美國國內的高赤字、低儲蓄率等問題，杭亭頓承認其將帶來長期影響，但他相信美國最終會通過政策調整來“癒合這道傷口”。今天回頭去看，杭亭頓預測比較準確的有：1、“日本挑戰”並未徹底顛覆美國領導地位文章寫就之時，全球普遍擔憂日本可能取代美國成為新的經濟霸主。杭亭頓卻認為日本在意識形態吸引力、軍事與外交網路、資源稟賦等關鍵指標上都難以匹敵美國。回頭看，20 世紀 90 年代初日本經濟泡沫破裂後陷入“失去的十年”，而美國則在網際網路熱潮中保持科技和經濟的領先。這部分判斷基本符合歷史演進：日本並沒有成為二十世紀末的“超級大國”。2、蘇聯衰落文中指出蘇聯的競爭力主要來自軍力，在經濟和意識形態方面已顯疲態。事實證明，蘇聯很快在 1991 年解體，正如杭亭頓所言，它並未能憑藉軍事優勢扭轉整體衰退。這一點也被後來歷史所印證。3、美國多元化優勢和再生能力杭亭頓強調，美國的制度、社會和文化有強大的移民與創新驅動力，能在多重衝擊中實現復興。此後美國確實在 1990 年代的科技熱潮和 21 世紀的網際網路、巨量資料、人工智慧等領域保持創新活力。縱然經歷了 2008 年金融危機、疫情衝擊、產業轉移等多種挑戰，美國依然保持了相當高的全球經濟和科技影響力。這一論述基本經受住了時間檢驗。4、赤字與消費型經濟的風險依然存在杭亭頓指出，巨額預算與貿易赤字會給美國帶來長期壓力，但這並不會立即使美國徹底衰落，而是會成為一種“帶著傷口前行”的狀態。回看過去幾十年，美國的聯邦債務和貿易赤字確實越滾越大，但經濟總量也在持續擴大，並未因赤字問題而迅速陷入衰落。美國的國際金融和貨幣地位（尤其是美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赤字的危機。這與他的觀點相符。杭亭頓預測錯誤或未能預料到的有：1、對中國崛起的關注不足文章提到的主角是美國、蘇聯、日本和一個潛在統一的歐洲。但杭亭頓並未充分預見到中國改革開放後三十年超高速經濟增長，以及中國在全球產業鏈、科技、基礎設施等方面的迅猛提升。21 世紀初以來，中國迅速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產業、科技、外交、軍力等層面全方位增強影響力。文章對中國的角色幾乎一筆帶過，難以看出中國後來對國際體系的重大衝擊。2、歐盟（歐洲共同體）雖壯大，但並未成為如文章所設想的“可挑戰美國的統一政治實體”杭亭頓猜測，如果歐共體/歐盟能形成政治、軍事、經濟的完全一體化，那麼歐洲會有潛力成為 21 世紀的全球領導力量。然而現實是，歐盟的確強化了共同市場、歐元區等經濟層面一體化，但在對外政策、軍事、財政和難民危機等關鍵問題上仍然缺乏統一步調。歐盟整體實力不可小覷，但尚未展現出如美國般的“單一主體”式全球領導力，也未在地緣政治上形成可與美國同等抗衡的單極中心。3、對“帝國過度延伸”與全球軍事干預成本的低估雖然杭亭頓批評了“帝國過度延伸”理論，但 9·11 之後，美國深度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長期駐軍和海外反恐行動也讓美國在軍事投入和外部消耗上付出很大代價，引發國內政治分裂和對外戰略焦慮。杭亭頓當年主要強調美國軍事開支只佔 GDP 的 6%-7%，並不構成“過度”。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大規模、長期的海外軍事介入不只是軍費數字，還包括戰略重心、外交資源和國內輿論等方面的巨大成本。對美國國內民意和政治氛圍的影響，也比他當時所論更為複雜和深遠。4、美國內部的社會、政治撕裂文章對美國制度彈性的判斷整體無誤，但杭亭頓對美國內部政治極化、社會分化等趨勢的嚴重性並未有太多著墨。21 世紀以來，美國經歷了兩極化的政治生態、“川普主義”興起、種族與移民爭議、民粹主義等衝擊。雖然還沒有導致美國“衰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的“制度號召力”和全球形象。這方面他並未充分預見。當時，杭亭頓全面看好美國是在走向復興，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不存在一個可能替代或挑戰美國的霸權。這一次，美國是衰退還是復興呢？以下是杭亭頓文章全文。美國——衰落還是復興？山繆·P·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 發表於 1988 年 12 月 1 日文中引用的照片說明：1981 年 7 月，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在華盛頓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圖片來自白宮攝影收藏/維基媒體（White House Photographic Collection / Wikimedia Commons）I在 1988 年，美國迎來了自 1950 年代以來的第五次“衰落論（declinism）”高潮。其根源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初期的政治經濟學文獻，這些研究分析了美國經濟霸權的削弱，並嘗試探討其消失可能帶來的後果。隨後，這些主題又被更通俗和更具政策導向的作品所吸收，而美國的預算赤字和貿易赤字，再加上 1987 年 10 月的股市暴跌，營造了一個背景，使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在 1988 年初出版的學術性歷史分析取得了轟動性成功。衰落幾乎成了人人都在思考的問題，而衰落論者的論點更是引發了公眾的熱烈討論。雖然“衰落論”大多帶有自由派或左翼色彩，但其中也包含不同的政治哲學和眾多不同主張。不過總體而言，它們提供了三個核心命題：1、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相比（尤其是日本，但也包括歐洲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美國的經濟正在走下坡路。衰落論者主要關注經濟表現，以及那些被認為與經濟表現相關的科學、技術和教育等因素。2、經濟實力是一個國家實力的核心要素。因此，一旦經濟實力下降，其他方面的國家實力最終也會受到影響。3、美國經濟實力相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在軍事方面花費過多。這種過度支出又源於甘迺迪（Kennedy）所謂的“帝國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即試圖維持在海外的各種承諾，而實際上該國已無力負擔。在這方面，美國所面臨的問題與曾經的帝國或霸權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相似。在“衰落論”的敘述中，美國似乎正逐漸走向經濟萎縮，過著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日子，競爭力也被更具活力的民族所超越，同時又要背負帝國負擔，並面臨一系列不斷加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弊病。由此，衰落論者認為，美國的領導層必須對此做出認知並默認，接受這樣一種現實：“必須‘管控（manage）’局面，讓美國地位的相對削弱緩慢而平穩地進行，不要因為追求短期利益而採取導致長期不利的政策。”然而，在接受衰落論者的政策結論之前，我們必須對他們的基本命題做批判性審視。到底他們的論點是否站得住腳？是否從根本上說，美國就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還是正在經歷復興？衰落論者確實指出了許多美國當前緊迫（雖然可能只是暫時）的問題，以及其他長期存在的嚴重弱點。然而，他們的整體論證並不充分，無論在“衰落”程度還是“衰落”成因上都存在顯著缺陷。與衰落論者所描繪的“頹廢”意象相比，“復興”更接近美國的真實情況。II在大多數情況下，衰落論的文字並未給出可供檢驗的獨立變數和因變數，只是大筆一揮，用相當隨意的筆觸勾勒美國經濟衰落的印象。他們將經濟趨勢和表現（如經濟增長、生產率），教育資料（如考試成績、學年長度），財政狀況（赤字），科技與技術領域（研發投入、工程師數量），對外貿易與資本流動，儲蓄與投資，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混合引用。總體上，他們基於以下三類證據來論證美國“正在衰落”：1、日益擴大的美國貿易和財政赤字，而且美國政治體系迄今沒有展現出任何糾正這些赤字的跡象。2、美國在全球經濟實力方面的份額不斷下滑，增速也在關鍵領域持續或加速放緩。3、若干持續性的系統性弱點，包括研發模式、中小學教育、科學家與工程師培養數量，尤其是儲蓄和投資水平，均長期偏低。下面我們逐一檢視這三項證據。赤字在 1980 年代，美國國際收支和政府預算赤字的不斷擴大，是影響美國在世界地位的最重要變化。這些赤字也為衰落論提供了最直接的論據。短短幾年間，美國從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經常項目餘額在 1981 年還是 69 億美元順差，1982 年則小幅逆差 87 億美元。但到 1986 年竟然猛增至近 1400 億美元逆差，1987 年進一步擴大至約 1600 億美元。1981 年，美國對外淨資產為正 1410 億美元；到 1987 年則變為負 4000 億美元。同一時期，外國在美國的資產規模從 1982 年的約一半擴大到 1986 年的 1.3 兆美元左右。與美國國際收支赤字的擴大相伴，同時也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聯邦政府預算赤字的迅猛增長。福特（Ford）和卡特（Carter）政府時期，年度財政赤字一般在 500 億至 750 億美元之間波動。1982 年，它開始迅速上升，1986 財年（FY 1986）達到 2210 億美元的峰值；之後在 1987 財年降至 1500 億美元，1988 財年約為 1550 億美元，比之前略有增加。衰落論者將這些赤字視為美國經濟根本性弱化的證據。他們指出，外國資金的大量流入，並未主要用於投資，而是用於私人消費和政府國防開支。而這些借款並不會帶來可用於償還的收益。美國正在過著無法負擔的高消費生活，而且社會心態中充斥著“吃喝享樂”的傾向。由此帶來一系列暗示性的歷史先例。彼得·G·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曾指出：“要想找到 1980 年代美國最恰當的歷史類比……必須回顧那些少數歷史片段：因為經濟規模大、貨幣具有世界地位、資本市場開放，某些國家便能毫無節制地借入巨額資金，主要用於消費，而不是用於有回報的投資。最容易想到的例子是 16 世紀末期的西班牙、18 世紀 80 年代的法國，以及 1920 年代的英國。”與之類似，保羅·甘迺迪（Paul Kennedy）也警告說：“在和平時期大幅增加對外負債這一點上，我能想到的唯一先例是 18 世紀 80 年代的法國。當時，財政危機引爆了國內政治危機。”要區分這些衰落論觀點中正確的和不正確的部分，需要考慮以下幾點：首先，貿易與預算赤字在 1982 年之前並非美國主要問題，但之後迅速飆升。這一局面可能部分反映了美國在生產率、儲蓄和投資等方面的某些長期弱點，但很難認為它主要由這些因素導致。如果真由此導致，那麼赤字應該是緩慢增長，並且很可能在雷根政府上台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其實，這些赤字無可置疑地主要是雷根政府經濟政策的產物：稅率下調、國防開支擴大、美元走強。這些政策的假設是：國內政府開支可被控制，而減稅可以刺激投資、增長和稅收收入。然而，這些假設並未實現，相應的政策導致了赤字高企。若是另一屆政府採取不同的財政和經濟政策，結果很可能不同。因此，這些赤字起因並非美國經濟本身的脆弱性，而是“雷根式經濟學”的弱點。既然是在短時間內由某些政策造成，那麼通過另一套政策也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裡扭轉。其次，美國已經開始扭轉赤字問題，而且這種趨勢可能會加劇。這部分緣於雷根政府的政策調整，也部分來自其他國家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歸功於國際經濟體系自帶的調節傾向。布什（Bush）總統（時任當選總統）或將進一步採取政策削減赤字，包括嚴格控制開支、促進經濟增長、通過“增加收入”以及某種程度上的新稅收（目前最常被提及的是奢侈品稅、汽油稅和普遍增值稅），從而將預算赤字降至一個可持續水平，使之不至於威脅長期經濟增長。事實上，1988 年的預算赤字只佔國民生產總值（GNP）的約 3.1%，而 1983 年的這一比例高達 6.3%。貿易赤字也已開始縮減，1988 年美國出口迅速增長就是例證。隨後的進一步改善，將受益於預算赤字的削減、上升的製造業生產率（美國在 1980 年代製造業生產率顯著提高）、對美元匯率的控制，以及美國政府在新貿易法案下必須且必然施加的對外市場開放壓力。此外，如果油價保持穩定，美國工資水平繼續低於主要競爭對手，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得到控制，而外國經濟保持較強增速，那麼美國貿易赤字的削減會更加顯著。有些分析人士預測，美國將在下個十年轉為貿易順差。第三，這些赤字以及解決赤字的過程的確會對美國經濟造成不小的代價。美國對外負債的增加——無論是絕對值還是淨值——都意味著會有更多美國國民生產總值（GNP）的收益支付給外國用於債務利息。這部分資金無法用於美國國內的消費或儲蓄投資。將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會因此低於本來可能達到的水平。衰落論者非常正確地強調，這是雷根政府大舉花費所帶來的主要長期影響。糾正貿易失衡不僅對美國，也會對那些“依賴美國市場”國家造成影響。日本的狀況已明顯可見：它正在努力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其 1987 年的出口有 39% 流向美國），轉而刺激國內需求。此外，為了削減貿易赤字，美國或許不得不經歷一場經濟衰退，短期內可能會導致美國聯邦預算赤字再次走高。然而，在未來幾年裡，這兩大赤字很可能會回落到一個可控且不會造成嚴重危害的水平。當然，其帶來的影響仍會持續一段時間，但如果將之視為永遠不斷流血的“敞口傷口”，就屬於誤判。它們更像是可以痊癒的傷口，雖然會留下疤痕。全球份額下降這一論點由保羅·甘迺迪論述得最為直接。他宣稱：“美國在全球總產值中的份額、在世界製造業產出中的份額，以及許多體現國家效率的指標，都在持續下降。”他還認為，美國不僅在傳統工業（如紡織、鋼鐵、造船和基礎化工）中所佔的全球份額下滑，而且在機器人、航空航天、汽車、機床和電腦等新興工業/技術領域的全球份額同樣呈現下降趨勢，美國農業也同樣走下坡路。甘迺迪指出，雖然美國在 1945 年後的這一份額下降可說是“自然的”，但在近幾年中卻下滑得更快，甚至變得“陡峭而劇烈”。這些主張需要謹慎修正。對於世界總產值和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NP）在不同年份所佔的比重，有多種不同估算，每一種都需要小心使用。但幾乎所有資料都顯示了一種共同模式。美國在 1940 年代末到 1950 年代初，約佔世界總產出的 40% 至 45%。之後這一比重快速下降，到 1960 年代後期降到 20% 至 25% 左右。此後，這個比例大致保持在這一範圍內。因此，美國在過去二十年來的份額並沒有比之前二十年下降得更快。美國總統競爭力委員會（U.S. Council on Competitiveness，主要職能是對美國競爭力下降發出警示）及其他來源的資料顯示，例如：· 1970 年至 1987 年間，美國在世界總產值中的份額一直在 22% 到 25% 之間波動，最近一次測算約為 23%；· 1970 年，美國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為 12%，1987 年為 10%，中間各年在 9% 到 14% 之間波動；· 美國在七大工業國（the seven economic summit countries）出口總額中的比重，1970 年為 24%，1987 年為 23%，中間各年在 20% 到 25% 之間波動；· 1965 年，美國佔世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的 27.5%，1980 年降至 22.9% 的低點，1984 年則回升至 25.2%。總之，美國在世界經濟活動的主要領域所佔比重大約為 22% 至 25%，過去二三十年來基本都在這一區間內浮動。“衰落論”者說美國的這一份額比戰後初期要低得多，這毫無疑問，但二戰結束後，美國一度佔據全球經濟活動的 40-50%，這顯然是戰時造成的暫時性局面。美國當年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讓這種失衡局面結束。從 40-45% 回落到 20-25% 的轉變，至遲到 1960 年代末就已完成，此後美國的份額只是在一個相對窄幅的區間裡上下波動。1980 年代，美國的整體經濟表現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有了顯著提升。1965 到 1980 年間，美國經濟增速在 19 個工業化市場經濟體中排名第 15；而在 1980 到 1986 年間則上升到第 3。日本經濟增速在此期間下滑最為明顯：1980-1986 年的年均增速只相當於 1965-1980 年平均增速的 58.7%。相比之下，美國在 1980-1986 年的年均增速是 1965-1980 年平均增速的 110.7%。1983-1987 年間，美國經濟與日本經濟幾乎保持同樣的增速，美國在其中三年裡增速超過日本，且在這五年裡都高於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的增速。換言之，美國這個“最大經濟體”不僅在絕對規模上更大，也在相對地位上有所提升。衰落論者所稱的“美國近年大幅衰退”“全球經濟中心迅速向日本轉移”並沒有事實支撐。表 1：實際 GNP 年均增長率（平均值）來源（SOURCE）：美國政府印刷局（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8 年出版的《總統經濟報告（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中《經濟顧問委員會年報（Annual Report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參見該報告第 374 頁表 B-111。表 1 中所示，日本經濟增速放緩是意料之中的事：沒有任何國家能無限期地以超過 10% 的速度增長。隨著日本經濟的日益成熟，其增速已經趨近於當代複雜經濟體的常態。與此類似，美國也失去了曾經在生產率方面的明顯優勢。1970 年時，美國製造業生產率還遠高於日本，但到 1986 年，兩者之間的差距幾乎消失。對於經濟發展水平和複雜程度相當的國家而言，在經濟增長率或人均勞動生產率上長期出現巨大差距並不現實。它們往往會在這些指標上趨於“長期收斂（convergence）”。當經濟表現收斂時，各國的全球經濟份額也會趨於穩定。有論者認為，近二十年來逐漸形成的 GNP 分佈格局，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二戰前的“歷史常態”。正如索羅德·梅斯菲爾德（Thorold Masefield）所言：“這是一個恢復了的世界——美國依舊顯著領先，只是少了當年的獨大。”除了部分新興國家的快速增長外，這種格局未來並不會有顛覆性改變。有一項預測稱，美國在 1950 年佔 15 個主要國家總產出的 44.1%，到 1980 年為 31.6%，到 2010 年可能降至 29.2%。然而，即便到 2010 年（以 1986 年美元計算），美國 78590 億美元的 GNP 也將是中國（37910 億美元）、日本（37140 億美元）和蘇聯（28730 億美元）的兩倍左右。因此，如果把“霸權（hegemony）”定義為佔全球經濟活動 40% 或更多，那麼這種霸權（英國在其最強時都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比例）早已結束；但若將“霸權”理解為佔全球經濟活動的 20%-25%，且產值為任一其它單一國家的兩倍，那麼美國的霸權地位依然十分穩固。系統性缺陷衰落論者列舉的第三類證據，是各種“系統性”的失敗，指的是美國社會或經濟長期以來無法與其他類似社會相比，或無法達到其全球角色所需水平的各種表現。這些問題累積在一起，被認為導致美國逐漸衰落。他們提到的缺陷之一是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堪憂（比如美國學生在數學和閱讀能力國際比較中成績偏低），以及美國培養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不夠（而培養了很多律師）。美國的政府決策過程也被指過於複雜、效率低下。但在所有系統性弱點中，他們尤為強調美國儲蓄和投資水平過低。確實，美國人的儲蓄率顯著低於大多數其他國家。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美國總儲蓄佔 GDP 的比重在 14.8% 到 19.1% 之間波動；而日本卻在 27.1% 到 32.9% 之間。1970 年，日本儲蓄率（32.9%）幾乎是美國（16.1%）的兩倍；1987 年也基本是前者（28.2%）是後者（14.8%）的兩倍。美國在此期間的儲蓄率也一直低於其他主要工業化民主國家。家庭儲蓄相對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也顯示了類似差異。美國在 1960-1970 年代平均約為 6%，德國約為 14%，日本則達 20%。到 1980 年代，美國已經更低，1987 年僅為 3.7%。1987 年的淨國民儲蓄（net national savings）只佔 GNP 的 2.2%，而 1949-1981 年平均為 8%。相應地，在投資方面各國表現也類似。1965-1984 年間，美國固定資產總投資一般在 GNP 的 17% 到 19.8% 之間，而日本在 27.8% 到 35.5% 之間，經合組織（OECD）其他國家（不含美國）在 21.6% 到 26% 之間。其他投資指標也得出類似結果：美國投資率往往只達到日本的約一半，或其他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約四分之三。我們可以爭論美國如此之低的儲蓄和投資率意味著什麼，也可以指出一些緩和因素，也或許眼下它尚未顯著拖累美國經濟增速。但衰落論者在突出儲蓄和投資不足這一長期性系統弱點時，確實有其道理。如果美國要保持經濟增長，就必須矯正這一問題。但是，許多（雖然不全是）衰落論者往往在原因上判斷失誤。他們認為美國對軍事開支過度，擠佔了本該用於經濟增長的投資資金。這樣就導致了經濟衰退，並且歸咎於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這一論點並無多少實證支援，尤其應用於美國時更是如此。甘迺迪的歷史實例表明，當軍費開支佔一國社會產出超過 10% 的時候，“帝國負擔”才會變得沉重。但美國的軍費只佔其 GNP 的 6%-7%。相比之下，這一命題顯然更適用於蘇聯（Soviet Union），因為蘇聯在軍事上的開支可能超過其 GNP 的 17%-18%（甚至更多）。這是否就導致了蘇聯的衰落？外界普遍認為蘇聯的軍事工業部門恰恰是其經濟中技術效率最高、並且唯一能在國際上具備競爭力的部門。更普遍地說，缺乏比較研究證據證明“軍費開支一定會拖累經濟發展”。有研究者甚至主張，“軍費開支可能會促進經濟增長”。當然，我們也不一定要接受這個觀點，但至少可以反駁它的對立面——即“軍費必然拖累經濟”並沒有被確證。其實，一個國家的投資水平由多重因素共同影響，而不只有國防開支。蘇聯的軍費佔其 GNP 的比例約為美國的三倍，但蘇聯的投資比例同樣高於美國；這是在犧牲蘇聯消費的情況下實現的。從理論上說，一個國家可以在消費、國防和投資之間做不同分配。現實中，各國確實也在做出不同選擇，這在三個最大經濟體的表現中展現得頗為鮮明：· 美國的消費（私人消費和政府公共消費）約佔其 GNP 的 78%，日本約佔 67%，蘇聯約佔 56%；· 美國國防開支約佔其 GNP 的 7%，日本約 1%，蘇聯則約 18%；· 美國投資大概是其 GNP 的 17%，日本約 30%，蘇聯約 26%。簡而言之，蘇聯偏向軍備，美國注重消費，日本則側重投資。目前，這三個國家都在嘗試部分調整各自的資源分配。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似乎正努力抑制蘇聯軍費，以便增加消費和投資。日本則正在提升軍備開支，並有意刺激國內消費。美國普遍認為不能再繼續提高軍費，而應削減消費以提高投資水平。至於這些調整最終能否成功，還不得而知。在某種程度上，政府政策確實能夠影響（但並非完全決定）軍費、投資和消費三者的分配結構。例如，美國聯邦政府約 75% 的收入來自對個人和企業收入的稅收（包括儲蓄利息的稅收），而日本政府稅收只有 40% 來自收入稅，而且在相當長時間裡，對於 70% 的個人儲蓄並不徵稅。通過修訂稅制，就可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另一方面，稅法也反映了社會文化與價值觀。很多證據表明，各國軍費開支水平受其文化、宗教和歷史的深刻影響，不僅僅是基於外部安全威脅。對投資和消費的選擇，大概也有類似的根源。總而言之，即使美國將用於國防的一半資金轉投到投資上，美國的投資率依然低於日本和蘇聯。若想大幅提高投資比重，就必須主要從消費端（佔 GNP 的 75% 或更多）入手，而非從佔 GNP 不足 7% 的國防開支中省錢。如果美國經濟真要崩潰，也不在於美軍在易北河（Elbe River）、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和三八線（38th parallel）上站崗；而在於美國民眾過度沉迷於消費享樂。換言之，美國實力的威脅更多來自“消費主義（consumerism）”而非“軍國主義（militarism）”。衰落論者的看法有誤，早在孟德斯鳩（Montesquieu）就指出：“共和國毀於奢靡，君主國亡於貧困。”III大多數衰落論者認為，一個國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外部擴張過度，而非內部停滯。這一觀點與自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來的政治思想傳統相悖，後者則更關注社會內部自我更新的能力。根據這些更古老的理論，當官僚主義、壟斷、等級、社會僵化、組織肥大、動脈硬化等現象讓創新和適應力變得困難或不可能時，社會才會衰落。社會隨著年齡增長，往往會在這些方面逐漸僵化。曼瑟·奧爾森（Mancur Olson）在其頗具深度的理論分析中，就背離了主流的衰落論。他主張，一個國家的衰落主要是各種既得利益或“分配聯盟（distributional coalitions）”坐大，從而削弱了經濟效率、壓制了經濟增長。那些被戰爭、革命或其他動盪所摧毀，從而能夠“重建”社會和經濟結構的國家，往往可以迅速增長。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各種既得利益結成的聯盟會累積起來，阻礙經濟活力。奧爾森在書中並未談到這一點，但當代最典型的例子無疑是勃列日涅夫（Brezhnev）時期陷入停滯的蘇聯經濟。與此相對，能持續保持活力的社會，往往能在“不自我毀滅”的前提下保持年輕時的創新能力。其社會結構會鼓勵競爭、流動、靈活、多元和開放，避免陷入“大家都得利又都受害”的暗箱勾結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比任何其他大國更不可能衰落。美國社會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都具備極高的開放度。競爭、流動和移民，是其自我更新的主要動力。首先，競爭與反對壟斷是美國社會的一大標誌。美國在現代世界中率先推動反托拉斯（antitrust）和反壟斷立法。相較於大多數國家，美國的政府官僚體系更為薄弱且更分散；國有企業也很少。在歐洲社會遠未出現的規模下，美國每年會誕生大量新公司，也有大量公司破產。事實上，過去十年美國新增兩千萬個就業崗位，其中大部分來自小型新創企業。美國勞工組織（工會）從來都不算強勢，近年甚至還在衰退。美國大學能保持全球頂尖地位，也被認為得益於高校之間對師資、學生和經費的激烈競爭。與之相對，基礎教育在美國基本是公立壟斷，因此質量反而落後。許多改革提案都提到，為了提升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需要為學校之間引入競爭機制。其次，美國的個人流動性極高，無論是地理流動還是社會流動。在歐洲，民眾跨地區搬遷的比率是美國的約三分之一。美國社會中的個人收入水平上下變動也相當頻繁，人們會不斷跨進或跨出貧困線。除了種族問題之外，美國社會對上升通道的門檻相對較低，這一點比很多國家要好。第三，移民的持續流入既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機會，也為其注入活力。歷史上，一代或兩代新移民往往成為美國社會的強勁動力。根據 1965 年移民法（Immigration Act of 1965），每年約有 60 萬名合法移民進入美國，另有相當數量的非法移民。正是這些移民不斷為美國社會帶來廉價勞動力、企業家精神、科研人才，以及奮鬥成功的強烈意志。1945-1984 年間，美國人在科學和醫學領域獲得的諾貝爾獎有 114 項，其中 36 項得主是外國出生。20 世紀 40-50 年代，美國的科學和學術圈受益於大量逃離希特勒納粹的猶太移民和戰前從東歐移民的猶太人後裔。今天，亞裔美國人在學術榮譽中已是一股主力（他們約佔美國人口的 2%，但在哈佛大學 1988 級新生中佔 14%）。未來幾十年，移民也會讓美國人口持續增長，不像歐洲許多國家會出現總人口下降，而且美國人口結構也會保持相對年輕，不像日本那樣老齡化嚴重。IV衡量一個大國的終極標準，是它能否實現自我更新（renew its power）。美國社會中盛行的競爭、流動和移民，使其更有能力進行自我更新，而任何一個當代或歷史上的大國都難以望其項背。這三者是美國實力的根本來源。此外，還有以下三個方面，也鞏固了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1、多維度的實力。相比其他主要國家，美國的實力格外多元。毛澤東曾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衰落論者則認為：“出自工業煙囪的才是權力。”其實，權力有多種形態，國際影響力同樣可能來自截然不同的根源。蘇聯常被稱為“單維度超級大國（one-dimensional superpower）”，幾乎只靠軍事力量；沙烏地阿拉伯的影響力主要在於其石油；日本的影響力起初源於製造業成就，後來則體現在金融資源上。但這種單一來源的權力極易受到某種特定要素衰減的打擊。例如，石油價格下跌削弱了歐佩克（OPEC）的影響力；台、韓國、新加坡和泰國的崛起，正在衝擊日本的製造業優勢；雷根政府的軍備擴張則對蘇聯造成重大壓力。而且，單一來源的權力只能在與其來源相關的領域施展。例如，蘇聯在國際金融舞台並不顯赫；日本對中東軍事平衡也幾乎無法產生影響。誠然，某些國家會嘗試將一種類型的權力轉化為另一種，但轉換過程中往往存在較大限制，而且代價不菲。美國則不同，幾乎在所有體現國家實力的主要領域都位居前列：人口規模及教育水平、自然資源、經濟發展、社會凝聚、政治穩定、軍事力量、意識形態感召力、外交同盟以及科技成就。美國可以在某一領域遭遇挫折，同時依託其他領域保持總體影響力。目前，還沒有任何國家能在如此多維度上全面挑戰美國。將來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國家，也只能說“也許有一個例外”。2、世界政治結構中的有利地位。美國還因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而獲益。首先，美國地理上遠離大部分主要衝突地區；其次，在歷史上，美國海外殖民傳統相對有限；第三，美國奉行的政治經濟理念強調反對國家主義（anti-statism），也因此較不具威脅性；第四，美國擁有一套前所未有的、十分多元化的全球盟友網路；第五，美國公眾曾經（儘管近期有所減弱）傾向於把自己與普適的國際組織等同看待。這些因素讓美國在解決國際爭端和問題時，自然而然地發揮領導作用。美國的存在在許多區域成為一種需求。雖然“美國滾出去！”的口號很吸睛，但在許多地方更深層的擔憂卻是“美國是否真的會離開”。無論德國、法國、荷蘭，甚至有人說包括蘇聯，都不希望美國撤出歐洲。菲律賓很多人似乎想讓美國撤走在菲軍事基地，但也有很多人擔憂，一旦美國真撤出東南亞，他們就要面對蘇聯和日本的影響。早在中美建交之前，中國就支援美國繼續在日本和韓國的軍事存在。同樣，美國經常被要求在地區衝突（如中東、南部非洲）中擔任調解或主導作用；在地區對手之間（如希臘、土耳其）維持平衡；或者協助其他大國（如英國）或國際機構（如聯合國）解決其他衝突（如辛巴威、兩伊戰爭）。美國在某個區域的存在通常會穩定現狀，保護較弱國家免受地區強國的擠壓。唯一的例外是中美洲及加勒比地區（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那裡美國才是真正的地區主宰。3、缺乏可替代霸權（僅有一個可能的例外）。就可預見的未來而言，除了一種可能情況外，幾乎看不到任何有望取代美國霸權的國家。前幾年，很多人認為蘇聯可以扮演這樣一個角色。赫魯曉夫（Khrushchev）曾自信地揚言蘇聯會在經濟上超過美國，並預言西方資本家子孫將生活在紅旗之下。現如今，這些設想看起來不僅渺茫，簡直是荒誕。蘇聯雖然擁有世界級的自然資源、廣袤國土和強大的軍事實力，但在經濟、意識形態、外交上都陷入困境。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可能會為蘇聯提供一種新的前進道路，但即使改革成功，也未必會增強蘇聯的外部影響力。當下最流行的看法——也為衰落論者所擁護——是日本（Japan）會取而代之。“美國世紀（The American Century）結束了，”一位曾任美國官員的人士聲稱，“本世紀後期最重大變化就是日本崛起為超級大國（superpower）。”儘管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Clyde Prestowitz）這樣說，但實際上並不站得住腳。日本既沒有足夠的人口、自然資源、軍事實力，也沒有龐大的外交盟友，更缺乏強而有力的全球意識形態號召力，難以成為 20 世紀那種美國式的超級大國。在當今瞬息萬變、資訊傳播迅猛、社會廣泛動員的世界，一國若想成為超級大國，必須在本國國境之外也能提供具有吸引力的“理念”。在過去的一段歷史中，美國和蘇聯都做到了這一點。如今蘇聯的意識形態已褪色，甚至被其領導人部分放棄；而美國所代表的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理念，卻在全球更受歡迎。日本若想提出與之相比的全球性價值觀，就必須在文化和社會上進行重大變革。另外，每個社會特徵都具有兩面性。美國的個人主義、高流動性和激烈競爭，雖然鼓勵創新，卻也削弱了協作和對公共利益的凝聚力；美國的憲政體制雖然在限制政府、保障自由方面成就卓著，卻不利於對長期重大問題實行持續一致的政策。而日本的企業合作主義、等級意識、社會共識，以及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親密關係，確實為其出口導向經濟提供了動力，但對一個成熟的經濟體而言，也容易滋生利益勾連、腐敗和經濟停滯。最極端的情況下（雖然可能性不大，但也不無可能），日本或許會迎來類似“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僵化局面。即便不至於如此，普雷斯托維茨的預測也未必比佐藤誠三郎（Seizaburo Sato）的推測更準確，後者曾說：“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21 世紀仍將是美國的世紀。”唯一有可能對這個判斷構成挑戰的是一個真正統一的歐洲共同體。若歐共體政治上一體化，擁有的人口、資源、經濟總量、技術實力以及軍事實力——無論現實還是潛在——都足以在 21 世紀成為最強大的力量。與美國、蘇聯、日本相比，歐洲在投資、消費和軍費上的平衡更突出。相較美國，歐洲國家投資佔 GNP 的比重大多更高；雖不及日本，但高於蘇聯的可能性也存在。消費方面低於美國，卻高於日本和蘇聯；軍費開支比蘇聯和美國少，但多於日本。不難想像，一個政治統一、富裕民主、社會多元、實行混合經濟體制的“歐洲聯邦（federation）”，將會成為世界舞台上的強大力量。在全球，很多人排隊等待美國駐外領館簽發移民簽證；而在布魯塞爾（Brussels），則有很多國家排隊申請加入歐共體。如果 21 世紀不是“美國世紀”，那麼它最有可能成為“歐洲世紀”。換句話說，20 世紀初“世界領導權”從大西洋東岸移向西岸，或許 100 年後會從西岸再度回到東岸。V正如所述，我們現在經歷的“衰落論”浪潮，是自 1950 年代以來的第五波。第一波發生在 1957-1958 年，當時蘇聯發射導彈和“斯普特尼克（Sputnik）”衛星，引發了極大震動。蓋瑟委員會（Gaither Commission）向美國總統提出報告，稱美國在科學、技術以及未來軍事能力方面都嚴重落後蘇聯。有人說當時蘇聯增速要比美國高出 50%，軍費支出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而且蘇聯正大力發展導彈，使美國核力量處於愈發脆弱的境地。同時，蘇聯培養了大量科學家和工程師，而美國教育則相形見絀。第二波“衰落論”出現在 1960 年代末。時任總統尼克松（Nixon）及其國家安全顧問主動提出，“兩極世界”已不復存在；美國和蘇聯不再擁有過去那種絕對主宰，世界走向了“多極化（multipolar）”。隨即，學術界也有人警告說，傳統軍備競賽在國際政治中意義下降，而經濟實力愈發重要。歐洲和日本可能取代美蘇，成為實力對等甚至超越美蘇的力量中心。第三波“衰落論”隨之而來，與 1973 年 OPEC 石油禁運和油價飆升緊密相關。當時，西方尤其美國高度依賴海灣石油。掌控石油就掌控了西方經濟命脈，從而能在全球範圍內掌握巨大的經濟與政治影響力。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因石油收益劇增，被認為是新的超級力量。石油美元回流時，大量資金投向美國國債、工廠和房地產。第四波“衰落論”出現在 1970 年代後期，主角再度變成蘇聯。美國在越南陷入失敗，又經歷水門事件（Watergate）。蘇聯力量在安哥拉、莫三比克、葉門、衣索比亞、尼加拉瓜以及最終阿富汗不斷擴張。與此同時，蘇聯的核武器發展也被認為威脅到美國的核威懾能力。這些都令美國人感到，蘇聯或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加上 1970 年代晚期的另一輪油價上漲、通貨膨脹，以及美國社會普遍的“衰落和焦慮情緒（malaise）”，催生了把羅納德·雷根送進白宮的那股政治勢能。對比之下，這第五波“衰落論”主要因美國財政赤字、貿易赤字的激增，以及日本在競爭力和金融領域的“威脅”而興起，與當年對蘇聯的恐懼大相逕庭。這一波與 1960 年代末那次對多極化的擔憂頗為相似，很多熟悉的主題又被重提。1972 年，尼克松總統就曾預言未來會出現“均衡的五強格局”，即“強大且健康的美國、歐洲、蘇聯、中國和日本”。而在 1988 年，保羅·甘迺迪教授也聲稱我們正“非常迅速地”走向一個由五個經濟和軍事中心（美國、蘇聯、中國、日本和歐洲共同體）構成的多極世界。至於他的預言會不會比尼克松更快變為現實，還需拭目。值得注意的是，每當美國政府換屆前後，“衰落論”都會出現高潮，似乎帶著一種“政府末期（fin d’administration）”的氛圍，讓人懷疑人們在此時更傾向於相信“衰落”。從這點看，“衰落論”或許更多反映的是美國人的心理，而非美國實力的真實狀況。事實上，許多原本可以視為美國“強大或進步”的指標，也可能被衰落論者反過來解釋為“衰落的證據”。比如如今的衰落論者常感嘆“美國製造業消失”，但在 15 年前，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一批社會理論家卻盛讚美國正從“工業化社會”邁向“後工業（post-industrial）”或“技術-電子（technetronic）”社會，而美國正是全球的先行者。這說明，是否“衰落”，更多是觀察者的視角使然。然而，要想防止“衰落”，人們就得先相信“衰落”可能到來。自出現以來，“衰落論”就不斷預言美國即將喪失其權力，而這種預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美國採取行動，避免預言變成現實。可以說，“衰落論”只有被相信，才會被證明是錯誤的。由於美國社會具有開放的政治制度和富有競爭力的經濟體系，只要美國民眾不時對未來感到擔憂，美國就不太可能真的衰落。衰落論者在一定意義上起到了“自我否定”的必要作用。他們的觀點越得到重視，美國就越有動力去糾正問題，從而防止真正的衰落。與保羅·甘迺迪的結論相反，美國民眾越擔心社會狀況，美國實際上就越健康。當前這波衰落論浪潮如果能促使新任總統和國會在削減赤字上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並制定更長遠的政策來促進儲蓄與投資，它就算完成了“歷史使命”。盧梭（Rousseau）曾問：“如果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又有什麼國家能指望永遠不滅？”答案很明顯：“沒有。”這也許是正確的結論。美國並非不朽，美國主導地位也不是命中註定。但也有國家能存在相當長的時間，沒有理由斷言這些關於“美國衰落”的預言，這次就比以往更準確。同時，我們也有充分理由要鼓勵人們去相信這類預言，用以激發防患於未然的行動。幸運的是，美國政治的自我更新能力，正是通過這類憂患意識而被強化，並一次次證明它依然活力不減。 (不懂經)

世界經濟展望：全球增長減緩，下行風險加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剛剛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4月份最新報告預計，在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和政策不確定性加劇的背景下，2025年全球經濟增速將降至2.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長率預計將分別放緩至3.7%和3.9%。其中，受近期貿易措施影響最大的國家中國，其預測值大幅下調，預計2025年增速僅為4%。在過去幾年的一系列空前衝擊之後，截至2024年，全球經濟增長保持穩定但乏善可陳，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預計這種狀態將持續下去。然而，隨著世界各國政府調整政策重點，形勢發生了變化。自今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發佈以來，美國宣佈並實施了一系列新的關稅措施，其貿易夥伴也採取了反制措施。最終，美國於4月2日宣佈對幾乎所有進口徵收關稅，使有效關稅稅率達到了一個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這本身就是對經濟增長的重大負面衝擊。這些措施出台所伴隨的不可預見性，也對經濟活動和前景產生了負面影響；同時，與通常情況相比，這種不可預見性增加了作出相關假設的難度，而這些假設是及時得出內部一致預測結果的基礎。鑑於當前形勢的複雜性和易變性，本期報告根據截至2025年4月4日的可得資訊（包括4月2日的關稅措施和各方的初步反應）提供了一份“參考預測”，而不是通常的基線預測。此外，報告還提供了一系列全球增長預測，其主要使用了各種不同的貿易政策假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的有效關稅稅率（百分數）貿易緊張局勢的迅速升級和極高的政策不確定性預計將對全球經濟活動產生重大影響。根據使用截至4月4日資訊作出的參考預測，2025年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將降至2.8%，2026年預計為3%，低於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對這兩年作出的均為3.3%的預測，累計下調幅度為0.8個百分點，增速遠低於3.7%的歷史（2000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增長率預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各地區的增長率預測根據預測，發達經濟體今年的增長率預計為1.4%。美國的增長率預計將放緩至1.8%，較2025年1月《世界經濟展望更新》中的預測低0.9個百分點，原因包括政策不確定性上升、貿易緊張局勢，以及需求勢頭減弱；歐元區的增長率預計0.8%，比1月預測低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2025年和2026年的增長率預計將分別放緩至3.7%和3.9%，其中，受近期貿易措施影響最大的國家（例如中國）的預測值大幅下調。全球總體通膨的下行速度預計將略低於1月的預期，2025年通膨率將達到4.3%，2026年將達到3.6%，其中，2025年發達經濟體的通膨率預測已大幅上調，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通膨率則小幅下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5年4月《世界經濟展望》增長率預測不斷加劇的下行風險主導著經濟前景。貿易戰升級和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加劇，可能會導致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而政策緩衝受到侵蝕，則會削弱經濟對未來衝擊的抵禦能力。政策立場的分化和迅速改變，或市場情緒的惡化，可能引發資產價格進一步變動，超出其對4月2日美國宣佈大範圍徵收關稅後的反應；同時，其可能導致匯率和資本流動的急劇調整，對於已經面臨債務困境的經濟體來說尤其如此。這可能引起更廣泛的金融動盪，包括對國際貨幣體系造成破壞。人口變化和外來勞動力的萎縮，可能會抑制潛在增長並威脅財政可持續性。近期生活成本危機的影響揮之不去，加上政策空間耗盡和中期增長前景黯淡，可能會再度引發社會動盪。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所表現出的韌性可能受到考驗，因為在不利的全球金融環境下，償還高額債務變得更加困難。國際發展援助的減少可能導致低收入國家面臨更大壓力，使它們陷入更嚴重的債務困境，或不得不進行大幅財政調整，從而對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造成直接影響。從上行方面看，如果能降低當前的關稅稅率，並通過達成新協議來提高貿易政策的明確性和穩定性，那麼全球增長將得到提振。©人居署圖片/Julius Mwelu｜上海擁有近3000萬人口，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市之一未來，各方需要保持明確性並開展協調。各國應建設性地開展工作，推動形成穩定、可預見的貿易環境，促進債務重組，並應對共同的挑戰。與此同時，各國應解決國內政策和結構性失衡問題，從而確保內部經濟的穩定。這將有助於重新平衡增長與通膨之間的權衡取捨關係，重建緩衝，重振中期增長前景，並減少全球失衡。各國央行的首要任務仍是微調貨幣政策立場，在更加艱難的權衡環境下履行使命， 確保價格和金融穩定。為減輕破壞性的匯率波動，可能需要採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正如 IMF“綜合政策框架”所述。當局應根據需要啟用宏觀審慎工具，以遏制脆弱性的積累，並在出現壓力事件時提供支援。恢復財政空間，使公共債務走上可持續的路徑，仍是一個重要的優先事項；與此同時，還應滿足關鍵的支出需求，以確保國家和經濟安全。為此，需要制定可信的中期財政整頓計畫。勞動力、產品和金融市場的結構性改革將對減少債務和縮小各國間差距的努力起到補充。正如報告第二章所述，各國的年齡結構正在以不同的速度演變，這對中期增長和外部失衡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如報告第三章所述，移民目的國的移民政策的變化，會產生相當大的溢出效應，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影響尤為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Andrew Caballero-Reynolds｜加納的一個市場上，一位店主正在銷售非洲印花布料第一章：全球前景與政策報告表示，在政策發生變化、新不確定性出現的環境下，全球經濟在經歷了一段穩定但乏善可陳的增長表現後，預計增速將放緩。全球總體通膨率預計將進一步下降，儘管一些國家的通膨預測已經上調。經濟前景面臨的風險偏於下行。貿易緊張局勢升級和政策引發的高度不確定性可能會進一步阻礙經濟增長。政策轉變可能導致全球金融環境突然收緊和資本外流，尤其會影響到新興市場。人口變化威脅著財政可持續性，而最近的生活成本危機可能會重新引發社會動盪。國際發展援助的減少可能會使低收入國家陷入更嚴重的債務困境，降低人們的生活水平。報告指出，在這個關鍵時刻，各國需要校準政策，以促進國際合作，同時，應確保國內經濟穩定，從而促進減少全球失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二章：“銀髮經濟”興起：人口老齡化的全球影響報告表示，隨著全球人口老齡化，世界各經濟體正在經歷重大的人口變化，這將帶來深遠的影響。報告第二章探討了“銀髮經濟”的興起，重點關注老齡化過程的健康程度及其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人口變化對經濟的更廣泛影響，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在緩解老齡化的負面效應方面的作用。分析顯示，雖然人口老齡化帶來了諸如經濟增長放緩、財政壓力增大等挑戰，但較為健康的老齡化趨勢能夠提高勞動參與率、延長工作生涯並提高生產率，從而帶來了一線希望。報告強調，支援推進健康的老齡化、提高年長者的勞動參與率以及彌合勞動力性別差距的政策非常重要。依靠這些策略，各國可以在人口環境不利的情況下，利用銀髮經濟的潛力來促進經濟增長並重建財政緩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章：旅程與交叉路口：移民和難民政策的溢出效應報告表示，移民和難民的流動已成為了公共辯論中必不可少的話題。報告第三章研究了移民和難民政策嚴格程度的變化會如何改變人們在經濟體內部和經濟體之間選擇的遷移旅程和合法路徑。例如，政策收緊可能會使人們轉而遷往新的目的地。短期來看，相關經濟體可能會面臨本地服務承壓帶來的挑戰，但長期來看，它們最終會受益。在新移民融合難度更大（尤其是在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並且新移民技能與當地勞動力市場需求匹配度較低的經濟體，成本可能更高。通過促進基礎設施投資並推動私人部門發展，可以更快地實現有關好處。國際合作也有所助益，因為其能促進成本在各經濟體之間的更均衡分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聯合國)

中國資產突然爆發。今晚，美股開盤後，中國資產集體大漲，三倍做多富時中國ETF大漲超8%，兩倍做多中國網際網路股票ETF大漲超5%，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幅擴大至2%。美股三大指數亦全線拉升，均大漲超2%，美股大型科技股集體反攻，特斯拉漲超4%。有分析稱，在美股市場經歷大跌後，相關負面消息已經被市場定價，部分抄底資金開始入場。高盛策略師表示，如果觀察正確的話，現在市場需要權衡負面關稅消息減少的可能性與美國經濟資料的表現。值得注意的是，今日歐股盤中，歐洲大型製藥公司股價突然跳水，歐洲斯托克600醫療保健分類指數一度大跌超2%，羅氏、阿斯利康、賽諾菲均一度跌超2%。消息面上，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將美國的藥品價格向其他發達國家的較低價格看齊。消息人士警告稱，這是“對該行業的最大生存威脅”。全線大漲台北時間4月22日晚間，美股開盤後，中國資產全線大漲，三倍做多富時中國ETF大漲超8%，兩倍做多中國網際網路股票ETF大漲超5%，中國海外網際網路ETF漲超2%，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漲幅擴大至2.7%。截至22:50，熱門中概股中，百濟神州大漲超8%，好未來、網易有道、萬國資料漲超6%，小牛電動、老虎證券漲超5%，金山雲、文遠知行、愛奇藝、富途控股漲超4%，阿里巴巴、拼多多、小鵬汽車、名創優品、唯品會漲超3%，滿幫、貝殼、蔚來等漲超2%。與此同時，美股市場亦全線反攻，截至22:50，道指漲2%，納指漲2.15%，標普500指數漲1.92%。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數走強，特斯拉大漲超4%，其將在美股收盤後公佈第一季度財報；蘋果、亞馬遜漲超3%，輝達、微軟、Google、Meta、博通漲超1%。太陽能股全線上揚，諾凡麥大漲超15%，第一太陽能漲超12%，SolarEdge漲8%，阿特斯太陽能ADR漲超5%，FTC Solar漲超4%，太陽能逆變器供應商Enphase Energy漲約3%。受比特幣價格大漲刺激，美股加密數字貨幣概念股普遍走高，ETF MSTU、MSTX、Bitdeer大漲超15%，TeraWulf漲超14%，BTC Digital漲超12%，Riot Platforms漲超10%。華爾街分析稱，在美股市場經歷大跌後，相關負面消息已經被市場定價，部分抄底資金開始入場。據摩根大通全球量化和衍生品策略師Emma Wu的資料，截至紐約時間21日下午2:30，散戶交易者淨買入了22億美元股票，明顯高於過去一個月的平均水平。高盛策略師Tony Pasquariello在最新發佈的報告中表示，雖然接下來80天內能否達成持久有意義的協議仍有待觀察，但現在似乎已進入第二階段，貿易政策趨向“鷹派”，但不會走極端。如果觀察正確的話，現在市場需要權衡負面關稅消息減少的可能性與美國經濟資料的表現。但隨著美股財報季即將全面展開，可能將有更多投資者處於觀望狀態，市場將格外關注企業的前景展望和資本支出計畫，而非利潤本身。Roundhill Financial首席執行官Dave Mazza表示，目前沒有太多好消息，投資者現在還不太願意冒險。貿易政策的不確定性加上川普抨擊聯準會主席鮑爾，對已經動盪的市場來說太過沉重。川普曝出大動作今日歐股盤中，歐洲大型製藥公司股價全線跳水，歐洲斯托克600醫療保健分類指數一度大跌超2%，羅氏、阿斯利康、賽諾菲均大跌超2%，隨後跌幅有所縮小，截至台北時間22:00，跌幅分別為1.6%、0.2%、0.9%。消息面上，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將美國的藥品價格向其他發達國家的較低價格看齊。這項政策被描述為白宮的“中級優先事項”。美東時間4月22日，路透社報導，兩位消息人士透露，製藥商已收到警告，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將美國藥品價格與其他發達國家支付的較低價格掛鉤，並稱此舉是美國製藥行業的首要擔憂。兩位未獲授權公開發言的消息人士均表示，他們預計該政策將來自監管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計畫的機構。其中一位消息人士稱，政府衛生官員直接告訴他，他們正在探索這樣的政策，這是川普政府試圖降低藥品價格的“中級優先事項”。兩位消息人士表示，任何此類政策都比政府正在討論的其他舉措（包括對進口藥品徵收關稅）更令該行業擔憂。這是“對該行業和美國生物科學創新的最大生存威脅”。報導稱，美國藥品價格居世界首位，通常是其他發達國家的近三倍。川普曾表示希望縮小這一差距，但尚未公開說明具體措施。川普在其第一任期內提出的國際參考定價計畫曾被法院阻止。第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我認為政府並未完全理解這項政策可能對美國創新產生的影響。它將顛覆整個醫療保健市場，而不僅僅是製藥市場。” (券商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