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存在於日常水果與蔬菜中的鮮為人知的營養素，或許在體內的作用遠不止科學家過去所認為的那樣。一種在常見水果與蔬菜中存在、但長期以來被忽視的植物化合物，正引起新的科學關注，因其可能對衰老與腦健康產生影響。（科學家雜誌AI繪圖 GPT5.4）來自塞維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Seville）與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研究人員報導：植物烯（phytoene）——一種存在於番茄、胡蘿蔔、橙子和辣椒等食物中的無色類胡蘿蔔素——能夠延長壽命，並可保護免受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關鍵病理過程的影響，至少在一種常用的廣泛使用的實驗室模型中如此。在線蟲這一模式生物中進行的實驗顯示，壽命增加10%至18.6%，同時在面對β-澱粉樣蛋白42的毒性效應時，其有害影響減少30%至40%。β-澱粉樣蛋白42是與腦部斑塊形成相關的蛋白質，因而與阿爾茨海默病病理密切相關。重新認識被忽視的化合物植物烯長期以來未被充分關注。與更為人熟知的類胡蘿蔔素（如β-胡蘿蔔素或番茄紅素）不同，植物烯並不賦予食物明亮的顏色；並且常被視為“無活性前體”，而非具有生物學功能的活性化合物。該研究由Ángeles Morón Ortiz博士研究工作推進，分別測試了純化植物烯以及從微藻獲得的提取物，微藻包括雨生紅球藻和雙歧原棘藻。這些提取物中植物烯含量較高，其效果與純化植物烯的表現相當。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處理並未乾擾線蟲的生長或攝食供給，提示觀察到的獲益不太可能由減少熱量攝入或應激效應所致。進一步的實驗揭示了植物烯可能的作用方式。該化合物可增強對氧化應激的抵抗能力；氧化應激由不穩定分子驅動，會損傷細胞，並與衰老以及癌症、神經退行性疾病等疾病過程有關。在某些劑量條件下，線蟲在氧化應激下的生存率提高最高可達53%。這與現有研究所指出的類胡蘿蔔素作用方向一致：其可通過清除有害分子（中和自由基等）或啟動機體自身防禦系統發揮保護作用。與阿爾茨海默病相關的發現同樣具有重要意義。在該線蟲模型中，β-澱粉樣蛋白42的聚集會導致進行性癱瘓。給予植物烯處理的動物能夠清晰地延緩這一效應，表明其對蛋白聚集具有保護作用，而蛋白聚集也是阿爾茨海默病的顯著特徵之一。Dr. Paula Mapelli Brahm 表示：“這些結果非常令人鼓舞，但屬於初步證據。我們正在尋求資金以繼續該研究方向，並進一步闡明這些表型改善可能由何種機制所驅動。”營養與環境層面的意義從營養學角度看，植物烯也可能具有重要價值。一些研究提示，人群每日攝入的植物烯量可能高於多種其他類胡蘿蔔素；同時植物烯可在機體組織中累積，包括皮膚。此外，已有證據表明植物烯可能有助於抵禦紫外線損傷，從而進一步提升其潛在健康價值。該研究還強調了微藻作為植物烯來源的前景。與傳統作物不同，微藻生長迅速、所需土地面積較小，並可產生較高濃度的有益分子。微藻產品已被用於膳食補充劑以及食品配料之中，其在未來營養領域的作用仍在擴大，原因在於社會對更健康與更可持續的食品體系的需求持續上升。從線蟲到人類健康儘管這些結果來自較為簡單的生物體系，但C. elegans線蟲模式生物一直是許多重大科學突破的關鍵平台，包括與衰老、基因調控以及細胞死亡相關的研究。線上蟲模型中獲得的發現往往為人類研究的早期探索提供線索。研究團隊同時強調：仍需更多工作以證實植物烯是否能在人體中產生相同或類似的效應。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已開始進一步探索植物烯對壽命以及神經退行性疾病之外的影響。最近一項研究同樣使用了 C. elegans，考察植物烯及相關類胡蘿蔔素對線蟲類表皮結構（skin-like outer layer，皮膚樣外層/表皮樣外層）的影響。此外，團隊也已啟動植物烯在其他疾病領域的潛在研究。基於人類細胞模型的早期實驗顯示：植物烯富集提取物能夠對氧化損傷產生保護作用，並在結直腸癌細胞中表現出中等程度的抗腫瘤活性。參考文獻“Phytoene and Phytoene-Rich Microalgae Extracts Extend Lifespan in C. elegans and Protect against Amyloid-β Toxicity in an Alzheimer’s Disease Model” by Ángeles Morón-Ortiz, Antonis A. Karamalegkos, Paula Mapelli-Brahm, Marina Ezcurra and Antonio J. Meléndez-Martínez, 30 July 2024,Antioxidants.DOI: 10.3390/antiox13080931“Effects of lutein, phytoene and carotenoid-rich microalgal extracts on the epidermis of Caenorhabditis elegans” by Ángeles Morón-Ortiz, Mar Ferrando-Marco, Antonio León-Vaz, Rosa León, Paula Mapelli-Brahm, Michalis Barkoulas and Meléndez Martínez, Antonio Jesús, 11 November 2025,Food Chemistry.DOI: 10.1016/j.foodchem.2025.147022“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Protective and Antitumor Effects of Several Phytoene-Containing Bacterial and Microalgal Extracts in Colorectal Cancer” by Gloria Perazzoli, Cristina Luque, Antonio León-Vaz, Patricia Gómez-Villegas, Rocío Rengel, Ana Molina-Márquez, Ángeles Morón-Ortiz, Paula Mapelli-Brahm, José Prados, Consolación Melguizo, Antonio Meléndez-Martínez and Rosa León, 21 October 2024,Molecules.DOI: 10.3390/molecules29215003總體來看，這項研究為“植物烯可能影響衰老與神經退行過程”提供了有趣線索，但仍處在早期階段。實驗主要線上蟲中完成，雖然該模型常用於揭示生物機制，卻不能直接推斷人體效果。植物烯被認為可能通過提升抗氧化防禦、降低β-澱粉樣蛋白42毒性相關表型發揮保護作用。然而，人類飲食中的真實吸收量、有效劑量與長期安全性仍不清楚。當前更適合將其視為潛在營養線索，而非可替代醫學治療的“延壽藥”。 (科學家雜誌)

網紅運動起起落落，跑步才是人類永恆的愛。2026年，跑馬已經成了最時髦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火呢？在中國，城市馬拉松賽一票難求，剛剛公佈的2026年重慶馬拉松中籤率僅為4.29%。我身邊也有朋友剛收到了第12次中籤失敗的簡訊。而在國外的一些地方，它已經成為戀愛軟體的線下版本，或拉動一個城市GDP的盛大活動。一座城市好不好跑，甚至已經成了旅行目的地選擇的決定因素。一旦某個運動成為大眾愛好，相應的KOL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流量的寵兒，人們習慣跟著他們的視角，瞭解跑步技術，理解以跑為生的生活方式。但在跑步熱潮徹底崛起之後，我發現一些奇怪的事情正在發生。21世紀，跑步的火爆程度早已超出了一項運動本身。要問2026年跑步圈最火的話題是什麼，應力性骨折一定榜上有名。用一句話概括的話，它是由長期運動所引發的微小骨裂，也或許是今年最流行的傷痛。根據Google搜尋趨勢，今年關於應力性骨折的關注度已創下了自2004年以來的新高。這可能意味著，我們即將見證人類史上第一個骨折潮流。這波熱潮的苗頭，起源於一群熱愛健康的白女。她們有自己的賽級訓練計畫。每天早上睜眼就兩腿一蹬穿進瑜伽褲，先來個十公里熱身，還會一年無休飛全球參加當地的馬拉松比賽。騎行、攀岩更是不在話下。今年年初，這些健壯的女性卻集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應力性骨折症狀。視訊上看，她們需要在腿上一直戴著固定護具，以防二次受傷。跑步網紅@Mary McCarthy便是其中一員，她在Instagram有超過30萬的粉絲。最近她發了一條視訊，說自己患上了4級應力性骨折（即最高等級），再不小心傷到一次，她的小腿可能會直接斷掉。“我本來在兩周之後就要去東京參加馬拉松，還打算打破2小時45分鐘的個人紀錄。我不知道咋突然就這樣了”，她穿著深藍色的手術服在鏡頭前面手指交叉，為自己祈禱。骨折不是稀事，但奇怪的點在於，過去會患上應力性骨折的往往是專業的跑步選手。據統計，大約40%的運動員在一輩子裡至少會得一次應力性骨折。一篇學術報告也指出，這種骨折常見於精英運動員和軍事訓練人群。這些人的下肢會長期承受重複性衝擊負荷，一般人不會受這樣的傷。而現在打開社交媒體便可以看到，吐槽自己患上這種病的都是一些不專業的跑步博主或素人跑者。他們一臉迷茫地穿著護具，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從那一步出了差錯才導致了受傷。資料顯示，一項面向成年女性跑者的線上調查顯示，約25.4%的受訪跑者有過應力性骨折的歷史。這個現象背後藏著一個有點殘酷的事實：跑步幾乎是最便宜的全民運動之一，而越來越多的普通人，把它當作通往健康的捷徑。而一提及運動，就離不開全網的鼓勵敘事。以耐力著稱的跑步運動更是如此。如果你搜尋跑步的教材，便會發現博主們經常會用同一套說辭，試圖建立新手們的自信心：“跑步是最簡單、最穩定的健康方式”“只要堅持跑，你就有回報”“跑步不會背叛你”。堅持、忍耐的體育美德在傳播中被簡化成了一個更粗暴的訊號。網紅們通過發佈視訊，鼓勵新人們趕緊動起來，卻都忘了告訴他們什麼時候需要停下。起跑到喘粗氣的人一看正能量視訊還能繼續顛兩步，馬拉松和活動中的選手一看視訊更能咬牙衝過終點。那麼，受傷的人呢？答案也在視訊裡：他們當然以停下為恥。下面這位@Louise Stonham是一名運動博主。她在去年被檢查出應力性骨折之後，便開始高頻率更新自己的恢復日常。不同於其他人的正常治療，她自創的療傷方式包括物理和精神兩個方面。在身體這方面，她會拖著腿到操場上猛猛銳舞一段，或者用手撐著跑步機衝著鏡頭踢腿，看起來比沒受傷的人還要活蹦。在精神方面，Stonham也有她的催眠勝利大法：骨折算個球！比Stonham更狠的，是一名叫@andreafit4的Ins博主。她曾遭遇直升機墜毀事故，導致右腿脛骨粉碎性骨折，脾臟也被撕裂了。在恢復後期，Andrea仍然需要用外接醫療器械固定骨骼。但她本人認為能走就是好了，好了就是能健身了。在一條視訊中，她不僅恢復了負重蹲起和跳躍，甚至還用起了大重量的倒蹬機。最後又上跑步機又做了會兒有氧。這可給Reddit上的網友都嚇夠嗆，連連說這姐們是不是瘋了。但Andrea可不這麼覺得。她認為，骨頭裡紮著鋼釘堅持健身才是證明精神力量的辦法。Stonham和Andrea只是這群狠人裡的一部分，類似的視訊還有很多。相同的是，她們鼓吹的康複方式是受傷仍然保持訓練，這樣傷好了之後就像卸掉了沙包一樣，跑得更快更好。甚至有的網紅為了能恢復訓練，開始借助藥物止痛。她鼓勵群眾一邊服用布洛芬一邊帶著傷完成訓練。“布洛芬不到30分鐘就能起效，它可以幫助我堅持下來，完成一次不錯的鍛鍊。”研究發現，跑者的訓練量與其表現動機密切相關。而在社交媒體時代，這種動機越來越多來自網紅所展示的訓練方式。無論它是否會構成二次傷害，在專家的眼裡這都是不理智的行為。他們指出，一邊骨折一邊健身的視訊會正常化有害訓練觀念，把網紅們的行為當作真理，甚至有可能失去對科學醫療建議的信任。短短的幾秒鐘所帶來的影響比任何人想像中都更加深遠。但在流量的世界中，沒有人是理智的。頭鐵人士們大大地激勵了受傷的人們。相信看到視訊的傷者們一邊感到害怕，一邊卻羨慕著她們這種不把傷勢當回事的猛勁。他們逐漸開始浮現一種僥倖的心理：萬一再練練就恢復了呢。更有甚者也發現，這種極端健康的內容自帶流量的加持。道理很簡單，看一個受傷的人自討苦吃，是群眾們最大的樂子。視訊的激昂節奏與動感音樂強化了受傷堅持的敘事，嚴重的創傷和軀體上的護具變成了光榮的徽章，康復成了一場盛大的表演。於是，更多的人選擇加入作死佇列。越來越多的骨折人士湧入健身房，在還帶著護具的時候就開始搶先復健。做不了有氧，就和無氧拼了。人們紛紛拖著自己那根動不了的腿，最大限度地揮舞剩下的三肢。看一圈下來，頗有老頭老太搶公園器械的兇猛架勢。“這是我第六次確診應力性骨折了，但我還能一直蹦！”“即使骨折了，我這個夏天也打死都不會變胖的！”“骨折算什麼！阻止不了我！”除了應力性骨折，其他腿斷腳斷手斷的人們也聚集在了一起。他們建立了#BrokenFootClub（骨折俱樂部）和#InjuryRecovery（傷病康復）一系列傷員大本營，呼籲帶著傷的大家一起抱團取暖。人們最開始會在這裡互相觀聞問切，分享建議與康復進展。骨折崇拜卻讓這些話題變成地獄笑話大集錦。更多的人開始炫耀自己帶著傷還能去夜店蹦一夜。在這裡，你可以看到負了傷的人在歡呼跳躍，他們戴著墨鏡扭動胯部，慶祝自己帶著斷腳還能從舞廳凱旋的故事。包括且不限於：把斷腳的自己稱為”最討喜的動物”，在DJ前放肆揮舞著自己的枴杖…甚至還有人發視訊求安慰，說自己剛斷了腳就去夜店了，結果喝大之後把護具蹦丟，最後只能一邊嘔吐一邊哭著蹦回家。太慘了。一個美國的朋友說，這甚至已經是一些白女們默認的抓眼球方式。之前也有高中生發出視訊，記錄自己如何表演骨折，又如何因此在學校變得受歡迎的。四方有難八方添難。由於斷腿的人們實在太放肆，TikTok上甚至出來了個Boot Club的陰謀論。這個說法的大概意思是，這些人穿靴子狀的護具，只是為了掩蓋身上的螢幕監視器或者電子腳鐐。他們在執行光明會的任務或者是其他國家的間諜。我們無法驗證這種說法的真假。但可以被驗證的是，人們對帶傷健身的崇拜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應力性骨折的護具成為了光榮的勛章，穿著它們的人們也顯露出了一種隱秘的優越感。他們把再次受傷的風險當作自己的勇氣，好像在說：我受傷我光榮。在之前的體育領域中，用傷痛和不良反應來炫耀運動強度似乎是一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比如，“臭名昭著”的CrossFit。這是一種著名的高強度健身方法，讓它全球聞名的有兩件事：高強度間歇訓練和病態的社群文化。這個社區中，最受歡迎的吉祥物是噴射嘔吐的小丑（Pukie the Clown），又叫作橫紋肌溶解症叔叔（Uncle Rhabdo）。他通常穿著黃色背心和黑色短褲，跪在槓鈴旁，雙手捂著胸口，衝著地上噴射性嘔吐。設計這個形象的初衷簡單粗暴。橫紋肌溶解症是一種過度訓練會導致肌肉細胞爆裂並滲入血液的病症，而Crossfit的愛好者們則認為，練出這種病是證明自己的最佳方式。一位Crossfit愛好者說：“在我以前的健身房裡，要是你練吐了，他們就會免費送你一件T恤。這是一種獎勵。”Crossfit的創始人格雷格·格拉斯曼更是這種敘事的超級粉絲。他在2005年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別人質疑自己的極端訓練方式是一件好事，這反而有助於他篩選掉那些意志薄弱的人，“如果你連從吊環上摔下來摔斷脖子的可能都接受不了，那你就不適合加入我們”。當事人們滿意這種傷痛帶來的關注度，而從醫療角度來說，這種復健方式當然是瘋了。然而，荼毒傷者們的不僅是苦痛崇拜。即便是鼓勵靜養和康復教學的視訊有時也會幫倒忙。就像中國長輩們經常聽信的大字視訊和養生秘法，TikTok的視訊在外國病友眼中也常被視作靈丹妙藥。這也導致，這種鬥狠式的康復訓練並不只有骨折這一種情況。比如，一項2025年的研究發現，TikTok上關於急性膝關節損傷的內容多由非專業人士發佈，內容卻很容易誤導別人。專家們把這種現象稱為有毒的康復行為。他們認為，看多了病毒式傳播視訊和名人康復案例後，人們之間會自然而然產生一種攀比心理，過早扔掉拐棍開始蹦跶。學術界也有批判這種現象的文章現在，主串流媒體寵愛的是正能量敘事，像格拉斯曼一樣的暴君發言如果被放到現在，評論區一定清一色都是反對的聲音。但不得不承認的是，演算法和過濾系統無法更精細地進行挑選，即使不理智、不科學的內容也會因為積極向上的氛圍獲得推薦。有毒的健康並不會在網路中完全消失，反而滲透進社媒更深的紋理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種被軟化的毒素。隨著健身房文化變得成流行，一種被稱為Toxic Gym（有毒健身文化）的話題也進入了大眾的眼中。它指的是看似健康與自律，卻鼓勵自我Pua和極端攀比的健身文化。由於有很強的競爭意味，評論家們經常把它和有關男子氣概放在一塊討論，但毒素並沒有性別之分。一位健身房的女性說：“我突然發現，自己會把和同一個健身房的一個女生當成自己的假想敵。她喝一口蛋白粉我也一定要喝一口，她訓練的時候我一定要上比她更大的重量，即使我壓根舉不起來。”這種攀比說出來有些幼稚，卻讓健身房變成了一個讓新手害怕被評判，老手開始內卷的毒性空間。這種文化甚至篡改了正常人眼中的健康定義。兩個要素成為衡量健康的標尺：力量和體脂。他們相信，能舉起來的力量越大，體脂越低，就越健康。實際上，擁有健碩的肌肉或清晰可見的腹肌並不能和健康劃等號。想要達到肉眼可分辨的茁壯軀體，健身房選手需要先攝入大量乾淨的熱量進行增肌，再通過嚴格節食進行減脂，讓肌肉線條看起來邊緣分明。看起來強壯的低體脂率，需要一直保持極度飢餓的脫水狀態。人們所崇拜的精密肉體，其實只是一個緊實的軀殼，風一吹就病了。社媒的毒性文化會被批評，健身房裡的毒性文化損耗血條。從任何角度來看，追求這種健康對自己是百害無一利的。那麼，為什麼人們在私底下還是沉迷其中呢？原因是，現代的健康已經不僅是讓自己變得更好的標準，而是階級的一種反映。各種各樣的體育制度早已成為分割窮富的最大標籤。社媒上也開始流行一個說法：想知道一個人有沒有錢，只要看他的健康程度就好。不得不提這個每年花200萬美金凍齡的男人其實從古至今，健康這個詞一直帶著比較的意味。在史前時期，更強壯的個體更容易度過飢餓和疾病中，因此也有更高機率繁衍自己的後代。隨著社會發展和生活環境的變化，健康的意義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生存需求，逐漸演變為一種生活質量的指標。在節奏飛快的生活中，它已經成為一個抽象的奢侈品。只要健身過的人應該都明白，真正的肌肉太需要時間了。維持一個健康的軀體，意味著至少保持每天1小時的規律運動，堅持一日三餐都是高品質的健康食物，也需要充足的休息時間來緩解運動後的乳酸堆積和皮質醇。如果想成為一個有頭有臉的小網紅，還要加上和運動同好們的周末社交，高頻率參加品牌的活動，才能形成一套完整的健康生活清單。瀏覽一下這些骨折的白女帳號便能發現，她們的生活基本遵從這一個範本。大部分人裝備整齊，時間自由，更不存在工作和金錢的焦慮，可以全身心撲在自己的形象打造上。她們的活力是經濟的禮物。想像一下，如果是加班到十點的打工人，吃的是同款沒有油水的健康飯，喝的是同款無糖飲料，還要每天早起做空腹有氧，用不了幾天心態就崩了。美國網紅媽媽J Rae在成名後跨越了階級，從中下階層家庭到中產家庭階級也影響了她在視訊中的健康狀態 這種文化之所以有害，是因為它常常把一個人的身材和價值畫等號。這樣的思潮背後，我們也無法忽視社交媒體的催化作用。一個普通的、健康的肉體在網路上是沒有價值的，平台會把更多的流量傾倒給更乾淨的生活記錄和更極端的身體，造成無休止的惡性循環。那些熱愛跑步和馬拉松的網紅也正在自己的身體為食。他們像飢餓遊戲中所投選出的各區冠軍。資本家們投擲千金，用精美的裝備和服飾打扮自己的選手，把他們的身體和面容當作炫耀的本錢。休養骨折的時期，如果他們認定KOL無法生產出有價值的內容，便會像拋棄一匹骨折的賽馬一樣拋棄這個吉祥物。這也是為什麼上面的博主們即使受傷，也要堅持日更的運動視訊。對內容創作者來說，比起真實的健康，他們更在意塑造健康的人設。而真正的健康需要時間，身體上的變化也很慢。想讓圍觀的人看到進步，就必須用即時的疼痛來證明自己在變好。痛苦被當作獲得成就和認可的必要條件，但它同時存在一個缺點，即無法進行量化。因此，運動人士們經歷過的訓練只能通過兩種事物證明，成績和傷疤。前者正在失去大眾的信任。在社媒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大量對體育成績真實度的質疑。獻祭自己的傷口，就成為了最可靠的信物。設想一下，如果你看到經常觀看的健身博主突然綁上了繃帶，那麼第一反應一定是心疼，敬佩他實在太努力，太自律了。人們把腿上的護具當成戰爭後的嘉獎勛章，對著鏡頭展示傷口，是為了表明自己足夠努力。從一些視訊中的驕傲神態和身體語言中可以看出，這些身上掛綵的愛好者們以負傷為榮。流量的偏好也反哺了運動人士們的邏輯。他們眼中的健康，是需要通過苦痛進行提純和展現的。急於被他人認可的人會把邏輯進行極致壓縮，即不練出傷就說明練得不夠到位，受傷後不能笑臉面對，就說明自己是一個loser。因此，健身變成了一場對氣概和健康的獻祭。在這裡，脂肪是原罪，甜食需要被掛上懺悔柱，飢餓是現代社會的苦行僧。用極端飲食和訓練煉化肉體，然後受傷，追求著邊界分明的低體脂肌肉，然後再受傷。他們期待著來自演算法的獎勵。這裡也存在心理上的因素影響。文章《快樂與痛苦的洞穴：運動、性癖和快感》中討論了運動、痛苦愉悅的關係。作者指出，熱愛運動的群體將痛苦視為一種享樂（jouissance）。他認為，在奔跑和力量舉重中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績，是一種對超越愉悅的痛苦追求。這種心理在馬拉松、徒步等高耐力運動的表現更加明顯。在這裡，痛苦被視為運動員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就像那句諺語No Pain No Gain所說的一樣。人們相信，只有忍受和克服身體上的挑戰，才能獲得身體掌控力以及更高層次的成就感。關在手機螢幕中的博主刻意展示著自己的傷口迎合著觀眾和演算法的喜好。對於社媒上的觀眾們來說，這是娛樂，是一場精彩絕倫的角鬥，是一場充滿荷爾蒙和戾氣的競技。健康的毒性正表現在這裡。它讓一個正常的人類時常感到焦慮，控制著人們的價值取向。無論是表演者還是觀看者都被套入了同一套邏輯之中，無腦迎合著流量的喜好，卻也忽略了真正的情緒。無意義的損傷生產出無意義的焦慮，也誇大了健康的影響。正常的人因此感到焦慮，迫切用不理智的方法速成一個強壯的身體。就像一個倉鼠的跑輪，明知前方沒有終點，卻會一直催促自己奔跑。到後面，健康甚至不再重要，和他人比較、折磨自己的肉體和意志變成了目的。人們會因此忘記初心，捲入一場無邊際的爭鬥當中。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對健康的病態追求，也不過是面對難以改變的現即時的一種無奈選擇。在這個時代，經濟和社會地位是不受自己控制的，是無法被改變的。裙帶關係和中產階級的包裹下，靠原來的努力敘事討得屬於自己的那份蛋糕愈發困難。這代人面臨著波動的環境。全球局勢動盪，經濟市場遇寒，親密關係進入迷茫的時候，身體與肌肉才是唯一可以自己掌控的事物。健身符合所有人所受到的成就教育，是有投入就有收穫的事情。只要不騙自己，吃乾淨的食物，做足量的運動，保持充足的睡眠，就一定能看到努力的成效。於是，越來越多人選擇走向變強的極端捷徑，比如甘地般的節食、讓自己嘔吐的訓練強度，或者在腿上帶上一隻護具。即便網際網路上健康話題內容就，像是一場殘酷的競逐賽，但我相信，沒有一位真的想受傷。 (INSIGHT視界)

蛋白質是必需營養素，但其重要性在當下常被過度渲染。多數人其實已經攝入到推薦水平；相較於“越多越好”，更關鍵的是膳食結構與整體平衡。走進今天的商超，你會發現蛋白質被加入到各類產品中：從土豆片、餅乾糕點到瓶裝水。許多本來與營養趨勢關聯不強的商品，如今都被包裝成“高蛋白”選項。這種現象反映了“protein-maxxing”（蛋白質最大化）的流行——一種由社交媒體驅動的趨勢，鼓勵人們在生活的每個環節都儘可能增加蛋白質攝入。與此同時，聯邦膳食指南對肉類與乳製品的強調更顯著，並提出相較於先前版本，蛋白質攝入應提高約50%至100%，進一步助推了這一浪潮。那麼，額外攝入的蛋白質真的都必要嗎？是否應當用牛排來替代碳水化合物？蛋白質至關重要，但往往被“神話化”與過度強調 科學家雜誌AI繪圖史丹佛醫學院的專家在梳理相關研究證據與當前營養建議後指出：蛋白質固然重要，但它並不像Instagram所暗示的那樣，是“神奇的修復靈藥”。“蛋白質得到了類似上世紀90年代低脂食品所獲得的待遇——SnackWell’s（斯耐克威爾）現象。我們都給蛋白質戴上了健康光環。”史丹佛預防研究中心的營養師與醫學講師、Marily Oppezzo 博士表示，“蛋白質攝入確實重要，但它並不像社交媒體宣稱的那樣，是萬能的‘即時好轉’來源。”下面是史丹佛醫學院專家對蛋白質相關科學問題的拆解。1. 蛋白質參與建構體內關鍵蛋白質儘管各種資訊相互矛盾，但有一點很明確：蛋白質是必需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共同構成三大宏量營養素，提供人體所需能量；也就是說，你攝入的熱量來源於這三類營養素之一。蛋白質在全身發揮關鍵作用。最基礎層面上，它為機體合成自身蛋白質提供“原材料”，從而支撐幾乎所有生物學過程。“蛋白質可以存在於你的肌肉、頭髮、皮膚——你身體裡的幾乎所有組織都含有蛋白質。”病理學副教授 Jonathan Long 博士指出，“而僅靠脂肪或碳水化合物並不能獲得這些組成成分。”人體內的蛋白質（無論是自身蛋白還是膳食蛋白的衍生產物）都由稱為氨基酸的分子鏈組成。已知共有20種氨基酸，其中部分氨基酸可以由體內其他物質合成；但必須從飲食中獲得的有9種必需氨基酸——體內無法自行合成這些氨基酸。當你攝入膳食蛋白質後，機體會將其分解為氨基酸，再利用這些氨基酸合成身體所需的新的蛋白質。可以把這一過程類比為：把項鏈上的珠子全部取下，然後用這些珠子來製作新的珠寶。2. 對部分人群而言，蛋白質量與維持肌肉有關在不久前，聯邦對成年人蛋白質的膳食推薦攝入量（RDA）為每公斤體重0.8 g。以150磅（約68 kg）的成年人為例，這相當於每天約55 g蛋白質，約等同於一份8盎司（約227 g）的牛排。新版膳食指南則建議每公斤體重1.2–1.6 g；同樣以68 kg為例，推薦量提升至每天約80–110 g。這種幅度明顯——那麼科學證據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結論是：變化並不顯著。史丹佛預防研究中心營養研究主任 Christopher Gardner 博士表示：“我們是否真的錯得那麼多？是否出現了能證明我們錯得如此離譜的新證據？其實並沒有。”“蛋白質已經成為我見過的最具行銷力度的單一產品之一。幾乎所有東西都被包裝成‘含蛋白質’。”奧佩佐的看法更具細化。她關注兩個群體：40歲以上的成年人以及服用減重藥物的人群。對於這些人群，有證據顯示，與0.8 g/kg相比，攝入更高的蛋白質可能有助於減緩與衰老和減重相關的肌肉流失。對於BMI（身體質量指數）>30的人群，蛋白質需求的計算方式會有所不同：不使用總體重，而是採用“調整後體重”（adjusted body weight），因為瘦體組織維持需要能量。對於正在積極減重的人群，奧佩佐建議蛋白質攝入約為每公斤調整後體重1.6 g，以幫助保留肌肉。不過，奧佩佐強調：維持肌肉最重要的是抗阻訓練，而不是單純的飲食蛋白質攝入。她的一位導師——麥克馬斯特大學營養研究員 Stuart Phillips 博士曾用“蛋白質是蛋糕上的糖霜”來形象比喻：抗阻訓練才是“蛋糕”，蛋白質只是其“薄薄一層”。“阻止肌肉流失的最大因素是力量訓練。”奧佩佐說，“在此基礎上，更高的蛋白質所帶來的額外益處也只是‘小菜一碟’。”3. 也許一開始就不存在“蛋白質攝入不足”的問題如果新舊指南之間的差異主要體現在推薦量提高上，那麼可能需要進一步考慮現實情況：美國人是否真的蛋白質攝入不足？答案或許並不支援這一擔憂。根據美國國家健康與營養檢查調查（NHANES），美國成年男性的蛋白質日均攝入約為90–100 g；女性約為65–75 g。這已經與新版建議基本相符。同時，有一種常見誤解是：舊版RDA被視為“最低需要量”，因此認為蛋白質越多越好。但Gardner指出，RDA的設定方式並非如此：20世紀80年代，研究人員通過嚴格的控制飲食研究估算成年人的蛋白質需求；他們計算出的結果是估計平均需要量（EAR），即僅為每公斤體重0.66 g。為覆蓋98%的人群需求，RDA在EAR基礎上上調約20%。因此，0.8 g/kg並不是一個“應當再去超越”的指標，而是為了滿足絕大多數人群需求而設定的推薦水平。4. 當談蛋白質過多時，我們可能忽視了纖維雖然過量蛋白質本身未必立刻造成健康風險，但更值得關注的是：額外蛋白質來自哪裡。Gardner指出，如果額外蛋白質主要來自紅肉，則可能伴隨更高的飽和脂肪攝入；而如果大量蛋白來自牛排和蛋白質奶昔，就可能導致膳食中纖維和其他主要存在於植物性食物中的營養素不足。國家調查顯示，與蛋白質相比，美國人達到纖維RDA的人群比例很低：僅約5%的美國人能達到纖維推薦攝入量。纖維對腸道健康以及降低心血管和其他慢性疾病風險尤為重要。“確實存在一些抗氧化物可以降低炎症、預防癌症，但這些成分並不來自肉類、奶酪和蛋白棒。”Gardner說。值得注意的是，豆類、豆科植物與全穀物既能提供蛋白質，也能提供纖維；然而在“提高蛋白質攝入”的過程中，它們往往被忽略。“美國人幾乎不吃豆類。”他補充道，美國人每日平均攝入的豆類仍不足10 g。“這裡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通過增加豆類攝入，你可以獲得纖維、抗氧化劑以及植物蛋白——而且攝入量可以是合理的。”5. 不存在“缺失蛋白質”的說法如果Gardner希望某個蛋白質相關迷思盡快消失，那就是“不完全蛋白質（incomplete protein）”的觀念。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強調：植物蛋白“不完整”，而動物蛋白“完整”。因此當有人主要從豆類與豆科植物攝入蛋白質時，傳統建議是：需要在同一餐將其與特定穀物搭配，以“補齊”不足的氨基酸。Gardner認為這種說法並不成立：植物蛋白並不缺少任何20種氨基酸。確實，有些豆類中的某一種氨基酸含量略低於動物性食物；但只要總體蛋白攝入足夠，就不會帶來實際問題。“如果你每天需要50 g蛋白質，但你確實只攝入了50 g，那麼你需要關注它是否來自合適的來源。”“但大多數美國人的蛋白質攝入是80、90、100 g。到了這個水平，氨基酸分佈是否‘剛剛好’就不再需要完美匹配，因為你攝入了額外的蛋白質。”Gardner與同事在2019年發表論文，比較了多種動物與植物食物中的氨基酸分佈，發現二者非常接近。近期研究甚至表明：純素飲食在增肌方面的效果與雜食飲食相當。奧佩佐補充了另外一些常見誤區，包括：“無法一次吸收過多蛋白質，因此需要把蛋白分散到每餐。”許多人覺得，把25 g蛋白質分三次比一次吃75 g更容易；但研究顯示，兩種方式對機體蛋白代謝的影響並沒有實質差異。對老年人而言，將蛋白質分配到多餐反而可能更有利，因為隨著年齡增長，可能需要在單次攝入中達到更高的蛋白量，才能充分觸發肌肉蛋白合成。“運動後必須立刻攝入蛋白質。”雖然存在“合成代謝窗口期”，在此期間肌肉對營養的利用效率更高，但這一窗口期大約持續24小時。因此，規律、正常的日常進食安排通常就足夠。最後，即便蛋白質攝入高於RDA也不一定“壞”，奧佩佐提醒仍需注意：你在增加蛋白質的同時，可能在無意中減少了別的關鍵食物來源。“我不認為高蛋白飲食必然不好，但你失去了什麼？”“你是否錯過了蔬菜、水果、全穀物和堅果提供的纖維、維生素、植物化學物質以及抗氧化劑？”By Rachel Tompa, Stanford University總結蛋白質很重要，但並不意味著攝入“越多越好”。多數人本來就能達到推薦攝入量；而更高的推薦值主要是針對特定人群或情境（例如40歲以後、減重過程中），以幫助維持肌肉。與此同時，真正決定肌肉保持的關鍵是抗阻訓練，蛋白質更像是“必需的原料”，而非“萬能藥”。另外，如果高蛋白策略讓你用牛排、奶昔等替代大量植物性食物，可能會導致纖維以及多種植物營養素攝入不足。因此，正確思路是：滿足需要、最佳化來源、保持均衡飲食。 (科學家雜誌)

現代人的生活中，有三個很重要的空間：家、公司，以及出行用的車。尤其是有娃的家庭——日常接送，興趣班，假期出遊……孩子在車裡的時間越來越長。別小看每天路上這幾十分鐘，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用眼場景，正在悄悄傷害孩子的視力。孩子放學後在車裡看螢幕，去興趣班路上看書，出遊路上看動畫片的時候：車輛行駛過程中的微小震動和顛簸，會讓睫狀肌需要更頻繁地進行焦距微調；絕大多數車內光源亮度不均且伴隨頻閃，加重眼部疲勞。暗淡狹小的車裡，孩子只是看了會兒書或動畫片，眼睛卻辛苦幹了更多的工作，不僅更累，還可能增加了不必要的視力損耗。圖片來源：丁香醫生設計團隊此外，孩子在車裡可能還承受著一套大人看不見的物理傷害，例如：持續釋放數月的甲醛、苯系物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s）；更脆弱的兒童骨骼，在碰撞和急剎時尤其需要多重保護；不間斷的慢性噪音暴露，孩子的大腦處於「被動應激」狀態......圖片來源：丁香醫生設計團隊無論是視力的損耗，還是污染物帶來的呼吸問題、骨骼與碰撞傷害、以及神經與環境的干擾，都在提醒：我們需要的不只是一台移動的代步工具，而是一個能夠主動識別生理風險、前置干預健康隱患，守護孩子健康成長的移動空間。行動中閱讀對眼睛的傷害為什麼在車裡看書、看手機，比在家裡更傷眼？答案在於眼球內部叫「睫狀肌」的東西。車輛在行駛過程中，會存在一些物理震動。為了看清抖動的字跡，睫狀肌必須被迫進行每秒數次的焦距補償。尤其是在昏暗且有頻閃的車內光源下，這種工作模式非常傷眼。圖片來源：丁香醫生設計團隊10 歲以下孩子的晶狀體比成人透明得多，對藍光的防禦力更弱。圖片來源：丁香醫生設計團隊 (丁香醫生)

發熱、頭痛、乏力......有一種傳染病早期症狀與普通感冒類似，一旦延遲治療，可能增加重症和死亡風險。日前，中國疾控中心提醒，流腦正值高發季，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務必重視孩子的疫苗接種。流腦究竟有多“凶險”？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介紹，流腦是流行性腦脊髓膜炎的簡稱，是由腦膜炎奈瑟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化膿性腦脊髓膜炎，冬春季高發。一旦出現突發高熱、伴有劇烈頭痛、頻繁嘔吐、精神萎靡，尤其是皮膚出現了壓之不退的瘀點、瘀斑，應當立即就醫，切勿在家中觀察等待。中國疾控中心提醒，該病發病急、進展快、傳染性強、隱性感染率高、病死率高，由於早期症狀與普通感冒相似，許多人易忽視，導致延誤治療：隱匿性強。潛伏期1到7天，攜帶者可能沒有典型症狀或沒有症狀，卻具有傳染性。起病急、進展快。患者可能會突發高熱，伴有劇烈頭痛或頻繁嘔吐，幾小時內可能出現皮膚瘀點、瘀斑，嚴重者可能會死亡。後遺症嚴重。可能有10%到20%的患者留有聽力損失、神經系統後遺症等持久性傷害。那些人群更容易“中招”？流腦主要通過呼吸道飛沫和密切接觸傳播，高危人群主要包括：學生及集體生活人群，在宿舍、教室、工廠等人員密集場所易傳播。1歲以下嬰兒和青少年是流腦高發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如患有某些免疫功能相關疾病的人群。前往疾病流行高風險地區的旅行者。預防流腦，做好這3點流腦可防可控，關鍵在於早預防、早發現、早治療。■ 接種疫苗接種流腦疫苗是預防流腦最經濟、最有效的方法。目前有不同疫苗類型可供選擇：免費的國家免疫規劃疫苗：兒童在6月齡和9月齡分別接種1劑次A群流腦多糖疫苗，3歲和6歲時分別接種1劑次A群C群流腦多糖疫苗，均為免費接種的免疫規劃疫苗。自願自費接種的非免疫規劃疫苗：A群C群腦膜炎球菌多糖結合疫苗、ACYW135群腦膜炎球菌多糖結合疫苗和ACYW135群腦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家長可在知情同意、自願自費的情況下選擇為孩子接種。■ 個人防護流腦易在空氣不流通的密閉場所傳播，流行季節應做好個人防護：儘量不到擁擠，尤其通風不良的公共場所。勤洗手，咳嗽、打噴嚏時應遮住口鼻。均衡飲食、適度運動、保證充足睡眠，以增強抵抗力。保持室內空氣流通，定時開窗通風。密切接觸過流腦患者的人員，應遵醫囑進行預防性服藥。■ 及時就醫早期發現、早期規範治療可有效減輕症狀，避免嚴重健康損害。流腦雖然凶險但可防可控，如果“感冒”症狀來勢洶洶或伴有頭痛加重、精神狀態變差，千萬不要硬扛！ (央視新聞)

Why Are People Injecting Themselves with Peptides?健康養生網紅在灰色市場兜售未經批准的療法。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未來與消費者的健康岌岌可危。本文即將刊登于于2026年4月13日《紐約客》雜誌，印刷版標題為“Pick Your Poison.”作者：《紐約客》特約撰稿人德魯夫·庫拉爾是一位執業醫師，也是威爾康乃爾醫學院的副教授。小羅伯特·F·甘迺迪抨擊美國食藥監局對未經批准多肽的限制。插畫：Sophi Miyoko Gullbrants大約十年前，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的一群競技型混合健身愛好者，試圖尋找在不服用類固醇的情況下提升運動表現的方法。當時，健身圈的一些人開始自行注射多肽——即氨基酸短鏈，有時也被稱為微蛋白，這類物質在人體內通常充當訊號分子。據稱某些多肽能增強力量、精力、耐力並加速恢復。然而，這些多肽尚未被正式批准作為藥物使用，且其中許多從未在人體上開展過研究。部分混合健身愛好者是當地一位名叫克雷格·科尼弗醫生的患者，科尼弗接受過家庭醫學培訓，後來還提供肉毒桿菌毒素治療、皮膚填充劑，以及據稱能延緩衰老的靜脈滴注療法。“大家真的感受到了好處，”這些混合健身愛好者向科尼弗談及多肽時說道。他能否幫這群人確定該注射那種、劑量多少以及注射頻率？科尼弗開始從複合藥房訂購多肽，這類藥房會定製生產藥物。他反覆調整各種劑量，參考依據往往來自動物實驗，還在自己身上試用了一些。他漸漸有了“多肽奇才”的名聲。“我的名字傳開了，”他告訴我。音樂製作人瑞克·魯賓把科尼弗介紹給了神經科學家兼播客主播安德魯·休伯曼，休伯曼在2024年邀請他登上了自己人氣極高的節目。（科尼弗記得休伯曼當時說：“你要火了。”）在播客中，科尼弗稱“我能想到的幾乎所有人”都能從多肽中獲益，並重點介紹了一種名為BPC-157的“效果極佳、極度安全”的多肽。節目播出後的一個月裡，有八百名新患者預約就診。如今他的接診患者總數約一千人，還有六千人在候診名單上。他診所的會員年費可達一萬五千美元，營收預計達數千萬美元。“我本可以收更高的費用，”科尼弗說，“但我想晚上睡個安穩覺。”今年二月，我飛往查爾斯頓，在坐落著他診所的一棟現代紅磚建築裡見到了科尼弗。他和妻子凱利經營著類似“夫妻店”的業務：妻子在隔壁聯合創辦了一家養生水療館。科尼弗在候診室迎接我，室內播放著軟搖滾音樂，擺放著血清和幹細胞療法的宣傳冊。他光頭、留著山羊鬍、戴著眼鏡，模樣像《絕命毒師》裡沃爾特·懷特的友善版。“患者開口問的通常都是多肽，”科尼弗在辦公室裡對我說。他稱自己的許多客戶是“健康人群想變得極致健康”——包括名人、政客、模特。“顯然，我們不接受醫保。”我在書架上看到一個由前防守端鋒、福克斯體育分析師豪伊·朗簽名的突襲者隊頭盔。科尼弗在電腦上給我展示了一套電子下單系統，看起來和我給住院患者治療時用的系統很像。但與我的系統不同，他的這套系統可以申請定製組合、即“配方組合”的未經批准多肽。隨後，科尼弗帶我來到診所的靜脈滴注室，還請我吃了一份波奇飯當午餐。白板上潦草地寫著各種配方，像餐廳的特色菜菜單；其中一款標註為“科尼弗醫生特調”，包含維生素、礦物質和氨基酸。他問我要不要免費體驗一次亞甲藍滴注，這種化學染料近來被大肆宣傳能延年益壽、改善記憶力。而我所知的亞甲藍是一種急救降壓藥，高劑量下會嚴重收縮血管，甚至引發壞疽。我接受了波奇飯，謝絕了滴注。午飯後，一位新患者——我姑且稱他為托比，一位英俊的中年男子——輕鬆坐進鋪著蓬鬆抱枕的躺椅。護士為他的一隻手臂紮上靜脈針；科尼弗握著他的另一隻手說：“歡迎加入！”托比說，他和家人最近遭遇了一場車禍，但疫情期間多數醫生對病毒和疫苗“過分執著”，讓他對這些醫生失去了信任。他很高興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F·甘迺迪正讓國家“走上正軌”。“我可不是疫苗的擁躉，”科尼弗回應道，“很多疫苗都沒有足夠的資料支撐。”托比此番並非來注射多肽，但科尼弗建議他下次就診可以嘗試。“我見過效果驚人的案例，”他說。他還表示，自己一款含亞甲藍的靜脈滴注，能讓患者“感覺像接上了電源插座一樣充滿活力”。“太棒了！”托比回應道。我有些不解，或許是太過天真，為何研究甚少的多肽注射能獲得科尼弗的信任，而經過嚴謹研究的新冠疫苗卻不能。“個案資料對我來說意義重大，”他說，“有人接種疫苗兩天后中風，兩天后離世……見多了這樣的事，很難不留下印象。”近年來，聯邦政府管控多肽的舉措讓科尼弗與公共衛生機構產生對立。2023年拜登執政期間，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將包括BPC-157在內的十九種多肽列入“禁止復合生產”清單，理由是其存在“潛在重大安全風險”，包括免疫反應、胰腺炎以及癌細胞加速生長等。對此，科尼弗開始提供一種僅差一個氨基酸的多肽。“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效果非常相似，”他告訴我。2024年，科尼弗受到南卡羅來納州公共衛生官員的處罰，調查發現，他在開具管制類藥物處方時未維持自身對美國緝毒局的註冊資質，且在給患者施用氯胺酮前未檢查生命體徵。科尼弗將這些疏漏歸咎於病歷記錄問題，並稱沒有患者因此受到傷害。“從未收到過臨床投訴，”他補充道。他繳納了一萬美元罰款，並同意一年內不得施用氯胺酮或睾酮。他此前獲准執業的紐約州，也勒令他交出當地的行醫執照。談及多肽，科尼弗似乎對美國公共衛生機構迎來新管理層表示支援。“我的一些患者在政府身居高位，”他說，“他們對食藥監局針對多肽的舉措極為擔憂。”在“讓美國再次健康”的時代背景下，多肽的熱度持續攀升。許多複合藥房的需求暴漲；《紐約時報》報導稱，去年美國從東方進口的灰色市場多肽和激素數量大致翻了一番。播客主播喬·羅根稱，BPC-157在兩周內治好了他的肘部肌腱炎。追求更深膚色和提升性慾的美妝網紅則在服用美拉諾坦Ⅱ，也就是俗稱的“芭比多肽”。就連《紐約雜誌》近期也刊登了一位自由撰稿人自行注射多肽的自述文章，標題為《活在多肽裡的感覺棒極了》，文中未引用任何經同行評審的研究或學術科學家的觀點。今年二月，小羅伯特·F·甘迺迪在羅根的播客中表示，自己也曾服用多肽，在他的領導下，食藥監局將停止對多種多肽的限制。甘迺迪曾猛烈抨擊該機構“激進打壓”未經證實的療法，誓言要“結束這場戰爭”。人體會產生數千種多肽。其中許多是蛋白質片段，負責傳遞訊號或調節人體系統，其作用方式很多尚未被科學家完全探明。研究人員對部分多肽的認知已有數十年，已有數十種被研發為安全有效的藥物。激素胰島素就是一種多肽，能將血液中的糖分轉運至細胞；GLP-1，即胰高血糖素樣肽-1，可刺激胰腺分泌胰島素，並延緩食物在腸道中的通過速度。（多肽通常指含五十個及以下氨基酸的分子，超過五十個則為蛋白質。）但支撐當下多肽熱潮的科學研究可追溯至世紀之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知名兒科內分泌學家平查斯·科恩開始專注於衰老相關疾病研究。在一個項目中，科恩試圖干擾一種與胰島素抵抗和糖尿病相關的蛋白質。通過將人類DNA注入酵母細胞，他成功合成了數條能與目標蛋白結合的氨基酸鏈。科恩告訴我，前兩條鏈是已知蛋白質，而第三條是“一個不起眼的小東西”，僅由二十四個氨基酸組成。奇怪的是，他始終無法查明其來源。按照當時的主流認知，他注入的DNA不應編碼這種物質。這種名為人體蛋白的多肽，最終被追溯至線粒體DNA的一小段——也就是人類基因組中曾長期被視作“垃圾DNA”的98%部分。科恩的研究揭示，在這部由三十億個鹼基對組成的人類基因組“巨著”中，即便不起眼的片段也可能是重要內容。事實證明，垃圾DNA並非無用：它包含眾多從未被研究過的多肽和蛋白質的編碼指令。“公眾對多肽的認知，並未從科學角度理解當下的研究進展，”科恩告訴我，“這不是在健身房就能買到的十幾種東西，這是一場科學革命，將開啟藥物研發的新紀元。”然而，科恩對自己這項突破性研究的應用幾乎沒有控制權。在他發表一系列關於人體蛋白潛在益處的動物和細胞實驗研究後——該多肽似乎能抑制炎症、調節血糖，甚至可能對阿爾茨海默病有防護作用——所謂的“生物駭客”們開始在灰色市場訂購這種物質。科恩本人曾嘗試將其研發為藥物，但該多肽極不穩定，幾分鐘內就會分解。更令人擔憂的是，人體蛋白最終被發現與乳腺癌和腦癌相關。儘管如此，它仍在網上持續售賣。科尼弗告訴我，他自己也服用過。“我根本不知道人們注射的是什麼，”科恩說，“很可能是降解後的碎片。”科恩現任南加州大學老年學院院長，他的實驗室已發現更多多肽。“我實驗室的規矩是，誰發現的誰就有權命名——但我有否決權，”他說，“我喜歡用意第緒語風格的名字。”SHLP意為“類人體蛋白小肽”；SHMOOSE意為“絲氨酸轉運RNA上的人類線粒體開放閱讀框小肽”。其他發現還包括MENTS H和PUTZ。他的團隊最知名的發現是MOTS-c，這種多肽被稱為“運動模擬肽”：能啟動運動時通常開啟的細胞通路。令人矚目的是，注射了該多肽的老年小鼠，奔跑時長是未注射小鼠的兩倍。科恩認為MOTS-c極具前景，於是創辦公司將其推進Ⅰ期臨床試驗——這是獲得食藥監局批准的早期步驟。該多肽僅會引發皮膚刺激，其餘方面看似安全。但它的半衰期很短，需要一天注射數次，這限制了其作為藥物的吸引力，公司最終資金耗盡。由於“特定給藥途徑存在免疫反應潛在風險”，MOTS-c如今也被列入食藥監局禁止復合生產清單。即便如此，它仍在灰色市場流通。一位紅迪網使用者稱，開始服用後，“精力和耐力爆棚”。科恩對這些趨勢感到沮喪。儘管他對多肽的潛力滿懷熱忱，但他表示：“在經過全面測試前，人們不應服用。走捷徑的歷史從來都沒有好結果。”其他許多未經批准多肽的支援性證據則更為匱乏。BPC-157是“身體保護化合物157”的縮寫，由克羅埃西亞科學家普雷德拉格·西基裡奇領導的實驗室在人類胃液中發現。（它似乎是一種大型胃部蛋白質的片段，但尚未有人將其追溯至人類基因；科恩認為它很可能是腸道細菌的產物。）多項研究宣稱其在細胞和動物實驗中展現出驚人的多樣功效：據稱能治癒潰瘍、再生神經、助力肌肉和肌腱修復、對抗神經退行性疾病，並保護器官免受損傷。但這類研究大多由持有多項BPC-157相關專利的西基裡奇參與合著，部分專家指責他刻意篩選有利證據。“科學的進步依靠嚴謹驗證，而非同一研究團隊反覆證實自身發現，”波蘭一組科學家針對西基裡奇的BPC-157研究結論撰文回應。正常情況下，有潛力的候選藥物會進入人體試驗。然而，自BPC-157被發現三十多年來，從未有針對該多肽的對照人體試驗成果發表。上世紀九十年代，西基裡奇將該化合物授權給克羅埃西亞普利瓦公司，該公司試圖研發潰瘍性結腸炎療法，但試驗結果從未公佈。2006年，普利瓦的研發部門被葛蘭素史克收購，後者擁有充足的臨床試驗資源，卻未將該多肽商業化。據科學雜誌《暗箱》的薩拉·塔爾波斯報導，一家由西基裡奇部分持股的公司2015年在蒂華納一家醫院開展了口服版BPC-157的安全性試驗，結果至今仍未公佈。西基裡奇向我保證，試驗“絕對成功”，資料“很快”就會公開，卻拒絕讓我查看。獨立科學家表示，BPC-157在實驗室研究中看似前景可觀，但存在重大前提。該多肽似乎能促進一氧化氮生成，從而改善血流、減輕部分炎症，但同時也會產生損傷DNA和蛋白質的自由基。此外，它似乎能促進血管生成，即新血管的形成，其作用機制可能與多種人類癌症中表達的一種訊號分子有關。“不能隨意刺激血管生成，”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生物學家保羅·克內普夫勒告訴我。（西基裡奇則辯稱，該物質對這些生理過程的調節是平衡的；他曾撰文稱，關於一氧化氮和血管生成的相關批評，“對BPC-157的所有指責都應不予理會”。）在去年首屆“讓美國再次健康”峰會上，一位複合藥房高管向觀眾表示，他的祖母正在服用BPC-157，並稱這“只是這些能改變人們生活產品的一個例子”。安德魯·休伯曼在播客中稱，兩針就治好了自己的背部損傷，同時也提醒聽眾注意該多肽的潛在風險。在網路論壇上，有人稱這種多肽提升了精力、緩解了疼痛；也有人反饋出現奇怪皮疹、疲勞加劇、情緒低落和視力問題。BPC-157或許確實有效，潛在收益也可能值得承擔風險。但在缺乏人體試驗的情況下，幾乎無法確定它在人體內的實際作用。部分健康影響可能數年都不會顯現——而個案證據中充斥著幹擾因素。如果一種多肽配方在舉重愛好者中流行，誰能確定是那種多肽起了作用？或許所謂的效果其實歸功於硬拉、蛋白粉，或是一夜好眠。克內普夫勒提醒警惕安慰劑效應。當人們認為一種藥物價格不菲時，即便只是惰性物質，也常常會反饋有效果。“你花了這麼多錢，”克內普夫勒說，“拿到一組藥瓶，自己注射，過程還很疼。你打心底裡希望它有用。”部分案例中，多肽已被明確與傷害關聯。去年，在拉斯維加斯舉辦的“對抗衰老與死亡革命節”上，兩名女性在展會展位接受了多肽注射；隨後不久，兩人出現心率加快、舌頭腫脹、呼吸困難等症狀。送醫時，其中一人頸部肌肉失控，另一人已插管。兩人最終都依靠呼吸機維持生命。（涉事多肽尚未披露。）實施注射的醫生引用一份人工智慧生成的報告為自己辯護，向公共誠信中心表示，報告“基本表明不可能是多肽導致的”。當我問西基裡奇，在缺乏人體資料的情況下，人們是否應使用BPC-157這類多肽時，他說：“作為醫生，我理應給出否定答案。作為普通人，我也不確定。你得做對自己正確的事。”他表示，監管機構應發揮作用，但“某種療法是否有效，最終評判權屬於民眾，而非食藥監局”。前食藥監局官員、現任公共利益科學中心主任的彼得·盧裡告訴我，如果你想在不受食藥監局嚴格監管的情況下靠健康產品賺錢，主要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採用巧妙的行銷策略。如果你的公司宣稱產品能治療新冠，那就是在銷售藥品。“完了！食藥監局會立刻找上門，”盧裡說。但如果公司將產品描述為免疫力增強劑，監管機構的權限就沒那麼明確。通常情況下，銷售膳食補充劑（有時也被稱為“營養保健品”）無需開展臨床試驗。第二種漏洞涉及複合藥房，這類機構主要由州藥房委員會監管。2021年前曾在一家複合藥房擔任藥劑師的山姆·安告訴我，他工作的地方僱有約二十名員工——藥劑師、技術員、收銀員、配送員，環境類似化學實驗室。起初，他說，“我覺得自己在做有意義的事”。他可能會為無法吞嚥藥片的患者配製液體藥物，或為女性定製適配激素水平的生育藥物。但隨著時間推移，安逐漸感到失望。他說，對許多這類藥房而言，“重心似乎變成了如何快速賺錢”。疫情期間，即便伊維菌素被證實對新冠無效，複合藥房仍漫天要價。在GLP-1藥物大範圍短缺時，許多藥房藉機牟利。“他們會加一點維生素，然後眨眨眼說‘看，我們為你定製了’，”安說，“做這些事的門檻低得可笑。”他認為多肽熱潮更令人擔憂。“他們利用一群尋求解決方案的人，高價售賣沒有證實功效、還可能有害的東西，”他繼續說道，“這怎麼能被允許？”2012年，馬薩諸塞州一家複合藥房的類固醇導致數百人患上腦膜炎、六十餘人死亡，此後食藥監局開始採取更果斷的監管措施。“監管機構很清楚，市面上大量相關行為可能涉嫌違法，”盧裡告訴我。但食藥監局和美國國稅局一樣，資源有限，只能追查少數嚴重違規行為。“等你把BPC-157列入清單，可能又出現了BPC-158，”盧裡說。（他補充道：“不存在‘多肽戰爭’，真正被打擊的是作出不當宣傳的未經批准產品。”）向甘迺迪匯報工作的川普政府時期食藥監局，也不太可能大力執行多肽限制措施。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和食藥監局均未回應採訪甘迺迪或食藥監局局長馬蒂·馬卡里的請求。採訪食藥監局高級合規官員的請求，則只收到一份官方範本聲明，其中部分內容為：“美國人有權知曉所購產品的質量，有權使用經證實安全有效的藥物。”多肽愛好者正越來越多地繞過中間商，直接向灰色市場供應商訂購。去年，我姑且稱他為邁克爾的一名二十多歲男子，他經常舉重、練習巴西柔術，換新工作並從一場嚴重的新冠感染中康復後，開始飽受疲勞和體重增加困擾。他的朋友都服用過多肽——他記得其中一人對他說：“兄弟，你真該試試。”——但邁克爾起初心存疑慮。他花了數周查閱動物實驗研究，瀏覽各類網路論壇上的使用者反饋。最終，他決定從一家銷售科研用化學品的公司訂購瑞他魯肽——禮來公司已推進至Ⅲ期臨床試驗的一款試驗性GLP-1藥物。他收到一盒粉末，兌水後自行注射到腹部。他緊張得幾乎暈過去。但很快體重下降，這讓他好奇其他多肽還能帶來什麼效果。邁克爾的腳一直有傷痛，可能與柔術練習有關，於是他訂購了一組號稱有修復功效的多肽配方，名為KLOW混合劑，包含KPV、GHK-Cu、TB-500和BPC-157。“基本就是參考前人服用的普遍共識，”邁克爾告訴我。（英國林肯大學社會學家盧克·特諾克將這種現象稱為“民間藥理學”。）邁克爾的腳痛有所緩解，但奇怪的是，他發現自己的膚色發生了變化；KPV源自一種影響皮膚色素沉著的激素。隨後，邁克爾訂購了一種名為塞馬克斯的多肽，俄語中意為“七種氨基酸”。在東歐部分地區，塞馬克斯被用於治療腦外傷和其他神經疾病。“人們把它當阿德拉類興奮劑用，”邁克爾說。儘管他發現自己拖延變少了，但也開始感覺自己“像個針墊”，他說。他決定只在“覺得真的需要時”才用。最後，邁克爾開始服用MOTS-c。他心想：“好吧，如果我的線粒體因為新冠出了問題，希望這個能修復系統。”這種多肽似乎讓他精力更充沛，但他發現自己出汗異常多。當我問邁克爾，把未經測試的產品注入體內是否會感到不安時，他也拿新冠疫苗舉例，稱其“同樣沒有長期研究資料”。“所以，就像是，選一種你能接受的風險，”他說。如果醫療體系無法滿足患者需求，人們就會自己尋找解決方案。“這類東西會越來越流行，”他告訴我。我決定自己採購一些多肽。邁克爾推薦了一家名為瑞士化工的公司。“這家靠譜，”他說，不是那種“信我就買”的野雞公司。快速搜尋後我發現，2024年食藥監局已向該公司發出警告函，其中部分內容為：“儘管聲明產品僅為‘科研用化學品’，但從貴公司網站獲取的證據表明，產品擬作為人用藥物銷售。”我花一百零七美元購買了BPC-157、CJC1295和TB-500。結帳時，三十粒卡貝縮宮素——一種醫生用於引產和治療產後出血的合成激素——被免費加入購物車，就像科顏氏的潤膚乳小樣一樣。我又從知名生物駭客加里·佈雷卡營運的網站“終極人類”花三百美元訂購了MOTS-c，該網站曾邀請小羅伯特·F·甘迺迪做客播客。購物車中展示著一個標有“僅科研使用”的未來感藍色藥瓶圖片，卻自動搭配了抑菌水和注射器，還要求我填寫問卷並對接醫療人員。螢幕上彈出與一位名叫辛西婭的人的視訊通話。“你的回答很不錯，我會批准訂單，”她對我說。整個諮詢過程不到三十秒。最後，我在TikTok上搜尋多肽。在一個擁有一萬多名粉絲的名為“多肽樞紐”的頁面上，我看到擬人化的多肽藥瓶動畫，形象酷似電影《頭腦特工隊》裡的情緒角色。“喲，我是TB-500！”一個面帶壞笑的紅色藥瓶宣稱，背景燃著火焰，“我就是被人稱作金剛狼模式的修復多肽。”一個標有PT-141的藥瓶身著燕尾服，射出丘位元之箭，該產品被宣傳為治療性慾低下的藥物。“我直擊慾望通路，”它說，“人們叫我約會夜多肽。”我在WhatsApp上提交諮詢後，賣家保證產品“純度99%”。我從一份PDF菜單中選了幾樣。賣家稱，多數支付平台會標記多肽交易，還發來一段視訊教我用加密貨幣支付。我的銀行起初將這筆交易標記為可疑交易；我不得不確認自己確實想把一百八十五美元兌換成比特幣。“醫療自由”的理念——即我們有權決定自身健康相關事務——在美國向來擁有特殊地位。“美國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相當一部分民眾都將治療選擇自由視作一項憲法權利，”醫學歷史學家劉易斯·格羅斯曼在其著作《選擇你的藥物》中寫道。開國元勛、醫生本傑明·拉什曾批評醫學界對非醫生推薦的療法抱有偏見。“我們許多最有效的療法，都是江湖郎中發現的，”他稱。十九世紀末，心理學家兼哲學家威廉·詹姆斯寫道：“如果‘神聖’一詞能用於任何個人權利，那麼按自己意願對待身體的權利，無疑配得上這個稱謂。”幾年後，郵政大臣停止向美國磁療學校遞送郵件，稱該機構涉嫌醫療欺詐。該校提起訴訟，主張其療法合法，最高法院最終作出對該校有利的裁決。“沒有絕對真理的精準標準，能證明其主張虛假且構成欺詐，”多數意見書中寫道。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未經監管醫療產品引發的醜聞，讓權力天平轉向監管一方。上世紀三十年代，一種溶在有毒溶劑中的抗生素磺胺酏劑，導致患者出現劇烈疼痛、腎衰竭和神經問題。在全美十五個州造成包括多名兒童在內的一百餘人死亡後，美國國會通過1938年《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授權食藥監局在醫療產品上市前評估其安全性。該機構如今的職能定位於1962年確立，此前沙利度胺在全球導致數千名嬰兒出現先天缺陷。法案修訂後增設了更高標準：製藥企業如今必須開展對照試驗，證明產品有效。兩項標準之間差距巨大。約三分之二符合1938年安全標準的藥物，未能通過1962年的有效性稽核。如今不難想像，美國監管機構對藥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管控力正在喪失。風險投資家吉姆·奧尼爾，曾任川普政府時期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代理主任，現任國家科學基金會負責人提名人選，曾表示，藥物一旦證實安全，美國人就應“自擔風險開始使用……在合法化後再驗證有效性”。多數州已頒布所謂“嘗試權”法案，允許絕症患者使用已完成Ⅰ期安全性測試的療法。（此類療法中超過90%最終不會獲得食藥監局批准。）近年來，蒙大拿州法律更進一步，允許所有患者使用範圍更廣的試驗性療法。該州可能成為醫療旅遊中心。臨床醫生可免受多種懲戒，即便沒有蒙大拿州行醫執照，每年也可執業至多二十一天。支援更多醫療自由的觀點，基於值得稱讚的原則。我們通常不希望政府決定我們能對自己的身體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而當前的藥物審批流程顯然存在缺陷。製藥企業通常需投入數年時間和數億美元才能讓藥物獲批；部分原因導致一些有潛力的療法從未獲批，許多療法對急需的患者而言來得太晚。經濟學家亞歷克斯·塔巴羅克曾寫道，獲批藥物傷人時會登上頭條，但“當食藥監局未能批准一款好藥時……逝去的生命埋在無形的墳墓裡”。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在資訊真空下做醫療決策，真的是自由選擇嗎？“歷史的主線是，總會有人兜售各種宣稱有神奇功效的東西，”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政策教授、前食藥監局副局長約書亞·沙夫斯坦告訴我。“如果你支援患者選擇權，就應支援要求企業證明產品功效的監管體系。”我的前兩批多肽訂單很快送達。第三批來自“多肽樞紐”的訂單卻遲遲未到。一家自稱負責物流的公司聯絡我，稱除非支付一筆“可退還保險費”——再價值八十三美元的比特幣，否則不會發貨。賣家不允許我取消訂單，我只得謹慎支付了費用。兩周後，賣家和物流公司都不再回覆我的消息，我仍未收到貨物。讀者們，我並沒有給自己注射這些多肽。相反，我把它們送到了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芬瑞克分析公司，該公司專門檢測粉末狀多肽的純度、效價、污染物和毒素。檢測結果會發佈在公司網站上，月點選量超百萬次。該公司稱，自己在提供公共服務——在食藥監局執法不力或受阻的領域，創造透明度和問責機制。“我們檢測多肽，讓自主健康選擇更安全，”其網站寫道。如果你要用，就安全使用。與此同時，該公司在推動多肽領域形成某種自我監管的同時，也提升了行業合法性。如果一種藥物看起來更安全，或許可以試試。芬瑞克的辦公室不大，位於一處聯合辦公空間的二樓。檔案櫃上擺著一個神情凶悍的《龍珠》主角孫悟空手辦，看起來正用手發射一瓶司美格魯肽。桌上的托盤裡放著數十個藥瓶，桌下的箱子塞滿了寄來的包裹。剛大學畢業的傑克·安德森負責拆開大部分包裹，拍攝藥瓶照片並更換標籤。“這樣實驗室就不知道樣品來源，”他說。“包裹多得快堆不下了，”公司營運總監卡南·湯斯說，他曾是大學摔跤運動員。他因用多肽治療髖部損傷加入該公司。過去一年，芬瑞克收到的包裹數量增長了五倍多，自十二月以來更是翻了一倍多。“離譜的是，我們完全沒做過行銷，”湯斯補充道，“但多肽就像一種愛好：人們不只是服用，還想和朋友聊。”湯斯和我開車把我的多肽樣品送到約十分鐘車程外一棟低矮的灰色建築。克勞澤分析實驗室是一家家族企業，承接芬瑞克的大部分檢測業務，同時也為食藥監局檢測跨境墨西哥的食品和農藥。我看到室內有一輛叉車和幾袋玉米粉。實驗室主任馬克·克勞澤性格開朗、身材魁梧，帶我走過洗碗機大小的色譜儀和質譜儀。“有時候根本不用這些 fancy 裝置，就知道東西有問題，”他告訴我。他一隻手拿著一瓶淡藍色粉末，另一隻手拿著一瓶白色粉末。“銅肽應該是藍色的，”他說，“如果給你的是白色的，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肯定不是銅肽。”對多肽持懷疑態度的克勞澤估計，芬瑞克送來的多肽中，約有10%存在純度、劑量或無菌性方面的嚴重異常。部分藥瓶含有內毒素——細菌細胞壁碎片，說明生產工藝不佳、供應鏈存在問題。“但別忘了，這些是‘科研用化學品’，對吧？”他眨著眼說，“沒人會往自己身體裡注射！”克勞澤在電腦上調出一份色譜分析圖，該技術能將混合物分離為單個成分。圖表顯示一條平線，中間有一個尖銳的峰值。“這是純品，”克勞澤指著峰值說，“只有一種物質。”接著，他給我看了一張起伏如過山車的圖表。“這裡面什麼雜七雜八的都有，”他說，“要麼就是原本的物質降解了。”第三張圖表有兩個峰值——一個是已知多肽伊帕瑞林，另一個是幾英吋外的未知物質。“我們不知道那是什麼，”克勞澤說。到訪約一周後，克勞澤分享了對我送檢多肽的分析結果。檢測顯示，我從“終極人類”訂購的MOTS-c純度為98%，實際劑量為標籤標註的87%。（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多肽本身安全有效。）我從瑞士化工訂購的所有多肽均存在嚴重問題：BPC-157藥瓶含鉛，TB-500藥瓶含內毒素，CJC-1295藥瓶有效成分不足標註劑量的42%。我們這個時代的諸多健康潮流有一個共同點：它們不僅力求像主流醫學那樣治療疾病，還追求最佳化健康，而這一目標是許多醫生迴避的。我不相信自己能一邊提供未經證實的療法，一邊堅守不傷害患者的誓言。而且，即便我知道如何幫助人們在健身、事業或性生活中達到“巔峰狀態”，我也不確定這是我的職責。但如果傳統醫生不向患者承諾這些，自然會有其他人來做。阿爾伯塔大學法學教授蒂莫西·考菲爾德稱，健康網紅越來越多地參與“科學剝削”：他們基於有限研究大肆推測、誇大宣傳，製造熱度。“把一個真正有前景的科學領域過度渲染、歪曲解讀，用來賣垃圾產品，”考菲爾德說。在他看來，聚焦另類認知和靈性的1.0版養生理念，已被2.0版養生理念取代，後者常常借用科學話術。“用多肽搞這套太容易了，”考菲爾德告訴我，“光是‘多肽’這個詞，聽起來就很科學、很靠譜。”今年春天一個雨天，我走進曼哈頓中城一家大型酒店，這裡正在舉辦年度綜合健康研討會，面向“前沿從業者”。我穿過熙熙攘攘的展廳，經過售賣“增強免疫力”蘑菇和蛋白棒的展位。不知為何，一家線上處方公司正在抽獎送路易威登包。我走到一家複合藥房的展位，詢問多肽業務情況。“聯邦政府束手無策，”一位工作人員告訴我，“就像禁酒令時期一樣。”我正要去見埃德溫·李，這位奧蘭多的內分泌學家一直致力於提升未經批准多肽的科學可信度。還沒找到他，一位身材健碩的中年男子就攔住了我，此人曾是汽車銷售員。“想精力更充沛、疼痛更少嗎？”他問道。他讓我站在一個看似未來感滑板的“振動板”上，宣稱該裝置能減壓、增肌、促進循環，甚至改善性生活。踏板開始震動並閃爍紫光，我的全身都跟著晃動。“每天站十分鐘，”他說，“相當於橢圓機運動一小時。”他願意以三千六百美元標價的半價賣給我。我禮貌地告辭，在酒店休息室找到了李。他身材高大，留著花白短髮，戴著細框眼鏡，性格積極好鬥。李因聯合創立臨床多肽學會而知名，該學會為想開展多肽治療的人員提供認證。他還發起了一項名為“拯救多肽”的請願，已徵集近萬個簽名，試圖放寬政府限制。“很多傳統醫生覺得這全是胡扯，”他笑著對我說，“他們覺得我墮入了黑暗面。我們求同存異，畢竟我還想和他們一起徒步旅行。”幾年前，李的兒子是一名高中越野跑運動員，腿部出現劇烈疼痛。“爸爸可以給你注射多肽，”李的妻子對兒子說。男孩卻回道：“他才別想給我注射！”後來，李給兒子看了克羅埃西亞多肽研究者西基裡奇發表的照片：西基裡奇團隊切開大鼠的跟腱，經BPC-157注射後，傷口癒合。李的兒子最終同意了——“他只是需要看到證據，”李說——兩周後便恢復了跑步。如今，李把家人用的多肽放在冰箱的黃油隔層裡。我們交談時，李的一位患者走進了休息室，他是醫療投資者，也曾是足球運動員。2024年的一個早晨，這名男子醒來時膝蓋劇痛，經查是半月板撕裂。幾位醫生都建議他手術。後來在去年的研討會上，他遇到了李。“這個陌生人說能治好你，”這名男子說，“你為什麼相信他？直覺。他身上有種特質。我從沒見過那個醫生這麼自信。”男子飛往奧蘭多，李為他注射了BPC-157。短短幾天，他的膝蓋疼痛就緩解了。“我不在乎某人有多少篇論文，”這名男子單腳跳著強調，“我不要研究，我要效果。”“不是所有人都好得這麼快，”李笑容滿面地說。隨後，我和李一同參加了康涅狄格州私人醫生史蒂文·A·R·墨菲的多肽講座，其網站宣傳“雷帕黴素、多肽及其他藥物的遠端醫療諮詢和處方”。會場座無虛席，甚至有人擠在門外。標題幻燈片上是一個肯娃娃的圖片，一支注射器對準其額頭。“你試過那幾種？”旁邊一個年輕男子問我。“一種都沒試過，”我說，感覺自己像兄弟會裡的禁酒者。他一臉困惑。墨菲詢問現場有多少人開具過多肽處方，約一半人舉手。他介紹了幾種已獲批特定適應症、因此可安全超適應症處方的多肽，隨後轉向灰色市場多肽。例如，伊帕瑞林是“最純淨”的促生長激素釋放多肽之一，可口服，也可——幻燈片標註“非法”——皮下注射。墨菲建議大家堅持對獲批多肽進行超適應症使用，而非處方未經批准的同類產品。否則，可能會收到食藥監局的“討厭信件”，甚至吊銷行醫執照。講座尾聲，李起身對全場發言。“我們必須拯救多肽！”他說。他呼籲大家收集多肽相關資料，並表示自己已發表三篇關於BPC-157的論文。“但我只是一個人，”他說。（李的論文未設定隨機對照，最大的一項研究僅納入十六名患者，發表在一本不知名期刊上。）離開時，李遞給我一本他寫的書。扉頁上，他簽下名字，還附了一句話：“與多肽相伴，樂享生活。” ♦ (邸報)

從醫療行為到金融產品的結構拆解在美國，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理解這個社會，不是因為收入，也不是因為工作。而是因為——👉一張醫療帳單一、一筆費用，為什麼可以“沒有上限”？在美國，一次普通就醫可能出現：急診：$3000+檢查：$5000+簡單治療：上萬美金很多人會問：👉 為什麼沒有統一價格？答案是：👉這裡不是“收費體系”，而是“定價體系”二、醫療系統的本質：三層資本結構美國醫療，並不是一個單一系統，而是三層結構：1️⃣ 醫療機構（醫院/診所）👉 提供服務，同時擁有“定價權”2️⃣ 保險公司👉 決定“實際支付價格”3️⃣ 藥企👉 掌握“藥品定價權”👉 這三者共同構成：一個典型的資本協同定價系統三、同一項服務，為什麼價格可以完全不同？在美國：👉 同一個檢查，不同人價格不同原因是：是否有保險保險等級醫療網路（in-network / out-of-network）👉 價格不是固定的👉 而是——因人而異的金融定價四、醫療的核心邏輯：不是治病，而是“風險交易”這一點，是最關鍵的👇在美國：👉 醫療本質上是一個風險市場你支付的不是：👉 當前的治療費用而是：👉未來風險的避險成本五、為什麼帳單看起來“混亂甚至不合理”？很多人拿到帳單的第一反應是：👉 “是不是算錯了？”但實際上：👉 不是錯誤👉 是結構設計因為帳單裡包含：原始定價（極高）保險談判價格（折扣）自付部分（個人承擔）👉 這是一個多層定價博弈的結果六、真正的問題，不是貴而是——👉你是否在這個系統之內在美國：有保險 ≠ 便宜沒保險 = 高風險👉 你不是在選擇“花多少錢”👉 而是在決定：你承擔多少金融風險七、GFM核心判斷👉 美國醫療的問題，不是成本問題👉 而是：一個被高度資本化、金融化的定價系統八、真正的分界線👉 不是有沒有錢看病而是：👉你是否理解這套規則，並能夠利用它當醫療從“公共服務”變成：👉 “金融產品”那麼普通人面對的，就不只是疾病而是——👉一整套定價系統 (亞太直通車)